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著作讀書筆記

1. 法學專業怎麼寫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怎麼寫呢？寫讀書筆記通常會是學生最為頭疼的作業。下面就說一下寫讀書筆記的方法：
讀書筆記一般分為摘錄、提綱、批註、心得幾種，格式及寫法並不艱深，心得筆記中的讀後感有點麻煩，但只要懂得論點、論據和論證這三要素的關系，就會輕松拿下，因為讀後感不過就是一種議論文而矣。我覺得以失敗告終，是因為你學而不用。很多應用文種只有在將來的工作實踐中才能具體應用，而讀書筆記屬日用文類，應即學即用。 你猜：一定要說到頭懸梁錐刺骨和螢囊映雪了吧？再不就要說書山有路學海無涯的話？總不至於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吧？你很聰明，並且對書敬畏而疏遠。電視、卡通書和流行歌已經瓜分了你的心田，可我還想為書開墾出一畝三分地兒。
讀書筆記，是指人們在閱讀書籍或文章時，遇到值得記錄的東西和自己的心得、體會，隨時隨地把它寫下來的一種文體。古人有條著名的讀書治學經驗，叫做讀書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這「手到」就是讀書筆記。讀完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後，應根據不同情況，寫好讀書筆記。常用的形式有：

1、摘要式讀書筆記

摘要式讀書筆記，是在讀書時把與自己學習、工作、研究的問題有關的語句、段落等按原文准確無誤地抄錄下來。摘錄原文後要註明出處，包括題目、作者、出版單位、出版日期，頁碼等，便於引用和核實。摘錄要有選擇，以是否有用作為摘錄的標准。摘錄式筆記可分為：

（1）索引讀書筆記

索引讀書筆記是只記錄文章的題目、出處的筆記。如書刊篇目名、編著者、出版年月日、藏書處。如果是書，要記冊、章、節，如果是期刊，要記期號，報紙要記年月日和版面，以備日後查找方便。例如：庄照：《也談為誰立傳》，《光明日報·〈史學〉》

（2）抄錄原文讀書筆記

抄錄原文讀書筆記就是照抄書刊文獻中與自己學習、研究有關的精彩語句、段落等作為日後應用的原始材料。摘抄原文要寫上分類題目，在引文後面註明出處。

2、評注式讀書筆記

評注式讀書筆記不單是摘錄，而且要把自己對讀物內容的主要觀點、材料的看法寫出來，其中自然也包括表達出筆記作者的感情。評注式筆記有時對摘錄的要點做概括的說明。評注式筆記有下列幾種：

（1）書頭批註

書頭批註，是一種最簡易的讀書筆記作法。就是在讀書的時候，把書中重要的地方和自己體會最深的地方，用筆在字句旁邊的空白處打上個符號，或者在空白處加批註，或者是折頁、夾紙條作記號等等。這種筆記方法不但對書中的內容可以加深理解，也為日後查找提供了方便。

（2）提綱

提綱是用綱要的形式把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論點、論據提綱摯領地敘述出來。提綱可按原文的章節、段落層次，把主要的內容扼要地寫出來。提綱讀書筆記可以採用原文的語句和自己的語言相結合的方式來寫。

（3）提要

提要和提綱不同。提綱是逐段寫出來的要點，提要是綜合全文寫出要點。提要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語言扼要地寫出讀物的內容。提要除客觀敘述讀物內容外，帶有一些評述的性質。

另一種提要，是對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的內容梗概作簡要的說明。

（4）評注讀書筆記

評注讀書筆記，是讀完讀物後對它的得失加以評論，或對疑難之點加以注釋，這樣的讀書筆記叫作評注筆記。例如魯迅讀《蕙櫋雜志》中的一段：清嚴無照《蕙櫋雜志》：西湖有嚴嵩和鄂王《滿江紅》詞石刻，甚宏壯。詞即慷慨，書亦瘦勁可觀，末題華蓋大學士。後人磨去姓名，改題夏言。雖屬可筆，然亦足以懲奸矣。

案：嚴嵩篇和岳飛詞，有如是作為，後人留詞改名，有如是自欺，嚴先生以為可筆而又許其懲奸，有如是兩可。寥寥六十字，寫盡三態。（魯迅《集外集拾遺·書苑折枝（二）》）

（5）補充原文讀書筆記
補充原文的讀書筆記，是在讀完原書或文章之後，感到有不滿足的地方進行補充。需要注意的是補充原文不是隨意地加以補充，而是要圍繞中心思想加以引申或發揮。

3、心得式讀書筆記

心得式讀書筆記，是在讀書之後寫出自己的認識、感想、體會和得到的啟發與收獲的一種筆記。它有如下幾種：

（1）札記

札記也叫札記，是讀書時把摘記的要點和心得結合起來寫成的。這種札記的形式是靈活多樣的。可長可短。

（2）心得

心得筆記也叫讀後感。讀書後把自己的體會、感想、收獲寫出來。這些讀書筆記，可以寫讀書時的心得體會，也可以寫對原文的某些論點的發揮或提出批評、商榷的意見。寫這種筆記，一般是以自己的語言為主，也可適當地引用原文。

（3）綜合讀書筆記

綜合讀書筆記是讀了幾本或幾篇論述同一問題的書文後，抓住中心評論它們的觀點、見解，提出自己看法的筆記。

上述三種類型的讀書筆記，不論採用哪一種類型，目是都是為學習、工作、科學研究和寫作服務。作筆記時開始可採用摘要式，以後讀書多了，有了比較，產生了看法，就可以寫譯注式，至於心得式是更進一步了，它是屬於科學研究的范疇。

歸納小結：

作讀書筆記不僅能提高閱讀書、文的效率，而且能提高科學研究和寫作能力。通過學習和實踐使學生充分認識到圖書館的作用，不但學到了知識，鍛煉了能力，更激發了學生的探索欲。

2. 有關法律的名著有哪些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蘇力。蘇力的著作，往往從身邊日常慣見的「俗話、俗語或俗事」出發，分析出令人驚嘆的學術意義來。本書亦是如此，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些觀點、看法或認為想當然的東西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盡管有時候我們不一定同意蘇力的觀點，但是他對問題的態度、對觀點的論證過程、特別是他獨特的敘述方式，足以讓我們在閱讀的同時感覺到知識的愉悅。

拓展資料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大致分成三編。第一編主要是關注一些社會和法律的熱點問題，諸如言論自由和隱私權、婚姻法修改、刑事訴訟法修改、送法下鄉、科技與法律以及司法審查和制度形成的問題。當然都只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試圖從一個角度切人進行學理的然而可能對社會實踐有影響的討論。第二編的文字是對於法學自身的反思。最後一編的五篇是讀書筆記和讀後感。

《論法的精神》全書共6卷31章，其中上冊是3卷19章，下冊是3卷12章。第1卷主要談法和法的精神的一般概念以及法律和政體性質與原則的關系。第2卷講的是法律和國家安全、法律和戰爭、憲法與政治自由、刑法和國家稅收與公民自由的關系問題；第3卷專論法律與氣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風俗和習慣的關系。第4卷談法律和貿易；第5卷談法律和宗教的關系，各種部門法的使用范圍等問題；第6卷主要追溯法國法律的起源和變革。

網路-論法的精神

網路-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3. 老師讓讀一本書關於法律的書，並寫讀後感，不少於1000字(越等就可以）

腦中的革命——《法律與革命》讀後感[「外國法制史」讀書報告選登（之六）]
時間:2006年11月29日 作者：葉昊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學生） 來源:學術批評網

哈羅德??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是一部當之無愧的巨著，不單是指其書本厚度而言，更是指其思想之深度與探究之廣度，實在是大大拓展了我們學習和研究西方法律傳統的視野。對於這樣的著作，我自知沒有能力進行評價。這里是對其書第一部「教皇革命與教會法」的讀後感。

一、無無源之水

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無因即無果，這是正理。但我們於學習時卻經常犯一步到位的錯誤，不考慮事物的原因就全盤接受一些概念。比如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封建」概念，稍微一動腦筋，誰都能明白「分封建制」是這個詞的內涵，而再稍微一思考，就懂得我們中華的歷史上自秦以降就再無大規模的封建制度。但出於教育的緣故，我們還是習慣於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明顯錯誤的觀念。在伯爾曼的書中，一切概念皆有其源頭，很難從邏輯的角度對他的立論產生質疑。這就是用「科學的方法」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作者從西方法律傳統的背景——民俗法開始，分別論述西方法律傳統的三個起源——教皇革命、大學和神學，繼而詳細介紹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教會法，再分析教會法律體系的結構要素，環環緊扣，結構緊湊，沒有任何地方給人以突兀的感覺。

「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一個人的思想、內心和靈魂，而人間法官只能知道外部表現出來的行為，『教會對隱秘的事物不予裁決』逐漸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即僅僅是犯罪准備（即使到了裝配犯罪工具的地步）尚不能受到懲罰……」 學習刑法時大家都明白犯罪預備不構成犯罪，且不進行懲罰。但到底為什麼呢？歸根結底到其神學的淵源，即便是無信仰的中國人，也能夠理解了。雖然這並非伯爾曼的發現，我卻用它來證明本書極強的緊湊感……即其中每一事件必有其原因，這實在需要進行耐心的考證和擁有嚴謹的態度。從以前的閱讀中，總是想當然地假定西方法律傳統乃是啟蒙運動時期，從諸位偉大的頭腦中自然躥出來的。而在讀本書中，時時汗顏，從前對中古時期的不屑和太過想當然的進行聯系，已經使自己的無知蔓延。不過幸好，及時讀了本書，避免了更加可怕的自大產生。

二、精神之法

法律並非一種單純的條文體系，或者什麼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它應該是活的，物質與精神所並存的系統。從教會法乃是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義其實比想像得深刻。在審判之時，為何要以賦予罪犯以特定的尊嚴和權利，而不是單純地法官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審判為原則？按理來說，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著給他尊嚴之類。從普遍的認識角度講，是說不出道理的。那麼，其來源還是神學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盡管犯罪與罪孽之間的聯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對於上帝的無限責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具有的罪的屬性卻起到了降低自以為是的義憤作為刑法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這個原則對於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淺顯，但由此又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不信教的人來說，這個原則的意義何在？西方法律的許多原則建立在神學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對於只把法律當作實現自己利益、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的國人來說，並不存在對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傳統，那麼如何從本民族的精神出發，尋找一條結合的道路，而不產生排斥，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問題。

三、偏見的惡性

偏見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其反映在學習上時，也是一個道理。對於中古時代和基督教會的偏見，使我們一直認為這些是那個時代落後的代表，並無不自豪地說著「西方不亮東方亮」，將野蠻、落後等詞語同歐洲中古時代相聯系。其實並非如此，尤其在讀過本書之後。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實並非只是對希臘羅馬文化復興後、擯棄中世紀糟粕而產生的。法律體系、學術方法、相互制約的權力（封建權和教權）、神學思想……那些後來成為啟蒙思潮精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東西，都可以從中世紀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礎。比如，以前對於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負面的評價，本書以非常大的熱情頌揚這次革命的意義，並將其與英國革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並稱為偉大的革命。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是，歷史可以用確定的規律予以描述，任何國家或者民族的歷史都脫不開這個規律。這自然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黑格爾假定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所主張的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歷史的真實生活中，誰也不『決定』誰；它們通常是並駕齊驅；當情況不是這樣時，便有時是這個有時是另一個成為決定的因素。」 並沒有誰說的規律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活動，那麼這就說明，歷史並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們的教學中目前還是堅持著這一套，至少是在大學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制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幾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徹，為何現今發達而開放之世，反倒後退了許多！

四、關於大學

有關大學的起源這一部分是寫的很有意思的。從波倫亞大學的出現和歷史來看，由學生掌控權力，到教授們力量漸漸增強，整個過程值得人玩味。就現在的國內大學來看，行政權竟然是首要的，而教師和學生無法與行政抗衡。按理來說，甚至從大學的歷史來看，都絕然應該是學生主導，或者教授控制學校的領導權力。因為學生是大學出現的原因，而教授是大學存在的基本。為何現在看到的皆是，學生維權無用，德高望重的教授終身住一小破樓房，這樣一些違背大學本意的現象。或許我們的大學確實不能算真正的大學吧。扯遠了。大學的研究為法律體系的產生提供了方法基礎，還有一大批人才，但並非唯一的淵源，這仍是與大學在當時的地位有關。

五、道德之底線

歐洲人對法律的依賴與信任，是與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法律體系的出現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的功勞，這也是本書第一部中一直討論的內容。出於上帝對他們精神領域的掌控，他們寧可相信法律——這樣一個諸多原則來自於神學的制度——能夠成為他們最終的救濟渠道。那麼這種信任，在東方是否存在呢？答案是不的。我們的法律並沒有這樣一個信仰基礎，而是直接建立在皇權之下，從而使國人對法律的敬畏源自對皇權的敬畏。那麼現在沒有了皇權，法律的權威性如何體現？無源之水終將乾涸，這是個實際問題。由於對「罪」的神學解讀，使西方人在做事時有一道德底線，即為死後考慮，為最後的審判考慮，這令其惡能得到限制。而我們的這種限制已經磨滅了。現在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無數「潛規則」正在日益浮上檯面，見得天日，再這般下去，以這些所謂「潛規則」代替了原有的道德規范，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六、其他

本書還有一個令我震撼的方面，是引用。引用之多、廣泛和豐富，實在令人咋舌。全書600多頁篇幅的正文，竟有150多頁的注釋。這與其他某些專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引用不但說明了作者的閱讀面之廣博，也說明了他極其認真的學術態度。有這許多的引用，在讀的同時一可令人大大放心創作部分的質量，二可方便讀者翻閱相關的資料，不至於以偏概全。這實在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

法律在書中革命，書在我腦中革命。單是本書的第一部，就在我腦中進行了一次革命。對從前各種知識的重新排列，偏見的解除，實在是令人暢快。作者嚴密的寫作結構和流暢的字詞句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來要看第二部了，相信這會是另一次革命。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 2006年11月29日 讀《法律教育讀本》有感

2.張老師經常用綜合實踐課，讓我們閱讀《法律教育讀本》，讓我受益匪淺，以前我經常聽人們說法律的事，可總是沒有一個大概的概念，上了這幾節課後，讓我懂得了法律的真正概念，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而不是虛無縹緲的。

這本書介紹了很多未成年少年的犯罪經歷，其中有許多原因，可能因為父母的教育錯誤；也可能因為父母沒時間去管孩子，造成了孩子長大後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覺得有可能父母沒起到很好的榜樣作用，但我們可以自覺，不一定要靠別人。

這本書十分有趣，用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來啟發我們，故事後面還有采訪犯罪少年的真實談話，還有相對的法律條文。

法律是真實的，它是對每個人都一樣的，這些犯罪少年大多自律能力十分低，在他們犯罪之前，他們都是祖國的花朵，都有可能成為祖國的棟梁，但他們沒有控制住自己……。

我們不能重倒他們的覆轍，要學會自覺，也要抽空適當的閱讀一些與法律有關的文章。我們一定要好好讀書，抗擊犯罪.

4. 求法學名著讀後感一篇

真誠的建議，還是自己寫吧，一方面增加修養，一方面提高寫作；如果實在不想自己寫，可以找代寫，似乎不便宜，所以綜合考慮，自己動手收獲是最大的，性價比是最高的

5. 有沒有有才人士可以提供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法學名著讀後感

你想多了 童鞋。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自己去讀吧

6. 關於法律名著的讀後感800字(法律方面)

讀完葉航老師的《效率與正義：一個經濟學和法學的對話》後,我認為這是一個充滿智慧的經濟學和法學的對話.不過由此引發了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

我們能不能把經濟體系分為「純市場經濟」和「純計劃經濟」這樣兩個極端情況來包含所有的經濟體系?其他的經濟體系只不過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的問題.當我們分析兩個極端情況時,可不可以這樣認為：「純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效率」第二；在「純計劃經濟」條件下,「效率」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公平」第二.請注意這里表達的觀點與傳統的觀點不同,這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
我國經濟體制目前總體上講還是處於計劃經濟范圍內.我們只要看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中的「發改委」對國民經濟「計劃發展」擁有絕對的權力就清楚了.只是目前我國正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經濟體制將一直處於「計劃」多於「市場」的體制下運行.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認為我國現在已經是市場經濟了.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形勢下,我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認識似乎出現了偏差.我們可以這樣來認識「純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戰爭時期的經濟」可以視為「絕對的計劃經濟」,在這個體制下,只有效率,沒有公平可言.戰爭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正義,而在經濟上打的就是高效率,而且不分政治體制,效率之高,超乎想像.
這實際上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需要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問題.如果我們希望效率高一點,那麼政策就偏向計劃就多一點.如果希望公平多一點,政策就就偏向市場多一點.目前我國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上是效率優先,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體系還是偏向計劃多一點.這是本文的一個基本判斷.與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地位的判斷結論基本一致.
縱觀我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國的經濟沒有出現市場經濟國家通常出現的周期性經濟衰退的情況,而是穩步向前發展.這恰恰說明,我國經濟「計劃」多於「市場」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事物的另一方面顯示,這又加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以及社會道德風氣下降.在依法治國的過程中,對經濟活動的立法,執法以及社會財富的分配等等問題,公平問題顯示出這是一個非常迫切而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又顯得非常矛盾.
一般來講,我們「順理成章」的接受「純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公平第二；在「純計劃經濟」條件下,公平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效率第二.經濟學講義常用「蛋糕故事」來解釋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行為.比如,我國經濟學傳統觀點認為,「純市場經濟」可能首先強調的是效率,要做大蛋糕；「純計劃經濟」可能首先強調的是公平,要分配好蛋糕.我原來也是這么認為和分析的,並且堅信不移,而且專家也是這么講的.可是看了葉航論述的觀點後認為（本文認為葉航是效率派的代表）,如果這樣分析問題,會由此帶來理論和實踐問題. 假如在「純市場經濟」條件下,當我們想要做大蛋糕時,做蛋糕所需的材料是市場各個交易方根據公平的原則提供的,請注意,此時蛋糕還未開始做!在所有參與做蛋糕的各方在做蛋糕前必須達成一個公平一致的契約後（誰出多少面,誰出多少奶油,誰出多少糖,誰出多少水,誰出多少資金等等）,才開始做蛋糕,這里涉及到的是公平問題.假如在「純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考慮的是如何分配蛋糕時,蛋糕已經做好了.那麼我們想問在蛋糕做好之前,做蛋糕消耗了多少資源,這些資源是如何「計劃」達到最優經濟配置的等等,這里涉及到的是效率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化程度越高,法制越嚴厲.在嚴刑峻法的環境下,必將首先體現公平,第二才是效率.在發達國家,有些法律的誕生,可能需要幾年或幾十年,而且執法嚴厲.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恰恰相反.我國越是邁向市場經濟,越將面臨更多的立法和執法問題.
總而言之,效率和公平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在不同的經濟體中,效率和公平總可以找到一個暫時的平衡點.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效率和公平的搏弈,這個平衡點也在不斷的變化.在一般人眼裡,維護公平的「法律」似乎可以不計成本,而為了實現「效率」似乎可以隨心所欲.
以上這些似乎是和目前的傳統思維發生沖突,而且很難理解.這里先提出問題,供大家思考.
問題的提出：
我們假設經濟體系可以分為「純市場經濟」和「純計劃經濟」這樣兩個極端情況來包含所有的經濟體系.當我們分析兩個極端情況時,可不可以這樣認為：「純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效率第二；在「純計劃經濟」條件下,效率被視為第一交易原則,公平第二.
討論：
從一個工程師的角度提出的問題：如果「純市場經濟」和「純計劃經濟」這兩個極端情況的假設模型成立,那麼在他們之間的中間點或者平衡點上必定存在一個市場和計劃各佔一半經濟體制.在這一平衡點上,該經濟體制中所期望的公平和效率將相等或同等重要.那麼從平衡點向市場靠近或向計劃靠近,將帶來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既優先公平還是優先效率的問題.本文認為離「純市場經濟」這極越近,「公平」的作用將越大,「效率」的作用將越小；離「純計劃經濟」這極越近,「效率」的作用越大,「公平」的作用越小.如果在計劃經濟中過分強調「公平」,可能會引發（經濟）混亂或衰退.而在市場經濟中過分強調效率,可能會引發（社會）「混亂」.

7. 關於刑法文章的讀書筆記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讀了張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場》一書。這本書於2002年月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1萬4千字。按照本書的內容提要的說法，本書旨在促進中國刑法學派之爭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規范為根據，以學派之爭為主線，對刑法學的重大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場：客觀主義、實質的解釋論、結果無價值論、客觀的未遂犯論、部分犯罪共同說、並合主義等。

在通讀全書之後，總的感覺是這本書是刑法學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論著作。它的主要特點在於比較全面的闡述了作者的基本觀點，並且從自己堅持的基本立場出發去解釋具體的法律條文，討論具體的疑難問題。在論證自身具體觀點的合理性時，非常注重前後立場的一致和自身理論體系的和諧，避免出現立場對立的具體結論。這在國內刑法學者中是不多見的。大多數學者在研習刑法的過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體觀點，在各方面的知識儲備達到一定程度時，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而這種體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顯得模糊而雜亂，甚至窮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統一的刑法立場。張明楷教授在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響比較深，注意總結自己的根本出發點，重視對刑法學領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的研究，思想相對成熟之後即表明自己的理論傾向性，因此在學術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論的歸宿，這在刑法學界是領風氣之先的。當然，是否需要明確的理論立場，在研究到什麼階段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國的刑法學界是否象德日那樣需要有對立的刑法學派，這些問題都尚無定論，還需要歷史的檢驗。

在讀過了張明楷教授的書之後，我對上述這些問題沒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結合幾年的學習經歷，隱約感到，一個刑法學者採取什麼樣的基本立場，是需要多年的積累和反復的思考的，在我國目前的研究現狀下，恐怕能總結出自己的基本立場的學者不會很多，應該是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論體系的少數資深學者。對一個剛剛入門的年輕學者來說，似乎不宜先入為主，給自己設定下主觀主義或者是客觀主義的框架，這樣可能會束縛手腳，反而不利於開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認同的基本立場。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學界的舊派與新派的比較和分析。同時，作者對中國刑法學界的理論研究特點作了必要的論述。作者認為，從總體上看，雖然我國刑法理論一直聲稱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在事實上卻與重視主觀內容與心態的主觀主義觀點沒有本質的區別。

本書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論當中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比較和分析。在權衡兩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時，作者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客觀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從我國新舊兩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變遷來看，舊刑法更多地體現了主觀主義的刑法理論，而新刑法則有意的向客觀主義傾斜。作者對新刑法向客觀主義傾斜的立法態度表示了贊賞，同時對傳統理論當中包含的比較濃重的主觀主義色彩，提出了學理上的批判。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論述如何解釋犯罪構成要件的問題。作者全面論述了形式的解釋論與實質的解釋論，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實質的解釋論的立場。在作者看來，實質的解釋論側重於犯罪的本質，有利於確定犯罪的合理范圍，這樣研究時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從作者前後的刑法立場來看，作者提倡實質的解釋論，這與作者認為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之間，顯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實質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書的第四部分，是關於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的比較和分析。因為作者堅持客觀主義的立場，認為法益侵害為犯罪的本質特徵，所以在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之間理所當然地會選擇結果無價值論。作者認為，提倡結果價值論，有利於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圍，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使得沒有發生實際危害結果的行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斷正當行為是否成立時，其客觀的危害結果是重要的判斷指標。在緊急避險當中，受到損害的法益和被避免發生損害的法益相同時，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樣的結果是法益並沒有受到損害，因此不能認為是犯罪。對於傳統理論當中一直主張按照犯罪未遂處理的對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認為，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些行為根本不可能造成實際的客觀危害結果，根本沒有任何法益受到損害，因此不能作為犯罪處理。

本書的第五部分，是客觀的未遂犯論與主觀的未遂犯論。作者認為，從實質上看，新刑法採取的是客觀的未遂犯論。作者在兩者之間傾向於客觀的未遂犯論，基於這一基本立場，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態的認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觀點。作者主張的既遂和未遂的認定標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觀行為，特別是實際的危害結果和危險性的要素，與帶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的傳統理論差別很大。

本書的第六部分，是關於共同犯罪的理論。作者論述了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表明了自己贊同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立場。作者認為，在數個行為人基於不同的犯意同時對某一法益實施侵害行為的情況下，不同的犯罪構成之間的重合部分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與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況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與實際實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本書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共犯從屬性與共犯**性。作者論述了共犯從屬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的含義，並且評價了中國刑法學界某些學者主張的共犯從屬性與**性兩重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作者認為，這些理論不符合刑法的從屬性理論和**性理論的基本含義，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論上堅持既非**性，也非從屬性，更非兩重性的立場。

本書的第八部分，是關於刑罰的基礎理論。作者論述了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以及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表明了自己傾向於並合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1997年通過的新刑法體現的正是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

讀完此書之後，我認為其中最值得贊賞的是作者論述基本理論問題時和諧統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體問題時表現出的大局觀。當然，這不是說有了統一的嚴密的基本立場作基礎，就足以保證具體結論的科學性。事實上，在作者為說明基本立場而列舉出的諸多具體問題的論述中，時常可以見到抽象理論指導下的簡單推理，這就直接影響了最終結論的科學性。這些現象主要出現在作者簡要論述的一些問題中，而對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態中的未遂犯等問題的論述還是相當細致的，經得起推敲。

從我自身的理**底和學術心得來看，對本書作一個整體性的評價是非常困難的。對於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各種刑法基本范疇，雖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還沒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頭腦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確信的所謂基本立場，在考慮具體問題時常常在兩級之間搖擺，以求實現某種體現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種理想狀態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實現？因此，就我自身的學力而言，只能對其中的某些問題作一番評論，這些問題主要是我自己平時也曾經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在作者論述的各個刑法基本范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極力推崇法益理念，將其作為犯罪的本質特徵，並且直接指導刑法解釋的推理過程，甚至在諸如工具不能犯的評價等問題上都堅決貫徹法益理念。對此，我是非常贊同的。我在以前的學習過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體）在刑法理論中的重要性的問題，深感理論界對客體，特別是個論中的具體犯罪的客體研究得很不夠，而且在研究構成要件諸問題時一般也很少考慮法益的意義。張明楷教授宣揚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值得提倡的。張教授在書中寫道：「由於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意味著發揮法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即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結論，必須使符合這種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確實侵犯了刑法規定該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從而使刑法規定該犯罪、設立該條文的目的得以實現。」（第128頁） 我覺得，在司法實務界和刑法理論界都存在著輕視法益的風氣。司法實務界輕視法益，其實無可厚非，畢竟實務中依據的是現有的規范，自由發揮的空間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過於抽象，理論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規定，所以難於取捨，只好敬而遠之。而刑法理論界應當承擔起這個任務，多從法益的角度考慮具體問題，似乎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例如訴訟欺詐問題，理論界討論的比較多，在研究究竟應當認定為何種犯罪時，似乎更多的是依據慣常的思維方式，先找出可能構成的犯罪，然後在分別分析是否符合其構成要件。這種思維方式在實務部門中是很有效的，有利於快速的解決具體的案件。

但是，在作純粹的超然於立法之外的學理研究時，不妨先從這種行為的本質特徵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會關系，然後對這些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作出權衡，根據重法益來確定犯罪的性質。經過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認為訴訟欺詐行為侵害了敗訴一方的財產所有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嚴重的法益侵害發生在訴訟過程中，行為人的虛構事實、編造偽證的行為直接侵害了司法機關的司法權威，應當屬於妨害司法罪的范疇。對民事訴訟中的誣告和偽證行為，也許現有的條文中沒有對應的規定，但這是立法完善的問題，不應成為否定其犯罪性質的依據。[1]當然，我作出這樣的論斷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恐怕經不起推敲。

當然，對張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應當作具體的分析和甄別，其中一些結論在我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論述緊急避險中的法益衡量問題時，張明揩教授認為：「當價值一百萬元的甲利益與價值一百萬元的乙利益發生沖突，保護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損害乙利益時，從整體上來考察，行為人所實施的避險行為對法益實際上沒有造成新的損害。即使行為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與民法上的責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責任。」我認為，這段論述從推理的過程到最終的結論，都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張教授倡導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應當是具體的，因為每一個具體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後，都有一個具體的承擔者，這是不能抵消的事實。提倡法益保護，其基本出發點正是充分保護社會個體的具體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對法益受侵害的情況作總體的評價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緊急避險中，最終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因同時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認為沒有法益受到侵害。因為作為無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護，侵犯其法益的行為均有可能構成犯罪。緊急避險最終不構成犯罪，並不是因為行為人沒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慮到行為人不具有嚴重的人身危險性，所以法外施恩，這是刑法對人性弱點的容忍。因此，犧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實質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時的行為是刑法難以容忍的，既然損害他人法益並不能在總量上減少損失，為什麼還要損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樣的損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並不充分，原則上還是應當作為犯罪處理的，只不過在處理時從輕發落。如果按照張教授的觀點處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權利時其不合理性則更為明顯。一個人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殺死另一個人，難道不是犯罪嗎？被害人的生命難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嗎？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有什麼權利將死亡的結果轉嫁於他人？如果此時行為人的殺人行為是緊急避險的話，被害人就無權對殺害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防衛了，保護自己生命的行為反而可能構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價值又從何體現呢？

在這本書中，讓我比較感興趣的理論問題是張明揩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論。這種理論以犯罪共同說為基礎，認為「二人以上雖然共同實施了不同的犯罪，但當這些不同的犯罪之間具有重合的性質時，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共犯」（第262頁）。這種學說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同時犯的刑事責任問題和共同犯罪中各個行為人最終罪名不一致時的刑事責任問題。我從總體上對部分的犯罪共同說持否定態度，下面分別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說主要應用於以下幾個方面：

1、數人同時實施類似犯罪行為的情形。「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加害於丙時，只在故意傷害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由於甲具有殺人的故意與行為，對甲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第262頁）這種行為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同時犯。按照傳統理論，同時犯由於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別定罪量刑。事實上，行為人的行為對其他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實施是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的，數個行為之間的相互補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僅僅依照各自的行為分別定罪，似乎不能表明這種共同侵害的嚴重性，也不利於打擊實踐中的趁火打劫的現象。但是，我並不認可部分犯罪共同說。我認為，應當運用犯罪共同說對同時犯進行全新的審視。所謂的同時犯，可分為事先預謀的同時犯和臨時起意的同時犯。對於有預謀的同時犯，雖然數個行為人沒有就某種具體犯罪達成共同犯意，但是對對方的意圖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實施的另一種犯罪行為對其的幫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實施一罪的同時構成另一罪的幫助犯，除非數個犯罪行為之間不具有客觀上的關聯性，即數個行為之間沒有相互幫助的實際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說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構成要件的數個犯罪，肯定是具有這種關聯性的。此時行為人對幫助他人的結果所持的心態，應當是放任的。這樣，在每一個行為人身上存在著兩個犯罪，本罪的實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幫助犯（間接故意），成立想像競合。對於沒有預謀的同時犯，也可能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形成幫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幫助犯；或者是為了實施自己決意下的犯罪行為而放任幫助他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結果，此時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對片面幫助之罪的心理態度是間接故意。在最終的罪數形態上，有可能構成想像競合。

實際上幾種理論得出的結論是幾乎相同的，都是行為人實施的本罪是最終的定罪罪名。區別在於推理過程不同，罪數形態不同。當出現不同於典型的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時，差別就表現出來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別以殺人和傷害的故意打擊丙，甲朝丙的頭部重擊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擊，擊破股動脈，導致丙因失血過多而死。甲的行為實質上是殺人未遂，乙的行為實質上是故意傷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兩罪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為只導致了輕結果，輕行為卻導致了重結果。究竟在什麼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傷害（排除致死結果）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可是這個共同犯罪的罪名對甲和乙來說都不合適。我認為，還是認定為甲構成殺人未遂和故意傷害致死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乙構成故意傷害致死和殺人未遂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比較合適。

2、存在轉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約乙為自己的盜竊行為望風；乙同意，並按約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風；但甲在犯盜竊時，為窩藏贓物……而當場使用暴力，乙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採取部分犯罪共同說，那麼，甲與乙便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乙就必須追究盜竊罪的刑事責任，但由於甲的行為另成立搶劫罪，故對甲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劫罪。」（第269頁）對此結論，我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我認為，並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說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傳統的犯罪共同說也同樣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刑法第25條規定的共同犯罪不僅可以表現為最終的定罪罪名，同樣可以表現為犯罪過程中形成的階段性共同犯罪形態。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幫助行為和甲的實行行為成立盜竊罪的共同犯罪，無論從主觀方面的共同盜竊故意來看，還是從客觀方面的共同盜竊行為來看，都不存在任何問題。之所以最終沒有認定為同一罪名，是因為甲在構成了共同盜竊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使自己先前的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從發展過程來看，甲的入室盜竊行為與乙的室外望風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後實施的暴力行為屬於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行為，單獨對此承擔責任。只是一般情況下的實行過限導致行為人成立數罪，對因實行過限行為而轉化為重罪的則少有論述。而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盜竊罪與搶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實際上是把甲的先盜竊後轉化為搶劫的行為和乙為協助甲盜竊而望風的行為看成是兩個**的行為，否認客觀上曾經存在過的共同盜竊的事實，然後在抽象意義上比較兩個罪的構成要件，認為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進而認為兩者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是不符合案件發展過程的實際情況的。此外，判斷兩個罪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盜竊與搶劫僅僅是行為方式不同，不能簡單的得出盜竊加暴力等於搶劫這樣的結論。

3、教唆未遂的情況下。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與之有關之罪。「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規范意義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麼，教唆犯與被教唆犯便在兩罪性質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對教唆犯不能適用刑法第29條第2款；另一方面，對教唆犯應當適用刑法第29條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第283頁）作者認為，甲教唆乙盜竊，結果乙在盜竊過程中轉化為搶劫，則搶劫包含了盜竊，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甲認定為盜竊罪，乙認定為搶劫罪。我同意這樣的結論，但是認為依據傳統的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完全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理由與上述第2種情況相同。由於在乙的行為發展到盜竊階段時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內容得以實現，對此時的甲乙都可以認定為盜竊罪。因此盡管最終甲乙兩人被認定的罪名不同，仍然應當認為乙曾經實施過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對甲不能適用第29條第2款。

反過來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實際所犯之罪的話，如何處理呢？根據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在被包含的實際所犯之罪的范圍內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對實行犯以該罪論處，對教唆犯則認定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搶劫罪，而乙僅犯了盜竊罪，那麼，雖然也可以認定甲與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但由於應當認定甲的行為構成搶劫罪，而乙的行為並不包含搶劫，故對甲仍應適用第29條第2款。」（283頁注1） 我同樣同意這樣的結論，但不認可論證的依據。部分犯罪共同說所說的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構成共同犯罪沒有任何依據，已經完全脫離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礎。從主觀上看，雙方沒有就盜竊達成共同的犯意，客觀上，僅僅是乙實施了盜竊行為，甲對此毫不知情。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何來盜竊罪的共同犯罪？張明揩教授依據的僅僅是觀念上的各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共同犯罪的認定沒有任何的事實依據，而且會產生許多矛盾。既然認定甲和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對兩者都以盜竊罪論處，同時又因為甲教唆的是搶劫罪，所以對甲認定為搶劫罪。那麼甲身上的盜竊罪哪裡去了呢，為什麼僅以搶劫罪論處？在甲的身上只有一個搶劫教唆行為，根本不存在盜竊向搶劫轉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甲似乎應當構成搶劫與盜竊的想像競合，這樣的結論顯然更讓人難以接受。可見，部分犯罪共同說中所指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觀念上的，虛無飄渺，有時可以決定教唆者的具體罪名，有時又可以決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單獨的以教唆形式構成的此罪和以單獨實行行為構成的彼罪，對教唆犯應當適用第29條第2款。這也是該款規定的初衷，第1款規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而第2款規定的就是個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教唆人與被教唆人的行為沒有本質聯系，不具備構成共同犯罪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基礎，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為符合了該罪的修正構成而成立該罪，適用第29條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實際實施的犯罪定罪。

綜上所述，我認為，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對共同犯罪的認定過於理想化，只考慮不同犯罪之間構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忽視了犯罪行為實施的實際過程；二是認定構成要件之間的重合部分有時難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殺人未遂與故意傷害致死之間的重合部分，就很難取捨，此外，說搶劫包含盜竊還算差強人意，那麼盜竊與詐騙、敲詐勒索等侵犯財產罪之間，又是怎樣的包含關系呢？恐怕一時之間很說說清楚。

--------------------------------------------------------------------------------

[1] 從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來看，我也認為訴訟欺詐不能構成詐騙罪。在詐騙活動中，常見的是被害人與實際控制財物的人是同一的。當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認為，要成立詐騙罪，必須在財物的實際控制人和受騙人之間存在委託關系或者是類似的人身關系，使得他們形成利益集合體。也就是說，實際佔有人按照被騙人的指示交付財物，自身不承擔損失或者有權向被騙人索賠，或者與被害人共同承擔損失。訴訟欺詐則不具有這些特點，法院依據國家強制力從被害人手中取得財物，實際上就是受了行為人的欺騙憑借自己的公權力強行剝奪被害人的財產權。而法院並不實際佔有財物，與被害人之間沒有任何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和這種行為相類似的是，作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償還並不存在的欠款，並發出威脅，最後強行從丙處取走財產，這恐怕很難被認定為詐騙罪，因為受騙的甲和受損失的丙處於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間沒有任何的管理財產的委託關系，財物與其說是被騙走的，不如說是被受騙的人搶走的。

[2] 此時的停止形態，我認為應當是教唆之罪的預備形態，只有這樣才能在沒有該罪的實行行為的情況下，單獨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責任。從犯罪預備的構成要件來看，教唆他人就是尋找共同犯罪人的過程，是在為犯罪創造條件，理應認定為犯罪預備。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實際上也與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近似，只是略嚴，不能免除處罰，不妨將其視為刑法對以教唆形式實施的犯罪預備行為的從嚴處罰的特例。所以應當僅適用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不必再適用第22條第2款關於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

有問題可以繼續聯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