傳統經驗和法治思維

『壹』 如何培養公民正確的法治意識

1、通過學校教育的正確引導，使他們樹立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權威的理念，培養秩序與自由相統一的法治觀念，引導他們確立權利義務相一致的規則意識，踐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行為准則。

2、加快普及國民素質教育 。通過大面積普及國民素質教育使全體社會成員都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養，使社會成員都具有較強地獲取知識技能的基本素質和能力，具有較強地獲取和應用法律知識的能力。

3、提高普法工作水平 。普法工作應以提高公民法律素質，推進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為目標，以灌輸給公民現代法的基本觀念為主要內容，重點在於對公民權利意識、訴訟意識和法治意識的培養。

4、完善法律體系建設。完善法律體系就是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水平，使所制定的法律更具有嚴密性、具體性、可操作性，能更加有效地規范和制約現代社會生活的運轉。

5、建設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我們今天社會所呈現的法律意識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知識宣傳普及的結果，而不是從社會現實和文化深層生長出來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宣傳的社會效應和效果，這也是法律意識提高的一種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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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公民的法治理念、培養公民的良好法治思維習慣，是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關鍵。公民的法律素養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准。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

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但是如今，有些公民，包括個別黨員幹部，遇事第一時間、第一思維，不是依法、求法、找法、靠法，而是求人、找人、靠關系、走後門解決問題，化解矛盾，最後被逼無奈才走法律程序，把打官司告狀當醜事。

在他們心裡，人大於法，權大於法，甚至有人拿法律當兒戲，這都是缺少法治理念、法治思維習慣的表現。

《決定》指出「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為依法治國指明了方向，如何培養公民的法治思維習慣是提高公民法律素養的關鍵、前提。

多年來，我們在立法的修改、完善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這只是第一步，如果第二步跟不上或者脫節，法律再完善，也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必須在普法上下功夫、做文章。

普法，就是讓公民了解法律，有計劃、有組織、有重點地利用各種途徑，多種形式普及法律知識。如利用媒體開展法制講堂、課堂、會議、學習培訓等，讓普法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形成氛圍、環境。

學法，就是讓公民掌握法律，學習法律常識、知識，學習法治思維，增強法治理念，遵法、守法。目前，應該從小學生抓起，讓法進課堂，開辦法治課，從小就讓學生掌握法律知識，打上法律烙印，養成法治思維習慣。

作為黨員幹部要帶頭學法，做學習法律的模範，帶頭、帶領、帶動全民族學法熱潮，樹立正確的法治理念，形成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社會風氣。

用法，就是讓公民駕馭法律。法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器，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律，不成社會。法律是保護公民自身與他人的雙刃劍，普法、學法的最終目的是用法，學會用法律武器，小到修身、齊家，大到治國、平天下。

有法、守法，天下太平，無法、違法，天下大亂。教育引導公民在日常學習、工作、生活中，運用法治思維思考問題、處理問題，提高自己的用法水平，這是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也是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關鍵。

參考資料來源：光明網-培養公民良好的法治思維習慣

『貳』 闡述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並結合現代社

一、主要內容與歷史地位

（一）法自君出
既皇權至上的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賦予君主「順天行誅」，皇帝一言而天下法，君為「三尺法」的最高主宰。「詔」「令」「敕」「格」「式」「例」皆由「欽定」，君主對法律可更、可補、可締(」罪加一等「「大赦天下」「功過相抵」.....)，而法律對於侵犯皇權的任何言行，都被視為是違反「天常」的第一重罪。
這種思想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
（二）禮律結合
禮治與法治相融合。
「法治」主體是君主專制官僚政體（春秋戰國以來），講究」以力治人「、以」成文法「治人。 禮治則以家族宗法行為規范及倫理觀念為主體，講究」以德服人「，以「判例法」治人。兩者會產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統治方針矛盾與執行策略矛盾，但「禮治」「法治」皆為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產物，儒家從維護宗法社會到維護封建自然經濟，法家則從維護封建自然經濟到維護宗法社會，兩者以「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達成分工各異而目的相同的絕妙統一。（例：《唐律》「十惡」：維護宗法家族秩序與維護集權專制政體共占」九惡「，且平均分配，僅」一惡「為民）。這種二元的法律價值觀使人不僅成為人，還須履行家族宗法和國家賦予的雙重義務，而封建法官卻不得不在禮法和國法之間尋求平衡。這種混合法不僅構成了封建法系的重要特徵，還是體現了中華法系的優越性。
（三）三綱為本，法有差等
三綱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及精神支柱，是封建法律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則。
三綱要求確立並遵循的貴賤、親疏、尊卑、上下、長幼的嚴格等級次序，並被認作關系「王道」得失的不可逆的社會關系基礎。（《白虎通義·禮義》：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焉」。）
在獄訟中，家族法規被視為國家法律的一部分，而等級關系則成為首要考慮要素。首要保障皇權神聖不可侵犯。其次，一方面嚴懲罪犯，另一方面賦予「尊者」法律特權，強調 「嚴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或 「正父子之倫，定男女之別」，維護封建特權，造成法律不平等。
（四）德主刑輔，先教後刑
這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德刑關系原則。
孔子到董仲舒都強調道德教化而後重視刑罰，主張以德服人，先教後刑，同時強調 「德政」。
（五）應經合義 原心定罪
據儒家經義解釋律法。僅是對於立法和法律注釋的要求，也是對於司法實踐的要求。同時要求在法律規定之外，引據儒家經義決獄。重點審判犯罪者動機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必須嚴懲；如合乎，雖犯法亦可從輕論處。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影響了漢武帝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法律理論及實踐指導核心 , 對封建社會的立法和司法活動起著支配作用。

二、對現代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影響公民的民主精神覺醒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人治、特權、尊卑及懼法厭訟等觀念仍然具有強勁的歷史慣性，以各種途徑和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續。平等、自由的觀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難以接受，權大於法的特權意識根深蒂固。
（二）影響個體利益的社會重視及保障
構架於儒家哲學基礎之上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注重以道德教化平息紛爭。為了息事寧人，往往忽視是非曲直。過分強調秩序與穩定，必然妨礙自由、平等及個體利益的保障。對現代中國人文仍有著持續的影響，個體利益的式微至今改觀不大，在應該出現公民意識的地方，法律對個體的保障任重道遠。
（三）影響現代法律、法制及法學思維邏輯。
現代法治與傳統法治思維方式交織扭曲。經學思維模式仍在影響現代法學、法制與法治。壓抑了中國法學的繁榮發展（缺乏思想創新，缺乏學術流派，缺乏學術個性）。派生性思維大於創造性思維。人情先於法律的觀念至今仍無法克服(「人情案」、「關系案」、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

三、積極影響
（一）讓中國優秀傳統價值觀傳承至今
「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提醒國家」以德治」，法德並用，講究人情更講究倫理道德，以道德規范及約束自己，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進步
（二）讓現代法律更加人性化
現行立法借鑒了「人倫思想」的合理成分，維護家庭和睦及穩定成為人們的一項基本的道德義務。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對社會倫理道德的重視，對遵循公序良俗的考量，可以讓法律更加人性化
（三）對現代法治建設具有指導意義
我國的社會轉型充斥各種利益矛盾與沖突，大量犯罪現象時有發生。面對犯罪率不斷上升的社會現象，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目的——「防患於未然」，儒家文化的「以史為鑒」，都在提醒及指導現代社會應加強道德教育，減少法律實施的壓力和困難。
（四）讓中國社會治理更趨穩定
中國傳統道德（相當一部分）至今仍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設），對規范國人行為，維護穩定有著積極的作用。
1、「明德慎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人定國、抑制暴政、撫恤於民的作用。
2、「禮法合治」：強調犯罪綜合治理，既將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統為一體。通過發展經濟、教化改造等一系列措施來預防犯罪。

問題過於龐大，未盡之處，可共探討之

『叄』 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維的基本要素

所謂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決法律問題的習慣與取向。在通常情況下，法律問題往往還包含著政治、經濟或道德問題，可以從道德的、經濟的、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但一旦這些問題被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就應當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來思考與處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按照法律思維思考與處理問題，與按照道德思維、經濟思維或政治思維思考與處理問題，會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結論，但在某些情況下，則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例如，欠債還錢是幾乎所有社會普遍通行的一項道德原則。法律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利，但法律中有訴訟時效的規定。按照我 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債權人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債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也就是說，如果債權人在二年內既沒有向法院起訴債務人，也沒有向債務人提出還債要求，而且債務人也沒有表示要償還債務，那麼債權人的債權就不再受法律保護。法律雖然不強迫債務人履行義務，但並不反對債務人自行履行，因為從道德上說，一項債務不論過了多長時間，債務人都有義務償還。在此類情況下，法律思維與道德思維之間即產生了沖突。必須強調的是，在對法律問題的思考與處理上，法律思維應當優先，不能用道德的原則和道德評價取代法律的規則和評價。

『肆』 論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

自從國人認識到中國必須走法治之路開始，關於中國法治之路該如何走一直存在 種種議論和爭論。縱觀這些議論和爭論，大致可分兩個方向的探索，一個是在法律之外尋求 實現法治的道路，另一個則是從法律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中國的法治道路。然而無論是從法 律之內還是法律之外探討法治的實現之路，都需要依託於一定的思維。本文試圖從思維的領 域出發，著重分析論證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以期能服務於中國法治的實踐。 [關鍵詞]： 法治 法律思維 辯證思維 邏輯思維 隨著學界對於法治問題探討的不斷深入，當下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法治問題不僅僅 是由制度及規范所生成的，還包括與制度規范並存的法律思維。」 如鄭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實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 他還進一步闡述道：「法治固然取決於一系列復雜的條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條件而言，必須存在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思想方式，即只有當人們能夠自 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經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來思考問題時，才會有與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為方式。」 然而，這種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應當主要是一種邏輯的思維，但其並不具有絕對的主導性。這主要是由 於受到我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國建國後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思維灌輸的慣性作 用，對這種邏輯思維的認識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後現代思潮對於傳統邏輯的批判的影 響，使得一部分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對這種邏輯思維主導的論斷產生了懷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辯證思維是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的謬論。本文則是針對這種現狀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維、邏 輯思維、辯證思維的概念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和論證邏輯思維與法治的關系以及辯證思維與 法治的關系，最終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為邏輯的結論。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於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特徵，在運用抽 象思維進行抽象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的方便人們進行交流的一種工具或符號。由於人的不同， 人的認識能力和抽象思維是存在差異的，這就導致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對於本問題的有關概念的界定，將既有利於文章對於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論證又 及方便人們對於本文所論述內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關於法治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和豐富的過程，在 其發展過程中常常受到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對於 法治的定義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將法治定義為： 法得到普遍遵守與良法。英國法學家戴雪則將法治定義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 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實際判決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義如何發展與演變，學者們以何種形式的修辭來闡釋，法治的基本特徵「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價值「權力制約」和「保障自由」等內容是無法改變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現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制度形態和法律精神。它意味著在觀念 上法律權威、地位高於一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制約」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無論 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各國的法治發展來看，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一是民主政體，二是國家權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據孟德斯鳩的觀點，實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決國家權力配置的問 題。國家權力配置的問題是法治的核心問題，國家權力配置包括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約。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權才有可能去實現其他權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會極為重要的價值理念。 基於此同時結合到我國的國情，筆者認為可以法治定義為以法律至上為基本理念的，以權利 合理配置為基礎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權為目標的，依良法的普遍實行為手段，社會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維 學界比較關注法律思維的研究，而這方面的成果也較為豐富，表現在法律思維的定義上， 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法律思維的定義有很多。從總體來說，對於何謂法律思維，人們大體有 以下幾種認識： 1、法律思維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維是人的大腦對存在的認識和思考。法律思維則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 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 2、法律思維是法律職業者(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法律知識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判斷並得出結論的過程。如周曉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這種意義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維的。 周曉春指出，所謂職業法律思維，是指運用法律基礎理論、專業術語、專業邏輯分析、判斷 問題的認識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維的主體，即不再將法律思維做泛主體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於法律職業共同體。 3、從法律思維的功能角度對法律思維加以界定，即將法律思維界定為實現法治的方法。 如叢濤，曹潔。法律思維是將法律、事實、方法等整合運用以實現法治的最佳步驟或方法。 4、從法律思維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維，如鄭成良、陳金釗等。鄭成良是國內比較早研究法律思維問題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法治就是一種思維方式，「所謂法律思維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邏輯(包括法律的規范、原則和精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 式。」他認為法律思維應當「圍繞著合法與非法來思考和判斷一切有爭議的行為、主張、利 益和關系」。 5、從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相結合的角度來定義法律思維。如堪洪果即是從這一角度認識法律思維的。「法律思維，系指生活於法律制度架構之下的人們對於法律的認識 態度，以及從法律的立場出發，人們思考和認識社會的方式，還包括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運 用法律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式，它的一端便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上層面，聯系著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內蘊、品格和精神需求；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法時， 它的另一端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下層面，它在對解釋、推理、論證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參見周曉春：《法官職業法律思維:經臉組法官向知識型法官過度的橋梁》，載《中國律師》2000年第12 法律思維應當包括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兩個方面。法律思維是對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溝通二者的橋梁。「法律思維是主體融會法 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法律的再認識和再把握的過 程。其中，法律思維方式表現為法律思維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 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法律思維方法則是主體解決法律問題所應用的工具，其主要有兩個 層面，即作為思維過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范春瑩關於法律思維的界定較為恰當。法律思維首先應該是一種思 維方式，具有所有思維方式所共有的屬性同時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現為法律思維 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其次它應該是一 種思維方法，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為方法對人處理法律問題的有用性，主要是作為思維過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釋、法律推理、 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三）邏輯思維 從字面意思來看邏輯思維是由邏輯和思維兩個片語合形成，思維是這一概念的本質屬 性，而邏輯則體現了這一概念所獨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麼是邏輯思維，首先就得明 白什麼是邏輯。關於邏輯的定義有很多，詞典上將邏輯定義為人的一種抽象思維，是人通過 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思維過程。美國學者約翰杜威從邏輯發展 的角度出發，認為邏輯是人們對於所有方法的長期實踐過程逐漸形成的對於正確的方法的自 然選擇和進行理性研究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學問。 認為邏輯是人們思維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是一種人們最常用的一種方法。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結論的 得出都必須藉助於邏輯的方法。從法律思維三個關鍵的領域：法律的獲取、判決的證成、概 念和體系的建構，該學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邏輯必然要經過三個不同階段三種不同意義上的推 論，即：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 綜上所述並結合到上文對於法律思維的界定，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 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維過程。它主要有兩個特徵，首先它 是一種思維，是人通過大腦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或改造的過程；其次它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抽 象思維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斷、推理、論證等），從而使人在思維過程中形成一定的結論。 （四）辯證思維 恩格斯認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 運動的反映而已。」 龔家淮分別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個方面出發將「辯證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對客觀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及其運動變化的反 映。辯證思維對事物的反映是主動的、有目的的，並且具有預見性和創造性。」 和「辯證思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人類認識並且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 筆者認為辯證思維是以辯證證法為基礎的一種思維，因此辯證思維具有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盾、運動、 變化、發展。而辯證思維最基本的特點是將研究的對象看作一個整體，從其內在矛盾的運動、 范春瑩：《法律思維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10 月，第24 參見[美]約翰杜威：《邏輯方法與法律》孫新強譯，載《人大法律評論》2011年第一輯。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變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中進行考察，以便從本質上系統地、完整地認識對象。此外辯證思維還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經驗的歸納總結而形成的一種普遍的規律的結合體，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環性。筆者認為從辯證思維的特性來看其更傾向於指導人們全面的、系統的認識事 物，而對於人們該如何地去改造客觀事物的作用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的不如邏輯思維那麼明 顯和直接。 二、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 在上文對於法治和辯證思維概念的准確界定的基礎上，下文將著重分析論證法治與辯證 思維的關系以及法治與邏輯思維的關系。在這個部分筆者將主要以下四個問題入手，分析和 論證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的關系。一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二 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一）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 法律思維是對於法治實現的意義不言而喻，因此要論證一種思維，是否是服務於法治的 思維以及是否為法治的主導思維，首先需要論證的是它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在這一點上筆 者試圖從概念界定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結合到上文對於辯證思維和法律思維的定義來看。 辯證思維是一種以辯證法為基礎的思維，它包涵著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 盾、運動、變化、發展。而這也決定了辯證思維所具有的特性：相對性、運動性、主觀性。 這與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絕對性、穩定性、客觀性，是相違背。在 絕對性上，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要求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堅持法律的絕對 權威；而辯證思維所主張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處在一定的矛盾體系中，這個體系包 括事物內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並不存在絕對性，而是相對 的。這於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所倡導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絕對權威等絕對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穩定性上，法律思維首先以法律規則的穩定性為前提進行分析論證，大致能得出一個 穩定的預期，這就滿足人們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時也節約了社會成本，從而達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標和價值，並使法治得以鞏固和發展；然而辯證思維所倡導的是，事物是運動的事物， 事物的運行性是絕對的，而靜止則只是運動的一種特例，這種運動性的辯證思維，將無法滿 足人們對於法律的穩定性的需要，對於法治的實現更是一種阻礙。在客觀性上，法律思維作 為一種思維方法，是一種通過綜合運用固有的抽象思維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進 行推理和論證最終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具有較強的客觀性；而辯證思維，雖然其倡導 者將其定義為人類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事實上由於缺乏客觀的方法使得這種思維具 有很強的主觀性，而有這種思維所得的結論也是具有很強的主觀性，這與法律思維的客觀性 是相違背的，這與法治對於結果的客觀性的追求也是相違背的。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辯證思 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 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維過程。邏輯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從縱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學誕生之日起，其就被廣 泛的適用於前者的思維領域，可以說邏輯是法律能運作以及法學能成為一門學科的根本。雖 然霍姆斯認為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不是邏輯，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邏輯似乎對於法律並不是 最重要的，但這完全是一種缺乏語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說這話主要是對傳統僵化三段論 的邏輯模式的一種批判，而這並不是對於邏輯思維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邏輯思維對於法律的 重要性。從橫向上看，學者們在對法律思維進行定義時總是要在定義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邏 輯的字眼或邏輯的方法等，這也證明邏輯思維對於法律和法律思維的重要性，兩者在概念上 是難以分開的。而當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來界定是，我們可以看見這種思維方法與邏 輯思維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為定綴對此加以限定。而從功能的角 度來看，邏輯思維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進功能，即通過對於客觀事實的抽象形成滿足於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從而促進法律發展；具有司法的適用功能，孟子說「徒不能自行」，這句 話的原意是想強調人在法律適用中的重要性，其實更確切的講，人的重要性體現在他能運用 邏輯思維的方法，通過對具體的案件事實的梳理，對已有法律的發現，並將發現的法律與具 體的案件進行客觀的推理和論證得出一個合法合理的司法結論，全過程都體現也都需要人對 於邏輯思維的運用。因此，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法律思維而且也是唯一滿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維。 （二）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雖然在上文中已經論述了辯證思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更不可能滿足法治發展的需要。 而邏輯思維則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導思維。但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的現實中是這樣的嗎？是不 是存在應然與實然的悖論呢？而當下中國法治進程的主導思維究竟是邏輯還是辯證呢？ 筆者認為這的需要從主體入手即從推動法治的力量入手進行分析。從大的方向上我們可 以將中國法治的推動主體劃分為官方、民間、法律人這樣的三個主體。事實上這三個主體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問題和漏洞 ，但是這里為了方便我們的討論，假定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長期內不可能改變。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官 方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是政治思維，即具有很強的命令與服從的色彩，又具有運動式的色彩， 此外，比較關注行為的的效率與效益，對於程序具有很強的排斥性，最後應該是中國所獨有 的具有很強的政黨性；而法律人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主要是以邏輯思維為主導的法律思維， 即在思維主要依靠嚴密的邏輯的思維，在方法上綜合運用各種邏輯的方法，既具有嚴密性、 客觀性的色彩，同時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義、完美主義的追求；最後是民間主體的思維，民 間主體的思維本身具有很強的矛盾沖突，主要是當下中國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思 維也處在一個轉型時期，筆者認為民間思維主要是介之於官方思維與法律人思維之間，缺乏 其獨特性，如果其有獨特性就是其內在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決定主導思維的主要是主體的力量和實力占優勢一方的思維。通過各方力量和實力的對 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下在中國的三個主體中最有實力的是官方，而且這種實力差距非 常的明顯。即官方處於中國社會的力量的絕對中心，其他兩個主體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因此， 中國當下中國社會法治的主導思維實際上政治思維。現實中各種與這種思維相違背的思維， 都會受到這種思維的打壓，而這種思維在法治的實踐中享有絕對的話語權。而所謂的辯證思 維不過是這種思維用來打壓邏輯思維的一種工具而已，而邏輯思維也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 成為一種應然的中國法治主導思維。 三、結論 從上文的論證來看，我們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應該也必須是邏輯思維。但是這一 點在當下我國社會中表現的並不那麼明顯，主要是受到來自傳統思維的挑戰如辯證思維以及 極為強勢的政治思維的打壓。正如陳金釗老師所言「我們傳統文化的整體性不是很重視邏輯 分析，混沌、整體、辯證地看問題是我們思維的特點。正是因為整體性思維忽視形式邏輯， 使得與法治相適應的思維方式難以在全民中形成，這成了我們進入法治時代的一個障礙性因 而法治建設需要的是一種以邏輯為主導的法律思維，邏輯思維是法律思維的基礎，離開演繹推理、類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將寸步難行。「對於我們這個不重視邏輯的民族來說，對 邏輯絕對化的批判對我們沒有現實意義。」 而為了推進我國法治建設和進程，我們需要做的是運用邏輯規則來保障法律意義的固定性，以便給人們以可靠的預期，重塑法律的權威。此 外我們應該明確的是：法治覺不是一個朝夕之間就能實現的目標，而是一個漸進式發展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在法制實踐中堅持運用邏輯思維來指導和幫助我國的立法、司法、執 首先是三個主體的稱為的不恰當，應該是三個群體更好，其次是每個群體中的各個個體不一定都持著一種思維，再次是忽略了群體中個體的思維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實上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法工作，盡量減少來自政治思維和傳統思維的干擾，在點滴的積累中逐漸實現我國的法治。

『伍』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為什麼必須弘揚社會主義精神

這是因為，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是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內在動力。無論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還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都離不開法治文化在精神與價值層面上的培育與熏陶。唯有讓法治成為一種文化、一種信仰、一種核心價值，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才能實現真正的良法善治。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制度、機制、文化的有機統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在著力完善法律制度、加強法律實施的同時，在繼承歷史傳統、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調回動全社會的力量，不斷完善機制、創新形式，著力建設社會答主義法治文化，使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思維在全社會牢固樹立起來。

『陸』 為什麼說「治國必先治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執政地位和肩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必然選擇。
堅持法律底線不可違。底線是做人的基石，是處世的最起碼准則，是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也是黨員保護好自己政治生命的客觀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並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保證領導幹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黨員幹部做人做事，務必堅守法律底線。人人心中都有無形的底線，時時制約著人們的行為。黨員幹部必須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自覺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謀劃工作時的法治思維、處理問題時的法治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黨紀國法不能成為「橡皮泥」 「稻草人」，違紀違法都要受到追究。黨員幹部要明確法律底線，增強法紀意識，帶頭學習法律、掌握法律，學會用法治思維來處理問題，只有時刻敬畏法律，牢記「權在法下」，才能心存憚慮，不以權代法、以言代法，才能夠守得住做人做事的法律底線。
堅持紀律底線不可踩。做合格黨員，應當堅持高標准，嚴守紀律底線。對於每一位黨員幹部而言，守紀律、講規矩應該成為一種習慣，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守住紀律底線，首要的就是守住政治紀律底線。黨規黨紀體現著黨的宗旨，既是黨員幹部不可逾越的底線，也是管黨治黨的尺子。守住紀律底線，就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從根本上解決好「不敢」「不能」問題。黨章、黨規、黨紀是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的具體體現，也是全體黨員的行為規范和行動准則。守住底線是堅持高線的必然要求，黨的紀律和規矩不彰，堅定理想信念宗旨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黨員幹部要始終做到在政治上清醒堅定，在重大問題上旗幟鮮明、經得起考驗，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決議決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性鍛煉，充分發揮表率作用，自覺踐行廉潔自律規范，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黨員幹部應用黨紀黨規來內塑精神、外強筋骨，使紀律規范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堅持理想、信念、宗旨「高線」，堅決杜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象出現。要把挺紀在前體現在日常監督管理之中，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不斷強化不敢、知止的氛圍，使紀律和規矩成為黨員的內在信念、全黨的行為自覺，著力營造良好政治生態。
堅持道德底線不可逾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所謂官德，也就是從政道德，是為官當政者從政德行的綜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風等方面的素質。」德乃官之本，為官先修德。因此，黨員幹部要加強思想道德修養，注重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確選擇個人愛好，慎重對待人際交往，做到明辨是非、克己慎行。 當今社會，機會多了、陷阱多了、利益多了、誘惑也多了，手握權力而地位特殊的各級領導幹部容易成為各種別有用心者「圍獵」的對象。一些領導幹部，在踏入腐敗之門產生蛻變之前，絕大部分根子是好的，有的還是所謂「根紅苗正」的紅二代，但隨著職務的升遷，權力的增大，在糖衣炮彈的攻擊和權、錢、名、色的誘惑下，道德底線開始淪陷，貪婪的人性慾望開始膨脹，由一開始的擔驚受怕變成了心安理得，由被動接收到主動索取，在不知不覺中破了「底線」撞了「紅線」，最終成為「落馬者」。做人講人品，為官重官德。道德防線和紀律防線，是黨員幹部的生命線，守住了生命線就守住了未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表明：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紀律面前沒有特殊黨員。依規治黨、以德治黨，黨規黨紀是管黨、治黨、建設黨的重要「法寶」，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加以完善，才能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提供製度保證。黨的幹部，是黨的事業骨幹，是人民的公僕，要常懷律己之心，時刻牢記自己是公僕。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補足精神上的「鈣」，增強自身涵養和抵制各種歪風邪氣的能力，著力營造良好的政治生_，深入群眾添底氣，遠離喧囂戒俗氣，不為物役、不被利誘，不為私心雜念所困、不被個人名利所擾，清清白白做人，乾乾凈凈做事，用對黨絕對忠誠的決心堅守一名共產黨員的道德底線。
（作者分別系商丘市婦幼保健院院長、書記）
作者：范中山 王君
來源：《決策探索》2017年04期

『柒』 為什麼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同時強調，「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這些論述深刻闡述了守法意識、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重要性。
人類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銘刻在石柱或銅表上，但鑄鼎未必傳世，勒石未必長存，真正流傳下來的是「銘刻」在全體社會成員心中的法治精神。歷史發展表明，只有法律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規則，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法的意義、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現出來，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終落地。因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要達到「全民守法」的目標，必須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進法治社會的發育，以司法的嚴謹、執法的嚴格來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覺性。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司法公正對於社會公正的引領作用，並在此基礎上，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讓人民群眾在每一件具體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對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權威，他們對法律的態度才能由認識到遵守，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覺，自覺守法要靠各行業、各領域的自我管理來培育。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同時，也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使各行業、各領域的從業者，真正在實實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點一滴培養起社會責任意識和法治精神。

推動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設，離不開類型多樣的宣傳與教育。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已經完成了以全體公民為教育對象的五個法治宣傳教育五年規劃，「六五」普法規劃正在進行中，普法內涵不斷豐富、領域不斷拓寬，已經成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我們要在全民教育基礎上，繼續推進針對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法治教育，不斷創新宣講和教育方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以精準滴灌和春風化雨的形式，將法治教育送入街頭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經過多管齊下的法治教育、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識才能蔚然成風，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才能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落地生根，並為全面深化依法治國夯實堅實的社會基礎。
參考：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31/nw.D110000gmrb_20141031_1-02.htm

『捌』 如何從傳統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

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迸發巨大活力的同時，各種困難和問題也開始凸顯。例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葯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4]。要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必須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解放思想，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具體情況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克服已有的經驗和模式，探索出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要求執政黨充分意識到：要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就要改變原有的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結構，確立多元化治理結構，實現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重新定位。摒棄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引導、服務社會的觀念；摒棄政府統治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與社會合作治理的觀念。
第二，要形成政府、社會和公民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最大程度地激發社會活力。政府應改變原有的主導和控制觀念，尊重和公平對待合作夥伴；要適當放權，統籌兼顧，減輕自己的負擔；要相信和理解社會，重視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是連接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是連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紐帶。要鼓勵高效的、為公民所認可和接受的社會組織的發展，「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5]。
第三，支持公民在法治框架下廣泛參與社會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5]依法治理社會，要求政府全心全意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社會治理不僅需要政府承擔起部分責任，更需要公民自己負責。要在法治的框架內，建立和完善公共參與機制，鼓勵公民通過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去參與社會事務，關心公共事務，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這種公平是社會各階層共存共生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公平。依法解決社會矛盾，特別是上訪等，要破解「信訪不信法」的困局，加強法制宣傳，強化教育疏導，引導公民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