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立法體制

『壹』 監獄法律體系的規范性文件中最高層次的是什麼

憲法，抄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襲大法，是監獄法律體系中的母法。憲法第二十八條：
「國
家維護社會秩序，
鎮壓叛國和其他反革命活動，
制裁危害社會治安、
破壞社會主
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
」的規定，是監獄立法、建構
監獄法律體系的直接依據。它在監獄法律體系中處於最高層次。

『貳』 司法制度的監獄制度

監獄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監獄、執行刑罰、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等活動，受法律保護。人民檢察院對監獄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依法實行監督。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的監獄工作。
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罪犯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監規紀律，服從管理，接受教育，參加勞動。 （1）監獄。是關押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罪犯的場所。監獄可以分設男犯監獄和女犯監獄，女犯監獄應當由女性監獄人民警察直接進行管理。根據罪犯的犯罪性質及刑期長短，監獄還可分為重犯監獄和輕犯監獄。
（2）未成年犯管教所。是關押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未成年犯的場所。由於其關押的對象主要是不滿18周歲的犯罪人，因此，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可以稱作未成年犯監獄或少年監獄。中國對未成年人一貫給予特殊的保護，對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同樣如此。未成年犯管教所採用與其關押對象相適應的管教原則及方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規定，監獄的設置、撤銷、遷移，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批准。這樣有助於根據歷史、經濟和自然條件等因素的綜合考慮來使監獄的設置布局合理。各監獄設監獄長1人，副監獄長若幹人，並根據實際需要設置必要的工作機構和配備其他監獄管理人員，營監獄的管理人員是人民警察，這一規定明確了監獄管理人員的法律地位。監獄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個警種，與公安、交通警察等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工作機構除一般包括行政機構和生產經營機構外，還設獄政、生活衛生、教育等機構。 （1）收監：
監獄對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並且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執行刑罰。監獄對交付執行刑罰的罪犯進行身體檢查。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或者是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監獄可以暫不收監。對於暫不收監的罪犯，應當由交付執行的人民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對其中暫予監外執行有社會危險性的，應當收監。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刑罰。前款所列暫不收監的情形消失後，原判刑期尚未執行完畢的罪犯，由公安機關送交監獄收監。
（2）申訴 控告和檢舉：
罪犯對生效的判決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訴。監獄在執行刑罰過程中，根據罪犯的申訴，認為判決可能有錯誤的，應當提請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監獄提請處理意見書之日起六個月內將處理結果通知監獄。
（3）監外執行：
對於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監內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監外執行條件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暫予監外執行，由監獄提出書面意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管理機關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
（4）減刑 假釋：
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的，根據監獄考核的結果，可以或者應當減刑或假釋。減刑或者假釋建議由監獄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予以審核裁定。
（5）釋放 安置：
罪犯服刑期滿，監獄應當按期釋放並發給釋放證明書。罪犯釋放後，公安機關憑釋放證明書辦理戶籍登記。對刑滿釋放人員，當地人民政府幫助其安置生活。刑滿釋放人員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和基本生活來源的，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濟。刑滿釋放人員依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 （1）分押分管
監獄對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實行分開關押和管理，對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照顧其生理、心理特點。監獄根據罪犯的犯罪類型、刑罰種類、刑期、改造表現等情況，對罪犯實行分別關押，採取不同方式管理。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2）通信、會見
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監獄檢查。監獄發現有礙罪犯改造內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獄的上級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信件，不受檢查。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按照規定，可以會見親屬、監護人。
（3）警戒
監獄根據監管需要，設立警戒設施。監獄或者管理人員在法律規定的情形時，可以使用戒具或者武器。
（4）對罪犯的教育改造
教育改造罪犯，實行因人施教、分類教育、以理服人的原則，採取集體教育與個別教育相結合、獄內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的方法。有勞動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勞動。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並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
（5）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對未成年犯應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刑罰。對未成年犯執行刑罰應當以教育改造為主。未成年犯的勞動，應當符合未成年人的特點，以學習文化和生產技能為主。監獄應當配合國家、社會、學校等教育機構，為未成年犯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件。
（6）監獄的財政體制
監獄警察經費、罪犯改造經費、罪犯生活經費、獄政設施經費及其他專項經費，列入國家預算。國家提供罪犯勞動必需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經費。監獄依法使用的土地、礦產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以及監獄的財產，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侵佔、破壞。
監獄管理制度有兩大類：一是關於監獄職工的，一類是管理犯人。 一是關於監獄職工
監獄職工管理制度有作息時間、住宿規定，分配規定、請假規定及學習規定等。
一類是管理犯人
關於犯人的有：一日常規、就餐規定、住宿規定、探視規定、學習規定。還有服刑規定、外出規定等。

『叄』 我國監獄立法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進程

新中國的監獄工作，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一、創建階段

（一）創建階段的概況(1949年～1954年)

新中國的監獄工作是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創立發展起來的。

1951年5月，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專門研究了組織罪犯勞動改造的問題。

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和審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轉發的《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問題的決議》指出：「大批應判徒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為了改造他們，為了解決監獄的困難，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閑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工作。

」根據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所作出的《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問題的決議》，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勞動改造機構，大規模地組織罪犯參加國家基本建設，如興修水利、修築鐵路、公路、墾荒、開礦及從事手工業、農業、副業等項生產。

通過大規模地組織罪犯勞動改造，從根本上解決了監獄關押的罪犯坐吃閑飯、監管場所擁擠、監獄經費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確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徑。

（二）創建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創建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全黨高度重視，迅速將一大批罪犯投入勞動改造之中；(2)確立了監獄組織管理體制；(3)基本上解決了監獄面臨的困難。

昨日在普通高中招生咨詢會舉行中，如何填報志願成為眾考生家長最關注的問題。

二、初步發展階段

（一）初步發展階段的概況(1954年～1966年)

在總結新中國監獄工作創建階段經驗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於1954年9月7日頒布實施。

以此為標志，我國監獄工作進入了初步發展階段。

《勞動改造條例》明確規定了我國監獄的性質、任務、組織機構，監獄工作的方針、政策，監獄的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監獄的經費等。

《勞動改造條例》把我國監獄工作創建的成功經驗用法規加以總結，使監獄工作及時、准確地納入了法制的軌道。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我國監獄工作無論在罪犯的改造上還是在監獄生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們成功地把日本戰犯改造成為致力於促進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將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為守法公民；（2）在監獄生產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業企業、大型農場，形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監獄企業體系，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59年建國10周年前夕，在北京舉辦了「全國勞動改造罪犯工作展覽會」，向全國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監獄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初步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制建設逐步發展；(2)確立了監獄工作方針、政策、原則；(3)制定了一套科學的監管制度；(4)培養了一支能吃苦耐勞的監獄人民警察隊伍。

三、遭受破壞階段

（一）遭受破壞階段的概況(1966年～1976年)

從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國監獄事業遭到嚴重破壞，主要表現為：（1）監獄工作方針、政策，監獄工作取得的成績被全面否定；（2）監獄所屬的工業企業、農場被大量擠占和被迫交出；（3）監獄法規遭到踐踏，監獄內正常的監管秩序遭到破壞。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廣大監獄人民警察仍堅守崗位，忠於職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發生，減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

（二）遭受破壞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遭受破壞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規遭到踐踏，監獄法制觀念有所淡化；(2)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實踐證明是一支忠於黨和人民的隊伍。

四、撥亂反正階段

（一）撥亂反正階段的概況（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開始了全方位的撥亂反正。

我國監獄系統徹底清除了各種錯誤思潮的不良影響，正常的監獄監管工作逐漸恢復和全面展開。

在較短的時間內，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得到了壯大和發展，監管工作恢復了良性運轉。

在監獄工作恢復、整頓的基礎上，中央於1981年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監獄工作的成績和經驗，並對監獄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研討，提出了新時期監獄工作的任務和發展方向。

以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的召開為標志，我國監獄工作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重任，監獄工作進入了改革發展的新時期。

（二）撥亂反正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撥亂反正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人民警察隊伍不斷發展壯大；(2)一些交出去的監獄被陸續收回；(3)監獄工作秩序逐漸恢復。

五、改革發展階段

（一）改革發展階段的概況(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以後，到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頒布，我國監獄工作先後推行了若干項重大改革，如辦特殊學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後、向外延伸、改造生產雙承包責任制等。

1994年《監獄法》頒布後，又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監、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建立現代監獄制度、實行獄務公開等涉及監獄整體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動了監獄工作的向前發展。

同時，監獄系統還廣泛開展了對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國監獄工作的成就和經驗，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國家的一些有益經驗。

（二）改革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改革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制建設發展迅速；(2)監獄的各項改革工作進展順利；(3)逐步建立國家財政保障體制保障監獄改造罪犯所需經費；(4)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水平不斷提高。

『肆』 介紹美國監獄制度~類型等>

美國監獄分為6類：由州政府福利局管轄；由州政府的社會事業局管轄；由州政府公共安全局管轄；由州政府社會事業局與福利局管轄；由獨立的監獄局管轄；由州政府監察委員會管轄。

全美國有5000個監獄和拘留所，僱傭了42萬獄警和工作人員。刑事司法專家稱，從重判刑、創記錄的毒品罪犯數量和高犯罪率導致美國不論監獄人口還是監禁率都堪稱世界之最（截至2015年）。

刑事司法改革已經成為當代美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決策者需要直面刑事司法危機。我們必須改變這種令人悲觀的現狀。

聯邦刑事法典有4500部法律，且不包括政府有關刑事懲罰的規定，聯邦犯罪清單太長、太模糊，人們在日常工作或業務中不知不覺中就有可能違背了許多聯邦法律。

(4)監獄立法體制擴展閱讀：

美國教育部調查發現，1979年到2012年間，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學和中學教育上的支出增長了107%，而在刑罰上的支出增長了324%。

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最新報告，有11個州花在監獄和拘留所的錢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錢還要多。這11個州為密歇根、俄勒岡、亞利桑那、佛蒙特、科羅拉多、賓夕法尼、新罕布希爾、特拉華、羅得島、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州。

今天美國全國監獄系統的雇員人數，已經超過任何一個500強企業在全球的總雇員，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花費約300億美元興建新監獄。

至今每年還繼續投入超過300億美元進行監獄的運營和維護，總投資規模已經接近美國對教育系統投資的7倍，從而創造出如此龐大的「監獄GDP」。

『伍』 監獄企業的監獄企業立法的可行性

第一，我國監獄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為立法奠定了理論基礎。近年來，我國關於監獄經濟、監獄生產、監獄企業的學術探討已經有了長足進展。部分話題已經相當深入，有的專家甚至開始進行制度設計的探討。其中，有些專家提供了幾種方案供參考，即設立中國監獄工業協會，組建專門的省級監獄產品經營集團公司，集團公司可以考慮由中國監獄工業協會組織協調、指導全國監獄產品的經濟實體；可以考慮監獄管理局下設監獄企業集團公司，可以考慮在司法廳（局）下設監獄集團公司，也可以在經貿委下設監獄企業集團公司。 這些理論探討直接觸及到監獄企業的管理體制問題，立法中最大的難點在於體制的不順，如果不管不顧現行體制，立法的風險很高。不少專家對監獄改造體制的關注，為監獄企業立法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我國目前司法領域立法已經有相當積累，為監獄企業立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我國目前司法領域頒布的法律有《監獄法》、《律師法》、《公證法》及司法人民警察適用的《警官法》，上述法律及相關的法規和規章對監獄企業立法而言，能夠提供可以借鑒的經驗，監獄企業才可能避免走更多彎路。
第三，我國特別形態企業立法逐漸增多，可以為監獄企業這種特殊的企業立法提供立法模式的參考。我國企業改革走過了20年的歷程，企業立法積累了相當多的成果，在上文提到的立法之外，學者開始關注特別形態企業立法，如郵政、軍工、鐵路、金融、文化產業等等。「這樣就使得對特殊企業的定位不明，該特不特，這種『特』，是由它們的政策性、管理性、非競爭性等社會和法律的要求所決定的。在不該特的方面，卻發生了『特』，這樣特，是因為適應競爭性、市場化的要求的普通企業法實際上不能對其進行有效調整，故而在設立、組織、財務和運作上，放任行政操作，不能納入企業法治軌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脫法狀況。」 監獄企業立法一定要搭這些特殊形態企業立法的車，至少不能落在後面。

『陸』 如何完善監獄法

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是監獄最重要的執法行為。

1994年監獄法，七章七十八條，沒有規定減刑、假釋會議的監督制度。近年，一些監獄獄務公開的經驗在一些刊物上時有介紹。主要做法大同小異，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罪犯減刑、假釋公示制度、監獄減刑、假釋會議邀請部分罪犯家屬、罪犯、社會執法監督員等參加監督的監督制度，設立獄務公開信箱及監督電話等。這一嘗試，從監獄行刑的發展方向和趨勢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監獄執法的透明度，是監獄執法向公開、公正、公平和文明的方向發展的步驟之一，是監獄法治的可喜的進步。筆者對此是持肯定態度的。

按照依法治國和當代文明社會法治的基本原理，監獄執法行為必須公開、公正、公平。但是，在國家司法體制上，我國目前尚沒有專門的減刑、假釋委員會或非監禁執行局，對罪犯的減刑、假釋，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監獄對罪犯的減刑、假釋，行使的是「建議權」。即「由監獄提出減刑（假釋）建議，報中級或中級以上人民法院審核裁定」。這一做法，在監獄的具體司法實踐中，有一個通俗的提法叫做「搞減刑（假釋）材料」或「做材料」。監獄把一批「材料」做好後，一般提前一個月報給中級或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至於報哪些材料，94年監獄法沒有任何規定，完全由監獄操作，這是監獄法存在的一個重要缺陷，本文不展開論述。在目前體制下，人民法院對監獄上報的減刑、假釋材料一般都是「幾十個罪犯一批，一批一批辦」，而且多是「照批不誤」。人民法院對犯罪嫌疑人開庭審理、定罪量刑還是對監獄在押罪犯的減刑、假釋案件裁定，開庭時「一批一批地批發」都是不合法理的。這種「批發市場式的」辦案，用什麼程序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怎麼保證法律的公允？是否有法律依據？（本文不展開論述）目前，人民法院受理減刑、假釋案件主要是「看材料」、「審核材料」、「對材料作出裁定」。罪犯能否獲得減刑、假釋，主要取決於「材料搞的好不好」。人民法院不會也從來不深入罪犯的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核實減刑、假釋材料的真偽。這樣，監獄提出的「減刑、假釋建議」對罪犯獲得減刑、假釋就十分重要，在目前的具體司法實踐中，客觀上已經具有「決定作用」。因此，在目前體制不變的前提下，實施獄務公開，在監獄減刑、假釋會議上推行監督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從另一方面，受制於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受制於監獄法的不完備，推行監督制度、提高監獄執法的透明度十分艱難，可以說是舉步維艱。從體制上，目前一些監獄介紹的先進經驗雖然在具體細節和發展方向上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是，推行這一制度的主體是監獄，自己推行某種做法監督自己，不能不是先天不足，人民法院與監獄客觀上的「公檢法是一家」。監獄上報減刑、假釋案件時，法院與監獄實質上的變相「行政審批關系」，帶有體制上的根本缺陷。提高監獄執法透明度是相對於暗箱操作，但是，監獄法沒有規定監獄的執法行為必須公開，沒有規定獄務公開的任何具體形式或程序，沒有規定減刑、假釋會議的監督制度的內容、組織及程序，沒有規定監督人員的權利、義務及保障程序。即：於法無據。監獄執法，公開可以，不公開也可以；減刑、假釋會議實行監督制度可以，不實施監督制度也可以。在重要的監督制約監獄、促進公正執法的這一自我凈化的保障性的制度措施上，監獄法沒有任何規定，這是監獄法的又一個重要缺陷，使監獄此項工作帶有隨意性。按照目前監獄實施獄務公開的本意，監督制度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還有許多不完善之處，需要在糾正存在的問題後，理出頭緒，形成較完備的制度，在修訂監獄法或制定監獄法實施條例時，予以固定下來。

（二）

近年，一些監獄實施的監督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 未採用公示通知的方式。

公示是在公眾感官能夠普遍感知的場所，用較醒目的方式（如張貼行政機關的決定或通知等），向公眾明示並附以一定作為邀請的一種告知方式。作出公示的主體是行政機關，公示面對的相對方是公眾，公示地點必須是一處或幾處能為一定范圍最廣泛的公眾所感知，在電腦網路上公示是小范圍的，有作弊之嫌。實質上，公示是行政機關對公眾發出的一種要約，是行政機關向公眾發出的要求公眾參與某一行政行為的意思表示。行政機關作出公告明示後，相對方參與與否，一般完全出於自願。由自己決定是否參與，相對方有自由裁量權，體現自願、平等、和誠實信用的參與原則。 但是，目前監督制度的到場人員卻完全由監獄指定，「想來的人來不了，不想來的人接到通知必須來」。雙方並非處於平等地位，參加監督的人員並非是他自己主動的選擇，並非都是出於自願的本意。監獄一般是通過書信或電話，在監獄減刑、假釋會議前，通知有關人員參加。以通知罪犯家屬為例，監獄採用的制式書信是：某某罪犯家屬：「為了提高監獄執法的透明度，實施獄務公開，保障公正執法，某某監獄決定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監獄某某會議室召開罪犯減刑、假釋會議，特邀請您列席監督，請准時出席。某某監獄年月日」。這一做法，罪犯家屬參加監督是被動的，是非自願的。所採用的通知方式不是公開公示的，主體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監獄從最初的通知方式上，就已經違反公平、自願、平等這一基本的法治原則。

2、 監獄指定的人員往往出於特殊的考慮，監督人員的主要作用是「僅僅是聽聽讀材料而已」。

目前，參加監獄減刑、假釋會議監督的人員一般有：執法監督員、社會志願者、罪犯家屬、個別罪犯等。這些參加監督的人員中，執法監督員一般是監獄聘請的離、退休幹部，其中有的是原在監獄工作，離、退休後每月由監獄發退休金和其他「共享費」並到監獄報銷醫療費的人。社會志願者一般人數不多，況且他們一般不懂法律、不知到減刑、假釋會議內容的真偽。罪犯家屬一般經過監獄精心的選擇，有的是減刑、假釋會議將要討論的對象的家屬，有的是年內列入監獄減刑、假釋計劃將要減刑、假釋的罪犯家屬。這類罪犯家屬對監獄一般都抱有感激之情。列席的個別罪犯，一般都是「將要減刑、假釋或靠攏政府、表現穩定、能寫感謝政府隊長的思想匯報」的那類對象。以上這些人員一般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說起話來都比較中聽」，除監獄離、退休幹部擔任的執法監督員和個別罪犯，其他人對監獄內部規定的減刑、假釋條件等，根本不懂。此外，監獄目前的監督制度，一般不邀請人大代表，不邀請法官，不要請法學院的教師，不邀請有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不邀請「表現不好」或「年內沒有減刑、假釋希望的罪犯」或這類罪犯的家屬。監獄的精心考慮和監督人員的選擇，其目的很明確：「保持良好的會議秩序」「都是講好話或是表示感謝的那些人」。但是，從另一方面卻給減刑、假釋會議的監督制度定下了「一言堂、唱頌歌」的基調。客觀上，目前監督人員列席監督，其主要表現是「僅僅限於聽」，被動地「聽」，根本不能充分發揮監督作用。

3、 監督制度由監獄按會議程序主持，無監督人員的權利保障程序。

迄今為止，監獄減刑、假釋會議監督制度的實施過程中都是由監獄按會議程序主持的。會議程序是會議內容在時間上的先後安排，一般必定有領導做教育講話或總結講話，或「畫龍點睛」或「居高臨下」，領導教育講話一般占會議時間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會議程序不同於行政法的權利保障程序。而監督制度是監獄以行政權力組織實施的，按照我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則包括程序公正原則、相對方參與原則和效率原則。程序公正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過程中，必須在程序上平等對待各方當事人，必須排除可能導致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因素，它由迴避制度、合議制度、聽證制度和調查制度來保障。相對方參與原則是指行政相對方在程序上有了解並被告知有關自己的權益的行政行為權利。相對方參與原則必然要求行政程序公開。行政法的終極目的在於保護行政相對方的合法權益，保證行政權的公正行使。它由行政主體表明身份、相對方有了解內容、要求說明理由、聽證調查發表意見、維權救濟途徑等制度來保障。效率原則是指行政程序的設立與實施應有利於行政效率的實現。行政活動無論是實體性的還是程序性的，都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有關行政行為的規定，都必須在保障相對方合法權益和確保行政公正合理的同時，盡可能有利於提高效率。效率原則是對行政主體和相對方的行為方式的時效限制，是用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限制和簡易程序的適用條件來保障。

（三）

監督人員的權利主要有：知情權，詢問權，聽證權、調查權、質證權，會見當事人權，發表意見權，表決權，監督權，要求迴避權、參與合議權，有了解並被告知有關自己的權益的行政行為權利，到會獲得座位權，要求行政主體表明身份權、了解會議程序權、了解減刑、假釋條件權，了解會議討論對象的改造表現權，減刑、假釋材料的質疑權、異議權。相對方有了解內容、要求說明理由、知道維權救濟途徑權，建議權。

保障減刑、假釋會議上監督人員的權利，有必要組織減刑、假釋會議各方代表委員會，實行委員會領導下的主席負責制。這個委員會是減刑、假釋會議的臨時權力機構，一般每年選舉一次，討論減刑、假釋案件時召集，會議結束自行解散，日常辦事聯絡機構是委員會秘書處，設在監獄刑罰執行科。委員會行使權力實行合議制，減刑、假釋人選須委員會集體投票表決，表決時少數服從多數，負責減刑、假釋會議的組織、合議和作出決策。

監督代表委員會最初組建時，由監獄執法監督員牽頭，與監獄代表和駐監檢察官各1人，組成3人籌備小組。這個小組負責組建減刑、假釋會議各方代表委員會，負責制定委員會章程，負責向公眾發出第一次減刑、假釋會議通知，負責對有參加會議表示的監督人員的預先登記，在總報名人員中隨機抽取確定到場的監督人員並發出通知，負責協調商定組成監督代表委員會的差額選舉人選提名，負責召集、組織第一次監督代表委員會議，負責第一次監督代表委員會組成人員的無記名差額選舉的組織，負責選舉委員會主席，負責向委員會主席移交權力。

減刑、假釋會議監督代表委員會的組成人數應在7至11人，人數應當為單數，設主席1人，秘書長1人，公正委員若幹人。以下人員是當然的監督委員會委員：監獄代表1人，監獄執法監督員1人，駐監檢察院檢察官1人，負有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或社會志願者1人，人大代表1人，法院法官或法學院教師1人。另外，須等監督人員都到場後，當場選舉其他監督人員代表3至5人，人數須多於當然委員人數。需要注意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不能當選。

『柒』 試述宋代的監獄管理制度

第一 宋代的監獄體系完備，規模龐大
那時，監獄既是刑事被告、未執行犯人和干連證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決犯的羈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場所；既是協助審判的司法機關，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設置了自上而下完備的監獄體系
（一）中央監獄，是指設在京師而隸屬於中央官署的監獄，主要有：「御史台獄」，是最高監察機關御史台的下轄機構，主要關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時，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將中央監獄移至御史台，時稱「台獄」。御史台獄專門拘押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實質上成了皇帝懲辦臣僚的御用書房。「大理寺獄」，宋初太祖改唐舊制，不設大理寺獄，宋神宗繼位後，恢復大理寺獄，負責羈押「在京三司，諸寺監官吏犯徒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獄與御史台獄並存的局面。「開封府獄」。宋在首都開封設置監獄，兼具中央監獄和地方監獄雙重職能。還有四排岸司獄和同文館獄，屬於行政官署的監獄；殿前司獄及馬步軍司獄就是軍事機關的監獄。
這些直屬中央的監獄規模比較大，據北宋曾肇《曲阜集》卷三《重修御史台記》載，御史台設東西兩監獄。《宋會要.職官》二四載，大理寺設左右兩獄。開封府也分為府司獄，左右軍巡院獄和左右廂巡獄，僅左右軍巡院便有獄房百餘間。據《長編》卷三四九記載，元豐元年（1078年，當時大理寺和開封府囚禁犯人達千人以上。由此可見，開封府諸獄的容量不會少於五六百人。關於三司監獄的規模，真宗咸平元年（998），一次釋放所禁之囚達三千人左右。即使考量到獄房的超負荷及獄外關押的情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央監獄規模也是很大的。
（二）地方監獄，宋在州縣兩級設立監獄。宋朝地方行政機構有路、府（州、軍、監）、縣，路是指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非一級政府，一般不設監獄。但是，各路設立提點刑獄使司（又稱憲司），掌一路下轄州縣的刑獄之事。《宋史.刑法志》記載：「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由此可知，宋在諸州設司理院獄和馬步軍院獄，司理院獄是民獄，馬步軍院獄是軍獄。縣獄仍行舊制，無軍事監獄和非軍事監獄之分。
各州監獄的規模也相差很大，每州一般設兩處監獄，即為州院獄和司理院獄。一些重要的大州，司理院又分為左右或東西兩院，共有三獄。如南宋洪適《盤洲文集》卷七十所載《廣州獄空道場疏》便提到廣州「三院空虛」。有的僻遠小州，因為案件不多，卻只設一獄，有的即使設了三獄，最後也要合並。神宗元豐元年（1078）四月十一日，丹州地方就上言：「本州僻山，管宜川一縣，每有公事，止於司理院當直司勘鞠，乞並州院人司理院。」從之。
關於縣級監獄的規模，南宋雷孝友《新昌獄記》載，剛修葺完畢的新昌縣獄，「凡為室六，儲廩湢浴以至治獄之具，皆料理中律。」按此記載，新昌縣的監獄，具有六室的規模，顯然縣獄的規模要小的多。
第二 宋代監獄與囚犯的管理制度完善
監獄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宋代在沿用前代規定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進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以保障羈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囚及舞弊現象發生。
（一） 門衛及內部安全管理制度嚴密
宋代監獄的門衛制度很嚴。凡收押犯人，由負責者填寫案狀，犯人入獄前，必須經過嚴格的檢查，金刀若酒及紙筆、錢物、瓷器、杵棒之屬，一律皆不得入。《宋會要.職官》卷九五載：對向犯人提供違禁器物的人，視後果予以處罰；沒有產生不良後果，也要杖一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傷或傷他人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殺，殺他人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要逃脫，雖無殺傷他人的情況，也要處以二年徒刑。但是，還規定監獄管理人員不得擅自搜抄犯人隨身攜帶的合法物品，違者，「杖八十，因而盜取，以自盜論。」
另外，對監獄看守也有較強的紀律約束，以保證監獄的安全。獄中每間牢房有專人負責，收禁犯人，須逐牢差定獄子，分明交與人數，不是獄中防守人，不得入獄中。每天晚上，由兩三獄卒輪流值班，對該值班而不堅守崗位者，依法杖八十。為了督促獄吏堅持崗位，獄官不定時查崗，索牌點視，使當值獄吏盡心盡責。」
在嚴加看守的同時，宋代更加註意用懲罰來防範獄吏失職，對越獄，劫獄和盜囚的制裁尤其嚴厲。犯人如果在獄中出現意外，獄吏也要受到懲處。《慶歷條法事類》卷七十五《刑獄雜事》規定：「諸囚在禁故自傷殘者，吏人、獄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二等。」
由於監獄所禁主要是未決犯，所以宋代嚴防走漏獄情和串供。不準獄中犯人與獄外人接觸，親友送來衣服食品，必須由看門人交給裡面的獄卒，再由獄卒轉給犯人。在押往受審地點的途中，犯人不得縱與外人言語，亦不得於店肆暫住。《宋會要.刑法》也設有專條法律，嚴防他們泄露獄情。「系公人漏泄獄情，杖一百。」又引《大觀開封府六曹通用敕》規定：「諸左、右獄內只應人（指獄子、行人、產婆、醫人之類，但可傳達漏泄者皆是）並三人為一保，如通言語漏泄者，情重者，杖罪，五百里編管；徒罪，配千里牢城，同保人失覺察，各杖八十，勒停，永不收敘，即經停而別投名者，許人告。條法仍有告獲似此之人，賞錢五十貫。」
為了減少泄露獄情的可能性，宋代還就獄卒的使用作了一些迴避規定。《宋會要.職官》卷二四載：看守若同犯人有親戚關系，必須另行派人代替。規定 「大理寺手分、獄子，令本寺於外州軍差撥。」
對越獄行為，《刑統》卷二八《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規定：「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傷人者加役流，殺人者斬，從者絞。」「私竊逃亡，以徒亡論」，即依流徒犯在服刑期間逃亡論罪，按日計刑。「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五日加一等」。
對劫獄和盜囚制裁更嚴。《刑統》卷一七《劫囚》規定，「諸劫囚者，流三千里，傷人及劫死囚者絞，殺人者皆斬」，而且強調「但劫即坐，不須得囚。」至於竊囚，如果成功，竊者與囚同罪。「如果未能得逞，即未離禁系之處，竊者也需減囚二等科罪。竊死囚未得，徒三年；竊流囚未得，徒二年半。因竊囚而故意殺傷人者，構成搶劫事實，按劫囚法論處。」
（二） 獄具使用制度日趨規范
宋代正規獄具主要有枷、杻、鉗、鎖和盤枷。《歷代刑法考.刑具考》卷一載：枷是一種束頸獄具，分二十五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種；長五尺至六尺，頰長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闊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徑三至四寸。鎖是一種腳鐐，長八尺至一丈二尺。鉗也是一種束頸獄具，重八兩至一斤，長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作用與枷相似。宋代，盤枷的使用廣泛。「縣送徒至州，州送囚於他所，催理官物，督責賦稅，錮身千里之外，荷校連月之間，」都要使用盤枷。
關於獄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術性規定。上獄具之前，囚犯須經獄醫檢查，有無瘡病殘疾情況，如果是女犯，還要檢查是否懷孕，再決定是否戴上獄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寬的熟鐵片和厚生牛皮各兩道；輕囚只用鐵片兩道，再用軟麻繩把枷身纏緊。帶長枷的重囚，夜間枷上，還得用長索串連，並在索上系響鈴。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書大字寫上犯人姓名，並且三、五日一換標簽，使字跡清楚可辨。不同犯人，使用不同獄具。同時，宋代仿效前朝，對一些特殊犯人在獄具的使用上實行減等或散禁。犯人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者，以及廢疾、孕婦和侏儒之類，實行散禁---即不戴獄具關押。屬於議、請、減范圍，以及可用官當罪者，雖為流以上罪，也只鎖禁；如果所犯徒罪屬於公罪，一律散禁。
對違犯獄具法規的行為，《刑統》卷二九《應囚禁枷鎖杻》還規定了制裁標准：「應枷、鎖、杻而不枷、鎖、杻及脫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而應枷而鎖，應鎖而枷者，杖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如果犯人自行脫去及更換獄具，也按上述條文治罪。對依法不應用獄具而隨意施用獄具者，杖六十。
（三） 拘押和分類監禁制度完備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應具備什麼條件和履行哪些手續，監獄方面才能收押的制度。宋代規定，凡是將被收押的囚犯，須先有獄官寫明犯罪事由，辦理登記手續，然後由獄醫檢查有無瘡、病、殘疾，婦女是否懷孕，並且嚴格檢查犯人隨身攜帶物品，不符合規定的物品嚴禁入內。最後根據檢查結果，進行分類收押。
我國早期監獄，多是無限制的混羈雜居，這是獄制混亂落後的重要表現之一。《新唐書》卷四八《百官三》載：唐朝初步實行「囚徒貴賤，男女異獄。」宋代不僅沿襲唐制，而且實行「輕重異處」。宋《獄官令》規定：「婦人在禁，皆於男夫別所，仍以盡可能雜色婦女伴守」；「重囚有病，須別牢選醫醫治」。可見宋代不但男女分開關押，而且有病也另行關押。
另外，對民事訴訟案件，因為擔心串供，也要分開關押。但也有例外，為了和解糾紛盡快息訟，也有把當事人雙方關在一起，便於融通感情。據南宋《葉適集》載：寧海縣知縣周淳中就這樣做過，效果很好。有叔侄二人因財產訴訟系獄一年多，周淳中將其叔侄系於一室，並曉以親義，最後叔侄二人相泣而息此訟。由此可見，宋代統治者意識到禁系方式對審判的影響，並利用這種影響協助審判活動。這表明，封建統治集團的司法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第三 法內施恩的憫囚制度
憫囚制度是中國古代監獄制度的組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體現了他們「布德恤刑」的思想。不過，宋代更重視從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面來體現其憫囚願望。
（一）衣食供給制度
對於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細節規定，如凡有家屬者，由家屬負責供給衣糧。無家屬或貧困不堪者，官府供給，管給衣糧，每日每人二升（相當於當時社會標准口糧）。當然，要求自備衣糧，一方面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無告的窮人以獄中衣糧為生計。
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曾記載蘇軾在獄中的情況：「蘇子瞻元年間赴詔獄，與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
這是「烏台詩案」的一件有名軼事。但是，並非每個囚犯都有條件由家人供送衣食，有的因離家遙遠，有的因貧困難支。對前者，《刑統》卷二九載：「囚去家懸遠絕餉者，官給衣糧，家人至日，依數征納」。對後者，《宋會要.職官》卷五五載，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九月詔：「禁囚貧乏無家供送飲食，依法官給。」當時的鹽菜津貼標準是，臨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標準定額的一半。
特殊情況犯人的口糧，盡管有規定可執行，但實際上很少兌現。在州一級，官府還有一定的財力，可在常平倉或義倉內支給，但在縣一級，情況就十分凄涼。《通考.刑六》載：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上言：「竊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於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攫拿紛然，極可憐憫。」 宋政府只得再次規定，《宋會要.刑法》卷六載：縣囚之糧「申州就於平米支撥，歲終州縣實支數申提舉司出豁。」為了保證囚犯的口糧供應，嘉定八年（1215），進而建「囚糧歷」，「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不願支者，亦明書何人饋餉，俾隨禁歷月申提刑司以備參考。」
（二） 病囚管理制度
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監獄醫葯衛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宋史.刑法志》載：「諸獄皆厚鋪席褥，夏日置漿水，其囚每月一沐」；「諸獄囚有疾病，主司陳牒長官，親驗知實，給醫葯救療，重病者脫去枷鎖鈕，仍聽家內一人入禁看待」。為加強對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頒發「印歷」，各監獄獄官將囚犯病狀，負責醫治的官吏，醫人姓名及治療結果填寫明白交本州長官簽押，每年一換，以備檢查。如果囚犯死亡，須經驗屍後查明死因，方允許收葬。
設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種重要方式，後唐長興年間即有這方面的敕令，宋初編《刑統》時也繼承了後唐的規定，在州府一級置病囚院，「或有病囚，當時差人診候治療」。宋代的獄醫，稱為「醫人」，由懂醫民戶輪充，為宋代職役之一，官府建有醫人名冊，對其進行管理調用。如果有病囚，在冊獄醫須隨叫隨到，不準他人代替，並由當職官親自點檢。
保外就醫是管理較輕罪犯的一項措施。北宋時期適用於杖以下罪犯，南宋時期適用於范圍有所擴大。《宋會要.刑法》卷六載：「雖犯徒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惡者，即行責保知在，州委元差押醫，每三日一次看驗，如委實病損，即時申所屬，卻行勾追赴獄聽候斷遣」。還有「邸店養疾」，是適用於無人作保的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還建立「安濟坊」之類的慈善部門「以居病囚」。
為了督促獄官重視病囚，對病囚的生死負責，宋代制定了比較詳細的獄官責任制。神宗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詔：「應諸州軍府、軍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司、獄子杖六十，每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
《宋會要.刑法》卷八載：孝宗淳熙元年（1174），又頒布「州官連坐法」，各州監獄管理不善，死亡人數過多，其獄官，令佐、守卒「悉坐其罪，不以去官赦原。」另一方面，對病死囚犯少的地方官吏，中央予以褒獎。《宋會要-刑法》卷六載，紹興五年（1135），「宣州上收禁三百五十五人，及無病死人數，以最少去處當職官各轉一官。」由此，官員得到了提拔重用。

『捌』 監獄法的進程

新中國監獄立法是在建國前的民主革命時期孕育，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正式確立，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孕育階段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就開始了較為全面的獄制立法。曾先後頒布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感化院暫行章程》、《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監獄組織規則》、《監獄改造細則》、《暫行羈押規則》、《監外執行條例》等一系列監獄法律、法規。這些監獄法律、法規對監所的性質、設置、管理體制、執行原則和管理制度等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為後來的監獄立法積累了經驗和奠定了基礎。
二、初期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至1966年，是我國監獄立法的初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又可稱之為勞動改造立法時期，國家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勞動改造罪犯的法規。1954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它對勞動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面作出了法律規定，起到了基本的勞動改造法典的作用，成為新中國勞動改造罪犯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據。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該法第1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這為新中國的勞改改造罪犯制度及監獄勞動改造立法提供了憲法的依據和保障。自此以後，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成為新中國的一項憲法原則，在憲法的歷次修改中都得到體現。以此為依據，我國又制定了《勞動改造管教隊工作細則（試行草案）》（1962年由公安部頒行）等重要法規，完善了勞動改造罪犯的立法。
三、停滯階段
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動亂，使整個國家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國家憲法和法律遭到嚴重踐踏和破壞，國家立法機關基本停止活動，勞動改造罪犯的立法工作長期陷於停滯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出台的勞改法規極少。這一時期的勞改法規主要有：1972年1月8日公安部《關於不得使用在押犯、勞教分子和就業人員搞機關生產和其他事務的通知》，1973年6月28日公安部《關於防止勞改犯和留場（廠）就業人員向海外寫信泄露勞改機關地址等國家機密的通知》等。
四、新時期發展階段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監獄立法進入新時期發展階段。這一個階段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粉碎「四人幫」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1986年為界，這一階段偏重於恢復、調整、發展。
第二階段從1986年至1994年為界，這一階段進入新中國第一部監獄法立法活動階段。隨著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的不斷推進，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監獄工作面臨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為此，1986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司法部，成立監獄立法起草工作小組。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和專題討論，前後修改數十稿，最後於1994年12月29日經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第35號令公布實施。至此，歷時8年多的監獄立法活動，最終以新中國第一部監獄法典的頒布實施而宣告結束。
第三階段從《監獄法》頒布實施至今，在《監獄法》頒布後，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和《刑法》經過長期的實踐和多年調研和討論，根據新的形勢發展的需要相繼進行了修改，這兩部修改後頒布的刑事法律，其中有關條款對監獄行刑的某些方面作了新的規定，它既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律體系在健全和完善的進程中又前進了一大步，也標志著我國監獄立法進一步走向成熟。為保證《監獄法》的貫徹執行，司法部又相繼頒行了《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范》、《監獄教育改造工作規定》等配套法規。另外一些配套的法規也在制定過程中。

『玖』 司法部頒布的監獄管理制度一共有多少

司法部頒布的有：
《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規定(2014修訂)》、《關於監獄辦理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規定》
人大頒布的有：
《監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