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影響
A. 法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的影響
法家思想對於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和一些律法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並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戰國末期的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系統化。在認識論方面,他提出「參驗」的方法,以「功用」的實際效果檢驗人的言行,認為「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這種把「參驗」作為判別知識真偽的思想,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法家學派的法治理論對春秋戰國之際進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專制的封建國家起了重大的作用,並成為秦王朝的統治思想。到了西漢以後,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學的體系中,德刑並用,成為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對以後的一些唯物主義者和進步思想家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B. 法家的思想主張對秦朝產生了怎樣的消極影響
主張:重視法律、法治;強調法治為人治服務。
影響:韓非子思想成為秦朝統治的理論基礎,但嚴刑峻法也導致了秦朝的覆亡。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他們都是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們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極力輔佐一些國君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並從某些方面為維護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
法家學派在政治上、理論上,一般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在文化教育領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許多有別於其他學派的教育理論和政策。其中傑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
(2)法家法治影響擴展閱讀:
法家的法治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眾所周知,秦原本是一個「僻在雍州」的經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後的小國,無權參與中原各國的事務,常受中原諸侯的鄙視,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棄禮任法」。
實行「法治」而使秦一躍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並最終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可見其「法治」是具有其積極意義的。其實,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現代法治借鑒的東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諸多負面性。
C. 中國古代法家法律思想對中國法制建設,特別是現代法制建設的影響
法家的基本主張及其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春秋戰國之際,身處社會激變中的人們大都將孔子學說視為迂調之論。他們認為在激變的社會中,大力提倡早已過時的「禮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舉。法家不同,他們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無尚的權勢,制定嚴密完備而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與殘酷而且有震攝力的刑罰才是君主治國的法寶。所謂「威不二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法家獻給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張「不務德而務法」,認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 「止亂」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禁暴止亂」不能依靠德行來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針對儒家的「親親」、「父父」、「子子」宗法等級制,他們提出人人「皆挾自為心」,認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偽」的,即使親子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這樣這有以力制力,以嚴刑重罰治國御民,才能建立「六親相保,終無寇賊」的社會秩序。
中國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不可混為一談,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民主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制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刑罰發達,而私權利不足。
在法家的「法治」統治下,除了權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無足輕重,一切以法為標准,言行全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賞二柄,無敵於天下。這種簡單易行的學說,在當時不僅深受統治者的賞識,而且也易於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統一的、強有力的專制帝國王朝應運而生。
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採取「世異而事異」的變法態度,這對推動社會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所謂「出口即法,下筆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駕於法律之外,這樣的法實質是權大於法的王法,是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權利的保障,因而它談不上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卻始終不曾出現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為政太急、役民過酷。專制制度在殘性的「法治」理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秦王朝統一後,將天下人置於法網之中,以致「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當統治尚陶醉於「皆有法式」、「專任刑罰」的成果之中時,平民百姓卻飽嘗了「法治」之苦,對於秦政權深感失望,統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滅了。秦王朝滅亡後,法家的聲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對「法治」亡國的反省中,人們注意到儒家「禮治」思想的優勢。「禮治」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保民。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可彌補專制主義的某些缺陷,緩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從此,是實行「禮治」,還是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貪官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法家法治的功績與缺陷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法家,為什麼法家思想不能走向法治?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什麼功績?有什麼可以檢討的缺陷呢?
春秋戰國之際,身處社會激變中的人們大都將孔子學說視為迂調之論。他們認為在激變的社會中,大力提倡早已過時的「禮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舉。於是,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他們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無尚的權勢,制定嚴密完備而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與殘酷而且有震攝力的刑罰才是君主治國的法寶。「威不二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法家獻給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張「不務德而務法」,認為只能「以力服人」,國家與法律是「禁暴」、 「止亂」的工具,認為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輕視道德和教化的作用,認為要「禁暴止亂」就不能依靠德行來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針對儒家的「親親」、「父父」、「子子」宗法等級制,提出人人「皆挾自為心」,認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偽」的,即使親子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這樣這有以力制力,以嚴刑重罰治國御民,才能建立「六親相保,終無寇賊」的社會秩序。
法家的「法治」理論將一切復雜問題簡單化,在「法治」的統治下,除了權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無足輕重,一切以法為標准,言行全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賞二柄,無敵於天下。這種簡單易行的學說,在當時不僅深受統治者的賞識,而且也易於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統一的、強有力的專制帝國王朝應運而生。
一分為二地看,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採取「世異而事異」的變法態度,這對推動社會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所謂「出口即法,下筆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駕於法律之外,這樣的法實質是權大於法的王法,是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權利的保障,因而它談不上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卻始終不曾出現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為政太急、役民過酷。專制制度在殘性的「法治」理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秦王朝統一後,將天下人置於法網之中,以致「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當統治尚陶醉於「皆有法式」、「專任刑罰」的成果之中時,平民百姓卻飽嘗了「法治」之苦,對於秦政權深感失望,統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滅了。 秦王朝滅亡後,法家的聲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對「法治」亡國的反省中,人們注意到儒家「禮治」思想的優勢。「禮治」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保民。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可彌補專制主義的某些缺陷,緩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實行「禮治」,還是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貪官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D. 法家講求「法治」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法家講求法治實際上對現代社會來說就是復合,這種法制思想的,只有依法治國,這樣才能推動整個社會健康成長,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E. 法家思想治國 對後世有何影響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常識法制篇。
F. 法家對後世的影響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對法律最為重 視的一派。他們主張「以法治國」,而 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後來 的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提供了 有效的理論依據,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 權體制以及法律制度,並以此為基礎初 步形成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 主體。
法家對我國法理學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 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 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 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理論問題都 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所講的駕馭術,也就是駕馭領 導的技術,包括國家行政治理技術和經 濟實體治理技術,對現代管理學仍然具 有借鑒意義。
G. 法家法治學說的歷史進步性和負面影響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號,並成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謂「以法治國」、「垂法而治」或「緣法而治」。
一、「法治」的內容和實質
「法治」與「禮治」既有聯系,又存在著明顯的對立:
其一,「法治」是針對「禮治」所維護的宗法制度而提出。儒家以「禮」為核心形成了家族宗法的法律觀,而法家則以「法」為核心形成了君主專制的法律觀,二者的不同,表現在對宗法制的態度上,即代表貴族利益的制度(「禮」)與代表新興地主利益的制度(「法」)的對立,分封世襲制與中央集權制的對立。
其二,「法治」是針對「禮治」所重視的「德治」、教化而提出的。沒有「德治」的誘導,「法治」便不可能產生。
其三,「法治」又是針對「禮治」強調「人治」而提出的。二者的分歧在於對發揮「君主」作用的看法,表現為重視「君智」還是「君法」的對立。
二、「法治」的理論根據
法家以自己的人性論和進化觀作為「法治」的理論基礎
法家認為,人人都具有"好利而惡害「或者」就利而避害的本性,在「好利惡害」的人性面前,仁義德教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法令賞罰才能奏效。法家還通過對歷史演進的敘述和古今社會的對比來論證「法治」的現實可能性。商鞅把人類社會分為四個階級:「上世」、「中世」、「今世」、「上世」。「上世」可以靠「親親」,「中世」便只能靠「仁義」;而到了「下世」,「親親」與「仁義」都已行不行了;「今世」更不能沿用這些舊的方法。其結論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須「當時而立法」。
三、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不但提出了「法治」的理論,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主要包括:
(一)立法原則
法家主張立法大權應該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謂「生法者,君也」。他們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隨時變、量可能、務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則。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規律和自然環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為基礎。
3.隨時變。指立法要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實際而變化。
4.量可能。指立法時要考慮實行的客觀可能性。
5.務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於遵行。
(二)執法原則
為了推行「法治」法家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從法的主張。
1. 明法。要求立法明確和萬民遵守。主張以成文形式將新法「布之於百姓」,使其既「顯」又「明」。
2. 任法。要求遠賢智,棄私議,有法必依,執法以信。
3. 壹法。包括三個方面:統一立法權,統一法令的內容,統一人們的思想。首先,法家反對政出多門,認為立法大權必須全部收歸君主。其次,必須保持法律內容的穩定和協調。再次,必須使人民的思想統一到法令上來。
4.從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絕對的權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辦事。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無等級兩個方面。
(三)運用賞罰
法家非常重視賞罰,並提出了運用賞罰的主要方法:
1.「信賞必罰」。指按照法令的規定,該賞的一定賞,該罰的一定罰,這樣才能取信於民。
2.「厚賞重罰」。商鞅認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眾相信君主和法令。
3.「賞功罰罪」、「賞勇罰法」與「賞富刑貧」。商鞅認為「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
4.「賞譽同軌,非誅俱行」。指思想觀念、社會輿論要與法律賞罰相一致。法家主張人們的思想觀念必須統一到法令上來,所以商鞅強調「壹賞,壹刑,壹教」5.少賞多罰和輕罪重罰。商鞅公開宣稱:「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四)「法、勢、術」結合
「法」指法令,「勢」指權勢、權力,「術」指統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對於處理三者關系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1.以法為本。法家認為法、勢、術都是君主不可離開的工具,沒有權勢,就無法推行法、術;沒有權術,雖有政權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沒有法令,便無從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為重要,必須「以法為本」而兼顧勢、術。
2.法與勢的結合。慎到提出權勢是君主制服民眾的根本條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證。在處理法與勢的關繫上,法家提出了三種方法:第一,法、勢結合,第二,「勢」由君主「獨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強權勢。
3.法與術的結合。法家之術,專指君主駕馭官吏的權術,法家認為,權術與法令一樣,都是君主治國的工具,是專制權力的保障。法家提出了以權術加強和實稀胺ㄖ巍鋇姆椒ǎ饕硐衷諶齜矯媯?
第一,「無為」之術。即君主執法治吏,事不親躬,充分發揮臣下的能力。
第二,「循名責實」之本。即以法令要求官吏盡職盡責,名實相符。
第三,「潛御群臣」之術。指不能公開的制馭臣下的「暗術」,即陰謀詭計。
綜上所述,法、勢、術的結合,是法家思想的總結和歸宿。
H. 中國傳統法治對現代影響
影響很大,現在中國的法治幾乎完全繼承了傳統法治。因為政治需要,中國現在仍然是王朝時代,而不是共和時代。
I. 法家學派的思想主張歷史影響
思想主張: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
法家
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面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張郡縣制。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刑罰,和權術治國。
歷史影響:法家學派的法治理論對春秋戰國之際進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專制的封建國家起了重大的作用,並成為秦王朝的統治思想。到了西漢以後,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學的體系中,德刑並用,成為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對以後的一些唯物主義者和進步思想家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J. 中國古代法治傳統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哪些積極和消極影響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們認為法具有普適性,應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公開宣揚宗法等級制度的儒家,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也歷來重視聖君賢人的典範作用,強調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獨立,不公正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於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權時往往受到行政權強有力的干涉。而且公開,透明是現代司法體制的基本要求,而當前的司法體制離此還甚遠。
(10)法家法治影響擴展閱讀: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注意事項: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