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差等

A. 法治與人治究竟有何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1、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2、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3、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對立在於，法治認為一個國家能否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是整個法律與制度的好壞，而不是少數幾個國家領導人是否賢明。人治的理論則恰好與此相反。作為一種治國的原則與方法，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要有比較完善的法律與制度；並且特別強調，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公民個人，包括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內，都要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這同那種認為法律可有可無，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數領導個人說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則區別的。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兩者的差別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人治論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論強調依法治理；

2、人治論主張因人而異，對人的行為作具體指引，法治強調對事不對人，提供一般性規則；

3、人治論推崇個人權威，維護專制體制；法治論弘揚民主，保障共和國體制。

B.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論證

陳衛東

【關鍵詞】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無疑問，法律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活制度，已經為當今大多數現代國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陽光下的陰影，法律作為一種人定製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謂之缺陷。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於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剛性因素，還有一部分則源於與其控制功能相關的限度」1 。筆者試通過對法律涵蓋社會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妥協性等方面的討論，論證法律的局限性。
對於法律是否是治理社會的最佳手段問題，早在古希臘就有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治論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法治論之爭。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而這種不平等是建立一個等級制共和國的依據。這樣的共和國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來管理，而不是靠法律來管理。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無論是什麼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制定出絕對適用於所有問題的規則。因此，「最佳的方法並不是給予法律以最高權威，而是給予明曉統治藝術、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權威。」2 。同柏拉圖的"人治"理論相對立，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承認法律確實存在著缺陷，這種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律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但他認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性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因此，"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3 。通過人治論與法治論之爭——我們暫且不論兩者孰優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論者也承認，法律無論如何細致，也不可能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本質意義上講，法律是包含所有經濟、歷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和反映，而社會生活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法律又具有相對穩定性特徵，一部法律制定出來後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對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來就已經變成了「昨天」的法律，成為社會發展的保守力量。在這一意義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現為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它在捍衛既定秩序的同時，也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會力量不斷強大，迫使舊有的法律體系進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說制定法是應然意義上的法律，那麼落實到社會生活現實中的法律可以稱之為實然意義上的法律。無論多麼完備的法律仍然需要人來執行，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由於人類主觀認識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體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種社會利益、社會力量的干預，法律作為一門專門技術，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發生扭曲，從而違背立法的初衷。在這個層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現為對社會現實力量的妥協。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個價值判斷命題，它常常表現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學一位教授所說：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為奴役和專橫的工具；既可以成為社會利益的妥協，也可以成為壓迫的手段，既可以成為秩序的基礎，也可以成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為個人權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專制的暴政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許．每一種法學概念的益處和社會意義就在於通過對其他法學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來闡明法本身的消極性和危險傾向。4 這是對具體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價值評判。而我們對法律局限性的探討，是在抽出其具體法律制度的本質屬性中的價值內容之後，在一般抽象理論的層面上，將法律僅僅視為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的前提下來探討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這是法律產生、存在、變化、發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觀基礎。從歷史長河來看，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這種認識就不會終止。但對歷史長河中的特定社會發展階段來講，其認識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於人類認識能力的這種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為法律局限性產生的認識論根源，法律的局限性來源於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只要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的矛盾及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發展進步的現實這兩大導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觀根據存在一天，作為它們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

【注釋】1.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頁。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轉引自上書第11頁。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8頁。
4.[俄]O·3·列依斯特：《三種法律思想》、《外國法譯評》1993年第1期，第83頁。

【論文標題】法律局限性探討
【論文來源】《法學天地》
【論文期號】199601
【論文頁號】1-5
【論文分類】法理學·法史學
【論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創制和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學中經常被人關注的一
個問題。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一書中曾從法律的保守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規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國棟教授在其博士論文《民法基本
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則從法律自身屬性出發把成文法局限性歸結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滯後性等。盡管二位學者在論述上略有不同，但他們都認為法律並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則是不
爭之事實。本文擬在以上二著的基礎上，從法律的創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運行等角度對法律的局限性進行探
討，以資實踐。
一、法律創制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創制是立法者為分配和協調社會中的各種利益而對人們權利義務進行設定的一種活動。法律的創制
以立法者認識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關系為前提。在認識論上，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獲得關於
無限發展的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但是，它同時也並不否認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認為人獲得的關於物質
世界的認識是絕對正確的。相反，它認為人的認識活動無不受到認識客體（自然客體、社會客體、精神客體）
，認識中介（認識工具、知識工具、語言工具等）以及認識主體自身的制約。因而，人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只是
對其某些領域、某些事物和某些過程的一定范圍的正確把握。人對特定的具體事物也只是對其一定程度，一定
層次的近似正確的反映。這便是認識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這種認識論同樣貫穿於立法者對社會中各種利益
關系的認識活動中。法律作為立法者創制活動的產物，也因立法者認識上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而表現出以下
兩種局限性：
1、非全真性。馬克思指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1 〕這句話道出法律之刻的經濟根源，但它並不否認，法律是人們自覺、有意識活動的結果。從哲學上講
，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能動地反映物質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觀能動地參與客觀的結果，它必然帶有人的主觀印跡。認識社會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法律創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為認識主體，在認識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為認識客體的社會關系具有變動性和復雜
性，它們互相交錯，雜亂難辨，並在人的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各種活動推動下不斷變遷。其二，立法者在認識
上還受到其知識、閱歷豐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識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術條件、語言工具等的制約，其認
識能力、預見能力以及表現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賦予流變的社會關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對立法者來說
無異於以方畫圓，立法者將感到困難重重，棘手無比。其四，立法者作為一定階級的代表，總表現出一定的階
級傾向和階級情感。所有這些都將影響到立法者對客觀的「經濟關系」的正確反映。總之，法律作為設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確地體現經濟關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確的地對各種社會關系施以調整，在此意義
上，法律不是始終完全正確合理的。換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謂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應受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沒有能夠完全被法律所調整。如果說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質的局限，那麼不周延性則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量的局限。對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歷來有兩種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為否定說。否定說以自然法學和概念法學
為代表。自然法學認為，在實在法上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包的自然法體系，因而法律無所謂不周延，人們能夠在
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法律體系。概念法學也認為實在法律制度是「無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層次的概念組成，這些概念經過邏輯演繹推理足以解決一切具體事務。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為肯定說。肯定說以利益法學、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為代表。他們認為任何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觀點都是虛
幻的，不切實際的。他們指出，立法者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預見將來的所有事情，即使預見到將來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於表現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們完全納入法律規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說與否
定說各持一端，筆者認為否定說是有失中肯的。認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說人
能窮盡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更是武斷。同時，作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質世界有些
是很難用概念表達的。利益法學運動的發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種實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據邏輯推理過程，也並不總能從現存法律規范中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2〕歷史證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蓋一切社會關系的企圖都註定要失敗的。由於立法者認識能力和預見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於謹慎
的考慮，人類創造的實在法很難盡善盡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應該受到法律
調整的社會關系得不到法律的調整。
二、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
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和普遍的規范。」〔3 〕這是對法律屬性的概括。法律自其產生後
，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屬性，它們體現著人們對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隨著這些屬性，法
律也表現出背離人們願望的情況，這便是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它們具體表現為法律的滯後性、不確定性
和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1、滯後性。 法律是對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的肯定，統治階級如果不是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會輕易容許廢除和改變法律的。法律作為肯定現存利益關系的工具，當變更某些利益關系時
，往往遭到現有利益者的反對。這些都構成了法律發展的阻力。同時，作為一種設定人們權利義務的制度，法
律也必須具有穩定性。這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極度缺乏穩定性，人們將無所適，也就無法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後果，法律的安全價值也會喪失殆盡。鑒於此，亞里士多德告誡人們寧可忍受不
合理的穩定的法律，也不要隨便任意改變法律。法律必須具有穩定性，它意味著法律是一種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規則體系。然而，法律所調整的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卻是不斷發展的，而且社會關系的發展往往比法律
的變化快，立法者對此是極難作出敏銳反應的。這樣便產生了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的矛盾。「法律必須是
穩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靜止不動。因此所有的法學家都為了協調法律穩定性和法律變遷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發展跟不上現實社會發展要求的這種局限性，我們把它稱作法律的滯後性。其實，法律的滯後性產生
的原因還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認識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受階級傾向和階級情感的影響，立法者在立法
時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階級意志的東西，以致於犯「連臟水帶孩子一起潑掉」的錯誤。我國過去較長一段時
期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便是如此，這體現到立法上往往會阻滯現實社會關系的發展。法律的滯後性
總體上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如果立法者總是只把成熟的東西才制定為法律，那麼法律將只能在經驗上被動地爬
行，這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國家、社會和人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2、不確定性。法律具有穩定性，同時，法律也必須是明確的， 法律的穩定要求和明確要求共同構成法律
的確定性。「法律的確定性意味著法律規定了一定行為與一定後果之間穩定的因果關系，將人類一定行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確定旨在使公民的權利義務明確無誤，足以讓人有所適從，從而正確評價
和預測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指引人們的行為。法律的確定性也常常被人們認為是法律的一大屬性，有人還將
列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確定性的法理基礎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這樣說：「人們可以原諒一位外
行關於法律確定性的信念，卻不能原諒一位律師所持的這種虛假觀念。」〔6 〕為什麼法律又不具有確定性呢
？我們可以從法律的語言形式和法律的歷史內容來分析法律的不確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
，而作為法律載體的語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義的，而且其真正意義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說的「意義即用法」，鑒於此，有人甚至認為語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現法律的形式——語言文字如
此不確定，其所表現的法律內容當然也就難以確定，有時甚至模稜兩可，模糊不清。其二、讓我們來看一看美
國現實主義法學代表人物之一弗蘭克的看法。弗蘭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
是模糊和多樣化的。」〔7〕為什麼？第一， 法律所調整的人類關系變化不定；第二，人們從來沒有能夠制定
出一整套預料一切，包羅萬象的規則。弗蘭克的觀點雖然帶有某些「規則懷疑主義」傾向，但其說法並不是完
全沒有道理。總之，盡管人們還在不斷朝法律的確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語方形式和歷史內容又使得法律的
確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達到，法律的不確定性在所難免。這無疑會損傷法律的安全價值和法律的權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結構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為抽象性規范對在其效力范圍內的主體都具有約束力。它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法律規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對典型的、重要的社會關系作類的調整，而舍棄個別社會關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規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對象的普遍性，法律對其調整范圍內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權利，它也防止法律變為具體命令而為某些人開專斷之門。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帶來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的陳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術語所
表達的行為規則，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結構上表現出僵化性：它只能規定一般的適用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後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決的卻是特殊的、具體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規范去處理解決各種具體的，
千差萬別的行為、事件、關系，這可能嗎？柏拉圖認為不可能，因而他輕視法律而主張人治。法律所規定的是
社會關系的共性問題，法律所要解決的卻是各富個性的單一問題，把共性適用於個性，把個性歸結為共性，這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說把流變復雜的事實關繫上升為法律關系是立法的一大難題，那麼把形式結構僵化的
法律適用於具體的單一案件則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難題，這種概括的、抽象的法律與具體的、特殊的現實
生活脫節的缺陷，我們可歸之為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三、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運行過程就是法律功能的發揮過程。過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於個人和社會的能力。功能與作用從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過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能力，就事物與它物關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說成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法律功能的發揮
也旨在實現法律自身的價值。如果法律達不到既定的價值目標，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那麼我們說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樣，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質、數量及其結構體系的決定，從而
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這也就是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下面從法律的規范功能、組織功能、階級
統治功能上對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行為的作用和影
響。它通過評價、指引、預測、保護、強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徑來完成。由於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會系統結構對法律功能的決定，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體表現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確定性使得法律評價、指引、預測人們行為及其後果的作用難以實現。法律的非全真性、滯後性也使其難以
全面保護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這里著重談一下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對法律功能正確發揮的影響。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為所有人都設定一個硬性標准，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法律形式上是正義的。
但是，社會生活千差萬別，把普遍的硬性標准一律加於不同情況，又難免會喪失法律的正義價值。比如：違反
某規定將受到罰款1000元的處罰，這對某些貧窮的農民來說，無疑過於苛刻，而對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罰款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這無異於賦予了那些富裕階層某些特權。公平、正義要求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況不同處理，然而「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准運用在不同的人上、運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調整方式， 它是社會調
整系統中的一個構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會調整方式和整個社會調整系統的制約和影響。法律規范必須
與其它社會規范（如道德規范、社團規范、習慣等）相配合、相協調，其功能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比如：法
律是訓誡，不是勸說，它通過強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規范人們的外在行為，因而，法律只能對人們的外在行為
產生作用和影響，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這就需要道德的輔助與補充。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萬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況下，它還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種性質、對象、效力不同的規范建構起來的有機結構體系，它除了具有規范人們的一般行為功
能外，還擔負著巨大的社會組織功能。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就是通過法律有計劃的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組合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社會關系客觀上需要法律對之施以一定的調整，以擺脫單純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進步。但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又有質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給予過多或過大
的干預，就會把管理變為限控，束縛社會關系的發展，導致社會系統的超組織性；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的干予
過少或不力，又會使法律秩序達不到社會的要求，使社會生活缺乏組織性。無論是超組織性還是缺乏組織性，
都不利於社會發展。現代社會由於社會事務紛繁復雜，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大多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因而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質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現為國家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質和量的限度。行政機
關權力過小，社會秩序將得不到有效維護，人民權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機關權力過大，往往又會侵害公民的
正當權利，影響社會關系的有效發展。這一點在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我國以前的單一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控製得過多、過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限制了市場的正
常運行，社會經濟發展也受到一定限制。當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對經濟的宏觀
調控同樣要適度。法律作為上層建築，始終應為其經濟基礎服務，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發揮其組織功能
，然而，人們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客觀需要往往是難以恰當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會組織功能上也就常表現出
在某些領域的超組織性和缺乏組織性。
3、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共同意志的體現，當然具有階級統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一樣，法
律的階級統治功能的發揮也應有個限度。它依一國階級斗爭狀況而定，否則，超過限度必將產生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和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應有所側重。在階級斗爭表現很突出的時
期，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應加強；在和平的大氣候下，在階級斗爭表現緩和的時期，則應加強法律的社會組織
功能。如果在任何時期都不合時宜地突出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這不僅會破壞人類社會的整體文明，而且會阻
滯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發展。其二，階級統治的對象是敵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廣在的人民內部也實行階級
統治，這顯然又是錯誤的。其三、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應當是相對獨立的，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應具有權威
性，任何集團、機關和個人無不處在法律的權威之下。但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又常常會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時候甚至會使法律從屬於政治，這對法治是極其有害的。同時，法律作為一定價值的載體，總追求著法律
自身內在的價值，但統治階級的意志必總與這些價值相一致，當無知、邪惡的階級利用法律來為少數統治者謀
利益時，人類共同價值又將會喪失殆盡。
注釋：
〔1〕《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廈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華廈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寧選集》第1卷P250
（作者單位：中南政法學院）＊

http://www.ziyuanla.com/bylw/HTML/bylw_75279_3.html

C.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哪些方面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具體表現在：

1、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2、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3、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

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3)法治的差等擴展閱讀：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的改善：

1、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

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D. 領導幹部在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等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級領導幹部在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損害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領域的正常秩序。所有領導幹部都要警醒起來、行動起來，堅決糾正和解決法治不彰問題。

各級領導幹部的信念、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領導幹部要做尊法的模範，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學法的模範，帶頭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範，帶頭遵紀守法、捍衛法治；做用法的模範，帶頭厲行法治、依法辦事。

領導幹部都要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觀念，對各種危害法治、破壞法治、踐踏法治的行為要挺身而出、堅決斗爭。對領導幹部的法治素養，從其踏入幹部隊伍的那一天起就要開始抓，加強教育、培養自覺，加強管理、強化監督。學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要系統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准確把握我們黨處理法治問題的基本立場。首要的是學習憲法，還要學習同自己所擔負的領導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各級領導幹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麼用權，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各級黨委要重視法治培訓，完善學法制度。

領導幹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謀劃工作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要運用法治方式，說話做事要先考慮一下是不是合法。領導幹部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黨紀國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違紀違法都要受到追究。

E. 國外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異同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
3、權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於並超越傳統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並受制於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於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於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築。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一的規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於未來有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建比較完善的統一市場，需要打破區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還不很平衡；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別。要在當代國際環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則和政策的穩定性，而且有助於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於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藉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並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於穩定，社會呈現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一規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於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借鑒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於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並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並不可能等同於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並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F. 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區別
1.從概念和內涵上講：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指一個法律信念，內涵是一種治國理論、原則和方法，比如刑法、民法有關基本原則的規定。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又稱為以法而治，內涵是指法律及相關制度，屬於制度的范疇，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
2.從產生和發展上講：其一，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其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而法制的產生和發展卻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
3.從基本要求上講：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而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例如，罪刑法定原則。
4.從實行的主要標志上講：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而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
5.從核心意義上講：法治的核心意義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法制的核心意義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

G. 依法治國與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一、依法治國與法治的聯系

法制又稱為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法制和法治不是同一個概念。它們的聯系在於，實行法治需要有完備的法律制度。

二、依法治國與法治的區別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律制度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制度來說的，法制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制內涵是指法律及相關制度。

而法治從來都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沒有人治就無所謂法治，相反亦然。法治則相對於人治，法治內涵則相對於人治的治國理論、原則和方法。

2、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規則以及這些規則怎麼指定、怎樣執行和遵守等制度;法治與人治則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即國家的長治久安不應寄希望於一兩個聖主賢君，而關鍵在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和制度，這些良好的法律還應得到切實的遵守。

3、與法治相比，法制側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工具主義。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

(7)法治的差等擴展閱讀：

法制是指當權者按照法律治理國家，但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組成的立法部門制訂的。法治下，行政部門的職責只是執行該等法律，並且受該等法律拘束。

因此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些政府權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樣，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

法治的內涵，與其說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寧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權的控制和拘束，否則法治即與法制難以區分。

對於社會上常見的違法或脫序現象，尤其是以激烈、遊走於法律邊緣的手段向政府爭取權利的行為，某些政府官員常常會呼籲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這其實是將法治的意義誤解和窄化為法制。

H. 法治和人治，的優缺點各在哪裡

法治優點：公平公正。
缺點：靈活性差，有時候只是就事論事，容易忽略人性因素。
人治優點：靈活性強，對某些事的處理比較有人性
缺點：容易出現徇私的現象

I. 法制建設和法治建設差別

法律分析：「法治」的涵義是法律的運行狀態和過程，表達了支配與服從的關系，必須在法律的規范之下，不允許有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權；而法制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實行法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要件。

法律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 十八、 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等形式，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編制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應當認真研究代表議案和建議，廣泛徵集意見，科學論證評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確定立法項目，提高立法的及時性、針對性和系統性。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由委員長會議通過並向社會公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負責編制立法規劃和擬訂年度立法計劃，並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要求，督促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的落實。」

J. 商鞅提出的法無等級 法不阿貴的法治思想內涵是什麼

1、刑無等級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罰不論等級、貴賤、親疏的主張。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記·商君書列傳>）。針對「刑不上大夫」的禮治，提出「壹刑」：取消貴族特權，勵行法治。《商君書·賞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韓非進一步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篇》）。以法為本，事斷干法，否定奴隸主貴族「禮有差等」的舊傳統。「刑無等級」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礎。

2、以刑去刑是指對犯罪用重刑懲處，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這是先秦時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韓非為代表。商鞅主張「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義，一方面是「刑多而賞少」、「先刑而後賞」、「重刑輕賞」，另一方面是．加重輕罪的刑罰，這樣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10)法治的差等擴展閱讀

法家思想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著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獨立思想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後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名為商學派。商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後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