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取代人治確定文獻

① 從專制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下列歷史文獻中，

答案明顯是來C：首先，題自目中有個關鍵詞為了鞏固 「資產階級統治」 而頒發，資產階級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產物，是屬於近現代的； 由此可排除《漢莫拉比法典》（此法典是為維護不平等的社會等級制度和奴隸主貴族的利益，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倫社會的情況）； 《土地法令》是1917年11月7日俄國彼得格勒發生武裝起義，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後召開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規定立即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實行國家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給勞動農民耕種，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法令；因而選項B和D都不符合，排除； 《權利法案》是1689年英國議會頒布的，為鞏固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聯合專政、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憲法性文件； 《法典》是拿破崙為了將自己的統治原則法律化，於1804年3月21日法典正式公布實行的，法典明確肯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度；故選項C符合。

② 在確定近代社會具體法律規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文獻是

5．（2009年四川文綜）「法治」取代「人治」是近代社會區別於古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在確定近代社會具體法律規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是
A．《人權宣言》的發表 B．《社會契約論》的出版
C．《拿破崙法典》的頒布 D《論法的精神》的出版
答案：C

③ 求一篇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文

所謂法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
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法制變成法治，就要以人們的
權利平等、權力制衡、司法、立法和執法相互獨立作為前提。不
然法治就難以產生社會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賴於法律制度與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與優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們的道德水準。不管多麼完
善的法律制度與法治，對野獸是沒有效果的，除非將其殺死。道
德水準極低的人們，其行為，其性質接近野獸，其法治成本其高
無比。 找出人治與法治最佳比重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
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道德制度變為德治，必須以
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壞除了依賴於人們的道德水準外，主要要看國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準。只有賢德完善的人作國君，才有上樑正而下樑不歪的效
果。社會秩序才會產生。若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道德水準極低，
形同野獸，弱肉強食，其人治成本就會極高，其人治也就無效。 一個沒有賢君的國家，人治是無效的；一個沒有清楚界定權
利的國家，法治是無效的。人治與法治各有優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個國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無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無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適用范圍。 有兩個關鍵因素能用來決定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資
於教育與宣傳，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從而減少法治，減少投入
國家機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國家機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減少投入教育與宣傳、投入提高人們道德水準的成本。 在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投資於改善道德水準和投資於加
強國家機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達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會秩序水平所耗費的投資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資額達到最佳
的社會秩序水平。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們的道德水準在家庭內部最高，在企業內部次之，
在人們與家庭，與企業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觀組織中會比在宏觀組織中有效。法治則在宏觀組中更能節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組合是以法治為主人治為輔治國、治理宏觀
組織秩序；以人治和德治為主以法治為輔治家、治理微觀組織如
公司企業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達最佳治理效果 一個國家是否治理得當，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適當根據國情、
人民的道德水準去構建人治與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適應范圍。在
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最佳的人治與法治結構使得在所定目標
社會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從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與人治並無好壞之分，好壞只在於他的比重結構和適用范圍如
何。 政治的本質就是發現人治與法治的最佳結構，用最低的成本
達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錯誤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錯誤的。以人性的不純，單一的法治和單一人人治都是浪費
性的。

④ 西方近代史上首次表明法治取代人治,民主取代封建專職的法律文獻是

英國的權力法案

⑤ 人類歷史上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根本原因及其趨勢

1、人民的希望公平，同時由於生產力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力量壯大，其力量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更加公平的法制代替人治是歷史的趨勢。

⑥ 法治與人治的討論集中在什麼時期

熱心網友
從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我黨自建國以來，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吸取了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從建國初的人治，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從「法制國家"到"法治國家"，其中一字之差，產生了質的飛躍，它包含著新的、更高層次的理論內涵和重大的實踐意義，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認識上的統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總之，在中國用法治置換法制，其意義就在於與人治的徹底決裂，法制將真正成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導法治，反對人治，為解決以下兩個始終困擾著中國政治體制和民主法制建設的根本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一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國家和社會的治亂興衰主要寄託在一兩個領導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忽視甚至無視法治的意義；二是權大於法，辦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

⑦ 標志著人類社會由人治走向法治的法律文獻是什麼

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