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法治

A. 提出以法治國的齊法家是誰

法家的代表人韓非子主張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國」，這也成為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獨霸中原的一個關鍵點，自秦國開始，就已經實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後來逐漸演變成了現如今的民主社會體系，建立了中央集權制。
他認為推廣仁義都是在空談，他的「法治思想」反對著「儒家思想」，君主應該採用手段統一自己的權利，將所有的權利統一起來，治理國家應該制定法律，無規矩不成方圓，但是也因為他的輕罪重罰思想，導致了後來因為濫用權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時非常的重視並且重用韓非子的思想主張，並且推廣實施韓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韓非子在收到重用後，也遭到了同門師兄弟李斯的嫉妒羨慕，李斯與韓非子出師同門，因此密謀毒死了韓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說韓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現在我們的中國，法家思想成為了法律的起源點，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國家政權，人口，環境之間的關系，但同時他也認為在追求利益的社會中是沒有道德可言的，兩千年的法治社會也和我們現在追求的法治有著很大的區別，在剛建立起的法律下還不是很成熟，很難做到人人平等，雖然說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韓非子的思想主張有利也有弊!法律成為了當時統治國家的一種重要工具，不過秦國雖然因統一六國而強大，也因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換代。

B. 商鞅 申不害 韓非思想主張的共同點

他們均為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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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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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1]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思想來源編輯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3]
戰國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鐵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個體家庭得以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讓國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瓦解了周朝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號是「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4]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君王，如果他能給予官員及百姓利益，官員和百姓就會擁戴和支持他，同時這個君王還擅長「術」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就很有可能能夠強盛；但如果這個君王不具備以上的任何一條的話，這個國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滅亡。所以，法家理論的一個很大的不足在於過度依賴君王個人的能力。但秦能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教育思想編輯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他們都是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們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極力輔佐一些國君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並從某些方面為維護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法家學派在政治上、理論上，一般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領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許多有別於其他學派的教育理論和政策。其中傑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
商鞅變法是當時各國變法運動中比較徹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與當時的儒家思想是對立的。他指責「儒學」為「虱子」,他說:「禮樂」、「詩書」、「仁義」、「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東西，如果用這些復古主義的教條來治理國家，就會「敵至必削，不至必貧」(《農戰》)。敵人一來，國土就必被侵削；敵人不來,國家也必定貧窮。他同時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畫策》)的奴隸主貴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後快。而當他們利用「詩」、「書」作為「以古非今」的輿論工具，企圖進行反對活動的時候，商鞅則堅決主張採取「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手段，對他們進行打擊和鎮壓。商鞅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特別重視為新興地主階級培養革新變法的人才。他提出：「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所謂「遊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滿腦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識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們搖唇鼓舌，游手好閑,不事生產,商鞅認為必須加以禁止和打擊。商鞅要培養和提拔的「耕戰之士」，就是那些在進行封建兼並戰爭和發展封建經濟中對新興地主階級作出了實際貢獻的人。商鞅認為對待這樣的革新分子則必須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則大膽地培養、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內容方面,商鞅反對儒家以「禮、樂、詩、書」教育學生，反對向學生灌輸「仁」、「義」、「禮」、「智」等道德准則。他認為「儒學」不過是一些「高言偽議」，不切實際的「浮學」。為了培養「耕戰之士」和厲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張學習法令和對耕戰有用的實際知識。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綱領。「壹教」的實質就是執行新興地主階級的統一教育，它的主要內容是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令、政策統一人們的思想。商鞅認為：「壹教則下聽上」(《賞刑》)。他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字分》)。明確指出「法」是地主階級的生命，治理國家的根本，因此對民眾必須加強「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論，不聽；不符合法令的行為，不贊揚；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論、行動必須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的「法」為標准。為了使「法治」教育能夠貫徹執行，商鞅實行「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定分》)，把教育的權力掌握在新興地主階級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遷徙、死亡的情況，得立即選派接替者「學讀法令」，可見商鞅對樹立法家對教育的領導是十分重視的。商鞅為了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強調「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視了學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專業的教師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是違背文化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他對舊文化又採取一概削除的簡單粗暴的政策，這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商鞅為了使秦國富強，他把農戰作為治國之要。他獎勵農戰，主張加強農戰教育。他說：「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徑方面，商鞅重視在通過農戰的實際斗爭中，鍛煉和增長人們的才幹。並認為人們的智謀是在長期的作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均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所實施的「法」教和獎勵「農戰」的政策，卻包含著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的一面。
韓非總結了戰國前期和中期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五蠹》)，是造成禍亂的重要原因。並認為當時的「私學」和統治者是「二心」的。這種「私學」是新興地主階級實行「法治」的絆腳石。因此他斷然主張採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的措施，即禁止辦私學的人的行動自由，禁止言論和結社的自由。
韓非猛烈地批判和攻擊法家以外的其他學派，特別是反對當時影響最大的儒家學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禮、樂、詩、書」的教條和「仁、義、孝、悌」的道德准則都是「愚誣之學」，「貧國之教」，「亡國之言」，是致使國貧兵弱，乃至亡國的根源。在韓非看來，其他學派的理論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是非不分，統治者如果兼聽他們的意見，就必然引起亂子。因此，韓非主張禁止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亂人心的學說，而定法家於一尊。特別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學派思想的影響，要對他們的思想實行嚴格的統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韓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中的激進派利益的，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潮，對建立地主階級的統一政權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韓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階級反動性的一面，即對勞動人民實行思想統制的愚民政策。韓非的這種文化專制主義的思想，對文化教育的發展，對學術流派的繁榮也是極為不利的。
韓非主張培養「智術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憤》)。這些「智術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堅決實行法治路線的革新人物，並且是積極擁護「耕戰」政策而為它進行斗爭的戰士。韓非對「智術能法之士」必須具備的品質和能力做了詳細的闡明，這種革新家必須是一個忠於封建國君「北面委質，無有二心」的人，並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有度》)，一心一意為封建主義國家效力的所謂「賢臣」，「良將」。這種革新家應該具有「遠見而明察」，「強毅而勁直」(《孤憤》)的品質。就是說他應該在思想上具備進步的歷史觀和變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有堅定地執行法治路線的堅強毅力和剛直的品質。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韓非繼承和發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認為必須使國內做到「言談者必軌於法」，意思是說要使每個人的思想和言論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國家的法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韓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他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五蠹》)。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並從而實現他的「以法為教」的主張。

倫理思想編輯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人性觀
法家倫理思想中最具主題色彩的就是相關人性論的主張。在法家看來，好利惡害，趨利避害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從傳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論觀念是對荀子人性惡思想的承續。荀子的性本惡思想主要表現為：人的感官慾望的無法滿足狀態，他在《荀子·性惡》說：「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他認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產生了人的財產佔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榮辱》中寫道：「人之情，食慾有芻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時還認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榮而惡辱，從堯舜到庶民百姓沒有什麼差別，而人世間最值得榮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權利。《荀子·王霸》里談到：「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認為人的這種本性是不盡合理的，這就應該藉助於開展深入的社會實踐來矯正，即『化性起偽』。法家先驅及代表人物或先於荀子談到了或在荀子之後拓展了這一人性論思想。《管子·禁藏》說：「夫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慾望和生存需要。《商君書·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於人有這種生存需要，因此，每一個人在利弊之間都要趨利避害。《商君書·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商鞅認為，人的本性與生俱來，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為都受制於好利的本性。這種人本性論應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經濟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書·錯法》中指出了統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論實現自己的統治，「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韓非的人性論，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惡論的影響，同時，也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韓非認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於人們的生存需要，他以為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每個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韓非舉出了社會上的溺嬰習俗說明這一已經演化為自私自利的思想。《韓非子·六反》：「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韓非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韓非子·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總之，法家人性論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們利益上的反應，也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講具有歷史進步性。

誠信觀
誠信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帶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標准，自古至今中國的先哲們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誠」，真心實意，開誠布公。「信」的基本含義為誠實、不疑、不欺。法家先驅管仲認為講誠信是天下行為准則的關鍵，如何講誠信，他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首先他重誠信，把誠信納入德行的范疇。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管子·樞言》）。「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明信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管子·四時》）。第二，管仲把誠信的道德觀念拓展到刑罰和軍事領域中。他分別在《管子·權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廢》中指出：「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豈敢為之乎？」；「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呂氏春秋·慎小》記載：「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與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描述：「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誠信觀念，崇尚信，宣揚信，首先，他為功利而信。《韓非子·難一》有記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諭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第二，韓非不吝美言，頌揚誠信美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高調贊美了晉文公以誠信將衛國的事情。「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故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義利觀
法家先驅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從物質生活中尋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如此，法家還認為道德觀念會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韓非在《五蠹》篇中論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系，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民眾而物寡」、「爭於氣力」的時期，仁義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於地」、「名出於戰」，韓非也明確提出「務力而不務德」，否則國家將面臨貧窮落後甚至是亡國的危機。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傷民」，而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而法家堅持，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這與法家好利、自為的人性論思想一致，並由其沿襲而來。商鞅提在《商君書·開塞》中指出：「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總之，在法家看來，人性好利，人與人之間也是純粹的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利」則是人的一切行為和交往的唯一動力。在這種義利觀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們也觸及到了公和私的話題，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們主張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為大；「私」當然是指受君主統治的群眾。商鞅在《商君書·修權》斷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為「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須「任賢舉能」，而不是「任人唯親」，這樣才能達到公正、公平，才不會引起爭議和爭奪危害君王的統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棄私也。」韓非《韓非子·飾邪》里也指出：「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意在為了維護「人主之公利」，必須去私利、私慾。

思想概論編輯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5]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
法家思想
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性論評價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6]

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7]

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作用編輯

法布於眾
。

依法辦事
」

刑無等級

保持法律穩定
「

局限編輯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8]

法律絕對
我們知道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
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

「刑用於將過」
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

表現性質編輯
法家被認為只是在戰國時期才發揮其歷史作用。其實不然,中華其後二千年的政治表現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現的重要作用,其中最為顯然的就是吏治。中華所謂的法治其實是強意志理論。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種對權勢的體現方式,而幾乎沒有重要的理念。它沒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認識，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無「法」精神的律治，著重於對統治者意志的律令體現，從而助長了中華形成了權力單極的社會形態，政治強盛而民間力量無有。而且正是由於這一點，古代中華的人的權力被極大的壓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壓迫的意識，使得中國的國民性極其的淡漠，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出無國家性的麻木。中國社會的這一性質可以說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對政治建設的最大功績。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義編輯
法家的法治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眾所周知，秦原本是一個「僻在雍州」的經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後的小國，無權參與中原各國的事務，常受中原諸侯的鄙視，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棄禮任法」，實行「法治」而使秦一躍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並最終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可見其「法治」是具有其積極意義的。其實，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現代法治借鑒的東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諸多負面性。

法律萬能主義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萬能的，有其滯後性，不可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律專制主義
法家認為「權制斷於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王手裡，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極權主義
諸子百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法家認為是農戰。

重刑主義
在法家看來，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

C. 管仲的法治觀及形成背景

摘要 管仲的法律思想：1、管仲法治思想倡導「事斷於法」，實質是以法治國。

D. 法家主張的「法」究竟是什麼，和現在的「法」區別在哪

古代法家的法治是不包括皇帝的，皇帝犯法，不與庶民同罪。而現代是王在法下，總統犯法，與平民同罪。古代法治是統治的手段，而且往往流於酷吏統治，就如秦始皇之暴政，這種法治總是人亡政息，法治總是變成刑治，以刑法壓制人民，法律成為酷吏手裡發財的工具，給錢就輕判或不判釋放這樣就偏離了法治的本來面目。

至於人人平等，保護人權等等都是法與勢分開，司法獨立的結果。當然由於人性的自利本性，人總是去找法律漏洞，而有權有錢人也總是想影響法律的公正，但須看到這是永恆的人性，而跟制度無關，在最完美的制度下同樣會發生的。而人能做是盡量去完美製度，使制度無懈可擊。

E. 中國古代法家大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嗎

古代法家的法治是不包括皇帝的，皇帝犯法，不與庶民同罪。而現代是王在法下，總統犯法，與平民同罪。古代法治是統治的手段，而且往往流於酷吏統治，就如秦始皇之暴政，這種法治總是人亡政息，法治總是變成刑治，以刑法壓制人民，法律成為酷吏手裡發財的工具，給錢就輕判或不判釋放這樣就偏離了法治的本來面目。只有人民自己立法，人民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天賦人權，使權力服從於法律，才有真正的法治。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只是一種理想，卻是不能實現的。法律的制定者是人民，人民就可以約束君，而法律的制定者是君，則無法約束。韓非子就說過賞罰二柄是君之利器，絕不可授予人，授予人則受制於人，君必獨掌大權，君才成其為君，要不就是會有奸臣篡位，如田齊代姜。這就是慎到所說的勢。君不把懲罰權授予人（也不可能授予），則無人可以約束君，如此則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只是一句空話。所以古代法治主要是「法」與「勢」的內在矛盾，使其註定成不了真正的法治。

F. 提出以法治國的理論和原則的齊法家是

提出以法治國復的理論和原則的齊法制家是管仲。
管仲（約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後代。戰國時期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
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
 

G.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思想主

諸子百家是後世對先秦學術思想人物和派別的總稱。諸子指的是中國先秦時期管子、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學術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學術流派的代表家。

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

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隋書·經籍志》列出的法家經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書》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韓非子》二十卷、、《新書》三卷、《正論》六卷、《法論》十卷、《政論》五卷、《阮子正論》、《世要論》十二卷、《陳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難論》五卷。

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論語》、《孟子》、《荀子》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貴君輕」，提倡統治者實行「仁政」，在對人性的論述上，他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惡，也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表現。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

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莊子、慎到、楊朱。作品：《道德經》、《莊子》、《黃帝四經》等。

道家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

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戰國後，因不容於世，後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借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 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 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觀∶老莊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張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老道家追求大一統，主張因俗簡禮、寬刑簡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兩者都主張無為而治。

人生觀∶黃老道家主張因循萬物，身國同治，老莊派主張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慾」、「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創始人為墨翟。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

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與儒家並稱「顯學」。以下是墨家的觀念。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

政治觀∶主張「尚賢」、「尚同」，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由於墨家從創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會中底層的學者，所以墨家更能體會到戰亂時期社會中勞動人民的凄慘生活，所以相對於儒家的過分講求「禮」，墨家更注重刻苦、節儉的生活習慣，而且不吝於做低層的勞動工作，被儒生辱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場上的對立，和思想上比「仁愛」更難遵從的「兼愛」，使得墨家並未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日後發展不大。

名家

名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從事論辯名（名稱、概念）實（事實、實在）為主要學術活動而被後人稱為名家。當時人則稱為「辯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

名家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學術沿傳里，一直被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

名家的沒落，除了因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為弟子們並無能出前人的創新主張。

代表人物有鄧析、惠施、公孫龍和桓團。作品：《公孫龍子》

陰陽家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陰陽學說認為陰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兩種對立和轉化的力量，可用以說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元素組成，其間有相生和相勝(葜)兩大定律，可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鄒衍綜合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的屬性釋為「五德」，創「五德終始說」，並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

《漢書·藝文志》著錄此派著作二十一種，已全部散佚。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屬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齊俗訓》、《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保留一些陰陽家的材料。

陰陽家 在自然觀上，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又從《尚書》的「九州劃分」進而提出「大九州」說，認為中國為赤縣神州，內有小九州，外則為「大九州」之一。

在歷史觀上，則把《尚書》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其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

在政治倫理上，陰陽家認為「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文、歷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漢初陰陽家還存在，武帝罷百家後，部分內容融入儒家思想體系、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便不在了。

縱橫家

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創始人：鬼穀子。主要言論傳於《戰國策》

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游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

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縱橫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縱」指「合縱」，「橫」指「連橫」。所謂「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謂「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縱」與「橫」的來歷，據說是因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稱為「橫」。六國結盟為南北向的聯合，故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向的聯合，故稱「連橫」。所謂「縱橫家」，指鼓吹「合縱」或「連橫」外交策略的人物。稱蘇秦和張儀為最著名的縱橫家，沒有蘇、張，就不存在合縱與連橫，自然也就不會有所謂縱橫學和縱橫家。後來的主父偃也是縱橫家的代表，縱橫家的著蘇秦的《蘇子》，張儀的《張子》等大部分在漢朝前亡佚。現世僅存的鬼穀子是縱橫家唯一的議論著作。另有《戰國策》是記錄縱橫家言行的書籍。

雜家

代表人物：呂不韋

因為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所以呈現出了一種雜的特點，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人當成雜家，但事實上，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思想，無一不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雜家是戰國末期的綜合學派。因「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漢書．藝文志》及顏師古注)而得名。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雜家著作集。嚴格說來，「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採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並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

農家

農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注重農業生產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記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提出賢者應「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表現了農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此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注意記錄和總結。《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連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見此為其所長。

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並耕，此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者之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但其最高之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一平等階級口號，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小說家

小說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採集民間傳說議論，藉以考察民情風俗。《漢書·藝文志》雲：「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小說家者之起源，當蓋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說故事為生者。其意多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

古時之人以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多以之謗之。而至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紀。小說家者能代表平民社會之四方風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為世人所重，終致弗滅。

兵家

兵家重點在於指導戰爭，在不得不運用武力達到目的時，怎麼樣去使用武力。創始人是孫武，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穣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尉繚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繫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

醫家

代表人物：扁鵲

中國醫學理論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到公元三世紀中葉，共經歷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中國開始進入封建社會。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到封建制度確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動盪的時期。社會制度的變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科學文化領域出現了新的形勢，其中包括醫學的發展。醫家泛指所有從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