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歷史

㈠ 古代東西方法治文明有哪些不同，有什麼影響

一、東西方法制來源上的不同

（1）古代東方的法制來源：

先說古代的東方法制，古代中國法制歷史發展悠久，中國古代法制系統化理論化發展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之前中國其實就已經有了法制，但那時的法制還不夠直接。

比如說周朝建立初期周公制禮作樂，不僅維護了統治秩序而且還鞏固了等級秩序，把各等級的人們禁錮在本等級內部，不能做出僭越之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禮樂制度維護了統治者的利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一定意義上講這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法制。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瓦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動盪不安，這一時期，私有制經濟得到很快發展。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士階層的崛起，教育的下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百家爭鳴的出現，儒、墨、名、法、道、縱橫、陰陽、雜、農再加上小說家，這就是後人稱道的“九教十流”。

今天的世界倡導依法治國，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高於法律，法律在一個國家中居於最高的地位，這都是東西方法治共同影響的結果。依法治國對於推動社會的發展以及歷史的進步都有著絕對性的重大意義。

今天，人們的思想開放，不再像古代一樣，被所謂的皇權至上以及君主權力所約束，人們已經懂得了法律的重要性，這是歷史的進步，現在如果還有人妄想凌駕於法律之上，絕對會被發展中的歷史潮流所摒棄。

㈡ 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特點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法律淵源流長，獨具特色，在唐代時還形成了特有的中華法系。中國的法律文化跨出國界，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的眾多國家。許多國家，比如日本、越南等等，都受中華法系的影響頗遠。
歐美的法律文化最早產生於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法律之中，古羅馬法律體現著當時歐洲立法的最高水平，《十二銅表法》更是影響深遠。羅馬還產生了大量的法學專家，這些法學專家的著作後來經羅馬帝國皇帝的批准而具有了法律效力。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9世紀開始，歐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時期。直到13世紀，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人們又開始關注起來了羅馬法，史稱羅馬法復興。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歐美社會出現了兩大法系，一大法系是法典法系，又稱為羅馬法系、大陸法系，主要以法國、德國為主，分為法國支系和德國支系；另一大法系是以英國和美國為主，稱為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國家裡，法院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而奉行大陸法系的國家裡，其法典的最早淵源都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法律。
由於中國文化的起源遠早於歐洲,在中國率先進入文明社會時,其主要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這種生產工具的性能要低於鐵器,從而導致了生產效率的相對落後和生產力的相對不發達,於是在由原始氏族向階級社會過渡完成以後,中國社會依然保留了氏族公社時期的某些痕跡,比如說,家庭制度和宗法制度.可以說,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宗族家長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結構.
而西方國家在形成文明社會時,鐵器技術早已由東方傳入了西方,於是西方國家在一開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其主要的生產工具就是鐵器了,由於鐵器的相對先進性,使得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迅速瓦解,形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家庭成為了社會的細胞,成為了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同時,鐵器技術導致的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使得社會分化出商業,並逐漸形成了發達的商業經濟.這與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的現象有很大的區別.
經濟基礎上的差異,必然要通過上層建築體現出來.而法律是上層建築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由於宗族家長制的原因,中國的法律重視整體利益,重視家族利益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國家利益,重視刑法而輕視民商事法律,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法律是融合了倫理在裡面,所謂"以禮入法,禮法合一"。在周朝時,周公旦編寫了《周禮》,當時周禮既是一部指導社會成員行為的道德規范,也是一部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規范。
春秋戰國時期,禮法制度受到了破壞,法家的地位上升,以商鞅\申不害等一批人為代表的法家人士被統治階級所重用。法家思想也成為了秦代的主流思想,秦律深深地體現了這種法家思想,如實行嚴刑峻法,"什伍連坐"等等.
秦朝的迅速滅亡,讓漢朝的統治者從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中反思.他們發現,秦律中有很多規定並不適合中國社會的實情,比如說"二男必須分戶"的規定,其目的是強行推行小家庭制,但卻與中國現實的家族宗法的現狀相矛盾。於是漢朝廢除了秦律中的很多規定,開始了我國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得法律開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來制定,體現著越來越強的儒法合一的趨勢.
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道德對法律的影響一直非常深,宗法制度對法律的影響一直非常深.所以西方某些學者稱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倫理法"。
由於宗法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國古代社會更講究家族利益,以及由家族利益延伸而出的國家利益,所以個人利益相對不受重視,法律重視義務而輕視權利,即所謂的"義務重心".
而再看西方的法律,由於西方國家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確立了相對發達的商業經濟,同時還確立了現代家庭制的雛形,沒有宗族家長制,故西方法律在古羅馬時期就體現了權利與義務並重的特點,以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特點。羅馬法共分十三編,其中大部分篇幅是調整民事關系的,包括親屬編,債權編,家長制編,等等.這與中國古代的法典"重刑輕民"體現出鮮明的對比。同時,在古羅馬時期,就確立了彈劾制的訴訟模式,首次對程序法作出了規定.歐洲近代的法律,特別是法典法系的國家,受羅馬法的影響頗深,也繼承了羅馬法的一些特點.
最後要說的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其實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價值觀上的差異.所以我們在移植外國的法律加強我們自己的法制建設的時候,一定要重視這種差異,一定要注意所移植的法律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否在中國行得通,是否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我們只能借鑒當代法制先進國家的立法經驗,而絕不能照搬照抄他們的法律制度。

㈢ 西方法治文明特徵是什麼

西方法律文明特徵是：資本主義性質民主法治，三權分立與制衡，人權自版由，法律面前權人人平等，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有權就有制約等憲政綱領下的法律體系。以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為原則的民商法體系，無法律規定不為罪，法不溯及既往，罪罰相應等為原則的刑罰體系，錯綜復雜的經濟法和行政法體系。較豐富的社會保障法體系，和需要完善的資源與環保法體系。另外從整體上分兩大法系，即大陸成文法系和英美不成文（習慣）法系。其正由個人意志自治向社會公益徘徊發展中。

㈣ 法治起源於西方的哪個國家

法治起源於西方的古希臘。
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其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便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㈤ 西方法制史脈絡

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羅馬法 英美法系
教會法 →
日耳曼法） 大陸法系

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 →明清→清末民國→現代
西夏遼金元

㈥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發展脈絡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其實沒那麼簡單，它是自古希臘以來深深植根於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在希臘神話中，以宙斯為代表的新神推翻舊神，使整個神界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正義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義之神，法律之神，他負責使自然界和社會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違抗，但他並不總是直接干預人世的事務，而是賜給人類以法律，讓他們自治。許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義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們的權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時代，智者學派開始用社會契約（約定說）來解釋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礎。如普羅塔哥拉的那個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類彼此危害而滅亡，派赫美斯把正義和尊敬帶到人間，後者問他怎麼分配，回答是「分給所有的人」，因為如果只有少數人分享這種道德，那麼「城邦就會不能存在了」（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頁。）。因此論及木工技術之類的事只能請專家，論及政治德行，則應讓每個人發表意見。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說得更明確：「法律的創造者乃是大多數的弱者，他們制定法律、安排獎懲，都是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頁。）。蘇格拉底雖然反對智者，認為公正在於明智，但他也承認，有了明智，人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權利）而制定法律這點上，他與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認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標准即法律的依據，法律由此而成為了一門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則進一步把這種科學上升為一種哲學（法哲學），它並不實用，但卻在他的人性論中有其嚴格的邏輯根據。他是按照人心的結構、而不是按照統治者的需要來制定社會秩序的：人心有知識、意志、慾望三種能力，社會也就必須有哲學王、武士和勞動者三個等級，只有哲學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會，正如人心也必須由理性來統治一樣。亞里士多德則從現實出發，開始把法制、政治當作一種技藝，但也不是中國式的統治術（法、術、勢等等），而是一門盡量保障大多數人幸福的藝術，是立足於對人民各階級的分析（平民、貴族、中等階級）來確定最好的法律體制。在這里，統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為公民謀幸福的手段。
中世紀的基督教源於希伯來人的宗教，但在猶太聖經《舊約》中，就已經體現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約論」了。所謂「約」就是人與上帝訂約，上帝約許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條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當然，希臘人的契約只是人與人立約，但是異化形式則恰好與猶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產生出《新約》，因為耶穌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這樣，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於外在的恐懼，而是出於內心的希望（獲救），是一種基於自由意志的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論多麼專制和無法無天，或是力圖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統治工具，卻始終無法在精神上獨占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得不屈從於教會的無形勢力的緣故。這種情況養成了西方人歷來認為法大於權、法大於人的觀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創始人格老秀斯從《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恆不變的一切人的自然權利，連神也不能改變它。它包括：1)財產權；2)履行契約的義務；3)個人運用自己權利的自由。（註：參見章海山：《西方倫理思想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頁。）他對國家的定義是：「國家乃是一群自由人為著享受公共的權益而結合的完善團體」（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586頁。）。霍布斯和洛克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發展了這一理論，前者認為「享受公共權益」意味著最大地避免禍害，因而人民應當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一個唯一的專制君主；後者則認為公共權益就是大多數人的幸福，因而主張君主立憲。兩者的立足點都是人性論，但前者認為人性本惡，後者認為人性本善。孟德斯鳩接受了洛克的觀點，認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中並不是攻擊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們最初並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維護自己的自由。為此他通過對歷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權制衡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惡：人們只要有機會和可能，就會傾向於濫用權力，侵害他人自由，導致腐敗。盧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歷史上的國家法律由契約產生，但一旦產生總是凌駕於人民之上，異化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須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不同，盧梭所找到的結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權利轉讓給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某個或某些人；由於這種轉讓的條件是人人一樣的，所以每個人並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任何別人，而是從別人那裡獲得了同樣多的權利，因此在訂約後他所服從的還是自己。盧梭由此認為，唯有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頁。）（這種思想後來被康德歸結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爾則表述為「犯罪受罰是犯人的權利」的辯證結構）。他強調人民主權和「公意」，認為立法權不能轉讓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權都只是「公僕」和受託者，隨時可以通過公民投票而撤換；如果當權者破壞契約，人民有權起義。

㈦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7)西方法治歷史擴展閱讀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㈧ 什麼是西方法治傳統 詳細點 麻煩咯~~

西方法治，無論是理念還是制度，都源於人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認知和關懷。古典的法治理念和學說脫胎於希臘時期人文思想的襁褓。而近代法治的生成又得力於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張揚。人文精神的理性追求奠定了近代法治主義的思想基礎；人文精神對人的深切關懷喚起了人們的法律信仰；人文精神內在的自由平等精神鎖定了西方法治的價值取向。
如果說，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與探索[1]，那麼，法治就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命運的思考、關注和把握過程中的產物。綜觀近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確立了法律至上，並以法制約政黨、政府權力而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法治傳統，就不難發現，這一傳統的形成與西方古代社會以人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藝復興以來所確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為內容的人文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這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正如馬克斯·韋伯為我們揭示的那樣，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後都存在某種決定該項事業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2]。西方法治傳統背後深藏著決定其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就是西方社會的人文精神。
一
西方文明，無論是精神還是制度，都是伴隨著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逐步向前演進，也正是在人的價值的發現過程中形成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法治。而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蓄積和演進過程中，法治吸取著人文精神豐富的「養料」，從觀念萌生發展到制度的確立，都一直在人文精神的哺育中成長。從這一意義上講，西方社會是在「人的發現」時候塑造了它的人文精神，同時又是在「人的發現」過程中「孵化」出了自己的法治。
從歷史淵源上講，西方人文精神在古希臘就已經孕育而成。英國當代著名學者阿倫·布洛克曾說：「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3](P.14)早在公元前5世紀，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古希臘智者學派，開始改變自然哲學家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觀性和「神」的本性，而將人的活動和創造性，人的認識和活動的社會意義、性質置於視野之外的研究方向，從對自然和「神」的研究轉向對人和社會的研究。在研究中，普羅泰戈拉認為隨著社會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生產與科技的發展，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人本身的力量。由此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的命題，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4](P.138)這一命題，把人從自然界、動物界分離出來，把人看作萬物的核心和衡量萬物的標准，無疑是對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升。正是在這一人文思想的指導下，普羅泰戈拉反對政治、法律上的「自然論」，而堅持「約定論」。（註：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多數智者，在政治法律問題上持「約定論」的觀點，反對「自然論」。所謂「自然論」就是認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是從自然而來的，有其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合理的，並且永恆不變；所謂的「約定論」就是認為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為的，是人們彼此約定的，並沒有什麼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可以改變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貴族制。）「普羅泰戈拉主張，在政治方面，所謂正義與非正義，榮譽和可恥，事實上是法律使然的。是各個城邦自己這樣看的」。「凡一國視為公平正義者，只要信以為然，那就是公平正義的。」[5](P.434)他認為，政體、法律和道德都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神意的產物，而是人為約定的。因此，它們的約束力只是相對的，只有當它們對社會和約定它們的人有好處的時候，它們才能存在，才是良好的；當它們對人沒有好處和用處的時候應該予以廢棄。所以，絕對不變的政體、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只能說，在某種情況下，一種政體、法律和道德是好是壞，或者是適宜還是不適宜。因而公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意志來廢除傳統的法律、道德，制定合乎自己利益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說，法律、道德的存廢都應當以「人」為其衡量「尺度」。從人的需要出發，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智者們提出了法律正義和平等的要求。他們認為，法律必須是大家同意的，是正義的准則和善惡的標准。他們還以人性相同為依據擴展了平等外延，把平等推及到所有人，將平等理解為所有人在教育、財產、種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現實政治和法律界限，認為平等也應當包括主人與奴隸之間的平等。這在身份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古希臘時代，是罕見的，它與以人為尺度衡量政治法律良莠的觀念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
蘇格拉底深受智者學派人文思想的影響，注重社會和人生的探索。「蘇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別尊敬，正如西塞羅所說，是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地上。人文主義者不斷反復要求的就是，哲學要成為人生的學校，致力於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3](P.14)他認為哲學應該以人的自身問題的探討為使命。「至於他自己，則總是討論人的問題，研究什麼是虔敬，什麼是不虔敬；什麼是美，什麼是丑；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義；什麼是謹慎；什麼是魯莽；什麼是通用性，什麼是怯弱；……對這類問題有知識的人是有價值的，善良的，而對此一無所知的人則可以恰當地被稱做奴隸。」[6](P.200-201)由於他經歷了雅典民主制的輝煌時期，又目睹了其衰敗景象。特別是晚年目睹了雅典三十僭主執政期間實行的暴虐統治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使雅典陷入政治、法治和道德的危機，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雅典政治、法律和道德衰落的根源和解決辦法，而把它們歸結為人本身，即人的精神或靈魂（理智）喪失和道德淪喪。他認為人們丟失了正義和美德，必然引起國家和社會的墮落。於是，他告誡人們應當關心自己的靈魂，因為只有靈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個把自己的靈魂或理智看成至高無上的人，自然就明白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並且可以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進而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據此，他提出了「美德就是知識」的著名論斷，他說：「知識即德性，無知即罪惡。」[7](P.54)最高的知識就是對「善」這個永恆的、普遍的、絕對不變的概念的認識。蘇格拉底從這一倫理觀出發，認為一個人沒有知識，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也就不能為善；而一個人有了知識，就決不會為惡。善出於知，惡則出於無知。他雖然一再強調美德就是關於善的知識，但他並沒有直接回答「善」的概念。有時他認為善就是對人有用的、有益的，諸如健康、有力、有財富、地位、榮譽等，以及還包括有節制、正義、能力、敏銳、豪爽等所謂「靈魂的善」。但這些行為有時是有益的，有時也有害，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在於他們是由智慧的靈魂還是由愚蠢的靈魂來指導。所以，善源於智慧，美德也就是智慧[4](P.163-166)。這樣，他又回到了「美德即知識」這一命題。
正是在這一道德觀念的基礎上，蘇格拉底指出正義是法律的一種美德。雖然他並不主張建立正義的法律統治，而主張賢人即哲學王的統治，但他卻把正義看成治國的准繩和法律的靈魂。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相同，蘇格拉底確信「一種美德必然總是有益於它的佔有者」[9](P.98)，正義的法律必須合乎人們的利益，能夠促成人們美好而公正的生活。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不同的是，一方面，蘇格拉底對法律是否正義的判斷不是經驗或感覺，而是知識或理智，從而創立了理性的法律觀。就此，美國學者特倫斯·歐文指出：「普羅泰戈拉的因襲論觀點將道德與正義當作慣例的事情來對待，這種觀點也使得它們免於受到理性的批判。與此相反，蘇格拉底認為，事實上，我們在判斷一個規范或慣例是否公正時應用了某種進一步的標准，而這種標准使得慣例性規范可以接受理性的批判。」[8](P.94-95)蘇格拉底的理性法律觀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法律學說的基礎，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蘇格拉底還把遵從和恪守法律的尊嚴看成人的美德。他不僅把這種美德藏於心中，而且身體力行而成為雅典公民守法的典範。面對不公的而合法的死刑判決，他不願在朋友的幫助下逃離雅典而苟活，而寧願服從法律而死。因為他相信「正義有時傷害他的佔有者」，「自我利益與義務之間會發生沖突」，而正義的義務需要人們恪守「與他人達成協議，尊重他們的權利，並考慮到他們的利益」[9](P.98)。他認為自己遵守雅典的法律，是「他和國家之間神聖的契約，這是他不能違背的」[9](P.417)。在他看來，法律具有獨立的權威性，不論它的內容是否合乎正義，也不論違反法律而受到的判決是否有效，人們試圖規避這種權威，就是違反與國家的協議，是不道德的行為，而服從這種權威則是人具有美德的表現。
當然，蘇格拉底的嚴格守法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設作為前提，那就是法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是對社會有利的。不能因為法律所規定的個人利益和義務不夠公平，就以此認為法律違反公平。為了實現這一假設，蘇格拉底強調制定法律的人必須由大多數公民授予權力，這樣，制定法律的人所做出的決定就會近似於大多數人的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應當接受這樣一個推理：凡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對一切人都具有約束力。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蘇格拉底捍衛法律尊嚴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的思想和示範，促進了西方尚法精神的形成，也正是這樣的精神積淀和普及，支撐著西方的法治大廈。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希臘哲學的主流已經由自然哲學轉變為人的哲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學說，就是這一轉變的產物。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人即是它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最終歸屬。以人的利益和幸福為最終目的，柏拉圖先後提出兩種治國方略即賢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圖根據人的德性，提出哲學家治國的方略。這種方略的思想淵源是他老師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思想。他認為人的靈魂由理性、意志、情慾三個部分組成，與此相應就派生出三個階層的人，即統治者、軍人和人民。而三個階層的人身上又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節制。智慧是治國的才能，是統治者必備的品質。如果治國者是有智慧的，整個國家便會有智慧，如果治國者無智慧，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愚昧；勇敢是軍人必備的品質，是國家安全的保證；節制是農民和工匠的品質，它是控制自己慾望，用高尚的品質抑制低劣品質。統治者是最高的、決定性的等級，他們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學家才能擔當。他說：「研究政治藝術的事情天然屬於愛智者的哲學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種政體中有一種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來統治，也不管臣民是否願意，只要它的統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學知識，那就是十分正確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顯然，柏拉圖把法律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因為他理想中的統治者——哲學傢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實的知識，又具有杜絕偏私和拒絕腐蝕的品性，與智慧相比，法律顯得蹩腳。因此，在柏拉圖看來，讓哲學家的智慧受制於死板和教條的法律，就等於使真實的知識服從於大家的「意見」，使人類的智慧屈從於習慣和偏見。而法律不是為智者創設的，而是針對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設立，哲學家沒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學家的統治就是知識或智慧的統治，是理想的治國方式。
晚年的柏拉圖，由於用他的哲學家治國的方略勸說敘拉古國王的失敗，再加上兩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慘境遇，由此對自己設計的哲學家治國方略發生了懷疑，促使他產生法律治國的念頭。他在此時的一封書信中說：「不要讓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從人類的主子（雖然這樣的服從是我的學說），而要服從法律。服從對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對他們本身、對他們子孫後代統統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圖不僅主張恢復法律頭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構想一個「第二等好的理想國」，即法治國家的藍圖。他開始走出「理念」的圈子，關注希臘政治的現實。認為在哲學家那樣智慧的國王不能出現的時代，法律是上帝籍以傳達其命令的聲音，任何城邦都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不應受某一統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團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絕對權力存在，無論是對權力者還是權力的服從者都只能帶來禍患。同時，他不再依據人的德性，而是從人性出發，認為沒有法律，人類就和「野蠻的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法律應當凌駕國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應當遵從法律。他強調，「在一切科學中，最能使人完善並且使他們感興趣的就是法律科學。」[13](P.151)而統治者和公民服從法律的國家，必將得到神的拯救和賜福。由此可見，柏拉圖以人為邏輯起點，首先提出人治，但是為了人的現實利益，他最終接受了法治。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了柏拉圖的法治學說。在維護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圖更為堅定。不過，與柏拉圖相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也是建立在對人的認知和關懷上。他認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這是人的本性。於是斷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動物。」[14](P.7)人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呢？他說關鍵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個人行為合乎德性，就在於他的意志和情慾等非理性主義行為能否服從理性。只有當意志和情慾服從理性的律令時，其所作所為才是有德性的行為。然而，與柏拉圖對人的認知不同，亞里士多德並不相信哲學家那樣的人成為統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慾所動，所以法律對他們沒有意義。他說：「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14](P.9)他認為統治者和常人一樣，也有意志和情慾。所以他指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用感情治事的統治者優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14](P.169)在他看來，法治的優越性在於：法律是多數人制定的，體現了多數人的智慧。一般說來，多數人的智慧要高於少數人或一個人，而且多數人還不易腐敗。加之法律是不帶情感因素、合乎正義的「中道權衡」，它能夠杜絕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慾。因此，他認為，「誰都承認法律是優良的統治者」，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為人性中有惡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張。但他沒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據人的利益需求，對法律的統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認為法律應該體現民主，特別是立法應當反映多數人的願望。他告誡「立法家和政治家應該認明民主主義的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義的，哪些卻恰好足以破壞一個平民政體」[14](P.274)又如，他認為法律的使命不在於對自由的奴役，而在於對自由的保護。他說：「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14](276)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思想，直接成為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者關於民主基礎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淵源，以及建立法律統治的正當理由。
以上敘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僅成長於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處處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從此意義上講，人文精神構成了西方法治理論的精神底蘊。
二
西方真正的「人的發現」是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它的標志是與「神為中心」相抗衡的人文主義的形成。因此可以說，西方的人文精神完善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也正是人文主義的產生和張揚，為近代法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
人文主義作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集中表現，在與「神性主義」的抗爭中，奪回了人的尊嚴。在人與上帝、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中，人文主義高揚人的價值和現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西方在17、18世紀爆發了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現代民主為追求目標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只是人文主義傳統的某一階段，而這一傳統本身卻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對這個世界的發現。」[3](P.270)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以及後來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思潮，與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現代民主精神在本質上的同一性；它們的同一性正好說明了它們的先後承續關系，表明了人文精神在西方不同時期的表現。也正是在這一場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中，人文精神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精神喚起了人們對法治的追求，並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應有之義。那麼，西方人文精神為近代法治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精神資源呢？
（一）人文精神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礎
理性主義對西方法治主義的影響最為深遠，不僅表現在理性是西方法治的固有內涵，而且還表現在理性追求是西方法治始終如一的關懷。然而，支持法治形成的理性精神卻不是偶然自生的，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長期積淀中派生的精神分支，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孕育而成的理性精神催生著西方法治主義的誕生。
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是曲折的，這就註定了西方法治主義形成的曲折性。早在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理性傳統在中世紀很快就被神性所取代。因而在古希臘開始萌芽的西方法治理念在中世紀也遇到了挫折。後來以理性為基礎的法治主義是在戰勝了以神性為基礎的神治主義之後確立的。眾所周知，中世紀是一個非理性的時代，以神性取代人性的神治主義籠罩著歐洲大陸，神是世界的主宰，人是沒有任何獨立性的軀殼。就其現實的人的生活而言，人的自由幾乎被完全剝奪，封建等級制度與基督教神學的相互結合，使人的獨立、尊嚴及自由遭受了普遍的壓抑與否定；就其思想方面來看，它屬於最沉悶、最缺乏生氣的時期。在神性壟斷的西方，只能導致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泛濫的局面。這種背景下，要形成與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相對抗的法治主義就必須從根救起，那就是恢復和重建人類理性。於是以反對神性、呼喚人類理性為宗旨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揭開了人類解放運動的序幕。人文主義者用「人道」來反對「神道」，提倡「個性解放」、「個人幸福」，反對封建束縛與宗教的禁慾主義；肯定「人的尊嚴」、「人的偉大」，肯定人的智慧、知識和力量，肯定個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並為人類謀取福利等等。這一時期人文主義張揚人性，反對神性，為理性主義在西方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18世紀西方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啟蒙運動。這是繼「文藝復興」以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次運動中豐富的人文精神為後來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法治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運動中，啟蒙思想家高舉「理性」的旗幟，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務的惟一裁判者。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些權威是什麼。宗教、自然觀、社會形式、國家制度等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他們認為，專制制度和宗教窒息了人們的理性，致使人們長期處於愚昧和苦難之中；如今他們恢復了理性的權威，發現了「永恆的正義」。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國」，重新構建人類秩序。於其將這場人類的啟蒙運動定性為人類思想的解放，還不如說是人類理性的解放。它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理性主義的確立。正如英國著名學者布洛克所言：「啟蒙運動的了不起的發現，是把批判理性應用於權威、傳統和習俗時的有效性，不管這權威、傳統、習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還是社會習慣方面的。提出問題，要求進行試驗，不接受過去一貫所作所為或所說所想的東西，已經成為十分普遍的方法論」[3](P.84-86)。這個「方法論」不是別的，就是理性主義。
在理性的昭示下，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受到人們的青睞。古典自然法學派高擎理性大旗，宣稱：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為了證明這種理性的存在並進行現實表述，他們虛構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自然法的存在。認為自然法就是正當理性規則，它指示任何與我們理性和社會性相一致的行為就是道義上公正的行為。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內在特質和終極目標，而且「自然法的基本原則是屬於公理性的，就象幾何學的定理一樣」[15](P.12)，這個恆定的「基本原則」就是突出人的價值和尊重人的基本人格。因而自然法必須是體現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良法」。在啟蒙運動中崛起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經歷了理性主義的熏陶之後，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典自然法思想，並以此形成了一套理性主義的法的觀念、價值、原則和制度。他們正是在這些觀念和原則的基礎之上創立了各種法治模式。
（二）人文精神促成了對法律的信賴
對法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傳統和內容。西方法治大廈的構造，如果其外在要素是一系列法治的原則和制度本身的話，那麼其內在要素必定是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沒有人們對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則和制度都將無法支撐法治大廈。然而，對法的信仰並不是人的一種先天存在，它的後天形成也不具有自發性這一特徵，而必須經歷對法治的認知——信賴——篤信的心理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催化和支撐作用。
西方人並非天生就親近法律，對法律充滿著堅定的信念。事實上，他們對法的信仰的形成，在一定程度是以西方人文精神為其內在動因。更確切地說，人文精神的大力張揚鞏固和促進了人們法律信仰的形成。
首先，以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立起了人們對法的信賴。眾所周知，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性論，它首先強調的是「人」和「人性」。人性可以分為人的自然屬性和人的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文主義者首先強調人的自然屬性。認為宗教的統治使自然的人性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中世紀的宗教思想認為，是神創造了人，人因為犯了「原罪」，所以降到世上。人只有信仰宗教，服從上帝才能解除罪惡，重升天堂。人文主義者與此相反，認為人是自由的，人可以達到一切他所想達到的目的，因此，人是偉大的，人是有他自己的尊嚴的。建立在人本和人道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法治，就是以實現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為目標，這在客觀上增強了人們對法的信任和依賴。人們能在法的實現中，找回了自己的尊嚴，體現了自身價值。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信仰和依賴它。
其次，人文精神對理性的崇尚也有助「法律至上」這一理念的形成。在西方，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現在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生成。我們知道，信仰作為人的一種絕對精神，處於人類意識的核心層，它的形成往往不是簡單和直接的，必須憑借或依賴多種因素的輔助。再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法在早期並非作為一種信念存在於人們意識之中，而僅僅是作為一般心理或觀念而存在。因為當初法作為人類的必要「工具」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並非充分表現其「善」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種強權，表現為野蠻和專橫，充滿著恐懼和罪惡，因而人們對它的信仰依據並不充分。在西方，人們對法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也不是從對法的直接認識形成的，它主要源於兩個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是源於宗教信仰的支持，二是人文理性的支持。眾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大背景，致使中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基督教的氣息。在法律文化里，基督教的「氣息」雖然在法律制度里被逐步清除，但在民眾的意識中卻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識不但不與法律意識形成對抗，相反卻形成有力的支持，特別是諸如「法即神意」的觀念，在客觀上有利人們在心靈深處樹立起法律的崇高形象，形成對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理念的支持。在人們對上帝存在普遍信仰的日子裡，人們之所以能夠尊重法律，與其說是畏懼懲罰，倒不如說是相信這些法律所包含的普遍准則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法律規定權利和義務不是人定的，而是天賦的、不證自明的。據此，伯爾曼斷言：西方法律至上的理念來自於超現實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幫助[16]。昂格爾也認為，法治秩序產生的一個條件就是「存在一種廣泛流傳的信念，在不那麼嚴格的意義上，可稱其為自然法觀念」，而自然法觀念首先來自於羅馬法學家在人性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萬民法和商品交換的支持，「對自然法觀念的另一支持來自超驗性的宗教。」[17](P.68-69)因為在西方人的眼裡，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間的惟一真神，至高無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萬物的創造者。它既是世界萬物運動變化的支配者，是生命的給予者，人類苦難的拯救者；又是善惡行為的裁判者和人類最高的立法者。雖然世俗的法律由國王制訂，但是國王沒有自主性，他只是上帝的使者，根據上帝的意圖制訂世俗的法律，他自己也應受到法律的約束。阿奎那認為，「就法律的支配能力來說，一個君主的自願服從法律，是與規定相符合的。」「按照上帝的判斷，一個君主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導力量的約束，應當自願地、毫不勉強地滿足法律的要求。」[18](P.122-123)因而在人們的理念中，上帝是神聖的，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權力的權威，因此作為上帝意志表現的法律無疑也具有神聖性和至高無上性。人們基於對上帝的崇拜而產生信仰，而一切法律都是源於上帝的旨意，那麼信仰法律也就構成信仰上帝的一部分。事實上，在中世紀，法律與宗教混同，法律從屬宗教，法律的社會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體現，但法律在人們心靈中的尊嚴和權威並未受到宗教的沖擊而消失。相反人們在對上帝的普遍信仰中，獲得了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
雖然，中世紀法律至上理念的形成對後來法治主義的誕生有積極的影響。但是法治主義與神治主義的根本對立，就意味著法治主義

㈨ 西方法制的發展歷史具體的

我覺得最根本的是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這個觀念的產生和發展，到最後深入人心。所有的法律的制定都是要保護最多數人的權利，生存權、財產權、人生安全權、尊嚴權等等。保證社會的公平，促使社會平穩向前發展。

㈩ 法治的起源

法治作為一種法律學說、法律理論和法律實踐，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而逐漸形成的，它來自於世界上各民族，特別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過程中權利與權力的廣泛的持久的張力，來自特定的法律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頻繁的積極的互助共生。

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