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師中國政府管理與改革法治政府的評價標准
❶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❷ 我國法治政府的六大特點是什麼
建設法治政府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也是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維護群眾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各地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方面採取了許多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看到，一些人對法治政府的理解還比較簡單，致使法治政府建設在實踐中存在不少問題和薄弱環節。這就要求我們從理論上進一步把握法治政府有哪些特徵。
建設法治政府目標的提出，在我國經歷了一個過程。上世紀90年代，國務院提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這是我國政府治理理念的一大進步。2003年，國務院法制辦召開的全國依法行政理論研討會首次提出了法治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礎上，2004年國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從建設法治政府目標提出的過程看，法治政府中的「政府」是指狹義的政府，主要包括各級行政機關。法治政府的內涵主要是指各級行政機關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在行政理念、行政體制、行政規范、行政決策、行政執法、行政監督等各個環節貫徹法治的原則。建設法治政府，是基於行政權在我國政治架構中的重要地位和行政權易於擴張的特性，為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法治政府的內涵決定了法治政府必須是守法政府、民主政府和透明政府。
法治政府是守法政府。法治，在邏輯起點和制度目的上均在於通過法律制約公權力。因此，法治政府必然是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嚴格遵守法律的守法政府。守法政府的內涵包含兩方面：一方面，它必須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核心不在於權力的大小，而在於政府權力是受到法律嚴格限制的，其邊界是確定的、明晰的，政府行使其權力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當前，一些地方政府行使權力的邊界不夠明確和清晰，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這些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應當是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強調法律權威至上，政府違反法律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在違反法律後不承擔法律責任或者以政治責任、道義責任代替法律責任，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法治政府是民主政府。法治的重要價值在於實現民主、保障公民權利。因此，法治政府必須是民主政府，其權力的行使要充分、真實地代表民意，成為人民意志的執行者。這一方面要求行政立法和行政決策必須民主。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決策過程中，應採取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或者向社會公布草案等方式，廣泛聽取有關專家、社會公眾以及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實現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良性互動。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決策過程中沒有很好地發揚民主，行政行為看似有法可依，其實並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行政執法也必須民主。行政機關在作出對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不利的行政決定之前，應當告知並給予其陳述和申辯的機會，依法保障其合法權益。
法治政府應當是透明政府。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更好地接受社會監督，確保政府權力依法行使，成為法治政府。這就要求大力推進政府信息公開。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事項外，政府作出什麼樣的決策以及如何決策都要向公眾公開，行政執法的依據、程序和結果都要及時公布，以方便公眾監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使權力。信息公開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確、及時。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對信息採取「選擇性公開」，對自己有利的就公開，對自己不利的就隱瞞，這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❸ 法制政府的標志體現在那幾個方面
答：（一）體制方面：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個人的關系基本理順，政府職能轉變基本到位；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部門的許可權比較明確；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形成；行政權力與責任掛鉤、與利益脫鉤。
1、政府職能轉變基本到位，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個人的關系基本理順
法治政府所要求的政府，必然是職能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政府。政府應當履行哪些職能是自從有政府以來，無數思想家為之探求的一個重要問題。政府的權力過大，易於損害人們的自由和權利；政府的權力過小，就無法保證人們的自由和權利。因此，必須合理界定政府的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是一個高效而又有限的政府。在總結歷史教訓、合理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黨中央、國務院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將政府職能定位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這標志著我們對政府職能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經濟調節、市場監管是應對市場失靈的需要。政府到底應該履行哪些職能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分不開。建國初期，為了保證廣大人民的生存權和穩固新生的政權，我國實施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相適應，政府是全能政府。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決定政治，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求與其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再由政府用權力來配置資源顯然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市場經濟是競爭、自主、開放的經濟，「其運行的前提是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都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他們能自由進出市場，根據資源提供的價格，自由進行交換，經過自由競爭、自由選擇、自由組合、優勝劣汰達到資源配置的優化」1。然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並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主體在自發競爭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政府進行宏觀上的經濟調節；市場經濟主體為了逐利可能會不遵守市場競爭規則，從事違法行為（如制假售假），需要政府進行監管和規范，為各種市場經濟主體的充分競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社會管理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任何社會都需要一定的秩序，為了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任何形態國家的政府都必須履行社會管理職能。英國著名哲學家洛克的政府理論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借鑒。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們是平等自由的，但是，由於缺乏公共權威，人們的平等和自由經常要受到損害，為了擺脫這種狀態，人們決定將每一個人自身權利的一部分讓渡給國家「以確保每一個人更好的享受它剩餘的財富和自由」。這就說明，為了確保人們的自由不受損害，避免市場經濟下原子化的個人因為互相追逐利益而破壞秩序迫切需要一個公共權威的存在。它的作用是確定行為規范，解決爭端，維護秩序，簡單地說，也就是進行社會管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專門論述了國家進行社會管理必須履行的若干職能，其中包括：第一，國防的職能，「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 第二，司法的職能，「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結構」。 具體說來，社會管理職能包括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協調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等。
公共服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求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要惠及每一個人，尤其是對於平等的追求更加深了人們的這種願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順應民意，積極創造條件，保證每一個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更高的精神需求都能得到實現。同時，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勢必導致一些市場主體在競爭中失敗，從而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政府同樣也應當保障他們享有最基本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在當前，尤其要注意保護弱勢群體，讓他們也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文明成果。因此，政府必須提供一系列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公共服務職能。正如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所說，政府應當「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說，若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決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1具體說來，公共服務職能包括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實施公共政策、擴大社會就業、提供社會保障、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健全政務、辦事和信息等公共服務系統等。
政府職能要真正轉變到位，關鍵就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個人的關系。這就要求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一切非公共產品和服務都必須由市場來提供，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能越位。政府一旦作為市場經濟主體、與其他市場經濟主體一起向社會提供非公共產品，出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會利用其社會管理者的特殊身份和手中掌握的行政權力，影響和干預市場正常和正當的競爭秩序，這無疑侵害了其它市場經濟主體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政府還承擔市場監管的職能，政府自己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就形成了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局面，這顯然不符合規則。在中國，事業單位是一個龐雜的機構群體，各類事業單位共有100多萬個，人員編制總數為2000多萬。我國現有事業單位大多數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體制極不科學。目前，事業單位的類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承擔政府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二是公益型的事業單位；三是經營性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的大量存在強化了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公共事業只能由政府負擔。這嚴重影響了公共行政的多元發展，影響了政府的職能定位，也影響了政府的結構。今後事業單位的改革，應當將承擔政府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收歸行政機關，增強其責任意識；對於公益型的事業單位，可以繼續維持其事業單位的身份，政府將原本屬於事業單位的權力還給事業單位，使其自我服務、自我管理；對於經營性的事業單位，可以改制為企業，利用市場機制提高其效率並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只有政企、政事徹底分開，將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事情交給市場，將社會能夠自律管理的事情交給社會，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事情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充分調動和發揮市場、社會和公民自身能動性，政府職能才能真正轉變到位，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個人的關系才能理順。
2、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部門的許可權比較明確
政府職能從過去「無所不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的過程，不僅涉及政府職能重新定位，也涉及政府管理許可權的調整。中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縱觀世界許多國家的發展歷史，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劃分呈現這樣一種軌跡：分散——高度集中——合理分權。我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這種體制對於建立和維護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制定統一協調的法律法規，實現無人為阻礙的商品交換，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由於我國各地地區差異很大，為了及時應對千變萬化的市場，就必須為地方留下一定的自治權，為地方利益的表達留下一定的空間，這樣，中央和地方就有必要進行合理的分權。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指出過：「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黨的十六大提出必須按照既有利於國家政權的統一，又要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原則，依法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許可權。我國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對中央和地方的許可權劃分作了規定，但大多比較原則，實際操作起來比較困難，有必要對這些規定進行修改和細化，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許可權。筆者以為，國防、外交、貨幣製造與發行、宏觀經濟調控、國家經濟安全等重大事項，適宜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或者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則應當更多地承擔起本地區社會事務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責任，比如，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城市管理、教科文衛體等公共事務就適宜由地方政府根據法律授權分級自主管理；一些與國家整體利益相關須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地方政府執行的事項，如民政、人事、勞動、計劃生育等，可以由中央政府以法律形式統一規范，地方政府具體實施。
除了中央和地方的許可權應當明確，政府與其職能部門的許可權也應當明確。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政府要能有效管理，該由部門管理的事項，政府也要將權力下放到位。當前行政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弱政府，強部門」。雖然職能部門是政府的組成部門，但政府對其卻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一是條塊分割，有的部門既要服從於同級政府，又要聽命於上級主管部門，導致政出多門，甚至相互矛盾；二是財政體制不合理，許多地方無力全額支付部門的財政撥款，允許部門有非預算財政收入，從而弱化了政府的監督；三是部門權力過於集中，我國的政府部門同時擁有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部門為了爭取部門利益往往不遺餘力地擴張自己的權力；四是政府缺乏控制部門的有效法律手段。為了避免部門濫用職權、追求部門利益和部門保護主義，必須明確政府與部門的許可權。
3、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形成
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的政府不僅職能不清，管理方式也不適應法治政府的要求。法治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都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做到行為規范，運轉協調。法治政府更強調政務的公開透明和公眾的參與。公眾參與的前提是公眾能夠獲得參與政治的充分信息。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我們的政府掌握著90%以上的社會總信息，信息的公開不僅有利於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而且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加速和提高社會財富運轉的速度和效能。如果透明度不夠，勢必增加社會運行的成本，同時也給權力尋租和暗箱操作帶來便利。受傳統體制影響，我國政府管理成本意識淡薄，行政效率也較低。因此，要改進管理方式、通過推進電子政務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增強透明度，從而最終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4、行政權力與責任掛鉤、與利益脫鉤
現代行政是一種責任行政，法律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也就意味著行政機關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即權力必須與責任掛鉤。政府的權力源自人民的授權，為了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只靠政府官員內在的道德自律是不夠的，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的人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為止。」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必須依賴於嚴格的責任體制和監督機制。另外，政府的一切必要開支都源自國家的稅收，除此之外，政府不應當為自身謀取任何其他利益，行政權力必須與利益脫鉤。
http://www.rzfwzx.gov.cn/show.asp?NewsID=669
❹ 試論依法行政和建設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一、建設法治政府，必須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認真落實綱要提出的各項任務，是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重要政治責任。當前，需要結合實際，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設質量、確保法律實施、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法律素養等方面取得扎扎實實的成效。 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體制保障。為此，需要抓緊四項工作：
第一，轉變政府職能，落實「三個優先」原則。「三個優先」原則是行政許可法確定的重要原則，其基本內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行政機關不要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落實「三個優先」原則，首先需要認識三個問題：（1）人民的政府，並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2）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意味著政府要成為一個「經濟人」。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繫上，市場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盡管市場中的一些問題有時需要超市場的力量——政府權力去解決，但總的來說，政府不能凌駕於市場之上，更不能試圖改變市場的運行規則。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要善待各類市場主體。（3）社會中介組織通過自律來解決某些問題,比政府通過行政權力來解決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親和力。我們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組織，克服兩個「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是現代憲政的重要基礎，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必須全面、准確、真實；行政機關發布的政策和作出的決定要保持相對穩定，不能朝令夕改；確需改變的要盡可能給相對人合理的預期，由此造成相對人損害的，行政機關要依法予以補償。落實這個原則，要求政府想問題、辦事情務必縝密、周到、慎重，切忌出爾反爾。做到這一點，實踐中會有難處，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是，該負的責任、該承擔的風險、該付出的代價是躲不過的。分散風險、分別解決矛盾總比積攢風險、集中解決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賴保護原則說到底就是化解風險、分散責任的有效辦法。
第三，公開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曉、執行的政策、決定，都要公開；凡是老百姓比較關注且需要他們遵守執行的政策，在制定和執行中應當多聽老百姓的意見。這是確保決策科學合理的保障，是決策得到老百姓認同並執行的社會基礎。公開透明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行政機關的信息資源應當盡量共享。這是樹立規則權威（由服從組織到服從規則的轉變）、克服部門保護主義、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礎。
第四，創新管理方式。我國現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權力導向型管理為特徵的，這種管理方式的缺點是隨意、沒有預期、強調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規則導向型的管理方式的優點是比較穩定、規范、有預期且副作用小。其具體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之間，重在間接管理；在靜態管理和動態管理之間，重在動態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後管理之間，重在事後管理；在管理與服務之間，強調服務。總之，規則導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間接、選擇、協商的特點。政府管理方式體現這一特點，就會最大程度地減少因管理方式不當而引起的問題。
二、建設法治政府，必須提高包括立法在內的制度建設質量
（一）對制度建設要有科學認識。制度建設是一門科學。制度建設是國家機關的權力活動，具有權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國家權力，它屬於決策權范疇，具有決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論基礎。從認識論上講，制度建設是一種認識活動，制度建設的過程是一個認識過程。從事制度建設工作，研究制度建設問題，必須善於認識、把握制度建設的基本規律和內在規律。
第一，制度建設是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這是認識、把握制度建設規律的認識論前提。從根本上說，制度是人的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據人的主觀認識來制定的，一項制度制定的好與壞，與制度建設者的認識水平和能力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所要解決的問題）又是客觀的。因此，制度建設必須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從本本、概念出發，不能搞土教條，也不能搞洋教條。
第二，制度建設是應然性與實然性的統一。應然性是指所確立的制度應當是什麼樣，實然性是指所確立的制度實際上是什麼樣。制度建設的應然性要求：所確立的制度必須符合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必須符合人們本來的價值追求，具有公認的道德基礎。制度建設的實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須符合客觀現實的需要與可能，對客觀條件不具備或者目前還過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設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則，所確立的制度就會行不通，改革時期制度建設的應然性與實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與現實是一對永恆的矛盾，也正是這一矛盾，制度才不斷發展，不斷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設工作必須善於發現問題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實現制度建設的科學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質、規律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對一些問題由於實踐經驗不足，人們的認識還難以統一，可以暫不予規定，待條件成熟時再作補充。
第三，制度建設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制度所規范的社會現象是紛繁復雜的。做好制度建設工作，首先，必須善於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及個案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從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規則。其次，任何普遍規則都有例外，要在確立普遍規則時，妥善地規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適用性。第三，在研究、確定規則時，對重大原則問題必須是非分明，態度明確，敢於堅持，同時又要注意照顧各種具體情況和不同意見，實事求是地靈活處理各種矛盾。
第四，制度建設是民主性與集中性的統一。多謀才能善斷，體現多數人的智慧是制度優越性的表現。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基層單位、基層群眾、基本群眾的意見。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種意見集中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
（二）認識、把握衡量制度建設質量的標准。衡量制度建設質量的標准，是一個復雜、動態的體系。從實際情況看，這個體系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符合法定許可權和程序，以維護法制統一。「法不公則不善」，立法應當嚴格遵守憲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為政、相互矛盾。（2）遵循並反映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包括該制度所調整事項的規律，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服務。要避免一些法律規范成為影響甚至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財富增加的繩索。（3）堅持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任何制度都應當有利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多數人所認同，而不是相反。這是制度得以實施，充分發揮其效能的社會基礎。（4）制度內容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能夠切實解決實際問題；內在邏輯要嚴密，語言要規范、簡潔、准確。
（三）提高制度建設質量應當採取的措施。
第一，從實際出發，突出重點，科學安排立法項目。立什麼法要從實際出發，總結實踐經驗，把握立法規律。要統籌考慮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在繼續加強有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時，更加重視有關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確：制度是要解決問題的，但所要解決的問題，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是主觀想像的；必須是反復出現的，不能是偶然發生的；必須是普遍的，不能是個別的。對需要用制度調整的事項，也要「當時而立法」。要特別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於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對社會的過度干預。
第二，總結經驗，把握規律，確保制度的科學性。制度建設是科學性、規律性很強的工作。只有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把握規律，才能確保制度建設的質量。為此，需要處理好以下關系：（1）正確處理公共利益與公民合法權益的關系。制度建設必須維護公共利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同時，也要注意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做到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平衡。為此，要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的合法權益，都要切實維護。要確立這樣的觀念，只要是不損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為，都不應受到制度的干預。（2）正確處理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是行政權的核心。制度在賦予行政機關必要行政權力的同時，必須規定其相應的責任，並有嚴密的程序作保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規范和約束行政權力，確保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3）正確處理強制與引導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求特別注意發揮制度的引導功能。為此，我們的制度建設要重在為解決問題提供一種供人們自己判斷是非、自己承擔風險、自己分配責任的規則來解決問題。要鼓勵、引導市場主體之間以契約等自治形式來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以激發其積極性和創造性。（4）正確處理立足現實和改革創新的關系。當前，我們正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如果制度建設不顧現實，就會行不通；如果不加區別地把現實肯定下來，有可能妨礙改革。因此，制度建設要立足現實，著眼於未來，把制度決策與改革決策緊密結合起來，體現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導、推進和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對現實中合理的東西，要及時肯定並採取措施促進其發展；對那些不合理、趨於衰亡、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不能一味遷就。總之，制度建設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力求在體制、機制、制度上不斷有所創新。（5）正確處理實體與程序的關系。實體與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輔相成。當前，制度建設要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過設定程序制約權力的行使、保障權利的實現。
第三，改進工作方法和機制，進一步提高社會公眾對制度建設的參與程度。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開徵求意見和聽證制度。確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眾，尤其是基層群眾的意見，這也是確保制度得以很好實施的基礎。（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實施所需的成本。（3）專家咨詢制度。（4）爭議協調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這項制度旨在及時消除制度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提高制度的適應性。
三、建設法治政府，必須理順執法體制、確保法律實施
法律得以順利實施，一般取決於三個條件：（1）該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較健全的法律實施機制；（3）具有有利於法律實施的社會基礎。其中，良好的實施機制是確保法律得到實施的關鍵。從理論上講，法律由預期效益到實際效益客觀上是遞減的。因為法律實施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帶來的往往是效益遞減。法律實施機制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整合各種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確保法律在實施過程中將效益遞減降到最低。我們現行的法律實施制度，往往重在機構的設立，而不重視機構的保障，包括人員與經費保障，更不重視法律運行機制的建設。結果是，沒有機構法律效益要遞減，有了機構法律效益遞減有時甚至更快。因為機制不暢，就往往從增加人員上找對策，這勢必增加法律運行成本；經費無保障，執法人員又往往只好「自費」執法，甚至搞「執法者養違法」。就行政機關而言，確保法律實施，需要從理順體制、完善機制著手，抓緊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建立行政執法體制的總的要求是：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對集中行政執法權，盡量改變「大蓋帽」滿天飛的狀況；目前需要繼續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積極探索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推進綜合執法試點。（2）減少行政執法層次，改變行政執法「上下一般粗」的狀況。目前可考慮適當下移執法重心，對於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生產直接相關的行政執法活動，主要由市、縣兩級行政機關實施。上下級行政機關的執法職能要分解。基層行政執法機關重在解決事實問題，上一級行政執法機關重在解決法律問題。（3）行政執法權與執法者的利益要徹底脫鉤，執法經費必須予以保障。（4）下大力氣建設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執法隊伍。
第二，行政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亂執法與不執法是目前行政執法中最突出的問題。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必須做到既不失職、又不越權，嚴格按程序辦事。要克服「運動式」執法的弊端，糾正領導批示才執法、領導不批示就不執法的現象。要公平、公正執法，平等對待當事人，不得濫用權力。在執法過程中，應當依法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執法主體資格制度。行政執法是一項重要的行政權力，應當由行政機關在其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非行政機關的組織未經法律、法規授權不得行使行政執法權。要實行行政執法人員資格制度，沒有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不得從事行政執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這是確保法律實施的重要舉措。這項制度的核心是：記錄真實，立卷歸檔，公開查閱。凡作出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決定以及對有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監督檢查，都必須有記錄，記錄有簽字，有關證據材料、執法文書連同有關記錄都要立卷歸檔。歸檔的案卷必要時可以公開，供有關人員依照規定查閱。這有利於增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歷史責任感，促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兢兢業業、依法辦事。
第五，強化對行政執法的監督。（1）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積極探索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獎懲辦法。（2）強化行政復議監督。（3）加強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4）強化社會監督，完善群眾舉報違法行為的制度，高度重視新聞輿論監督。（5）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
四、建設法治政府，必須下大力氣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
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法律素養，關乎依法行政進程，關乎行政機關的形象，關乎行政權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願，關乎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養成，關乎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客觀地說，法律素養的提高是一個漫長過程，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的國家更是如此。當前，培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需要把握以下幾點：（1）要掌握法律知識，包括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知識，規范行政機關共同行為的法律知識，自己所從事專業的法律知識等。通過掌握這些知識，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知道手中的權力從哪裡來？權力邊界在哪裡？（2）要提高法律意識，培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對法律的信仰與忠誠。法律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且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在我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對法律的信仰就是對黨和人民的信仰，對法律的忠誠就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3）要培育法律思維和能力，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能用法律思維來研究情況、分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法律思維就是一種權衡利弊、瞻前顧後、照顧其它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既要考慮解決眼前問題，又不能給將來埋下隱患；既要考慮解決實際問題的效果，又要顧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慮當事人的利益，也要考慮其他相關人員的利害得失。越是情況緊急，越是問題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維、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具備較高能力的標志。
❺ 法治政府的標准有哪些
職能科學、權責法定 、執法嚴明、公開公正 、廉潔高效 、守法誠信。
信息出處：
2014年11月6日，國新辦舉行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有關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紹有關情況時表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
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標准，共有六個層面、24個字，那就是要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5)華師中國政府管理與改革法治政府的評價標准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作為中國基本治國方略，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執法是關鍵。國家的法律法規都需要各級政府來實施，與群眾關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級人民政府，政府的決策與執法活動是否合法、是否適當，不僅關系人民福祉和社會穩定，也關系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實。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如果能夠緊緊抓住這個關鍵，在規范政府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有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將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產生重大作用。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權力主體和管理者，政府部門極易主觀行事，而多年來又沒有形成對政府行為的有效制度約束。因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監督的法律法規；
另一方面，要調整對政府行為的約束與監督的立法角度，即從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禁止性立法轉變為允許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只能做法律法規允許的事項，法律法規沒有明確允許的一律視為不允許。與此同時，要把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群眾監督、社會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嚴格約束政府行為。
建設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改革，必須抓住時機，積極推進。但也要看到，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實際出發，穩妥推進，重要的是堅持方向，把握原則；重要的是不淺嘗輒止，延擱拖沓。
❻ 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要求和任務是什麼
「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這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進一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設指明 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進入到一個全面提速的新階段。
❼ 法治政府的標准由哪些
法治政府的標準是來由源六個層面、24個字組成，是要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國新辦舉行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有關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紹有關情況時表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
(7)華師中國政府管理與改革法治政府的評價標准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作為中國基本治國方略，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執法是關鍵。國家的法律法規都需要各級政府來實施，與群眾關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級人民政府，政府的決策與執法活動是否合法、是否適當，不僅關系人民福祉和社會穩定，也關系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實。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如果能夠緊緊抓住這個關鍵，在規范政府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有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將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產生重大作用。
參考資料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標准包括六個層面24個字
❽ 依法行政和建設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必須；1自身廉潔.2秉公辦事3.執法嚴明.4依法行政.5服務社會.6維護和樹立政府公信度 ！！
❾ 法治政府的基本內涵包括哪些內容
1、法律必須公開，為公眾知曉；
2、法律必須是普遍的，法律不能是針對一些人特別制定，必須是對所有的人同等適用；
3、法律必須是可預期的，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都必須依據事先公開的、制度化的程序規則，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4、法律必須是明確的，必須能為公眾所認知和理解，不能模糊不清；
5、法律必須沒有內在矛盾，不僅同一法律內部不能自相矛盾，不同法律之間也不能互相矛盾；
6、法律必須合乎情理，切實可行，不能要求公民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9)華師中國政府管理與改革法治政府的評價標准擴展閱讀：
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
依法治國作為中國基本治國方略，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執法是關鍵。國家的法律法規都需要各級政府來實施，與群眾關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級人民政府，政府的決策與執法活動是否合法、是否適當，不僅關系人民福祉和社會穩定，也關系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實。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如果能夠緊緊抓住這個關鍵，在規范政府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有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將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產生重大作用。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權力主體和管理者，政府部門極易主觀行事，而多年來又沒有形成對政府行為的有效制度約束。
因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監督的法律法規；另一方面，要調整對政府行為的約束與監督的立法角度，即從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禁止性立法轉變為允許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只能做法律法規允許的事項，法律法規沒有明確允許的一律視為不允許。
與此同時，要把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群眾監督、社會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嚴格約束政府行為。
建設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改革，必須抓住時機，積極推進。但也要看到，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實際出發，穩妥推進，重要的是堅持方向，把握原則；重要的是不淺嘗輒止，延擱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