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書評
⑴ 國際上對中華法系研究的著作有哪些
《中華法系研究論集》中華法系研究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問題，也是一個難點問題。張晉藩先生作為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開拓者和代表人物，對中化法系的研究也頗為關注。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關於中華法系的論文起，迄今已經發表了十數篇相關的論文。對中華法系的起源、特點、新中華法系的復興等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盡而富有說服力的論述，形成了張先生自己的中華法系研究理路和體系。
⑵ 百年大變局」中世界與中國大勢是什麼
百年大變局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一批新興國家的實力大幅上升。2010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趨勢性變化愈發明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和機構，紛紛發布對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的預測，預測的時間節點通常選擇在2030與2050年。兩個時間節點的選取，主要是出於全球經濟排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考慮。一個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在2030年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印度則將在2050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印兩國的快速發展賦予了世界經濟中長期預測的指標性意義，同時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也將具有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潛力。
2020年1月21日至24日，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年會在瑞士達沃斯開幕，嘉賓們討論了如何應對貧富差距和政治極化造成的社會分裂等問題。
世界經濟版圖的改變
2030年，世界經濟版圖很可能因為中美兩國經濟權力的「交接」而發生改變。根據2019年世界銀行數據，美國和中國共擁有世界23.1%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GDP）合計佔全球40.2%，世行預測中美兩國將為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52.7%的力量。世行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力量的天平已經「緩緩地朝著正強勢崛起的中國經濟傾斜」。其實，多個國際組織已經指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雖然購買力平價指數的經濟學意義仍存在爭議，但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通過近20年來快速增長積累的「量變」動能，遲早要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產生「質變」效果。按照這一趨勢，到2030年，以市場匯率計算的中國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印度則會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屆時，世界前五大經濟體將依次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德國，新興經濟體中的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的經濟排名也將有所提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從而徹底扭轉「歐美+日本」這一傳統發達經濟體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局面。
到2050年，雖然部分國家面臨內外部因素制約，發展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但一個被普遍認可的趨勢是，世界經濟力量將會持續從傳統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從長期來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將會持續增加。普華永道根據其在2006年開發的長期全球經濟增長模型，預測到2050年中國、美國與印度會牢牢占據全球經濟三強的位置，並與其他國家拉開明顯差距。同時，印度尼西亞將會超越日本、德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屆時，全球最大11個經濟體中有六個是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俄羅斯）。該預測雖然在具體排名上與其他預測有所不同，但2050年中美印成為全球經濟三強的結論卻是共識。
⑶ 通過把握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深刻演變,談談大變局給中國和世界的機遇都有哪些
1、面對全球增長動能不足、經濟治理滯後、發展失衡等矛盾，中國以務實合作推動聯動發展，為世界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動力。
從亞歐大陸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帶一路」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6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
2、推動現行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積極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一再強調不會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讓國際秩序更全面、均衡地反映各國的利益。
面對國際社會遭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中國以天下為己任，提出破解「四大赤字」的「四大理念」：公正合理、互商互諒、同舟共濟、互利共贏。這是時代的呼喚、中國的擔當，更是世界的期待。
(3)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書評擴展閱讀：
大格局下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1、發展起來的中國深刻影響了世界。
由相對封閉到全方位開放，「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被公認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越走越寬廣的中國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2、中國致力於同世界各國合作共贏。
從新中國成立、實行改革開放到步入新時代，中國始終在宏闊的時空維度中思考民族復興和人類進步的深刻命題。
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時代之問，中國順應歷史潮流，肩負大國責任，堅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成為大變局中不變的穩定力量。
⑷ 大變局下的中國擔當廣受贊許，說的是什麼
大變局下中國擔當廣受贊許，這說明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我們的國家已經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變得更高，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如今，世界正在處於大變局中，既有挑戰，又有機遇，我們一定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大變局中，讓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強大。
這次會議也批判了一些國家的所作所為，例如美國的一些政客，詆毀其他國家的文明成果和在疫情期間做出的努力，破壞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我們面臨許多的挑戰，但是和平依舊是發展的主題，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是不可逆轉的，中國一直在堅持對外開放，合作共贏的策略，相信中國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⑸ 辯一辯,「百年大變局」中世界與中國大勢是什麼
下面我們請中國人民大學的楊院長從百年大變局的世界政治的角度為我們分享您的觀點。謝謝！
楊光斌：各位早上好！很榮幸參加這樣的活動。剛開完全國政協會，現在政協的讀書活動，每個委員會大概讀兩三本書，其中《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是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的閱讀書，另外一本是《時間簡史》，擬邀請張蘊嶺老師和我給他們做讀書分享。可見這本書的影響力。
我的題目是百年大變局中的世界政治。我想談一下全球化的浪潮與退潮。世界政治這個概念怎麼來理解？在科學技術發明到一定程度之前，「世界」是不存在的，都是各國、最多是地區，某種力量包括科技和資本把各個國家和地區聯系在一起，才有了世界，進而導致世界政治。我們一般理解的世界政治或者全球化的推動力首先是科學技術，其次是資本的力量。這兩股力量推動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向前，從大航海到蒸汽機的發明再到飛機和互聯網，把世界聯系在一起。
技術進步帶來資本的擴張，從歐洲到全世界，這些東西大家都明白。我想談什麼？當技術和資本成為全世界推動力的時候，世界上少數國家贏了，大多數國家輸了，他們為什麼贏他們為什麼輸？這個時候就出現了第三種力量，我稱之為政治思潮，這是理解全球化或者世界政治一個重要的研究單元或者變數。當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完成以後，大概到1875年在全球實現了資本主義化，那麼英國首先開始倡導「光榮帝國」，從此以後世界開始掀起了帝國主義熱，19世紀末20世紀初，殖民地爭奪導致的一戰，這就是非常典型的帝國主義政治思潮引起的。
關於帝國主義，現在國內談得比較少，但是事實上它一直是影響世界政治最大的一種變數。80年代以後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替代了帝國主義理論。我們研究世界政治或者西方思想史都知道，最開始很多學者和思想家都是鼓吹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他們那兒就是其他民族不行，其他民族應該被統治，典型的白人優越論。但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這樣的觀點讓位文化優越論。文化優越論是什麼？這就是鼓吹韋伯鼓吹的新教倫理的優越性，其他文化都是劣質的。我覺得很難理解的是，到現在我們還把這樣的書，就是文化優越論的當作經典必讀推薦給大學生，這可是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作品。這是第二波的帝國主義，第三波就是制度優越論，就是歷史終結了，全世界都是美式的道路，這是歷史的終點，大家都知道。
關於帝國主義政治思潮對於世界政治的影響，其結果是一戰、二戰。第二個就是全球化的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這個大家都知道，五六十年代，新興國家的解放，這是第二波。第三波就是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這伴隨資本自由的擴張，對全人類的影響非常大，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是意外的大贏家，因此在雙重力量的作用下，一個是資本自由的擴張，另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成為最大的贏家。
1840年的時候，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占工業生產總值的比重是5：5，但是1980年的時候，西方國家GDP的總量達到80%，而非西方，如此巨大規模的國家，他們只佔10%。但是到2010年的時候拐點出現了，非西方國家占工業GDP的比重從10%到40%，而這個趨勢還在繼續扭轉，有利於非西方國家，這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非西方國家。預計2050年非西方國家的工業GDP，佔全球的比重可能達到60%。
這個變化非常厲害，百年大變局在某種意義這是因為中國的變化而引起的，這次疫情加深了這種變局的出現。這是我們看到的在資本和政治思潮的雙重作用下，中國成為意外的贏家。但是這沖擊到什麼？我認為第一個帶來西方人的優越感，剛才講帝國主義中的文化優越感或者制度優越論，沖擊到這個東西。因為我們知道從一戰到二戰，西方歐洲內部打仗很多，當然那是白人的游戲。但是中國的出現，根本性改變了文明的結構，就是西方主導世界，從英國到美國霸權三百年的歷史，這是第一個挑戰所謂的文明沖突。第二就是政治制度，如果你成功了，盡管歷史終結論已經終結了，但是西方人骨子裡的優越論還是很強的，如果中國成功了，制度自信對他們來說真的沒有了。
第三個挑戰是什麼？地緣政治。第四是對國內政治發展的挑戰。西方人總是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因為中國發展太好引起的，某種意義這樣說也對，因為世界蛋糕就由幾個人來提供，過去是西方人提供，現在中國人提供，所以財富向中國跑，這是怎麼理解百年大變局，就是中國的崛起對大變局的影響。
很多人以為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思潮的意義來說，技術和資本的力量會繼續向前推動全球化，但是反全球化的力量，政治思潮有時候是作為推動力量，比如帝國主義還有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這是推動力量。但是政治思潮有時候是全球化的反動力量，西方國家在這次全球化浪潮中出現問題以後，出現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等。普世價值在全球化浪潮中失敗以後，隨之而來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認同政治，你是誰我是誰？世界政治變得部落化、碎片化，因此地區主義、民粹主義等等這一系列的概念都是認同政治的強化和表現。中國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非常大，美國的輿論動員能力很強大，無論是制度還是文化上，它的力量很強大。所以這次疫情一方面是加速了中國的崛起，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不確定性因素，對於未來到底什麼影響還是值得觀察的。
⑹ 大變局的書評
這將是歷史的一個注腳
這是一本梳理中國經濟的斷代史，也是一本寫給散戶們看的書。
《大變局》記錄了中國經濟2007年到2009年的巨變過程。很難說，這段時期的歷史能多大程度上折射出這個時代的變局，在拉長的歷史長河裡，這段時間發生的點滴只是泛起的一絲漣漪。不過，這兩年的時間里發生的事情有的確有著時代的烙印；股市從暴漲到暴跌，非理性的繁榮下，是誰在不負責任地鼓吹「黃金十年」，是誰在高唱凱歌大放厥詞：「站在上證指數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上看風景。」
事實上，多年後以後，當我們再回憶這兩年的時光時，我們依然不會忘記這兩年發生的事情：百年一遇的海嘯爆發了，美國華爾街成了貪婪的代名詞；《貨幣戰爭》火了，一個關於陰謀與陽謀的辯論燃燒著一個個民族主義者的熱情；而關於股市的各種集聚了萬千股民智慧的段子前所未有的刺激著股民無奈的娛樂神經。
作家和股評家乃至經濟學家，有同與不同的地方，但入世與出世永遠都是一個繞不開的結：股評家推薦的股票不要買，漲是漲了，那也是拉高出貨的形態，因為入世的股評家有著利益的牽扯，背後早已有迫切需要出逃的主力；經濟學家判斷的大勢要反著聽，當說黃金十年的時候，你要等著海嘯的來臨；當說哀鴻遍野的時候，你要積蓄著力量殺入，入世的中國經濟學家似乎來沒有完全的獨立；
本書作者彭超既是資深傳媒人、長期致力於中國宏觀經濟的觀察，同時，他也是一個資本市場的入世（入市）者，閱盡資本市場光怪陸離之事，看慣各路「牛鬼蛇神」。作者在感同深受資本市場暴漲暴跌方面最能契合萬千股民的心態，而傳媒人的身份又幫助他跳出散戶的局限和視野，把故事講得吸引人，講得能有所啟發。因此，所有股民應該好好看看這本書，在這里你可以找到當初的你：一樣的瘋狂，一樣的對未來充滿期待。
這是一本寫給非經濟專家看的書，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也有深刻的自省；這是一本有大局觀又有小細節的經濟隨筆，這里寫的每個故事都將成為歷史的注腳。
寫到最後，忽然想起了某人MSN簽名上的一句話：夢里走了許多路，醒來依然在床上。這一年來，我想大多數中國的股民都有這樣的體驗：在夢里或者無數次的夢回指數重回6124的高點，個股支支股價翻番；或者夢回自己帳戶盈虧的顏色由綠變紅。但是，這終究是夢，醒來了依然躺在床上，床還是睡覺的那張床，但指數盡管反彈，依然還是沒到半山腰。
未來在哪？我不知道！是謎局？那就只能靠大變局才能揭開謎底。
（蔣家華 中國證券報駐香港首席記者）
⑺ 身處大變局中的中國與世界,你作為當代大學生如何迎接挑戰,把握機遇
身處大變局中的中國與世界，當代大學生要迎接挑戰,把握機遇，應該：
1、當今世界政治處於多極化。我國要想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就要增長綜合國力，國家就要發展經濟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以國家要重視科技和人才。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需要要努力學習科技文化知識成功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才。
2、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經不可抵擋。中國要順應經濟全球化，就要努力發展經濟。作為當代大學生，就要努力學習科技文化知識成功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才，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外汲取精華，棄去糟粕。
(7)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書評擴展閱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至今的百餘年來，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同時，中國在國際關繫上主張「協和萬邦」，「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人為國際新秩序構建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⑻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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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
作者：季衛東
豆瓣評分：7.7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14
頁數：272
內容簡介：
《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內容簡介：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以漸進方式演變至今，我們突然發現已經身處「歷史三峽」之中水流更為湍急凶險之處。中國改革已經到達從量變到質變飛躍的臨界點，到了需要進行政治決斷的時刻了。《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是作者近年來發表在報章上的隨筆合集，匯聚了作者對「大變局下的中國以及中國法治何去何從」這一主題的系統思考：通過先法治、後民主的路徑，統籌兼顧、剛柔兼濟，以社會代價最小化的手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軟著陸，從而成功建構起中國民主法治的新秩序。
作者簡介：
季衛東，1957年出生於南昌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後留學日本，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6年任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中國法與政治。
⑽ 關於當前大變局下中國走向的真實面目
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的基石，是夫子的思想與言行，而記載夫子思想與言行的就是《論語》。很簡單，對儒家的任何品讀，都不如品讀《論語》的重要。要品讀《論語》，就必須首先要走進夫子的時代，否則就無法理解夫子的潦倒至極的命運，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夫子會在幾百年以後竟然一飛沖天的原因。我觀察無數人品讀夫子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找不到進入夫子思想大門的入口，而只在門外一邊想像著遙遠的夫子形象跳舞，一邊津津有味地咀嚼著幾千年來文人與統治階級留下的文獻。究其原因，根本者就在於從來就沒有人真正走進春秋末期的夫子時代，因此在不理解春秋時代的時代潮流，時代精神，更加不理解為什麼被捧為聖人的夫子如此潦倒沒落原因的背景下就一身投進夫子所預設的陷阱去了。因此，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人真正科學地品讀過夫子。
我沒有任何的不良意願去評價任何以前的、現在的、明天的國學專家。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而對於今天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來說，一種米又何止養百樣人？所以，我願意奉獻自己的精血，熬著歷史黑夜的星光，自己一個人走進二千多年前的時光之門，帶著三千年的視角，走到夫子身邊，與夫子不惜一辨，力圖在春秋末期的視野中，出現另外一顆星辰，一起去解讀夫子，解讀時代，解讀中華的命運。
先解決一個歷史謎題，這就是為什麼在世時的夫子潦而不倒？過世後的夫子突然在幾百年後死灰復燃，而且還登上聖人的位置，被人供奉？這裡面得益於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夫子的價值定位是建立在家仇國恨的基礎上的，而夫子的進取力、意志力又太強了、太堅韌了。作為生在魯國的他，得天獨厚地讀了那麼多的古書，而且又因為家門不幸，被人家欺負，因此，把書念得非常的滾瓜爛熟，非常專心致志又一心希望匡正周王室的樑柱子。這種強勁的進取力，再加上被人受辱而一定要出人頭地的意志力，使夫子越受到困難挫折，就越把一切受挫的原因都集中到周制不存、周禮不再的焦點上，於此，使一切向後看的負傾力也愈來愈執著，從而使極端的迂腐主義思想與極端的復古主義主張也愈來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展、鞏固，進而根深蒂固起來，以至到了魯哀公十一年，夫子六十八歲的時候，魯國季康子根據社會需要，欲行「田賦」，夫子堅守天不變，周制不變的極端復古主張，極力反對。
其次，夫子思想能夠復而用之、死灰復燃的原因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夫子對於仁、禮、忠、信、孝等倫理道德描述得實在是太完美，有如宗教終極理想對人的誘惑，因而使後來的讀書人一旦與夫子的著作沾上邊，就很容易受其對禮樂建築起來的世界所感染，從而失去對現實德實質性需求的知覺。二是夫子堅定不移地高舉統治階級的權益，把一切獻給上位者的紅心。歷史上，凡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喜歡儒家、推崇儒家思想的。"為人謀而不忠乎"，夫子將之列為每日"三省"的內容之一，足見其對"忠誠"的重視。當然，人生在世，忠信是不能少的，忠誠度、可靠度、歸依度都很重要。但是，忠誠的關鍵是忠誠的對象，即忠誠於專制集權的統治者，還是忠誠於人民群眾利益，忠誠於時代的要求，還是忠誠於上位者的要求等等。但是，夫子的選擇一如既往，就是周王室，為了周王室的復興，不惜在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時，來召夫子，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夫子還大言不慚地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一個小小的公山弗擾，如何復興東周？真實飢不擇食。但誰又能非議夫子一心為了周王室的苦心呢？哪一個獨裁、專制、集權的統治者不喜歡夫子呢？既可愚民，又可服民，真實夫子可用，一箭雙雕啊！
第三個原因，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今天，如果說夫子不好，容易惹人惱怒，往往群而功之，而絕大部分人是不敢頂著大風前行的。對於今天來說，夫子的思想畢竟延續了二千多年，在世時，風吹雨打幾十年，死後還有眾多的弟子拱護守墓，隨後五百年，雖然一時冷著，但是，跟著就有近二千年的極端聖譽追享。試想想，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除了夫子，還有誰呢？如果要批孔，怎麼批？敵得過幾千年來滲透在炎黃子孫上的文化基因嗎？說夫子偉大，還有豐厚的和諧思想，一方面與時俱進，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稿費，何樂而不為？但是，說夫子不好呢？雖然在中國，還不至於說夫子不好，被扮作斧頭幫的人追殺，但是，如果許多博士圍攻起來，可不是好受的。為此，無數無數的人都在政權的力量催化中，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夫子思想山下的一顆小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早就不能自已，只有跪倒、奉承、贊美的份，更別說存有一顆清醒的心，從而難於對夫子的思想有所客觀了。
但是，舉目四看，再以忐忑不安的心觀照歷史，中國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而著稱於世，可是，在歷史記載以及現實的生活實踐中，會發現歷史傳承下來的更多的是浸在歷史糞池的臭石頭而不是黃金。且看歷朝，道德墮落與淪喪的程度何止是「怵目驚心」！每一次王朝更替過程中而因儒家思想死去的炎黃子孫加起來何止是千百萬？於是，我竊自懷著夫子肯定與中國的治亂更替規律負有大責的天問之心，深潛歷史的真實，在無數的迷茫與黑暗中，豁然發現，流淌在無數慘案後面的鮮血才是歷史的文字，而夫子所作的春秋以及後代儒家信徒留下的文字是偽飾的歷史，遠遠超過夫子想像的冤假錯案里，都血淋淋地寫著「夫子是聖之僵屍者，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法西斯主義」的字樣。夫子站在時代大變局的面前，選擇了往後看的方式，不顧工商業發展的訴求，將社會倫理道德必須重建的時代呼籲置於腦後。特別是，由於夫子與弟子們的極端著力，也由於夫子整理文獻，例如編輯《春秋》、《易經》，把符合自己理想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把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舍棄，而且批他一通，以此將歷史的新生兒踩在腳下的同時，也將堯舜禹以及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的真實情況徹底改編，抹殺了歷史的真相。並以此反倒幫助了一生潦倒的夫子死後榮光萬丈，使他有可能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將自己的思想血脈延續下來。
正是如此，只是夫子把這個閹割炎黃子孫的割刀藏在說得很燦爛的言語句話里。嘿！夫子這個匹夫，表面忠厚，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真是綿里藏針、糖衣炮彈、狡猾奸詐啊！
於此，我緊張了很長一段時間，就「應該如何充足的說服力告訴同時代的所有人？」的問題，拷問著我的內在靈魂，也就是說，怎麼樣帶著信我的，不信我的朋友們一起走進春秋的歷史，讓更多的人看到夫子的真實面目。功夫不負有心人，像夫子說的，天不亡我。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三個入口，為自己走入春秋時代打開了時代之門，不僅僅自己可以走進歷史，與夫子一起探討如何拯救春秋末世的思想主張及其方式方法，而且任何朋友都可以這樣做。一走進春秋時代，發現了夫子很多很多的問題。或許，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只要找對了門路，就會發現展現在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很寬敞起來，就像從廣州的中山八路一直到黃埔港一樣，那麼幾十公里，都是一以貫之，氣如破竹。我很相信，自己的這三個入口是正確的，那麼，若此，堅持從這樣的入口進去與夫子對辯，無論是一萬個博士也是沒有辦法反駁我的觀點的。為什麼？因為，連夫子這個當時歷史的當事人都沒有辦法反駁我，都同意我的觀點，你想想，這些吃夫子飯的門人會怎麼樣呢？那就會樹倒猢猻散，任何的反駁都會是軟弱無力。所以，在這里，首先講一講自己走進春秋時代的三個時代之門。
第一個時代之門，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大變局的分水嶺。我與夫子一起站在時代轉軌的大門口，與夫子一起思考和認識春秋末期的時代特徵和時代走向。
時空無限，思想有界，任何思想都有時代性，可惜的是，《論語》以及其他《春秋》、《易經》都是為復興周王室准備的。夫子不關注人民的現實生存，注重克己復禮，無法包容時代的不同聲音，因此，雖然現實很近，問題很新，但是，夫子卻從周王室角度看春秋時代，從「春秋亂世」角度看周室集權，極端否定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社會現實。以極端向後看的視野，愚民化的主張和純德性的分析，解構春秋時代的社會現象，讓人們拋棄已經獲得的自由權益與夫子一起從新時代走向舊時代。顯然，夫子思考和認識時代很有特點。他的特點就是很有懷舊精神，也就是說，夫子的眼中，以前的堯、舜、禹，及文武之道最好，是只有聖人才能做到的聖域境界，因此，作為一個人，必須要努力往後看，力求復興周王室早期的社會正義。
而我呢，我的特點是堅信亂中有序，春秋亂世的背後就是重新整合社會資源，建立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傾向。因此，這種亂，好得很。所以，站在人們實質性利益的立場上，設身處地，以心比心，堅信大變局時代可以作多種政治實驗，堅信民強才能國富，堅信基本的民生、民權、民富意識已經時代地擺在春秋人們的面前，力圖對夫子不符合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言論進行對辯，並對夫子極力尋求復興周制、美化周禮的思想行為進行批評駁斥。
夫子站在時代急劇變化的浪尖上，有兩個做法是值得稱頌的，卻因其篤守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極其錯誤的。值得稱頌的二點是，一是發憤圖強，夜以繼日，努力吸收以前時代所有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二是躬自入局，對自己總結的東西進行不屈不撓的政治實踐。
夫子一生之中，在其立身行道的實踐理念中，篤守著極其錯誤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一切向後看的方法論原則。夫子從來就沒有樹立起國家本位與人們本位的立場，從來就沒有站在時代發展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從來就沒有張開面向未來的時代眼光，堅定不移地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對以前的堯舜禹傳說，對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思想都照單全收。
第二個原則，政教合一的教育原則。在教育實踐中，內容上，堅定不移地對社會轉型期的舊制度崩盤、新制度尚未建立，社會失范的情況視而不見，反而立志建立以周制、周禮為思想內核的禮樂執政思想，守舊復古，一心想著恢復西周禮制，非常嚴苟地要求處在社會現實運動中的君子們、上位者們執行這些思想主張。行動上，政教合一，隨時准備入仕，不僅僅自己干預國家與諸侯政治，隨便議政，干預政府工作人員的政治與行政工作，「復興東周」，拉歷史前進的倒車，而且也要求學生堅定不移地執著「學而優則仕」的唯一理想，誰不遵從就被夫子訓斥為小人，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從而使後來的歷代讀書人都將自己德命運與做官一起捆綁，出現了無數范進中舉的悲劇，亦直接延緩了中華民族的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與繁榮。
第三個原則，唯我獨尊、唯我獨正、唯我獨真、唯我獨善、唯我獨美的極端自我審視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凡是不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與主張，凡是不符合自己原則的諸侯國君或其他人，都絕對排除於自己視野之外，並進行無情打擊。而符合自己政治理想利益的人，則寧願放棄一些的原則，去將就或者輔佐。如對弟子冉求的打擊，「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來召，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還大言不慚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等等。
第四個原則，結黨為「私」的原則。夫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結黨為「私」的學霸式、黨霸式人物。在大變局時代的政治實踐中，夫子不是以一個純粹教育者的身份出現在春秋時代的，而是相當於一個有自己政綱和組織的類政黨（姑且這樣認為）的首腦身份出現的，他積極從政，積極培養相同政治信仰、極具排他性的，執著於共同政治信仰實踐的「學生」，以群體的力量去落實、推進自己思想的實踐，並與當時不合自己原則的國君和上位者進行毫不妥協的信仰為旗幟的斗爭。夫子的這種很具有新時代色彩的團隊，無容置疑地，確實對夫子思想的推行和得以死灰復燃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第二個時代之門，就是馬克思主義原理中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與時俱進的普遍真理。
當然，這里最為關鍵的是講一講春秋末期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工商業發展與自由平等的關系。
首先從歷史講起。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經濟上實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並以之相適應的是實行周制、周禮。其時，姜太公被封於齊，以治理夷人；周公之子伯禽被封於魯，以圖拱衛周室。姜太公實行開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簡其理」，促成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從而也使齊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明顯的工商業氛圍，崇功利，輕倫理，社會風氣自由開放，整個社會朝注重實用、實力、實利的社會意識形態轉變；而伯禽「變其俗，革其禮」，推行嚴格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治制度，亦以此使魯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周王室的政治文化特徵，社會風氣保守迂腐，因循周禮，注重教條，不思也不想變通。
到了春秋後期，分封制已開始崩潰，工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人們在諸侯國之間廣泛流動，商品交往、人與人交往變得十分輕松而且頻繁。如夫子朋友原壤的母親去世以後還大聲歌唱，闕黨童子「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等等，都是社會走向自由平等與民主民治的新現象。
工商業的發展與自由平等的滋生就像父子一樣，相互依存。在春秋後期，以工商業為新的生產力方式作用下，不僅打破了諸侯國之間封閉的狀態，而且在新生產力的催化中，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獨立自由意識增強。另方面，亦使一些工商業發展較快的諸侯國獲得了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他們賴此各自為政，也不聽周天子，而且周天子也叫不動他們，他們自稱霸主。
例如，偉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齊國支持國家發展工商業，說服齊恆公依靠商業和手工業積累錢財，而使齊國變強，如當時的臨淄城內，「農有條粟，女有條布」，「以粟易器械，紛紛與百工交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非常繁榮興旺的景象，齊國亦於此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這極大地震撼著以分封制和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周王室政權，整個社會呈現出周天子名存實亡，政令不出朝廷，周制、周禮實際上已經在政治制度上崩盤，呈現出各諸侯國各自為政，弱肉強食，互相兼並的千年大變局的現象。這就是春秋時期「禮樂崩壞」的經濟原因。
春秋戰國，戰爭雖然紛繁不斷，但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中，微微從東方山地上露出兩道歷史向前進的強光，一是工商業急速發展，呼喚著新制度為它們守護衛航；二是社會的自由平等意識正在人們思想意識中生根發芽，此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第一次最為燦爛的時代。雖然當時有幾個諸侯國的改革人物，如吳起、、商鞅、李悝等等，都是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如李悝在魏主張禁止「技民之巧」，商鞅在秦提出「重農抑商」，如對鹽業的管理。但是，整體上，春秋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經歷大秦帝國的統一，以及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完全可以說，這種自然形成的以工商自覺為導向的特殊時期，也是有可能象古希臘文明一樣，依賴於逐步發達的工商業，作為工商業之子，即自由平等的時代精神一定會得到護佑，從而健康成長，逐步使整個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中華大地亦有可能像歐洲一樣，各國林立，今天討論的核心洲策不是哪一個國家尚沒有實現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歐洲一體化，制定和通過統一的歐盟憲法、歐盟通貨等等問題了。
可幸的是，大秦帝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沒有徹底地摧毀中華民族的工商業，而且秦相呂不韋，以及漢帝劉邦都是出生於工商業世家，他們的政治實踐以及行政實踐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有三個罪人，第一個是孔夫子，第二個就是漢武帝，第三個就是朱熹，而最大的歷史罪人則是漢武帝。漢武帝是中國封建社會極端重農抑商的政治人治制度的完成者，到此，中國工商業發展走到了重農抑商的制度規約時代。政治制度方面，在傳承秦制的基礎上，推行推恩制，徹底瓦解了地方權力對中央的挑戰實力，集權政治更具規模；思想方針上，推行以重農抑商、學而優則仕的根本內核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萬馬齊暗，同時推行賣官鬻爵制度。經濟制度上，徹底地打擊和摧毀工商業，全面實行鹽,鐵,酒只由政府經營，執行「算緡法」、「告緡法」、「平準法」,政府向商人,富人徵收財產稅，由政府控制。司法制度上，施行董仲舒倡導並實踐的「春秋決獄」制度，即按夫子所著的歷史著作《春秋》作為判案的依據，以此使秦朝以來以吏為師的夢想得以實現。官吏的自由裁量權大得不得了，伴隨「春秋決獄」制度的是「上請」制度的出現，重大案子，向上請示皇帝定奪。官吏因之貪贓枉法，國家治理章法全無，名為「以德治國」，實為最高統治者皇帝與各級官吏集權專斷。
從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形成。這個總規律就是王朝更替規律，或者說就是黃宗羲現象。這個規律本質上是由工商業與儒家思想的矛盾內在激發而形成的，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儒家思想發達的時代，工商業一定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時代，也是只有與官商結合才能生存的時代，亦一定是非常專制集權的時代。其二，工商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文化與守土經濟（即固守在農村，固守著農田進行生產的經濟）為代表的舊經濟、儒家文化，不斷地此消彼長，工商業一得到發展，人們的自由平等意識增強，於是專制王朝崩潰，接著以趕盡殺絕的戰爭消滅大量的生產力和工商業，在消滅生產力和工商業的同時，也在消滅自由的思想與文化的繁榮，新王朝又取得了實施專制制度的經濟條件，又開始依據儒家思想理論進行「重農抑商」治理國家，進行高壓統治。王朝更替規律的表明，對前朝的顛覆並不意味著今朝的進步，以戰爭的方式對前朝生產力要素的巨大摧毀總是使新王朝的建立充滿了血腥，也總是使社會前進的車輪退後了許多，而新王朝由於沒有順應在政治上回應工商業經濟的實質性發展要求，面對如何有效統治國家的命題時，不約而同地重新回到漢武帝政治模式的歷史原點。這樣一直到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才在以工商業為主導的西方列強插手的強力情況下，使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無法繼續推行漢武帝模式，於此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
第三個時代之門，就是與夫子剛好相反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
夫子看不起勞動人民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自己看不起，「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另方面，也要求學生看不起，更加不能親近農事，如果關心農事就被他認為是不長進，是「小人」。因而，整個夫子集團，都是一樣地堅持、「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因此，夫子的思想有兩個特徵，一是徹底的惟上性，夫子旗幟鮮明地標明自己的思想是為上層建築服務的，是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二是徹底的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又由於人民大眾是歷史發展的主體，人民的需要成為歷史發展最強勁的動力，因而夫子的思想顯得很有反社會、反人民、反歷史的特質。
從三個時代之門的入口走進去，「春秋戰國亂悠悠，百家爭鳴索新裘」，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完全是是文化繁榮、英雄輩出、亂中有序，中華民族的活力充分顯現的時代。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發現，中華民族並不早熟，也不遲熟，而是與西方古希臘文明一樣的時代，而且對民主自由平等的求索也一直象西方中世紀一樣，延續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儒家思想才在隋朝實行科舉考試時最終登上歷史的舞台。
夫子與儒家思想對歷史的貢獻，歷來有不少觀點。我在與夫子的對辯中，並不想採取矯枉過正、一概反對、一概否定的做法，只要是合乎人性事實、時代潮流、時代精神的判斷，以及體現人類實踐經驗的總結，一樣給予肯定。
以上是我在與夫子一起站在大變局時代中進行辯論、對質時採取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以及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