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治與人治
❶ 什麼是人治,什麼是法治
【人治】
就是個人或少數人因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內、經濟、政治、容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法治】
指根據法律治理國家。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與「人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①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②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③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❷ 人治和法制的區別
1、定義不同
人治:是指個人或少數人因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2、權利不同
人治:是權力一元化的狀態。這是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
3、重點不同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法制: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
(2)論法治與人治擴展閱讀
法制在社會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於人治的以下特性:
1、法制具有明確性。法律的規定通過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現出來,其條文或者內容具有明確性,使人們清晰地知曉自己行為的後果,實現社會的規范和有序,規章制度設立後,人民了解,則方向明確。
而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完全根據特定個人的判斷、選擇與決定來進行治理,往往由個人的言語發布命令、指令,其最大特點在於個人的隨意性和內容的模糊性。
2、法制具有可預期性。法律必須是明確的、具體的,這樣才能夠使人們預測到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從而更好地發揮法律引導人們行為的作用,這樣也有利於限製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任意性。
在法制社會中,法律一經公布,就昭示天下,成為人們的行為規則,每個人都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從事各種行為,而不必擔心出現難以預見的後果,因為每個人行為的後果在法律上都已經做出了規定。
而人治則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頒布和廢止、更替甚至取決於當權者個人的喜怒哀樂和情緒變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規則不具有長遠的可預期性。
3、法制具有科學性。在法制社會,法律的形成與頒布,是眾人參與的結果,立法的過程可以說是集眾人之長,而司法的過程也是職業化、專業化的法官對法律進行適用的過程。
而在人治社會,命令的頒布往往是個別有權者的決定,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這一固有缺陷決定了完全依靠個人能力來治理社會具有巨大的風險。
❸ 什麼是法治和人治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專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在屬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提倡人治。如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禮記·中庸》)。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❹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麼
所謂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是人治的廣義概念。但人治有少數人的人治與多數人的人治之分。少數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種人治,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人治。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稱之為少數人的法治,這種法制,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
「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具體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
❺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
「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對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敵。現代國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法治」。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
「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vii] 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所以,政治領袖個人權威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君主專制的「人治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寄託於「好君主」,一旦出現弱君或昏君,國家不是衰敗就是滅亡。中國古代歷代皇朝的滅亡幾乎都與皇朝末期的幾代皇帝昏庸無能有著直接的關聯。唐玄宗剛做皇帝時,勵精圖治,創立了「開元盛世」,但後來他寵愛楊貴妃,沉溺於後宮游樂,重用奸臣,經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現「安史之亂」,使唐朝走向衰落。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
❻ 論法治思維和人治思維的區別
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區別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在依據上。
法治思維認為國家的法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依據,處理法律問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而人治思維的本質是人高於法或權大於法,它主張憑借個人尤其是掌權者、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德性和才智來治國平天下。
如,古希臘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之治,我國古代推崇的「聖君」、「賢人」之治以及後世的「英雄」、「強人」、「能人」之治等,主要強調的都是依靠個人的能力和德行治國理政。
二、是在方式上。
法治思維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平等對待方式調節社會關系,解決矛盾糾紛,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具有穩定性和一貫性。
而人治思維漠視規則的普遍適用性,按照個人意志和感情進行治理,治人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隨、朝令夕改,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非理性。
三、是在價值上。
法治思維強調集中社會大眾的意志來進行決策和判斷,是一種「多數人之治」的思維,避免陷入無政府主義或以民主之名搞亂社會。
而人治思維是個人說了算的專斷思維,雖然有時也強調集思廣益進行治理或作出決定,但主要表現為少數個人的集權專斷。
四、是在標准上。
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分水嶺不在於有沒有法律或者法律的多寡與好壞,而在於最高的權威究竟是法律還是個人。
法治思維以法律為最高權威,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人治思維則奉領導者個人的意志為最高權威,當法律的權威與個人的權威發生矛盾時,強調服從個人而非服從法律的權威。
(6)論法治與人治擴展閱讀: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
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一、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
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
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徵。
三、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
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
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准。
❼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❽ 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人治與法治最大的區別在與是不是具有民主性,人治是建立在專制的基礎上的,特點是君主專制,體現的原則是個人主義.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志,少數服從多數!
法治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從人治走向法治。
❾ 人治和法治,法制有什麼區別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人治:個人或少數人因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人治出自戰國時期孟子的《孟子.離婁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白話釋義:君主仁,沒有誰不仁;君主義,沒有誰不義;君主正,沒有誰不正。一旦使君主端正了,國家就安定了。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9)論法治與人治擴展閱讀:
人治的特徵:
特徵是權力一元化的狀態。這是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而憲政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 「人治」的一元化傳統及「線狀」控權模式是憲政生成的政治障礙。
❿ 談談你對法治與人治的認識
人治與法制的根本區別是治國方式的不同。人治是領導人治國,法治是法律治國。
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縱觀中國歷史,從奴隸制的夏朝到封建制的秦朝一直到清朝無一不是人治,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依法治國。
歷史上早就有關於法治與人治的爭論.(1)儒家和法家關於法治有不同見解,爭論的核心是實行人治還是法制.儒家主張人治,或稱德治,禮治,認為國家要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賢明君主或聖人賢人通過道德感化和約束進行治理.為此,儒家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充分論證,如說:"道之以政,齊之以邢,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即,法使人民無廉恥之感,而禮則使人們不僅知道廉恥,而且有了規矩.相反,法家主張要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制定實施強制性的法律,才能夠治理好國家,如韓非要求統治者應該"不務德而務法","聖人之治國,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2)古希臘思想家關於法治與人治也有爭論,爭論的核心是是否實行"良法"之治.他們關於法治的論述,主要是與自然法,良心,公平,善良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法治思想只是其龐大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的組成部分.其中,柏拉圖是積極主張人治的代表人物,他以為,如果沒有"賢人政治",使哲學家成為國王,則人類永無寧日;同時,他較為藐視法治的作用,反對將法律的約束強加於"優秀的人".與柏拉圖相反,希臘最為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其理由是,法治體現著理智的因素,並且免除了一切情慾的影響;而人治不能排除獸性的因素,雖然有最好的賢人,也不免會有執政的偏見.在古希臘,還進行了世界歷史上比較早又相對發達的法治實踐,這就是確立了雅典奴隸制民主政體,從梭倫立法改革到伯里克利"憲法",都維護雅典民主制度,它和專制相區別,是由人數較多的統治者共同掌握國家權力的體制.(3)近代以來,法治與人治之爭,在政治制度領域主要表現為實行民主還是專制之爭,法治思想的核心是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由於人治將國家治理寄託於一個賢明的君主之上,實際是擁護君主制或寡頭政治,而主張法治的思想家則對於君主專制進行了抨擊和批判.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他還說:"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17,18 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總是把實行法治還是人治與政治制度,國家體制聯系起來.美國思想家潘恩宣稱:"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應該成為國王."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更高高地舉起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他說:"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惟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的統治者,公共事務才是作數的".正是在這些啟蒙思想家思想的支持下,美國等國的憲法,首先將法治原則體現在憲法之中,使該原則真正通過法律而貫徹到民主政治的國家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