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矯正立法了嗎

① 社區矯正法何時出台最新消息2016

目前我國已經有《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該辦法已經實施三年多，很多經驗教訓正在實踐中檢驗總結，人大立法工作正在逐步推進。
1、2015年3月9日下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闞珂表示，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在推進社會領域立法上，將制定《社區矯正法》。
2、2015年8月3日，人大網公布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延伸閱讀附全文鏈接），社區矯正法已經列入立法計劃。
3、在立法規劃中社區矯正法屬於需要抓緊工作、條件成熟時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的類型，因此，社區矯正法出台時間很難確定，最早也只能在2016年的下半年。

② 社區矯正在2015兩會上能立法嗎

目前我國已經有《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該辦法實施才三年，很多經驗教訓尚待實踐中檢驗總結，人大正式立法的時機尚不成熟，也無此緊迫性。2015年的人大立法也無此計劃安排。

2011年底，為依法規范實施社區矯正，將社區矯正人員改造成為守法公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結合社區矯正工作實際，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了《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該《辦法》共40條。發布時間是：2012年1月10日。

③ 社區矯正法怎麼遵守監督管理規定

法律分析：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以168票贊成，全票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以下簡稱《社區矯正法》）。這是我國首次就社區矯正工作進行專門立法。該法共九章63條，將於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

第二條 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教育幫扶等活動，適用本法。

第三條 社區矯正工作堅持監督管理與教育幫扶相結合，專門機關與社會力量相結合，採取分類管理、個別化矯正，有針對性地消除社區矯正對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幫助其成為守法公民。

④ 社區矯正是哪一年在中國開始實施

社區矯正是西方國家首先推行的一種刑事執法模式，其理念正始於19世紀末近代學派的行刑社會化思想。近代學派的大師們認識到監獄刑罰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了非監禁刑罰措施和對罪犯人格的改造，社區矯正便由此發端。20世紀50年代興起了罪犯再社會化思潮，使社區矯正思想由孕育走向成熟，並逐漸由學說滲透到立法，再轉化為各國的行刑實踐。社區矯正比監獄矯正有更大的優越性，已成為世界各國刑罰體制改革發展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提出街道和居委會開展社區建設工作，經過10年建設和探索，2000年開始推廣城市社區建設工作。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兩院兩部」聯合下達了《關於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通知》，全國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和山東等華東比較發達的6個省市，對5種人（管制、緩刑、監外執行、假釋和剝奪政治權利）實行社區矯正工作試點。

⑤ 刑事訴訟法中關於社區矯正的規定

A 新舊刑訴法關於社區矯正規定的變化

變化一

1、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

對於被判處徒刑緩刑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

對於被假釋的罪犯，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

2、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

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

3、變化：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的執行機關由公安機關變更為社區矯正機構，明確了社區矯正的范圍和執行主體。

變化二：

1、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八條規定：

對於被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執行期滿，應當由執行機關通知本人，並向有關群眾公開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復政治權利。

2、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

對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執行期滿，應當由執行機關書面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

3、變化：將剝奪政治權利罪犯的執行機關確定為公安機關。

社區矯正制度正式已上升至法律層面

新《刑事訴訟法》第258條規定，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以及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明確了社區矯正的范圍和執行主體，從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區矯正的刑法性質。

之前於2011年5月已生效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也有類似規定。這些法律規定標志著社區矯正正式進入法律層面，已被賦予了刑罰執行性質。社區矯正的司法本質是一種刑罰執行行為，只是與監禁刑罰執行活動有別，將罪犯放在社會上予以教育改造。社區矯正工作由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機構負責組織實施，司法所承擔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在社區矯正機構的組織指導下參與社區矯正工作，有關部門、村（居）民委員會、社區矯正對象所在單位、就讀學校、家庭成員或者監護人、保證人等協助社區矯正機構進行社區矯正。

⑥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 有這不法嗎 急迫的想知道！！

沒有社區矯正法。
國務院已將制定社區矯正法列入2012年立法工作計劃，下一步還要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才能出台。估計最少要三四年後的事情了。

⑦ 社區矯正的寫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確立，為改革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從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要求首先，從刑罰目的上看，我國現行刑法理論在刑罰適用與執行上強調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此次社區矯正明確在刑法中加以規定，從立法上明確確立了行刑社會化理念，使得社會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從刑事政策來看，社區矯正的立法，也是貫徹落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充分體現了我國對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和政策；這是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對完善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後，社區矯正寫入刑法順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上通過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其中第61條明確指出：」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於把他們排斥於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即《北京規則》）明確指出：」應當充分注意採取積極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充分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包括家庭、志願人員及其他社區團體以及學校和社區機構，以便促進少年的幸福，減少根據法律進行干預的必要，並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處理。」社區矯正此次寫人刑法，無疑是我國在行刑社會化發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規定，是對聯合國公約的積極回應，表明了我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二、確立了相輔相成的兩大矯正體系自由刑在執行中的最常見形式是監禁刑。不可否認，監禁刑在預防犯罪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刑法理論的不斷發展和人權思想的逐漸深人，人們逐漸認識到監禁矯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罰種類的輕緩化、處罰的輕刑化和開放化成為刑法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社區矯正隨著行刑社會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國廣泛展開。如果說以自由刑取代肉體刑是刑罰執行方式的第一次飛躍，那麽，社區矯正制度又向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邁出了一大步，實現了刑罰執行方式由監禁刑向非監禁刑發展的第二次飛躍。社區矯正相對於監禁矯正來說有其巨大優越性。但這並不說明社區矯正可以取代監禁矯正。實際上，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我國刑事立法中明確規定社區矯正，必將促進兩大矯正體系的進一步協作，從而在共同預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關於二者的關系，有兩點：首先，社區矯正可以彌補監禁矯正的不足。監禁矯正在預防犯罪中兩大無法突破的難題：其一，監獄的相對有限與罪犯的相對無限的矛盾。從長遠來看，監獄的建設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斷增長的，處於人口增長中的罪犯也是逐漸增多的，監獄矯正不可能成為預防犯罪的最終選擇；從短期來看，社會某一時期，國家用於監獄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僅就經濟成本而言，社區矯正的相應成本一般不超過監獄關押的20%。實施社區矯正更加節約司法資源。社會法學派認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所決定的。社會本身即是犯罪產生的一個誘因，選擇將罪犯投入社會，運用社會力量進行矯正正是」對症下葯」，實現了對罪犯的社會內部消化，有效解決行刑資源有限性的難題。以矯正工作人員的隊伍建設為例，矯正要求工作人員具備矯正罪犯心理與行為的矯正知識、矯正技術和矯正能力，但是，國家刑事執行的專門矯正官、緩刑官和假釋官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實施社區矯正，可以依託和藉助社區的各種矯正資源和服務力量，有效應對犯罪，這既是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的根本區別，也是社區矯正較之監獄矯正的最大優勢。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不僅可以減少監獄的人力和財力負擔，而且可以減少國家對監獄的經濟投人，降低監禁行刑的成本，緩解監獄矯正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去矯正那些主觀惡性較大、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監獄化與再社會化的矛盾。現代犯罪學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於其社會化進程未全面完成，而傳統的監禁矯正，將罪犯投人監獄，使其隔離於社會之外，大大削弱了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和環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會化速度遠遠滯後於正常社會成員。不僅如此，將犯罪人囚禁於監獄中，還會使犯罪人無形中學到犯罪技術和技能，傳播監獄亞文化，從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人身危險性反而有增無減。由此看出，雖然監獄的隔離功能對於具有高度社會危險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種隔離並不能作為預防犯罪的最終手段，因為罪犯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者外，最終仍然要回歸社會。對罪犯而言，隔離的時間越長，隔離的程度越高，其再社會化的可能無疑越低，再次進人社會後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區矯正正好克服了監禁矯正的這一缺陷。社區矯正將罪犯置於社會化環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夠最大可能地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並在此基礎上對罪犯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引導和行為規范，促進罪犯形成健康的社會人格，實現再社會化，使罪犯最終能夠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順利回歸社會，避免監禁矯正可能帶來的以消極服從、自信心與進取心重度喪失為特徵的[監獄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現。其次，監禁矯正是社區矯正的後盾和保障。社區矯正確有優點，但適用上也有局限性。這是因為將罪犯放於社區，必然需要考慮社區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適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將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險性較高的罪犯也放於社區，不但不能預防犯罪，反而是對犯罪的縱容。另外，為了保障社區矯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之間的橋梁，比如我國刑法對緩刑、假釋罪犯違反規定的重新收監執行的規定。這不僅可以促進罪犯積極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區矯正在適用中無」後顧之憂」，大膽適用。綜上所述，矯正是理念，而矯正場所、矯正內容的選擇直接體現著刑罰由重到輕的適用序列，存在著一個矯正方式上逐漸過渡的轉移序列。社區矯正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也不是一個孤立發揮其矯正功能的措施，矯正目標的相同性顯示社區行刑與監獄行刑是相關聯的統一體。建立與監禁矯正相對的社區矯正，可以為預防犯罪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從監禁矯正和社區矯正的特點來看，監禁矯正是為罪犯關上了社會的大門，而社區矯正是給罪犯打開了社會的大門。這一關一開之間，必須考慮到矯正的系統性和延續性，使兩大矯正體系之間相銜接，通過二者相輔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罰效能得以增強，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進一步促進了刑罰配置結構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類型，即管制、緩刑和假釋。對此，有學者指出：」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意味著我國刑罰體系和執行制度上的重大變化，即將我國刑法中管制這種刑罰方式改成社區刑，從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區刑重構我國刑罰體系的主體部分；此外，以緩刑、假釋作為連接社區刑與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劉憲權：2010年11月9日《檢察日報》）我國傳統刑罰體系中並不存在社區刑，而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否可以認為創立了社區刑，並且使得社區刑成為與生命刑和自由刑並列的刑種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社區矯正的引入的確促進了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以管制刑為例，管製作為非監禁刑罰，在司法實踐中，其積極作用並未得到有效發揮，其規定雖然廣泛（掛有管制的罪名約占罪名總數的1/4），但適用率卻極低。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字來看，2003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30,355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1,508人，佔1.58%;2004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52,241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2,553人，佔1.67%; 2005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829,238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4,604人，佔1.76%。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在於管製作為一種刑種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於彰顯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內容出現了問題。根據我國《刑法》第39條的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僅有五項義務，而這五項義務都是將罪犯作為消極的客體來看待。作為一種限制自由的刑罰執行方式，簡單的五項義務的規定與嚴厲的監獄監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難以有效體現管制的懲罰性，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緩刑和假釋的考察監督義務也同樣存在落實不力的問題，甚至許多人誤認為被告人被判處管制、緩刑就」沒事了」。而實際上，對緩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確執行緩刑制度的重要一環，也是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監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罰的」可感性」降低，難以對罪犯造成應有的心理壓力和必要的行為約束。以上這些問題最終導致管制、緩刑、假釋成為司法機關不太願意採取的刑罰手段，對於既可判處監禁刑又可判處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處監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結構的失衡。因此，為了充分發揮管制、緩刑、假釋在矯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國刑罰嚴厲性方面的積極作用，必須在立法上對其內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對管制、緩刑和假釋適用社區矯正，就使得非監禁刑罰執行具備了實質內容，管制、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也必將得到改善。從近幾年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成果來看，」緩刑沒事」的局面已經逐漸有所改觀。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發揮提供更大的空間，將促使非監禁刑罰執行考察落到實處，真正發揮管制、緩刑、假釋的作用，使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非監禁刑罰執行中切實得到體現。四、督促社區矯正配套立法的盡快出台在開展社區矯正的國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均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執行的刑罰種類、刑罰適用和執行制度，以及各種社區矯正措施適用的程序、步驟及刑事執行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2003年社區矯正試點開展至今，在制度規范層面，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2005年1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和2009年9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地方試點工作中則建立了規范社區矯正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制度、相關部門之間銜接配合的制度、社區矯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門內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誠然，這些都為社區矯正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為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及深入開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我國社區矯正之所以遲遲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國外社區矯正的實際情況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如美國的社區矯正，雖然從有關規定來看，社區矯正是作為一種刑罰，但在實踐中則更多的體現為一種非監禁執行方式。社區矯正的性質不僅是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種非監禁措施的落實及矯正項目的實施。而英國社區矯正是作為獨立的刑種，包含了一系列社區矯正令。日本的社區矯正是作為保安處分，主要是緩刑、假釋和假釋人員的安置幫教，緩刑、假釋期間的監管、矯正與保護活動。其二，受國外立法復雜多樣的影響，國內學說紛紜。如」刑事執法活動說」，」非監禁式的行刑方式和處遇措施說」，」罪犯處遇新趨勢說」，」行刑、矯正和福利性質說」，」保安處分及刑事政策說」，如此等等。理論研究上的眾說紛紜，使得社區矯正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未能明晰，立法基礎不太牢固。因此我國在社區矯正的引入中並沒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採取」先實踐後立法」的方針，根據實踐中社區矯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來進行立法，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自實踐」的原理。根據7年來社區矯正在全國試行的具體情況，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等的執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幫助罪犯復歸社會，營造了和諧的社會氛圍。至此，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執行措施的地位已經可以明確。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是對社區矯正性質的肯定，必將推動社區矯正相關制度如具體項目設置以及社區矯正隊伍建設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區矯正的內容為例，根據」兩院兩部」2009年9月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其中涉及社區矯正內容的規定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第一，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矯正；第二，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管理；第三，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困扶助。以上三方面雖然對社區矯正的內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性規范，並不能表明社區矯正已經具備了具體明確的內容。因為無論是教育矯正，還是監督管理、幫困扶助都並非社區矯正的」專有性」內容，監禁矯正同樣存在教育矯正和幫困扶助的要求，所以從內容上來看，除了執行場所的變更，關鍵在於內容上如何利用社區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區力量為基礎，對社區矯正的內容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為」嚴」，一為」寬」。對於從」寬」，從開設學校教育等幫助性項目角度來講，社區矯正應當是開放的體系，具體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補充。但是從」嚴」，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權利」的限制，社區矯正的項目還有待刑事立法的確認。例如，目前司法實踐中普遍針對社區服刑人員組織公益勞動，但立法卻沒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勞動如何與矯正相結合，還需要進一步通過立法來明確。總之，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確立社區矯正的刑法地位，社區矯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緊鑼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規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繼刑法規定社區矯正制度之後，一部系統的《社區矯正法》勢必令人引頸期待。五、促進了行刑權的統一《刑法修正案（八）》刪除了公安機關作為管制執行以及緩刑考察、假釋監督主體的規定，從立法的實然來看，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尚處於」空白」狀態。對該問題的解決需要結合我國社區矯正的特殊背景來解釋。這根源於我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出現」雙重主體」的現實，這一現象引發了實踐中的許多現實問題，多為學者所詬病。立法者此處的修改之意應是對雙重主體的模式給予了否定，但是具體由哪一主體來執行，目前理論上存在三種觀點：由公安機關執行，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抑或建立一個全新的機構。公安機關作為國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衛機關，任務繁重，再把社區矯正交其執行，實在困難很大。加之，從促進罪犯與社區聯系的角度來看，公安機關的偵查性質決定了公安機關與犯罪人之間存在尖銳的情緒對立和矛盾沖突，罪犯會因為偵查人員的偵查、拘留、逮捕行為產生強烈的排斥感，這說明不太適宜由公安機關執行社區矯正。根據對行刑權統一的研究，學者們多贊同統一由司法行政部門執行。也就是說，應當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理由是：首先，從理論研究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研究的結論。長期以來，在對刑事司法職能分配方面，已經達成這樣的理論共識：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和執行權應當分別由公安、檢察、審判和司法行政機關行使。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共識。其次，從實務狀況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也符合中國現實情況。從我國司法行政機關職能職責的現狀來看，我國司法行政機關本身具備刑罰執行職能，具有管理、矯正罪犯的資源和經驗，可以滿足矯正的「技術性」「專業性」的要求，無需從零做起、另起爐灶。另外，對於緩刑犯、假釋犯而言，社區矯正面臨著與監禁矯正鏈接的問題，兩大矯正系統的統一有利於對服刑人員不間斷的可持續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較好的矯正效益，體現系統的整體功效。基於此，世界各國行刑權都已逐漸走向統一。因此，賦予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執行權力，將監獄行刑工作與社區矯正工作整合於一個統一的權力系統之中，有利於加強二者之間的聯結和互動，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與筆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確立兩大矯正體系的觀點相呼應。當然，司法行政機關在實行社區矯正時，也需要得到公、檢、法等機關的配合，這是自不待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