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先立法

Ⅰ 先訴抗辯權的各國立法

中國《擔保法》第17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證人不得行使先訴抗辯權：（1）債務人住所變更致使債權人要求其履行債務發生重大困難的；（2）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中止執行程序的；（3）保證人以書面形式放棄先訴抗辯權的。
先訴抗辯權固然是為保護保證人的利益而設置的，但是為了避免給債權人帶來不利，大陸法系多數國家民法典均明文規定了保證人不得行使先訴抗辯權的情形，對其加以限制。下面詳細解釋中國《擔保法》第17條第3款規定的在下列情形下不得行使先訴抗辯權：
1.債務人住所變更，致使債權人要求其履行債務發生重大困難的。這一情形的構成要件有三：（1）須債務人的住所發生了變更，這是前提條件。此之「住所」，如果是自然人，則以其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為住所，經常居住地與住所不一致的，經常居住地為住所（《民法通則》第15條）。如果是法人，則以其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為住所（《公司法》第10條）。住所發生了變更，既可以是從國內遷移到國外，也可以是從某一外國遷移到另一外國，還可以是在國內由某一轄區遷移到另一轄區。（2）須債務人住所的變更發生於保證合同成立之後，這是時間要件。如果保證合同成立前，債務人的住所早已變更，那麼就應當以當時的情況為准，而絕不能成為以後排除先訴抗辯權的理由。（3）須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發生重大困難，這是實質要件。 2.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中止執行程序的。
3.保證人以書面形式放棄先訴抗辯權的。先訴抗辯權是保證人的一項民事權利，因而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拋棄。拋棄可分為預先拋棄和事後拋棄兩種。預先拋棄有三種方式：（1）在一般保證合同中預先約定保證人不行使先訴抗辯權；（2）在保證合同中約定保證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縱未載明放棄先訴抗辯權，也可解釋為有放棄先訴抗辯權的意思表示；（3）在保證合同中未載明承擔何種保證責任時，按照《擔保法》第19條的規定，亦可視為放棄先訴抗辯權。 現代各國立法雖都承認在一般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但先訴抗辯權的行使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限制由於各國的立法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異。
《德國民法典》第773條規定：「（1）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先訴抗辯權消滅：1。保證人放棄抗辯權的，特別是保證人作為自身債務人承擔保證的；2。在承擔保證紅藕，因主債務人的住所、營業場所或居所發生變動致對主債務人追訴發生重大困難的；3。對主債務人的財產開始破產程序的；4。可以認定對主債務人的財產進行強制執行仍不足以清償債權人的。（2）在有第1款第3項、第4項的情形下，如果債權人能夠從對主債務人有質權或留置權的動產取得清償是，允許有抗辯權。」
《法國民法典》第2021條規定：「僅在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時，保證人始對債權人負清償責任。債權人應先就債務人財產進行追索，但如果保證人放棄先行追索抗辯，或者保證人與債務人負有連帶責任時，不在此限。」由此得出，保證人放棄先行追索抗辯，或者保證人等債務人負有連帶責任時，保證人不得行使先訴抗辯權。
《瑞士債務法》第495條規定：債權人僅於保證契約成立後，因主債務人破產，破產緩期，債權人為必要注意之追索並做成損失證書，主債務人將其住所遷往國外致無法在瑞士為請求，或因將住所遷往國外，致權利追訴發生重大困難時，始得向保證人請求支付。

Ⅱ 杜馬是什麼意思

「杜馬」一詞，是俄文（дума）音譯，意為「議會」。

1905年爆發革命運動後，沙皇尼古拉二世為緩和政治危機，於同年9－10月間宣布召集「國家杜馬」，賜予一定權力。1906年和1907年，產生了第一、第二屆國家杜馬，但隨後不久就被解散。

後來又產生了第三、第四屆國家杜馬，其權力都不大，但名義上是國家的議會。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建立了「議行合一」的蘇維埃制度。1993年，俄羅斯又恢復了「國家杜馬」。

現代國家杜馬

俄羅斯國家杜馬是俄羅斯聯邦議會的下議院，而上議院是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在93制定新憲法後，其中第95條規定杜馬有450個席次，依據第96條每四年改選一次，在08年年底改為五年一屆。

在1993年、1995年、1999年以及2003年一半的席次采比例代表制，另一半采單一選區選舉，然而在07年杜馬選舉採用新制度，全部450個席次全部改為政黨比例制，依據憲法第97條俄國公民需年滿21歲才能角逐杜馬議員的選舉。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俄羅斯國家杜馬

Ⅲ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製程序義務人的主觀隨意性。由於程序的設置，當事人（程序義務人）沒有選擇行為手段的自由。當程序所預先確定的要件成就時，程序義務人必須按照程序的規定作出既定的行為，而無法利用手段選擇的自由隨意加速或者阻撓程序目標的實現。由於程序具有限制義務人主觀隨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於規范程序義務人的行為，防止程序義務人濫用或越出他所擁有的權力或權利。

第二，保證效率最高的手段。當事人為實現某種目的所選擇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優劣之分，這取決於當事人的知識、能力、經驗等。如經過總結、比較和篩選，事先運用程序將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來普遍推行，則即便當事人的知識、能力和經驗有欠缺，也能保證選擇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達到程序目標。

第三，維護和促進手段的正當性。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遺害無窮，為此，程序的預定者需要綜合考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將體現了必要正當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並非最優）上升為程序，使之成為標准化和規范化的手段，從而排斥其他正當性不充分或者不正當手段的適用，以期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保證結果的正當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證據即為通過程序規則維護調查手段的正當性而不惜犧牲調查效率的一個例子。

第四，運用程序阻礙實體目標的實現。程序是一把「雙刃劍」，既可用來促進程序目標的實現，又可起到阻礙與特定程序相聯系的實體目標實現的作用。程序的設計者如將成本高、難度大、耗時長的手段上升為規范化的程序即可為實體目標的實現設置一道「程序壁壘」，阻礙程序目標的實現。

Ⅳ 跪求法國1840~1848年歷史

波旁王朝復辟（1814-1848） 包括7月王朝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1852）
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成立臨時政府。2月25日共和國宣布成立。4月23日選舉制憲議會，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個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選產生的議會，溫和共和派佔多數。5月9日成立執行委員會代替臨時政府。6月22日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國家工場，引起工人不滿，23日工人起義。24日l.-e.卡芬雅克將軍被授予獨裁權，殘酷鎮壓起義。卡芬雅克於28日擔任共和國的行政首腦。11月，制憲議會制定共和國憲法，確立立法和行政分立原則。由750名議員組成立法議會，任期3年。總統 任期4年,掌管行政權，任免部長與頒布法律，支配武裝力量，但不親自指揮部隊，也無權解散或延長議會。議會和總統皆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選產生。參政院由議會任命，它預先審定政府的法案，並監督行政機構。12月10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見拿破崙三世）當選總統。1849年5月13日選舉立法議會，以保王派和天主教教士為核心的秩序黨獲多數席位。憲法規定總統不能直接連任，波拿巴要求修改憲法，立法議會多數反對。波拿巴於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解散議會，建立專政體制。1852年12月2日宣布成立帝國，波拿巴被封為皇帝，稱拿破崙三世。第二共和國告終。

Ⅳ 法的局限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
法只是許多社會調整方法的一種
法不是社會調整方法的唯一方法。除法律規范外，還有政策、紀律、規章、道德及其他社會規范，還有經濟、行政、思想教育等手段。就建立和維護整個社會秩序而言，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但在某些社會領域和社會關系、社會生活中法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方法。
2、
法作用的范圍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
在社會生活中產並非什麼問題都適用法律。社會關系的主要、重要方面需要法律調整，其作用非常廣泛，涉及的范圍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少社會關系、社會生活領域採用法律調整是不適宜的。
3、
法的作用不可能涵蓋整個生活
社會生活是具體的、形形色色的、易變的。而法律一旦制定頒布後就具有穩定性。法律不能頻繁變動，更不能朝令夕改。否則就會失去權威性和確定性。所以在立法時不可能預先包容全部社會生活。法的作用還存在一定的空隙和一定的不適應性。
4、
法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所需要的人員條件、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法的作用是不能啟動的
如果沒有具備良好法律素質和職業道德的專業隊伍，法律再好法的作用也難以發揮。人們和社會的精神條件和文化氛圍、權利義務觀念、程序意識等都直接制約和影響法的作用的發揮。至於物質條件對法的作用的發揮制約和影響就更為重要了。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徒善不能自省」。

Ⅵ 在新聞中總聽說俄國杜馬！

俄國國家杜馬
國家杜馬(1906—1917年)是俄國的議會式全國代表機構。二十世紀初期，由於俄 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加強，特別是1905年革命的強大壓力， 迫使沙皇召開立法性國家杜馬。沙皇政府企圖藉助國家杜馬，拉攏資產階級，擴大統 治基礎，消弭革命。國家杜馬的活動，引起了國內社會政治生活條件的變化，對俄國 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國家杜馬的形成

杜馬 (Дyma)一詞在俄文中原意是思想、思維，後又引申會議之意。約十世紀出 現的波雅爾杜馬，是最早以該名稱命名的機構，它最初由王公、侍從和地方貴族組成， 後漸成為從屬於沙皇的最高咨議機關，1711年被取消。在波雅爾杜馬存在時期，沙皇 經常不召集全體會議，而僅與親信商討國事，這就是史籍所稱的「近臣杜馬」或「樞 密杜馬」。另一曾以「杜馬」命名的機構是1785年設立的城市杜馬，它是市政管理機 關，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前。 自十九世紀開始，由於農奴制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沙皇專制制度受到沖擊。 1809年，御前大臣斯佩蘭斯基受命起草了國家制度改革計劃草案（即《國家法典概論 》），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由選舉代表組成的國家杜馬和地方杜馬的設想，但未能 實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改革時期，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一股所謂政府立憲主義的潮流， 即主張根據代表制原則改革國家制度。但在八十——九十年代，俄國進入了「反改革」 時期，反動貴族、農奴主提出要徹底糾正廢除農奴制的「錯誤」，致使建立全國性代 表機構問題仍懸而未決。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有了更大發展，階級關系的變動，資 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國家職能的復雜化，特別是1905年革命的爆發，迫使沙皇政府不 得不重新考慮並著手改革國家制度。 1905年「流血星期日」以後，革命浪潮洶涌澎湃。沙皇統治集團在決策上出現分 歧。2 月18日，沙皇事先未通知大臣便頒布詔書和敕令。詔書斥責「狂妄無知、心懷 不軌的叛亂活動的領導者膽大妄為」，圖謀「摧毀現在國家制度……建立新式的國家 管理制度」。敕令卻賦權機關和個人，可「就完善國家公共事業和改善人民福利問題 」提出建議，並通過大臣會議「直接上達」沙皇。兩個文件使參加御前會議的大臣委 員會的成員們困惑不解，因而一致通過了給內務大臣布里根的沙皇諭旨。其中宣布要 「吸收」居民代表「參與立法建議的預先制訂和討論」，即許諾建立人民代表機構， 為此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由布里根主持討論有關問題並制訂相應法律。同一天頒布 的這 3個文件，盡管內容抵牾，目的卻是一致的，即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延長專制 制度的壽命。 1905年春夏，革命運動的發展更加迅猛，全國 1/5以上的縣份爆發了農民騷動， 罷工人數5月達36萬，羅茲罷工在6月轉為武裝起義，同時發生的「波將金號」巡洋艦 起義表明軍隊也已捲入革命運動之中。在這種形勢下，沙皇政府被迫加快改革步驟。 布里根委員會的草案，經大臣會議討論後，於 7月提交御前會議最後審議。8月6日， 正式公布《國家杜馬章程》和《國家杜馬選舉法》，並同時頒布了沙皇詔書。專制制 度不可動搖是所謂「改革」的先決條件。沙皇宣布：「在規定專制權力實質的《俄羅 斯帝國根本法》不容侵犯的條件下，朕認為有必要建立國家杜馬，批准杜馬選舉法， 並使該法在全帝國范圍內生效」。關於杜馬的性質，《國家杜馬章程》第1條規定： 「國家杜馬為預先制訂和討論立法建議而設」，詔書則明確指出：國家杜馬是「國家 最高機構中的一個特殊的立法咨議機關」。《國家杜馬選舉法》將選民分為土地所有 者、城市和農民 3個選民單位，並規定了高額的財產資格及其他限制，如土地所有制 選民須擁有100—800俄畝土地，城市選民須擁有價值1，500盧布的不動產等，這樣便 剝奪了絕大部分居民的選舉權。這一擬議中的杜馬史稱「布里根杜馬」，它只是人民 代表機構的一個粗製濫造的贗品。布爾什維克無情揭露了其欺騙實質，提出「打倒咨 議性杜馬」、「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全國掀起抵制浪潮，布里根杜馬夭折在襁褓 之中。 10月開始全俄政治總罷工，參加者除工人外，還包括學生、教師、職員、工程師 和醫生等，近 200萬人。革命運動勢如破竹，全國陷入癱瘓狀態，沙皇制度處於風雨 飄搖之中。10月 9日以後，尼古拉二世多次召見大臣委員會主席維特，就國內局勢進 行磋商。迫於形勢，尼古拉二世於10月17日簽署了維特起草的詔書，並和維持的奏摺 一起立即公布。詔書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根據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論、集會及 結社自由的原則，賜予居民以公民自由權；第二，吸收迄今仍沒有選舉權的階級參加 杜馬，並按重新規定的立法程序逐步實行普選制；第三，未經國家杜馬的批准任何法 律不得生效，保障人民選舉的代表有可能實際監督政府機關的活動。 十月十七日詔書的頒布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英勇斗爭的結果，正像列寧所說： 「沙皇的讓步確實是革命極其偉大的勝利」。當然，立法杜馬與無產階級提出的「民 主共和國」、「立憲會議」的要求有天壤之別，「自由」的許諾還僅是一紙空文。更 重要的是，十月十七日詔書只是沙皇制度在全俄政治總罷工的沉重打擊下被迫作出的 退卻，沙皇制度遠未摧垮，而是在等待時機，准備重新撲向革命。布爾什維克號召無 產階級堅持斗爭。12月，在莫斯科、哈爾科夫等地爆發武裝起義，無產階級與沙皇制 度展開殊死戰斗。 在殘酷鎮壓工人起義的同時，沙皇政府於12月11日頒布了新的《國家杜馬選舉法》。 新選舉法允許工人參加選舉，為此在原布里根選舉法規定的 3個選民單位之外，又增 加了工人選團，城市選民范圍也有所擴大。但這一選舉法的性質仍是反人民、反民主 的。第一，沒有實行普選制。所有的婦女、學生、未滿25歲的青年，現役軍人和游牧 民族均被剝奪選舉權。第二，選舉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者選團由2千名選民中產生1 名復選人，而城市、農民和工人選團則分別由7千、3萬和9萬名選民中產生1名復選人， 即地主的1票等於城市資產階級的3票，農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第三，選舉不是直 接的。大地主和城市選團是兩級選舉。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是三級選舉。農民則是四 級選舉。第四，選舉事實上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受到政府、警察的嚴密監視。國家杜 馬代表總數規定為524人。 1906年 2月20日，沙皇政府頒布了新的《國家杜馬章程》。關於國家杜馬的構成， 《章程》規定：杜馬代表由帝國居民選舉產生，每屆任期 5年，杜馬每次年會的工作 與休會時期由皇帝確定，皇帝有權在每屆杜馬法定任期結束之前將其解散，杜馬舉行 會議的的法定人數不得少於該屆成員總數的1/3；杜馬每次年會選舉主席1名、副主席 2名，可連選連任，每屆杜馬選舉秘書長1名；為預先審核其許可權范圍的事務，杜馬可 組成處和委員會，其人數、成份和工作對象等均由杜馬自行規定，等等。關於杜馬的 許可權，《章程》規定：杜馬擁有立法權(包括動議權)，批准國家預算權和質詢權。關 於杜馬的事務程序則規定：立法草案由大臣或部門主管人、杜馬的各委員會、國務會 議提交杜馬；杜馬決議須經全體會議多數通過，杜馬通過的立法草案轉交國務會議； 未被國家杜馬或國務會議通過的草案認作被否定，已通過的草案由國務會議主席呈交 皇帝；由國家杜馬或國務會議動議並通過的草案，若未被皇帝批准，本次年會期間不 得再次提交立法審議，皇帝允許則不在此例，等等。可以看出，據十月十七日詔書原 則建立的國家杜馬具備議會的基本形式和特徵。 自1906年開始，革命運動轉入低潮，沙皇政府趁機千方百計地限制杜馬的權力， 與《國家杜馬章程》同時公布的《國務會議章程》規定，國務會議成為上院，擁有與 杜馬平等的權力。3月8日頒布的《關於國家預算審核程序的規則》規定，由最高行政 當局或根據現行法編入草案的預算，國家杜馬不得刪除或修改。4 月23日頒布的新版 《國家根本法》第87條規定：「在杜馬休會期間，如因非常情況而必須有某項應經立 法程序討論的措施，大臣會議可直接向皇帝提出。」這些規定無疑是對杜馬權力的侵 犯，潛伏著使十月詔書以後國家立法領域中的變革化為烏有的危險。

第一屆國家杜馬

第一屆國家杜馬的選舉於1906年3—4月進行。根據1905年12月塔墨爾福斯代表會 議的決議，布爾什維克宣布抵制杜馬選舉。由於選舉進行時情況發生了變化，革命開 始低落，抵制沒有成功。後來列寧坦率指出：「1906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雖然是 一個不算大的、易於糾正的錯誤，但畢竟已經是一個錯誤。」 參加杜馬第一次會議的代表有436人，第一屆杜馬解散時已達499人。其黨派組成： 進步派12人，和平革新黨25人，民主改革黨14人，波蘭議團及其他民族地區代表70人， 立憲民主黨161人，勞動派97人，社會民主黨17人，無黨派103人。黑幫黨派幾乎未獲 席位(有些黑幫分子混跡於無黨派之中)。立憲民主黨約占 1/3人，由於民主改革黨、 民族地區代表及多數無黨派人士追隨立憲民主黨投票，因而立憲民主黨成為第一屆杜 馬的領導黨。由勞動派和社會民主黨(原與勞動派聯合，後於 6月12日成為獨立黨團) 組成的左翼占近1/4。這種組成成份直接影響了第一屆杜馬的活動。 1906年 4月27日，在冬宮的格奧爾基廳舉行了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開幕儀式，尼 古拉二世致辭，表示歡迎人民選舉的「傑出人士」，並保證他「賜予」人民的法令「 不可動搖」。儀式結束後，代表們前往杜馬會址——塔夫里達宮的白廳，沿途受到群 眾的歡迎。下午5 時，國務會議副主席弗里施受沙皇委託，宣布國家杜馬第一次會議 開始，杜馬選舉了穆羅姆采夫教授為主席，多爾哥魯科夫公爵、格列傑斯庫爾教授為 副主席、沙霍夫斯基公爵為秘書長，他們均是立憲民主黨人。 杜馬的最初幾次會議討論了對皇帝致辭的答辭。這一討論意義重大，它將決定杜 馬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實際上即是確定行動綱領。經過激烈辯論之後，5月5日，杜馬 以沒有反對票的形式通過答辭。其主要內容是：根據私有土地強制國有化原則解決土 地問題；以普選制為基礎改革人民代表制度；建立對杜馬負責的責任內閣，革新中央 和地方行政機構，取消國務會議；停止一切非常法，政治大赦，廢除死刑；公民平等， 消滅等級限制和特權；司法權獨立等。 杜馬的綱領與沙皇政府的設想格格不入。5 月13日，大臣會議主席戈烈梅金在杜 馬會議上作了政府聲明，公開宣稱，杜馬的要求超出了其許可權范圍，政府不予考慮。 政府聲明激起軒然大波。戈烈梅金剛結束發言，立憲民主黨代表納博科夫便立即跑上 講台說：「我們充滿了大失所望和不信任的感覺」，他大聲疾呼：「執行權必須從屬 於立法權」。農民代表洛謝夫指出：「我不敢擔保農民能抑制住憤怒，不去起義」。 杜馬最後通過了勞動派代表熱爾金的提案：「國家杜馬轉向例行事務時，向全國表示： 完全不信任對人民代表機關毫不負責的內閣，認為現任內閣立即辭職，代之以得到杜 馬信任的內閣，是國家安寧、人民代表機關進行享有成效的工作的必要條件。」 第一屆國家杜馬討論了人身不可侵犯、公民權利平等、廢除死刑和信仰自由等問 題。土地問題是俄國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因而自然成為杜馬的中心議題。各階級對如 何提出並解決這一問題拭目以待。 5月8日，杜馬開始討論土地問題。立憲民主黨提出了「四十二人草案」，要求通 過贖買，將一部分地主土地收歸國有。他們希望向農民作一定讓步來保存地主土地所 有制，這種「改革」實際上不過是1861年改革的翻版。勞動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 百零四人草案」，堅持全部土地最終國有化，並按「勞動標准」平均交付農民使用。 兩個草案成為討論土地問題的主要文件。討論持續到6月1日，在保持分歧的情況下， 杜馬最後認為，「私有土地強制國有化」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一項必要原則，並於 6月 組成土地委員會，准備據這一原則起草土地法。 沙皇政府反對杜馬提出的土地國有化原則。早在戈烈梅金所作的政府聲明中便宣 稱：「根據國家杜馬提出的原則解決這一問題是絕對不容許的」。6 月20日，大臣會 議發布政府通報，再次重申：「在農村居民中散布這種觀念，所以……必須將一切私 有地強制國有，政府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 沙皇政府這種公然蔑視人民代表機構意見的挑釁行為，使杜馬的立法工作難以進 行。在6月26日的會議上，116名代表聯名向大臣會議主席提出質詢。民主改革黨成員 庫茲明一卡拉瓦耶夫提議，立即發表告人民書，說明土地法准備過程的真實狀況，實 際上是吁請人民支持杜馬。7月6日，杜馬通過告人民書。 第一屆國家杜馬在土地問題及其他問題上的種種活動，使沙皇政府惴惴不安。7 月 9日，前去參加會議的杜馬代表發現，塔夫里達宮大門緊閉，軍警荷槍把守，戒備 森嚴。同時，報刊上發表了沙皇斥責杜馬的詔書和敕令，宣稱：「人民選出的代表沒 有進行建設性的立法工作，而是涉足非其所屬的領域，調查經朕決定的地方當局的行 動，向朕指出唯朕之君主意志方能修改的《國家根本法》的不完善之處，並從事諸如 杜馬靠人民書這類明顯的非法行為。」沙皇宣布解散第一屆國家杜馬。當日晚，近200 名杜馬代表在維堡召集會議，並於次日通過了由米留柯夫起草的告民眾書，呼籲人民 對政府「消極抵抗」，即拒絕納稅，拒服兵役。維堡呼籲是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象徵性 反抗，未能收到任何實效。在解散第一屆杜馬的同時，沙皇任命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繼 任大臣會議主席，並宣布准備召集第二屆國家杜馬。

第二屆國家杜馬

1907年1—2月進行了第二屆國家杜馬的選舉。考慮到革命已經低落的形勢，布爾 什維克重審了對杜馬的策略，決定參加選舉運動。 盡管沙皇政府進行了種種干預，但選舉結果表明，新杜馬的成份比上屆更為激進。 504 名代表的黨派組成是：黑幫右派81人，十月黨32人，和平革新黨、民主改革黨和 進步派9人，波蘭議團及其他民族地區代表78人，立憲民主黨92人，勞動派100人，人 民社會黨14人，社會革命黨34人，社會民主黨64人，可以看出，以立憲民主黨為首的 中派勢力減弱，左派和右派均有很大加強。如果說第一屆杜馬是對和平道路寄予厚望 的杜馬，那麼第二屆杜馬則是兩極對峙、各種力量激烈斗爭的杜馬。這種態勢使第二 屆杜馬尚未召集便已前途維艱。斯托雷平甚至公開揚言：「我個人對杜馬抱的希望很 小，它不進行工作我們就把它解散。有了第一屆杜馬的經驗，這已經完全不是那麼可 怕的事了。」 2 月20日，第二屆國家杜馬開幕。會議選舉了立憲民主黨人戈洛文為主席，勞動 派代表別列金和自稱屬於左派的波茲南斯基為副主席，立憲民主黨人切爾諾科夫為秘 書長。 3月6日，斯托雷平到杜馬作了政府聲明。他解釋了據非常立法程序頒布的土地立 法、主要是1906年「十一月九日法」的必要性，並列舉了准備提交杜馬審核的立法草 案，如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自由，擴大地方自治機關的許可權，對工人實行國家保險， 實行初等義務教育等，多達30餘項。政府聲明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經過辯論之後，杜 馬通過了轉向例行事務的決議，對聲明內容未置可否。這種沉默表明，立憲民主黨立 場右傾，已不敢採取任何針對政府的堅決措施。 第二屆國家杜馬討論了國家預算，人身自由、監獄和廢除死刑等問題，斗爭最激 烈的仍是土地問題。杜馬決定，每周一、四的會議專門討論土地問題，3 月19日正式 開始。與第一屆杜馬相比，各個黨派在土地問題上的原則性觀點更明確，分歧也更尖 銳。 右派和十月黨支持政府的政策，認為土地問題必須按十一月九日法的原則解決， 他們仇視私有土地強制國有化原則，堅決捍衛私有權的神聖性。立憲民主黨提交的新 草案比原「四十二人草案」明顯倒退，其中提出，高於農民土地收成的地主土地和附 屬於技術工廠的土地不應強制國有，並將據原草案應完全由國家向地主支付的賠償， 大部轉嫁給農民。勞動則堅持「一百零四人草案」的立場，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 表示支持，他們代表了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布爾什維克指出，勞動派的嚴重錯誤就 在於，他們不關心贖買和實現土地改革的方法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提出了真正保護農 民利益的土地綱領：至少將7，000萬俄畝的地主土地分給農民；農民不付贖金地獲得 土地；建立實現土地改革所必需的國家民主制度，特別是要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 密投票的原則選出地方土地委員會。但由於孟什維克代表的錯誤立場，社會民主黨爭 取農民的斗爭受到損害。 激烈斗爭的結果使任何土地綱領均不能獲得多數通過。於是奉行「保全杜馬」原 則的立憲民主黨與右派沆瀣一氣，在 5月26日的會議上，以238票對191票的微弱多數 作出決定：「在結束土地問題辯論時，杜馬沒有必要通過任何決議。關於土地問題的 立法草案被移交土地委員會。 兩屆杜馬的活動，尤其是土地問題的辯論，使沙皇政府感到按「十二月十一日選 舉法」組成的國家杜馬不可能成為自己的統治工具，不馴服的第二屆杜馬必須解散。 在 5月底完成新選舉法的准備工作之後，沙皇政府決定將蓄謀已久的解散第二屆杜馬、 改組杜馬成份的計劃付諸實現。 6月1日，斯托雷平在杜馬會議上宣讀了政府的緊急通告，指控社會民主黨杜馬黨 團從事軍事「密謀」，要求禁止56名社會民主黨代表出席杜馬會議，並立即剝奪其中 16人的代表不可侵犯權，予以逮捕，政府的要求被移交特別委員會審議，並指定在24 小時後作出答復。 在次日的會議上，左翼代表接連發言，建議中止關於地方法院的討論，示威性地 否決國家預算和十一月九日土地法。但立憲民主黨認為這是「絕對反憲法的」行為， 和右派一起否決了這一提議。此時真相已經大白，但立憲民主黨不願立即揭露政府的 偽證和誣陷，採取拖延策略。特別委員會主席、立憲民主黨人基澤韋特爾報告說：「 委員會在晚會前仍不能結束工作，請求將報告聽取會延至6月4日(星期一)舉行。 沙皇政府急不可耐，決定立即解散杜馬。6月3日，沙皇頒布詔書，指責「第二屆 國家杜馬的很大一部分成員」「心地不純」，成為有益工作的「難以逾越的障礙」， 並且當政府對密謀提出指控和要求時，「國家杜馬沒有立即執行當局這一刻不容緩的 合法要求，」因此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考慮到因選舉法的「不完善」而使立法機關 中「人民的需要和願望的真正表達者」為數甚少，決定修改選舉法。第二屆杜馬中的 社會民主黨代表被送交法庭審判，他們被判苦役或終身流放。這一事件史稱「六三政 變」。 第一、二屆國家杜馬的活動表明，按十二月十一日選舉法組成的杜馬並非專制制 度的附屬物。列寧曾一再指出，「第一屆杜馬是一個世界上(在二十世紀初期)最革命 同時又最無力的議會」，第二屆國家杜馬「表明最落後的國家的人民代議機關的成份 在歐洲是最革命的」，此時存在著「世界上最革命的議會和幾乎是反動的專制政府」。 第一、二屆杜馬死亡的客觀原因，「不是它不能表達人民的需要，而是它不能完成為 政權而斗爭的革命任務」，因此，為政權而斗爭已成為俄國革命的直接任務。

第三屆國家杜馬

六三事變標志著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開始。 國內形勢的發展，已使沙皇制度離開國家杜馬便不能繼續統治下去。為了擴大統治基 礎，沙皇制度必須藉助杜馬與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沙皇政府在解散第二屆杜馬的同時， 強行通過了「六三選舉法」，目的便在於使杜馬的構成成份有利於己。新選舉法規定， 僅占選民總數 0.2%的土地所有者選團的復選代表占復選代表總數的50%。為保證大資 產階級的利益，新增加了一個城市第一選團，其復選代表占總數的 15%。其他選團共 佔35%。地主的1票分別等於資產階級的4票，中小資產階級的65票，農民的260票，工 人的543票。民族地區的代表名額銳減。杜馬代表總數也減至442人。 1907年秋，進行了第三屆杜馬的選舉。布爾什維克參加了選舉運動。為了得到預 期的結果，政府對選民進行賄賂、恐嚇以至公開鎮壓，無所不用其極。選舉結果，第 三屆國家杜馬代表的黨派組成是：極右派50人，溫和右派和民族主義者97人，十月黨 及追隨者154人，進步派28人，立憲民主黨54人，波蘭議團及其他民族地區代表26人， 勞動派13人，社會民主黨20人。右翼力量極大強化，使沙皇政府如願以償。第三屆杜 馬實際上是一個「黑幫」杜馬。 按六三選舉法炮製者的精心策劃，杜馬中的任何黨派均不能單獨構成多數，於是 出現了兩個多數並存的畸形現象。十月黨人占據了中心地位，當他們立場右轉時，便 形成第一個多數即右派、十月黨多數，301 票；當其左傾時，便形成了第二個多數即 十月黨、立憲民主黨多數，262票。以十月黨為中心、兩個多數為特徵的「六三杜馬」 的建立，意味著沙皇政府終於建立起貴族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全國性政治聯盟，意 味著黑幫地主陣營和資產階級陣營已融合成一個反革命陣線，開始共同對抗工農聯盟。 第三屆國家杜馬於1907年11月1日開幕，並任滿法定任期，一直存在到1912年6月 8日，共召開5次年會。杜馬選舉十月黨人霍米亞柯夫為主席(1910年3月由古契柯夫替 任，1911年3月由羅將柯替任)，溫和右派成員沃爾康斯基公爵、十月黨人邁恩多夫男 爵為副主席，右派成員薩佐諾維奇為秘書長。 在1907年11月16日的杜馬會議上，斯托雷平作了政府聲明。他首先宣稱，對革命 運動「只能使用暴力」，「稍許姑息都是犯罪」，接著表示希望杜馬幫助政府，接受 政府提交的一系列立法草案，特別是必須批准十一月九日土地法。斯托雷平的講話引 起右派以至中派代表的陣陣掌聲和喝彩聲。隨後古契柯夫以十月黨和溫和右派的名義， 要求杜馬以事實上是完全贊許政府聲明的方式轉向例行事務。在甚囂塵上的反動氣氛 中，只有社會民主黨和勞動派代表指責了政府聲明。 在5次年會中，杜馬共審議了2，432項草案。土地問題仍是杜馬的中心問題。 在1907年11月12日的會議上，農民代表提出向無地和少地農民分配土地的草案， 但被杜馬拒絕。當時土地改革正在進行，因此第三屆杜馬中土地問題的焦點是如何對 待政府的土地政策。右派不僅完全支持十一月九日法，其中一些人甚至要求採取更堅 決的措施。立憲民主黨急劇改變了以前提出的土地綱領，實則已站到政府的立場上， 只是請求政府應「謹慎行事」。絕大多數(甚至包括右派和十月黨中的)農民代表採取 了相反的立場。1908年 5月10日，42名代表提交草案，要求按市場平均價格將土地強 制國有，建立普選產生的地方土地委員會以進行土地改革。列寧認為這一草案「事實 上是革命的草案」。社會民主黨支持農民代表的要求，雖然兩個主要發言人格格奇柯 利和別洛烏索夫都是孟什維克，但他們在土地問題上的立場是正確的。列寧評價說： 「我黨的發言人對我們社會民主黨爭取『沒收大地產交給人民』的斗爭作了正確的解 釋」，「這兩個同志正確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十一月九日法自1908年10月23日提交杜馬審議，經過長達 6個半月之久的討論和 補充、修改，由杜馬通過，在國務會議批准和沙皇簽署後，於1910年 6月14日頒布， 成為正式法律。國家杜馬中的土地問題終於按沙皇政府的意願得到「解決」，斯托雷 平的土地改革加緊進行。這一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強行解散農村村社；確認份地為農 民私產，可自由買賣；加速各邊區移民等。改革絲毫沒有觸動地主土地所有制，反而 加速了農民的分化，培植了一個新的富農階層，擴大了沙皇制度的社會基礎。 除土地問題外，在工人、民族、財政和對外政策等問題上，第三屆杜馬均採取了 支持沙皇政府的立場。 但斯托雷平的「和平革新」並未給俄國帶來安寧。自1910年下半年開始，沉寂數 年的革命運動出現復甦的跡象。11月，列夫·托爾斯泰去世，逝世前不久，他曾發表 《我不能沉默》一文，對死刑提出嚴重抗議。為了紀念這位偉大作家，工人和學生掀 起巨大的示威、罷工運動。統治集團開始對斯托雷平喪失信心。1911年 3月，斯托雷 平提出於西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蘭) 6省建立地方自治局的立法草案，在杜馬批 准之後，卻遭到國務會議的否決。斯托雷平以辭職相要挾。由於沙皇制度當時既沒有 足以替代斯托雷平政策的萬全之計，又不願在政府與議會的沖突中造成議會勝利的印 象，因而尼古拉二世被迫同意了斯托雷平的要求，將兩院解散3天(3月12日—14日)， 按非常立法程序通過了西部問題草案。當局的無恥行徑引起杜馬代表的憤怒，杜馬主 席古契柯夫宣布辭職。但在關鍵時刻，十月黨開始退卻，與右派一起選舉羅將柯繼任 主席。一場議會危機不光彩地化險為夷。 斯托雷平的勝利猶如曇花一現，同年 9月，他便在基輔遇刺身亡。1912年初的連 納慘案則在全國掀起抗議浪潮，革命運動蓬勃高漲。1912年4月9日，杜馬就連納事件 向政府提出質詢，11月，內務大臣馬卡洛夫到會答復質詢。當古契柯夫提議進行「全 面公正的調查」時，社會民主黨代表庫茲涅佐夫發言說：「我們工人不需要你們的調 查，對我們來講，原因非常清楚：我們知道誰是在連納礦區大規模屠殺工人的罪魁」。 他最後指出：「工人階級在總結國家杜馬的活動時，應該不僅口頭上，而且實際上清 除第三屆國家杜馬以及整個現存制度」。針對社會民主黨代表的發言，馬卡洛夫宣稱： 對付革命運動，「除了槍殺，軍隊無可選擇。過去如此，將來還是如此」。沙皇政府 的威脅更加激怒了人民，僅彼得堡便有20萬工人參加了「五一」罷工。俄國處於革命 的前夜。 1912年6月8日，沙皇頒布敕令，停止第三屆國家杜馬的活動。8 月29日，宣布將 其解散。

Ⅶ 充權(Empowerment)的具體解釋是什麼啊

充權理論 充權,英文為Empowerment,也被譯為增權。充權最初被西方政治學家理論用來解決種族問題而提出，Empowerment的觀念是起源自70至80年代社區心理學、心理健康與社會工作的許多文獻中。empowerment是empower的名詞。在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中定義empower為「把力量或權威給某人」、「把能力給某人」、「使能」。以上定義是假設力量是可以透過某人給予某人；但Hess、Staples、Parsons等學者認為力量是不太可能給予的，而是必須由個體本身去發展或獲得。所以empower應是指個體發展、增加力量；empowerment即是發展、增加力量的過程。許多學者嘗試提出充權的架構。1990年Gutierrez 提出完整的增強觀點應從個體本身、人際之間及政治/社區三方面發展與增強力量，使個體能採取行動，改善生活情形。而Ann、Rutherford等學者亦指出充權意謂著人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掙脫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縛，試著追求自己想要的。
復雜一點的，是讓人突破現時所面對的限制，不論是制度上的或是被歧視等；
亦即是，讓人將現時那種「無力」、「無法掌握」的感覺拿走，
換上一種「有權力」、「有力量」、「可掌握自己或身邊事情」的感覺！
那麼一樓所說的,就是充權在管理工作中的實際應用.
http://www.jlrtvu.jl.cn/xb/file.asp?fileid=2007335003
一個實際案例的應用,由有關農民工充權的文章

Ⅷ 如何理解金融法的基本原則

Dear sejin_bee：我推薦您參看下文：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講稿之十八
我國的金融法律制度(http://zgrdxw.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8/5/class000800002/hwz149885.htm) 吳志攀

一、金融法的概念

金融法是調整金融關系的法律總稱。金融關系包括金融監管關系與金融交易關系。所謂「金融監管關系」，主要是指政府金融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及金融交易的監督管理的關系。所謂「金融交易關系」，主要是指在貨幣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外匯市場等各種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大眾之間，大眾之間進行的各種金融交易的關系。

在金融法總稱下面，可以將有關金融監管與金融交易關系的法律分為銀行法、證券法、期貨法、票據法、保險法、外匯管理法等具體類別。金融信託屬於金融法的范疇，而普通的、一般性的信託，屬於民法范疇。

在我國沒有以「金融法」來命名的單獨的某個法律。涉及金融類的具體法律，通常用它涉及的金融行業的名稱來命名。例如，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等。目前，我國已經頒布的金融法律與法規相當多，截止到2000年底，由全國人大頒布的金融法律有1部，即中國人民銀行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金融法律8部，包括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票據法、擔保法等。由國務院頒布的金融法規142部。由國務院各機構頒布的金融類規章3523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金融類司法解釋39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8部。上述總計3721部。

上述的金融法律、法規等都是具體的規范，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直接調整金融關系。而其他法律，如民法等，可能也調整金融關系，但不是直接調整，而是間接調整。所以，在研究金融法律問題時，如果將它們綜合在一起，進行系統性研究，才符合金融本身系統化的特點。金融關系的特點，決定了金融法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二、金融法的特點

（一）金融法的系統性

傳統的商業關系是「一對一」的關系，例如，消費者到一家商店買東西，他們之間是買賣關系。如果這家商店關門了，消費者就會到另一家商店去買東西。而且，當一家商店關門時，另一家商店的生意還可能更興旺。但是，銀行與存款人的關系就不同了。如果一家銀行倒閉了，可能會引起整個銀行業的不安。這就是金融界所稱「連鎖反應」。因為存款人對所有銀行的支付能力開始懷疑。於是，民眾對其他銀行開始擠提，結果許多銀行都可能倒閉。

金融法調整的關系不是「一對一」的關系，而是「一對多」和「多對一」的關系。由於金融業有「連鎖反應」的特點，所以，金融法對金融業有「牽一發動全身」的系統作用。例如，我國在制定與執行商業銀行法時，不僅考慮商業銀行法的問題，還要考慮與證券法的關系問題。過去，不允許銀行資金進入證券市場，證券市場會因資金來源不充足而萎縮。現在，允許銀行接受股票抵押貸款，股市資金來源比過去更充足，股市就會膨脹。再如，銀行存款利息提高時，證券市場交易量，通常會相應減少；反之，便會增加。在金融領域看來，銀行與證券市場就好像兩個互相連通的「水庫」，資金就像水庫中的「水」。當一個金融市場的壓力升高時，「水」就會從一個「水庫」流向另一個「水庫」。除了銀行與證券市場之外，其他各金融市場也像互相連在一起的「水庫」，資金之「水」可從銀行信貸市場流向證券市場；也可以從證券市場流向保險市場；可以從證券投資基金市場流向證券市場，也可以流向外匯市場或銀行儲蓄市場等。

明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將在更大程度上接軌。所以，國際金融之「水」與國內金融之「水」，將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流通。到那時，金融法的系統性不但在國內法中表現出來，而且，也會在國際金融法中表現出來，就像現在的美元加息，港股就會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一樣。

（二）金融法的宏觀調控性

金融法是調整金融交易與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所以，比較其他商法和民法，具有更明顯的宏觀調控性。金融法對金融關系的四大要素進行規范，這四大要素是：市場准入、經營范圍、利率及匯率和資格審查。由於上述因素對國民經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所以，金融法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比其他法律更加明顯。

金融法的宏觀調控性還表現在國際層面上。金融法本來具有國別性或地域性，不同國家的金融法存在許多不同。但是，由於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積極推行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與金融市場開放政策，以及金融自由化，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一些國家的金融法，也越來越多的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許多國家的金融法表現出更多的國際性。

金融法的宏觀調控性還涉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問題，例如，國際金融系統安全、國際反洗錢行動的合作、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國際金融結算、國際金融市場交易、國際融資活動、國際匯率協議與同盟、外資銀行分行所在東道國與其總行所在國政府間信息交換與合作、國際金融電子化與數字化聯網，都將金融法從國內的法律發展為國際合作性的法律。

（三）關注資金流通的效率性

人們常說「時間就是金錢」，「寸金難買寸光陰」。這兩句話都將時間與金錢聯系在一起，也反映出金融業中資金融通及效率的重要性。所以，調整金融關系的法律，也要求特別關注資金融通效率，也就是特別關注金融關系中的時間因素。假如，如果我國某公司欠日本某公司，用美元計帳的債務，由於不同時間美元對日元的匯率不同，要付的錢就會相差很大。金融交易關系對時間特別敏感，所以，採用金融法調整金融關系時，也要特別關注資金流通的效率性。

三、金融法的主要內容

（一）金融監管法的主要內容

1、關於金融市場准入問題

政府金融主管部門規定設立金融機構的標准，也稱為金融市場的准入資格。由於金融市場風險較大，而且屬於系統性風險，各國政府對金融市場准入資格，都進行嚴格審查，都規定了較高的准入資格。

我國的金融市場准入資格，與國際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較高的。例如，設立商業銀行的條件有5項：有符合商業銀行法和公司法規定的章程；有符合商業銀行法規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有具備任職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的董事（行長）、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營業場所、安全防範措施和與業務有關的其他設施。其中，注冊資本要求的最低限額為10億元人民幣。城市合作商業銀行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外國商業銀行注冊資本最低要求是我國規定的40%或者更低。

在我國，設立證券公司必須經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審查批准，設立綜合類證券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5億元人民幣，設立經紀類證券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5000萬元人民幣。

在我國，設立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必須經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批准，它的自有資金應該不少於2億元人民幣。在我國，設立保險公司需要經國務院主管部門批准，保險公司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額為人民幣2億元。

如果將上述條件與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其他公司設立條件要低得多。例如，在我國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只需要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東參加，最低注冊資本，根據公司經營行業不同，分別為（咨詢、服務業）10萬元、（商業零售業）30萬元和（生產經營業）50萬元不等。還沒有超過100萬的要求，但是，金融機構最低限額也要5000萬或者1億元人民幣，可見兩類公司准入條件差別之大。

我國的市場准入對外資金融機構還有特殊規定：在我國設立外資銀行、合資銀行需要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其最低注冊資本額為3億元人民幣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外資財務公司、合資財務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為2億元人民幣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外國銀行在我國設立分行時，也要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批准，該外國總行在提出申請前1年年末的總資產不得少於200億美元，同時，它要無償撥給不少於1億元人民幣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作為設在中國境內分行的營運資金。

除了上述注冊資本要求之外，准入審查還包括，審查申請設立金融機構者的產權結構、經營計劃、經營制度、內部組織結構、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申請設立金融機構者的財務狀況與經營前景預測、審查申請人關聯公司情況以及業務並表情況。在批准設立金融機構後，還要審查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股權轉讓情況、重大投資與收購情況等。

不但我國金融主管機構嚴格審查准入資格，而且，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建立的國際銀行監管機構「巴塞爾協會」也在其《核心原則》（1997年9月）中，提出了相似的審查要求。

2、金融機構經營范圍問題

金融機構允許在什麼范圍內開展業務也是法律要規定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規定的經營范圍越大，金融機構獲利的機會就越大，同時，風險也越大。反之，金融經營的范圍越窄，金融機構獲利的機會也越小，風險也相應減少。

國際金融領域，一直有「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兩種模式。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機構，多採取混業經營模式。美國從1933年格拉斯‧迪格爾法案頒布後，採取分業經營模式。根據我國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的規定，我國採取分業經營的模式。

1986年，英國開始金融體制改革，將金融監管機構合並為一個機構，金融機構業務可以混業經營。

1996年日本效仿英國，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體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混業經營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開始陸續施行。

1999年11月，美國柯林頓總統簽署《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實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爾法廢除。新法案放棄了分業經營限制，允許金融業的混業經營。

我國目前還是採取金融業分業經營的國家。例如，我國商業銀行經營范圍還限於傳統業務，而不允許經營證券投資與信託業務。我國對經營范圍的限制是非常嚴格的：「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託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於非自用的不動產。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

同樣，證券公司的經營范圍也是按照分業經營來制定的。我國證券公司分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經紀類證券公司。前者的業務范圍比較寬，可經營證券經紀業務、證券自營業務、證券承銷業務等。經紀類證券公司只允許專門從事證券經紀業務，不能做自營業務。為了防止其他資金流入證券市場，法律還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控股的企業，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

目前，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在具體實踐中，進行了一些證券市場資金渠道多元化探索，採取了放寬的政策。現在，政府允許保險資金通過證券投資基金的形式，間接進入股市，也允許銀行資金通過股票抵押方式，對證券公司提供融資。還允許包括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企業的資金，通過投資基金的方式，間接進行證券投資。

「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反映出金融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也反映出各國政府對金融風險的不同處理哲學：分業經營的哲學是避免風險，而混業經營的哲學是管理風險。如何對待風險，除了政府之外，還要依靠金融機構的自律機制，金融機構監管人員的監管經驗，金融市場投資者的理性與成熟程度。分業經營對金融機構的自律機制、監管人員經驗、投資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而後者的要求條件似乎更高。

我國金融業將來是否能夠搞「混業經營」，要看條件是否具備？條件成熟時，再提出改革並不晚。

3、金融機構自律問題

金融資產大部分是以負債形式取得的，在債權意義上金融資產是屬於「別人的錢」；這個行業的風險非常大，而且屬於系統性的風險，一家金融機構出現問題後，容易引起連鎖反應，導致整個金融系統出現危機。所以，金融機構的自律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自律機製表現為三個層次：第一是金融機構內部的自律機制；第二是金融同業之間的自律機制；第三是金融市場中的客戶對金融機構的監督機制。

我國商業銀行「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制定本行的業務規則，建立、健全本行的業務管理、現金管理和安全防範制度」。同時，「商業銀行應當建立、健全本行對存款、貸款、結算、呆帳等各項情況的稽核、檢查制度。商業銀行對分支機構應當進行經常性的稽核和檢查監督」。

我國證券業組成同業協會，它的職責包括：協助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教育和組織會員執行證券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會員應遵守的規則；監督、檢查會員行為，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協會章程的，按照規定給予紀律處分等。

我國商業銀行的同業協會是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成立的。證券公司的同業協會、保險業的同業協會也已依法成立。

各種金融機構的同業協會在法律的基礎上，制定更為嚴格的行為守則，並對本行業的營業者的日常經營行為進行監管，以便維護在行業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秩序。

4、存款人和大眾投資者保護問題

在金融法律調整的金融交易關系中，法律更多地關注保護存款人或投資人的利益。這是金融法與普通合同法的不同。金融機構更多的是利用「別人的錢」在經營。如果經營失敗，而存款人或基金的投資人又沒有參與經營，讓存款人和基金的投資人再承擔責任，顯然是過重了。所以，金融法更多地保護存款人和基金投資人。具體表現在：

（1）商業銀行法設專章對存款人進行保護。保護的內容主要是：其一，遵循存款自願、取款自由、存款有息、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其二，拒絕法律授權以外對個人儲蓄存款查詢、凍結、扣劃；其三，拒絕法律和法規授權以外，對單位存款查詢、凍結、扣劃；其四，保證存款本金與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絕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其五，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商業銀行還要向中國人民銀行交存存款准備金，留足備付金；其六，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利率上下限，確定存款利率，並且公告。

（2）證券法也對投資人的利益進行保護。主要內容分為兩類，其一，是對證券發行要求信息充分披露與政府主管部門核准及發行後的持續披露。其二，是規定禁止交易行為，保護證券市場上的公平交易。例如，禁止內幕交易行為，禁止通過單獨或利用信息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或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禁止與他人串通，事先約定的時間、價格和方式互相進行證券交易或者互相買賣並不持有的證券，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以自己為交易對像，進行不轉移所有權的自買自賣，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禁止國家工作人員、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等編造並傳播虛假信息、嚴重影響證券交易；禁止證券交易及中介結構從業人員，在證券交易中做出虛假陳述或信息誤導；禁止證券公司及從業人員從事法律認定的各種欺詐客戶利益的行為等。（二）金融交易法的主要內容

金融市場發展，主要體現在金融交易發展上。金融交易關系從形式上看，屬於合同關系的一種。由於這種合同涉及的內容是金融交易，所以，金融法調整金融交易關系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1、對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

金融交易合同，無論是貸款合同，還是證券交易合同，從合同法的角度來看，都是當事人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從金融法的角度來看，金融交易合同不僅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而且，還是受到政府宏觀調控的合同。

我們可以舉目前正在流行的「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為例子（以下簡稱「個貸」），來說明政府宏觀調控的情況。從1998年開始，我國商業銀行開始舉辦「個人住房擔保貸款」。到2000年底，全國商業銀行發放的城鎮居民住房貸款達3991億元人民幣，占今年新增貸款的40%。

上述表面看，「個貸」是借款人與銀行之間的借貸合同關系。但是，這種借貸關系從產生、發展到最終結束，都將受到政府的宏觀調控。這種調控在金融法及有關法規中都有規定。

對「個貸」宏觀調控開始於1997年，首先是政府轉變觀念，城市居民住房從非商品化轉變為商品化。然後，政府金融主管機關批准商業銀行在個別城市，進行「個貸」業務試點。接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項貸款業務，整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貸款市場開始被調理好轉。全國城市空置5000多萬平米房產，以及被房產占壓銀行大約幾千億元貸款資金，重新流動起來。又間接帶動了大約40多個相關行業發展，解決了一批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還為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從「個貸」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府宏觀調控對金融業和與金融有關的其他行業的影響之大。

2、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由於我國處於資金供不應求的情況，所以，在金融法制允許的范圍之外，不時會出現金融市場禁止的情況，例如，在銀行領域，出現的資金「體外循環」，「亂集資」，「高息攬存」，「資金地方保護主義」和「抵押執行難」，「暴力搶劫銀行現金」，「傷害銀行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非法製造、販運假鈔假幣」，「非法設立假銀行」，「偽造銀行匯票和印鋻」，「製造假存單」，「偽造信用卡」，等等情況。在外匯管理領域，出現的「外匯黑市」；在證券市場出現的「非法設立證券交易場所進行私下交易」和「證券市場內幕交易」等情況；在保險市場出現的「保險詐騙」等情況。所以，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降低與預防上述金融領域的違法犯罪現像。為此：一，在金融立法時，就要考慮針對該領域犯罪的解決方案；二，在金融市場各種交易中，事先進行規范性程序設計，採用規范程序與制度建設，輔助技術措施，預防違法與犯罪；三，對金融從業人員，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進行金融法制教育，增強金融法制觀念與金融職業操守的自律。

3、建立金融信用機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以信用為基礎，信用依靠交易記錄來積累與評價。個人在金融支付與結算中的記錄，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國與歐洲的金融市場上，就被業內管理系統作為信用記錄與評價的參考因素。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建立完善的金融信用制度十分重要。這種信用關系需要金融法來建立，並加以維護。

4、規范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一攬子框架協議中，有服務貿易的一攬子協議（GATS）。服務貿易協議框架中，包括了金融服務貿易協議（FSA）。該協議已於1997年12月13日簽署，1999年1月1日生效。現有102個WTO成員國，作出了開放本國金融市場的承諾。

我國在加入WTO後，也面臨是否承諾接受金融服務貿易協議以及開放本國金融服務市場的時間問題。我國金融法律界要加緊研究有關法律文件，比較我國金融業發展情況，預先作好立法准備工作。

我們還面臨金融革命的另一挑戰，這就是金融電子化與信息化。金融電子化與信息化將對我國傳統金融業形成另一沖擊。在國際上，金融業電子化與信息化，正在改變著金融機構外在的形式和內在的內容。銀行營業門市數量正在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自動提款機（ATM），甚至是安裝在筆記本電腦中的網路銀行服務系統（ONLINE-BANKING）。

證券交易的網上運行，將股票交易大廳變成了新股上市的儀式場所，實際交易完全可採用「無場所化」運作。「將大戶室搬到家裡」和使用電話委託買賣證券，基本實現股票交易「無紙化」和「無場所化」。這種電子化與信息科技在金融市場中運用，將金融交易正在轉化成為金融信息數據處理。未來的金融機構將演變成為金融數據信息處理與服務公司。

諸如這些變化，必將產生新的法律問題，對我國現有的金融法提出難題。由於我國金融法立法中積累的經驗，主要是在「有紙化」和「有場化」金融交易與監管基礎上形成的。對於金融電子化與信息化還有待於實踐，它將給金融立法帶來什麼問題，現在還看不清，但是，金融法律界的研究人員應該從現在起，迅速開展研究，准備新的立法設計方案。

四、對人大常委會修訂與制定金融法的幾點建議

（一）加入WTO後，修訂現有金融法的建議

由於我國現有金融法律與法規的一些內容，與WTO規則不適應，急需修訂。為此，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明年適當的時間開始，修訂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上述法律，同時修訂外匯管理條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銀行結算管理條例等。另外，還要抓緊制定中外合資投資基金管理條例等新法規，使我國有關法律法規與WTO規則協調一致，同時，也使我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所做的承諾，在立法上得以實現。

（二）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立法問題

1、金融法在「金融市場准入」、「經營范圍」、「利率及匯率」和「從業人員資格」等四個基本層面上進行規范。將金融安全行為規范依法確定在一定條件之上。

2、通過眾多法律與法規，將金融交易與金融監管的具體內容，落實到程序化和操作化層面。金融機構根據法律和法規的要求，制定本行業和機構內部的操作規范與程序，將金融交易中的風險或不安全隱患，採用安全操作程序加以預防。

3、將違反金融法律規定，造成較嚴重後果的，構成犯罪的行為，認定為金融犯罪，依法追究行為人和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4、要加強現場的檢查與監督。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督有四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的自律監督；二是，同業協會的行業監督；三是，政府有關主管部門的業務合規性檢查與監督、財務稽核、審計監督、財經紀律檢查、稅務監督等；四是，司法部門監督。我國的檢察院與公安部門對接到舉報的違法行為，要開展有關司法程序的調查。我國法院對於金融市場中不正當競爭行為或侵害客戶合法權益的行為，受理有關的訴訟案件。

5、金融從業人員入門的素質要高，入門後還要不斷進行素質培訓和學習，不斷提高業務與職業道德素質水平。

最後，金融機構內部的管理機制設計也要考慮到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帶來的變化，參考國際其他國家金融機構管理機制設計的經驗，不斷改進與完善我們的管理機制的設計。達到管理機制設計的合理性與業務操作的安全性及效率性，同司法的公正性的結合。

（三）金融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問題

我國金融管理體制改革正在進行之中。我們還存在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在金融機構管理體制與市場運作的關系中，依然帶有濃重的政府「政策導向」的色彩，使金融機構對「市場導向」不夠敏感。久而久之，金融機構會養成過度依賴政府，不依靠市場生存和發展的習慣。

政府對金融業的宏觀調控的效果比較明顯，調節手段也更為直接，這是必要的。但是，過度使用它，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政府承擔過重的金融市場風險。這種負面影響，在國內金融市場還沒有更多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的現階段還表現不明顯，但是，如果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進一步開放時，其負面效果就會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

政府政策導向型的金融業另一種負面影響，是不利於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定位。在法律上，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是公司，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它們更偏重於政府部門。例如，法律要求設立商業銀行要有章程，但是，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的三家，沒有公布與法律相適應的新章程，依然沿用老章程。關於是否設立董事會制度的問題，至今還沒有明確的說法。類似情況在其他金融法中也存在。這種情況如果長期存在，將使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法律形式與實際內容方面出現脫節，不利於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激烈的金融市場競爭中發展。

（四）金融機構的自主權問題

在我國金融法的立法與執法過程中，都要保障金融機構在經營中的自主權。這個問題與金融機構自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

我國已經頒布的金融法律中，幾乎都規定了金融機構的自主權內容，依法享有企業法人的經營自主權。從金融機構承擔的風險來看，也必須對其授予經營自主權。因為金融行業屬於高風險行業，既然要求金融機構自己承擔風險，就要給予金融機構經營上的自主權。使它們根據風險大小，選擇經營業務。如果金融機構選擇了某種業務，經營失敗而造成損失時，風險就要由他們自己承擔，政府不替它承擔。相反，金融機構經營什麼業務不是由他們選擇的，而是有其他外來的因素要求的，由此所造成的損失，就不應該由金融機構自己承擔風險。銀行承擔金融風險的性質的區別：如果是純商業性，或經營性風險，銀行自己承擔。如果是帶有政策性的風險，就不能完全讓銀行來承擔，而由政府間接承擔。當金融機構承擔經營性風險的時候，就要以其全部資產承擔民事責任。

（五）金融資產市場化的新問題

我們還面臨著金融業發展市場化的挑戰。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人員數量較多，金融交易的效率同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有差距。主要差距是我國金融資產的流動性不高，金融資產的市場化，特別是證券化程度不高。

我國金融領域的銀行抵押資產的證券化，股票抵押融資，保險資金部分證券化，商業票據的貼現與再貼現已經開始探索，「債轉股」的法律問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商業機構應收款證券化等也需要抓緊研究。再如，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上市，以及證券交易所自身掛牌上市等。上述新的金融業務的發展，速度快，觀念新，影響大。相比之下，立法研究與司法實踐滯後。

目前，這方面表現出來的問題是：政府一些金融體制改革新措施已經開始實施，而法律措施還沒有及時跟上。在司法實踐中，有時會出現政府金融改革措施與現行法律規定相沖突的情況。這些新的法律問題將來會越來越多，其中包括金融信用評價、審計師的責任、風險隔離機制、電子系統事故責任等問題。所以，建議立法機關要加強對金融法的系統研究，為已經出現和即

Ⅸ 立法的意義

立法的意義：
第一，它是國家意志形成和表達的必要途徑和方式；
第二，掌握國家回政答權的階級必須利用立法手段，來確認那些有利於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
第四，立法還有指導未來的預測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條件，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性活動。

Ⅹ 立法平等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條也規定：「對於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雖然這兩部法律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平等的范圍上都作了限定《憲法》雖沒有像《刑事訴訟法》那樣明確地規定「公民只在適用法律上平等」，但在其司法解釋中對第33條是作「適用法律平等」解釋的，我們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應包括三項含義，即適用法律的平等、守法的平等，立法的平等。由此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在我國立法上應否堅持平等？
在我國，長期以來以法律平等，特別是立法上應否堅持平等的觀點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絕大多數人認為堅持立法平等有違法律的階級性。因此，在通常所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並不包含立法平等的含義，只包含適用法律和守法上的平等，針對此觀點筆者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立法平等是現代法治的精神，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須首先在立法上就堅持平等，本文將著重對立法平等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思考。
（一）首先我們要弄清平等的概念。對於什麼是平等？《牛津法律大辭典》是這樣規定的：「人或事物的地位完全處於同一標准與水平，都被同樣對待。」(1)在《法學大辭典》中更具體的解釋是：「社會主體在社會關系、社會生活中處於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發展機會，享有同等的權利。」(2)即人格平等：不分性別、民族、階級、職業、經濟狀況等方法的差別、人人社會地位平等；機會平等：人人享有發揮自己潛能，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同等機會；權利平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資格。
對於什麼是法律上的平等？《伯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是：「平等是依法享有機上的權利、特權，豁免和承擔相同的義務。」(3)它包括立法，適用法律、守法上的平等。守法平等比較容易理解：即人人都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國家法律的特殊權力。適用法律的平等是指法律的規定應同等地適用於同類社會主體的同類行為。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不得被區別對待和獲得豁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在立法上享有豁免權。而立法平等原則是指所有類屬相同的人或社會主體，必須視為平等地享有同類法律權利的資格和平等地承擔法律義務的主體。而立法上的權利平等是指平等地享有權利人資格，權利平等是社會主體的權利資格平等。
(二)要談立法平等的問題，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應對法的階級性的問題。堅持立法平等的最大阻力是法的階級性。確認立法上人人平等的原則，首先必須面臨的非難是：「在立法上對敵人或專政對象能否講平等。」（4）法的階級性被視為堅持立法平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成了反對提倡立法平等的一些學者堅持已見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們認為主張立法平等有違法律的階級性，是敵我不分。而在我國這樣一個因歷史原因非常重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問題的國家裡，階級分析法幾乎成了進行各種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而我們所倡導的立法平等問題與法的階級性確有沖突之處。這也正是許多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未敢涉及此問題的研究以至於立法平等的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雖然在我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但是直到目前立法平等並不為世人所認可，也正是因為如此，以至於在目前的各種法學教育中，但凡是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時，幾乎每本教科書和每一位講授者都會特別強調一點的是：「我們這里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僅指的是守法和適用法律上的平等。並不包括立法平等的含義。」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的確，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確有相沖突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並非是一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必然矛盾，因為階級性只存在於階級社會之中，並不是任何社會所具有的共性，而法律卻不只存在於階級社會之中。從法的起源上看，我們知道，法律並不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現象，在沒有階級、沒有階級斗爭、沒有國家的原始氏族社會中，就產生了對全體氏族部落成員都有約束力的風格習慣，盡管它不是成文的，但它可以視為法的最初的雛形，即我們現在所稱的習慣法，它並不失其作為法的本質：發揮著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和維護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作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的產生最初並不是出於階級斗爭的需要，而是基於社會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早在原始社會後期，至少在進入父系社會之後，已經出現了帶有社會強制性的行為規范，這些帶有強制性的行為規范便是法，由此可見法在其最初產生的是不帶有任何階級性的，而法的階級性的產生則明顯比法本身產生的時間要晚，它是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之後，出現了階級分化，產生了階級矛盾和對立，並出現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時，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而頒布的法律才體現出嚴重的階級色彩。由此可見，立法與法的階級性的產生並非同步，最起碼在時間上不同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並非一對天然的矛盾。
即使在階級社會中，對法律有無階級性，也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簡單的絕對化回答。法雖然在整體上有階級性，但是並不排斥它的某些部分作為獨立的部分的非階級性。部分和整體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整體不等於各部分相加之和，某些特定的法律或法規同作為整體的法律體系之間不只是存在量上的不等，在質上也有區別。如我們承認現階段的法律具有階級性，但是在現階段我們的整個法律體系中許多部門法和法律規范是不存在階級性的，如《婚姻法》、《物權法》、《環保法》、交通法規、消防條例等這些都是無階級性的，在這些法律面前我們同樣要求人人平等，即不僅要求人們在守法和適用法上一律平等，同時也堅持了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由此可見，堅持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至少在某些部門法的訂立上是不矛盾的。
（三）我們倡導立法平等，不僅要正確認識法的階級性，同時還要認識到法律同樣也具有社會性。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法律的產生早於階級而產生，法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至少是進入父系民族時期，而階級的產生則標志著奴隸社會的形成，此時人類則進入了階級社會，這時的法也即具有階級的特性，體現出一定的階級利益，即奴隸制國家的法體現著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封建社會的法體現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意志利益，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則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雖然體現一定的階級性，但其所體現的階級性是從無到有並且隨著社會的性質的改變而改變的。也就是說法的性質是服從於法所處的社會的性質的，由此可以看出法是人類社會生活客觀規律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一部分法的規范成了階級斗爭的工具。但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的發展，階級斗爭將逐步消失，因而法的階級性也會不斷縮小和消失，但是法律本身並不會消失。因為法律除了具有階級性外，它還具有社會性，即法還具有處理公共事物的功能，它不僅維護著統治階級的利益，還維護著社會的公共利益，法具有一種社會的共同性，滿足了人們需要一種公共權力的需求，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起著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維護整個社會公共秩序的一種社會工具。因為法所具有的這種社會性，因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法的階級性可能消失，但法的社會性卻依然存在。因而法律不管社會如何發展，它都得依然存在，法本身不會消亡，它的社會性職能反而會逐步擴大。共產主義社會也許會有比我們今天更加完備的法律來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和利益，發揮其調整生產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既然法的階級會逐步消失，而法本身則依然繼續存在的話，在這一前提下提倡堅持立法平等還會有障礙嗎？
（四）我們所追求的法律平等其實質含義是法律人格的平等。也即是在立法上確認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就是要堅持立法平等。對一國公民，不受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職務、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響，在立法上確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承擔相同的義務。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並不是說任何人所實際享有的權利、義務相同、對等。這里所講的堅持立法平等是一項「應然」的法律原則，而不是一種「實然」的法律後果。法律應當是什麼？馬克思早就說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也就是說，法律應該是人民共同意志決定的，對立法的實際考察，我們不否定立法，包括社會主義的立法體現的是統治階級（或統治者）的意志，這便是指的立法的歷史「實然」狀況。而並非是我們所追求的立法的「應然」狀況。我們追求法律人格平等，首先就要弄清楚和區分法的「應然」與「實然」狀況，即我們所追求的立法應該是怎樣的，而實際上又是怎樣的。我們知道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堅持立法平等是現代法的精神，對於一國公民只要他不去觸犯法律所確立的禁止性和限制性條款，遵守法律的規律是，履行法定的義務，就會受到法律的保護，不論其人身權利還是其財產權利，而不會同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職務、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等其他因素而遭到法律的歧視和區別對待。
對於那種堅持法的階級性而反對立法平等的觀點，認為堅持立法平等便是敵我不分，就是堅持人民和階級敵人講平等的觀點，我們認為堅持立法平等並不是放棄法律懲罰犯罪的功能，這里所講的堅持立法平等是一項應然的法律原則，而具實際中公民所享有的權利，承擔的義務各不相同，則是因為其各自的行為導致在適用法律上的不同後果，某些公民被剝奪某些權利的行使是因其行為的違法性而導致法律上的不良結果。在法律上之所以要使用「剝奪」一詞其含義也正在於此，也就是說本來其享有某種權利，只是因其某種行為而使其該項權利喪失。是屬於違法而進行的事後制裁，而非立法上預先設定的權利不平等。而如果一個守法的公民和一個違法的罪犯實際享有的權利是相同的，那正是有違立法的平等原則。
（五）提倡立法平等還要正確區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我們所說的立法上的權利平等強調的只是享受權利的資格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上任何法律在立法上都包含有平等的因素，只是其平等主體的范圍不同而已。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立法只限於奴隸和封建主之間的平等。而資本主義法律在平等權利上形式上普及到了所有人，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法律雖然賦予人人都享有財產權，但這只對有財產的階級才可以實現其權利，而對無產者，則只享有權利資格，而沒有實現權利的條件，因為他們沒有佔有生產資料。其立法上的權利平等是建立在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基礎之上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的法律平等就是窮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也就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因為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和消滅了階級對立，但是階級差別，城鄉差別仍然存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人雖然都同樣享有公民權利資格，但並不是說每個公民都能同等地實現其權利的行使。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立法上堅持平等，但在堅持平等的前提下也有不平等的因素存在。堅持立法平等就要正確區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即使在階級社會中，在立法上也有堅持平等的成分，即使擺脫了階級性的制約，堅持立法平等的前提下制訂的法律也有不平等的成分。因此，階級性不是制約立法平等是否合理的必要因素。
堅持立法上的平等就是要否定以階級出身和身份不同而在權利資格上差別對待，這是人類「從身份到契約」的一種歷史進步，立法上的平等不僅顯示出道德上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能激發人們利用同樣平等的機會去發揮潛能促進社會進步。正如邊泌所言：「立法上的平等，不是條件平等，而是機會平等。」
（六）堅持立法平等還必須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體作準確的定義和理解。即弄清「人人」是指「人民」還是指「公民」。我們知道，公民是一個純粹的法律術語，它是指具有一國國籍，可以享有某種權利與承擔某種義務的人，而人民則是相對於敵人而言的，是一個集合名詞，是一個政治術語，顯然我們這里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體應該是指公民。由此可知我們談立法平等的主體也是指公民而非人民。即使一個人在法律犯了某項罪，他也許成了法律制裁和打擊的對象。不再屬於人民的范疇，但他仍然是一個公民，因為他並沒有失去國籍，雖然被法律剝奪了其享受一部分權利的資格，但是法律仍然保障他其它權利的順利行使。這也是我國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本意。如果我們依然堅持一切以法的階級性為中心的話，以階級的標准來劃分其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范圍。那麼不用說在立法上堅持不了人人平等，就連最起碼的適用法律和守法上也談不了平等了，所有的犯過罪的人都會被排斥在法律的權利保障之外，勢必造成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對立，誇大了法的政治性，維護社會生產和秩序的法律就會化成為單純的階級斗爭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法的科學性。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罪犯也是公民。法律作為保障公民的權利和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基石。如果一味強調其政治功能和階級性，勢必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損失，這樣的先例在我國並非沒有。因此，我們強調立法平等是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權利的實現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這與現階段我國法的階級性並不矛盾。
（七）堅持立法平等是當前社會發展和國際形勢變化的要求。我國政府已向世界承諾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等一些國際上重要的人權公約，這些國際公約所堅持和奉行的平等原則和非歧視原則我們必須遵守和履行。因此，我們在立法上必須承擔這些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義務，在立法上堅持平等原則。而目前我國又剛剛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因此，我們也必須遵守WTO所奉行的國民待遇原則和無歧視待遇原則以及透明度原則。我國政府已經做出承諾：「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世貿成員。所有的外資個人、團體（包括那些沒有在中國投資或注冊的個人和團）在貿易權利方面將享受至少跟中國企業一樣的待遇。取消雙重定價慣例以及在內銷產品和出口產品待遇上的區別。不用價格控制給國內廠商和服務行業提供保護。入世3年內，除少數例外，所有的企業將有進口商品以及在關稅領土內進行貿易的權利。」針對這些承諾，我國政府已做出對我國現行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決定，在今後3年內，凡是與世貿組織的要求和原則相違背的法律都必須廢除和修改。為適應入世的要求，必須盡快制定出一系列與世貿相適應的一些法律法規。針對我國必須履行的相應義務。如「在貨物、服務：知識產權等方面。依世貿組織的規定：給予其他成員國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奉行非歧視原則。」為了更好地履行這些義務，我國現行的法律在短期內將面臨著一個廢，改，立的過程，以適應加入世貿的需要。在這些法律的廢、改、立當中首要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便是從立法上保證平等，如果還堅持法的階級性原則，顯然這些法律改革的適用對象絕大部分是針對全世界的各資本主義國家，豈不是真的要和資產階級講平等了嗎？當然我們不能這樣去理解立法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我們追求的法律平等是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確保其享有的權利平等。至於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實際權利則是另一碼事了。由此可見立法平等已成為社會發展和國際形勢發展變化所需，實行立法平等原則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必備條件。如果再堅持以法的階級性而阻止立法平等的實現，我們的國家將勢必將被時代所淘汰。
（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呼喚實現立法的平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首先要求市場經濟立法必須堅持平等。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經濟。它不同於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閉關自守，而是發達的商品經濟，自由交易，對外開放，它也不同於計劃經濟，一切由國家計劃壟斷，而是要求自主經營、自由競爭、自擔風險、自負盈虧、意思自治、信息自由、機會平等，所有這些平等和自由是市場經濟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市場經濟同樣是法治經濟，更應從立法的高度保證各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的平等性，立法平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前提和基礎。市場是公平的象徵，保證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平等，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項立法基本原則。立法不平等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熟，對市場主體地位的區別對待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效率原則，使公平競爭的機制喪失，勢必造成市場混亂，嚴重破壞社會交易的安全，同時也容易導致市場的畸形發展，使法律保護的行業和企業逐步形成壟斷和操縱市場，對於受法律排斥的行業和企業逐步被淘汰，從而破壞了市場的有序運作。市場本身便是一隻無形的手在控制著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轉，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生產和社會秩序的工具。需要作的是從立法上保證參與市場競爭的各方主體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機會，而不是去直接干涉市場的運作。保障市場經濟的權利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權利和平等競爭和自主發展的機會，缺乏這種保障，市場經濟就不能順利發展，而這種法律的保障本身又來自於立法的平等。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應堅持立法平等。立法平等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結語：
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律向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義，不僅指執法而言，同樣也指立法而言。」（5）立法是「源」，執法，守法，適法則是「流」。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須從「源頭」抓起，首先在立法的階段就應堅持人人平等，這才是現代法治精神的體現。
參考文獻：
（1）、（2）、（3）郭道暉著《法的時代呼喚》法律出版社
（4）、（5）郭道暉著《法學爭鳴實錄》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