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與人類文明測試

Ⅰ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Ⅱ 怎樣理解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

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

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全面依法治國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

「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全面依法治國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高高揚起依法治國的旗幟。

(2)依法治國與人類文明測試擴展閱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豐富內涵，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三大基石」。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這三句話，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制度基礎、理論指導，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實現總目標必須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東西。

二是構築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五大支柱」。這就是形成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這個「4+1」組成的五大體系，涵蓋了法律制定與法律實施、法治運行與保障機制、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等各個層面、各個環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具體展開和有力支撐。

三是設計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施工方案」。這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必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更加重視法治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更加重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治中國的新航標——怎樣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

Ⅲ 試論依法治國對是社會主義文明的重要標志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條件。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依法治國是現代文明的標志和里程碑。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所達到的一種狀態，是指人類社會發展中與愚昧、野蠻狀態相對而言的進步和開化狀態，因此它一般表現為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種形態，法律屬於制度文明。任何社會的文明狀態都是這三種文明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相互作用、相輔相承、協調統一的綜合體現。在現代法治中，我國的依法治國即社會主義法治，它作為法治模式的一種新形態，不僅借鑒吸取了現代資本主義法治的有益經驗，而且與現代資本主義法治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有共同特點。但是，我國的依法治國與現代資本主義法治又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國的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基礎，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體現著最大多數人的公平與正義，以社會主義道德作為自己的價值基礎，同時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為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可以說，我國的依法治國不僅是現代文明的標志，而且是現代法治發展的轉折點和新的里程碑。

Ⅳ 簡述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具體如下：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專轉變， 有利於加強和屬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Ⅳ 為什麼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做出的必然選擇

1. 依法治國同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完全一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把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法律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這樣就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方式的重大發展，也是黨更加成熟的表現。
2.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制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並確保其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損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保證全國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實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又有利於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3. 實現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的活動，市場體系的維系，市場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與國之間約定的法則和國際慣例辦事。實行依法治國，就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
4. 實現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看，從封建專制國家，到資產階級民主法制國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實現依法治國，是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5. 實現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會穩定、人民安定團結是各項事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需要幾代人艱苦奮斗才能實現的偉大事業，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就必須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各種破壞、犯罪活動能受到有力打擊和有效控制，各種人民內部矛盾能得到正確有效地處理。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實行依法治國。

Ⅵ 什麼是依法治國。意義和實質是什麼。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依法治國的實質和意義：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6)依法治國與人類文明測試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的基本內容：

一、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二、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三、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依法治國

Ⅶ 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從哪些方面論述

依法治國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依法治國是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黨的領導，是保證國家能夠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各項制度和方針、政策能夠符合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條件。實行依法治國，能夠更好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是有人類社會以來最高類型的民主，這種優越的民主要真正成為現實，這要靠法制來保障，正如鄧小平同志講的，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當今中國，十三億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執掌政權，而只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代表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為了保證這種權力的行使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根本的辦法就是通過制定和實施體現人民意志的利益、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並保證這種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來確保人民政權為人民服務，為公眾利益服務，為最廣大人民謀福利。在這種情況下，政權機構制定良好的法律並嚴格依法辦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的意志辦事，就是從根本上體現了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否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就有可能認為自己是可以按照個人的認識、願望、意見和主張任意處理各種問題的，自己的權力是無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的程序辦事的，就有可能濫用權力，使「公僕」脫變為「主人」。同時，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公民的各種權利，權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等，如果沒有完備和良好的具有極大權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確認和切實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教訓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時，人民代表大會有十年之久沒有召開，憲法這一根本大法成為擺設，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終於成為「文革」浩劫之所以能夠發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正是鑒於這一教訓，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在法制健全的條件下，公民的權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濟。

其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計劃經濟的經濟主體隸屬於政府，計劃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容易造成經濟主體應有的物質利益被忽視，經濟自身的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不被尊重，維系這種經濟關系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行政手段。因此，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難以做到依法治國。市場經濟是一種以交換為基礎的經濟形式，一切經濟活動和行為者都要遵循價值規律，各種生產要素都要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的作用，實現各主體之間的平等、自由的交易和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產權的明晰化、運行機制的競爭化、市場行為的規范化、宏觀調控的科學化是它的主要特徵。這種具有自主、平等、誠信、競爭等屬性的經濟形態，除了依賴經濟規律來運作，同時又主要依賴法律手段來維系，它必然從客觀上要求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保障和服務。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其三、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在中外歷史上，從字源上看，「法」字一出現就具有正義、公正等含義。中國古代，「法」字象徵一種寸以判明是非曲直和正義與否的獨角獸。西方古代，法則被喻為一手拿寶劍、一手拿天平的正義女神。法律是一種特殊的行為規則，能夠調整人們的行為，規范人們的行為。法制文明屬於制度文明的范疇，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法制完備的社會。依法治國反映了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經驗表明，現代化應該是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完美統一。離開了法制建設的現代化，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沒有可靠保證的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必將難以達到現代化所要求的相應的水平，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一部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演變的法律制度和思想史，是整個人類文明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發展的一個歷史縮影。在現今條件下，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於法、政府權力不受法律約束，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當然是不文明的表現。

其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法律集中了多數人的智慧，反映了事物的發展規律，法律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特點，不會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隨意改變，也不會因政府的更迭而改變。因此，只有實行依法治國，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個道理已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在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曾有過一個過程。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十年 「文革」悲劇的發生，其根本原因就是民主與法制的不健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總結了國際國內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黨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國家，它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基本國策和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