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下降

1. 分析中國沒有走上法治道路的原因

要想改變一個社會，特別是像中國這樣有幾千年歷史的社會是非常難的。守舊的勢力非常強大，以往的體制內的變革往往都是舊勢力取得勝利，變革勢力被打壓下去，這樣一拖延，往往就是幾十年或一個世紀過去了，社會存在的問題依舊，最後的解決辦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亂，所有的階級在這個過程中同歸於盡，然後再重新洗牌，重新開始。

任何改良在中國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整體缺乏妥協精神，得勢不饒人，但最後都不得其善終。慈禧不僅害了大清國，害了「龍子龍孫」，更害了中國百年，最後連自己精心修築的墳墓——她妄圖死後繼續生活的天堂，也沒有避免被強盜盜掘和揚屍的結果。

中國的政治文明進展緩慢而且艱辛，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整體民智未能開發和開放。我們背負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沉重包袱，自大、自戀，閉國自守，可當國門被打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就傻了眼，但還不服氣，實在沒有什麼可炫耀的了，還有四書五經，還有用神秘主義包裝起來的那些體操格鬥之類的東西，嚇唬嚇唬洋人，也欺騙欺騙自己。

專制的實質是強加於人，即把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其實在專制的社會里專制的思想並不是最高領導人所獨有的，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所以由專制轉向民主，並不只是改變個別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碼是大多數人，改造一個社會。

那種認為改變或更換一兩個領導人就可以辦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確地說，葬送戊戌變法的並不是慈禧太後一個人，而是中國社會里千千萬萬個蒙昧的華老栓，這就是魯迅棄醫從文、大聲吶喊的原因。

時至今日，在我們周圍，依然有那麼多的華老栓、華小栓，我們仍需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2. 魏國君主因為什麼錯誤，導致魏國在法治變法後跌落了神壇

戰國風雲，七雄並立，群雄逐鹿，為了爭霸圖強，各國都通過各種手段競相發展自己的實力，因而，這個時期，各類變法層出不窮；各大諸侯國為了保證自己的國家地位，也為了能夠拉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差距，在變法改革這條道路上進行了較多的嘗試，例如：法治變法、術治變法、吏治變法、軍治變法等等。

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告訴我們，歷史的發展是有它特定的規律的，在某些特定時期雖說沒有最好的發展方式，但一定有最適合那個時代的發展特點，所以各類變法所取得的結果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各類變法在不同國家實施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例如，齊國和魏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其實齊國進行吏治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讓齊國在戰國時代崛起，能夠為自己的國家謀取更多的利益，而魏國實施吏治變法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掩蓋它未能繼續推進法治變法的不足，只不過是君主的一個小伎倆罷了；因此導致一個國家是全心全意的組織變法，而另一個國家則採用的是滿不在乎的態度，自然而然的就會導致最終的結果不同了。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魏國和齊國在變法道路上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再加上它們本身所處的外部環境的差異，導致了它們在確立王道政策在國家發展中地位時，有了不同程度的偏差，而這種偏差也導致了它們在最終結果上面的差異。

事實上，魏國本身是擁有比其它國家更好的發展優勢的，它是最先採用法治變法富國強兵的國家，如果它能夠一直堅持法治變法的目標，能夠一直貫徹李悝變法的政治措施，那麼一定能夠更好地領先於其它的國家。

但魏國卻放棄了法的統治道路，用了一種與法治近乎相反的王道來掩蓋它發展的不足，最終蒙受了巨大的失敗；可以說，魏國是戰國歷史上最讓人惋惜的國家，實力最先強大，它曾經有著最大的優勢統一中原，最終卻獲得了最為凄慘的結局，這是值得我們後來人深思的地方；很多時候只有將創新和變革貫徹落實，才能夠收獲完美的結局。

3. 你認為法治建設如何與道德平衡

之前有一個新聞的曝光可以說是讓我震驚，瓜農為捉賊而付300賠償，原因是采瓜而不是偷瓜，一些網友也對此表示評論，認為執法人員是不公平的，確實，在公眾的道德認知中，未經所有者許可而直接移動他人的物品，無論物品的價值如何，都應歸類為竊取，並應受到法律的懲罰，警察局允許瓜農補償偷竊者的傷害費用，並拒絕就群眾的搶劫行為提起訴訟。

瓜農的無奈

無法通過向政府部門尋求幫助來獲得所需的東西，他們甚至不得不承擔他人的損失，人們感到不公平法治是社會的公平規模，它高於社會公共秩序和，並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和懲罰力，但是，它不能與社會公共秩序和良好風俗完全分開，也不能與公民的道德認知背道而馳，只有當兩者相互對立時，才能形成更好的指導效果，使公眾有意識地尊重和實踐。

4. 以"讓權力下降 讓法治上升"為題的申論作文

讓權力下降 讓法治上升
現代法治社會本質上是「權利社會」而不是「權力社會」，法治社會要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權
利，因為「權力」只是手段，「權利」才是目的。然而由於國人對權力的迷戀已經深入骨髓，所以只
要是存在權力的領域就必然發生權力尋租，正像有人說到的「我國已經進入了全民尋租的時代。」當
下，我國社會各個權力領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權力濫用問題，這不僅會滋生腐敗，而且還會造成社
會不公，嚴重影響社會風氣，制約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要將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讓權
力下降，讓法治上升。

「讓權力下降，讓法治上升」是法律至上原則的必然要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
邦的總章程，我國將12月4日設立國家憲法日，不僅是增加一個紀念日，更要形成舉國上下尊重憲
法、憲法至上、用憲法維護人民權益的社會氛圍，構建法律至上的認知與信仰。法律是最高的准繩
和最後的裁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政府機關都要遵守法律、按法律辦事，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
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也沒有人可以擁有不受憲法法律約束的特
權，任何人違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徇私枉法。
「讓權力下降，讓法治上升」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偏私與不公的問題。國人對權力的崇拜，讓人
治理念堅不可摧，人治的最大弊端就在於不可避免的偏私與不公，以權謀私、因私廢公的情況就必
然會經常發生。相反，在法治社會，法律具有最高權威性和最大強制性，可以對權力進行有效規范
和約束，從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因個人的情感偏私而導致的不公，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概言之，法
治具有公正性的巨大優點，這也就是我們必須奉行「讓權力下降，讓法治上升」的原因。
隨著我國改革逐漸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糾葛交織、社會矛盾多
發，用精細化、集約化的法治來約束權力，是防止權力「越軌」滋生腐敗問題、平衡展紅利與風險
的必然選擇。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准確把握權力邊界，如何用鐵的
規矩處理好權與法、權與利、權與民等關系，則是影響深遠的重大課題。用法律制度手段約束公權
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是對權力進行制約的最有效途徑，也是依法治國、實現良政善治
的關鍵所在。

5. 中國現在是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懲治不能凌架於法律之上的弱勢群體.
適度減少對國家機關或機關個人合理捐贈財物者的刑罰.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話為基本依據,以國家暴力機構日益下降的執法素質為主要准繩,實行以法治國.

6.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

7.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8. 你認為當前法治建設最需要解決的忽然出問題的是什麼列舉3一4個

1、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2、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3、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朝野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8)法治下降擴展閱讀：

應對措施

1、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3、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9. 當前我國法制建設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相繼頒布了婚姻法、「五四憲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規，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新生政權的鞏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後來不太重視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法無天的狀態，使黨的領導也受到嚴重沖擊，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到嚴重挫折。慘痛的教訓告誡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必須發揮好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否則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艘航船順利前行。

這30多年，我們之所以能創造發展的奇跡，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良好局面，可以說經驗有很多條，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正確地處理黨的領導和法治的關系，為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怎樣完成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怎樣應對嚴峻復雜的矛盾風險挑戰？

說到底，一個是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一個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用法治方式調節社會利益關系、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因此，在當代中國，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要始終正確把握兩者的關系，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確保法治中國建設行穩致遠。

(9)法治下降擴展閱讀：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國因法而治，因法而興。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國家；一個先進的政黨，必然是依法執政的政黨。

對於行進在現代化之路上的中國，法治是繁榮穩定的基石；對於掌舵民族復興航船的中國共產黨，法治是執政興國的支柱。現在，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面對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們黨要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法治是黨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要在黨的領導下使國家治理能力跟上時代潮流，就必須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

只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做到「三統一」「四善於」，才能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治是黨完成執政任務的可靠保障。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的規矩，規定了每個公民、法人、政黨、社團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范。我們黨要實現長期執政，帶領人民走好「中國道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為黨攻堅克難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可以說前所未有。矛盾凸顯期，面對多元利益訴求如何定分止爭，促進公平正義？

改革深水區，面對多樣實踐探索如何劃定邊界，掌握改革航向？社會深刻變革階段，面對多變思想觀念如何廣泛凝聚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越是在關鍵時刻，越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實現中國富強振興的征程中，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社會主義法治的有力保證，瑰麗動人的中國夢想將逐步變為現實。

10.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