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法學家約翰菲尼斯
Ⅰ 古典自然法學的產生發展
西方的自然法學思想是怎樣興起的？
在西方數千年法律思想長河中，「自然法」這一名稱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目的而運用，它的命運也極盡曲折：既曾經被奉上神壇，當作絕對的真理，判斷現存法律（實在法）是非的終極標准，受到熱情的捍衛，或作為革命的旗號，這是從古希臘哲學、古羅馬法學、中世紀神學到啟蒙運動一段很長的故事；又曾被視為無稽之談，給與無情的嘲諷和猛烈的攻擊，被邊沁（J．Benthan,1748--1832）譏為「高燒時的胡說八道」，這主要是19世紀法律分析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之事。時間進入到20世紀，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學又開始了復興進程，特別在二戰以後達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觀念重新進入人心，占據了法學理論的重要地位，並極大地影響了法律實踐。
自然法學的歷史命運說明，只要人類還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還需要追問現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還試圖改革現狀以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就避不開自然法的問題。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沒有自然法，…很難說思想的歷史，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歷史，究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話來說，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遠不能被熄滅。如果它被拒絕進入實在法的機體，它會象一個幽靈飄盪在房間的周圍，並威脅要變成一個吸血鬼吸取法律機體的血液。」[②]
縱觀從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義變遷，有一點始終不變的是：它與實在法相對，是高於實在法並對其進行約束的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本文將承認有高於實在法的基本原則（來源於神意、道德或人權等等）存在的法學思想，都稱為自然法學，以此作為討論自然法學思想興起的基礎。
一、古代的自然法學
當代自然法學的傳統基礎，主要是17、18世紀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然法的觀念（被稱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來自於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義顯然來自於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理解，認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這是古希臘人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傑出貢獻，代表人物為前期的智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後期的斯多葛主義者。古羅馬人的自然法觀念從斯多葛主義發展而來，強調自然法就是正義，是人定法（萬民法、市民法）之前發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前期代表為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羅馬時期的著名法學家，後期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臘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來自於智者學派對「自然」的分析。幾乎所有的早期哲學家都以「論自然」作為他們著作的標題，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生活，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遠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認為，人人皆為圓顱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與人的差異只在於制度，是人為的法律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現存的種族歧視、奴隸制及其法律均違反自然人性。阿爾基達馬（Alcidamas）斷言的：「大神令人類全部自由，自然從來不曾強迫誰當奴隸。」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則」，要求人類制定的法律服從神的法則。還有些智者相對比較消極，認為人不應被法律引向歧途，只應順應自己的本性沖動（自然）而行動，也就是不依人為的法律而行動，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動。可見，智者的這些批判現存法律制度，要求服從超越於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則的思想，是後世自然法的寶貴淵源。
之後，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確信存在著某些不變的標准支配著實在法，並斷言通過理性的運作，可以發現這些標准。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明確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認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變的法，高於內容變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據。
晚期希臘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學派，他們把人之自然規定為理性，認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國別或種族的人所具有的神聖理性是一樣的（平等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源頭）。因此他們認為存在一種基於理性的自然法，在整個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也不是個別立法者所制定或編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條例和習俗應遵循的准則。斯多葛派學者大多傾向於疏離於現存政治，追求順應自然，依理性和道德，過禁慾主義的生活。
通過斯多葛學派的後期人物與羅馬法學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傳入了羅馬，促進了羅馬法觀念的形成，並導致羅馬道德哲學的興起。西塞羅是古羅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對自然法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使自然法理論發生了根本的變革，變哲學的自然法為法學的自然法，將法哲學世界觀，發展為法學世界觀」[③]。西塞羅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廢除的、永恆不變的，他說：「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實用性並且是不變而永恆的……力圖變更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種惡，試圖廢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許的，而要想完全廢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尊守它；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它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法官。」[④] 在西塞羅看來，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個國家的法律或習慣中的內容都是正義的，完全非正義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質。因此，自然法高於一切國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
塞涅卡是羅馬後期的自然法學代表者，他對與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不感興趣，這是與西塞羅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對政治改革和法律創制有用的標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關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關系來協調社會。在塞涅卡看來，國家至多是一種必要的禍害，本身並不為善，人類應該尋求的是自然賦予的高尚道德和應有的勇氣，並藉助它安靜地忍受命運給予的一切。在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種解脫哲學和拯救哲學，並匯入到當時宗教運動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興起和傳播。而基督教，幾乎成了中世紀一切思想的基礎。
二、中世紀自然法
中世紀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學法律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學自然法學說，認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對上帝永恆法（神的理性的表現）的理解和參與，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通向永恆法的橋梁。
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基礎是奧古斯丁從原始基督教義發展而來的教會哲學。奧古斯丁區分了兩種價值共同體，即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聖價值，後者追求世俗價值，後者是人性敗壞的產物。他認為，教會是上帝指派拯救人類的工具，國家和法律是為了對付人類墮落、依神意而產生的懲治罪犯和救濟罪犯的手段，因此國家必須服從教會，世俗法律必須服從上帝的永恆法。顯然，奧古斯丁用永恆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學派的「理性」。
托馬斯·阿奎那融合了奧古斯丁的神學法律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經典的神學自然法學。阿奎那將法律按屬於神還是人，是理性還是具體文字表現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類：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類
理性
永恆法
自然法
文字表現
神法（聖經）
人法（實在法）
資料來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6頁至108頁
在阿奎那看來，永恆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統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現出來就是《聖經》，在地位上高於人間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對上帝永恆法的理解，是「理性動物對永恆法的參與」，表現出來就是國家機關（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實在法）必須服從自然法，並最終服從永恆法。自然法通過對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獨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趨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還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內容可以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引發了相對自然法的萌芽，這是對以往自然法學思想的一種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學
17、18世紀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學，是對中世紀神學自然法學的決裂，意味著中世紀神學（神權）世界觀的終結和近代法學（法權）世界觀的誕生。古典自然法學家即啟蒙思想家們不再以神性作為自然法的基礎，而認為自然法是適用於自然狀態[⑤]的、可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出法律原則，在效力上這些原則高於實在法。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蘭的格勞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國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國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雖然他們對於自然法的論述並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觀點而言，認為自然法是與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的，是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中通行的法則。人類能夠運用理性引伸出來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則，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適用上，啟蒙思想家是最為堅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實在法都要無情地加以廢除和改革。17、18世紀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論推動的。
古典自然法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至英國清教革命前） 這一階段是歐洲從中世紀神學和封建主義中求解放的時期，重要標志是新教的興起、政治開明專制主義和經濟重商主義的出現。格勞修斯、霍布斯、斯賓諾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論，都屬於這一階段的自然法學。他們的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然法得以實施的最終保障應從統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尋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樣，他認為人受自愛和自私的強烈推動，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種程度的惡意和侵略性；同時，又與格勞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尋求與別人聯合並在社會中過一種安靜、友善生活的傾向。從人性的二重性出發，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就具有兩個基本原則：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不去擾亂社會秩序。兩個原則結合在一起，就是「每個人都應當積極地維護自己以使人類社會不受紛擾」[⑥]。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種道德指南，主權者必須服從。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復仇者」，但當君主成了國家的真正敵人並使國家面臨實際危險時，個人和人民有權為了保衛自己和國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階段（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清教革命至18世紀初） 這一階段的經濟、政治和哲學都以自由主義為標志，洛克和孟德斯鳩是這一時期自然法學的代表。洛克認為，在人類法律產生以前的自然狀態中，適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財產，應當歸還不屬於自己的財物，履行諾言，賠償因過錯造成的損害，懲罰應予懲罰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說法，在自然狀態下，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沒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執行判決的權力，因此人類以社會契約的形式，創立社會，建立國家權力機構，頒布明確的法律，以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顯然，國家頒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為根據時才是公正的，它們的規定和解釋必須以自然法為根據」[⑧]。而且，他們贊成一種權力分立的方法來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並反對政府對這些權利的不正當侵犯。這一階段的自然法思想，後來在美國思想界占據了優勢。
第三階段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 這一時期是人民主權和民主的堅決信奉階段，最傑出的代表顯然是盧梭。在盧梭看來，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義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須由公意指導下的主權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來加以修改，「人民永遠可以做主改變自己的法律」[⑨]。盧梭堅信存在著個人的「自然權利」，根據這一點人們把他劃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盧梭崇尚至高無上的集體「公意」，又不主張採取預防主權者濫用權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惡意濫用而導向專制。這種思想，使他區別於洛克等人。這一階段的自然法理論主要流行於法國，並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盡管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法的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風的意見是，由人類理性建構出來的自然法，具有不證自明的、一貫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變的特性，是實在法的基礎，是衡量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這一思想，在那個時代特別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評論：「如果沒有自然法，恐怕不會有美國或法國的大革命，而且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恐怕也無理由進入人們的心靈，再從而進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來的許多主張，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如：（1）個人主義 即以個人為中心，崇尚個人優先於集體、個人是集體和社會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理念。（2）人權 即個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平等、財產、安全、反抗壓迫等等。（3）法治主義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權力，源自法律，未經人民許可，不得行使強制權力，政府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觀念，由此產生民主制度、立憲制度和三權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設。
四、自然法的衰落與復興
19世紀是古典自然法學衰落的時代，衰落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顛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類的迷信和偏見、推翻舊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歷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許多主張已成為現實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數動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學在邏輯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證明的難題，如自然法確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怎樣證明自然權利的存在？分析實證主義和歷史學派在這些問題上向自然法理論發難，摧毀了它的先驗的哲學基礎，削弱了自然法理論的影響。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對不正義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還存在對現實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滿，要求改革和進步，自然法就不會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說，「時代越黑暗，則訴諸自然法和自然狀態便越加頻繁」[11]。19世紀末20世紀的初期，關於自然法的學說開始復興，被稱為「新自然法學」[12]，二戰後因學術界對二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的反思而得到進一步增強，並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因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的影響而達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將自然法的復興，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二戰
經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歷史法學等流派打擊而衰落的自然法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其標志是新托馬斯主義法學[13]的出現和1910年法國法學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發表的論文《自然法的復興》。
自然法在這一時期的復興，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時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響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為正統已經一個世紀，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進行改革。而分析實證主義強調對現有法律制度的進行邏輯分析，不作價值判斷，不能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夠的指導，它所標榜的確定性和科學性令渴望改革的人們感到不滿足，並懷疑它的權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審判時，並不單純是運用純粹邏輯推理將規則或判例適用於特定案件或情況，而是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需要以高於實在法的原則為指導，對現成法條作靈活解釋或用道德原則和抽象理性來補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來輔助實際法律的不足，給予法院判決的自由權。
（3）法學學科的需要 自然法雖然在邏輯上有些困難，但是它對於法和道德的關系、法的價值、法的正義性等法學基礎問題的討論，能引導人們對法律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並得到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一部分內容，法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不完整的。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義大利的韋基奧（Vechio，1878—1970），德國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這時候的新自然法學，力量上和影響力上都不夠，法學中的主導學說仍是分析實證主義和社會學法學。
2、第二階段 二戰後至20世紀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橫行，德國納粹在立法中，嚴重踐踏西方傳統的人權觀念和權力制約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與實證主義法學之間的聯系，引起人們的深深思考。強調法律應該具有絕對的價值准則、正義高於實在法的自然法學觀點，重新引起多數人的關注，這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
在反思過程中，有兩件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紐倫堡審判 對德國戰犯在紐倫堡進行的審判過程中，提出了軍事領導人在執行政治領導人的命令去殺人時，應不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審判結果表明，法官們認為在面對著明顯的謀殺和野蠻的犯罪時，執行命令的那些軍事領導人，必須服從更高的道德義務，上級命令不得作為免除被告責任的理由。這次審判被公認為是自然法理論的勝利，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敗。
（2）拉德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轉向 有時候，某個人的行動能對歷史發展起相當大的作用，拉德勃魯赫正是這樣的人。二戰後，他從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轉向自然法，震動了西方法學界，並引起廣泛的爭論，大大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在二戰前，拉德勃魯赫堅信「實然」和「應然」的區分和價值的相對論，認為寧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亂。戰後，他指責實證主義鼓勵德國法學家站到了納粹暴行的一邊，承認在實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實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兩者發生沖突達到不可容忍時，實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這時人應該服從正義的自然法。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國的拉德勃魯赫外，還有法國的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時的達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國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馬里旦、達班持有的都是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在這一時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反映了二戰後人們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靈創傷和對世俗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望，以及對超越和制約現實法律制度的神學法學的嚮往。
3、第三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後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風起雲涌，並得到其他少數民族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的示威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抗議，美國60年代末開始的學生反越戰行動，以及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運動使人對西方法律制度所據以建立的哲學基礎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激起學者們重新思考和探討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這一切，促進了新自然法學進入高潮，運動中心也從西歐大陸轉移到美國。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家，以美國學者為主，他們以富勒為領袖，以羅爾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為骨幹。英國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這一階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學家。
五、新自然法學對古典自然法學的改造
在堅持存在著某些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這一點上，新自然法學繼承了古典自然法學，但也與古典自然法學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尋求先驗和永恆的絕對基礎 古典自然法學自信理性能為自然法尋求某種永恆不變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先驗價值基礎，從某些絕對原則出發可以演繹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學不再相信絕對的先驗價值基礎，認為正義、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法的基礎，自然法的內容可變。顯然，新自然法學的價值多元化和相對主義的色彩比較濃。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學已不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只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是用以判斷個人倫理或實在法的原則時的一種方法。
2、不再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學是啟蒙思想家反對黑暗的專制制度和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顛覆一切現有法律制度的願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學不具有這樣的願望和能力，只是探尋現已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價值基礎，以及改良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原則。
3、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 新自然法學與社會法學、實證主義法學之間，不再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而出現了向另一方靠近、願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形式的現象。實際上，新自然法學吸收了社會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許多成果和觀點，因而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如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學被稱為社會自然法學，達班的理論被稱為分析自然法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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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3頁，。
[②] 轉引自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③] 轉引自何勤華著：《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④] 轉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⑤]對自然狀態的看法，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顯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看得很壞，認為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有好有壞，人與人是平等自由的，雖然有自然法但沒有明確的法律和權力來維護秩序；盧梭則將自然狀態看得比較好，認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是人墮落的開始。
[⑥] 轉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第44頁
[⑦] [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⑧] 同上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0頁
[⑨]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3頁。
[⑩] 轉引自前引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第48頁。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頁
[12] 「新自然法」學分為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和世俗的（非神學的）兩大類，前者在二戰剛結束一段時期佔了主導地位，後者在60年代以後成為新自然法學中的主流。
[13] 托馬斯指托馬斯·阿奎那，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是指阿奎那神學基礎上的自然法理論的復興。
[14] 對於德沃金是否該歸屬於新自然法學派，理論界意見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認。這里將他歸為新自然法學派，是按照本文對自然法的定義和遵從我國多數學者的分類習慣。
註：原文為《西方法學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過西方怎麼會產生自然法學思想這樣的問題，因此我貼出該章節的一部分內容，雖然寫得比較淺薄，但可稍稍回答這個問題，並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Ⅱ 古典自然法學派與新自然法學派的區別
古典法學派是指17—19世紀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階段所產生的一種世俗的自然法學，它是批判中世紀神學的自然法學的基礎上產生的，是資產階級反封建斗爭的產物和尖銳武器。他們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格老秀斯《戰爭與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一時期的自然法學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1、以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以人的理性作為
法律
的基礎和衡量的主要標准；2，強調個人的權利，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3，對自然法內容作了詳細的論述；4，把自然法思想與社會契約結合起來等等；
但是19世界末20世紀初，西方一些法學家又開始重視和研究自然法觀念，自然法理論在冷遇了半個世界後又復活了，即為新自然法學，這一時期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法國人雅克·馬里坦的《人和國家》、英國人約翰·菲尼斯的《自然法與自然權利》、美國人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以及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這個時期的新自然法學有以下幾個特點：1，對「自然法」概念作了新的詮釋，不再把它理解為與實在法並行的一種法律，而是更多理解為隱蔽在背後能對成文法實施起指導作用的法；2，改變以前認為的自然法是不可變，現在強調自然法的可變性和相對性；3，吸收和借鑒其他法學流派的觀點和方法。
Ⅲ 公共關系發展的過程
公共關系從誕生之日到發展至今，有一個從小到大，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我們把這個過程劃分為五個階段。
（1）古代自發的「公共關系」。嚴格意義上的公共關系雖然是在20紀初才出現的，但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雛形一樣，具有公關意識的思想、活動在古代社會中便出現了。不過，那時的人們並未認識到公共關系的意義，也不會採用科學、系統的方法為自己開展塑造形象的活動，所以都屬於公共關系的自發狀態。
在國外，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發現了公元前1800年巴比倫王國的一份農場公告，告訴農民如何播種，如何灌溉，如何對付病鼠害，如何收獲莊稼，很像現代的農業組織發布的宣傳材料。這一發現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關活動痕跡。
在中國的古代，自發的公關活動也是廣泛存在的。傳說在堯舜時代，政府在宮廷外樹立「誹謗木」，鼓勵世人向政府進諫。《後漢書·揚震傳》載：「臣聞堯舜之時，諫鼓謗木，立之於朝」，這可能是古代政府徵求民意的最初設施。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宰相商鞅推行變法，為了取信於民，特地在城門口放了一根樹干，並貼出告示說：誰能將此樹干從這個門口扛到另一個門口，就可以賞其十金。開始人們都不相信，但有一個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賞金。第二天，許多希望這樣輕松得到賞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門口，但這時沒有了木頭，而貼出了政府變法的公告。變法因商鞅「行必信，言必果」，從此在民眾心目中樹立了威信，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關策劃，在歷史上被稱為「徙木立信」。
通觀古代中外自發的公共關系，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特點：首先是盲目性。統治者並沒有真正認識公眾的意義，他們的活動也都是出於一時之需，並不是自覺的行為。其次是經驗性。古代的公關活動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人們只是根據常識或直覺去做。最後是低層性。由於缺乏先進的傳播手段，古代的公關活動主要形式是人際傳播，其層次、范圍都是很小的。古代的「公共關系」只能算是一種「准公關」、「類公關」。
（2）近代公共關系的萌芽。近代公共關系萌芽於美國。在美國的獨立戰爭中，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利用集會、遊行、展覽、慶祝等機會，以詩歌、漫畫、雕像等手段，宣傳自己的政見，號召人民起來趕走英國殖民者。在美國獲得獨立後的總統競選活動中，現代公關中常見的一些手法已經被普遍採用，如利用報刊、小冊子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利用與選民見面、握手等機會與民眾聯絡感情，最終達到拉選票的目的。
對於工商企業而言，近代公共關系的萌芽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以美國的「報刊宣傳運動」為標志。當時隨著經濟的繁榮、技術的發達，大眾傳播事業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1833年，《紐約太陽報》創辦了廉價報紙——便士報，即只用一便士即可購得一份報紙，以通俗、廉價為手段，盡力擴大訂戶，以便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紐約太陽報》的這一舉措得到了其它報紙的呼應，使許多普通民眾也可買得起報紙，因而使報紙的發行量大增，進入千家萬戶。但是，報紙售價的降低造成了另一結果，即報刊上廣告費的大幅度上升。這時一些大公司為了節省廣告費用，便僱傭了大批專門人員，在報刊上製造煽動性新聞，為自己的產品或服務進行宣傳，以此來擴大影響。有些報紙為了迎合下層民眾的閱讀心理，也樂意刊登這類新聞，兩相配合，就出現了所謂的「報刊宣傳運動」。
當時許多企業僱傭的報刊宣傳員，編造了大量離奇的新聞，以便引起公眾對自己及他們所代表的組織的關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宣傳員就是受雇於紐約一家馬戲團的菲尼斯·泰勒·巴納姆。他一改常規的方式，不是直接去宣傳馬戲團的演出如何精彩，而是說馬戲團有一名黑人女僕海斯已經160多歲，曾經養育過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報紙發表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新聞」以後，他又借用不同的筆名向其它報刊寄去許多「讀者來信」，有的說人不能活160歲，巴納姆是個騙子；有的說巴納姆發現了海斯是一大功勞。人為地炒熱了這一「新聞」的結果，就是引起了公眾的好奇心，紛紛要求到馬戲團一睹海斯的風采，為馬戲團引來大量的顧客。但是很巧，不久海斯就去世了，人們對她進行了屍體解剖，確定她最多不超過80歲。一時輿論嘩然，人們紛紛譴責巴納姆是個騙子，可是他竟厚顏無恥說：「凡宣傳皆是好事」，只要別把他的名字拼錯了。
從巴納姆事件可以看出，在報刊宣傳運動時代，每個報刊宣傳員在爭取顧客的關注時，都是不擇手段地製造神話，甚至不惜愚弄公眾。他們只顧為企業賺錢，完全不顧公眾的利益，甚至公開嘲笑、謾罵公眾。美國鐵路大王范比爾德一次在接見記者時竟說「讓公眾見鬼去罷！」這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個時代資產者及其代理人的心態。所以，報刊宣傳運動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關系，由於他們並沒有認識公眾的作用，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從思想實質上來看，這時期實際上是一個反公眾、反公關的時期。不過，當時巴納姆等人運用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為組織進行宣傳，已經具有了現代公關活動的萌芽。
（3）現代公共關系的開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行了壟斷階段。以美國為例，占人口1%的資本家卻控制了國家全部財富的54%。壟斷資本家的強取豪奪極大地激化了勞資關系和社會矛盾，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一方面表現為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另一方面則是引起了大批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利用新聞媒介對壟斷資本家進行強烈的抨擊，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揭醜運動」（又稱「扒糞運動」「清垃圾運動」）。
20世紀初，美國相繼出現了幾家新聞宣傳公司。1900年，喬治·米凱利斯、赫伯特·斯莫爾和托馬斯·馬文在波士頓創辦了一家新聞宣傳辦事處，專為企業進行形象宣傳。1902年，威廉·沃爾夫·史密斯辭去了《紐約太陽報》和《辛辛那提問詢者報》記者的職務，在華盛頓創辦了第二家新聞宣傳公司。這些人從事的活動，都可以看成是早期的公共關系活動。不過很遺憾，他們都沒有將活動堅持到底，更沒有提出現代公共關系的理念，使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任務的是被尊為「公共關系之父」的艾維·李（Ivy Lee）。
艾維·李（1877—1934）是美國喬治亞州一個牧師的兒子，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曾就學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曾經是《紐約時報》和《紐約世界報》記者，1903年，艾維·李辭去了《紐約世界報》記者的職務，開始投身於公共關系方面的工作。1904年，他與資深記者喬治·帕克一起，創立了美國第三家宣傳事務顧問所，為一些企業家和政治家進行形象方面的宣傳。艾維·李認為，解決企業的形象危機最好的辦法是把事實的真相告訴新聞界，採取信息公開的政策，這樣不僅可以消除誤會，還可以促進企業完善自己。艾維·李堅持自己的信念開展公眾工作，使他的公司成為公共關系公司的前身，公共關系從此進入了職業化時期。
1906年，美國無煙煤礦業發生了工人大罷工，勞資雙方尖銳對立。艾維·李臨危受命，負責為煤礦主處理這起嚴重的事故。他提出了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必須有權參加行業最高決策者的相關會議；二是在必要時有權向社會公開全部事實的真相。在這兩條的基礎上，艾維·李公布了一個《原則宣言》，提出了處理企業與公眾關系的「公開管理原則」。他說：「這不是一個秘密的新聞處。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是開誠布公的。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新聞……」這一原則的提出，徹底改變了過去企業宣傳愚弄公眾，欺騙新聞界的傳統，為日後公共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一改過去企業界蔑視公眾，迴避記者的工作方法，積極地向報界提供各種有關的資料，以便公眾能夠獲得和他們利益有關的情報，通過溝通來改變企業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專家認為，《原則宣言》的提出，標志著公共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是現代公共關系真正的開端。
艾維·李的公關實踐，為日後公共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從事公關工作的原則是「公眾必須迅速被告知」和「向公眾說真話」，使公共關系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不過在艾維·李時代，公共關系尚處於開端時期，它僅僅是一種藝術，尚未成為一門科學。艾維·李本人以及他的同事們，大多是從新聞記者改行過來的，他們都還是運用新聞記者的經驗或直覺去開展工作。
（4）現代公共關系的成熟。美國學者愛德華·伯尼斯以其傑出的研究，成為公共關系學的創始人，使公共關系進入了科學化階段。伯尼斯是奧地利籍的美國人，他的妻子多麗絲·弗雷奇曼也是一位著名的公共關系專家，夫妻雙方共同經營他們自己的公司——愛德華·伯尼斯公共關系咨詢公司，為許多大公司、政府機構及美國總統提供咨詢，直到1965年他退出公共關系第一線。
伯尼斯和艾維·李有一點不同，即他更注重公共關系理論的研究，他逐漸轉向了教學和研究工作，並於1923年出版了《公眾輿論之形成》一書。這是第一部研究公共關系理論的專著，因而被視為公關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這本書中，他對公共關系的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使之形成一整套理論。他提出了「投公眾所好」的根本原則，主張一個企業或組織在決策之前，就應首先了解公眾喜好什麼，需要什麼，在確定公眾的價值取向以後，再有目的地從事宣傳工作，以便迎和公眾的需要。伯尼斯的思想比艾維·李前進了一步，不僅是在事情已經發生之後去對公眾說真話，而且要求企業通過公眾的調查，根據公眾的態度開展公關工作。同時，他將艾維·李的活動與1897年美國《鐵路文獻年鑒》中出現的「公共關系」一詞結合了起來，使這一詞語具有了科學的含義，並在社會上流行開來。從此，公共關系正式從新聞領域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而又系統的管理科學。1928年，他出版了《輿論》一書。1952年，伯尼斯又編寫了一本教材《公共關系學》，對公共關系理論進行了更為系統、詳盡的闡述和發揮。
1952年，美國著名學者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倫·森特，合作出版了一本公共關系學方面的權威著作——《有效的公共關系》。在這本書中，他們提出了「雙向對稱」的公關模式。這種公關理論比伯尼斯又進了一步，因為它把公共關系看成了組織與公眾之間的一個互動的過程，這才是現代公共關系的真正本質。《有效的公共關系》一書提出的「四步工作法」，成為公共關系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流程。至此，現代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基本構成，進入了它的成熟階段。此後公共關系的技巧雖然不斷發展，但體系基本穩定下來。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卡特里普和他的學生們，根據全世界公共關系的發展，不斷對自己的著作進行修訂。2000年，格倫·布魯姆也加入這一工作，該書已經修訂了8版，成為公共關系領域最具權威性的教科書，被後人譽為「公關的聖經」。
（5）當代公共關系的普及。從20世紀30年以後，公共關系在美國獲得了高速的發展。自1960年，美國公共關系的從業人員達到了10萬人，職業公關公司1350家，75%的企業設立了公共關系部。而到了1985年，公共關系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公關公司超過2000家，85%的企業設立的公共關系部或者長期外聘公關顧問。美國最大的公關公司之一的偉達公司，已有50多年的歷史，僱傭2000多名員工，在全世界設有52個辦事處和67 家聯營公司，1986年的收入就達到了1.2億美元。可以說在現代的美國，任何一個組織離開了公共關系都將寸步難行。
20世紀20年代以後，公共關系傳入歐洲，1948年英國成立公共關系協會，擁有英聯邦的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個會員，1967年，英國公共關系顧問協會成立，至今已有170多家分支機構。1955年法國公共關系協會成立。大約在同時，德國、義大利、荷蘭、挪威等西歐國家的公共關系也積極地發展起來。1940年，公共關系傳入加拿大。1947年公共關系傳入日本。1964年成立了日本公共關系協會。
20世紀50年代以後，公共關系的思想和實踐也開始流入第三世界國家，在東南亞、拉美和非洲各國生根開花。50年代初，香港政府設立公共關系部，一些企業也紛紛效法，使公共關系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重要管理方式。20世紀50至60年代，中國台灣地區全面推行公共關系管理，1956各級縣政府建立公共關系部，並通過了《公共關系管理規則》。
1955年，國際公共關系協會（IPRA）在倫敦成立，當時有會員20多個，出版《國際公共關系協會通訊》和《國際公共關系評論》兩本雜志。以後會員不斷增加，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關系協會。現在，這一組織已經有60個國家或地區的760名會員，在全世界有很大的代表性。
Ⅳ 一個國家的法治為什麼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釋
依法治國
對稱
人治
快速
導航
重要論述
歷史演變
必要性
其它相關
詞語概念
基本含義
(1 [rule of law]∶依法治國[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學 法治學的是獨立的學科，是社會政治法律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全新的系統化社會價值體系。
引證解釋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鄒韜奮 《抗戰以來》六二：「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亦指依法處治。《史記·蒙恬列傳》：「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於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並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並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於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
Ⅳ 為什麼現代公共關系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
費尼斯·巴納姆是19世紀美國一家馬戲團的團長，因宣傳、推動馬戲演出聞名於世。他曾在19世紀50年代編造了一個「神話」：馬戲團有位名叫海斯的黑人女奴，曾在100年前養育過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報紙披露這一消息後，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巴納姆借機以不同的筆名向報社寄去「讀者來信」，人為地開展爭論。巴納姆認為，只要報紙沒有把他的名字拼錯，隨便怎麼說也無妨。他的信條是「凡宣傳皆是好事」。「神話」給巴納姆帶來的是每周從那些希望一睹海斯風採的紐約人那裡獲得1500美元的收入。海斯死後，解剖發現，海斯不過80歲左右，與他吹噓的160歲相距甚遠。對此，巴納姆厚顏無恥地說：「深感震驚」，他還說自己也「受了騙」。其實，這一切都是他刻意策劃的。
分析：
從巴納姆事件可以看出，在報刊宣傳運動時代，每個報刊宣傳員在爭取顧客的關注時，都是不擇手段地製造神話，甚至不惜愚弄公眾。他們只顧為企業賺錢，完全不顧公眾的利益，甚至公開嘲笑、謾罵公眾。所以，報刊宣傳運動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關系，從思想實質上來看，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一個反公眾、反公關的時期。
不過，當時巴納姆等人運用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為組織進行宣傳，已經具有了現代公關活動的萌芽
一、公共關系的產生與發展
公共關系從誕生之日到發展至今，有一個從小到大、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我們把這個過程劃分為五個階段。
1．古代自發的「公共關系」。嚴格意義上的公共關系雖然是在20紀初才出現，但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雛形一樣，具有公關意識的思想、活動在古代社會中便出現了。不過，那時的人們並未認識到公共關系的意義，也不會採用科學、系統的方法為自己開展塑造形象的活動，所以都屬於公共關系的自發狀態。
在國外，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發現了公元前1800年巴比倫王國的一份農場公告，告訴農民如何播種，如何灌溉，如何對付病鼠害，如何收獲莊稼，很像現代的農業組織發布的宣傳材料。這一發現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關活動痕跡。在中國的古代，自發的公關活動也是廣泛存在的。傳說在堯舜時代，政府在宮廷外樹立「誹謗木」，鼓勵世人向政府進諫。《後漢書·揚震傳》載：「臣聞堯舜之時，諫鼓謗木，立之於朝」，這可能是古代政府徵求民意的最初設施。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宰相商鞅推行變法，為了取信於民，特地在城門口放了一根樹干，並貼出告示說：誰能將此樹干從這個門口扛到另一個門口，就可以賞其十金。開始人們都不相信，但有一個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賞金。第二天，許多希望這樣輕松得到賞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門口，但這時沒有了木頭，而貼出了政府變法的公告。變法因商鞅「行必信，言必果」，從此在民眾心目中樹立了威信，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關策劃，在歷史上被稱為「徙木立信」。
通觀古代中外自發的公共關系，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特點：首先是盲目性；其次是經驗性；最後是低層性。古代的公關活動主要形式是人際傳播，其層次、范圍都是很小的。古代的「公共關系」只能算是一種「准公關」、「類公關」。
2．近代公共關系的萌芽。近代公共關系萌芽於美國。在美國的獨立戰爭中，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利用集會、遊行、展覽、慶祝等機會，以詩歌、漫畫、雕像等手段，宣傳自己的政見，號召人民起來趕走英國殖民者。在美國獲得獨立後的總統競選活動中，現代公關中常見的一些手法已經被普遍採用，如利用報刊、小冊子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利用與選民見面、握手等機會與民眾聯絡感情，最終達到拉選票的目的。
對於工商企業而言，近代公共關系的萌芽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以美國的「報刊宣傳運動」為標志。當時隨著經濟的繁榮、技術的發達，大眾傳播事業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1833年，《紐約太陽報》創辦了廉價報紙——便士報。《紐約太陽報》的這一舉措得到了其它報紙的呼應，使許多普通民眾也可買得起報紙，因而使報紙的發行量大增，進入千家萬戶。但報紙售價的降低造成了另一結果，即報刊上廣告費的大幅度上升。這時一些大公司為了節省廣告費用，便僱傭了大批專門人員，在報刊上製造煽動性新聞，為自己的產品或服務進行宣傳，以此來擴大影響。有些報紙為了迎合下層民眾的閱讀心理，也樂意刊登這類新聞，兩相配合，就出現了所謂的「報刊宣傳運動」。
當時許多企業僱傭的報刊宣傳員，編造了大量離奇的新聞，以便引起公眾對自己及他們所代表的組織的關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宣傳員就是受雇於紐約一家馬戲團的菲尼斯·泰勒·巴納姆。他一改常規的方式，不是直接去宣傳馬戲團的演出如何精彩，而是說馬戲團有一名黑人女僕海斯已經160多歲，曾經養育過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報紙發表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新聞」以後，他又借用不同的筆名向其它報刊寄去許多「讀者來信」，有的說人不能活160歲，巴納姆是個騙子；有的說巴納姆發現了海斯是一大功勞。人為地炒熱了這一「新聞」的結果，就是引起了公眾的好奇心，紛紛要求到馬戲團一睹海斯的風采，為馬戲團引來大量的顧客。不久海斯去世了，人們對她進行了屍體解剖，確定她最多不超過80歲。一時輿論嘩然，人們紛紛譴責巴納姆是個騙子，可巴納姆厚顏無恥說：「凡宣傳皆是好事」，只要別把他的名字拼錯了。
從巴納姆事件可以看出，在報刊宣傳運動時代，每個報刊宣傳員在爭取顧客的關注時，都是不擇手段地製造神話，甚至不惜愚弄公眾。他們只顧為企業賺錢，完全不顧公眾的利益，甚至公開嘲笑、謾罵公眾。美國鐵路大王范比爾德一次在接見記者時竟說「讓公眾見鬼去罷！」這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個時代資產者及其代理人的心態。
報刊宣傳運動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關系，由於他們並沒有認識公眾的作用。從思想實質上來看，這時期實際上是一個反公眾、反公關的時期。不過，當時巴納姆等人運用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為組織進行宣傳，已經具有了現代公關活動的萌芽。
3．現代公共關系的開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行了壟斷階段。以美國為例，占人口1%的資本家卻控制了國家全部財富的54%。壟斷資本家的強取豪奪極大地激化了勞資關系和社會矛盾，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一方面表現為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另一方面則是引起了大批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利用新聞媒介對壟斷資本家進行強烈的抨擊，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揭醜運動」（又稱「扒糞運動」、「清垃圾運動」）。
20世紀初，美國相繼出現了幾家新聞宣傳公司。1900年，喬治·米凱利斯、赫伯特·斯莫爾和托馬斯·馬文在波士頓創辦了一家新聞宣傳辦事處，專為企業進行形象宣傳。1902年，威廉·沃爾夫·史密斯辭去了《紐約太陽報》和《辛辛那提問詢者報》記者的職務，在華盛頓創辦了第二家新聞宣傳公司。這些人從事的活動，都可以看成是早期的公共關系活動。但很遺憾，他們都沒有將這些活動堅持到底，更沒有提出現代公共關系的理念，使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任務的是被尊為「公共關系之父」的艾維·李（Ivy Lee）。
艾維·李（1877—1934）是美國喬治亞州一個牧師的兒子，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曾就學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曾經是《紐約時報》和《紐約世界報》記者，1903年，艾維·李辭去了《紐約世界報》記者的職務，開始投身於公共關系方面的工作。1904年，他與資深記者喬治·帕克一起，創立了美國第三家宣傳事務顧問所，為一些企業家和政治家進行形象方面的宣傳。艾維·李認為，解決企業的形象危機最好的辦法是把事實的真相告訴新聞界，採取信息公開的政策，這樣不僅可以消除誤會，還可以促進企業完善自己。艾維·李堅持自己的信念開展公眾工作，使他的公司成為公共關系公司的前身，公共關系從此進入了職業化時期。
1906年，美國無煙煤礦業發生了工人大罷工，勞資雙方尖銳對立。艾維·李臨危受命，負責為煤礦主處理這起嚴重的事故。他提出了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必須有權參加行業最高決策者的相關會議；二是在必要時有權向社會公開全部事實的真相。在這兩條的基礎上，艾維·李公布了一個《原則宣言》，提出了處理企業與公眾關系的「公開管理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徹底改變了過去企業宣傳愚弄公眾，欺騙新聞界的傳統，為日後公共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一改過去企業界蔑視公眾，迴避記者的工作方法，積極地向報界提供各種有關的資料，以便公眾能夠獲得和他們利益有關的情報，通過溝通來改變企業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專家認為，《原則宣言》的提出，標志著公共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是現代公共關系真正的開端。
艾維·李的公關實踐，為日後公共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從事公關工作的原則是「公眾必須迅速被告知」和「向公眾說真話」，使公共關系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不過在艾維·李時代，公共關系尚處於開端時期，它僅僅是一種藝術，尚未成為一門科學。艾維·李本人以及他的同事們，大多是從新聞記者改行過來的，他們都是運用新聞記者的經驗或直覺去開展工作。
4．現代公共關系的成熟。美國學者愛德華·伯尼斯以其傑出的研究，成為公共關系學的創始人，使公共關系進入了科學化階段。伯尼斯是奧地利籍的美國人，他的妻子多麗絲·弗雷奇曼也是一位著名的公共關系專家，夫妻雙方共同經營他們自己的公司——愛德華·伯尼斯公共關系咨詢公司，為許多大公司、政府機構及美國總統提供咨詢，直到1965年他退出公共關系第一線。
伯尼斯和艾維·李有一點不同，即他更注重公共關系理論的研究，他逐漸轉向了教學和研究工作，並於1923年出版了《公眾輿論之形成》一書。這是第一部研究公共關系理論的專著，因而被視為公關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這本書中，他對公共關系的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使之形成一整套理論。他提出了「投公眾所好」的根本原則，主張一個企業或組織在決策之前，就應首先了解公眾喜好什麼、需要什麼，在確定公眾的價值取向以後，再有目的地從事宣傳工作，以便迎和公眾的需要。伯尼斯的思想比艾維·李前進了一步，不僅是在事情發生後去對公眾說真話，而且要求企業通過公眾的調查，根據公眾的態度開展公關工作。同時，他將艾維·李的活動與1897年美國《鐵路文獻年鑒》中出現的「公共關系」一詞結合了起來，使這一詞語具有了科學的含義，並在社會上流行開來。從此，公共關系正式從新聞領域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而又系統的管理科學。1928年，他出版了《輿論》一書。1952年，伯尼斯又編寫了一本教材《公共關系學》，對公共關系理論進行了更為系統、詳盡的闡述和發揮。
1952年，美國著名學者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倫·森特合作出版了一本公共關系學方面的權威著作——《有效的公共關系》。在這本書中，他們提出了「雙向對稱」的公關模式。這種公關理論比伯尼斯又進了一步，因為它把公共關系看成了組織與公眾之間的一個互動的過程，這才是現代公共關系的真正本質。《有效的公共關系》一書提出的「四步工作法」，成為公共關系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流程。四步工作法是指公共關系活動的一般程序和過程，由美國公共關系學家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倫·森特首先總結提出。其內容是公關調查、公關策劃、公關實施和公關評估。至此，現代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基本構成，進入了它的成熟階段。此後公共關系的技巧雖然不斷發展，但體系基本穩定下來。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卡特里普和他的學生們，根據全世界公共關系的發展，不斷對自己的著作進行修訂。2000年，格倫·布魯姆也加入這一工作，該書已經修訂了8版，成為公共關系領域最具權威性的教科書，被後人譽為「公關的聖經」。
5．當代公共關系的普及。從20世紀30年以後，公共關系在美國獲得了高速的發展。自1960年，美國公共關系的從業人員達到了10萬人，職業公關公司1350家，75%的企業設立了公共關系部。而到了1985年，公共關系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公關公司超過2000家，85%的企業設立的公共關系部或者長期外聘公關顧問。美國最大的公關公司之一的偉達公司，已有50多年的歷史，僱傭2000多名員工，在全世界設有52個辦事處和67 家聯營公司。在現代的美國，任何一個組織離開了公共關系都將寸步難行。
20世紀20年代以後，公共關系傳入歐洲，1948年英國成立公共關系協會，擁有英聯邦的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個會員，1967年，英國公共關系顧問協會成立，至今已有170多家分支機構。1955年法國公共關系協會成立。大約在同時，德國、義大利、荷蘭、挪威等西歐國家的公共關系也積極地發展起來。1940年，公共關系傳入加拿大。1947年公共關系傳入日本。1964年成立了日本公共關系協會。
20世紀50年代以後，公共關系的思想和實踐也開始流入第三世界國家，在東南亞、拉美和非洲各國生根開花。50年代初，香港政府設立公共關系部，一些企業也紛紛效法，使公共關系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重要管理方式。
1955年，國際公共關系協會（IPRA）在倫敦成立，當時有會員20多個，出版《國際公共關系協會通訊》和《國際公共關系評論》兩本雜志。以後會員不斷增加，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關系協會。現在，這一組織已經有60個國家或地區的760名會員，在全世界有很大的代表性。
二、現代公共關系產生的社會條件
公共關系的產生及傳播，是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這短暫而又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必然性。
1．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當人類完成了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並逐漸進入了商品經濟的發達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傳統社會中那種具有強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人際關系逐漸讓位於開放的、可變的、廣泛的人際關系。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關系、地域關系，人與人之間更多的則是由於商品交換而形成的利益關系，公共關系的思想與實踐也隨之發展起來。
20世紀以前，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也不是很高，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物資供應也不很豐富，因此對於企業來說，並不需要專門用心思去考慮公眾的需要與情感。然而隨著20世紀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產品充分涌流，社會上大量中產階級出現，就迫使企業家必須高度重視公眾的利益和要求了。可以說：是發達的商品經濟提出了對公共關系的需要。
（1）公共關系適應了商品經濟分工協作，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
（2）公共關系是物質生產供過於求，市場重心從賣方向買方過渡的產物。
（3）證券民主化運動推動了公共關系的深化發展。
（4）民眾的巨大壓力迫使企業家放棄唯利是圖的經營方針，採取贏利與公關並重的經營戰略。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文明經營觀念。當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把它應用於生產實踐之中。
2．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現。從封建制度向當代民主制度過渡，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公共關系產生的重要政治前提。
（1）民眾社會地位提高，公眾隊伍形成，老百姓有了維護自己合法權力的可能。
（2）民主制度的建立提高了民眾的參與意識，而民主政治的每一步都需要公共關系活動的配合。
（3）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住，也是公共關系運行的重要保證。
3．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公共關系是組織的一項重要管理職能，它的發展與管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20世紀以來，西方管理學領域中的兩種思潮對公共關系的發展影響極大：其一是科學管理理論；其二是人際關系理論。
科學管理理論以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工程師泰勒為代表。1911年，泰勒系統總結了他的管理學說，出版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生產作業標准化、工時利用科學化、管理權利層次化、勞動分配合理等原則。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比傳統的經驗管理有了重大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泰勒在書中雖然強調了要在管理人員和廣大工人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其理論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控制機器的附屬品——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他把工人看成受金錢軀使的「經濟人」（經濟動物），把物質刺激當成調動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惟一手段。他主張把人與人的關系簡單化為純粹的金錢關系，用對錢和物的管理代替對人的管理。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當然沒有內部公關工作可言。所以在公共關系發展的早期，公關活動都是面對外部公眾的。
2．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現。從封建制度向當代民主制度過渡，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公共關系產生的重要政治前提。
（1）民眾社會地位提高，公眾隊伍形成，老百姓有了維護自己合法權力的可能。
（2）民主制度的建立提高了民眾的參與意識，而民主政治的每一步都需要公共關系活動的配合。
（3）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住，也是公共關系運行的重要保證。
3．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公共關系是組織的一項重要管理職能，它的發展與管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20世紀以來，西方管理學領域中的兩種思潮對公共關系的發展影響極大：其一是科學管理理論；其二是人際關系理論。
科學管理理論以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工程師泰勒為代表。1911年，泰勒系統總結了他的管理學說，出版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生產作業標准化、工時利用科學化、管理權利層次化、勞動分配合理等原則。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比傳統的經驗管理有了重大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泰勒在書中雖然強調了要在管理人員和廣大工人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其理論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控制機器的附屬品——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他把工人看成受金錢軀使的「經濟人」（經濟動物），把物質刺激當成調動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惟一手段。他主張把人與人的關系簡單化為純粹的金錢關系，用對錢和物的管理代替對人的管理。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當然沒有內部公關工作可言。所以在公共關系發展的早期，公關活動都是面對外部公眾的。
影響公共關系發展的第二種管理理論是人際關系理論。20世紀2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梅耶在著名的「霍桑實驗」中，提出了如何激勵人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工作效率的問題。人際關系理論的出發點是：工人是「社會人」，勞動對於人來說恰如娛樂和休息一樣自然；在為既定目標奮斗的過程中，人有自我引導和控制的能力；對目標的執著追求而取得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種報酬；在一般情況人們不僅接受而且謀求責任；為解決組織的問題而激發的想像力、聰明才智和創造力是一種普遍現象。以後，美國管理學家麥格雷戈把泰勒的理論稱為X理論，把人際關系理論稱為Y理論。人際關系理論注意到了工人的人格尊嚴及個人價值，注意到了生產過程中要發揮工人的積極性。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組織內部公關的問題提了出來，並得到迅速的發展。
4．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20世紀以來，大眾傳播事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為公共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手段。進入工業社會以後，生產的社會化使人們之間有了進行交往的迫切需求。只有佔有充分的信息資源，一個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近代有了公路、郵政、報紙，才有了報刊宣傳運動，有了公關的萌芽。進入20世紀，由於電報、電話、廣播、電視、電傳、電腦互聯網路等電子媒體的發展，使信息可以迅速地傳送到每個人手中，公共關系從而也獲得了飛速的發展。社會組織可以運用各種傳播工具與公眾進行溝通，從公眾中採集信息，又把組織的信息傳達到公眾中間去，最終達到為組織樹立形象的目的。特別是電腦互聯網路的發展，已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在互聯網中傳播信息，具有更迅速、更廣泛、更自由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