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草稿
㈠ 科學發展觀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什麼樣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法律和法治思想在中國發展的過程表明,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基本原則,並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才能引領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不斷向前推進。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為指導,在認真總結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使馬克思主義法律和法治思想更加全面、更加具體、更加深化,形成了人本法律觀以及在其指導下的和諧法治觀、依法執政觀、法治理念觀、民生法治觀。
一、人本法律觀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體現在法律和法治思想上,就形成了新的以人為本法律觀,它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法律觀在中國的最新發展。
以人為本法律觀有別於歷史上的三類法律觀:神學法律觀;物本法律觀或資本法律觀;國本法律觀(即以國家為本位的法律觀)。
人本法律觀的立論依據包括:人是法律之源;人是法律的主體;人是法律的目的;人是法律的關鍵;人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法律的內容與發展;人的社會實踐是檢驗法律的唯一標准。
二、和諧法治觀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樹立和諧法治觀。法治社會就是和諧社會。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民主法治是和諧社會的首要要求、內容和標志。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很難想像,一個在政治上不文明的國家,一個法治不健全的國家能夠實現國內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而和諧社會也就無從談起。
和諧社會理論對法治建設的指導,形成了一種和諧法治觀。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和諧法治的首要表現,就是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載體,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這三者和諧統一起來。
第二,和諧法治還表現為法治各環節的和諧。在立法環節,就是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在執法環節,就是嚴格、公正、文明;對司法環節的要求,就是公正、高效和權威;在守法環節,對公民來說要學法、用法。另外,對法律監督也提出了要求。這樣,法治的各個環節相互統一,和諧有序,多位一體。
第三,和諧法治表現為政法工作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權威的法治環境,必須堅持執法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第四,和諧法治還表現為至高無上的法律價值——公平正義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和諧。
三、依法執政觀
黨在提出依法治國後適時提出了依法執政。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
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從1982年我們黨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再到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依法執政確立為黨執政的基本方式,這既反映了我們黨在領導與推進法治建設歷程上的不斷探索和深入思考,更反映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方式的與時俱進和制度創新。
以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從開元建國、致富強國步入制度治國、制度執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時代。
確立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它與依法治國這一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相呼應,是我黨從領導人民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到領導人民執掌政權的執政黨的歷史性選擇,是從在封閉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性要求,是黨對國家和社會實現法治化領導的體制性呼喚。
要真正落實依法執政,黨在執政方式上應當實現三大轉變:第一,從主要依政策執政向主要依法律執政轉變;第二,從強調嚴格遵守法律執政向既嚴格遵守法律、又主動創制和運用法律執政轉變;第三,從加強自身制度建設與領導國家法治建設分頭實施向兩者同步推進,統一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轉變。
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既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也是中外法制史上一個沒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創新,它突出體現了執政黨在國家法治建設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關鍵性。無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依法行政,其前提、核心和關鍵都要求黨必須依法執政。因此,黨依法執政的提出,將對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四、法治理念觀
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反映了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科學發展觀落實到法治建設領域內的具體體現,也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法治保障;同時,既反映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具備的重要內容,又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法治基礎。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觀,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經驗為主、同時合理借鑒中外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法治精神」是兩個內容互相銜接的科學命題。前者著重於強調法治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基本原則,是體現著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後者則著重於強調法治的普世價值,當法律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需要以法治的普世價值為精神紐帶,形成社會的凝聚力。法治的力量不僅表現在制度體系的建立上,更表現在社會成員對法律的普遍信任上,以及以這種信任為基礎形成的法律文化共同體上。
因此,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既要堅持社會主義法治方向,又要堅持法治的一般原則和觀念,把作為普世價值的法治精神與當代中國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穩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五、民生法治觀
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正在通過矛盾糾結、利益沖突的深水區,面臨著諸多無法繞過的暗礁,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凸顯。民生已然成為中國普通民眾更迫切的需要。關注民生,是現代中國法治擁有堅實基石的必由之路;建設民生法治,是中國現代法治得以真正實現的希望所在。
民生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法律功能的很好發揮,民生問題應該設定相應的法律機制來保證其適宜的解決與安置。我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出《關於充分發揮行政審判職能作用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貫徹到行政審判和非訴行政案件執行的每一個環節,要求以積極的態度救濟民權,以優質的服務減輕民負,以快捷的審理解除民憂,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執行實現民願。
當前,在繼續完善民主立法、經濟立法的同時,應當著力加強社會領域的民生立法。中國現代法治應以民主為基礎,以民生為根本。從民主到民生,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前進。法治關注民生,構建民生法治,成為解決民生問題與建設現代法治的絕佳交匯點。建設民生法治,是21世紀中國法治的必由之路。
㈡ 法學研究的歷史沿革
自夏至周,調整奴隸社會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制度已逐漸完備,只是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法典,規范內容散見於《禮記》等文獻之中。如「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記·曲禮》),「土無二王」(《禮記·喪服四制》),「里田不鬻」(《禮記·王制》)等,說明當時土地屬奴隸制國家所有和不得買賣的情況。「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買賣者質劑焉」(《周禮·地官·司徒》),說明當時重要的買賣合同必須有書面的契據文書。其他關於婚姻、家庭和繼承的規定也多有記載。
李悝編成《法經》,商鞅又承襲《法經》制定秦律,其中關於土地關系和人身關系的規定,已顯示出封建主義性質。漢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後隨著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刪,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備;其中關於財產所有和財產流通關系,婚姻、家庭及繼承關系,已有較詳細的規定。唐代以後由宋代至清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律、例、法令中民事內容已有相應的發展,但立法體例、條目遞相承襲,沒有脫離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國近代的民事立法始於清末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漸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傳入,瓦解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加上西歐文化的影響,變法圖強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清政府迫於形勢,宣布「變法」和實行「新政」。光緒三十年(1904)正式開館修訂《大清律例》,於宣統二年(1910)頒行。中華民國時期,參議院於1912年4月決議:「嗣後凡關於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現行律中規定辦理」,其中處理民事案件的規范後來稱為「大清現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圖、服制、名例、戶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毆、錢債,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訂《大清律例》的同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始制訂《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統三年(1911)完稿,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大體仿效日本、德國民法,未及頒行,清廷已亡。中華民國時期於1918年二次設館著手修訂「民律」,至1925年脫稿,此稿除債編部分效法瑞士債務法外,其他各編與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變動很少,是為中國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國民黨政府設立法制局,又著手修訂民律,決定先行草擬親屬、繼承兩編,至1928年脫稿,是為中國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國民黨政府成立立法院,著手編訂民法典,從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編陸續公布,共分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計1225條。這部法典承襲了德國、瑞士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事立法原則和體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義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發展時期的要求,逐步開展民事立法。《共同綱領》第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為貫徹本條的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制定了許多法律、法令,如《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區農村債務糾紛處理辦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令的公布和實施,使官僚資產階級財產歸於國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於農民所有,從而肅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財產關系,而且使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不到3年時間扭轉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財政經濟極端混亂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得到了供應,解放了生產力,為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和進一步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准備了條件。
4.2 1953年以後,中國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工商業方面,國家公布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關於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以及《關於目前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單行條例,並通過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等合同形式,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農業方面,國家公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等。根據這些法令、規章,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了和平改造,並使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中國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構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4.3為了調整企、事業單位間,企、事業單位與公民間,公民相互之間在經濟協作方面的各種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陸續制定了調整物資的買賣和購銷,加工訂貨,基本建設工程承攬,財產租賃和房屋租賃,銀行信貸和儲蓄,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貨運和客運,倉庫保管,信託行紀,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等經濟關系的合同法律規范(見合同);還制定了關於保護智力成果的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專利權的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保護工商企業商標權等單行條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把經濟建設作為工作重點。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許多關於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組織形式和法律地位、關於它們對於財產的所有和管理的許可權、關於經濟組織間開展多種形式互助協作方面的權利和義務、關於發展先進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技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法學界也有人認為,這些法律、法規不完全屬於民法,其中有的應屬於經濟法范疇。
4.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本質。它的指導原則主要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保護和鞏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全面提高社會生產經濟效益的原則;當事人權利義務一律平等的原則。
㈢ 論述依法治國中《憲法》的作用。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望採納!!!
㈣ 如何實現和保障依法治國的文章結合念斌案
「念斌被判無罪,這個判決只表明,現有的證據不能證明殺人的是念斌。至於到底是不是他乾的,除了他自己,誰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體歡呼什麼「遲到的正義」雲雲,這是已經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乾的。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疑罪從無」,那可太低級了。」
「好多人誤解重申一下:1、疑罪從無不等於疑罪即無,此宣判只表明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念斌是兇手;2、疑罪從無本身就是正義,不需要用疑罪即無,所謂「冤案昭雪」來論述;3、即便將來發現新的證據證明念斌就是兇手,今日的宣判也是對的,而且念斌也不該再受到司法追訴。認識到這三點,才算理解了程序正義。」
再解釋一下:
第一、法律事實不等於客觀事實。事實上,我們人類根本無法完全認知客觀事實,尤其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我們只能通過證據和訴訟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尋找或者確認法律事實,而非真的在客觀事實層面確認是誰乾的。所謂的判決,是指法律事實,而非客觀事實。換言之,法院宣判念斌無罪,只是在法律事實上確認了念斌無罪,而非在客觀事實上確認了不是念斌投的毒。這就是疑罪從無不等於疑罪即無的含義。
念斌是公安部門走訪排查之後確定的最大嫌疑人,許多網友有意無意無視了這個前提。本案的終審宣判意味著,現有的證據到這種程度,不管念斌是不是兇手,在法律層面上,只能認定為不是。「疑罪從無」,「超越合理懷疑」的刑事定案標准,目的是為了保障公民權利,盡可能不受國家機關侵害。但「疑罪從無」只是指法律上無罪,而事實真相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第二、「疑罪從無」本身就蘊藏著獨立的公正價值,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是一般刑事犯罪對公民權利的侵害,較之於國家司法機器對無辜者的侵害,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它體現了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從而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念斌案宣判後,很多媒體人歡呼「冤案昭雪」,我認為這種表述是錯誤的。念斌案不是佘祥林案,也不是趙作海案,那兩個案子都是因為死者死而復生,而確鑿無疑地屬於冤案。但念斌案,僅僅是「證據不足,事實不清」,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判定的無罪案件,並不一定就是事實上的「冤案」。如果讀過本案的終審判決書就知道,念斌案大量的證據存疑,很多是當年公安機關在偵查取證過程中存在瑕疵,有的是技術問題,有的是程序問題,導致這些證據的證明力不足,最終沒有被法院採信。如果當初這些證據在取證過程中嚴格合規合法,本案的結論並不一定就是如此。
破破的橋說本案是「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因為此前念斌的供述都是刑訊逼供的產物,而非「疑罪從無」。這個說法不對。非法證據排除,只是審判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念斌被列為犯罪嫌疑人,並未只有口供,物證也一大堆。法庭不可能僅僅根據「非法證據排除」就來定案,還是要根據檢方提供的證據,究竟能否「超於合理懷疑」的標准來判決。
破破的橋還提供了另外一些「證據」,比如警方威脅念斌的妻子,還有念斌本人沒有作案時間、和律師的之間的有罪供述有警察在場等等,自我看來,這些證據也並非擁有不證自明的權利,同樣需要法庭的質證方能現實其證明力。不能憑借這些沒有經過質證的單方「證據」,就簡單認定警方在羅織證據有意「陷害」念斌。
第三條不太好理解,刑訴法上叫「禁止雙重危險」。在刑訴法修改的過程中,我們參與修法的專家,權衡再三,這一條都沒敢提出來,因為感覺太超越中國的國情了。從微博上的罵聲上看,也差不多的確如此。但那些法學大家們都知道,這是爭取的目標,沒有這一條,刑訴法距離保障人權的目標就還有相當的距離。
禁止雙重危險,「即指當一件事情已經完全地和公平地經過了訴訟,其決定應當是對該問題永久性的解決。」此亦提示我們,刑事審判的正義,體現在程序的正當和公平,而非結果。只要一個人經過了正當公平的審判,這個結果就該被尊重。而國家沒有權利無休止地將個人置於追訴的危險之下。
所以,對於念斌案而言,有了今日之判決,即便明日就發現新證據,念斌也不該再受到追訴了。當然這只是我們的理想,還不是中國的司法現實。中國的所謂錯案追究制度本身很有問題,它將結果正義至於程序正義之上。用結果來評判法官的審判行為對錯,將導致無人敢從事司法審判。同時也是違背「禁止雙重危險」的人權保障原則。
最後,我想說說媒體該如何報道念斌案。不出意外,大量的報道都是從事實層面,採用楊乃武和小白菜的模式報道。我只能說,這種報道模式很業余。看過前面三點解釋的,應該能部分理解我的觀點了。需要補充的是,事實層面的敘述風險很高,因為法律並沒有認定念斌在客觀事實層面不是兇手,如果你言之鑿鑿確認這一點,萬一將來有了新證據,你今日的報道如何回望?我一直認為,好的報道,即便將來事實大反轉,都不影響別人對你報道的評價。新聞盡管是歷史的草稿,但也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其次,媒體從法律層面上關注念斌案,才可能將本案的個案價值上升到整個司法制度以及人權保障層面的分析和反思,這比念斌個人到底是不是兇手,要
回答
重要的多。例如,本案中公安機關在取證中存在大量的不規范之處,為什麼會這樣?如何避免?這一判決對公安機關未來在偵查中有什麼影響?再比如,本案中明顯存在一些非法證據,但判決書中並沒有採用證據排除,而採取了不採信的司法邏輯,為什麼會這樣?
需要補充的是,防止刑訊逼供,國外並非通過非法證據排除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是通過不得自證其罪這一條款保護的。我們國家新的刑訴法雖然有類似的規定,但同時留下了如實供述義務的條款。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不得自證其罪的落實,需要訊問時律師在場,但我們的刑訴法在修訂時並沒有加入這一條款。而是規定如果取證不合法,口供可以被排除的條款來試圖杜絕刑訊逼供。但念斌案發生在新的刑訴法之前,警方也還沒有如此明確的約束。有多條證據證明念斌遭受了刑訊逼供。但法庭在判決過程中,卻並沒有認定,更不用說排除了。
如果我是采訪本案的記者,我會問主審法官,為什麼不排除非法證據,而是選擇了不採信的審判邏輯。是怕認定非法證據後辦案人員面臨追訴?還是有來自於其他方面的壓力?我們的審判什麼時候可以將證據審和實體審分開?
還比如,本案的終審判決同時宣判念斌的民事責任也無需承擔了,這等於用刑事審判的標准,覆蓋了民事審判。這種刑事優於民事的原則,事實上導致了刑事審判主導民事審判的現實,如果嚴格實施疑罪從無的原則,有可能導致某些受害人家庭,無法通過民事審判贏得另一種正義的可能。隨著刑訴法逐漸向人權保障的方向行進,這一制度有必要重新檢視。
在我看來,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遠遠超越在事實層面上冤案昭雪模式的價值,但是,它們不夠吸引人,無法迎合微博上那些只會罵娘的人。
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的媒體人,大多數還分不清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更不用說如何在個案基礎上,分析法律的內在價值了。他們認為死磕就是法治,反對政府就是正義。他們的思維還停留在楊乃武的時代,但卻自認為在將中國帶往法治之國。
這真是個笑話。
㈤ 領導幹部法治檔案的內容包括哪些
將於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試,也在各地積極展開。今年伊始即發布依法治省綱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設行動,在其中嶄露頭角,成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省委政法委聯合主辦的全國媒體「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訪活動中,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省依法治省辦主任楊天宗透露,領導幹部年終將不僅要述職、述廉,還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級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工作經歷的成員,探索建立黨員領導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認為,「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相當於是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際意味著領導方式的改變。」
四川法治建設的高潮,也由黨委對自我領導方式革新開始。
「治蜀興川重在厲行法治」,省委書記王東明表明確建設法治四川的決心,「要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夯實治蜀興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王東明強調。
迄今,已經有3個市(州)的領導小組負責人被專門約談,其中一個市還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談會上作了整改情況說明。
在剛剛過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況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蓋,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門領導小組負責人被約談,督促限期整改。」楊天宗說。
接下來,四川21個市(州)還將進行相互交叉檢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標體系和評價標准起草領導小組」,已形成初稿,共設依法行政、科學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會法治、學法用法、監督問責、組織保障8個部分,85項指標,正在徵求有關方面意見,並組織專家論證。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黨委領導下,政府也著力於「自縛手腳」。
去年,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履新後即向自己「開刀」,出台了專門用來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嚴格依法行政的規定》,稱「依法行政十條規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長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張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長就把我們喊過去,討論他親手擬寫的這個規定的草稿。這給我們的感覺是『要他依法行政』變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規范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和動態調整的規定,如《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建設和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職權目錄動態調整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電子監察管理辦法(試行)》等,先後密集出台。為規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層級間的關系,又頒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方案》。
政府對於自身權力的規范,不僅停留於紙面上的各項規定。四川省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省、市、縣三級互聯互通的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省、市、縣三級政府所有行政權力全部錄入行政職權目錄。據四川省政府副秘書長張晉川介紹,去年以來,四川省政府先後三批取消省本級279項行政審批事項。目前省本級行政審批事項274項,是全國省本級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達到「最少」的目標,是有剛性措施的。張渝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四川行政審批事項清理確立的11項原則中,其中一條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們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與過去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先由法制辦提出清理意見,再和省委編辦、省審改辦、省政務服務管理辦等單位組成會審小組,與有關審批項目的實施部門交換意見,還有專家參與。實施部門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對三個問題作出明確回答:保留審批項目有什麼新的理由、不審批可能產生什麼風險、為什麼無法採用事後監管等方式替代審批。
這樣做的好處,就在於杜絕了部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保留行政審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減少、停收(免收)國家及四川省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共86項,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9億元。
領導學法群眾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帶頭學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風。各級黨政及相關部門普遍建立了常委會、常務會、黨委(黨組)會前學法制度。
「去年從2月份第一次學法開始,到年底學了24次。今年已經學習了17次。講法內容既涉及憲法、行政法規及與各部門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關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張渝田表示,通過會前學法,省級政府官員的法治意識提高了,也帶動了市縣級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門學習法律的積極性。「現在對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對於法治的理念之治還沒有認識清楚。」這就使得領導學法的意義更加深刻。此外,會前學法通過政府網路和微博向社會公布後,「老百姓對我們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學法之風,在未來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因為法律已經成為領導幹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標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關於深入推進依法治省的決議》明確強調,選舉和任命國家工作人員時,要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為重要條件,把是否學法用法、依法辦事作為必要條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職述廉報告的重要內容,並在一定范圍內通報考核結果。
四川省委組織部結合貫徹新頒布的幹部選任條例,啟動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者工作經驗的成員」程序,建立黨員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四川省紀委將貫徹落實省委依法治省重大決策部署納入巡視監督內容。
㈥ 對建設法治中國三點建議
市場自由、市場秩序和法制建設的缺位
在我看來,自由和秩序是中國法制建設的一個永恆主題。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無論對於一個社會,或者是對於一個市場來說,法制建設的目標就是要解決自由和秩序的問題。
自由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同樣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沒有自由的話,就失去前進的動力。記得我第一次到德國去,了解到德國有一個《反卡特爾法》(《反壟斷法》),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馬列主義教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那麼帝國主義怎麼不保護壟斷,還要反壟斷呢?我就問德國同行,他們說,道理很簡單,西方的市場經濟,核心的動力就是自由競爭,如果沒有競爭,就沒有前進的動力,所以無論是國家壟斷也好,私人壟斷也好,只要違背自由競爭的原則,一律都要反對。我們提倡的最重要的規律,就是競爭自由,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秩序則是一個關乎安全的問題。我們生活的社會,如果人身沒有安全保障,市場沒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著脫離了法制建設的根本目標。因此我覺得,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就是兩個保障,一個是保障自由,一個是保障秩序。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兩個准則。
從我國的狀況來看,應該說我們在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建設方面,均存在欠缺。這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建基於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經歷了成熟的自由競爭的歷程,所以當後來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人們發現自由過度了,於是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出現了國家調控市場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過來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說,我們的市場一開始就面臨著雙重缺乏:第一種缺乏就是,沒有西方那種發達的成熟的市場自由,或者說我們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原始積累中的暴發戶式的自由;另外一種缺乏就是,我們的市場並不是全面開放的,很多交易活動還處在國家嚴格控制下。在美國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中國人有點沾沾自喜,認為我們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機,是因為幸虧我們沒有搞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其實,如果我們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場經濟標准來衡量的話,我們還是一個很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如期貨、期權,及我們剛剛起步的股指期貨,都是在國家嚴格控制下的市場交易。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大概也只是一個電動自行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或者是剛剛發展為小汽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我們還沒有進人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保障市場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們在市場秩序建設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說,我們國家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之內,注意到了市場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我們現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等在內的一些法律,在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還比較欠缺。市場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現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體刊登了中國18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聞,[1]表明我們的企業中存在的虛假現象和誠信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我記得當時談到企業上市,都用包裝這個詞。所謂包裝上市,就是把企業本來虧損的部分篡改成盈利,這明顯是一種欺騙的行為。我們在美國上市的部分企業,更是下大力氣在包裝上市上,甚至連美國的會計公司都感覺很為難,如果不給中國公司包裝上市,那就沒有市場,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場,就必須冒違反商業道德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可以說,做假賬在中國的企業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難怪朱銘基同志為國家會計學院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當時人們都覺得很驚訝。以此直截了當的白活「不做假賬」作為國家會計學院的校訓,恰恰說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
企業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來,如偽劣產品、欺詐行為橫行,在中國市場上成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是中國的市場秩序的表現在世界很靠後。中國市場經濟混亂的情況給中國丟了很大的臉,包括上文說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國被停牌和摘牌,中國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譽蒙受損失。現在當然好一些了,但是這些問題依然很嚴重,函待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法制建設所要解決的目標,一個是給市場充分的自由,一個是給市場安穩的秩序。如果這兩個目標沒有做到,就表明我們的法制建設,離我們所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個矛盾的兩面。如果我們過分強調自由,沒有秩序,那就會缺乏安穩的保障;反過來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會形成一個有了秩序,但是沒有自由,沒有動力,沒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這一對矛盾裡面,應該說自由主要是通過私法來保障的。
我們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兩個方面,雖然現在有些人認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經相對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劃分仍然存在。私法講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領域,應該由當事人自己來作主,決定自己的權利如何行使。而市場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疇了,公法的范疇就含有管理和強制的概念。舉例來說,我們國家剛開始起草的《信託法》包含了私法的內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內容,也就是說釗言托法》草稿不僅包括了信託各個方面的權利和義務,信託財產的地位,還要包括信託公司怎麼成立,信託業怎麼管理,信託的風險怎麼迴避等問題。可是後來我們在制訂過程中發現,作為私法的《信託法》比較好寫,但是涉及到信託業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較復雜。所以當初幫助我們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專家,主張應該將《信託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開寫。我們不得不接受日本專家的建議。最後,《信託法》起草的時候,由於信託的公法拿不出來,所以我們出台了純私法性質的《信託法》。但是問題也出來了,不久前在一次信託業研討會上,大家深深感到,信託產業光有私法還不行,雖然有國務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規定,但是沒有公法,就沒有辦法保障信託業安全的實施。所以從這點來說,立法的時候很重要的是一個配套。我們立了《信託法》,但是我們沒有《信託業法》,也沒有《稅法》。信託業怎麼上稅?沒有規定,也沒有規定國家設立信託公司的要求,信託公司設立有哪些條件?它的保證金在運轉的過程中怎麼能夠保證安全?這些都沒有。
應該說,一個國家從側重市場自由到市場自由與秩序並重這個局面的形成,要經歷三個階段。最早的階段主要是通過《民法》保障市場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捎帶講講市場秩序的問題。隨便舉買賣關系為例。過去的時候也有欺詐,但是最早的時候,對待欺詐的辦法是採取一個原則,就是讓買者小合,誰買東西誰要小心,如果認為對方欺騙你,是因為你不了解買賣的規則。但是後來逐漸發現這個規則不對了,不能僅僅要求買者小合,還需要追究賣者的欺詐行為,所以規定了對於欺詐的一些措施。德國《民法典》裡面有個帝王條款,比如誠信就是《合同法》裡面的帝王條款,買賣雙方訂合同,首先要根據誠信原則,不誠信怎麼行?這些應該基本上是在民事規范裡面解決的。
第二個階段,解決在《商法》裡面出現的新問題。我們拿最典型的《證券法》為例,《證券法》是解決商事規則裡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們把《證券法》寫在商法裡面,而台灣地區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規范裡面,這是一個公法范疇。因為在《證券法》裡面,不僅要保證證券交易雙方的自由,而且還要解決交易過程中的欺詐行為,防止交易過程中的欺詐。我們後來的商法裡面,很多採用了這樣的辦法來解決。
最後一個階段,應該說是經濟法的體系出現了。以美國為例,美國1890年通過了《榭爾曼法》,該法就是以反壟斷著稱,本來兩個企業合並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但是現在就不行了,如果兩家很大的企業相互兼並,就會損害別人,因為侵吞了過多的市場份額,會把別人的市場擠掉。所以在這一點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規定。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作為經濟法出現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還包括《反欺詐》等等這樣的法律。
㈦ 關於開展法制教育的主題班會
知法,信法,守法
——高一(8)班法制教育主題班會
一、時間:2003年10月16日(周四)上午第二節
地點:高一(8)班教室
主持人:胡怡樺,黃凱
記錄員:章然
二、活動目標
1.通過觀看有關是否該遵守交通法規的Flash,引發同學思考:是否可以因為某些原因而不遵守法律規范?
2.通過自由辯論的形式,讓正反兩種觀點進行交鋒,使同學們在討論中看清問題的本質,了解到不僅要知法,更要信法,進而守法。
3.在明確了守法的重要性之後,通過知識競賽的形式,使同學們在寓教於樂中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識,為嚴格守法打下基礎。
4.評選「法制之星」,作為班級法制活動的帶頭人,帶動全班同學乃至全年級、全校同學一起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學生,好公民。
5.在「知法、信法、守法」的橫幅上庄嚴地留下大家的簽名,使同學們在今後的學習生活中以此為准繩,養成自覺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
三、活動程序
【開場】胡怡樺:各位同學老師上午好!今天的這堂班會我們要一起討論一個嚴肅的話題——法制。那麼法律對於大家來說具體是什麼呢?
吳思奇:法律是約束、規定人們行為的內容。
【胡怡樺介紹法律的歷史】
胡怡樺:在開始嚴肅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段輕松幽默的Flash短片,討論一下法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具體適用情況。
1.觀看Flash「YesorNo」
Flash以誇張搞笑的形式為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找到一些看似合理的借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同學們觀看後果然出現了一些意見分歧。
胡怡樺:這部短片向我們表達了兩種不同的觀點。那麼我們是必須遵守法律法規,還是應該在適當的時候靈活變通一下呢?不知道同學們各自都持有怎樣的看法。
馬凌、邵文欽:法律的制定是為了維持大家的秩序的,我們必須遵守。
孫亦文:法律本身就是為了讓人們能更好地生活,是為人民著想的。有時可以靈活變通。
胡怡樺:大家的說法似乎都挺有道理。那麼下面就讓我們開展一次小型的辯論會吧。請支持馬凌的同學坐在我左手邊,支持孫亦文的同學坐在我右手邊。 2.自由辯論
圍繞flash展開辯論,並可將議題適當擴展而不局限於交通法規。同學們自主分成兩組,由主持人宣布規則,進行自由辯論。辯論結束後由在場老師做評委,對同學們提出建議和指導。
黃凱:那麼下面我宣布一下規則。兩方可自由派出辯手,一方發言結束另一方即可接上,一方累計發言時間不得超過3分鍾。最後由兩方各自派一人進行1分鍾的總結陳詞。好,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黃凱:首先,請大家就各自的辯題思考半分鍾。【半分鍾】好,停!下面是自由辯論時間。
馬凌:法律是中央領導、專家學者經過層層修訂而制定出來的,完全符合「依法治國」的思想,非常合理。
紀瑜:法律是人定的,總會在某些程度上缺乏科學性、合理性。法律應隨時代的變更而改變。
陳宇:中國的法律還不夠完整、完善。
邵文欽:雖然現行法律並非100%完備,但人們可以向有關部門反映存在的不足,而不是違反它。
王寧軒:由於紀律的缺陷,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應該可以稍稍變通。
黃凱:大家辯論十分熱烈,看,我們的老師們也蠢蠢欲動了,下面就請他們作為我們的評委,發表一下看法。
老師評價:自由辯論時間較短,辯手相對集中,發言人數過少;同學對政府有信心,在相對時間內我們中學生必須牢記守法。
黃凱:感謝老師的精彩發言!的確規矩是人定的,然而就我們個人而言是不能隨意違反和破壞法律規定的,因為它是廣大人民利益的保障,既是你有不同的觀點也必須通過正確的渠道提出來。可以說,依法行事是我們每個人的立身之本;依法治國更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而對於我們每個高中生來說,應牢記「知法、信法、守法」,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
胡怡樺:通過剛才的辯論會,我們對法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那麼究竟我們對法制了解多少呢?那麼接下來讓我們進入下一個單元——法制知識競賽。 3.知識競賽
在前一環節已明確守法重要性的基礎上給同學們補充相應的法律基礎知識,以競賽的形式讓大家在激烈愉快的氛圍中掌握法律知識,培養法制觀念。
胡怡樺: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小時候常玩的擊鼓傳花?這次的競賽規則就是凡是手中拿到接力棒的同學就要起來回答問題。好,下面有請我們的馬林巴上場!
【馬林巴響起,接力棒開始傳遞】
4.評選「法制之星」
評選我們自己的「法制之星」,讓他/她做我們的領頭人,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發揮模範帶頭作用,知法、信法、守法。
胡怡樺:下面請剛才有答對題目的同學起立,我們將在這些同學之中選出我們今天的「法制之星」。
【法制之星誕生】
5.集體簽名活動
由「法制之星」帶領,全班同學參與,在事先准備好的橫幅上庄嚴地留下自己的名字及簡短感想,承諾在日後的學習、生活中遵紀守法,依法辦事。
胡怡樺:我們高一(8)班的全體同學承諾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公民!
【法制之星上,全班同學秩序井然地上前簽名】
【聽課老師與大家一同庄嚴簽名】
6.實習老師小結
總結今天的班會情況,針對同學們的表現給予必要的肯定和表揚,激發學生學法用法的積極性;作為班級的一員,與學生一道,在橫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讓同學們感受到班級整體的溫馨和力量,一起為實踐自己的諾言而努力!
王瑩:這一周是我實習的最後一周了,在這樣一個時間里,非常高興能有這樣一個機會為大家組織這樣一個有意義的班會。為了這次班會,很多同學都付出了很多,犧牲了很多他們的私人時間,比如我們的文藝委員章然,主持人胡怡樺、黃凱,為我們寫橫幅的陳雲從……他們都非常的認真,讓我非常感動。從我自己來說呢,我也希望我留給你們的不僅僅是我在課堂上教給你們的那些知識點,而更多的應該是一些做人做事的方法、道理。所以,現在,我作為(8)班的一個成員,我也在這里莊重地留下我的名字!
【同學:鼓掌】
王瑩:希望大家能夠在今後的學習、生活中一直記著我們這個主題班會,記得我們在這里許下的諾言,我們一起努力,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公民,好不好?
【同學:好!】
王瑩:很好,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班會就到此圓滿結束吧。謝謝到場的老師,也謝謝今天積極參與的各位同學。謝謝!
㈧ 談談自己對依法治國的認識和理解草稿
保證公平公正只有依法治國
㈨ 建設節約型和諧校園 手抄報比賽 急!啊!!!急急急急!!!急!!急!!!
少年強,則中國強。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在當今的社會中,仍存在不少有害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因素,一些不健康的書刊,非法出版物和不良網站,宣揚色情、暴力、吸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對青少年學生健康成長產生極其不良的影響。同時,由於家庭監護、學校教育、社會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的薄弱環節,使不法分子有空可鑽,有機可乘,而青少年學生明辨是非能力差,自控能力弱,容易誤入歧途。「法律進學校」將促進學校管理的規范化,增強學生的自我防範意識,提高青少年學生的法治意識和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校的進程,使學生學會排除社會不良因素的干擾,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促進平安、文明、和諧的瓊中建設。依據我縣「法律進學校」的實施方案,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本項工作。 一、 整合資源,藉助社會力量開展活動。 充分利用學校教育的特點和優勢,發揮課堂主渠道的作用,使學校成為青少年學生法制宣傳教育的主陣地。保證學校法制建設,做到計劃、教材、課時、師資「四落實」。大力挖掘社會法律教育資源,定期邀請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安幹警對學生進行宣傳和教育活動,用身邊鮮活的法治案例幫助學生認清真、善、美,提高學生的法律意識。積極構建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網路建設,開展「我與爸媽同學法」舉辦「家長學校」等系列活動,提高家長法律素質,使家長成為孩子的表率,經常關注子女的法制教育,主動與學校互通信息,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二、 拓展普法平台,充分發揮輿論宣傳陣地的作用。 建立起法制宣傳櫥窗,定期以案例的形式向師生宣傳有關法律、法規。每月刊出一期法制宣傳黑板報,每季度在宣傳櫥窗展出一期法制宣傳畫,並在校區顯耀地段懸掛法制宣傳橫幅,營造校園普法、依法治校的氛圍。同時廣泛開展讀一本法律書、開一次法律主題班會、講一個法律故事、寫一篇學法心得體會、辦一份法制手抄報的「五個一」活動,引導廣大師生積極參與「法律進校園」活動。定期組織學校老師、學生普法骨幹進行培訓,增強他們的法律知識和法制化管理水平,提高法制宣傳的效率。組織教職工以學習《憲法》《教育法》《教師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教育行政處罰暫行辦法》《治安管理條例》等有關文件為主要內容。通過舉辦培訓班、講座等形式的宣傳教育,提高領導幹部依法治校、依法決策、依法規范辦學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師法律素質及依法執教水平。組織學生以學習《憲法》《國旗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小學生行為規范》《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等教育內容為重點。廣泛開展以課堂教育、法制報告會、知識競賽、文藝節目、模擬法庭、板報、校報、主題班會、參觀法制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社會實踐等活動,開展法制教育。通過法制教育,提高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樹立守法觀念和權利、義務觀念,預防和減少學生違法犯罪的發生。 三、創新宣傳形式,使「法律進學校」活動更具針對性。 在新形勢下,「法律進學校」活動必須面向學校,貼近學生,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動,積極探索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新途徑、新方法、新模式。我們將精心設計、組織豐富多彩的法治教育主題活動,提高我校學生學法用法的能力。加強法制輿論陣地的建設,充分發揮學校電化教育功能,學校通過紅領巾廣播站、遠程教育、黑板報、校園網等宣傳陣地,定專欄對學生進行普法教育。逐步增強學生學法律、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的意識。 積極開辟法制教育第二課堂,廣泛開展以課堂教育、法制報告會、知識競賽、文藝節目、模擬法庭、板報、校報、主題班會、參觀法制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社會實踐等活動,開展法制教育。舉辦和開展法律知識競賽、演講、模擬法庭、校園法制園地等多種形式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開展「小警察有約」「我是法律小博士」「小手牽大手」等校園普法活動。引導青少年學生學法用法活動的健康開展,全面提高青少年學生的法治觀念、法律素質和公民意識。 「法律進學校」伴著三月的春風走進了學校。這項工作要得於順利開展還有賴於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幫助,有待於學校內部不斷改革創新,拓寬工作思路,逐步建立適合校情的長效機制。真正做到警鍾長鳴,常抓不懈。我校將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依法行政、依法治校進程,全面提高師生法律素質,緊密結合「五五」普法規劃,以「弘揚法制精神,構建和諧社會」為主題,進一步提高認識,明確任務,狠抓落實,以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扎實有效的工作方法,把本項活動同我省的教育質量年、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抓好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教育方法、繼續落實安全責任制和增強師生安全防範意識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平安和諧校園」創建活動的深入開展,為建設「平安和諧瓊中」做出應有的貢獻!
㈩ 法律至高無上嗎
此時心情·原創
應該說這本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論題。法律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但問題就在於,現實中的法律地位一再受到挑戰,常常主動或被動地「讓賢」,屈服於非法律的東西,讓人不得不心生疑惑。
一是法律的制定往往都是出自部門的需要,起碼草稿常常都是部門代擬的。部門本是代表國家的,但是小集團利益的存在和驅動使其樂於在法律中體現自己的利益、保留自己的利益、鞏固自己的利益。既然部門有權力在國家意志中體現出自己的「獨特」聲音,那麼不同的法律代表著不同部門的權益也就不奇怪了。由是,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法律打架」的事情也就無法不存在了。那麼,既然法律本身就在扯皮,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你還指望它的權威力量嗎?
二是法律的執行往往都是出自地方的需要,我們的法律有著表述模糊、定義不明、操作性不強的特點,其間彈性大、變通空間大,因此,在執行中,地方常常都是把自己的利益置於首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對法律內容加以取捨和增減,執法部門這時也因各種關系而讓位於地方,別說人人平等了,就連違法都不一定必究,執法更難以做到嚴。這時,你還希望一切都訴諸於「公平、公正」的法律嗎?
三是法律的作用往往都是出自人治的需要,我們期待一個清明的法治,但有著幾千年人治歷史的中國,斷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截然拋開人治的好處、妙處和絕處而直奔法治而去,人治是足可以讓人得到很好的享受的
──不論是施者還是受者
。於是,明明有著法律規定的事情,還需要開明的領導的指示才能夠得到執行。以至有人「善意」地說:我們是要通過人治來達成法治。也就是說,老百姓還很愚昧,人治是法治的必然階梯,人治是法治的基礎,開明的人治必然通向清明的法治。我們也喜歡對這種人治感恩涕零,凡事都有寄希望於領導的「上方寶劍」的習慣。更有甚者,倘你非要堅持依法辦事,那麼,領導就只好對你「法辦」。這時候,你憑什麼還相信法律?
所以,當下,法律不可能至高無上,法制不可能至高無上,法治更不可能至高無上。如果至高無上了,我們不可能不感到一種恆久的幸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