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的必要性

1. 論述什麼是行政決策法制化和行政決策法制化的意義

對我國行政決策法制化途徑分析的重要意義 ：
（一）行政決策法制化的重要性內 人類歷史已經容證明：任何重視強調決策的法制化的國家，將穩定健康成長。我們必須提高行政決策的地位在改革和發展的行政決策法制化的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因為行政決策不遵照法制化，也就談不上行政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
（二）行政決策法制化的必要性 實現行政改革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實現行政決策法制化，但是實現這個目標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實現方法基礎之上。
所以，針對此我們應該尋找到有利途徑，還有范圍以及類型，進行專業的針對性的分析，做到緊貼時代，發揮出時效性。還應該對這種途徑進行判斷其是否能夠真正處理相關性問題，做到不斷完善以及提升我國當前的法律整體性，為實現行政決策提供必要的基礎，還應該找出全新的值得學習的新觀點，這樣才能夠有效保證我國行政決策得到有效實施。

2. 構成法治社會的必要性和意義

建設法治政府的意義：

（一）有利於實現民主政治。

法治與民主具有天然的聯系，法治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保證。建設法治政府可以調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沖突，從體制、機制、程序上規范民主、發展民主、保障民主，實現民主政治。

（二）有利於促進法制完備。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必須建立完備的法律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制完備首先是形式意義上的完備，即法律制度的類別齊全、規范系統、內在統一；其次是實質意義上的完備，即法律制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需求。

（三）有利於嚴格公正司法。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司法人員自覺用公正理念指導司法工作，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樹立司法權威，發揚司法民主，實現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

法治與文明一脈相通，集中體現了人類追求政治民主、社會正義、社會秩序中自由、平等的共同要求。法治作為文明的制度形態和秩序形態，不僅是文明豐富內涵的集中體現，也是文明成果的顯著標志。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建設法治政府，就是建設文明社會。

3. 什麼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顧名思義，法治就是"法的統治"。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 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並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

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 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 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 不是靠掌權者的威嚴甚至特權, 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法治"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實際就是法治的另一種表述，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要全面認識法治的內涵，必須對法治與法制、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二）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法治，對於限制政府公權力，保障公民私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3)法治化的必要性擴展閱讀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

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4. 我國加強法制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舊的矛盾一解決新的矛盾就會產生，又開始了新的矛盾運動。在新舊矛盾之間絕對不存在哪怕一剎那的無矛盾狀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時時有矛盾。總之，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並且貫穿於每一事物的始終，即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體事物的矛盾及每一個矛盾的各個方面都有其特點；各個具體事物的矛盾及每一個矛盾的各方面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也各有特點。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是相互區別的，有著各自的內容，但它們又是相互聯結的，任何現實的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個性和共性的有機統一而且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區別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
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是從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對各國具體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矛盾的普遍性；各國的國情、環境、歷史條件又不同，具體實踐必然又有自己的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結合，才能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正確道路，高好革命和建設。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原理，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基本思想原則的理論基礎。我國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的理論成果。因此，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當中，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性，又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體現出中國特色這一個性。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則；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注意中國的特點。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又是一個窮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即我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只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走自己的路，我們才能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斷取得勝利。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們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在建設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我們國家的幾代領導人都可以說是做出了很多創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5. 進一步推動國資專業化系統化法治化監管的必要性

摘要 一是持續深化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更好地促進和保障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進一步理順了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出資關系，鞏固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釐清了出資人代表與監管企業的職責邊界，更加註重通過法人治理結構來履行出資人職責，維護好企業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

6. 談談依法治國的必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如何完成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理解，依法治國最重要的就是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我們要從必要性和艱巨性這兩方面來加深理解。了解必要性以增強自覺性，要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條必由之路，除此別無他途;了解艱巨性以增強堅定性，要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進行不懈奮斗、付出艱辛努力。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黨作出的必然選擇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正確決策，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條客觀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首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歷史使命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由之路。我們黨對自己歷史使命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新中國的建立，應當是我們黨從領導人民鬧革命的革命黨，轉變成為領導人民搞建設的執政黨的轉折點。1954
年憲法的頒布實施，為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法律基礎。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是黨領導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新起點，黨的八大對此進行了初步探索。遺憾的是，八大提出的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主張，沒有一以貫之地得到貫徹。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我們黨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真正轉變的偉大歷程，先後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戰略方針。黨的十六大報告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奮斗，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二是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就從指導方針和理論上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利益結構的多樣化，國家與集體、個人，政府與社會、市場關系的深刻調整，客觀上要求執政黨堅持依法辦事，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善於通過國家機器、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和社會，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可以說，黨的歷史使命發生重大變化，必然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其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條件。從根本上說，執政黨的任務就是治國理政，通過總結實踐經驗、集中人民智慧，提出黨的主張，解決國家工作中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的問題。而法律是實踐證明的正確的、成熟的方針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正是解決現實生活中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問題的。因此，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決定，黨必須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全國上下一體遵循憲法和法律，有利於保證黨執政興國，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長治久安;有利於持續推進各方面的改革，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領域的建設與發展。

再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突出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各個領域，任務十分艱巨，必須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在根本上要依靠法治來保障，通過法治來推動。現在距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也就七八年，時間十分緊迫。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和戰略目標，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動力和根本保障。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凸顯，影響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素增多，人民群眾對保障自身權益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民主法治建設的期盼越來越高，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

最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入推進各領域改革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深化改革的「深水區」和「瓶頸期」，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環境、資源、收入分配、城鄉統籌等不少領域牽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越來越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越來越需要從制度上進行系統謀劃、頂層設計和綜合配套。法治既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時也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重要方式，還是凝聚改革共識、分擔改革風險、推動改革深化的最佳途徑。從我國歷史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從變法開始的;從國外情況看，法國推行養老制度改革，美國推行醫療制度改革，都是通過法治的途徑。因此，改革越是深入，越要強調法治，讓政府和人民共享法治紅利，以法治來引領改革方向、推動改革進程、保障改革成果。

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任務艱巨繁重

1997
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來，黨領導人民實施依法治國，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諸領域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概括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依法治國作為國家基本方略載入憲法，成為全社會共識和當前最大公約數;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進，立法質量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逐步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有所提高，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其中突出的一項成就是，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部門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體上實現有法可依。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大黨，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據自己的國情，扎實推進立法工作，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立法路子，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法律體系，使我們站在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的歷史起點上，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依法治國是一項十分龐大和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要在較短時間內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戰略目標，任務艱巨而繁重。從歷史原因來看，中國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傳統，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可見，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封建專制傳統、人治文化根深蒂固、經濟社會發展又不平衡的國家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面對比其他國家更多復雜的問題。

從現實情況來看，有三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有法不依的情況仍然比較嚴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有法不依的「短板」效應愈發明顯。有的同志不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割裂開來，把法律制度視為障礙、絆腳石，甚至撇開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規定與權力行使「兩張皮」。特別是少數領導幹部人治思維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習慣於拍腦袋發號施令，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損害黨的威信和法律權威，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因此，堅持有法必依，確保憲法法律得到有效實施，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任務和攻堅環節。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不僅可能成為依法治國的「瓶頸」和阻力，而且會影響科學發展觀的深入貫徹落實，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取得的成就受到削弱、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影響。二是，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比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亂作為，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為。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權力、金錢、人情、關系等因素屢屢影響法律的有效實施，經常出現「明規則」干不過「潛規則」的情況。究其原因，與一些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對憲法和法律缺少敬畏，不習慣在法治軌道上用權有密切的關系。比如，有的徇私枉法，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在執法上不作為，講人情，不講原則，造成「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比較普遍，結果是老實人吃虧，既放縱了違法行為，又打擊了守法的積極性。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只看眼前、忽視長遠，重經濟建設、輕法治建設，只顧政績、不顧群眾。這既損害了法律權威，又難免造成新的社會熱點問題。三是，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還不夠強。當前，全社會「不願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氛圍還沒有完全形成，法律權威還沒有從根本上樹立起來。「法不責眾」的心理比較普遍，一些人只想享受權利和利益，而不願承擔責任和義務;一些人信「訪」不信「法」，不習慣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熱衷於「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不理性、非法治效果。

總之，按照黨的十八大的要求，到2020
年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時間十分緊迫，任務艱巨繁重，需要我們以更強的決心、更大的勇氣、更高的智慧謀劃推進依法治國。

7. 當代中國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有相當多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是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濃的體制下形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法律和法規，由於他們是在 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制定的， 也帶有計劃經濟的色 彩或痕跡。 這些法律和法規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需要，尤其是與中國已 經加入 WTO 因而在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和社會事務中必須充分地與 WTO 規則相銜 接的現實需求很不協調。對這樣的法律體系，必須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廢舊立新，興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進行離不開法制改革。法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 他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形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他社會生活和社 會關系是其內容。內容的變化要求形式的變化。但是，由於法律一旦形成體系就 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滯後性，或者說僵化性與保守性。須知，建國以來曾經起到 積極作用， 而現在弊端叢生的各種體制都為與之相適應的舊法律所固定。從我國 已有的情況來看，對滯後於社會生活的法律僅僅通過常規的立、改、廢進行更新 協調往往形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法律應急」慣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體的制度體系和結構上的更大的矛盾和沖突， 法律對於社會發展要求的 滯後性反而更嚴重。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解決法律制度滯後性的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膽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適應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發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創新機制。這樣我們的全面發展才能進行。
再次，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場深 刻的社會變革，與此相應，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體制相適應 的法律體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設，更不是簡單的立法，而是具有變法意義的 一場深刻的法治變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學家強調的「應該著重指出，今天正當 我國改革的宏偉事業進入關鍵時刻之際，隨著我國改革宏偉事業的發展，只提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不僅是適應中國改革實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 而且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過恢復、 重建為主的階段之後登上了一個更 高的階梯，標志著我國實現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進程的加速。 」
最後，法制改革是中國深化改革的客觀要求，是改革最終勝利的保障。在當 代中國，法律演進、法律發展與法制現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現代化意味著法 制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這樣一個轉型沒有改革的推動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在 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不僅十分重視法律的常規性的立、改、 廢活動，而且十分重視法制改革或「變法」 。我國戰國時期的商鞅在秦國進行的 法制改革，漢初文、景二帝領導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對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變法，戊戌變法，都富有歷史意義地推動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適應了當時的 社會狀況和需要，在極大的程度上和廣泛的范圍內保證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 在外國歷史上，30 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新政，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當今 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隨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改革嗎？他們都加速 了各自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從而適應了迅速變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

8. 法治的重要性300字

生活在西方的我們如今看中國，它正非常努力地讓其法律與法的精神接軌，走向法治歸宿。我們在英格蘭創造了法治，它一直很好地服務於我們。祝願你們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對於世界的幸福、財富、自由來說，意義非同小可。
中國的情況不一樣，而且英國已經實行法治這么久了。中國有不同的傳統，也有不同的道路，如何在中國實現法治？
我要說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對中國實行法治非常有信心。
舉個例子。深圳30年前只是一個小漁村，30年前如果你問：「我們能在30年中把這個小漁村變成一個人口達1000萬，高樓林立，整個世界都會為之矚目的城市嗎？」人們肯定會回答「不可能」。但是看看現在深圳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同樣，35年前你問一個中國人，說「可不可以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人們肯定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沒有這個傳統」。在中國的國情下，這也是不可能的。但看看深圳的現在，無論黑貓、白貓，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得還是不錯的。
所以，我對中國的法治非常有信心。下面，我來回答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陪審團可否在中國得到實施？
在很多社會中，陪審團是可以實現的。英國陪審團的流程和理念，就是一旦有人被控有罪，就會在社會上選出12個人到法庭上來聽證。在充足的聽證後，他們會到庭外對案子進行討論，然後回到庭上判定被告是有罪還是無罪。
這種情況，的確在英國是有效的。但在其他的國家，這個經驗並沒有用得很好，比如在日本就不行。這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在1930年左右，日本嘗試實行陪審團制度，結果很快就廢棄了。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原因是日本人不擅長做決定。法國人做決定也是比較困難的，他們不喜歡評論別人，或對別人的事情做判斷。所以，在日本如果實行陪審團制度，可能要經歷好幾年才能做出一個決策。
但在中國，陪審團很有希望行得通。因為陪審團制度需要幾個條件，比如民眾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有比較好的經濟能力，而且對司法系統有著比較好的理解，他們就可以作為陪審團的基礎來源。現在，中國人民越來越富裕，有越來越多的大學，中產階級層不斷擴大，為陪審團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實施條件。一旦有了好的陪審團制度，法治的實現就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了。
但這種法治上的改變是比較大的轉型，不可能在一兩年甚至5年內就可以完成。中國的經濟改革用了30年，才達到了今天的成就。實現法治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我也很樂觀，隨著中國人民的財富的增長，經濟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這非常有希望實現。我遇見的中國人都很有思想，很理性。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這些人為彼此負責，非常出色。
因此，我認為很多中國人已經具備了這種能力，去把社會推向法治，也具備潛質推行一個有效的法治體系。
比較難的問題，是權力尤其中央權力機關與法律間的關系，以及法律究竟是由比較精英的人還是由人民來制定？當然，權力機關包括中央的權力部門把權力下放是很難的事情。但可以看到，現在中央都在討論如何將權力下放。以前這種事情是難以想像的，今天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也看到，需要各種各樣的新政策去適應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條件下，只有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所以，想讓中國這個有漫長文明歷史、有復雜國情的國家向前發展，只依靠中央權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把權力下放，才能建立比較和諧、成功、幸福的社會。
現在從中央的討論以及預備實行的政策，已經看到了高層逐漸想把權力下放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經濟能力的加強，對司法體系的了解與運用進一步成熟，就非常有可能使人民的權利與權力獲得平衡，法治實現本土化成長。

9. 法治改革的必要性是哪幾點

首先，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有相當多法律、法規、規章和具有回法律效力的政策答，是 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是在人治因素非常濃重的體制下形成的。這些法律和法規與改革開放 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需要很不協調。對這樣的法律體系，必須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式廢舊立新，興利除弊。
其次，法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形式，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是其內容。對滯後於社會生活的法律僅僅通過常規的 立、改、廢是不行的，而必須實行大膽改革。
復次，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 革。與此相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民主政治法律體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 設，更不是簡單的立法，而是具有變法意義的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
最後，在當代中國，法律發展與法制現代化是等值的概念。現代化意味著法制從傳統到 現代的轉型。這樣一個轉型沒有改革的推動是絕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