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法治思維
A. 領導幹部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思維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包括行政機關領導幹部在內的所有領導幹部自覺樹立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那麼，領導幹部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思維？
規則至上：一切從講規矩、講規則開始
普遍的法治思維，一切從講規矩、講規則開始。在任何工作中，制定規則很重要，制定「良法」（合理的規則）更重要。在有規則之後，尊重規則成為第一要務。規則至上思維，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運用法律規則中的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電話舉報，稱其轄區內一居民正在家裡播放黃色錄像，遂派4名民警未帶任何文書在該居民房屋外通過門窗向內窺視，之後又強行進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時，一個有法治思維的民警就應該考慮：我已經具備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據了嗎？事實上，相關法律只規定不得「組織播放淫穢音像」，而沒有規定不得在家裡播放淫穢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為由搜查該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懲罰觀看淫穢音像的公民。
當然，規則與規則之間是有效力高低或優先秩序的。比如，當法律與憲法相矛盾時，以憲法為准；當行政法規與法律相沖突時，以法律為准。當同等級別的老法規則與新法規則相沖突時，應當堅持「後法優於前法」原則。當同一效力級別的特別法規則與一般法規則相沖突時，堅持「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
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是權力的邊界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師手裡，都必須首先考慮權利及其根據。黨政官員在處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務時，也要從他們的權利角度考慮。因為，公民權利是權力的邊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處黃色錄像，窺視和強行搜查民宅。面對類似事件，從法治思維的要求來講，執法者應當考慮：公民有沒有在家做某事的權利或自由？強行進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會牽涉或影響到公民的某種權利？如果有法治思維，就會比較謹慎地處置類似的事件，也就會用法治方式來管理社會。實際上，該四名民警的搜查行為已經涉及公民的住宅權。如果執法者多從公民權利角度考慮，就可止步於侵權發生之前。
在市場領域，法治也同樣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項列出來。這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律實踐中叫「負面清單」。沒有被列入「負面清單」的事項，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這就是所謂「法無禁止即自由」，體現的正是法治思維中的權利本位思維。
控制權力：權力不受限就沒有安全感
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會膨脹甚至腐敗。因此，法治要求權力受到控制，這也就是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公權力總是有各種正當的理由和目的，來觸碰公民權利。比如民警搜查黃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會因治安的理由而觸碰到公民權利，並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權利。治安的理由是正當的，但是你不能認為自己的理由是正當的，就可以亂來。從社會整體而言，權力不受限制的後果就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
如果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只「制度籠子」該有哪些柱子呢？一是權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對政府提出復議申請，也可起訴。二是法定許可權，即法無規定無權力。有些重要事項由法律保留，只能通過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規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權力列明清單，沒有列入「權力清單」的，就不是你的權力。三是正當程序，通過程序來控制權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會帶來行政行為無效的後果。四是監督，通過本系統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對政府的監督與審查。五是裁量基準。就是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設置基準，按這個既定的基準來權衡裁量。
程序優先：正當程序是正義女神的蒙眼布
法治思維要求重視程序，充分發揮程序的作用。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於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決定可能無效甚至違法。比如，行政機關作出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這里的「告知」就是一個程序。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這個「聽證」是作出處罰前的必經程序。執法者要有這個程序優先的意識。
一些西方國家的司法用正義女神作為圖騰。這是一位被一塊布蒙住雙眼的女神。根據我的考證，這塊蒙眼布就是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有兩個功能。一是有意識地阻隔對法外因素的過多考慮。二是有意識地阻隔對結果過早的把握。因此，這也構成了正當程序的優勢和特殊功能：把爭端各方統一到程序中來。我們的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也是因人而異的。因此，程序是沖突各方最容易達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糾紛各方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優先思維還意味著，我們對司法權的尊重和對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維要求大家不要干預司法活動，應當讓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判斷權。這也是各級黨政幹部有無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尺。程序也是一種良好的工作方式。無論是解決糾紛，還是作出決策，都離不開程序。要相信，一切難題總可以在正當程序中突破。
技術理性：不受大眾化情感因素的左右
在法治社會，法律職業思維與大眾生活思維形成鮮明對照。技術理性和專業邏輯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經法律專業訓練的結果，主要表現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思維。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擴大到了代表政府執法的公務員甚至更廣泛的范圍。
自古以來，處理法與情的關系是衡量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准。原則上講，法治思維重視邏輯但並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邏輯的前提下關注情理。大眾思維多屬道德思維，是一種以善惡評價為中心的思維活動；而法律思維是以事實與規則認定為中心的思維活動。因此，法律思維首先是服從規則及其邏輯，而不受大眾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體到公權力主體，就是應當在注重縝密的法律邏輯的前提下，再考慮「情」的因素。
技術理性思維還表現在對待事實和證據的態度上。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所謂「以事實為根據」，其實是指「以證據為根據」。如果證據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證據滅失了，那隻能放棄對事實的認定。
B. 談談你對法治思維的理解
法治思維是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的准繩，它要求崇尚法治、尊專重法律，善於運用法律手屬段解決問題和推進工作。
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的諸種要求運用於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法律規范為基準的邏輯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維需以法治概念為前設。
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至今，於法治概念之認知盡管不完全一致，但對其核心內涵包括精神、實體、形式等層面諸要件已經有基本共識存在。就中國當下而言，經過30多年砥礪耕耘，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識也已基本具備。這是之所以提出法治思維命題的前提。
(2)領導法治思維擴展閱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多元多樣多變，各種利益分歧、矛盾沖突相互交織，只有法治才能有效整合各種張力、化解各種沖突，為社會和諧穩定奠定根基。當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治國能力強弱，直接影響著黨的執政根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C. 領導幹部為什麼要樹立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執政骨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貫徹者和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執行者，也是依法行政的主體，理應成為自覺樹立法治思維、主動運用法治思維推動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者，成為堅持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的表率和模範。然而，在現實中有些領導幹部忽視法律，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講法、辦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現象依然存在。一是特權思想嚴重，認為權大於法，對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自認為位高權重，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不守法，也無人敢於追究，因而時常突破法律底線。二是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現象時有發生，導致矛盾激化、干群關系惡化。三是把法律法規置於腦後，在工作過程中常出現有悖於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甚至任意在法外擴權，將一些「霸王條款」和「土政策」披上法律的外衣，有失社會公平。四是有的領導幹部雖然也懂法，也知道違法犯法的後果，但總是心存僥幸，以為背地裡干點違法之事無人知曉，因而恣意妄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注意學法知法，法治觀念淡薄，不依法辦事，習慣把有限權力擴大化；另一方面是不敬畏法律，不遵守法律，習慣靠「拍腦子」、搞個人說了算。而所有這些，實質上都是缺乏法治思維的表現。
法治思維就是領導幹部在想問題、作決策、定政策、辦事情時，牢固樹立人民授權和職權法定，嚴格遵守目的合法、許可權合法、內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的要求，切實尊重和保護人民權利，自覺接受監督和承擔法律責任，並強調尊重法律權威、遵循法治原則、體現法律理性。樹立法治思維，既是領導幹部自身素質提高的重要標志，又是領導幹部執政能力提升的重要體現。
樹立法治思維，首先要深入學法知法。法律是一種寶貴的軟實力。實踐證明，只有把法律法規學好了、裝進腦子里了，才能轉化為內心的行為規范，才能發揮其強制約束作用，才能做到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當前，少數領導幹部法治觀念還相對淡薄，仍然習慣於傳統的「人治」思維方式，習慣於用個人職權和關系「打招呼」「寫條子」「走路子」，還在以人治的眼光看待法治、以人治的思維研判法治、以人治的方式實施法治，這顯然不符合依法治國的要求。作為肩負使命、手握權力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帶頭學法、知法、懂法，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包括憲法和法律權威的觀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法大於權的觀念、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觀念、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制約的觀念等。當前要深入學習憲法，學習國家基本法律和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切實增強法律意識，形成對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
樹立法治思維，必須要時刻敬畏法律。法律是人們最起碼的行為規范，也是領導幹部必須帶頭執行的行為准則。只有時刻敬畏法律，才能心存憚慮，警鍾長鳴，不以權代法；只有時刻敬畏法律，才能做到在誘惑面前把握住自我，不窮奢極欲，以身試法。《憲法》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公正性就在於法律的平等原則，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都不能突破。作為領導幹部，敬畏法律、尊重法治是對權力的最好保護，更是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好保護。領導幹部樹立法治思維，就必須做到憲法法律至上，樹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識，從內心深處把堅持依法辦事作為政治責任、施政習慣、自覺追求。一是要克服特權思想，樹立職權法定和權責統一的觀念，牢記任何職權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符合法律法規，違法行使職權要承擔法律責任。二是要樹立法律權威觀念，自覺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絕不謀求凌駕於法律之上和超越於法律之外的特權，絕不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是增強法治觀念、樹立法治思維的起點。三是要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嚴格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觀念，自覺做到遵守法律。
樹立法治思維，關鍵要堅持依法辦事。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力在於實施。沒有實踐的法律，只是掛在牆上的法律和寫在紙上的法律，不僅不會有實際效用，而且也沒有尊嚴權威，更難以形成人們不願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環境。必須明確，任何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公民、社會組織和國家機關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行為准則，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職責。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那麼良好的法治環境就難以形成，依法治國就成為一句空話。當前，我國改革正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發展正處在關鍵期，各種利益矛盾日益凸顯。利益矛盾如何妥善處理？利益多元如何實現公平？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用法治思維認識問題、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領導幹部作為黨和國家的執政骨幹，無論面對多大困難和挑戰，在想問題、作決策、定政策、辦事情時都應尊重規律、尊重法律，既要科學決策，又要依法決策，更要依法行政，不管是土地徵收、房屋拆遷，還是資源開發、勞動關系調處，都要學會用法治思維思考問題，以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真正把解決各種利益矛盾納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內。一是要加強法律知識學習，強化法治意識，培養積極的法治情感、法治信仰，養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的高度自覺。二是要善於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堅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與對法律負責的高度一致性。三是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無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依法行政的底線不能突破。要多為群眾發展經濟保駕護航，讓經濟行為真正成為法制行為；要多放權於民、讓利於民，讓群眾在社會生活、經濟發展中受到法律保護；要依法保障公平正義，保障群眾合法利益，最大程度地規避公權力施政的風險。
樹立法治思維，還要帶頭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是領導幹部的底線。要克服特權思想，將自己的言行置於法律的約束之中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不當特殊公民。無論職務高低，都必須自覺地、無條件地遵守法律，決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要始終堅持以法律為准繩，對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嚴格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言行，要求群眾做到的，領導幹部自己必須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領導幹部自己首先不能越雷池半步，努力爭做遵守法律的表率。
D. 法治思維的概念是什麼
法治思維是指以法治價值和法治精神為導向，運用法律原則、法律規則、法律方法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思維模式。 （1）法治思維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第一，法治思維以法治價值精神為指導，蘊含著公正、平等、民主、人權等法治理念，是一種正當性思維； 第二，法治思維以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為依據來指導人們的社會行為，是一種規范性思維； 第三，法治思維以法律手段與法律方法為依託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解決糾紛，是一種可靠的邏輯思維； 第四，法治思維是一種符合規律、尊重事實的科學思維。 因此，法治思維是一種融法律的價值屬性和工具理性於一體的特殊的高級法律意識。 （2）培養法治思維，必須拋棄人治思維。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區別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在依據上，法治思維認為國家的法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依據，處理法律問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人治思維的本質是人高於法或權大於法，它主張憑借個人尤其是掌權者、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德性和才智來治國平天下。如，古希臘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之治，我國古代推崇的「聖君」、「賢人」之治以及後世的「英雄」、「強人」、「能人」之治等，主要強調的都是依靠個人的能力和德行治國理政。 二是在方式上，法治思維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平等對待方式調節社會關系，解決矛盾糾紛，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具有穩定性和一貫性；而人治思維漠視規則的普遍適用性，按照個人意志和感情進行治理，治人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隨、朝令夕改，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非理性。 三是在價值上，法治思維強調集中社會大眾的意志來進行決策和判斷，是一種「多數人之治」的思維，避免陷入無政府主義或以民主之名搞亂社會；而人治思維是個人說了算的專斷思維，雖然有時也強調集思廣益進行治理或作出決定，但主要表現為少數個人的集權專斷。 四是在標准上，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分水嶺不在於有沒有法律或者法律的多寡與好壞，而在於最高的權威究竟是法律還是個人。法治思維以法律為最高權威，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人治思維則奉領導者個人的意志為最高權威，當法律的權威與個人的權威發生矛盾時，強調服從個人而非服從法律的權威。
E.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
摘要 1、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四個層次。
F.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G. 什麼是法治思維，包括哪些基本內容
法治思維是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的准繩，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於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和推進工作。
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的諸種要求運用於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法律規范為基準的邏輯化的理性思考方式。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1.認知判斷層次，就是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2.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
3.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4.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
(7)領導法治思維擴展閱讀：
提出法治思維命題的前提：
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至今，於法治概念之認知盡管不完全一致，但對其核心內涵包括精神、實體、形式等層面諸要件已經有基本共識存在。就中國當下而言，經過30多年砥礪耕耘，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識也已基本具備。
H. 法治思維的基本內容分別有哪些
法治思維是指受法律規范和程序約束、指引的思維方式。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一、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徵。
三、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准。
(8)領導法治思維擴展閱讀
法治思維特徵：
（1）權利義務相統一
權利義務相統一的思維方式 是公民就具有的基本法律修養,權利和義務相互依存、相互貫通,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要培養社會主義法律思維,必須要培養權利義務相統一的法律思維方式.
（2）重證據
證據是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客觀事實.在訴訟程序中是憑借證據來認定相應事實的,並以此作為適用法律的根據,這就是重證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培養證據意識,注意保存和搜集證據.
（3）講程序
法律程序是人們進行法律行為必須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時間或空間上的步驟和形式.是實現實體權利和義務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條件.因此,講程序是法律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