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王奕

⑴ 洋務派的法律思想

傳承隆禮重刑
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論是林則徐、魏源「洞悉夷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發展，他們力圖論證中體――倫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與西用――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的可行性，藉以表明他們不是封建制度與文化的叛逆者，而是衛道士，從而減少推行洋務政策的阻力，求得開通風氣，延長國祚。「中體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現，主要是通過「稍變成法」，引進西法，發揮法律對於維護清朝專制統治的作用，同時在新的形勢下，繼續發揚傳統法律中的隆禮重刑，禮刑結合，以應付前所未有的巨變。洋務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不僅是綱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統思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洗禮，而且自覺地應用到他們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國藩面對太平天國掃盪一切的風暴，便舉起了隆禮的旗幟，說∶「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范之中」（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寧府學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於禮」。（2）（《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以此來聚集反對農民起義的各種社會力量，為保衛清朝的封建統治而戰。他所說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禮履之不可倒置」，（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討粵非檄》）恰恰為他提出的隆禮的真實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腳。如果說在封建制初建時期，荀子提出隆禮是為了建立封建等級秩序，並為實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導原則，那麼，曾國藩提出隆禮則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際，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級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級秩序，並在隆禮的幌子下，實行重刑,以鎮壓起義的農民。曾國藩早在辦團練時便主張採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說∶「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政，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刈安」。（4）（《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他自己對待起義農民就是「痛加誅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國藩作為早期洋務派，就是這樣運用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中的隆禮明法、隆禮重刑的兩手，以行動維護綱常名教的，既以「禮」約束人們的行為，防範犯上做亂；又以刑殘酷鎮壓不逞之徒，這種心法對後來的洋務派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都有著影響。可以說洋務派傳承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來維護封建統治的「體」。
稍變成法與引進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變成法」，引進西法是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張之洞法律思想中最為突出的部分。「稍變成法」是李鴻章「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綱領的一部分。十餘年興辦洋務的經驗，使李鴻章深感那些動輒以「祖宗成法」為由的守舊人物對洋務的阻撓，他憤懣地指出:在「外患之乘，變幻如此」的嚴峻形勢下，「猶欲以成法制之」，無異於「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7）（《清史稿·李鴻章傳》）他憂心仲仲地說∶「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無由」。「若事事必拘於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終無以自強」。（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為了稍變成法，他根據《周易》『窮則變，變則通』的儒家古訓，強調『一國法度當隨時勢為變遷』」。（9）（《清代四名人家書》）針對頑固守舊者所鼓吹的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等以守法為尚的論調，他慷慨陳詞∶「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若不變法，而徒騖空文，絕無實際」，如此則「戰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難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給恭親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強調指出∶「日本以區區小國，尚知及時改輒，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變計」。（10）（《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陳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陸軍，「變易兵制」。（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給丁日昌的信中，李鴻章感慨地說∶「自強之策，當及早變法。勿令後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計，世人無知而信之者。朝廷無人，誰做主張。及吾之生,不能為，不敢為,一旦死矣，與為終古已矣，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說在「稍變成法」、引進西法的問題上，李鴻章重點在於闡述稍變成法的必要性，並且涉及到翻譯外國公法，培養人才等問題，至於張之洞則重點在於引進西法，改革成法，這是和時代背景的變化密切相關的。1901年慈禧太後流亡西安以後，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發布上諭，表示變法，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這道上諭立即得到張之洞等的響應，他提出「整頓中法所以為治之具」，「採用西法所以為富強之謀」（13）（《張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則》）建議清廷博採外國的礦務律、鐵路律、商務律、刑律等，編篡中國的礦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張之洞久於仕途，深知「濫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獄」作為整頓中法的第一要務，他和劉坤一在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中，提出了引進西法，改革刑獄的九點建議。第一，「禁訟累」。鑒於刑名胥吏敲詐勒索，加劇了社會矛盾，建議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擾民壞法的弊政。第二，「省文法」。即「減寬例處」，以消除「拖延命案，諱飾盜案」，或發案不報釀成禍端的積弊。第三，「省刑責」。除盜案命案證據已確而不肯供認者，准其刑嚇外，凡初次訊供及牽連人證，不準輕加刑責。第四，「重眾證」。除死罪應有輸服供詞之外，軍流以下各罪，如果眾證確鑿，又經上司層遞親提復訊無疑，犯人雖無口供，仍可按律定罪。第五，「修監羈」。即改善監獄羈所的居住和生活條件。第六，「教工藝」。讓犯人學習生產技能，「將來釋放者可以謀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給衣履。」第七，「恤相驗」。減輕訴訟當事人負擔的相驗費、夫馬費、招解費。第八，「改罰鍰」。除命盜案、竊賊、地痞、惡棍、訟棍不準罰贖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戶婚、田土、家務、錢債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責為罰鍰。第九，「派專官」。管理、稽查監獄事務。上述整頓中法「恤刑獄」的九條建議，基本屬於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體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響下提出的，是洋務派「中體西用」論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正是基於中體西用，所以這九條建議並沒有觸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實質，而只作了相應的改良。盡管如此，仍然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輿論准備。以自強為目的的軍事法律思想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軍政大員，既參與國策的制定，也負責國策的實踐，特殊的地位和環境使他們對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現實非常敏感，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洋務派把自強的著眼點首先放在軍事上，提出「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的方針，為近代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法的產生創造了基礎。李鴻章編練淮軍時，突出的特點是在兵器和軍事訓練方面模仿西方。李鴻章說：「制器與練兵相為表裡，練兵而不得其器，則兵為無用」。「西洋火器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力獨絕，故能橫行於千里之外。中國若不認真取法，終無由以自強」。（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軍營規的內容，主要為軍事刑法。如賭博罪、姦淫罪、結盟拜會罪、製造、散布謠言罪、剋扣軍餉罪、吸食洋煙罪、開設煙館賣煙罪和攜財潛逃罪等。淮軍制訂的軍事法規，雖然在技術層面上提出學習西方，但實質上仍然是封建性的軍事法規。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清政府為了防禦日本的侵略，決心創建近代海軍，洋務自強活動也進入以建立近代海防為中心的新階段。李鴻章在籌建北洋海軍過程中，力圖仿照西方國家的海部，統一海軍的章程和指揮管理，他說「海部體制與他部相埒，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無不兼贊樞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擾」，但限於體制及經費，海部雖未建成，卻於當年建立了海軍衙門。1888年9月海軍衙門遵照「參酌中西，畫一規制」的指導思想制訂頒布了《海軍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別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餉、恤賞、工需雜費、儀制、鈐制、軍規、簡閱、武備、水師後路各局等，「大半採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處，或參仿德國初式，或仍遵中國舊例。」（1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內容細致完備。《北洋海軍章程》也體現了落後的封建意識，如章程開宗明義地宣稱「內多酌用英國法，仍以憲廟軍規為依歸」。具體表現在北洋海軍的官職名稱、水兵的招募方法及軍隊內部的封建等級制和人身依附關系等。以求富為核心的經濟法律思想洋務派的經濟法律思想，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體現了洋務派向西方學習逐步深入的過程。本著「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的信念，（1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積極發展煤礦、運輸、電訊、紡織等主要經濟部門的民用工業，挑戰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經濟觀念，把「富民」作為興國的根本。雖然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和民用工業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專制主義統治，謀求統治集團的利益，但是應該看到，洋務派在「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的情況下，與洋商進行「商戰」，「分洋商之利」，不僅收回了一部分喪失的利權，而且有助於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整和控制企業，是洋務派經濟法律思想中新的內容。培養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洋務派始終把培養洋務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鴻章一再強調∶「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43）（《籌議海防折》）為了培養洋務人才，以應急需，在李鴻章等的倡議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語為主的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洋務學堂」。為了適應洋務外交與立法的需要，同文館成立以後，便以翻譯西方法學著作作為了解西方情況和輸入西學的重要途徑。張之洞說∶「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為自眾，然後可供國家之用」。（44）（張之洞《上海強學會章程》）經同文館翻譯的外國法律和法學著作多達18部之多，如《公法總論》、《佐治芻言》、《國政貿易相關書》、《各國交涉公法論》、《法律醫學》、《各國交涉便法論》等等，其中一些書籍成為戊戌變法和二十世紀立憲運動的必備參考書籍，幫助中國人通過最簡潔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認識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積極地推動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在這些以學習西方文化為目的的洋務學堂里，都將《萬國公法》列為必修課程。（45）（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不僅如此，洋務派還從實際需要出發，向西方派遣留學生，曾國藩與李鴻章奉命擬訂了《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12條。規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緒年止，每年挑選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以培人才而圖自強。」（46）（《洋務運動》二）章程把幼童年齡限制在十三、四歲至二十歲之間，後改為十二至十六歲，肄業年限為十五年，畢業後回國聽候派用，不準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謀職業。自1872年8月12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費留學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學生們對中國近代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的發展與實現洋務派富強之夢起了重要作用，涌現出詹天佑、武廷芳等優秀人才。

⑵ 舉例故宮是愛新覺羅家族的財產，按照繼承法溥儀可以繼承家族財產，按照現在的法律是否可行怎麼去理解繼

財產是從屬於個人的，繼承人繼承的是被繼承人的財產。
如果故宮是某個人的財產，然後他遺囑指定溥儀為繼承人，那麼他就可以繼承。
如果沒有遺囑，溥儀是唯一的法定繼承人的話，就由他一人繼承。
若沒有遺囑，他不是唯一法定繼承人，那麼由他和其他人平均繼承。當然，前提是沒有比他靠前的順位繼承人，而且其他繼承人和他的繼承順位一致。

⑶ 古代四大發明的作者

雖然司南、造紙術、火葯和活字印刷術是赤縣神州的炎黃子孫們盡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但是這種觀念卻並不被國際學術界廣泛認可。且不說對磁石之定向功能的認識並非古代中國人的專利，活字印刷術更難說是北宋人畢升的獨特貢獻。畢升的泥活字只是作為沈括《夢溪筆談》里的一則「軼聞趣事」 聊備談資而已，並未轉化為任何實用技術，其存在甚至需要近代人去「發現」 。而1450年德國人谷登堡發明的銅活字印刷術卻迅速得到廣泛應用，為《聖經》從教士的秘笈變做大眾的普及讀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近代文明的產生也因此成為可能。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谷登堡發明銅活字印刷術，是受到了什麼可能來自中國的啟發——當時的中國甚至早已遺忘了畢升的成果。

退一步說，司南、造紙術、火葯和活字印刷術即便全是我們祖先的原創，它們也只能被稱作「四大技術發明」而不是「四大發明」，因為，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畢竟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因此，從制度方面尋找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比緣著技術這根獨木橋求魚要有意義得多。恰好，在古代中國眾多獨特的制度之中，有四項如今在世界范圍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我把它們叫做中國古代制度上的四大發明。

這四大發明裡第一項，就是考試制度。

雖然廣泛意義上對人的考察、考核可能自從有了人類就開始了，但是真正把命題考試作為一項國家的制度安排，並且作為人才的選拔標准，卻是中國人的發明。

在考試制度產生之前，政府官員如何產生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春秋時期之前上層貴族基本上世襲地壟斷了政治權力，這對於下層的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戰國時期下層知識分子「士」登上政治舞台，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怎樣進行制度設計以「選賢任能」 的問題。當時為了使自己的才能可以被統治者發現，「士」需要周遊列國，對各國君主進行游說。但是這種自薦方式並不能保證大面積地發現潛在的高人，更無法保證被提拔上來的人是適合任事的。

因此，漢代發明了「察舉」制度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察舉」的方式是：由地方官員每年把當地的優秀人才「察」出來，再「舉」到朝廷去。朝廷對察舉出來的人才進行培訓之後再委任到地方。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可以減少人才的「遺漏」情況，但是這種制度實行一久，負面效應就變得很嚴重。主要問題在於：士人一旦通過察舉登上官場，有了選才的權力之後，往往傾向於選拔「自己人」 ，這樣就導致了世代壟斷文化權力和做官資格的「士族」的產生。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士族對於官職權力的壟斷已經非常嚴重，以至於不但士族與「寒門」之間在權力地位上產生了世代相沿的分層，在血緣上，士族也拒絕與寒門通婚。曹魏雖然發明了「九品中正制」對人才進行評級任用，但是評定的人才等級卻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士族與寒門之間發生了斷裂，這樣不公平的社會結構是難以保持長治久安的。

士族控制政府的各路要津，形成門閥，不但左右了朝政，像王導、桓溫這樣的大權貴還掌握了軍權，皇帝也不得不看門閥的眼色行事，這種情況持續了三百多年時間。到了隋朝，由於皇帝自己也是大貴族篡位當上的，便思量如何削弱門閥士族的權勢，這樣，科舉制就被發明出來了。

這種全新的制度的特點是：錄取人才只憑考試成績，而不問出身；並且把讀書、考試與做官、為皇帝服務結合在了一起。使得所有讀書人獲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參與機會，並且官僚隊伍的構成，也由原來主要來自世襲貴族變成了多種來源共存，政權合法性基礎得以擴大。

唐代，由於進士出身的人日益受到重視，士族的勢力便顯得日漸式微。越來越多的庶族人士通過科舉進入了政權的核心，打破了少數權貴家族對上層權位的壟斷，使得社會流動顯得相當公平。

唐代是科舉制度的初創期，很多制度仍然不是很成型。比如，唐代進士的錄取就並不以考場上的答卷為全部依據，而是要參照考生的「平時成績」 。考生在士林中的名望往往成為能否登科的關鍵因素，因此，有心進取的考生便需要在平時做大量的「場外功夫」 ，把時文作品提交給達官貴人，請他們向考官推薦自己。這在當時叫「行卷」 。

「行卷」的弊端是容易想見的：獲得推薦的多數是上層名流，而且也比較容易舞弊。為了改進行卷的不足，宋代開始，考試採取密封糊名、鎖閉考場、派人監考等等一些列嚴厲手段防止作弊。一套嚴密的考試制度初現輪廓。宋代官員全部通過考試從讀書人中產生，士族的勢力不復存在。由此社會文化也發生了極大變化，從漢、唐的追求武功、開拓疆土、對外開放心態變做皓首窮經、拘泥故態、講求內省。這種內向化的追求，成了後來中國閉關自守心態的開端。從宋真宗趙恆鼓勵士人考試做官的《勸學詩》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向窗下求富貴」心理的出現。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明清是考試制度的全盛期，考試成了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各省鄉試（鄉試是省級考試，考中者為舉人），都由皇帝揀派中央官員到各省出任主考官，十幾個省要同時開考，考完要同日發榜，每省的考生，少則幾千，多則一兩萬，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若非強大的中央集權，怎能實現？考試本身則已經成為了一種統治儀式，國家成了一部不斷考試的機器。

明清時期社會上流行一種叫「神童詩」的兒童啟蒙歌謠，可以看出社會風氣的尚文：

白馬金紫鞍，騎出萬人看。借問誰家子？讀書人做官！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豈有種？男兒當自強！

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

延續千年的考試立國制度，在給創造了世界上最穩固的文化傳承的同時，也造成了中華帝國意識形態和制度結構的停滯性。在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之所以難以產生近代科學，主要原因就在於科舉制吸引了讀書人的全部注意力，使他們研究指定教材之外學問的機會成本太高，從而無暇旁顧。

當英吉利軍艦的炮火敲開了老大帝國沉重的大門，給這個古老文明帶來嚴重的挑戰，也帶來機遇的時候，考試制度也面臨著死亡和涅盤。

考試制度的死亡因素是：與「自強」的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

在列強環伺的環境中，清末的中國讀書人普遍有一種對於「亡國滅種」 的恐懼。出於「保國」 、「保種」的需要，自強求富的呼聲成了那個時代的強音。學習能夠製造洋槍、軍艦的西式知識似乎比科舉考試的道德文章更為急迫。為了傳授西來的近代文明成果，從1861年恭親王奕欣奏請設立同文館開始，各種名目的新式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在炎黃故國涌現出來。然而，這些代表那個時代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卻並不怎麼受到時人歡迎，因為科舉、入仕作為傳統的「士人正途」仍然對「王道樂土」上的莘莘學子們有著最為重要意義。在科舉制度與新式學校共存的時間里，新式學校在與培養科舉考試技巧的書院進行「生源爭奪」時總是落在下風。科舉考試制度一時間成了阻礙新式學校發展，進而也就是阻礙強國富民進程的元兇禍首。

一旦一項制度成為了傳統，它就具有理所當然的合法性，其它的制度只有在這種傳統中得到承認，才能夠獲得生存的空間。為了使新式學校能夠獲得存在的理由，清政府先後進行了兩項制度實驗:

一是1898年設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的時候，規定大學堂的畢業生可以獲得「賜同進士出身」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享受國家正式學歷——進士的待遇。

二是試圖逐步把西學引進到科舉考試中來。1903年是變革的一年，先是在這一年三月的癸卯科會試中不再以傳統的八股文和試貼詩命題，而是改為以考查「經濟」知識為主的「經史時務策」五道，其中涉及了西方歷史、政治，甚至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在會試的三個月之後（閏五月），又舉行了旨在實驗全面改革考試的內容和程序的「經濟特科」考試，錄取了二十七名經濟特科進士。

然而，這兩項制度實驗最終都沒有成功，使得猴急的清廷在沒有認真考慮的情況下，便於1905年急剎車似的廢除了科舉考試制度，一項延續千餘年的傳統就這樣頃刻間灰飛煙滅了。許多年之後，當後人回首科舉考試制度的猝死及其「後遺症」時發現，退一萬步說，廢科舉都是一個遺患無窮的魯莽決定……當然，這是後話。

科舉考試制度死亡的深層原因在於，用政府統一組織考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與近代科學的知識體系是難以相容的，因為，興起於西方的實驗科學體系，是需要在大學體制的土壤中生長的，而歐洲人發明的大學與中國人發明的考試，原本是相互沖突的兩種人才培養制度。

西方的大學精神發軔於古希臘。哲學先師柏拉圖於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開辦了學園（Akademie）。他的學園里教學方式是辯論式的，沒有標準的教科書和一成不變的答案。學園的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是數學、幾何、天文、音樂這些看上去「沒用」的形而上的學問，與同時期中國聖人孔子答疑式的、側重政治倫理的教學方式大異其趣。柏拉圖學園的大門上刻著「不懂幾何者莫入」，因為柏拉圖所追求的，不是「為帝王師」的實用政治技能，而是永恆真理的基礎。

現代類型的大學肇端於中世紀的義大利博洛尼亞。約1080年，在義大利北部發現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於534年編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羅馬法的熱潮。1087年，許多學生聚集在義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亞，他們合夥聘用著名學者Guarnerius講授查士丁尼法典，他們的團體拉丁文叫做Universitas，本意是「聯合會」。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學宣告誕生。

早期的大學里只有四個學院：神學、哲學、法學、醫學；主幹課程是古希臘的「七藝」：語法、邏輯、修辭、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顯然，這些課程與治國平天下是沒有什麼直接關系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追求純粹的知識。當時的大學也沒有教材，上課是兩個教師一起上，互相激辯，在論戰中得到思想的提升。尤需特別提出的是，當時大學的組織方式是學生出錢聘用教師，而不是先有了教師再招學生。

法學對於西方人而言，並不只是「法律」的含義，更多地是形而上的意義。英國歷史上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法學專業只研究法理學和法哲學，以培養愛德華·柯克這樣有著哲學頭腦的大法官和威廉·布萊克斯通這樣的法理學家為己任，而法律應用人才則來自四所專門的律師學校——中殿學院、內殿學院、林肯學院和格雷學院。

不僅僅研究「沒用」學問的理科教育是1597進入大學的，以英國的格雷山姆學院成立為標志；工程的高等教育更是遲至1794年，才在血雨腥風中的巴黎為了戰爭的需要而被設立，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校是第一所工科大學，他最初的口號是「不要學者，要工程師」。

正是由於有了自由、開放，以探求純粹知識為志向的大學環境，近代思想和學術才有了萌發的土壤。試問：以政府鉗制讀書人的頭腦為初衷，把學問和做官結合成一體的考試制度，豈能在清末的危局中擔起播灑西方近代文明火種的時代使命？豈能不走向死亡？

科舉覆滅了，但是考試制度卻獲得了涅盤。

考試制度新生的契機是19世紀英國的文官體制改革。

由於西方的學問和政治在歷史上一直兩股道上的車，所以官員的產生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英國的光榮革命雖然使立法和財政大權歸了國會，但是行政卻仍由國王和貴族控制。結果，英國政府各級官職為貴族所壟斷，庸碌無能的膏粱子弟竊踞高位，盤踞要津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

1853年，英國國會議員諾斯科特和屈威廉提交了《關於建立英國常任文官制度的報告》，提出仿照中國的科舉制度舉行考試以選拔行政官員，由此，英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得以建立，並且在後來為各國所普遍效仿。考試因此從中國走向世界，成為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中國發明之一。

而中國土生土長的考試制度，後來與西方人發明的大學制度相結合，演變成立全國統一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入學考試制度。

對比考試制度和大學制度兩種不同人才培養－選拔方式，可以看到，大學的好處在於注重研究和創新，而創新就要尊重人的個性創造；其壞處則是對於人才難以用統一的尺度評判。而考試制度恰恰有選拔標准硬的好處，但為了尺度過硬，也必然有因襲教條，抹煞個人創新的壞處。

如何結合兩套制度的好處呢？從英國文官考試制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考試應該因事制宜，為了專門的目的，組織專門的考試，選拔專門的人才；而不應該為了統一的考試，去培養千人一面的考生，進行同類放大的選拔。

由政府統一命題、統一組織考試，考試有標准答案和統一的評分標準的高考和考研，可以說是兼有考試和大學兩套制度的全部壞處，而沒有其好處的最壞制度。

⑷ 清朝每位皇帝最後逝世的皇子

清朝最後逝世的皇子是愛新覺羅·溥傑。

愛新覺羅·溥傑（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清皇室成員，乳名「譽格」，字「俊之」，號「秉藩」，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同母弟。溥傑生於北京清皇室醇親王府，溥傑的祖父為道光帝七子、咸豐帝之弟醇賢親王愛新覺羅奕譞，伯父為光緒帝，其父醇親王載灃是光緒帝載湉之五弟，為清末監國攝政王，母親蘇完瓜爾佳·幼蘭是正白旗瓜爾佳氏榮祿（即戊戌變法中的朝廷重臣榮祿）之女。

人物簡介
溥傑有兄弟三人，姐妹七人。依次為溥儀（1906年生）、韞媖（1909年生，嫁郭布羅·潤良）、韞和（1911年生，嫁鄭廣元）、韞穎（1913年生，嫁郭布羅·潤麒）、韞嫻（1914年生，嫁趙琪璠）、溥倛（1915年生，早夭）、韞馨（1917年生，嫁萬嘉熙）、溥任（1918年生）、韞娛（1919年生，嫁王愛蘭）、韞歡（1921年生，嫁喬宏治）。
溥傑幼年在醇王府作溥儀伴讀。1928年，北伐軍進入北京前夕，載灃全家由張學良安排，赴天津租界避難，溥傑夫婦住在張學良小妾谷瑞玉公館中。溥傑秘密前往奉天入講武堂求學，為溥儀阻止，通過日本警察扣留於大連，十餘天後回到天津。
溥傑1929年於日本留學，1937年與日本皇族姻親（「親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兒浩（婚後名愛新覺羅·浩）作權宜婚姻。但二人婚姻圓滿，並誕下兩名女兒慧生和嫮生。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溥傑在沈陽機場被蘇聯軍隊俘獲。
1950年8月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羈押。
1960年溥傑第二批特赦，在景山公園工作一年。先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94年2月28日病逝，著有回憶錄《溥傑自傳》。
溥傑幼年在醇王府作溥儀伴讀，於1929年到日本東京學習院、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溥儀曾勒令其留下並與一滿人女子結婚，但被日軍阻撓）。
1935年回東北，在滿洲國任軍職（宮內府侍從武官）。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滿洲國滅亡。溥傑與哥哥溥儀逃至沈陽打算改乘飛機前往日本，在沈陽機場被蘇聯軍隊俘獲。
1950年8月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羈押，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
1959年國慶十周年，我國政府大赦第一批戰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獲得特赦，溥傑未獲特赦。
1960年11月28日，溥傑第二批獲特赦釋放。溥傑回京後，北京市委統戰部把他安排到景山公園邊勞動邊改造。後來，溥傑的改造完成，有關部門很快就安排溥傑到政協做了文史專員。
1961年1月30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了溥儀、溥傑及其親屬，鼓勵他們為祖國做出貢獻。溥傑十分感激，在詩中寫道：「今朝燦燦紅旗下，新舊河山迥不同」，真誠表示「矢當珍此桑榆景，盡我余齡覓寸陰」，後由一封建皇弟轉變為人民政權最高立法機關成員。他不僅熱心社會公益活動，而且將多年的積蓄捐獻給第十一屆亞運會組委會，受到社會稱贊。
1961年2月12日，周總理邀請愛新覺羅家族到西花廳吃飯。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斡旋下，溥傑與妻子嵯峨浩重逢。此後一直住在護國寺大街52號，一起並度過文化大革命。
1980年代後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6年6月，浩夫人的腎病開始惡化，住進了北京友誼醫院。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的溥傑一直陪護病榻上的妻子。半年之後，浩夫人去世了，沒能再回52號院。
1991年11月28日獲日本立命館大學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94年2月28日7時55分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87歲。死後骨灰一半葬於日本山口縣下關市中山神社（嵯峨家的神社）的愛新覺羅分社內。另一半葬於北京。

⑸ 急！～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繼續的原因徥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滿足。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雖然從中國取得了許多特權，但還要取得更多的特權。它們還要求在中國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國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設立使館。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證明，英國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保障當時英國在華最大的經濟利益———鴉片貿易。(13)謀求在華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它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場侵略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問題只在發動戰爭的時機和借口而已。

《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外人入城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南京條約》第二款：「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這就是說，一般英國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則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認為，按中文字義，城邑不一定指城內，條約未給英國人入城的權利。《南京條約》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譯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認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內，因此，英國外交官和一般英國人都可以入城。中英雙方在條約約文的理解上，發生了很大歧異。按照歐洲人的國際法，《南京條約》的兩種文本(當時沒有第三種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條約簽字時未聲明以哪種文本為准，在文本的解釋發生歧義時，應允許各方各執己見。事實上，這兩個文本都是英國提供的。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來源的不同解釋。在中方看來，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條約的理由不充分。其實中國官方在英國的壓力下，已經同意英國人可以入城。但是廣州城廂內外社團、士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入城，甚至不惜開戰，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協」為由，推遲入城的時間。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暴行和鴉片戰爭後多起英人恃強作惡的中外糾紛事件，是造成廣州民眾仇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民眾的仇外情緒當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廣州民眾反入城斗爭當時有其發生的條件要求修約，則是西方列強企圖從中國拿到更多權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國就利用最惠國待遇和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有關12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更的規定向中方提出修約要求。這年5月，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文翰提出修訂《南京條約》問題，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國應毫無保留地給英國人開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國人走遍全中國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訓令時，太平軍北伐部隊已攻進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軍與清政府之間誰勝誰負難料，就把訓令擱置起來。7月，美國向清政府提出幫助鎮壓太平軍作為誘餌，以修約擴大在華權益。清政府懷疑美國的動機，沒有接受。其實，研究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學者早已指出，英國要求修訂《南京條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南京條約》是一項政治條約，不是商約，沒有修訂的規定；而修約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國待遇之內。(15)英國利用中國當局不了解歐洲人的國際關系知識，加以蒙哄和欺詐，清政府只有被牽著鼻子走了。

1854年，英國、美國、法國都積極活動修約。但是對於英國來說，採取戰爭行動解決修約問題的時機沒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聯盟正與俄國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著克里米亞戰爭，英國的軍力布置在克里米亞戰場上。所以英國政府訓令包含修約談判中要嚴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國承認修約的原則，實際談判不必馬上進行。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伯駕知道，《望廈條約》只規定了12年後作細小的修改，但他認為：「為了達到各國政府的最大利益，不僅細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變更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必須採取強硬手段」。(16)他在來華前，遍訪了倫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見。1855年8月，伯駕希望北上渤海灣，逼迫北京政府舉行修約談判。包令說：「用孤單的行動而不伴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就沒有希望從中國取得任何重要的讓步」。(17)因為各國軍艦尚未調到遠東來，沒有軍力支持，這次北上行動未能成行。這就是說，用戰爭手段，達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約的目的，這已經是既定決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國戰敗。這時候，英、法、俄國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各國軍艦都可以移師中國了。在克里米亞戰場上廝殺的對手，在中國成為了合作的夥伴。利用戰爭手段已經決定，侵略者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這時候，馬神甫事件發生了。盡管這是一個突發的個別的事件，對於法國來說就是一個好借口，但是，對於英國來說，這個借口還不太有力。不久，亞羅號事件發生了。殖民主義者要尋找侵略中國的借口是不難的。20世紀初法國的研究者研究了資料後指出：包令「要向中國啟釁，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有本領找到比劫持『亞羅』號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定要打起來的，並不因為中方的什麼態度而轉移。而要打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要越過條約特權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沒有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現》文在評述馬神父事件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撒手鐧」，叫做程序正義優先。文章寫道：西林地方官員把馬神甫處死，「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這不僅否認了侵略者的本質，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實。

程序正義優先，頗為嚇人。似乎當時來自歐洲的英國人、法國人最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又以大沽之戰為例。當法國人知道清政府已經在大沽口設防，仍然決定與英國公使乘炮艦從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國公使普魯斯給英國政府報告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准備憑借武力威脅來索取。」(19)普魯斯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20)英法聯軍在充分准備下(僅英國艦隊就有戰艦、巡洋艦、炮艇共十餘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發動進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沉擊毀英法兵船十多隻，斃傷英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軍艦首先向大沽炮台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貫同情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評論道：「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環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21)

實際上，清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換約，並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內安排了公使住處。清政府從安全出發，指定了公使進京的路線，規定可帶隨從，不準帶武器。這些安排完全合乎當時國際關系的准則。歐洲人制定的國際法沒有規定可以攜帶武器到他國首都去交換條約批准書。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謂程序正義的要求。當大沽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反誣中國破壞條約，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報復」。英國《每日電訊》甚至稱：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並佔領北京；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馬克思當時在評論大沽事件時寫道：「難道法國公使留住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麼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釁了。」「白河沖突並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勛爵預先准備好的。」(22)馬克思是研究了英國公使和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寫下這些評論的。
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望廈村簽訂，又名《望廈條約》)，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一項商約。它的第34款規定：「合約已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准後，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23)這里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望廈條約》「不得輕有更改」，中美兩國「均應恪遵」，美利堅聯邦各州(「至合眾國中各國」)不得派人前來對此另有異議。在什麼情形下可以在12年後「稍有變通」呢？條件只是因為「至各口情形不一」(「現文」引用時恰恰把這幾個字刪掉)，涉及到貿易及海面各款時，可以稍加修訂。這實際上指的只是細小的修訂。美國以及各國清楚這一點。中方也清楚這一點。1855年5月，美、英、法三國公使先後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訂《望廈條約》，為此清政府指示說：「各夷議定條約，雖有12年後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為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24)，清政府的認識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理」，英、法、美各國都沒有提出大段修改條約的權利；即使稍加修訂，也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與清政府商議，「公平酌辦」。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訂，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馬克思曾經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檢察官致倫敦《晨星報》的聲明，那份聲明說：「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國政府及其官吏採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國至少已沒有權力享受這個條約所賦予它的優先權利和特權。」(25)這就是程序正義優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國哪一國遵守了這個原則？

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著非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麼樣就怎麼樣，並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復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現》文的不正確，在於完全拋棄了唯物史觀，得出許多錯誤的觀點。試舉幾例：

「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這是想當然。列強侵略中國，什麼時候都沒有與中國「協議」過。歷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條約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強加的，中國談判代表哪裡有資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組織低調俱樂部，講的也是類似這樣的話。汪精衛之不齒於歷史，已經難以改寫了。我們只能這樣回答：中國人民對外來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國早就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國還有今天嗎？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當代人俯視歷史，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列強是強勢一方，封建的中國是弱勢一方。但是，在鴉片戰爭的年代，有哪一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是弱勢一方呢。即使認識到是弱勢的一方，難道弱勢的一方面臨外敵侵略的時候，就不應該反抗嗎？清政府被嚴格限制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內，什麼時候都是嚴格遵守條約的，不遵守、不滿足原有條約特權的，一向就是外國侵略者。

⑹ 晚清時代的中國第一批外交官有哪些他們做了什麼

在鴉片戰爭以前，晚清沒有現代意義的上的外交，滿清閉關鎖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寧肯多賠錢也不願意外國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並不想與外國交往。可是，西方列強卻強行拼逼迫滿清走向了世界。晚清的的大門被打開了。滿清最初沒有處理外交機構的衙門呢，以至於出現地方疆臣主管國家外交事務。比如李鴻章。後來在西方國家的要求下。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處理外交機構的衙門。

⑺ 溥心畲的人物年表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歲
9月2日(農歷七月二十五日)生於北京。後因與咸豐帝祭辰同月同日而改為農歷七月十四日出生。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後以溥為姓，字心畲，號西山逸士、羲皇上人、松巢、舊王孫、岳道人、釣鯨魚父、華(花)虹、流浪王孫等。室名省心齋、寒玉堂。其曾祖道光帝旻寧、祖父恭親王奕欣，父親貝勒載澄。嫡母馬佳太夫人，本生母項太夫人。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二。異母兄恭王溥偉(後過繼與載澄為子)，同母弟溥僡，尚有一弟名溥佑，出生後過繼於他人為子，後歸宗。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3歲
農歷五月二十九日祖父奕欣病逝，異母兄溥偉襲恭親王爵位。奉詔入宮謁見，光緒帝對其諭曰:「汝名為儒，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並賜金帛。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4歲
是年始學書法並讀蒙經(《三字經》、《百家姓》、《千家文》)。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5歲
奉詔謁見慈禧太後，作對聯，得慈禧太後賞識。父親載澄遭革爵歸宗，交宗人府圈禁。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7歲
是年始學作五言絕句詩。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0歲
學習騎射，同時學習滿文、英文、數學。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3歲
11月4日清光緒帝病逝，受命入宮甄選皇帝，未中選，從兄溥儀嗣皇帝，帝號宣統。1909年宣統元年(己酉)14歲
父親載澄貝勒去世，由生母項太夫人撫育，並延請歐陽鏡溪、龍子恕二師督課。臨習顏真卿《中興頌》、蕭梁碑額、魏鄭文公石刻等。
1910年宣統二年(庚戌)15歲
9月25日，入貴胄法政學堂(前身為貴胄陸軍學堂，後並入清河大學)讀書。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16歲
10月，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派兵夜圍戟門、隨母、弟避難於清河二旗村。
1912年民國1年(壬子)17歲
2月，清帝溥儀下詔退位，貴胄法政學堂並入清河大學，溥儒遂入清河大學就讀。春仲，歐陽鏡溪南歸。居北京西山戒台寺，由項太夫人親授其讀書習字。
1913年民國2年(癸丑)18歲
夏，畢業於清河大學。赴青島省親，看望嫡母及長兄溥偉，遂在禮賢書院補習德文。19了4年民國3年(甲寅)19歲
應德國亨利親王之邀，游歷德國。
1915年民國4年《乙卯)20歲
在西山戒台寺。是年前後開始習畫。
1917年民國6年(丁巳)22歲
至青島省親。夏五月與前清陝甘總督多羅特·升允(字吉甫)之女羅淑嘉(清媛)女士結婚。6月24日，攜夫人回京。
1918年民國7年(戊午)23歲
春，孫雄(師鄭)創漫社，有冒鶴亭李宣倜等12人參加，列名其中。8月至青島省親。
1920年民國9年(庚申)25歲
9月海印上人來訪，重陽節與之登高並賦詩。
1922年民國11年（壬戌)27歲
夏，抵青島為其嫡母60歲祝壽。即回京後，於西山戒台寺隱居，謝絕交遊，潛心讀書，自號西山逸士。將大部分精力集中於書畫之上。
1924年民國13年{甲子)29歲
因祝姑母榮壽公主70正壽，奉母移居城內。同年恭王府被其兄溥偉抵押與輔仁大學為校舍，遂移居王府花園，即萃錦園，並由此正式步入當時的北京畫壇。
1925年民國14年(乙丑)30歲
春，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舉行首次個展。整理隱居西山時期所作之詩百餘首印為《西山集》百冊行世。溥伒(松風主人)創「松風畫會」，成員大都為皇室貴族，以松巢客自號、名列其中。
1926年民國15年(丙寅)31歲
春，張目寒在京具柬邀與張大千、張善孖等人餐敘。此為「南張北溥」會面之始(一說為1928年)。
1927年民國16年(丁卯)32歲
應日本大倉商行之邀，與弟溥僡赴日講述經學。應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之聘為該校教授。
1929年民國18年(己巳)34歲
在日本帝國大學執教。春仲，游歷日本名山，後歸國。
1930年民國19年(庚午)35歲
2月與夫人羅清媛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舉辦首次伉儷畫展。是年多次在萃錦園中邀請當時名士雅集。作《山
水扇面》、《尚友圖》。出版《上方山志》。
1931年民國20年(辛未)36歲-1932年
「九一八」事變後溥儀為偽滿洲國皇帝。作《臣篇》以明其志。
1933年民國22年(癸酉)38歲
居北京西山。作《寒岩積雪圖))，參加柏林中德美術展覽會並獲獎。
1934年民國23年(甲戌)39歲
春，與張大千合作《松下高士圖》。秋，由黃郭推薦任國立北平藝專國畫教授。
1935年民國24年(乙亥)40歲
在國立北平藝專執教。得項太夫人之允納李淑貞(墨雲)為側室。1936年民國25年(丙子)41歲
1月10日，與張大千、張善孖、蕭謙中、胡佩衡、徐燕蓀、於非闇及何海霞應邀赴天津永安飯店開聯合畫展。春，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再次舉辦畫展。拒絕了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長的重金求畫。
1937年民國26年(丁丑)42歲
春，張大千來訪，二人合作《秋意圖》，仍執教於北平國立藝專。生母項太夫人去世，在廣化寺守靈，並將舊藏陸機《平復帖》以四萬元之價售於張伯駒。
1939年民國28年(己卯)44歲
賃居頤和園介壽堂。日本侵略者欲聘其在偽政權中任職稱疾不入城，堅不赴職。
1941年民國30年{辛巳)46歲
居萬壽山。正月作書法長卷《冬青菜賦並序》。3月，作《雪閣棲鶴》。夏，作《山水扇頁》。
1945年民國34年(乙酉)50歲
居萬壽山。是年與張大千合作數十件作品。
1946年民國35年(丙戌）51歲
秋，應張道藩之邀與齊白石等人到達南京，並舉辦溥儒、齊白石聯合畫展。)。月，經張真夫推薦，被蔣介石指定為滿族「國大代表」。並組織「滿族文化協進會」。11月，出席「制憲國民大會」。隨後應陳毅成之邀赴杭州。同月至上海，再次與齊白石舉辦聯合畫展。後即回京。
1947年民國36年(丁亥)52歲
正月十五，與張大千共度元宵，乘興題張所收董源《江堤晚景》。2月，題張大千所購張即之《杜律二首》。在頤和園戒鴉片。7月8日，原配夫人羅清媛女士卒。三游南京，出席行憲國民大會。
1949年(己丑)54歲
春，在杭州舉行畫展。5月3日，杭州解放，北京市長葉劍英請回京，回信致謝。
偕同墨雲夫人、敏岐由杭州奔上海。8月，由吳淞口乘漁船至浙江沈家門，然後到達台灣，途中作感遇詩多首。
抵台北初居凱歌歸招待所賣文鬻畫以自給。後遷出。10月，應台灣師范大學之聘，任教於該校藝術系。11月，台灣當局聘其為考試委員，婉辭不就。年底、作《帚生菌》圖。
1950年（庚寅)55歲
春，任台灣師范大學藝術系教授。參加台北美展並擔任評審委員。
1951年(辛卯)56歲
任教於台灣師大藝術系，並在家中收徒授課。辭謝「國策顧問」等職。春赴高雄、台中等市舉辦個人畫展，並游覽台灣中、南部各處名勝。
1952年(壬辰)57歲
任教於台灣師大藝術系。春，任台灣中本紡織公司名譽董事。9月14日，完成《寒玉堂論畫》一書。是年，參加美展。同年，先後著有《四書經義集證》、《毛詩經義集證》、《爾雅釋言經證》等書。
1953年(癸巳)58歲
是年蔣介石生日，由羅家倫轉呈《易訓篇》一文以諫蔣。在花蓮舉辦畫展。游安通潭、仙人洞等地。
1954年(甲午)59歲
春，出席台灣「國民大會」。辭去中本紡織公司董事一職。秋，《寒玉堂論畫》一書獲台灣「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之後，在台灣《教育與文化》發表《心畲學歷自述》一文。
1955年(乙未)60歲
5月，與朱家驊、董作賓同赴南韓講學，獲贈漢城大學法學榮譽博士。6月，自南韓抵日本，在日本東京舉辦個人畫展，拒絕定居日本。
1956年(丙申)61歲
6月由日本返回台灣。應徐復觀之請赴東海大學講學。
1958年(戊戌)63歲
《寒玉堂論畫》由世界書局印行。川月，赴泰國小游並舉行為期七天的書畫展。11月到香港大學作《中國文學及書畫》演講，並應香港中國文化協會之請舉辦展覽。作《層巒積翠圖》長卷。
1959年(己亥)64歲
5月7日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辦「溥心畲個人畫展」，為期兩周，展出作品318幅。《四書經義集證》手稿由台灣中央圖書館以10萬元購藏。1960年(庚子)65歲
夏，杜雲之拍攝16毫米記錄片《溥儒博士書畫》。10月達香港，偕夫人及賈納夫赴沙田萬佛寺拜佛。參加由美國新聞處主辦的「當代中國國畫藝術展覽」。
1961年(辛丑)66歲
《十三經師承略解》由台灣書店出版。
1962年(壬寅)67歲
10月，再赴香港舉辦畫展，並在新亞書院講學3個月。
1963年(癸卯)68歲
是年，《華林雲葉》手寫本兩冊出版，《慈訓纂證》出版。3月10日，右耳下發現腫塊，不久耳聾。5月入榮總醫院，同月20日轉入台灣中心醫院，診斷為淋巴腺癌。7月出院回家。日月18日(舊歷十月初三)凌晨3時送中心診所急救、3時加分去世。同月28日葬於陽明山之南原。彭醇士為其撰墓表。
（去日本執教的年份和在公園辦畫展的年份和基本信息里的表述不符，存疑。）

⑻ 關於近代教育的資料,製作成幻燈也行.

第十五章 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興起
從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開辦京師同文館至光
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詔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止，
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開辦經歷了44 年之久的漫長歲月，從而使延續了1300
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終於被近代教育制度徹底取而代之。這44 年晚清新式學堂
開辦的歷史，可劃分為洋務學堂的開辦，維新學堂的開辦，新政學堂的開辦
三個歷史發展時期。伴隨著新式學堂的開辦，留學運動也隨之興起。
第一節 洋務學堂的開辦與留學生的派遣
洋務學堂的開辦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迫於「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清廷在洋務派的推
動下逐漸開展了洋務活動，希圖通過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以求富強。這樣，
講求西學、興辦洋務學堂成為洋務派開展洋務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洋務派
創辦的洋務學堂包括專習 「西文」和專習「西藝」兩類專門新式學校。專習
「西文」的近代學校，主要有京師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上海廣方言
館（同治二年，1863），廣州同文館（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強學堂（光
緒十九年，1893）等。專習「西藝」的近代學校，主要有馬尾船政學堂（同
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機械學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
電報學堂（光緒五年，1879），天津水師學堂（光緒七年，1881），上海電
報學堂（光緒八年，1882），天津軍備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陸
師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水師學堂（光緒十三年，1887），湖北
鐵路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光緒十五年，1892），天津軍醫學堂（光緒十
六年，1893），湖北武備學堂和南京陸軍學堂（光緒二十一年，1895）等等。
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開中國近代新式學校之先
河。依據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以後中外交涉的
條約均用英文書寫，僅在3 年內可以附用漢文。當時清廷急需翻譯人才，以
免受制於人，為此，同治元年（1862），恭親王奕?上《奏設同文館折》，
認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主張設立同文
館。並以「止學言語文字，不準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
英文，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並暗中兼為稽察，同文館由此產生①。同文館開
辦不到一年，於同治二年（1863）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奕?奏設同文
館的目的僅僅在於培養滿族翻譯人員，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
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間在清帝贊助
之下創辦的俄羅斯 文館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內容是：（1）
學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過24 名；（2）中國教習工作兩年而有成效者以知
縣錄用；（3）設立提調，滿漢各一員；（4）考試仿俄羅斯文館舊例分月考
（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歲考（十月
初十日前）三種；（5）限年仿俄羅斯文館舊例改定，每三年由總署大臣親試，
優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6）中國
教習年俸與學生錢糧均仿舊例①。
與此同時，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奏請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
學校，他認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
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
巧技，當可由漸迪曉。」②因此，李鴻章設想中的新學校應比京師同文館具有
更廣泛的目標，即在教授歐洲語言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李鴻章的建
議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館於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監督下興辦起來。
所取除10 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聲望
的官紳保送的14 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
等漢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
學。廣州同文館根據李鴻章的奏摺，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樣的方式創
辦。
由於科舉考試仍然是教育士子、銓選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這些專習「西
文」的洋務學堂，一開始就面臨著給學生以什麼樣 的出身和前途的問題。根
據同治元年（1862）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第五款規定，京師同文館三
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卻
不能享受這個條款；因此，上海和廣州兩地的同文館中的學生不得不在學習
英文和數學的同時，也練習作八股文，以准備應鄉試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館課程逐漸增添，此後兩年內，江南製造總局
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軍事企業，對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
進一步的需求。在李鴻章、左宗棠關於培養掌握新技術洋務人才主張的影響
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請於同文館內專設科學館，講
習天文算學。他們認為：外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沒有一
件可以離開天文、算學，制器練兵如果不從這一根本上下著實功夫，徒然襲
其皮毛，仍無用處；並主張鼓勵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學習新開科目。同治
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請鼓勵進士，甚至翰林院編修報名
學習新開科目，並在三年課程結業之後給予「格外優保」①。然而，科學館的
開辦在清廷官吏中頗有反對者。同治六年（1867），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
書反對，認為天文算學是「機巧」，對士習人心產生有害的影響。是年二月
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學士倭仁也上書反對，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
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並攻擊奕?等人想讓中國人「奉夷
為師」②。奕?上書與之辯駁。結果同治帝贊同奕?的觀點，詔諭：「天文算
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 心較精，學習自易，亦於讀
書學道，無所偏廢。」科學館終於開辦。但由於倭仁的影響，那些報考同文
館天文數學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僚們的譏笑與嘲諷，士大夫中形成了
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於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奕?等向皇帝報告說，
由於倭仁的奏章已眾所周知，「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棄
了原來鼓勵士大夫學習近代技術的計劃，而僅僅請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計劃舉
行新科目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包括滿、漢兩族的72 名報考者參加了入學考
試。被錄取的學生有30 名，但最後畢業的僅只5 名。由於沒能堅持讓有聲望
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開設科學館的原有意義幾乎完全被消除了。縱使如
此，同文館由此也從一個翻譯學校逐步轉變為一個實用科學的學校。繼科學
館開設後，輸入的新課程有：算學（1868 年），李善蘭為教習；化學（1866
年），先是赫德兼，後請法國人畢利干為教習；萬國公法（1869 年），英國
人丁韙良為教習；醫學生理（1871 年），英國人德貞為教習；天文（1877
年），美國人海靈敦為教習；物理（1879 年），英國人歐禮裴為教習。科學
館開辦的第二年（1869 年），經總稅務司赫德的介紹，任命丁韙良為同文館
總教習，這是同文館的第一任校長。丁韙良總管校務達三十二年之久，光緒
二十年（1894）由歐禮裴繼任總教習。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入
北京，兩宮西狩，同文館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改為譯
學館①。以上為洋務派舉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的歷史，它反映出洋務時期七所
專習「西文」洋務學堂開辦的概況。
同治年間，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辦，洋務派開辦了一些專 習「西藝」
的洋務學堂，解決「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
境，以培養軍事將領與軍備軍械製造人材。這些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中，
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創辦的馬尾船政學堂和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
創辦的天津水師學堂較為完備，影響也較大。馬尾船政學堂是第一個專習「西
藝」的洋務學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
請設立福州船政局時請求在船政局內設置學堂。次年初，學堂開辦，分前後
兩學堂，聘請洋人擔任教習，總名為求是堂藝局。前學堂注重法文，專習艦
船製造，主要課程包括算術、代數、畫法幾何和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
物理以及機械學；此外，學校還進行船體建造、機器製造與操縱的實踐教育。
後學堂注重英文教習，專習管輪駕駛，主要課程包括算術、幾何、代數、平
面三角和球體三角、航海天文學、航行理論以及地理，這些課程規定在三年
半內學完；此後，學生需參加一年半至兩年的在訓練船上進行的包括航海技
術、射擊技術和指揮的訓練。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兩
學堂同時開學，學生除本地考選的聰穎子弟外，還從香港英國學校中挑選優
秀者前來肄業。前、後學堂分別按法國和英國海軍學校成規，學習年限都為
五年，學成後優異者分赴英法兩國留學。前學堂的目的是培養「船主及能按
圖監造者，准授水師官職」；後學堂的目的是培養「製造駕駛之人，為將來
水師將材所自出」②。除前後兩學堂外，後因需要，又添設繪事院及藝圃兩所。
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廠法人監督日意格認為：「中國匠人多目不知
書，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 悉全船之窺要。」於是主張開設新科
①。次年初，繪事院成立，分為兩部：一部學習船圖，一部學習機器圖，待遇
與前後學堂學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養船舶設計製造工程師。兩個月後又創
設了藝圃，專門招收十五六歲的藝徒，實行半工半讀，以培養領班工頭。據
沈葆楨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
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給皇帝的奏章中報告，學堂共有學生和藝徒300
余名②。繼馬尾船政學堂後，專習「西藝」的洋務軍事學堂紛紛在各地創立。
這些新創辦的軍事學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學堂的章程，到光緒七年
（1881），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才對舊的章程有所突破。這一突破主要
表現為改變以往的就近招收的辦法。《天津新設水師學堂章程》第一條規定：
「無論天津本管或鄰縣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歲以上十七歲以下」③
都准報考，這就使軍事學堂從以往的地方性學校進入到全國性學校。據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統計，洋務派共創辦軍事學堂16 所，在學堂的
數量和學堂授課的課程上，都大大超過了專習「西文」的洋務學堂。
洋務學堂是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萌芽時期，因此極不完善，具有較大的
局限性。正如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指出的：今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
學堂等洋務學堂「不能得異才何也？」是因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
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
致精無自也」④。此外，還 有個「病根」是受外國人的支配。如同文館的經
費主要來源於海關撥款，受總稅務司赫德的支配與控制。許多洋務學堂的校
長和教習為赫德所推薦，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議之下，丁韙良被任
為同文館總教習，和滿漢提調一起工作，任職達32 年之久，丁氏自稱：對同
文館說來，「赫德算是父親，我只是一個看媽而已」①。盡管洋務學堂存在這
么多的缺點與局限，仍不可忽視其開辦的重大歷史意義。首先，它們是中國
第一批近代性質的新式學校，打破了儒家學說一統天下壟斷教育的局面。新
學堂內不僅開設了西文，還開設了大量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近代自然
科學課程，這就大大推動了西方近代技術的引進與傳播。其次，它們的開辦
第一次沖擊了晚清科舉取士制度，揭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
（1867），同文館開設科學館並由此產生的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大論爭，其意
義是深遠的。此外，它們的興辦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早期留學生的派遣。
留學生的派遣
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學生的派遣，是中國近代首次正式派
遣留學生。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李鴻章等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
辦理章程折》，詳細地說明了第一批留學生派遣的理由：其一，辦洋務急需。
曾、李等在奏摺中駁斥那種認為「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
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派學生
留學的錯誤思 想，指出「百聞不如一見」，洋務學堂的學生之所以對西方近
代技術的「本源無由洞徹，曲折無以自明」，原因即在於此，因此「造募學
生出洋肄業西學」，可彌補洋務學堂育才之不足，是為「當務之急」。其二，
條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簽訂的《蒲安臣條約》第七條規定中國人可
到美國游學。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國公使路經天津時又與李鴻章詳細
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國第一個畢業於美國高等院校的
留學生容閎在蘇州謁見江蘇巡撫丁日昌時，就勸其派學生留美，在丁、曾、
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閎正在積極籌劃辦理。這樣，通過曾國藩、李鴻章、丁
日昌等洋務官員的倡導，留學事務作了相當周密的安排，經費預計庫平銀120
萬兩，每年6 萬兩，分20 年由海關洋稅項下指撥，並在上海設立了「出洋局」，
籌備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銜刑
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分別任留學生正副委員，葉緒東為漢
文教習，曾蘭生為翻譯，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閎已先期1
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設立清朝留學使團辦事處於
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別派遣
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國中小學學習。留美學生除學習英文外，還
要學習《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等書，並定期聆聽《聖
諭廣訓》宣講，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禮。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齡在12
歲至14 歲之間，多出自貧寒家庭，並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學生的年限規定
為15 年。後來考慮到留美學生年齡過幼，學年過長，又以福州船政學堂為中
心，進行出洋前的知識教育，要求在出洋時具有相當的外文水平與專業知識。
這樣，後來留學英、法等國的期限就縮短到了三 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學生正監督陳蘭彬是一個守舊派人物，心中早就對派遣
留學生不滿，對外國教育極端鄙夷，他與容閎共事，初還貌似同心協力，後
來「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
為反對以阻撓之」①。就連學生的衣冠穿戴也導致陳與容之間的沖突。學生參
加宗教禮拜活動被陳視為叛逆；學生健身運動，跳擲馳騁，不復安行矩步，
也被陳目為恃迂。私自剪去辮子則被看作對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剝奪留學資
格遣送回國。至光緒二年（1876），因剪辮子等原因而召回國的幼童就有9
名②。陳蘭彬升任駐華盛頓公使後，光緒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陳推薦的吳
子登任監督，使矛盾更加尖銳。吳更是變本加厲，處處挑剔，「苛求其短」，
不斷誇大事實密報清廷。他因學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禮而勃然大怒，攻擊學生
「絕無敬師之禮」，「若更令其久居美國⋯⋯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
家，並且有害於社會」。他對學生留美事業，必欲破壞殆盡而後快，悍然提
出遣返全部留美學生，並說早一日撤回，「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③。
陳、吳二人對留學事業的破壞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與國內守舊派的
攻擊遙相呼應的。國內不斷對留學提出「非議」，「士大夫議者紛紛「④。守
舊派的進攻至光緒六年（1881）達到高潮，監察御使李士彬上書彈劾，不僅
照例指責留美學生入耶穌教門 「流為異教」，而且將連留歐學生的預備班—
—福州船政學堂也牽連在內，說什麼「洋局之廢弛如彼」，「閩局之廢弛又
如此」①。在守舊派內外夾擊下，李鴻章怕貽人口實，「不願為學生援手」，
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後因美國製造華工禁約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
光緒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學事務所，留學生全部停學、撤回。120
名留美學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餘94 名均於年內
分作三批回國。頭批學生21 名均送電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內由船政局、
上海機器局留用23 名，其餘50 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
醫館等處學習當差。這樣，留美學生未能竟其學業，不得不中途輟學返國。
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在當時即深嘆留學生「全數遣回，甚為可惜」，批評洋務
派「淺嘗輒止，貽譏中外」。愛國詩人黃遵憲在《罷美留學生感賦》中也說：
「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③
表達了對祖國前途的深切憂慮，與對疾新如仇的守舊派的嚴正批判。
與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留學的規劃在派遣上更加實際。光緒二
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說應該把船
政學堂30 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3 年，擬從海關之稅和福
建省厘金中撥款20 萬兩作為經費。這項計劃得到批准。在此後兩個月內，以
李鳳苞為出洋華監督，日意格為洋監督，帶領隨員馬建忠，及學生藝徒劉步
蟾、嚴宗光（嚴復）等30 餘人離閩。光緒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
日），船政學堂這第一屆留學生由香港搭輪分赴英、法等國留學，期限定為
三年。留學生的任務除學習一門外語，還要學習駕駛與製造等專業課程；此
外，留學生還被鼓勵學習一些化學、采礦等專業。這說明赴歐留學生由重在
學習西方語言而轉變為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由單純培養外交、軍事人材
進而兼顧實業人材的培養。在留歐30 名學生中，劉步蟾等12 名留學生學駕
駛，魏瀚等15 名留學生學船舶機器製造；此外，還按照自願的原則，同意林
慶升等8 名留學生學習礦務。光緒八年（1882）和光緒十二年（1886），又
有福州船政學堂派出的第二屆和第三屆留歐學生。第二屆派留學生9 名，第
三屆派34 名（其中10 名為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學習課程為駕駛與軍工制
造；學習年限除第三屆製造生改為六年外，其他仍為三年。光緒二十三年戊
戌維新運動中，又派遣了第四屆留學生6 人。
這時期，派遣的留學生以培養外交人員和海軍軍事人材為目的。如留美
學生初只要求他們學習英文，所以當光緒七年（1881）94 名學生全部撤回國
後，還不得不入天津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繼續學習實踐了四年；船政學
堂的第二、三屆赴歐學生被取消了自願學習礦務的主張，只准學習駕駛與制
造，製造課目又全部是戰艦營造、槍炮、硝葯、魚雷等軍工知識。盡管如此，
早期留學生的派遣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沖破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守舊局
面，克服了當時中國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開了出國留學風氣之先河，為後
來留學教育政策的確立開辟了道路；通過留學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
的渠道被溝通，近代自然科學的課程逐漸被重視，國內學習自然科學風氣也
因此高漲，這樣，由新式學堂的創辦而萌生的留學生的派遣又反過來充實了
新式學堂創辦的內容，推動了新式學堂開辦的進程。

第二節 維新學堂的開辦與留學政策的確定
維新運動與維新學堂
甲午戰爭失敗後，民族危機加深，康有為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由此興起。變通科舉，興辦學校，成為維新派救亡圖強的要策。光
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為第四次上書，強調「科
舉不改，積重如故」，「鄉塾童學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
光、電、化、重、聲，汽之學校不設，則根底不立」①。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
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指出
「人才之多寡，系國家之強弱也」。而中國「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
也」。因此主張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堂，課程除經史子
諸書外，還開各國語言文字、天文、輿地、算學、格致、製造、農、商、兵、
礦、時事、交涉等學，學習期限各為三年，畢業生「等其榮途，一歸科第，
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這對傳統的科舉取士制度是一個大的改革。七月，
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師范》、《學校
余論》等文章，抨擊守舊派的因循保守，鼓吹「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
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③。同月，孫家
鼐議復開 辦京師大學堂，並提出先建大學堂一區，四周分建小學堂四所。課
程分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10
種，收學生100 人，年齡以25 歲為度①。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齡、
譚嗣同等發起，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贊助，在長沙開辦了時務學堂，頒布
了《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這是全國第一個省設維新學堂。學堂聘請
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唐才常任分教習；李維格
為西文總教習，王史為分教習；許奎垣為數學教習。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
普通學凡學生人人皆當通習，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
諸學之粗淺者；專門學每人各專一門，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等。學
生有蔡鍔、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據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
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內，維新派人士在全
國共設學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學堂有：譚嗣同創辦的瀏陽算學館（光緒二十
三年，1897），陳芝昌等在廣州創設的時敏學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
吳懷疚在上海創設的務本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和經元善在上海創設
的經正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等。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維新運動已發展成為勢不可擋之潮流。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繼李端棻、孫家鼐之後，
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進一步強調京師設立大學堂的必要。正月
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緒帝詔諭開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命孫家鼐為管
理大學堂事務，「就景山東馬神廟前和嘉公主舊第稍購附近民房益之，撥戶
部向存華俄 銀行500 萬金為學堂經費，刻期興辦」①。
維新派積極推進新式學堂的開辦，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把開辦學堂與
改革科舉取士緊密結合起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維
新前夕，康有為即上《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認為變法最要
在「廢八股」、「廣開學校」，極力主張取士改用策論。同時，梁啟超為了
配合康有為的主張，聯合在京應試舉人100 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推行
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們這種倡議，在當時也經歷了嚴酷的斗
爭。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記載，當他聯合舉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的時
候，「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
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編播謠言，幾被毆擊」。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
日），光緒帝下「定國是之詔」，決定變法，「百日維新」開始。二十八日
（16 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力陳八股流弊，請求立即廢除。康有
為等廢八股的主張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大學士徐桐說：「八股代聖賢立言，
朝考覆試為祖宗成法，變更則正士寒心。」②禮部尚書許應騤企圖將經濟科歸
並於八股，士論大嘩。事實使光緒帝認識到，不廢八股，教育改革無法進行
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緒帝終於下詔廢八股，取士「一律改試策
論」。百日維新中，在維新派的倡議下，光緒帝發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
關教育方面的詔令有下列各項：
廢八股，考試策論，藉以選拔「體用兼備」、通經濟的人才。籌辦高、
中、小等級學堂，兼習中學和西學。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緒帝諭內閣即將各省、府、廳、州、縣
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
堂，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堂。其地方自行捐辦義學、
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並獎勵紳民辦學。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由
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詔下後，天津集賢書院改為北洋高等學堂，
南昌友教書院改為算學堂，貴州學古、經世二書院均改為學堂。
籌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緒帝准設立京師大學堂，
任命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以張元濟為大學堂總
辦（張不久辭職，改任黃紹箕為總辦，黃不久調職，由余誠格繼任總辦），
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許景澄為總教習，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習，原同
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原設官書局和新設譯書局，均並入大學堂，
並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
條，規定大學堂辦學方針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
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以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
學、格致學、地理學、文學及體操學為普通學科；以各國語言文字學、高等
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
學為專門學科。章程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
創辦鐵路礦務學堂、農務學堂、茶務學堂、醫學堂，鼓勵設置各種實業
學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彥奏請於南北洋設立礦務學堂，
總理衙門議准設立，並令各省現有學堂酌增礦學課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
10 日），光緒帝詔諭：鐵路礦務為當今切要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