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立法的人

❶ 請簡述法學的歷史發展和重要貢獻的人物。

法家主張實行文化專制；提倡統治者必須牢牢鉗制司法，。主張夷族連坐，寧枉勿縱。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國。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漢武帝獨尊儒術。
統治者是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

戰國時期法家

法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發展而來的。戰國時期法家主要有兩派：一派以李悝、吳起、商鞅為代表，他們主張用法治代替禮治，強調法的重要性；
另一派以申不害為代表，他們主張「循名責實」，要求統治者以權術控制臣下，統治百姓。韓非在總結兩派觀點的基礎上，吸收荀子的某些思想，構建了一整套法、術、勢相結合的君主集權理論

可以說，法家的歷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
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歷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歷史退化觀」

。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只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 法治 」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

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

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制主義理論。

代表人物: 申不害、商鞅、韓非子、李斯、桑弘羊、周興、來俊臣

❷ 法律修改是什麼人可以參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最高立法權，所有的國家級法律有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地方人大擁有地方法律立法權，地方性的法律法規由地方人大制定和修改。

❸ 主持崇禎年間修改立法的人是

徐光啟

❹ 中國立法機構的效率到底是很高還是很低

確實很低，人大立法效率低是出了名的。反洗錢很落後很過時，但他們還是沒修改導致國家每年損失很多。嫖宿幼女罪也是一再拖延民怨四起拖延好久才改。沒辦法，很難改變。真的懷疑這些立法者（有些人怕修改法律對自己不利）才這么效率低下。

❺ 審議通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是全國人大在行使什麼職權

我國憲法第六十二復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行使下列職權：

(一)修改憲法；

(二)監督憲法的實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六)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七)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八)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九)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

(十)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

(十一)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建置；

(十三)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十四)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

(十五)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根據上述規定，審議通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是全國人大在行使立法權

❻ 此人在美國當了48年局長，歷任美國總統都不敢撤他，他究竟有什麼背景

他的背景就是他卓越的才能和歷任總統對他的倚重，當然還有一方面就是他手頭有很多國家重要領導人的秘密。此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在美國他的威望很高，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在美國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是知名度和地位極高的他，其實家庭背景並不強大，他母親的家庭背景還行，因為他母親的祖父曾擔任美國大使，但是他父親卻很普通，其職業是印刷工，上年紀以後還患上了神經病，所以胡佛對於他父親他也從來不會主動提起。

當然他的這些豐功偉績雖然是保證他地位和權利的重要部分，但是還有一點其實比起他的成績更重要，那就是歷任總統都有把柄在他手頭，可能有人會奇怪，為什麼他會有這些總統不為人知的秘密？這也是胡佛的手段之一，因為在他剛上任的時候，就建立了一個專門收集重要領導的秘密檔案庫，既然這是個秘密，當然只有他自己知道和偵探的人知道，不過聰明的他還會讓當事人也知曉這個秘密。這樣一來也就成為了他手頭最為重要的籌碼。因此胡佛其實背景並不是很強大，而真正強大的是他的頭腦和才能。

❼ 普通法律的修改需要多少人通過

普通法律的修改，需要半數以上人員同意，才可以通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二十四條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各代表團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7)改變立法的人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二十九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決。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一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的說明，由分組會議進行初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二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由分組會議進一步審議。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三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由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修改稿進行審議。

❽ 宋代理學代表人物很多，其中在法律思想上最有影響的是＿＿＿，他被稱為「＿＿＿＿＿＿之大成者」。

朱熹與法家之學
徐公喜

摘要：朱熹作為理學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現儒法交融，對法家之學的批判、融合與折衷，使理學法律思想較之於法家更有補治道，成為引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幾百年政治活動的思想規范。朱熹是真正的儒法思想家。
關鍵詞： 朱熹 法家之學 批判 融合 折衷
Zhu Xi and Legalist School

Xu Gongxi
Shangr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uism;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 Jiangxi 334001

Abstract : Zhu Xi who epitomizes the confucianism. His thought reflects mixture between confucian and legalist, reflects criticism and mixture and compromise, turns legal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more helpful than legalists to running a state, becomes the idea standard to guide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in the later stage of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Zhu Xi is a real thinker both with confucinism and legalists.

Key words: Zhu Xi; Legalist School ; Criticism; Mixture; Compromise

一、朱熹「陽儒陰法」地對法家之學的批判
朱熹是中國近古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宋人說他「尊德性」與「道問學」，明清學者論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 。他的學說與孔子前後輝映，成為影響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統治階級思想最重要的理論。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朱熹不僅只是空談闊論的說教，而且也是一位富有實踐精神的致世治事者：「然朱子於政事治道之學，可謂於理學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精其心果為，與夫強立不反之風，歷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贊佩，亦不過如此。」 [①] 他知南康軍時就曾被宋孝宗稱贊道：「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 ② ] 朱熹的理學核心就是政治哲學，他所倡導的「理」就是治國之理，其理學思想是與政事治道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治道性，才使之能夠成為引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幾百年政治活動的思想規范。
朱熹博大宏偉思想體系蘊涵了極為豐富的法律思想，與法家之學保持著千絲萬屢的聯系。從朱熹的言行，我們不難看到一個荀卿式儒法人物，對這一點早有學者已經認識到了。戴震明確地指出：『「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宋儒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 而 實同也。」 [③] 台灣學者 蔡仁厚 先生也在《孔孟荀哲學》中認為荀子的禮義「客觀而不內在」，朱熹的義理通於天道，「超越而不內在」。而王夫子更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朱熹正是行申韓法家之政： 「君子所甚懼者， 以申韓之 酷 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 而 不得矣。」 [④] 「自宋以來，為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為言也。……宋 之 儒者……非申韓孰與任此。」 [⑤] 後條雖然沒有直接點朱熹之名，然而其列舉的則為朱熹之行。朱熹的思想學說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傳承「內聖外王」、「陽儒陰法」的傑出典範。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朱熹對法家之學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朱熹對法家之學的批判主要圍繞二個方面：一是申韓淺陋，只見刑名。 「 葢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 ， 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⑥]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 [⑦] 。 在朱熹看來 申韓之學治道的途徑過於簡單化， 只見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 有必要強化，因此也可見申韓之學的危害遠遠小於楊墨之害、佛老之害，更有可取之處；二是 冷冰不恤，慘核少恩。「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 [ ⑧ ] ；「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 ⑨ ]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眀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於道徳之意，東坡言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 ⑩ ] 。在這點上只是承續了司馬遷《史記》之說而已，並沒有超過前人。
二 朱熹理學法律思想融合法家之學
綜朱子之思想，其思想淵源中有眾多源頭活水，在他的理學核心中不僅是吸取了儒家聖賢的思想精華，而且也是折衷融合了其它諸思想學說，其中就折衷融合法家之學。然而大多學者往往只是注意到了朱熹納取儒釋道的思想，而對於朱熹吸收法家之說避而不談，不敢正視朱熹及其它理學家所具有了「陽儒陰法」的理學本性。 何勤華 先生在《法家法治理論評析》一文中概括了法家實現法治的方法和途徑，也就是法律應當「布之於眾」、實施刑無等級、重刑、「壹法」「一尊」 [11] 。在全面梳理朱熹的思想過程中，我們就看到 朱熹理學法律思想融合了法家之學
1、 「以嚴為本，以寬濟之」， 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 法價值觀念
法家的法價值觀可以說就是極端法治主義，力求以刑去刑。為了使法律有效地實施 ,法家提倡「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被稱為「尊道之君子」的理學大師朱熹，在南宋社會現實面前，卻顯得十分推揚法治， 從實質上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觀念的合理性，他說：「法家者流，往往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眾，雖仁之，適以害之。」 [12]
朱熹認為「為政以寬為本」，「以愛人為本」是聖人立法本意，但若在執法中「以寬為本」，「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13] 為了加強統治，朱熹提出了「以嚴為本，以寬濟之」的司法原則 ， 猛本寬濟，甚至極力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恢復宮 非刂 、 之刑，符合「先王之意」，適應「當世之宜」，對「強暴臟瞞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 非刂 、 之辟當之，雖殘其支體，而實全軀命，以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14] 甚至上章勸皇帝要「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在這一點上朱熹與其它理學家有較大的差異。他認為法律可以使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為惡，而輕刑「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眾，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15] 。
2、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融合了法家刑無等級
韓非從「公道」出發 ,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法律原則。他認為,國家官吏的根本任務就是「公道」地執行法律,不分貴賤等級,對任何人都平等對待。他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16] 而朱熹也倡導「公天下」，認為法是「天下之法」,不是皇帝「一人之法。」皇帝既為天下人立法,也應與天下人同守法。「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17] 「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國家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遺其子孫之計，但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 [18]
朱熹把法看成為「公天下持平之器」 ,是「立公棄私」的「天下之法」,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一方面要求統治階級內部成員必須守法，倡導「以法制民」,官吏秉公守法,不循私情; 「勿奪農時」；另一方面要求與規范普通民眾絕對服從法律,不得稍有違犯。做到「上下相安,各守其分」。「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之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為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為一人而私之。」 [19] 朱熹在法律意義上的「公」就是實行「刑無等級」、「法不阿貴」的原則,取消在法律適用中非「分」的特權。「公」的衡量標准就是義理，「循理而公天下」。 朱熹亦提出：「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 [20] 法律是截然不可犯的。 此外朱熹對於贖刑的不平等性的批評也反映了 朱熹的法律公平論，已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影子。
3、 「以法曉諭」， 融合了法家 「布之於眾」思想
荀子主張制定和公布成法，他認為成文法的公布可以 使「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禁之不可以為安也，……皆知夫為奸則雖隱竄逃亡，由不足以免也」，同時成文法的公布可以做到 「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 [21]
朱熹治道思想與荀子極為相似，對待法律上朱熹態度是明確的，就是要「以法曉諭、遍示鄉村」，他曾講述他「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所以在其任上所頒諭榜甚多，他又將「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仿《周禮》讀法，遍示鄉村裡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 認為 「立個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 [22] 同時 朱熹提出由「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 [23] 朱熹希望朝廷召集儒臣「博採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 [24]
4、「一理」與「政必出於一」替代法家 「 壹 法、一尊」 之學
法家強調,要厲行法治,必須統一立法權,統一法律的內容, ,並保持法的穩定性,即所謂「壹法」、「一尊」。而 朱熹則強調天下萬物一統於理，認為「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其理，而物物各位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25] 朱熹以理為法，明確指出「法者 ,天下之理」「法字、禮字,實理字」，承續了法家的「一法」。同時朱熹作為君主專制正統思想的集大成者，無疑肯定三綱五常所確定的規范，極力維護君權，要求天下治權一統於以皇權為代表的朝廷政治統治結構，以為「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26] ，只要「天下之政必出於一」，就能達到「體統正朝廷尊，而無多門之弊」目標。 [27] 他 強調 君「以制命為職」、「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但是並非說天下之事 都由 君主一人獨裁，作為君主是不能獨任其責， 在立法時，君主「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孰職，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 [28] 提倡君臣各盡其職。
朱熹主張保持法律的穩定性、統一性，不能輕易地改變原有立法。指出「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 [29] 他堅持三綱五常原則「橫古至今不可易」、「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思想。同時朱熹並不保守，提倡的經世隨時因事制宜的思想。他認為「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 「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 [30] 因而朱熹提出對於不適時宜的祖宗之法就應當「變而通之」， 「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對於舊法只能是「興其滯補其弊」， 小變其法，舊法與現實並「無大利害」就「不必議更張」，應當「謹守常法」 [31] 。
朱熹融合法家之學還有很多方面，我們只是從「辟以止辟」 、「壹法一尊」等法家四個核心內容進行對比，不難看出朱熹對法家思想的承續，從這些方面似乎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法家人物形象，對於法家思想的批判遠遠不及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然而我們不能將其等同於法家，更應當認識到朱熹的集大成。
朱子之學對法家之學不遺餘力地批判，又融合法家之學，其實這正是他思想發展的高明之處，正如錢穆在《朱子學提綱》中所說朱子之學 有個非常獨特的內涵就是「只見其因襲，不見其創造」，這是朱熹思想形成與傳播過程中極具高明的地方。 錢穆 先生認為 朱子之學 「一一分別而觀，若其言必有本，並無創見立說之處。朱子乃渾化其一己思想於從來之大傳統中，使人不見其痕跡。換辭言之，朱子乃自從來大傳統中醞釀發展思想，而亦不自知其為創見與自立說。」 [32] 這使人們能夠所看到的是陽儒的一面。
三、朱熹理學對法家之學折衷與改造
朱熹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之精神，綜合了孔孟荀及張程等思想學說積極成果，創新而為，自成新體系。正是朱熹理學對包括法家之學等思想學說的折衷與改造後，可以極大滿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康熙皇帝認為朱子之學「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誠之要，微而律數之精意。顯而道統之源流，以至君德聖學，政教綱紀，靡不大小皆該，而表裡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准繩也。」 [33] 而且朱子之學「體道親切，說理詳明，闡發聖賢之精微，可施諸政事，驗諸日用，實裨益於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書，駕乎諸家之上。」 [34] 。 而那些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辭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於王道之純」 [35] 。朱熹對法家思想等的綜合與改造而形成的義理法律思想更加有補治道。
1、朱熹理學科學理性有補治道
朱熹理學的科學理性首先得益於朱熹吸取、發揮、折衷了聖賢思想合體精華，其思想廣大精微，百納江溪，猶如薛瑄在論述《四書集注》時，說朱熹「萃眾賢之言，……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賢之殆無余蘊。」 [36] 朱熹作為學問淵博大家，在學術上涉獵范圍極廣，上至無極太極之廣大，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對自然科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通過將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與理學思想貫通在一起，推動了理學思想的發展。朱熹豐富的科學知識，使其思想體系中不能不加進一些唯物客觀的因素，包含著科學思辨理性的意義。
《大學》最終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它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 ,有利於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是朱熹首先發現了《大學》這一政治功用,並對《大學》推崇備至。朱熹所倡導的「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根本」 [37] 思想旨在 強化 君主專制，同時朱熹政治上又主張採取「正君心」限制君權，反對君主絕對專制集權，對官吏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與限制，有利於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與封建法律的立法目的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合理願望與要求，具有初步批判封建特權和專制的積極作用，反映了其政治理性主義思想。從限制 和規范 君主行為角度講 ,理學法律文化優於法家法律文化。
2、 與時俱進創新有補治道
道德放在政治最重要的地位。這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傳統， 朱熹堅持認為道德教育是教化最重要的內容， 朱熹提出「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朱熹認為教化作用是高於刑罰的，通過教化可以實現「去其氣質之偏，物慾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 [38]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 [39] 。因而朱熹尤其注重社會教化與調解，並以此消除積怨，減少訴訟， 朱熹的法律思想 克服了法家膚淺單一的刑法治道途徑。康熙將朱子「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 ,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的德教思想發揚實施，突出教化，在對待德教與刑罰問題上完全依從朱子之義，指出： 「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務末。」 [40]
朱熹不僅深刻理會孔孟之言，而且有所發揮，將仁禮學說發展為理學。朱熹吸收孔孟之精華，納入其天理思想體系當中。朱熹認為「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41] 朱熹的理也與孔孟仁禮一樣具有道德原則的規范要求，是人們有目的行為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准則。朱熹的思想強調隨時順理。這種治道首先是以順理為核心內容的，法律的損益創新必須把握著天理維持的中心內核。對於如三綱五常等理的中心內容是不得隨意損益其詞的。「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個三綱五常而已。」就如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 [42] 對其它法律制度，更是應酌今。
法家認為法律起源於人的相爭相奪 ,為了定分止爭,強者才立禁製法, 物質節制說。朱熹的法律起源論是有別於它，客觀地應當說朱熹法律起源說是集大成性的理論框架，把天道說、人性論及物質節制說融為一體後更加廣大發揚。以聖人繼天立極解說天與人的溝通，承繼了先儒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的天人合一。這把哲理化的理論與社會現實生活加以對接，努力說明天之所以天、人之所以為人者，及法律與社會群體、社會文化的相互聯系，以造就法律起源的神秘嚴肅性與社會普遍性的統一。朱熹的與時俱進創新是多方面的，更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
3、經世致用社會性有補治道
朱熹法律思想屬於義理法律思想，最為直觀地體現在他所倡導的訴訟必須首先論證其尊卑長幼之分、然後再判斷其曲直的訴訟思想，以是否違反了三綱五常義理為准則，較前人更為直截了當地指出「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凡以訴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然後聽其曲直之辭。」 [43] 訴訟要確定原被告「分」的訴權地位，視義理而為權為八議。朱熹對「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與「八議」的肯定，看似與 刑無等級相矛盾，然而法家思想與其它思想一樣也是倡導封建等級、尊卑上下的，朱熹對此有所認識的。 朱熹指出「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 [44] 朱熹的義理法律觀是把義理、三綱五常確定為最根本的原則，使之逐漸成為日常事物行動准則，在法律角度上體現了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具有強制性的基本特徵。以三綱五常為內容的義理所具有的絕對性、不可侵犯性和訴訟上決獄作用的思想性，為以後封建階級統治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這也使朱熹的義理法律思想更具有現實性意義，擺脫了法家思想中那種冷冰少恩的機械性，使法、理、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易於上上下下的實施與接受。
朱熹注重社會基層法律的運用，具有治道的針對性與實用性。他努力實踐著從小學、家禮開始直至社會各方面的著述立說與立法，而且朱熹在談論治道時就提出「立個簡易之法」，「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45] ，倡導簡易、世俗、致用的思想。朱熹的《家禮》是對古制的大膽革新，顯示出「從俗、從眾、變通」的精神，所定禮儀與古之禮比較語言簡潔、簡約，禮儀安排實用，便於操作易行；而且因情循俗，使之適應不通等級身份的人，為社會民眾實際實施留下了較大的餘地朱熹以義理惟核心的思想體系對於宋以後基層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宋明之際，從官府到民間，尊從朱熹家禮。顯然，理學家新的思想體系較之於法家更具有經世致用社會性而有補治道。
結 語
朱熹以天理為出發點，發展了儒法釋道諸家的德禮政刑觀，強化了德禮政刑的政治地位與法律適用，確立了「平天下」的法律價值觀，在統治中推行著一整套的「陽儒陰法」措施，促成了理學的法典化。在實際的法律運用中，將人治與法治相結合，正君心，嚴吏治，舉賢才，公平慎刑，肯定了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與私人土地佔有制相結合的模式，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維護與鞏固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正統思想，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及其政治式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正因為如此，朱熹的思想成為影響與統治中國社會近八百年的宏大的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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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什麼人可以改法律

法律不是可以隨便改的，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最高立法權，同樣也是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可以修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