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的立法宗旨

『壹』 59號和116號文件什麼時候執行

政策性破產是指在實施國有企業破產中，根據《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為依據，由政府主導、法院實施的有計劃有步驟的破產行為。
政策性破產，又稱計劃內破產，是指國務院有關部門確定的納入國家破產兼並計劃並享受相應優惠政策的國有企業的破產。
從1994年開始，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開始開展「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工作，政策性破產由此而生。
政策性破產有一個演變過程。1994年10月25日，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規定，上海、天津等18個被國務院確定為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工作的城市的國有企業破產，企業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首先用於安置職工，企業在破產前為維持生產經營而向職工籌措的款項視為破產企業所欠職工的工資優先清償。
1997年3月2日是，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將試點城市由18個擴大到111個，國務院成立「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全國企業兼並計劃，凡納入該計劃的國有企業破產，即使其土地使用權被抵押，亦應用轉讓所得安置職工。不足部分還應以企業其它財產支付。
1999年4月16日，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1999年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經貿企改[1999]301號）規定，凡列入1999年國家兼並破產項目的國有企業破產，無論是否在試點城市，均適用上述兩個文件規定的優惠政策，2000年全國領導小組又在《關於2000年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工作意見的通知》（[2000]15號）中規定：凡經國務院批準的兼並、破產、關閉項目，不論是否在試點城市，均執行國務院規定的有關政策。
至此，政策性破產已突破了試點城市的范圍，取消了試點城市的規定，而以納入國家破產計劃為標志，凡是納入「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計劃」並獲國務院批准，均可適用國務院的特殊政策，進行政策性破產，享受以破產企業財產優先安置職工的優惠政策。
國有困難企業通過政策性破產平穩退出市場，使國有企業的結構得到優化。政策性破產可以說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情況下，解決國有困難企業退出市場的一項成功的制度創新。隨著《企業破產法》的實施，國有企業已經停止實施政策性破產，全面實行依法破產。
所謂政策性破產，其實質更接近於行政關閉程序，只是借破產法之名義行之，並利用破產法中「破產程序終結後，未得到清償的債權不再清償」的規定，免除了關閉企業的債務責任。它是計劃經濟殘余影響的產物，與市場經濟下的破產制度難尋共同之處。政策性破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與破產法立法宗旨不符
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是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公平清理債權債務，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政策性破產所強調的是解決政府面臨的國有企業困難，解決失業職工的救濟安置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兩者差異甚大。取消政策性破產，絕不是說對破產企業職工的權益不予保護，相反，新破產法對職工勞動債權給予了較之現行立法更為充分的保護。但破產與社會救濟畢竟是不同的法律關系，實行的是不同的原則。失業職工救濟制度並不是破產法的組成部分，它屬於社會保障法的調整范圍，所以不能規定在破產法中。破產法不具備解決社會救濟問題的功能，硬讓它承擔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在救濟安置失業職工與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行政權力侵蝕司法權力，損害債權人的合法利益。
二、違反擔保法等法律法規
第一，國務院兩通知規定，破產企業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他財產，即使已設置抵押等擔保物權，其變賣所得也要優先用於破產企業職工安置，而不清償抵押權人。這是違背擔保法的，不僅存在行政法規越權問題，而且將使債權人實際上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保障債權的安全，對市場經濟秩序會產生危險的破壞作用。
第二，國務院兩通知規定，職工安置費用首先從破產企業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中支付，而對土地使用權是無償劃撥取得還是有償出讓取得未作區分，對劃撥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中屬於應當上繳國家財政的出讓金和屬於企業所有應用於債務清償的土地使用權價值，也未作區分。這是違反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及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的。根據這些法律法規規定，劃撥土地使用權在補交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後是可以轉讓的，設定抵押的劃撥土地使用權處置所得在補交出讓金後的部分，抵押權人可以優先受償。
第三，政策性破產拋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執行其出台時仍生效的《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現已廢止）和現行有效的《失業保險條例》，規定職工所有安置費用都由破產財產中優先支付，這是不妥的。失業職工安置費用的絕大部分依法應由失業保險基金中支付。這種做法也是不利於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的。
三、違反市場經濟基本原則
其一，政策性破產只適用於國務院確定范圍的部分國有企業，其他國有企業及非國有企業的破產，不能享受優惠政策，職工安置費用只能從當地政府補貼、民政救濟和社會保障等渠道解決。這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違背了國民待遇原則，造成了不同國企職工之間、國企與其他企業的職工之間，在享受破產救濟方面因行政干預而人為造成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沒有任何道理與法理可言，故實踐中各地普遍存在超范圍濫用優惠政策的現象，且屢禁不止。
其二，政策性破產與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加入WTO所作出承諾以及對外經濟貿易往來需要也是相違背的。如歐盟理事會《第905/98號理事會條例》第2號規定，是否給予一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標准之一，就是「企業應受破產法及財產法的約束與保護」。政策性破產恰恰為反對我國成為市場經濟國家者提供了理由。近日報紙紛紛報道，歐盟根據今年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最初評估報告，仍將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國的破產法等市場經濟法律體制不夠健全。有些人強調，是否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或技術問題。筆者以為，這里的確有政治因素存在，但如果拋開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結，不僅以政治問題一葉障目，我們也必須承認，至少中國在破產法上確實存在非市場經濟運作問題，而政策性破產就是最突出的表現。不管我國的新破產法在其他方面作出怎樣的改變，只要允許政策性破產存在一天，中國的破產法就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
綜上所述，政策性破產實際是將本應由政府解決的問題、承擔的費用，強制轉嫁由債權人承擔，其指導思想不是通過破產程序解決債務的公平清償，而只是想通過行政干預（盡管已轉化為法規形式），把破產當做政府解決國有企業虧損、安置失業職工、調整產業結構、減輕政府負擔的一種「由債權人買單」的廉價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

雖然是網上找到的 不過這么多應該是真的 求採納

『貳』 結合實例，闡述企業破產法的宗旨

tian~~貌似咱們是同學～

『叄』 我國新舊《企業破產法》在破產原因的規定上有何不同

新舊企業破產法律熱點問題評析

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試行）》）在試行了整整2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才正式問世。這一部被人們期盼已久的《企業破產法》，與試行的破產法有什麼重大創新和突破？筆者就如下幾方面進行比較，希望能以此加強讀者對《企業破產法》進一步理解和認識。

一、擴大適用范圍。
《企業破產法》頒布前整整20年間，只有全民所有制企業或企業法人，能依法通過破產程序進行清算，除此之外的經濟實體，在經營不善需要退出市場的，是不可能以破產方式達到目的。而依據《企業破產法》第2條、第135條規定，企業法人和企業法人之外的組織只要是破產清算，均可以依照《企業破產法》執行。
根據上述規定，結合我國現行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筆者認為：除了個人和投資者需要承擔無限責任的個體工商戶外，其他實體均可以適用《企業破產法》，具體包括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企業、合夥企業中有限合夥企業、社團等等組織，破產顯然不再是全民所有企業的「專利」。
二、債權人申請企業破產的門檻降低。
按《企業破產法》第2條的規定，企業只要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就可被申請清算；與《企業破產法（試行）》原有規定：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才能申請宣告破產，二者相比較，《企業破產法》允許企業破產的申請條件明顯寬鬆了。
首先，《企業破產法（試行）》要求債權人必須能證明債務人嚴重虧損，方能申請企業破產，這一苟刻的要求實質上給債權人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令企業破產的門檻高不攀；目前《企業破產法》規定當債務人存在有到期的、較大數量的債務，債權人就能提出破產申請，債務人就有被清算的可能，而無需債權人舉證說明債務人是否已嚴重虧損或資不抵債，如此要求明顯簡單多了；
其次，《企業破產法》規定對企業是否符合破產條件，債務人承擔嚴格的舉證責任，而不是債權人；債權人申請權被空前擴大。只要債權人提出破產還債申請，債務人就有義務依《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提供相應證據，說明自己的資產負債狀況，由法院決定是否接受破產申請。
三、加重破產企業高管人員的法律責任。
《企業破產法》關於高管人員法律責任的規定增至五條之多，大大加強了高管人員對破產企業的法律責任，具體表現為：
第一、高管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出行等行為受到限制。《企業破產法》第15條明確要求高管人員站好最後一班崗，協助法院、破產管理人處理好與破產企業有關的事宜，並按法院、管理人的要求配合破產工作，如實回答詢問，未經法院的許可，不能離開住所地，那麼，出國、度假等等出行，就不可能的了；
第二、高管人員不盡義務的應承擔民事責任。《企業破產法》第125條規定：「企業的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忠實義務、勤勉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有前款規定情形的人員，自破產程序終結之日起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這一規定能促使高管人員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提高自律性，決策謹慎，忠誠勤勉，盡心盡責，否則，應就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並且在法定時期內，不能成為其他企業的高管人員；
第三、高管人員違法的應承擔刑事責任。《企業破產法》第131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條款對高管人員的法律責任進一步加大，在企業經營中，高管人員在其位必謀其政，如果不勤勉盡責，對企業的經營有重大的過失行為，不僅僅要承擔民事責任，還要面臨刑事追究。

四、設置破產不當行為的規制措施。
過去企業破產能成為債務人逃債的有效手段，面臨破產的企業將優良資產轉移後，把債務甩給企業，然後將企業改頭換面繼續經營，對這種以破壞市場經濟規律為代價的非正常逃債行為，《企業破產法》設置了更為完善的規制措施，具體如下：
第一、增加破產撤銷權。《企業破產法（試行）》沒有撤銷權的規定，《企業破產法》不僅增加此項權利，而且還規定不同情形下，撤銷權的除斥期有一年與六個月之分，對於發生在破產受理前一年或六個月內，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放棄債權等行為，管理人有權請求法院予以撤銷，追回相應財產，使企業在破產前的惡意逃債行為落空；
第二、破產無效行為無時效限制，擴大管理人的追回權。對於破產無效行為，《企業破產法（試行）》規定必須發生在破產前六個月，有嚴格的時效限制；而《企業破產法》規定破產企業無效行為自始至終為無效，不受時效的限制。
第三、管理人能對破產企業高管人員行使追回權。《企業破產法》第36條規定：債務人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權從企業中獲取非正常收入或侵佔企業財產的，管理人有權追回。除管理人能行使追回權外，依據法律規定，構成犯罪的，還能移送相應司法機關，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五、引進管理人制度。
《企業破產法》最大亮點之一就是引入國際通行的破產管理人制度。《企業破產法（試行）》只有「清算組」，並且清算組主要由政府指定人員組成的，這種機制缺乏市場化、專業化。現《企業破產法》第13條「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應當同時指定管理人」規定，彌補了這一不足。
將破產運作交由專業人員處理，更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並與國際接軌。因為破產程序是對債務人財產進行概括性的執行程序，必須充分體現債權人利益最高的原則，那麼，在破產程序中加強對破產財產管理、妥善處置是首要問題，要實現這一目標，設立高效、專業的破產管理人制度顯然是必要的。
由於管理人法律責任重大，為確保管理人的工作績效，法院有權依據《企業破產法》對擔任管理人職務的機構和人員，進行嚴格篩選。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管理人指定辦法，對管理人的選定設置了相應的條件。如果管理人有不能勤勉盡責、忠實執行職務，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有其他不勝任職務情形的，債權人會議可以申請法院更換。
為了鼓勵管理人高效地工作，管理人的服務是有償的，現管理人的報酬辦法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使破產管理人制度更趨完善。

六、新設重整程序。
《企業破產法》立法旨在清算企業、防止企業惡意避債，維護債權人合法權益，但這並不妨礙《企業破產法》，對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引入一項新的法律機制----重整程序，此項程序《企業破產法（試行）》是沒有的。
所謂重整，是指對具有破產原因而又有新生希望的債務人，實施挽救且積極清理債務的程序。具體地說，就是管理人在債權人或債務人的申請下，暫不對債務人的財產進行清算，而在法院的主持下，由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協商，達成具有操作性的重整方案，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債務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全部或部分清償債務，債務人在管理人的監督下，可以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重整期間，如果債務人出現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惡化、債務人惡意減少財產，或有其他法定情形的，管理人或者利害關系人隨時可以申請法院裁定終止重整程序，並宣告債務人破產。
七、規范和解程序。
《企業破產法》對和解程序作了詳盡且明確的規定。和解是具有破產原因的債務人，為避免破產清算，而與債權人會議達成以讓步的方式了結債務的協議，該協議經債權人會議表決，且由法院認可後方能生效的法律程序。
在程序上，和解的申請只能由債務人在破產案件受理後、宣告破產前提出，排除其他主體的申請權。債務人在提出和解申請時，應同時提交和解協議草案，法院審查認為和解申請符合《企業破產法》規定，裁定並公告同意進入和解程序。
在實體上，債權人有對自己債權進行實際處分權，即債務人提出的和解協議草案由債權人會議討論，債權人對是否放棄債權、放棄比例多少有決定權，如果債務人提出的和解協議草案未能由出席會議的、有表決權的債權人過半數同意，並且過半數通過的債權人的債權額必須是代表占無財產擔保債權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上述二方面條件同時符合的，才能被視為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達成了協議。和解協議除符合上述兩方面要求外，還應由法院依法進行裁定認可。
另外，《企業破產法》對和解協議的執行，亦作了明確規定。債務人不能執行或不執行和解協議的，依據和解債權人的請求，法院應終止和解程序，宣告債務人破產。
八、擔保債權優先於職工債權。
對於擔保債權和職工債權的清償順序問題，《企業破產法（試行）》與《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截然不同，前者規定債權優於擔保債權，破產企業無擔保財產不足清償職工工資的，能從擔保財產中補充清償；後者則不然，也就是說，《企業破產法》實施後，職工工資和其他福利從未擔保財產中清償，已設立擔保的財產對此沒有清償的義務。這一規定取決於擔保法的立法宗旨，按照我國現行的擔保法規定，抵押擔保財產不屬破產財產。另外，職工工資、福利毫無疑問屬於社會保障問題，適用市場經濟法律體制來對此進行保護，抵押擔保的優先權名存實亡，難以維護交易秩序的安全，因此，對於職工的工資、福利，立法機關目前更趨向於依賴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企業破產法》規定擔保債權優於職工債權就是典型。

總之，《企業破產法》作為我國第一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的確較《企業破產法（試行）》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突破，由於篇幅關系，筆者難以在此將新舊破產法之間差異一一羅列和分析，僅取其中，與讀者共同探討和分享。

『肆』 破產法的作用

破產法是我國市場經濟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破產法的理解、貫徹與實施問題，破產法的典型案件等，日益引起關注。由於立法背景、立法技術所限，破產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在審理破產案件時經常遇到一些難題。本版約請破產法專家王欣新就破產法的理解及立法與實施中的一些問題加以論述，從本期起陸續刊出。文章內容涉及破產法的社會調整作用、破產案件受理後債務人企業所涉訴訟的處理、破產債權的確認等。希望讀者將司法實踐中遇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破產法律問題反饋回來，以便進行更廣泛、深入的討論。

對破產法立法宗旨和調整作用的正確理解，是正確執行破產法的首要問題。破產法對市場經濟的調整作用有直接與間接兩個方面。破產法的直接作用是以國家強制力保障決定市場經濟能否正常運轉的信用關系的法律形式——債，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的最終公平實現，維護全體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利益，保障正常的經濟秩序。
市場經濟是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模式。發達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均是以貨幣方式進行商品交換的。通過貨幣進行的商品交換可分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即時清結的交易方式和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貨的信用交易方式。信用交易是市場經濟商品交換最重要的方式，信用關系也就成為維系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關鍵。信用交易在當事人之間形成的借貸關系在法律上稱之為債。債還可能因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侵權行為等形成，但因商品交換而形成的債務關系始終佔主導地位。漠視債權人、債務人的正常權益，不重視對債務關系的保障，必然導致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決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解決的。所以，保證債務關系的正常實現，維護債權人、債務人的正常權益，便成為確立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在法律上必須妥善解決的問題。
對債的保障是國家各個法律部門一項綜合性的任務，其中又以民法和民事訴訟法為主。前者規定債的實體問題，確認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後者則通過訴訟與執行程序，保障債務關系得以順利確認，並在必要時強制加以實現。在債務人有清償能力而不履行債務或對債務有爭議時，通過這兩個法律便可以保障債的履行，使被阻斷的商品交換關系重新得以正常有序地進行，維持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但在債務人已喪失清償能力，對到期債務無法還清的情況下，仍僅靠上述法律就不足以正確解決債務問題了。
當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由於已無足夠的財產清償所有的債權，多數債權人的債權在債務人的有限財產上發生競合。債務人還了張三的債，就還不了李四的債，這就使原僅存在於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清償矛盾，進一步擴展到了債權人之間。這時，如仍允許債務人主動對個別債權人清償，允許債權人通過個別強制執行的方式實現債權，那麼債務人先償還的債權人，或者先申請執行的債權人，可能獲得全額清償，而其他債權人則可能分文不獲，造成同等權利的債權卻得不到同等清償的不公平現象。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不公平現象是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造成的。由此產生的連鎖後果必然是：由於債權人的正當利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公平保護，迫使那些不甘受損的債權人不得不以自力救濟的方式來維護其利益。而在債權人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過程中，由於沒有合法手段可以採用，便難免出現任意扣押債務人財產、搶東西還債甚至非法拘禁債務人逼債等違法行為。另一方面，某些債務人、債權人會設法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從中謀取不正當利益，甚至相互串通，乘機進行種種欺詐行為。於是，商品交換無法正常進行，債務關系不能順利實現，社會信用低下，經濟秩序混亂。這里雖有當事人自身的原因，但國家、法律不能公正保障當事人的正當權益，而不正當行為又可逃避法律處罰，恐怕是更深層次的原因。所以，僅採取對當事人越界的自力救濟行為進行處罰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也是不夠公平合理的。這一切表明，當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僅靠原有法律制度已不能公正解決債務清償問題，必須有一種與之不同的特別法律制度來調整，這就是破產法。
破產法為人們提供了保障債務關系公平、最終實現的途徑。從對債權人的保障看，它不在於滿足個別債權人的利益，更不是要使債權人都獲得全額清償（這在客觀上已不可能），而是要做到對全體債權人公平和有秩序的清償。從對債務人的保障看，一方面為其提供了免受多重訟累，一體解決債務清償，乃至在破產清償後豁免余債的途徑，另一方面，也為那些尚有挽救希望的企業提供了通過強制性和解或重整再振事業的機會。為此，破產法必須具有與其他法律不同的特殊調整手段，這主要是通過對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民事權利義務以及民事執行手段加以擴張和限制而形成的。如在破產程序中限制債權人、債務人的個別清償行為，確立公平清償的原則與清償順序；設定破產撤銷權，以防止並糾正債務人在明知破產已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進行損壞多數債權人利益的行為；調整破產債權人行使抵銷權的條件，擴張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的保證人和連帶債務人的權利；設立債權人會議，協調債權人的法律行為；對於債務人的權利也加以適當的擴張或限制，如規定具有一定強制性質的和解與重整程序等。此外，在破產程序中還設置有破產管理人即我國破產法規定的清算組，作為負責破產清算、對債權人公平清償的專門機構，以保障破產程序的順利進行。
破產法的上述種種特殊調整手段，證明其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具有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對債的保障看，其他任何法律都不具有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解決債權人之間矛盾，對全體債權人公平清償，並維護債務人正當權益的作用，惟破產法獨具此調整功能。破產法的普遍實施將使我國對債的法律保護（尤其是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情況下）往往只能到執行中止的狀況徹底轉變，終止債務拖延現象，防止「三角債」的形成，通過打破幾個鏈環的方式解開束縛住大多數企業的債務鎖鏈，使阻塞、混亂的商品交換等經濟活動重新得以順利、有序地進行。從某種意義上講，破產企業是社會的經濟腫瘤，必須割掉才能使其不再對市場經濟造成危害。如果沒有破產法，國家對商品交換關系、對債的保護，就始終存在體繫上的缺陷，永遠無法完備，而其他法律的調整作用也將在此泄漏，市場經濟秩序將長期處於不穩定的危險狀態。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違背它只能受到經濟的懲罰。我國的實踐已經並正在證明這一點，盡管有時由於其他社會、經濟矛盾的掩蓋，使人們不易看清復雜表象下的本質。
破產法在調整債務關系的同時，對市場經濟還產生廣泛的間接調整作用。如完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通過破產來優化資源的配置與使用，調整社會產品、產業結構等。破產法的這些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這些作用都是通過破產法對債務關系的調整而間接實現的。不能將這些間接調整作用理解為我國制定破產法的根本動因，更不能以此來說明破產法存在與實施的必要性，否則必將產生危及破產法存在價值的種種錯誤認識。因為在上述各種問題上，破產僅是社會對其種種調整手段中可供選擇的一種，並非絕對不可缺少或不可替代的。如競爭淘汰機制可通過企業的兼並、關閉等方式實現，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更是多方面的。我國過去對破產法的宣傳恰恰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一談到破產法，多從社會表象出發，片面、功利地強調其間接作用，而對其本質作用反而認識、宣傳不夠。所以，當破產法的實施與改革中的舊體制發生矛盾，出現困難時，便自然冒出種種否定破產法的錯誤主張。這反映出在許多人的思想上，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沒有認識到破產法的本質作用，沒有把對債務關系的保護置於應有的重要地位。
破產法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如前所述，破產法主要產生於對債保護的需要，而產生這種需要的前提，是市場主體產權關系明晰，有獨立的地位與利益，債的實現與否影響到其切身利益。所以，在舊的經濟體制下，可以有刑法、訴訟法、婚姻法等法律，卻不可能產生破產法。企業的死亡——破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破產，是國家「父愛」是否存在、發揮的最後關鍵，是政府行政干預固守的最後一關。只有在此環節也割斷國家的不正當行政干預，市場經濟主體的獨立法律地位才可能真正得以確立，才能真正產生對破產法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破產法的普遍實施是市場經濟秩序最終基本確立的重要標志之一。

『伍』 請問房地產開發商破產購房合同還能繼續履行嗎

《企業破產法》第十八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後，管理人對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有權決定解除或者繼續履行，並通知對方當事人。管理人自破產申請受理之日起二個月內未通知對方當事人，或者自收到對方當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未答復的，視為解除合同。由此可見，法院受理破產後，破產管理人有權決定待履行合同是否解除或是繼續履行。應當注意的是，管理人的這項選擇權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基礎上。但是買受人債權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老百姓的剛需住房應當受法律的保護，因此管理人在這類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時不可一概而論。破產法並未對普通購房者的合同解除做出特殊規定，但是從司法實踐看，對剛需住房法律是優先保護的。例如：1、最高人民院就發布了《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的規定：建設工程承包人的工程價款享有優於抵押權和其他債權的優先受償權，但該優先權不得對抗已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購房款項後的房屋買受人。2、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異議若干規定」）第29條規定：「金錢債權執行中，買受人對登記在被執行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名下的商品房提出異議，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權利能夠排除執行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簽訂合法有效的書面買賣合同；(二)所購商品房系用於居住且買受人名下無其他用於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價款超過合同約定總價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規定對破產程序中買受人房屋買賣合同的處理有很大意義。由此，筆者認為，買受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應當如何履行要視以下情況而論：1. 買受人已經支付合同約定的全部或大部分價款且買受人名下無其他居住房屋，合同應當繼續履行如前所述，破產管理人對合同是否繼續履行的選擇權應當建立在合同雙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基礎上。首先，若買受人已經支付了合同約定的全部或大部分價款，即已經履行了合同主要給付義務，應當視為履行完畢，此時不符合《企業破產法》第十八條規定的「雙方」均未履行完畢的情形。因此，此時《企業破產法》並未賦予管理人對此類合同的選擇權，管理人在當前情形下不享有法律規定的合同解除權，合同應當繼續履行。其次，根據《批復》及《執行異議若干規定》，未辦理過戶登記的買受人雖然沒有得到房屋的物權，但是依舊可以對抗建築工程優先受償權及執行，可見法律對這部分購房剛需群體做出了優先的保護規則，因此進入破產程序中對這部分合同也應當保護，管理人不應隨意解除。2. 買受人未支付合同約定的全部或大部分價款或買受人名下有多套房屋的，管理人應當決定解除如上所述，若買受人並未支付合同約定的全部或大部分價款，則買受人未履行合同的主要給付義務，此時屬於《企業破產法》第十八條所規定的情形，管理人對此類合同享有選擇權。值得注意的是，《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破產法的立法精神在於使破產財產利益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全體債權人的利益，實現破產法的立法宗旨。並且從《批復》及《執行異議若干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這部分人並不在法律優先保護的范圍內。因此，筆者認為，管理人在行使《企業破產法》第十八條規定的選擇權時，應當把握住破產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體系，對此類購房合同管理人應當解除。

『陸』 什麼是債權平等原則

債權平等原則的內容包括：

①同一標的物上可以並存兩個以上內容相同的債權;

②數個債權人之間的效力一律平等，不因成立的先後、數量多寡以及發生的原因的不同而有效力上的優劣之分;

③對同一債務人的數個債權，只要已到清償期，對債務人的一般責任財產都有平等的受償權。

(6)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擴展閱讀：

債權發生原因：

債發生的原因在民法債編中主要可分為契約、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和侵權行為；債的消滅原因則有清償、提存、抵銷、免除等。

（1）合同。合同是債權產生最主要的原因。基於合同產生的債即為合同之債。合同之債是當事人在平等基礎上自願設定的，是民事主體主動參與民事活動，積極開展各種經濟交往的法律表現。同時，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能產生合同之債。

（2）侵權行為。侵權行為可分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在一般侵權行為中，當事人一方只有因自己的過錯而給他人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失時，才負賠償的責任，如果沒有過錯，就不需負賠償責任。

（3）不當得利。不當得利是指既沒有法律上的原因，也沒有合同上的原因，取得了不當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損失的行為。在不當得利的情況下，受到損失的一方當事人有權要求取得利益的一方返還不當利益。

（4）無因管理。無因管理的含義是指，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損失而進行管理和服務的，提供管理和服務的一方有權要求他方支付必要的費用。

『柒』 破產債權超過訴訟時效，在我國怎麼辦

你好，
進入破產程序的債務人，在申請破產前往往已經較為嚴重地陷入經營困難中，更可能已經較長時間無經營活動。債權人在數次催討無果後，很少情況下會通過法律途徑主張權利，原因在於被告無實際償還能力甚至下落不明的情況下，債權人最多獲得一紙判決，但是相關的訴訟費、公告費等仍需要債權人墊付。作為理性商人，債權人對於此種只有成本、卻無收益的行為，很可能不予選擇。
但是，法律的規定與商人的選擇取向卻不盡一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一條第七項規定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不屬於破產債權的范圍。盡管1986年的舊破產法已經失效，但是上述2002年的司法解釋現今仍處於有效狀態。新破產法徵求意見稿第四章第三十一條也仍然載明，債權人以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和強制執行申請期間的債權主張行使抵銷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言之，我國在破產程序中對超過時效的債權仍不予認可。
對於此種情況，不由值得我們反思，訴訟時效制度規定的合理性及其在破產程序中的應用問題。
一、徑直否定超過訴訟時效破產債權之反思
(一)基於訴訟時效規定考量
1、訴訟時效應具有確保交易穩定的功能
民事訴訟中對時效規則的確立，有學者認為是來源於古希臘的諺語「權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護」;也有學者認為，訴訟時效的出現是在工商業文明形成後，由於大量的信用關系產生，而工商業社會是異於鄉土社會的陌生人社會，其主要功能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維護商事交易的信用，利於第三方有效審核債務人的資金狀況。筆者認為，對於從債權人角度引用諺語證明訴訟時效的必要性，有欠妥當。權利人對權利的擁有應是排除其他干擾，從取得之時起即所有，除非有其他相反意思表示。如若權利須依靠不斷申請、主張才能證明所有，稍有懈怠權利就可能喪失，那麼社會制度的穩定性將盪然無存。當然，既然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訴訟時效為兩年，仍需債權人積極主張的行為，那麼在破產程序中，還是應當對債權人的主觀方面予以考量。對於後一種學者的觀點，筆者較為認同。法律制度的形成、更新是基於社會進步的需要，訴訟時效也不例外，它的產生是符合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對交易穩定性的需求，確保能及時保護第三方利益。訴訟時效制度的功能也體現於此——彌補信息不對稱，確保交易穩定性。
那麼，在破產程序中訴訟時效制度是否應當直接適用並限制債權的有效性?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根據對訴訟時效功能的解析，第一，債務人在債台高築時，停止經營甚至下落不明的情況較多，債權人在幾次追索不成後，也難以再進行有效主張。前文已述，債權人較多為商事主體，具有營利性的特點。通過訴訟方式確認債權甚至還要申請強制執行，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金錢成本，但卻無相應收益，債權人幾乎不可能選擇此種方案。此種情況下，債權人並非「權利上睡眠者」，而是客觀追索不能。債權人不通過訴訟程序主張權利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二，對於長時間經營不善或已經停止經營的企業，商事交易信用對第三方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對即將要破產的企業而言，訴訟時效制度的社會效用不大。因此，訴訟時效制度在破產程序中較難發揮出其應有作用。
2、我國訴訟時效期間較短
筆者經資料查找，均未發現大陸法系國家在破產法規定中含有對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規定。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對於普通訴訟時效的規定較長。法國民法規定的為30年、日本民法規定的為10年及20年、台灣地區民法規定的為15年，2001年德國新修訂的債法將普通訴訟時效縮短為3年，但是卻規定了相當數量的長訴訟時效。長訴訟時效的規定對債權的穩定性提供了保障，即使如日本法規定的超過訴訟時效實體權利消滅，但是在企業進入破產程序時一般不可能超過此時間段，也不會就此產生問題。然而，我國普通訴訟時效僅為2年，期間較短，對債權人積極主動實現債權的要求較高。若在破產程序中對債權人再一味要求，不利於破產程序中對於債權的保護。綜上，訴訟時效規定在破產債權審核中一概適用，筆者認為並不能達到訴訟時效的適用目的。
(二)基於破產法設立目的考量
美國作為破產法較為發達的國家，基於對破產財產的保護，在破產法立法目的中明確提出對可能損害破產法目標的債務人或者債權人的不誠實行為進行威懾和救濟。我國企業破產法第一條立法宗旨中也提及應公平清理債權債務，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可以說，我國破產法對破產財產保護的基本原則與較為成熟的美國破產法是一致的，即保護破產財產的完整性。
上述原則在我國破產法規定中主要體現於以下兩方面。其一，管理人具有撤銷權。根據我國《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管理人對破產財產所行使的最重要的權利為撤銷請求權，有權追回債務人的財產，並將其歸屬於債務人的財產之中。撤銷權的設立,是為防止債務人在喪失清償能力、對破產財產無實際利益的情況下,通過無償轉讓、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交易,或者偏袒性清償債務等方法損害全體或多數債權人的利益,破壞破產法的公平清償原則。被撤銷債權的特點在於債權人、債務人主觀上存在或推定存在侵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故意，實際上實行了有損其他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其二，規制債務人不當行為。《企業破產法》只有第125條和第128條分別涉及的債務人高管人員民事責任，前者是高管人員違反忠實義務等造成破產，後者為交易行為在破產程序中被撤銷後應承擔的補充法律責任。從以上兩條款的規定，債務人行為存在過錯的情形為債務人高管人員違反公司法對高管人員的勤勉義務及不當清償對價不合理債權的行為。除此之外，債務人的行為並無不當。
據此，根據破產法上述原則和兩方面規定，超過訴訟時效債權與管理人破產撤銷權針對的債權截然不同，不存在債權人或債務人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主觀意圖或客觀行為，也就不應當為破產法所不認可。債務人對於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進行承認、兌現也不應當受到法律禁止。總體上來講，對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進行承認是符合破產法根本宗旨的，也是合理的。對此，有學者也提出從法的價值角度進行分析，應當在破產程序中保護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
二、認可超過訴訟時效破產債權應考慮的因素
基於上述分析，直接否定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存在不合理性，那麼是否可以直接認可超時效債權的效力?筆者認為，基於民訴法中喪失「勝訴權」的時效規定，訴訟時效仍是審查債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項標准，而且根據破產法管理人也享有確認破產財產、審核債權的權利。因此不應在破產法相關規定中直接省略審查超過訴訟時效債權這一過程，而是應該細化審核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過程，將對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認定標准調整到更加合理的程度。
1、超過訴訟時效債權之債權人的主觀狀態
我國民訴法中關於訴訟時效的規定要求債權人客觀上具有實現債權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說債權人應當曾對債權進行積極主張，在積極主張過程中知曉債務人經營狀況，致使債權不能實現。盡管筆者認為對權利的主張不構成債權形成的條件，但為與我國訴訟時效規定保持一致，同時由於債務人在破產程序中權利受限，應當將債權人的主觀條件在破產債權審查時予以考慮。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債權人主觀方面，與破產法所規定的可撤銷債權債權人的主觀方面是不一致的，後者是為了避免債權人、債務人惡意轉讓破產財產，是對主觀故意的審查;前者則是對債權人主觀是否具有放任債權實現的考察，不存在主觀惡意，對破產財產的負面影響要遠小於後者。因此，對於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審核條件和程度應當低於對可撤銷債權的審核。具體而言，應當考量以下情節：破產債權人是否曾在債權形成後積極主張己方債權，破產債務人經營是否長時間困難，債務人的經營狀況是否對債權人的求償產生較大影響，債權人是否知曉債權難以實現，債權人暫停追討債權的原因等等。
2、債權人整體利益
在現代社會，利益結構已經成為社會的深層結構，利益分析也已經成為司法的重要方法，司法者必須弄清立法者通過某一特定的法律規則所要保護的利益，並找出優先的利益，從而使各種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在破產程序中同樣如此，債權人的整體利益是破產程序中應當關注的重點之一。對於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認定問題，由於破產程序中債務人對破產財產無實質控制力，破產財產最終將在所有債權人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從其他債權人公平性角度考量，應當考慮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同時，由於債務人企業經營困難、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情況不一定存在於所有破產案件中，也不一定一個破產企業的所有債權人均存在債權超過訴訟時效，因此應當考察未超過訴訟時效債權占所有債權比例並全面聽取債權人意見尤其是該部分未超時效債權債權人的意見。如若破產企業經營困難時間較短，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債權人通過及時主張完全可以避免在破產程序中分割財產的，且其他債權發生時間大多在訴訟時效內，那麼對於該超訴訟時效債權的合理性應當存有懷疑。
3、應在破產清算程序中單獨認定超過訴訟時效債權
在破產清算案件中有破產管理人提出，對於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債務人可以通過破產和解程序，與所有債權人就財產如何分配達成一致意見。債務人在和解過程中所作出的自認，只要全體債權人同意就可以履行。此方法可以規避法律不認可超時效債權的規定與該破產債權存在的合理性之間的矛盾。
筆者對上述意見難以認同。破產和解與在破產清算中認可超訴訟時效債權兩者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破產和解制度著眼於依法對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的債務清償進行法律調整，通過暫緩被申請企業的破產進程而更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債權利益。與破產清算終結的區別在於，和解制度是通過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協商解決債務承擔的問題，而破產清算程序是依據法律規定分配債務人的財產。對於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原本可以較為簡單的方式解決，在和解程序中成為債務人與所有債權人協商的問題，對於單個債權人不公平。在大多數債權均超過訴訟時效的情況下，和解程序可能對這些債權人較為有利，但是如若個別債權超過訴訟時效，則其利益較難予以保證。因此，破產和解程序難以直接替代破產清算終結程序，解決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在破產清算程序中單獨規定解決訴訟時效問題具有合理性。

『捌』 如何看待破產立法理念的歷史演變

破產法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法中的個別強制執行制度，當時的「屠殺分屍」，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可以當作是破產雛形中對債權人的公平受償。但破產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後，立法理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來說，早期的破產法是從保護債權人利益著眼來調整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其間隨著債務人地位的變化和提高，破產制度慢慢走向精細和完備。歸納起來，破產立法變遷帶來的理念變化和制度創新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破產法的立法本位發生了重大轉變 破產法最初產生的社會原因是為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解決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對全體債權人的公平清償。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從產生之初的奴隸制、封建制社會走向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破產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經歷了從債權人本位到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會利益與債權人債務人利益並重的變化和發展過程。在現代社會中，債務清償關系有時可能影響到他人利益乃至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業、金融企業、超大型企業的破產，會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利益，產生嚴重的失業等社會問題。故當代各國在法律上十分重視如何對陷入債務危機的大型企業的挽救，以避免因破產可能產生的社會負面作用。因此，面對社會發展形式的變化，如果僅僅局限於從私法的角度考慮破產問題，難免會導致對國家介入調整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採取懷疑和否定態度。但是，僅僅依賴傳統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難以實現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目標的。因此，在我國新的破產立法中，應當在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對債務關系進行傳統的私法調整的同時，還需要運用經濟法的理念，從社會本位的立場，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確保法律的公平、正義、效率價值的實現。破產法立法本位變遷，對我國當今構建金融機構破產制度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破產法的制度價值不斷變化和創新 破產立法本位的變遷必然會帶來破產法的制度價值的變化。在傳統彌補傳統民事救濟手段的不足，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價值基礎上，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兩個新增價值：第一，給予債務人以重新開始的機會。傳統破產法以保護債權人為要而對破產人實行懲戒主義， 破產程序的目的僅僅是使各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但債務人在破產後不能獲得免除債務的優惠。這樣使得債務人沒有申請破產的積極性和原動力，其結果是即使出現了破產原因，債務人仍不申請破產，而使得財產繼續減少，最終不利於債權人。現代破產法既體現了對債權人的保護，也體現了對債務人的保護，其最大的特點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誠實的債務人進行免責，以使其擺脫債務，東山再起。第二，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及時切斷債務膨脹，保障經濟秩序良好允許的功能。現代交易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鎖鏈，各交易主體均是這鏈條上的一環。一個主體的破產，往往會影響其他主體，而引起連環破產。而現代破產法恰恰可以及時有效地切斷該鏈條，進而保護經濟秩序的良性運轉。

與此同時，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也日益為當今社會所認識。所謂間接調整作用是指破產法對調整債務關系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通過破產來優化資源的配置和使用，調整社會產業與產品結構。必須承認，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這些作用都是通過破產法對債務關系的調整而間接實現的。不能將這些間接調整作用理解為我國制定破產法的根本動因，更不能以此來說明破產法存在和實施的必要性，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必將產生危及破產破產法存在價值的種種錯誤認識。我國過去對破產法宣傳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一談到破產法，多從社會表現出發，片面、功利地強調其間接調整作用，而對其本質作用缺乏認識，宣傳不足。所以，當破產法的實施與改革中的舊體制發生矛盾，出現困難時，便自然冒出種種以其他制度取代破產法、乃至完全否認破產法的錯誤主張。 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我國1986年的《企業破產法(試行)》實際上自身早已「破產」。 在目前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呼聲日益高漲的時期，也存在過分渲染破產制度間接調整作用的輿論，立法機關對此應當確立正確的認識，正確對待現代破產法制度價值的變與不變。

現代破產法注重從廣義上理解破產概念，有機銜接和解、重組等相關制度 傳統觀念認為，破產概念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僅限於指處理經濟上破產時債務如何清償的一種法律制度，即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由法院主持強制清算其全部財產，公平清償全體債權人的法律制度。但這其實只是最為狹義的理解。而現代學者通常對破產法律制度作廣義的理解，將破產清算以外的各種以避免債務人破產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視為破產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僅將其狹義地理解為破產清算制度。

從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分析可知，國外的金融機構破產也是採取廣義的理解，和解、重組等市場退出方式和破產清算制度有機結合，統一構成廣義上的金融機構破產退出機制。我國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其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該法中規定了和解、整頓等制度。現行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也都將託管、接收等制度與破產清算規定在一起。鑒於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和現行制度基礎，我們構建新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必須充分考慮這一點，在立法中有機銜接託管、重組與破產清算之間的關系。

現代破產法充分意識到破產欺詐的危害，強調加重破產法律責任 一部法律如果沒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責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確實施的，破產法更是如此。目前，破產案件中的欺詐逃債行為十分嚴重。一些債務人利用破產程序終結後余債可免於清償的規定以及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優惠政策，策劃各種欺詐逃債行為，侵害債權人利益，損害職工利益，破壞經濟秩序，有些還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如不堅決打擊破產欺詐行為，破產法的實施將步入誤區。 為此，現代破產法都非常注重從法律責任上設計相應對策來解決此類問題。我國新破產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設置了較現行立法更為完善的撤銷權與無效行為制度。另一方面是從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責任規定上加重對破產企業負責人和破產欺詐行為的處罰力度。

在金融破產領域，由於金融機構破產必然要受到當局嚴格的金融監管，此類現象發生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也不能忽視。再者，對破產企業負責人規定嚴格的破產法律責任有助於督促經營者遵從法律規定，謹慎從事經營，起到一定的懲戒和威懾的作用。另外，在我國還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機構，利用破產欺詐損害國家利益，維護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難保不會發生。因此，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時，必須注意現代破產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產法律責任的規則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