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發展

❶ 我國法治發展史簡述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體現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學派被稱為「顯學」的突出標志，即使秦王以後儒家學派占據了統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舊長遠地影響著後世。先哲們對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歷史蹤跡，值得我們去追尋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構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論的提出
與儒家「禮治」、「德治」思想相對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韓非子·心度》中說：「治民無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書·君臣》中說：「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成熟於戰國時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概念：「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學派對「以法治國」是充滿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統一，權威集中，如此，則舉措之間可以治國。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產、鄧析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後期的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義，是「以法治國」，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方法。翡翠a貨福聖真玉

❷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❸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發展脈絡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其實沒那麼簡單，它是自古希臘以來深深植根於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在希臘神話中，以宙斯為代表的新神推翻舊神，使整個神界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正義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義之神，法律之神，他負責使自然界和社會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違抗，但他並不總是直接干預人世的事務，而是賜給人類以法律，讓他們自治。許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義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們的權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時代，智者學派開始用社會契約（約定說）來解釋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礎。如普羅塔哥拉的那個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類彼此危害而滅亡，派赫美斯把正義和尊敬帶到人間，後者問他怎麼分配，回答是「分給所有的人」，因為如果只有少數人分享這種道德，那麼「城邦就會不能存在了」（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頁。）。因此論及木工技術之類的事只能請專家，論及政治德行，則應讓每個人發表意見。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說得更明確：「法律的創造者乃是大多數的弱者，他們制定法律、安排獎懲，都是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頁。）。蘇格拉底雖然反對智者，認為公正在於明智，但他也承認，有了明智，人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權利）而制定法律這點上，他與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認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標准即法律的依據，法律由此而成為了一門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則進一步把這種科學上升為一種哲學（法哲學），它並不實用，但卻在他的人性論中有其嚴格的邏輯根據。他是按照人心的結構、而不是按照統治者的需要來制定社會秩序的：人心有知識、意志、慾望三種能力，社會也就必須有哲學王、武士和勞動者三個等級，只有哲學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會，正如人心也必須由理性來統治一樣。亞里士多德則從現實出發，開始把法制、政治當作一種技藝，但也不是中國式的統治術（法、術、勢等等），而是一門盡量保障大多數人幸福的藝術，是立足於對人民各階級的分析（平民、貴族、中等階級）來確定最好的法律體制。在這里，統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為公民謀幸福的手段。
中世紀的基督教源於希伯來人的宗教，但在猶太聖經《舊約》中，就已經體現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約論」了。所謂「約」就是人與上帝訂約，上帝約許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條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當然，希臘人的契約只是人與人立約，但是異化形式則恰好與猶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產生出《新約》，因為耶穌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這樣，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於外在的恐懼，而是出於內心的希望（獲救），是一種基於自由意志的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論多麼專制和無法無天，或是力圖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統治工具，卻始終無法在精神上獨占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得不屈從於教會的無形勢力的緣故。這種情況養成了西方人歷來認為法大於權、法大於人的觀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創始人格老秀斯從《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恆不變的一切人的自然權利，連神也不能改變它。它包括：1)財產權；2)履行契約的義務；3)個人運用自己權利的自由。（註：參見章海山：《西方倫理思想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頁。）他對國家的定義是：「國家乃是一群自由人為著享受公共的權益而結合的完善團體」（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586頁。）。霍布斯和洛克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發展了這一理論，前者認為「享受公共權益」意味著最大地避免禍害，因而人民應當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一個唯一的專制君主；後者則認為公共權益就是大多數人的幸福，因而主張君主立憲。兩者的立足點都是人性論，但前者認為人性本惡，後者認為人性本善。孟德斯鳩接受了洛克的觀點，認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中並不是攻擊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們最初並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維護自己的自由。為此他通過對歷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權制衡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惡：人們只要有機會和可能，就會傾向於濫用權力，侵害他人自由，導致腐敗。盧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歷史上的國家法律由契約產生，但一旦產生總是凌駕於人民之上，異化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須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不同，盧梭所找到的結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權利轉讓給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某個或某些人；由於這種轉讓的條件是人人一樣的，所以每個人並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任何別人，而是從別人那裡獲得了同樣多的權利，因此在訂約後他所服從的還是自己。盧梭由此認為，唯有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頁。）（這種思想後來被康德歸結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爾則表述為「犯罪受罰是犯人的權利」的辯證結構）。他強調人民主權和「公意」，認為立法權不能轉讓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權都只是「公僕」和受託者，隨時可以通過公民投票而撤換；如果當權者破壞契約，人民有權起義。

❹ 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是：

一、是認識和判斷層面，即運用法治概念原則對社會生活中各種問題的認識和初步判斷層面。

二、是邏輯推理的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分析判斷問題，綜合推理，得出結論和解決問題的層次。

三、是綜合決策層面，在上述法律認知與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的決策。

四、是制度層面的建設，即在前三個層次思考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化，使通過法制建設或改革能夠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法治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高級領導幹部應有的。因此，在檢驗法治思維能力時，應根據不同的對象和主體設置不同的標准。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徵：

一、鮮明的政治性

社會主義法治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並確認和保障社會主義政治。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將服務大局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將的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要求全面服務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增強的科學執政、執政與依法執政能力，實現了治與講政治的統一。

二、徹底的性

社會主義法治反映最廣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是制定和實施法律，有效治理社會的方式、過程和狀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的利益。社會主義法治與全體公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是法治的主體，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力。

三、系統的科學性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內容構成上，從而成為一個科學的有機統一體。

「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和的」這五大內容，從不同方面反映和規定了社會主義法治，明確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本質要求、價值追求、重要使命和根本保證，每個方面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構成一個科學有機的整體。

四、充分的開放性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個封閉、靜止的思想體系，它的形成、發展與實踐都具有充分的開放性。

隨著社會主義法治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內涵也將更有時代性，更具規律性，更富創造性，不斷借鑒與吸收人類法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可以說，正是這種廣泛吸收、兼容並蓄、與時俱進的特性，才使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能夠始終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❺ 如何認識柏拉圖早期的人治觀念和晚期向法治觀念的轉變

柏拉圖「正義」思想的發展。

正義的價值可以說是西方法治的基石，同樣，柏拉圖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正義觀基礎之上的。正義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正義是具體多變的，美國著名的法學家博登海默把它描述為：「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 protean face)，變幻無常，隨時間呈現不同形狀並且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同樣，柏拉圖對於正義的闡述也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柏拉圖早期的正義觀體現在《理想國》中，此時他對正義的論述與晚期在《法律篇》中對待正義的觀點有相當大的不同，早期的正義觀是精確、可具體計量的，有確切的定義，甚至是可以反證的，是一種實體正義的思想；而晚期則是一種程序正義的思想。

但在柏拉圖的晚年時期，它的法律思想開始轉變，由於統治國傢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難以找到以及實踐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並認為「法治國」是統治人類的第二等好的選擇，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

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單靠教育是不行的，因為人的本性只考慮個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須有法律來制裁或者懲罰人們的不善行為。

柏拉圖後來論述的法治理論開創了西方法治理論的先河。

柏拉圖稱，法治的關鍵是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統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約，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麼不管在這個國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談不上什麼「法治」。法治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是節制。以法治國不僅要有法可依，還要做到人人自覺守法。普遍的守法觀念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前提條件前提條件前提條件。

(5)法治思想的發展擴展閱讀：

柏拉圖重視統治者對智慧的運用，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著對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強調理性的作用，只是通過不同的治理手段而達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柏拉圖的人治思想:柏拉圖《理想國》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主張賢人政治，即「哲學王」統治。這種統治的基礎是學者所設想的知識精英統治社會的理想。

柏拉圖的賢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學家的智慧治理國家。《理想國》反復強調這種賢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優越性，法律遠不能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

推崇人治，輕視法律是柏拉圖早年的思想特徵，但柏拉圖並沒有完全否認法律的作用能夠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圖在以人治思想為特色的《理想國》中也論述法的問題。

❻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

❼ 談談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思想的發展

哈哈，這題目正好問到我的專業了，我是法史的研究生，哈哈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法家學說的復興
曹魏政權的創始人曹操和蜀漢政權的奠基人之一諸葛亮，代表著庶族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以敏銳的政治目光，看到了要鞏固自己的政權，打擊豪族勢力，結束分裂戰亂的局面，必須清楚司法體制的腐敗和黑暗，厲行封建法治。因此，他們在理論上都提出了禮法結合基礎上的法治主張，並在實踐上強調以法治亂，以法治國。一方面，他們非常重視法律的作用，強調在安定的環境中可以用禮治政，但在戰亂或者原來的統治者軟弱無力、法制鬆弛、民心墮落的形勢下，必須以法律為武器，予以治理。另一方面，根據對法的這種理解，在司法實踐中，曹操和諸葛亮等人採取了各種厲行法治的措施。
當然，曹操、諸葛亮的法家理論，已不僅僅使戰國至秦法家理論的簡單翻版，而是結合當時社會現實做出修正了的法家理論，即他們的法治，都是以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為基礎的。正因為他們是在總結東漢社會戰亂的教訓、希望克服法制的弊端的基礎上提出的法治學說，因此，他們對儒、法兩家的法學世界觀都有所發展、有所貢獻。就儒家學說而言，他們吸收了孔孟等早期儒學中的民本思想，漢儒董仲舒等人的君臣觀念，以及路溫舒、桓譚、王充、仲長統等人的德主刑輔的理論，克服了東漢末年以 緯經學為表現形式的消極的儒家理論。對法家而言，他們堅持其中「明法理」、「重法慎刑」，賞罰必信、執法公允的積極成分，而拋棄了李斯、秦始皇的一味任性不任德的做法。
正是在曹操、諸葛亮的較為正確的法學世界觀的指導下，他們採取了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措施，前者初步統一了中國北方，逐步恢復了因戰亂而遭受重大摧殘的社會生產力；而後者則將偏安一隅的弱小的蜀國治理得井井有條，與魏、吳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2.玄學世界觀的崛起
玄學，是魏晉時期特定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思潮。從階級基礎和政治構造而言，玄學使門閥世族勢力的崛起與蛻變的產物。當時，門閥世族自恃門第高貴，排斥寒門世族，壟斷政治。但他們之中的一批人，既享高官厚祿，又不屑於處理實際的事務；既盡情縱樂，又在殘酷的權力斗爭中感到苦悶；既有遠大的濟世之志，但又因受當權者排擠而無法實現。因此，迫切需要一種既能維護現有的特權地位，又能使肉體得以快樂、精神得以解脫的學說，用道家無為的精神來解釋儒家理論的玄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玄學家壓倒性的影響主要在哲學和文學方面，他們對當時人們的法學世界觀乃至法律改革和法學研究也有重要影響，但不像在哲學和文學領域中那麼大。當時從事法律工作的統治階級的主體思想還是儒家學說，還是以「德主刑輔」為核心的傳統觀念，並試圖以此來清除東漢末年以來在法律領域中的積弊，排斥道家和玄學的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
3.佛教對法學世界觀的影響
作為一種神學世界觀，佛教通過統治階級的認可，對當時的法和法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佛教世界觀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空」。在這種世界觀中，禮教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沒有質的規定性的「空」。因此，佛教世界觀的流行，在客觀上形成了貶低法律的功效的觀念，改變了人們對法律的根本看法，造成了法律虛無主義的泛濫。南朝梁武帝蕭衍的經歷就是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證。在佛教世界觀的支配下，梁武帝的行為直接影響了當時南梁法和法學的發展。（1）受佛教「忌殺生」的觀念的影響，梁武帝經常進行大赦。赦刑的濫施，使許多犯有罪惡之人逃脫法律的懲罰，破壞了基本的法律秩序。（2）執法不公正。（3）營造了一批貪官污吏，破壞了國家基本的經濟和法律秩序。
佛教的輪回說對當時人們的法學世界觀也有巨大的影響，即有助於人們「遵紀守法」意識的培養，有助於封建法律的貫徹執行。當然，這種「有助於」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礎之上的，但其本質上是一個信仰，是一種道德說教，對民眾樹立法的觀念並沒有什麼積極作用。而統治階級正是利用佛教世界觀對人們思想的這種影響力，將其與儒學、道家思想結合起來，一起為鞏固其統治服務。因此，我們說，佛教的利用，事實上在「德主刑輔」這一統治階級的傳統的法學世界觀之外，又增加了一種信仰的工具：一個佛教的天國。而且比較而言，佛教的說教在某種意義上比儒學和道教更能安定人心，佛教的理論和修行方法，對基層民眾更有吸引力。在梁朝後期，百姓遭受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是極為沉重的，但是民眾的反抗和起義卻極為鮮見，足見佛教因果報應世界觀影響了廣大民眾。雖然，即使在佛教盛行的梁朝，統治階級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刑罰和殺戮，但刑罰和殺戮並不等於法，一味的刑殺恰恰是法的作用低下、法律沒有地位的表現。
4.儒學世界觀對法學影響的進一步擴大
該時期，人們的法學世界觀雖然受到法家理論以及玄學、佛學的影響，但其核心仍是儒家的世界觀，法律的儒家化進程不僅沒有受到遏制，反而進一步加快。東漢末期，由於正統儒學中的神學目的論、繁瑣的經學注釋等走向極端，因而玄學和佛學等乘機興起。但它們並不能否定儒學世界觀中的主流。經學的衰敗，本身是與統治階級的腐化、墮落相聯系的，統治階級中的腐敗階層，其所作所為本身，恰恰使沒有遵循儒學的基本原則，如修身養性、德治教化、以民為本、慎刑輕罰等，離開了經學所追求的基本目標：綱常名教。從而，破壞了封建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秩序，這樣，最高統治階級內部的協調關系被打破了，廣大農民起義了，出現了禮崩樂壞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曹操、諸葛亮的統治手段，其實質仍是以儒為宗，然而他們卻一抓就靈，一治就清，這說明，至少在當時，儒學中的核心內容，如宗法等級、以民為本、德刑兩手並用等，還是有生命力的。

❽ 談談對近代中國法治思想發展的理解

感覺是進步了，其實不然法制一直都落後，因為沒有參考所以摸索！！法製法制，就是治理心而已！

❾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