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源法學家

1. 法學家的論述可以作為判案依據嗎

1、法學家的論述可以作為裁判依據
2、民法中，在沒有條文明文規定的時候，法學家論述可以裁判規范的身份成為判案依據。刑法中，法學家論述可以裁判規范的身份成為有利於被告人判斷的依據。
3、無論民法刑法行政法訴訟法，法學家論述都可以作為解釋法律的依據
4、當法學家論述作為裁判依據時，它們最重要的功能是解釋法律，通過解釋的方式決定案件事實是否適用該法律規范，且這種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5、比如，刑法從來就沒有明確規定四要件、三階層等構成要件理論，但我們必須通過這樣的理論才能判斷犯罪是否成立，刑法也沒有定義因果關系是什麼，但必須通過因果關系理論才能肯定構成要件是否該當，刑法也沒有定義什麼叫「人」，但必須通過將人定義為他人的理論，才能判斷出自殺不該當故意殺人罪……這些時候，法學家的論述都作為了判案依據。
6、我國長期以來由於僵化地認為法學家的理論沒有法上的拘束力，導致裁判文書中很少見到法學家的觀點，這就導致了裁判文書說理不明，缺乏說服力的情況發生，事實上，在境外，於裁判文書中直接大段引用法學家的論述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台灣某法學教授聽說大陸判決書幾乎從不引用學者觀點時，以十分懷疑的語氣疑問道「難道裁判文書不需要闡述該案情為什麼要適用該法律規定的理由嗎」「難道下判決不需要理由嗎」
7、近一兩年來，這種現狀已經開始改觀

2. 台灣除了王澤鑒還有哪些法學家

刑法有林山田，黃榮堅

3. 談談對一位法學家憲政思想的認識,題目,字數不限!!!古今中外皆可,謝啦!!

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一生學緣極廣，對眾多社會科學學科都有研究和涉獵，且見解獨到，特別是其法治理論中的公法思想，不僅對憲法學理論的諸多問題都有涉及，在某些方面所達及的深度與覆蓋的廣度甚至超過了今天的憲法學。但是，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研究視野投放在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李大釗一面，而作為法學家的李大釗卻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其法治思想中的某些成分甚至未得到法學界的注意。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認真研究共產黨人李大釗的憲政思想，不僅有助於全面了解其思想理論體系構成，對加強執政黨的法治意識與增強法律理論素養也不無裨益，其憲政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對今天的法治建設和憲法學理論研究也不乏可資借鑒之處。

綜觀李大釗的憲法思想，其憲政思想體系基本從屬於資產階級市民憲法。他將憲法視為自由的保障書，而不僅僅是革命勝利後的宣言。他對憲法精神的理解與把握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很大不同。後者的憲法原理主要建立在批判資產階級憲法的基礎之上，屬於社會主義憲法理論體系。本文擬在回顧李大釗憲法學學術經歷以及與社會主義憲法原理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憲政思想比較的基礎上，歷史地認識李大釗的憲法思想，以求得對其思想的客觀與公正的理解與把握。

一

李大釗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曾系統地學習法律，較為全面地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現代法治理論，後於1913年至1916年赴日留學，主攻法律，回國後至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較多地致力於宣傳西方法治理論，特別是憲法學理論。其憲法學術經歷主要分為四個部分：一是發表憲法學理論與政論文章；二是組織進行西方憲法學學術著作的譯介；三是創辦憲法學學會；四是創辦憲法學學術刊物。

李大釗對憲法學的研究主要表現為闡發憲法學原理與針對時局的政論上。其研究階段主要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為1913-1916年。這期間，發表了《「彈劾」用語之解紛》、《論民權之旁落》、《一院制與二院制》、《論憲法幹部權當屬憲法會議》、《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歐洲各國選舉制度考》、《各國議員俸給考》、《國情》等文。第二時期為1916-1917年。該時期，李大釗在《言治》、《憲法公言》與《甲寅》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憲法學理論和政論文章，主要有《國慶紀念》、《制定憲法之注意》，《省制與憲法》、《憲法與思想自由》、《孔子與憲法》、《學會與政黨》、《議會與言論》、《政論家與政治家》、《立憲國民之修養》、《受賄案與立憲政治》等文。第三時期為1918-犧牲。這期間，李大釗發表譯著《精琦氏憲法論》，文章《普通選舉》、《鮑丹的歷史觀》與《孟德斯鳩的歷史觀》等。

李大釗翻譯了許多公法理論方面的譯著，有的是直接關於憲法學學術專論，有的則是其中涉及憲法學理論方面的。其中直接關於憲法學研究的有美國學Jenks.Jeremiah.Whipple的《精琦氏憲法論》，間接關於憲法學內容的則有日人今井嘉幸的《中國國際法論》和中島端的《支那之分割命運》。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部長負責統籌《支那之分》全書的翻譯、寫作、出版、發行事宜，同時也是主要翻譯與撰稿人員。 ①

李大釗直接創辦和參與憲法學學術刊物的編輯與出版工作，以推動憲法學的學術研究與宣傳。主要有《言論》、《憲法公言》、《甲寅》與《晨鍾》等，其中《言論》是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負責學會有關編輯出版方面的工作。《憲法公言》系北洋法政學會主辦，於1916年10月1日出版，1917年1月10日終刊。其宗旨是制定理想的中華民國憲法而進行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反對投靠段祺瑞的以維護中央集權為主旨的進步黨人的主張，政治態度與國民黨基本一致。李大釗時任該刊的編輯之一。 ②這些刊物發表了大量的憲法學理論與政論文章，推動了憲法學的理論研究與宣傳工作。他還創建了法學研究學會，以組織學界同仁共同進行法學與憲法學研究工作。

通過上述活動，李大釗對一些憲法學基本原理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發與論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憲法學基本理論的研究與宣傳，客觀上為公民政府的立憲實踐提供了學術基礎。

二

李大釗憲政思想起點基於西方資產階級市民憲法，由於其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現代法治理論，故對憲法原理與精神的把握帶有很強的自由主義特徵。這與其同一時期的思想特徵在總體上趨於一致。與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一代領導人相比，由於後者較多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憲法學原理，因此，李大釗對憲法精神與實質的把握與之相比有較大出入。從李大釗一系列憲法理論與政論文章看，他從抽象的憲法原理到具體憲政體上的制度設計都有思考，總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1.在憲法價值上，視憲法為自由保障書。作為自由保障書的憲法認識屬於典型的西方現代憲法的核心原理。李大釗在多處論述憲法與自由的關系。在《國慶紀念》一文中，李大釗指出：「間嘗論之，憲法者自由之保證書，而須以公民之鈐印，始生效力者也」。 ③「蓋自由為人類生存之價值。……苟欲求善良之憲法，當先求憲法之保障充分之自由」。④「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於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⑤這些都表明他將憲法視為自由價值的體現。

2.強調憲法精神，注重形式憲法與憲法精神的協調及憲法生成的社會基礎。這與毛澤東等人的認識也有很大不同。李大釗很早就注意到形式憲法與憲法精神之間的區別。由於第一代領導人主要將憲法視為綱領性的政治宣言，與其後的憲法實踐相聯系，其對憲法的理解基本停留在形式憲法上。李大釗認為憲法是多種政治力量對抗的產物，如果某一社會缺乏相互對抗的政治勢力，則憲法勢必僅為某一政治勢力的宣言，是將這一宣言強指為憲法的結果。「憲法之形式雖備於今朝，而憲法之精神則釀於革命旗翻、諸先民斷頭絕脰之日也。無識莽夫，以為憲法之根蒂，僅存於一紙空文之約法，何在不可以一人之任意摧殘之。」⑥「蓋衡平之憲法，成於對抗之勢力。自兩力相抵以維於橫平之外，決不生憲法為物，有之則一勢力之宣言，強指為憲法者耳。」⑦因此，憲法之善，「在乎廣被無偏，勿自限於一時一域，勿自專於一勢一體」，⑧以此方能容納各種社會勢力。他還對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政治勢力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種勢力應「自節其無極之勢力，容納於政治正軌中」；從前相互抵制的各種勢力「今當以絕大之覺悟，應時勢之要求，至少須不拒正當異派勢力直發生，稍進更宜自振獨立之精神……舍迷途而趨於正軌也」：「昔濫用其勢力，致遭敗覆」者，應「絕痛之懺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速內其力與正軌」，否則，則有可能「催國命而躬蹈自殺」。⑨

3.在憲法功能上，認為憲法在於調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不可使一國憲法對各種社會勢力蓄意防制。他認為，制定憲法時有「調和」與「抵抗」兩規律不能違反，並且這兩者「其用相反，其質相同」。憲法的實質是以這兩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其用求得平衡。這與其後馬克思主義憲法學認為憲法是各種政治力量斗爭的產物與結果有相同之處。不同的是，李大釗更加強調調和，特別是作為動態解決社會問題的憲法的調和作用。由於李大釗的寓意在於調和，所以，他認為如果一味抵抗，則各種政治勢力無法在憲法中找到生存空間，則勢必影響社會穩定。「國中有一部分勢力，不得其相當之分於憲法，勢必別尋其徑以求達，而越軌之行為，必且層見而迭出」，⑩而憲法自身是沒有力量制裁的，甚至有可能發生違背憲法的全部精神而將其根本推翻的後果，憲法也就沒有能力與方法保持自身。如果有些力量在憲法中已有空間，而力量的增長終有一天不能見存於憲法，也不用擔心。各種法外勢力相敵相剋，正可以保全憲法。「法外之勢力能摧殘憲法，法外之勢力即能保障憲法」。 （11）11所以，單純防制各種社會勢力於保全憲法是無效的，關鍵在於依政治原理而指定「良憲」。果真如此，他日如有違憲而裁判的，則民眾也不會不畏「戈矛之慘」，以血為代價而保障憲法。

4.在憲法形式上，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之間不是截然對立的關系，應在成文憲法中吸收不成文憲法的精神。一般憲法學理論認為，按是否有憲法典為標准，可將憲法分為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但實際上，在當今各國憲法制度形式上，成文憲法國家在許多方面採納了不成文憲法制度，以增強成文憲法的彈性與解決和適應社會現實的能力。如以憲法慣例作為憲法淵源之一，補充成文憲法在制度上的空白。李大釗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認為即使是在成文主義時代，不成文的精神「亦為制憲者不可蔑棄之精神」， （12）12並及時提醒制憲者予以注意。「制憲者須知今日制憲雖採取成文主義，而不可盡背不成文之精神也」。 （13）13由於不成文主義的特長「乃在性柔而量宏」，而英國憲法適當的「散漫無紀，合宜之參差不齊，使英人不避憲法編纂之勞，而以成文法典齊一之，則恐法典朝成而蘇愛夕離矣！」 （14）14而當時的中國正值政態萬變，經營草創，制憲者如果害怕遺漏而詳細列舉，則條文煩瑣，勢必影響憲法的容量，「不能虛其量以多所容受」。 （15）15因此，他認為「與其於條項求備，毋寧於涵量求宏，較可以歷久，而免紛更之累」。 （16）16

5.制憲權與憲法頒布程序。制憲權是憲法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別於普通立法權。其基本內容是制憲權源自國民，為一國諸項權利之首，它與普通立法權除了在理念上有區別之外，還在於通過制憲程序以體現差異，以此標舉制憲權的至上性，李大釗深明此理，針對憲法頒布權的歸屬究竟由大總統還是由憲法會議行使的爭論，他從憲法與法律、造法與立法及憲法團體與立法機關等方面進行法理上的界分，以闡明憲法不同於普通法律，制憲權不同於立法權，制憲團體不同於立法機關，明確憲法的頒布權應屬憲法會議，而不屬於總統。這與我們今天憲法與憲法修正案的頒布是一樣的。李大釗認為，①「憲法之與法律所以異者，以其為根本法，居至高地位也。而所以葆其至高之尊嚴，則必有其特殊形式以隆之。其特殊形式，恆表徵於其制定之機關及其程序。機關有別，形式自殊；程序不同，效力乃異；高下強弱之分所由起也。故憲法者制定於特殊隆重之程序，力能變易法律；而法律者，則制定於普通簡易之程序」。 （17）17大總統之權所能公布的僅為法律，非憲法也。②制憲權源自國民，與立法權有別。制憲為造法，而普通立法機關的活動為立法。「憲法與法律，形式上故有區異，而實質上其所以制定之權源，亦自不同。憲法之指定或修正其權基於國家主權之活動，至高無限，毫不受其他機關之約束，是曰造法。普通法律之議決其權基於憲法規則之賦予，有一定之許可權，罔可逾越，苟有軼乎法外者，他機關可以防制尼止之，是曰立法」， （18）18立法權各國一般由議會行使，而造法權則因國而異。③基於上述區別，憲法制定和行使的機關也須加以判別。制憲和修憲的機關為憲法團體。通常情況下，普通立法機關中的兩院組成憲法會議進行制憲，是立法機關臨時「離其本位」而為憲法團體，「乃本國家總意之活動，而為主權所寄之結合」。 （19）19普通立法機關「乃遵憲法所界賦之許可權，而為受憲法范制之機關」。 （20）20前後兩者雖為一體，同為立法機關的議員，「而地位一變，性能立殊。於彼則為機關之議員，於此則為主權之分子。」 （21）21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能混淆的。所以，憲法公布的權力不屬於大總統而屬於憲法會議，是因為憲法會議乃主權所寄。大總統的許可權受到憲法的限制，顯然不能看做是主權的寄託，不能行使體現主權的憲法頒布之權。否則，總統公布憲法，就是「臨於憲法之上」，「有子產母只嫌疑」。 （22）22

6.國家結構形式理論中的地方自治與民主主義、個人自由與權利等觀念緊密相連，其形式表現為離心主義。國家結構形式是憲法理念的基本內容之一，涉及一國垂直方向的權力分配。從中國的政治實踐來看，省制也是當時立憲的焦點之一。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央集權的權威不斷受到挑戰，軍閥割據，釀成了無數戰亂與禍患。因此，在國會制定憲法之時，朝野對國家結構形式給予了很大關注。李大釗也不例外，他在《省制與憲法》與《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等文中集中從理論和各國實踐兩方面論證了不同國家的中央地方關系，將中央地方關系中的地方自治一面視為伸張個性、恢復自由，與民主主義理念相連，在形式上表現為離心主義，將中央地方關系中的另一面集權視為專制，是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權利，在形式上表現為向心主義。「中央集權之語即本此向心主義而言，而自治、民治雲者，亦即基於離心主義以與之對立而反抗也」。 （23）23「解放者何，即將多數各個之權利由來為少數專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陵壓、束縛者，依離心力依求解脫而伸其個性復其自由之謂也」。 （24）24從李大釗對相關問題的認識看，他倡導自由與個人權利，而既然自製與離心主義是個人自由的表現，因此，他「願東方之政治時局，稍顧世界離心主義之大勢而自覺醒焉！」 （25）25他還以美國為例，進一步論證了一國政治制度在設計上如何體現其離心主義與向心主義。「其立法部非與地方無何關系純為中央政府之機關，乃厲害關系常沖突之各地方代表機關也」，但這樣勢必不能「超乎地方之利害為美國全體謀福利」， （25）25這也不是「美國憲法指定者之所期」， （27）27「而其大總統則以全國為選舉區而依國民之普通投票所選出者，為足代表其國民，為能超乎各地方之厲害關系，為美國全體某利益」。 （28）28

7.立憲政體。立憲政體須有一定的制度設計，如議會、選舉、議員、元首制度及彼此關系等。李大釗不僅在憲法價值與功能上進行研究論證，還具體考察各國的立憲政體，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在一院制與二院制的討論中，他從產於英國的議會制度及其後該制度的流變史中討論兩種制度的弊端，總結了二院制的各種學說，如反射國民說、議政慎重說與調和沖突說。 （29）29他指出，議會制度與選舉法有關聯之處，不可單憑其優劣而進行取捨，主張中國應該採取一院制。「吾雖主張一院制，而與選舉法殊有關聯之處，以吾國民今日普通程度，決不足以圖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與選舉制度之間接選舉、限制選舉相輔佐」。 （30）30法國雖實行兩院制，「自有其特殊之原因」。由於當時我國未實行直接普通選舉，所以，不能不顧選舉制度而實行兩院制。

立憲政治的精神離不開選舉制度。李大釗沒有忽略這一點，他進一步考察各國選舉制度，總結並指出選舉制度的發展趨勢為普通直接選舉。他指出「立憲政治之精神，權輿於選舉制度，故從立憲政治之進運，而選舉權界賦之范圍亦日益擴張以達於均譜」。 （31）31其對選舉制度的研究范圍涉及英國、法國、德意志、普魯士、奧地利、瑞士、西班牙、瑞典、挪威、丁抹和比利時。此外，在更為具體的層面上，李大釗還從學術淵源上考察「彈劾」、議員的薪俸、議員在議會中的言論、元首權力與法律頒行程序等問題，為我國當時制定憲法和相關制度提供理論與實踐依據。

8 .反對孔子入憲。李大釗參與了制定憲法的討論，是孔子入憲的激烈反對者，認為孔子入憲將束縛自由，是帝制的先聲。袁世凱提倡尊孔，並將這一行為反映在立憲活動中。在起草《天壇憲草》的過程中，進步黨議員提出將孔教定為國教，並寫進憲法，隨後引發了對該問題的爭論。這一爭論演變到最後，就是將「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 （32）32寫進憲法草案。袁世凱死後，1916年8月，在國會繼議憲法草案過程中，對該問題又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國會繼議《天壇憲草時》，李大釗寫下了《孔子與憲法》、《憲法與思想自由》等問，認為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的護符，憲法是現代國民自由的證券。「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如果將孔子入憲，則這樣的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將為束縛民彝之憲法，非為解放人權之憲法也；將為野心家利用之憲法，非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憲法也。」 （33）33這一舉動有可能成為「專制復活之先聲也」。「憲法與孔子發生關系，為最背於其性質之事實。」 （34）34他建議於國會二讀時，刪去此項，以全憲法之效力。

三

上述研究表明，李大釗對憲法學理論的研究與思考既切中憲法原理和核心，又不一味地停留在空洞的理論宣傳與介紹上，而是密切注意、結合當時中國的立憲活動與政治實踐，有感而發，有感而議，所以，觀其文理，其觀點所及之處，不僅與法理相符，又別具一番清醒與透徹。他不僅注重憲法學的基本原理與價值，還特別注意憲法生成的社會基礎與具體的立憲制度。如他對憲法價值、憲法精神、憲法形式、憲法功能、制憲中央與地方關系、立憲政體及孔子入憲等問題的看法，都直指問題的實質與要害。這些對於我們今天在理論與現實的雙重意義上進行思考和研究依然不乏參考價值，且其研究的視域之廣與學養之深，有些也是今天的學人所難及的。

當然，李大釗的憲政思想無法超越歷史。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李大釗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較深，注重個人自由與權利，重調和而不是革命，故其憲政思想也基本與此相適應。這也決定了其憲法原理的某些局限性。其一，其憲政思想基本上隸屬於資產階級市民憲法體系，對於社會主義憲法理論則幾乎沒有涉及，沒有以其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認識工具分析資產階級憲法原理的局限性，勾勒出社會主義憲法原理的基本價值屬性。因為至其犧牲之時，蘇聯已於1918年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當然，這對於李大釗屬於求全責備。）其二，其對西方憲政思想的研究與宣傳表現出該時期他的主要熱情與希望寄託於實行真正的立憲政體與訓練立憲國民的修養上，幻想以和平方式完成「新與舊」的替換，也顯示出其與當時其他資產階級思想家一樣對人民某種程度上的不信任。如《言治》第一期所載周國蘅的文章《警告國會議員》一文中指出：「同人等組織《言治》雜志以正式國會成立之日為誕生發現之日，是《言治》雜志與正式國會與正式政府必有絕大之連接關系，無限高尚之希望存於其間，不可以不視，不可以不言」。 （35）35他受梁啟超與章士釗等人調和思想的影響，曾一度反對以武力推翻袁世凱。及至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人的國會議員資格後，李大釗還希望進步黨與國民黨聯合組成「政治對抗力」，在法律范圍內同袁世凱的專制相抗衡。 （36）36其三，李大釗雖對憲法學及憲法現象有較深的認識，對並沒有形成系統的憲法學理論體系。但難能可貴的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雖然其徹底放棄[①]了對國民黨的幻想，致力於組建新政黨，以新秩序代替舊秩序，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理想，但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的李大釗並沒有完全放棄舊有法治與憲政理論的積累，而是將這一知識體系以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進行了重新與更為深刻的闡釋。這一點，可以在其1924年撰寫的《鮑丹的歷史觀》與《孟德斯鳩的歷史觀》等文章中窺見端倪。其四，反對孔子入憲固有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即恐袁世凱以此行專制，又符合當時絕大多數國家憲法的常例，即國家與宗教、憲法與教育分離。但由於此時的李大釗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資產階級憲法原理與思想，故其僅僅注意如何以憲法作為治國的良策政治的基礎，而不僅注意這一外來文化如何與本國固有文化對接，即憲法的民族化與中國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文化沖突問題，以及作為憲法模式的文化憲法的價值。因此，與今天我國憲法中的精神文明規定、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重的方針也有抵觸之處。

P> 對李大釗法治與憲政思想的研究，除了可以展現共產黨人李大釗全面的理論修養，使我們得以確立其更加豐富立體的個人形象之外，對於今天執政黨加強依法治國也有良多啟示，即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建設中，執政黨自身的法治與憲政理論素養的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時隔近一個世紀的今天，追思李大釗其人其言其行，除了緬懷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業績之外，其憲政思想的閃光之處讀來也令人掩卷唏噓，其意難平，不僅慨嘆其豐富的法律知識與理論素養未能在革命成功之後效力於國家的法治建設。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將依法治國確立為國家的建設目標，黨中央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認真接受法制教育，表現了共產黨人面對現實的非凡勇氣與依法治國的誠意，而先賢與革命先驅的智慧也終將不被埋沒，而為行動綱領所借鏡。如此，不僅李大釗一生踐履的「鐵肩擔道義」後繼有人，而「妙手著文章」也沖破歷史的塵埃，光照後世。此誠之為慰也。

4. 法學家與法律家的區別

一般來說，法學家主要是指法學教學與科研領域的傑出人士，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內國社會科容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等；法律家則是指法律實物領域的傑出人士，他們集中在政法委、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國家安全局、司法局、武警部隊、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公司法務部等法律實務部門。不過一般能獲得法律家稱號的多是法官。

5. 中國古代的法學家有哪些

1、李悝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嬴姓，李氏，名悝，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戰國時期魏國大臣、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早年師從子夏，魏文侯以為相國，主持變法事宜。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

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

2、士匄

士匄（gaì），祁姓，士氏（按封地又為范氏），名匄（范匄），謚號宣。範文子士燮之子。又稱范宣子。中國春秋時代晉國法家先驅，軍事人物，政治人物。

出生於晉國名臣大將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家族的門望也為他的仕途鋪平了道路，使這位歷史名臣在晉悼公時就較早地登上了晉卿之位，擔任中軍佐，為悼公建立霸業起了重要的作用。

3、趙鞅

趙簡子，春秋時期晉國趙氏的領袖，原名趙鞅，又名志父，亦稱趙孟。《趙氏孤兒》中的孤兒趙武之孫。晉昭公時，公族弱，大夫勢力強，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致力於改革，為後世魏文侯李悝變法、秦孝公商鞅變法和趙武靈王改革首開先河。

他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戰國時代趙國基業的開創者，郡縣制社會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實踐者，對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其子趙無恤（即趙襄子）並稱「簡襄之烈」。

6. 法學名人

古羅馬五大法學家

公元 426年頒布並在東、西羅馬帝國同樣生效的《引證法》正式承認蓋尤斯、J.保羅（？～約222）,D.烏爾比安（約170～228）、A.帕比尼安（約150～212）和H.莫迪斯蒂努斯（？～約 244）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並規定凡法律問題未經明文規定的，悉依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加以解決；如他們的解答並不一致，取決於多數；人數相同時則以帕比尼安的解釋為准。 1、蓋尤斯（約公元130～180年），羅馬帝國前期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為《法學階梯》，該書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羅馬法學家的文獻，成為查士丁尼編纂同名法典的範本。 2、帕比尼安（約公元140～212年），帝國前期羅馬的著名法學家，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和被認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衛都督之職，行使軍事和司法大權。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問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說書》。其學說具有極高的權威性，直至4世紀，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屬下整理他的學說。在《學說引證法》中並明確規定，在五大法學家的意見相左時，以帕比尼安的學說為准。 3、烏爾比安（約公元170～228年），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做過皇帝的法律顧問。烏爾比安是公認的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是羅馬法學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摘錄的9142段法學家的著述中，其中烏爾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也是烏爾比安。
4、保羅（約公元222年去世），擔任過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審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關於告示的80卷注釋書，在《學說匯纂》中摘錄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譯為莫迪斯蒂努斯，約公元244年去世），是烏爾比安的學生，也是五大法學家中名氣最小的一位。《學說匯纂》中有關他的著作，只有344段。

馬克昌，我國著名法學家、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著名法學教授、博導馬克昌
1926年8月生，河南西華縣人，法學家。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律系，後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師從前蘇聯刑法學家貝斯特洛娃教授專門從事刑法學研究。1952年返回武漢大學任教。曾於1977年受委託擔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吳法憲的辯護人，並參加過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工作。現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與人大高銘暄教授合稱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曾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長和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名譽理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法學學科小組成員等職。獨著的《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主編的《犯罪通論》和《刑罰通論》分別獲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一等獎和二等獎；主編的《經濟犯罪新論》獲中國圖書獎；任主編之一的《刑法學》和副主編的《中國刑法學》分別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和特等獎；主持完成的「著重提高研究生素質，培養刑法學高層次人才」項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中國著名法學家趙中孚
1929年7月出生。1947年匯文中學畢業後考入朝陽大學法律系。1949年5月參加工作，先後在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主辦的學習隊、中國政法大學三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本科、研究生班學習。1950年冬開始在民法教研室任教，歷任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民（商）法教研室主任、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法學院院務委員會暨學位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暨民商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暨深圳仲裁分會仲裁員、南京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河北省人大常委法律咨詢委員會成員、北京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和貴州大學法律系兼職教授、天津民主法制建設研究中心學術指導、中國行為法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在半個世紀的教學崗位上，為校內外本科、研究生、高級法官班、台港澳律師培訓班、香港樹仁學院和城士大學等不同層次的學員講授系統或專題的多門民商法課程。參加我國民法典（第2、3次）、民法通則、企業破產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研討或建議。培養了本專業的碩士40餘人，聯合培養博士5人，單獨培養包括港台和外國在內的博士19人，指導尚未答辯的博士生20人。先後主持國家社科項目、博士點項目和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項目。

中國著名法學家韓德培，法學界最年長的明星
「中國當代法學10人」中惟一存世者 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時的中國方始引進西方現代法律科學。在《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國當代最著名的法學家，然而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都已經作古，今天惟一健在的只有韓德培老先生，至今仍在為之辛勤耕耘。
2000年1月8日，武大為韓德培先生舉行了隆重的九十華誕紀念活動和法學思想研討會。
2009年5月29日晚9時，一代法學泰斗與世長辭。
武漢大學將在2009年11月隆重舉行「韓德培教授百歲華誕暨武漢大學法科恢復重建30周年慶祝活動」

1.史尚寬先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法學家，不僅從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擔任了民國時期的"立法委員"、"考選部部長"等職務，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2.商秧，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法學家之一，同時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功臣之一。
3.張釋之（生卒年不詳），字季，漢南陽郡堵陽（今南陽市方城縣）人。西漢廷尉，中國歷史上著名法學家。公元前179年，被選為騎郎，後成為協助皇帝處理司法事務的最高審判官。他處理案件深究事理，不枉不縱，不偏不倚，敢於用法律去限制包括皇權在內的一切特權，提出了「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4.韓 非： 河南新鄭人，戰國後期著名的法學家、思想家、散文家，法家的集大成者。
5.肖蔚雲先生是中國著名法學家，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曾留學蘇聯4年。先後擔任香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是北京法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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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羅馬五大法學家的五大法學家

1、蓋尤斯（約公元130～180年），羅馬帝國前期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為《法學階梯》，該書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羅馬法學家的文獻，成為查士丁尼編纂同名法典的範本。
2、帕比尼安（約公元140～212年），帝國前期羅馬的著名法學家，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和被認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衛都督之職，行使軍事和司法大權。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問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說書》。其學說具有極高的權威性，直至4世紀，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屬下整理他的學說。在《學說引證法》中並明確規定，在五大法學家的意見相左時，以帕比尼安的學說為准。
3、烏爾比安（約公元170～228年），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做過皇帝的法律顧問。烏爾比安是公認的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是羅馬法學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摘錄的9142段法學家的著述中，其中烏爾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也是烏爾比安。他曾給法學下過定義：法學是神事與人事的知識，是正義與非正義的學問。
4、保羅（約公元222年去世），擔任過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審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關於告示的80卷注釋書，在《學說匯纂》中摘錄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譯為莫迪斯蒂努斯，約公元244年去世），是烏爾比安的學生，也是五大法學家中名氣最小的一位。《學說匯纂》中有關他的著作，只有344段。

8. 法學家對法律規范進行的解釋稱為什麼

法學家的解釋是非正式解釋，學理解釋，無權解釋，任意解釋。
非正回式解釋又稱無權解答釋或者無效法律解釋，是未經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對法律規范所做的解釋，基本特點是該解釋在法律上沒有約束力。包括學理解釋和任意解釋。
學理解釋是指由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對法律規范所進行的解釋。
任意解釋是指社會團體或公民個人對法律法規按自己的理解所做的說明。
法學家既屬於學術團體內，又屬於公民個人，綜上，可同屬四個解釋。

9. 列舉，著名古代法學家

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亡，宗教隨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帝國不僅在當時成就了並遠播了古代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羅馬法，而且，整個中世紀西歐法學智識的發端與發展就是一部羅馬法的詮釋與發展史。在古代羅馬遺留給後世的諸多遺產中，羅馬法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其影響逾千年而不衰。

以歷史的長時段鍛造羅馬法。正如羅馬城不是一天造起來的一樣，羅馬法也不是一夜之間驟成的。從公元前451年至前450年間的羅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問世，到公元530年至533年完成的《國法大全》中的《優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和《法學階梯》為止，羅馬法歷經了一千餘年的發展。它從最初一種狹小和簡陋的農村共同體的法，發展成一種強大的城邦國家的法，進而發展成一種帝國的法。羅馬法的發展與完善，有賴於多項因素，撇開政治的、經濟的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動因不論，僅就法本身來看，在一千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羅馬法從粗陋質朴走向精細縝密，有賴於法學家窮經皓首地著書立說，親力親為地解答、撰約、協助訴訟，條分縷析地對每一項法律規則的討論與爭鳴；有賴於裁判官通過擬制訴訟和擴用訴訟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擬制某種法定要素，或參照已有的法定訴訟形式，對社會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來不及規定專門的司法救濟手段的情況和關系，以具體、靈活、變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護，以至於裁判官法成為市民法的活的聲音；還有賴於普通社會民眾的參與與推進。可以說，羅馬法諸項法律規則的形成，發端於當事人對糾紛的提起，確定於裁判官的裁決與處理，抽象化、理論化於法學家的著述。由羅馬法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學傳統的形成，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百十年間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時光流轉中，那些對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恆的關注，那些對因社會變遷而引發的新問題、新挑戰的不斷的回應，那些對司法實踐的一再的審慎的反思，最終沉澱為了一種規則體系、一種邏輯體系和一種意義體系。不誇張地說，羅馬法系積千年人類生活經驗和理性智慧鍛造而成的。

以追求藝術的精細與完美之心雕琢羅馬法。古代羅馬法並不單純是法條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學家的解答與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與法的理念，從中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發現，羅馬人不是僅僅把法律作為經時務世的技術工具，而是將法律作為體現了一定價值觀念的藝術來對待的。公元1世紀初期的法學家P?J?塞爾蘇斯定義道：「法（ius）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注稱：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義。由此又引申出，「法」當是符合正義的。烏爾比安指出：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的箴言不是別的，就是誠實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這些是古代社會對法和法學最精練的概括與說明。由此，有學者斷言：「羅馬法是歐洲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薩拜因）。

羅馬法的實踐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一面，體現在流傳甚廣的諸多法律格言中。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個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論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針對個別人的，而是為所有人普遍創設的；法律應當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曉法律不在於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於掌握它的精神和實質；違反法律原則的規定不應得到因循；習慣是法律的最好解釋者；法則產生於事實；對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諒的；任何人不得通過損害他人的方式為自己獲利；行使自己的權利以不損害他人權利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罰應當成為對人的改造；法律考慮激憤者，激憤者卻不考慮法律（指刑法一般對在激憤狀態中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減輕處罰）；疑罪從無；任何人均無義務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變通；契約起源於意願，隨後變為必須遵守的義務；和解協議相當於已決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給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遺棄自己的財產物；不情願者之間締結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訴訟只不過是通過審判獲取應得之物的權利；沒有原告就沒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動審判；審判員不得審理與己有關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實須證明；舉證的義務由主張者而不是否認者承擔；一目瞭然之事無須證明；單一證據不能證明，與其他證據相結合可以證明；判決應當與請求相對應；一事不再理等。我們還很難發現其他哪個民族有如此豐富的法律格言。而且，這些格言不是類似於我國古代宋、明、清時期的律學讀本或訟師秘本中的僅僅是方便記誦的法律歌謠，而是對法律規則高度濃縮化後的藝術錘煉的結晶。今天，透過這些格言，我們仍能夠領略到規則背後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學家堅持這樣的見解：「在任何時代中，法的確定性都是通過如下方面得到保證：一是法律藝術，它居於統治地位；二是法學，它的任務局限於形成法的技術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對於法學只能居於次位，其任務是構成法的政治因素。」（

10. 羅馬帝國五大法學家的法律思想以及主要貢獻

公元 426年，《引證法》正式承認蓋尤斯、J.保羅、D.烏爾比安、A.帕比尼安和H.莫迪斯蒂努斯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並規定凡法律問題未經明文規定的，悉依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加以解決；如他們的解答並不一致，取決於多數；人數相同時則以帕比尼安的解釋為准。
1、蓋尤斯（約公元130～180年），羅馬帝國前期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為《法學階梯》，該書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羅馬法學家的文獻，成為查士丁尼編纂同名法典的範本。
2、帕比尼安（約公元140～212年），帝國前期羅馬的著名法學家，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和被認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衛都督之職，行使軍事和司法大權。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問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說書》。其學說具有極高的權威性，直至4世紀，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屬下整理他的學說。在《學說引證法》中並明確規定，在五大法學家的意見相左時，以帕比尼安的學說為准。
3、烏爾比安（約公元170～228年），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做過皇帝的法律顧問。烏爾比安是公認的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是羅馬法學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摘錄的9142段法學家的著述中，其中烏爾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也是烏爾比安。
4、保羅（約公元222年去世），擔任過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審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關於告示的80卷注釋書，在《學說匯纂》中摘錄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譯為莫迪斯蒂努斯，約公元244年去世），是烏爾比安的學生，也是五大法學家中名氣最小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