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同情

❶ 施劍翹的人物評價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後，舉國上下對其褒貶不一。由於媒體對施劍翹在法庭中感情的宣傳，以及孫傳芳的軍閥身份，施劍翹博得了多數人的同情。在這一情感因素的推動下，施劍翹基於孝道的復仇，被當時的媒體描述為「現代俠女」，時議也傾向於她。全國婦女界，多以施劍翹為婦女界之光榮。在許多請願團體的電報中，施劍翹的復仇行為被稱為「為國鋤奸」「為民除害」，非但無罪，反為挽救世風的道德典範。
與此同時，部分知識精英和左翼評論者指出，施劍翹的作為屬於愚孝，是封建信仰的餘毒，後者以這種儒家孝道與馬克思主義的強國觀相抵觸。如《國聞周報》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為基礎的私人復仇被提倡，將引發暗殺之風，導致社會秩序崩潰。這種觀點，多置社會的概念於家庭倫理之上。
還有一種聲音，乃是要求司法獨立，堅持法外無情。如《法律評論》《獨立評論》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圖申說「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種主張強調法律威嚴，反對「為孝屈法」，卻因當時復讎正當性與弱者反抗強權正當性下的大眾同情，而被輿論邊緣化。
對施劍翹的評價涉及公眾同情與法治的關系以及傳統孝道的重要性。情是一種道德觀念，雖在任何社會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流道德，但社會不同層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過於崇情而屈法，雖可收一時之效，但難成法治之功。民國時期，傳統道德、法律仍佔有一定地位，施劍翹替父報仇凸顯了其「孝女」「俠女」之風，卻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次以身試法之舉。
施劍翹在復仇案中建立起來的聲譽一直延續。自抗日戰爭起，施劍翹組織募捐活動，積極辦學，協助開展革命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建設做出了貢獻，成為愛國主義的代表。

❷ 法製作文200字。

法製作文

什麼是法？法就在於人們平時的一舉一動，法制就是法律制度，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法律是無情的，只要你觸犯了法律，法律就會毫不留情面的對待你！

你明白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時時刻刻都在約束著我們。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俗話說君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維護法律的尊嚴，是一個現代公民成熟的標志。

在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有一次，我和媽媽走在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是紅燈，我就和媽媽說：我們等一會吧，綠燈亮了再走吧！我和媽媽在那兒靜靜的等待，但就在這時，一個騎著自行車的人，從我們身後飛速駛過。我十分不開心，心裡氣憤的不得了，差點沒罵出來。這個人真是太沒有道德了，沒看見紅燈嗎？結果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就在他走到路中時，一輛飛馳而來的轎車和他親密接觸，一瞬間一切都沒有了，這個人被汽車撞到了天上又砰的一聲掉下來，鮮血染紅的她的衣裳，看得我直心疼，此刻我都不明白該同情他成了那樣，還是該祝賀他的報應！至於那個汽車司機，也會得到相應的懲罰，騎自行車的人也少不了法律的制裁！

這樣的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像這個人一樣不遵守法律的人滿大街都是，而不守規矩的人，換來的就是法律的制裁。讓我們攜起手來：自覺守法尊法用法，為做一個成熟的公民而努力吧！

法制十分重要，請讓法律這個名詞一向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吧！

❸ 關於法制的作文50至100字

什麼是法？法就在於人們平時的一舉一動，法制就是法律制度，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法律是無情的，只要你觸犯了法律，法律就會毫不留情面的對待你！
你知道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時時刻刻都在約束著我們。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俗話說「君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維護法律的尊嚴，是一個現代公民成熟的標志。
在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有一次，我和媽媽走在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是紅燈，我就和媽媽說：「我們等一會吧，綠燈亮了再走吧！」我和媽媽在那兒靜靜的等待，但就在這時，一個騎著自行車的人，從我們身後飛速駛過。我非常不開心，心裡氣憤的不得了，差點沒罵出來。這個人真是太沒有道德了，沒看見紅燈嗎？結果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就在他走到路中時，一輛飛馳而來的轎車和他親密接觸，一瞬間一切都沒有了，這個人被汽車撞到了天上又「砰」的一聲掉下來，鮮血染紅的她的衣裳，看得我直心疼，現在我都不知道該同情他成了那樣，還是該祝賀他的報應！至於那個汽車司機，也會得到相應的懲罰，騎自行車的人也少不了法律的制裁！

❹ 中國法治的特殊性

法律倫理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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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本稿】 【進入論壇】 【推薦朋友】 【關閉窗口】 2007年07月13日 07:43

有學者認為，懂法律的人做壞事，比不懂法律的人做壞事更具有危害力。確實，如果沒有法律倫理，法律的純粹技術性功能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應。這是因為，法律的程序技術是可以在隔離道德等法外因素的前提下操作的。正因為如此，法律業內業外的人士都認為，法律倫理十分重要。但是，人們談論法律倫理的角度與出發點卻是不同的。從業外大眾的角度來說，強調法律倫理是希望法律業內人士在職業道德規范的約束下廉潔奉公，即強調它的約束功能；從法律業內人士的角度來說，強調法律倫理是期待社會大眾能夠理解他們職業倫理的特殊性，即強調職業特點。

事實上，法律業內人士所遵循的倫理與大眾所崇尚的倫理是有一定區別的。比如，在刑事案件中，律師替一個他明知有罪的人辯護是完全妥當的，而且還可以收取費用，完全不必為此受到良心的譴責。相反，如果這位律師因知其有罪而拒絕辯護，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他在內心裡「私設公堂」。另外，法官為民解決糾紛，不像行政官員那樣「免費」服務，而是要收取訴訟費；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得對當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在法庭上對於實施過暴行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嫉惡如仇、拍案而起，而應當保持中立態度，進行無罪推定；等等。可見，法律職業者不可能像大眾那樣去思考倫理沖突，也不能完全用大眾的道德標准來檢驗自己的職業行為。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法律倫理來源於法律職業的專門邏輯，這種專門邏輯有別於大眾生活邏輯。法的發展是按照法律活動專業化和自治化方向進行的，它所帶來的結果是造就了法律職業的專門邏輯。法律職業專門邏輯包括兩部分：一是法律人的「技術理性」，即法律人特有的語言知識體系和技能思維方法；二是法律倫理中的程序倫理。法律職業特殊的道德要求主要表現在法律程序中，所以我們稱之為「法律人在程序內的倫理」，亦可簡稱為「程序倫理」。

無論律師或者法官，其職業倫理都具體化為法律業內人士的職業道德規范，為法律規范所吸納，並受一定的限制。比如，律師可以為其明知有罪者辯護，但又受「依法維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特定情況下允許拒絕辯護」等規范的限制。再如，法官憑借其審判技術對事實與法律進行推理和判斷時，也要受到「認真聽取雙方意見」、「判決必須說明理由」這樣的規范約束。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法官判案並不只是憑法律條文、程序或原理，還要憑良心，足見法律倫理與法律技術規范都是非常重要的。

法律業內人士的專業技術與職業倫理，換個角度看，也就是「才」與「德」的關系，兩者對於法律業內人士無疑都是不可或缺的。當然，法律職業道德素養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伴隨著法律教育的過程而進行的。真正的法治符合道德、倡導道德。這種倡導不是通過以道德代替法律，而是把道德的力量附於法律業內人士的身上，讓他們成為「德才兼備」之人。

❺ 法家思想對中國民族精神的影響

摘要：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學說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從其影響力來說，儒法兩家是足具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制乃在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不斷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對當代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一、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參考資料：http://www.51shi.com/SoftView8416_1.htm

❻ 《法制與同情》作文 800字

法，你一如巍峨青山的庄嚴；你亦如古老長城的宏偉；你更如凡爾賽宮殿的輝煌與肅穆；你...... 從青天衙門到人民法院，從古至今，不變的是法，不變的是刑。法律是人類為了共同利益，由人類智慧遵循人類經驗所做出的最後成果。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否則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 法律即人類在社會層次的規則，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以正義為其存在的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實施的手段者。法治和法律要逐漸變得適當寬容以利於社會和諧.法一般限於憲法、法律。法屬於上層建築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的目的在於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統治階級實現其統治的一項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它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產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法律將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當我們駐足回望歷史時。我們會發現每一個朝代的興衰都與律法息息相關。正如古代至聖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以仁為本，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所追求的思想。仁是思想核心，是法的基礎，而法就是仁的外在表現，二者相輔相成。從而實現「創建一個和諧的法制社會」的目標！法律是人類社會實踐智慧的結晶，是為了維護人類正義道德和利益而制定的。就我們個人而言，我們的生活中時刻與法律打交道，往往我們卻忽略了它的存在，這是我們法律意識薄弱的體現。比如我們在商場中購買物品時，遇到一些不合格產品，常常有類似於「算了，就當買個教訓吧！」的想法，而不是去撥12315這個即熟悉又陌生的號碼來捍衛自己的消費權益。不由得感嘆道，我們公民實在缺乏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意識！也許，這是我們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商家們對法律存在鑽空的惡劣思想。 做為當代的少年，我們應該加強法律意識的認知，積極捍衛法律尊嚴，以身作則，努力成為一個「四有」青少年！

❼ 人為什麼會產生同情心呢

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產生同情心的根源，但荀子卻提出「人性本惡」論，認為需要法治的介入。一直以來爭論不休，誰也無法說服誰。而且「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根源又在哪裡呢？
$ ]! g( k' q房產論壇,裝修論壇,業主論壇我認為了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恐懼感，看見弱者在深層意識中害怕自己也成為弱者，這就是是「推人及己」接下來就會「.推己及人」，每個人都會需要別人幫助的那一天，生老病死苦，是生命所要承受的。當碰到自身困難時，那個時候也會期望別人象自己以前幫助別人那樣來幫助自己，這就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根源。也就會對弱者伸出援助之手，。所謂同情弱者也就是感受到弱者【相同的情況】。這就是平衡建立的基礎和過程。新浪樂居論壇: B3 T" T: v7 y
「平衡」還要分小平衡，大平衡及終極平衡。剛才論述的是「大平衡」，「小平衡」是完全只顧及自己表層的享受，漠視他人甚至自己深層的感受這就是荀子的「性本惡」論，這時就要法治的介入了。終極平衡是建立在「推人及己、推己及人」發揮到極致的基礎上的，這時就會完全視人為己，表現出一種大愛，即是佛家的「同體大悲」。
個人看法覺得不錯請採納！

❽ 如何發揮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法治的道德基礎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國家公職人員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識較差，這是制約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的統一性
法治道德屬於政治道德的范疇，因為法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運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超越於政治之上。人類政治活動指的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過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種。從歷史發展來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無為而治）、德治、禮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運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須講道德，法治作為政治的一種方式，同樣必須講道德。但這里講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將道德置於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為一種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隨機物，而是內含著這樣一種基本的推論：國家政治和法治必須符合人類的基本道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必須在明確的善的道德價值指引下建立正義的法律體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執法與司法過程，從而造就和諧、自由和有序的社會發展局面。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和法治只有從其出發點、過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類的道德准則，才能真正體現政治和法治的本來目的。 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本是完全統一的人類行為規范和治國方式，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利益驅動的影響，人們對德、法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設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礎，道德在法治建設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現代法學界，對此問題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是新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認為道德和法律分屬於兩個領域，是兩種相互矛盾和作用各異的社會規范，因而現代法治建設不能夠容納道德，而必須以純粹的法律手段治國，這樣才符合現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從的法治理念。哈特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強調法律的正義標准和善惡判斷性，主張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力求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富勒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國法學界，除了與上述兩種法學理論相類似的觀點外，還有一種中和性的觀點，就是認為道德與法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張人們在一般社會事務上應當遵守道德規范，而在法律領域里則應當堅持法律至上，以法為據，從而避免道德對法律的干擾與消解作用。這種觀點看似公允，實質上還是把道德與法律作了二重劃分，使之形成了難以融合的兩張皮，因而它在傾向性上還是接近純粹法治論的觀點的。 我以為，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正確的觀點，與古希臘的正義法理論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這種觀點仍然力圖統道德於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導性。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道德和法律的本質與功能上加以認識。從本質上看，道德是人類正義精神的體現，是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道）及其在人類社會各種事物中的顯現（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證性和自為性，從
而也就成為判斷萬事萬物的第一價值標准。相應地，法律則是人類社會生之於道德、依據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規則，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對道德規范的一種加強和強制實現。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後起的；法不具有自證性，必須依據可以自證自明的人類規則來確立，這個可以自證自明的規則就是人類道德（反映在具體的社會事物上即稱之為「理」，探討法律的這種根本依據和實質的學說就稱之為「法理學」），非依道德，法就難以解決因何而建立的問題；法也不具有自為性，（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賴於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內在動力就是道德（正義感、利眾心和責任意識）與智慧。由此可見，道德的本質是自具的（本來如此），而法的本質是由道德確立的（依理如此）。離開道德，法將失去判斷社會萬物價值（善惡、是非）的根本依據。這種本質上的統一性，正說明了一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一致性，也說明了社會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種認為道德和法律本質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統一國家中社會規范的一致性，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功能上來說，道德和法律則是內外互補的共同規范關系。道德和法律共稱為「社會觀范」，其目的都在於使社會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沖突和矛盾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規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覺性為基礎，從人的內在意識上建立善惡是非的人生准則，從而起到指導和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法律則是以人的強制性為基礎，從人的外在行為上明確其善惡是非的走向，從而約束、限制和導向人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的，那時人們的心靈純朴、道德自覺性強，一切社會問題都通過內在自學和由此形成的外在習俗就基本上解決了。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加強，利益競爭出現，僅靠道德自覺已無法滿足社會規范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道德自律意識淡薄的人來說，內在的自我約束已很難奏效，這樣就不得不適用外在的強制力（尤其是國家強制力）來迫使其遵循人類的道德要求。可見，法律是以道德補償和保障的功能出現於人類社會的。自從有了法律，人類社會就具有了內外一致的雙重規范機制。但不論哪個社會，這兩重社會規范都力求統一。在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社會里，法治總是以人類的道德正義精神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據的，而道德也總是以法律規范作為其保障。所謂「禮法結合」、「出禮則入於刑」正是說明了這兩者的互補共治性質。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社會規范的共有一致的兩個方面，它們本質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種看似矛盾的問題，主要是兩種情形造成的：一種是後起的法律背離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不能反過來說是道德規范背離了法律規范，因為先在自證的道德無須以法律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應當以道德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種情形則是由於體現道德、推行法律的主體——人的素質修養不夠，因而造成人為的對道德內涵的誤解和對法律規范的誤解，由此造成了道德與法律的某種矛盾局面。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則是人類正義精神。德、法兩種規范共同指向的目標是人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構成一定的關系。所以，德、法兩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表現方式則是情和事。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所以法律與情相沖突，不能講情。這種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類社會客觀的存在現象，正由於情（如血緣之親情、性愛之感情以及廣義的人類慈悲心、仁愛心、側隱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織運行，人類才產生了各種各樣難以理清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過理而對情和事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梳理，從而建立良性的社會關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從人心和人的行為兩個方面合理地建構理、情、事的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而德治（以德治國）和法治（依法治國）則是對理、情、事這三個方面的具體把握與建構過程。法治社會雖然以法律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主導規范，但同樣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完善有效地確立起來。否則，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內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視人的內在自覺修養而求外在行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混亂
無序狀態。因此，現代法治必須在社會層面強調人的道德修養，並以道德為處理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為主導的裁決手段；公正執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責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礎，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並行不悖，共同為治，真正的法治社會才可能建立起來。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將道德規范貫穿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就是要求社會建立一種道德化的法治，體現一種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設中強調道德並不意味著道德僅僅被看作為法治過程的一種口號，而是要求法治建設必須以人類道德正義精神為指導，執法者和司法者必須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公正執法的能力素質，整個社會體現出正氣流行和和諧有序的風貌。也就是說，道德必須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規范融化於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具體來說，法治道德應當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立法正義，即立法活動要從人類正義原則出發，充分考慮到人類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質，使普遍確立的法律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惡法之治」。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點。衡量立法正義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重，為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和福利而創製法律，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權化、階層化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與行政廉潔。廉潔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張。廉者不貪，潔者不染。廉潔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價（小而精乾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費社會財富）。官員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權力視作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工具和盡職盡責的手段，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政權運作簡單有效（政治與行政行為簡明單純，不擾民，不搞排場，不搞虛誇，而政府權威很高，推行政務的效率很高）。 第三，執法與司法公正。政府的執法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平等地對待一切法律關系主體，避免權力關系（權權庇護）、親屬關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錢關系（利害勾結，賄賂公行）、鄉友關系（近者庇護，遠者欺瞞）等社會關系對法律事務的扭曲和影響。
第四，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賴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質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處於「公共權力邊緣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質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響的還是那些處於「公共權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聖賢之治的思想和科舉取士的制度，古希臘柏拉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都力圖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借鑒。
表現在上述諸環節中的人類道德對於法治建設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質上不再是外在於法治過程的游離物，而是構成法治建設的血肉和靈魂。具體來說，法治道德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礎作用，即在法治建設中構成推動法治運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礎，為創立「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提供基本的動力保障。第二，風尚化作用。社會道德具有通過社會輿論迅速傳播、滲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對社會起到一種風尚化的作用，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心理嚮往，同時也就造成了對一切社會成員的強大的心理壓力，從總體上制約法治建設朝良性發展。第三，內在規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從人的內在自覺性入手解決社會規范問題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養」為基礎，通過社會成員的自我評價和內心羞愧建立自律機制，實現「道德自律」，由此引導人的外在行為的合理發展。可見，道德規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業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對確立法治建設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義人格和公正作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範化作用。社會道德雖然不如法律規范那樣具有明確的外在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響功能。這個功能主要是通過道德高尚、正直、誠實、公正的人們的行為，為社會提供一種可借鑒和學習的「模範體系」，從而引導人們走上道德正義之路。道德修養好的人對於一般的人會形成一
同時是一個法治建設的過程，而法治建設的過程則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建設的過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我國現階段，改變道德缺失狀況的任務很繁重，需要從各方面綜合努力才行。這里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入手，簡單討論一下道德建設之路：第一，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應當把弘揚道德正義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統一起來，引導人們按照道德標准判斷是非，衡量行為，由此養成全社會誠、信、公、正的道德風尚，為法治建設提供良性的社會道德環境。第二，從法律體系本身來看，必須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決法律和道德兩張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異現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為本質相同、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的兩大社會規范，為法治建設提供內在的道德動力和依據。第三，從社會成員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個體素質入手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社會成員道德信念的建立來自於不斷深入、勇猛精進的個體修養。因而，從教育、學習、政治宣傳等方面入手強調和激勵個體道德修養行為，建立穩固持久、代代相傳的個體道德素質，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黨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問題。第四，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優秀的道德理論、德法共治理論和個體修養理論，因此，揚棄繼承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是改變道德缺失狀況，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就是道德，它曾在歷史上對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過無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寶貴財富。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才可能發掘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動力，也才會找到法治建設的真正基礎。

❾ 人性觀與法治社會的關系

儒家的人性觀是：人之初，性本善，只要教育有道，人性的善便可以保持下去。專其實人一出生，就有飢渴、有屬喜怒哀樂，懂得趨吉避凶，追求欲求的滿足，人的這種本性，可以說是善，也可以說是惡。儒家簡單地把人性說成是善，其根本就是主觀主義，盡管儒家跟西方一樣認為同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或社會治理上，儒家不講法治，只講人治，憑人際關系、憑包公之類的精英或君主來治理社會，絕不允許中國老百姓憑自身的力量通過法律來治理社會，造成了中國人政治人格的不獨立。
西方社會上和宗教中的人性觀是，人之初，性本惡，人為了追求欲求的滿足，很可能變得貪得無厭，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敢幹，因此在政治上即在社會治理上，必須對人性加以約束，相互制約，不允許個人專制、小團體專制、或者迫害少數人的集體專制，西方人講法治，不講人治，允許老百姓憑自身的力量通過法律來治理社會，這一來，西方人都具有獨立的政治人格。

❿ 請問如何成為當代中國法律人

寫這樣的文字，是出於一種情緒：很多大名鼎鼎的法律圈內人，他們徒有其表，不管他們有多大的名聲和多富的金錢，他們沽名釣譽，他們更巧取豪奪。這些人，我可以列出一個名單來。但情緒歸情緒，仔細思量，我覺得我也有必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認識和思路，並同時表達自己的一些感受。從另一個角度講，我也有資格給好些人作導師了，給他們講一講如何作一個當代中國法律人。
做當代中國法律人，需要有堅實的知識基礎。這里的知識不僅僅包括法學知識，還包括對傳統文化，現代社會的知識，甚至包括對未來社會的一些預見和判斷。這樣講也許是空洞，但從法學這一塊知識出發來觀察，也可以從中看出當代中國法律人的知識要求。
我國傳統社會中存在一些法律現象，但即使有歷史上的法家學派，歷朝也建立了各種各樣法律制度，我國卻應當被認為嚴重缺乏法治。中國歷史上，法律只是統治的工具，而統治的依據是政治。政治其實是很骯臟很卑鄙的權力斗爭和操弄，沒有法治的政治更是如此。沒有法治的開明政治也許會帶來一時的社會進步，卻最終會順著政治的庸俗化腐敗化而讓社會整體喪失理性，最終導致朝代的更替和新朝代對以前法律制度的廢除，又進入下一個惡性循環。於是就形成了我國歷史發展上的一個奇怪現象：我國雖然有很多年的人類文明文化，卻始終沒有留下多少嚴格意義的法律制度，當然就沒有了法治。沒有體現人類理性的法律制度遺產，相關的社會人際關系只留給了道德標准，只留下了所謂的儒家文人範式。
道德標准和文人範式是很主觀的東西，更是體現個性的東西，其中沒有了法治彰顯的理性標准下的對錯。即使某人的行事已經偏離理性理解的邊際，卻可以以個性偏好而得到合理解釋。即使已經侵害了他人權利，卻從道德倫理的同情感性得到不應當的縱容。社會大眾要譴責他，他卻在自己的圈子裡得到欣賞與同情，於是社會就在這樣的小圈子裡自娛自樂，沒有了整體的進步。從這點看，我國沒有從農業社會走出來進入到工業社會，沒有法治應當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以上對我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現象的認識，這些認識並不能夠從中國文化本身出發就能夠看個清楚，相反，是對照了現代西方法治知識，才得以進行合適的反思。於是就不得不轉向深入到西方法治知識的研究。
中國傳統法律現象雖然沒有留下法治的根本性社會共識，但也有一些法律制度相當有價值，比如民事法律中的物的擔保的典當制度，又比如刑事法律中的親親相隱制度。這些法律現象的存在是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價值所在，這些法律現象的意義，可與信託法律制度之於英國法律傳統的意義。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這些傳統法律制度沒有得到深入研究和現代化改造，觀念還在，但已經為立法忽視。
研究西方法治知識之前，還需要研究中國與西方法治的接觸。從近代開端的施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為中用，到後來的體用之學，最終形成西法東漸的趨勢，這是中國與西方法治交流的發展歷程。
當代中國處於這個歷程的什麼階段呢？我很高興也很不幸地告訴大家：代表理性之治的法治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國實現法治的趨勢勢不可擋！但是，在邁向光明前途的征程上，我們只是走過了第一個山頭，到達了一個平台區，這時可以繼續前進，也可能會後退，甚至可能因為出現政治丑惡與民眾性不理性而又被打入下一個新的惡性循環。
這就是說，我國當代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是走向法治更高階段的進步，還是因為政治丑惡或民眾性不理性而出現歷史往復？那麼接下來的結論就是：不進行向法治方向的改革努力，即使改良政治，或馴服民眾，出現歷史往復是必然。
由於我國傳統的法律基本不適應具有後發優勢迅速發展的中國現代社會，我國不能從傳統中尋找發展現代法治的制度資源。前面說的，就是做當代中國法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當代中國現實的相關知識。有了前述的知識基礎，才會轉向，轉而研究西方法治。這就是我認為做當代法律人的第二個方面的要求：堅實的西方法治知識。西方法治是一個很大的概念，現代西方國家實行的法律制度各各不同，但並不因為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同而不能從中概括出法治的最基本知識。
法治首先是理性之治。理性應當是社會存在的最根本，任何東西，需要符合理性的要求。不符合理性的，那就是個人隨意，個人任意，甚至暴力沖動，任何社會都應當盡力避免不理性。經濟活動以營利為根本，但經濟活動必須以理性認識市場的需求供給變化，甚至市場的需求供給變化也以個體的理性經濟活動為前提基礎。政治活動以勝利為目的，但政治活動必須接受理性為其設定的規則底線，政治活動的不理性最終導致更加不理性的反對或反抗。人的其他活動應當遵守自由與個性的原則，這是人及人類得以發展的根本，但人的自由與個性的活動也得有一個邊際，而且這個邊際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變化，一個明顯的體現就是人的權利邊際的變化。一個人不得損害他人的利益，一個集團的人不得損害另一集團的人的利益，這里集團的人的說法雖然是相對於個體來說，但這里的集團的人的利益卻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基本上是政治解決，但如前所講。政治解決這些利益時也需要有理性，當一個集團過度損害了另一集團的利益，得一時之逞或可，得永久的逞卻根本不可能。
法治以理性之治的名義，成為社會的最高准則。法律成為社會一切主體的一切活動的最高准則，根據法律對社會一切主體的一切活動進行評價，而且法律評價是最高和最終的評價。於是政黨，政府，公司，社會團體，個體，他們的活動必須遵守法律，他們作出的活動一旦有人提出異議時，就需要接受法律的評價。政治人物，法官的行為也是如此。為了保障法律評價作為社會的最高准則的公信力，就需要司法獨立並讓法官作為有專業訓練的人能夠獨立作出依法的判決。法治成為最高准則本身就包含了司法獨立的內容，沒有司法獨立，就沒有法治。
法治是理性之治，這樣深層的結論運用於相反方向就是：法治不能成為非理性的治，隨意的或暴力的治。這里的治包括權力集團的治，也包括個人的行事或判斷。那麼也可知，法治在個體理性，社會理性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後才能夠實現。個體有理性也許並不難，便現實中國的個體理性已經存在很多障礙，社會有理性卻相當困難。一個政權建立的基礎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比如財產所有制，比如權力代表者的產生基礎和程序，比如權力者的管理，又比如個體的理性活動能不能在這個社會中得到理性對待和評判，這些是體現和要求社會理性的地方。個體不能充分享有自由，不能行使權利的社會，權力者的產生並不遵循理性的社會，權力者的管理並不遵循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社會，我們很難說這是一個理性社會。
法治有了理性的基礎之後，還需要以理性建立符合理性要求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包括法律原則，法律規則，法律概念這些元素。法治最終體現為建立在法律概念之上的法律規則。法律規則調整權利義務。這里講一講實體法律權利與形式法律權利。可以吹牛地說，這是我自己多年浸淫法學研習而產生總結一個法學知識認識。如言論自由的權利，這個權利應當普遍平等地為每一個人享有。言論自由是一個實體法律權利，這個實體法律權利在不同社會階段有不同的邊際范圍，比如封建專制時期評論國王可能不是當時的言論自由的一部分，現代社會也有法律認為在公眾場合宣揚宗教不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再比如政治人物的私生活這個問題，美國和法國的言論標准就不同。但平等地、普遍地享有相同的言論自由的這類形式法律權利的要求，比如法律上的平等、公開的權利，就是我所說的形式法律權利。這類形式法律權利只有實施程度的不同，而且很容易就考查出是否達到相關形式法律權利的要求。考查一個社會是否是法治社會，只要考察一下這類形式法律權利就很容易得出結論。一些深入研究法律的人都明白，法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些人說在根本層次上，法治是形式法治。其實除了實體法律權利與形式法律權利這類並不為很多人知曉的提法之外，法學知識中有很多關於權利研究的劃分和提法。比如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實體法權利與程序法權利，個人法律權利與團體法律權利。
江平前幾天在北大的講演中提到公法與私法的問題，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就是建立在公法私法的劃分之上。這就需要有關公法與私法的相關知識。公法與私法是羅馬法的提法，當時及之後的相當歷史時期，法律的對象是國家與個人，不包括公司及社會團體之類人的集合，涉及國家權力的法律就是公法，只涉及個人權利或個人之間關系的法律就是私法。公法私法的劃分就形成了分別適用於公法與私法的不同規則，比如公法關注國家權力對公共利益或社會利益上的作用，強調公法權力的行使應當得到規范，符合目的和程序。私法則強調意思自治，當事人之間平等。公法私法理論發展成熟於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特別是德國與法國。但是英美的普通法系卻沒有公法私法的劃分，他們沒有這種理論上的劃分，更強調法律的實證效用。現代社會，公法私法的理論劃分又因為人與人之間更加緊密的社會化聯系而出現了問題。比如關於某個行業規范管理的法律，特別是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這很難納入公法私法的劃分。這就是關於公法與私法的知識，需要系統學習研究，如果不用心，也許讀到法學博士也不能完全掌握這方面的知識。
這幾天賀衛方提出一個問題：逝者應不應當享有名譽權。那麼按照賀衛方的提法，又可以分出逝者法律權利與活人法律權利。當然，如果逝者不享有法律權利，這個分類就不成立。有人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切社會活動都以活著的人為中心，逝者只能是活人的活動受體，即支配對象，難道死還可以起來相對活動或反對？其實這種看法把人類動物化了，人類是有理性的，有規則的，逝者卻可能通過規則以及社會的理性繼續產生主動性的活動。比如遺囑的執行，又比如著作法中對人去世後若干內的著作權保護。
我給這個問題一個肯定的答案：逝者應當享有名譽權。首先需要解決主體問題，以及實現這個權利的法律主體。賦予逝者有這個民事權利，但逝者已逝，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他如何主張？他通過他的繼承人主張。一個未成年人，他的民事權利可以通過他的監護人主張。一個逝者，他的名譽權利也可通過他的繼承人主張。如果沒有繼承人，則可由相關的享有了繼承權利人的主張。這里可看出，法律規定的繼承人范圍就很重要，幾代人內可繼承，繼承人主張保護逝者名譽權，就需要證明這個繼承關系。如果是法律規定的繼承代數之外的人，我稱為間接繼承人，他們是否又可以主張保護逝者，這又是一個法律選擇的問題。其次需要解決名譽權的范圍問題，對於存續著的人來說，普通個人與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不同，自然人與法人的名譽權保護范圍也不同。逝者的名譽權保護可能也需要為其確實不同的名譽權范圍，以及區分逝者中公眾人物與普通民眾的不同名譽范圍。
其實那些主張逝者應當沒有名譽權的人，你只需要舉示一個反證就可以說服他們：你們直接侮辱謾罵他等人離世的長輩大人即可驗證出來，看他等人還能否堅持逝者沒有名譽權。即使他等人無名譽至此，我想很多人也會出來路見不平。
當然，這里的應當享有名譽權利，與現實法律的權利保護是不同的。一個理論上的應當，一個就是現實的實際情況。一個法治不健全的社會，有些權利沒有法律保護，或是法律保護不力。
前面這一段講的法治本身的知識問題。只有通過廣泛深入的學習研究，對一個西方國家的法治進行研究，還對多個西方國家的法治進行比較研究，才可能形成堅實的法治知識。這一眼望過去，可以用學海無涯來容易。但是也不要有畏難情緒，情緒都是不理性的，用心研究，成為某個法學部門的專家還是可行的。
具備這些知識之後，還要回過頭來學習研究中國現行有行的法律。只有法學理論，沒有對現行法律的研究，只能是空頭高談闊論。甚至有些所謂的法學理論家，他們的理論根本就沒有結合任何一個相關的法律，他們的理論就更空頭了。他們就只好說著一些原則性的套話，舉一些隔空的孤例，對他們的理論進行一番空洞的誇大和扭曲。這種誇大或扭曲很符合普通民眾的口味和思維方式，贏得很多鼓掌當不奇怪。我國當代就有很多這兩類的所謂法學家。
有了對我國傳統法律知識的認識，有了我國西法東漸的知識，加上對西方主要法治國家的法律研究，加上對我國現行法律的研究，才可能具備了知識能力上的准備。當然，在有這些知識准備的同時，也應當養成了相關的法學研究和思考方法。形成這樣的知識和方法，也許已經很不容易，出來挑一挑那些沒有這樣儲備的人的錯誤，可以手到擒來。
但是要做一個當代中國法律人，更需要以下兩個方面的努力，一個是踐行，一個提升。
踐行一是以自己的知識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也可以直接參與到具體事務的處理中。在踐行中更需要尊重自己作為法律人的基本底線：自己懂法，遵守法律。懂法並不容易，需要動用法學理論，研究現行法律，知道其中的實體邊際和形式程序。只有自己懂了，發出的聲音才會不出錯，並點出其中的具體關鍵。這里我特別強調具體關鍵，拒絕把一切問題都籠統地說成法律不健全，而應當指出在哪些地方如何不健全，又當如何健全。有一些人，自稱為法律人，即使他自主認為具備了知識儲備，卻不知道自己不懂法律，或沒有遵守法律。
那些不具備法律功底的人，即使他們成天講依法辦案，即使他們掌著權柄指示依法辦理，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辦理。於是依法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最流行的空頭套話一個法律人，他的踐行范圍有大小，從參與案件到理論研究，從普法宣傳到立法活動。在當代中國，法治還不完善，政治權力還沒有納入法律規則的理性，踐行法治有時不得不採取一些政治斗爭的方法。這是我個人認為的一種斗爭方法了，但我認為採取政治斗爭的方法也要遵守法治精神為這些手段設定的底線。無論在什麼范圍活動，都應當踐行法治。否則，他不配成為法律人。比如搶奪同行業務的律師就不能算作法律人。
提升主要指理論方面的，比如針對理論上的完善，針對現實問題的法律分析並上升到理論高度。這就更難了。但事因能而可貴，能夠作出一點提升成效，當可稱為法學家。也許有人在現實中推動了法治的發展，但如果他們並沒有相應的知識儲備，他們的推動不是以法學知識的要求而進行，至少他們的立法就沒有採用法學上的說服力。這是一個根本。其次也可以看到，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一時的推動可能會因為沒有法學功底而錯誤，而成為將來的阻礙。
能夠做出提升成果的人，當是法律人中的翹楚。講正面人物，我列出三位我認為傑出的中國法律人，他們依次是史尚寬、王澤鑒、梁彗星。其他有幾人可以歸入下一個層次，有些人的層次就更低了，甚至有很大部分人應當被排除在法律人圈子之外，他們只是自己宣稱為法律人而已！說了這么多的話，最後卻是要告誡非法律人：人類社會的發展的標志就是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技術的進步表現為專業的細分，不同專業的分工與合作。法治以理性的高度需要成為社會的最高准則，法治本身也是社會分工合作的一個范疇。如果你們不是法律人，雖然從法律上我不能要求你們K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