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解釋法家的法治

㈠ 法家名詞解釋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他們都是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們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極力輔佐一些國君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並從某些方面為維護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法家學派在政治上、理論上，一般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領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許多有別於其他學派的教育理論和政策。其中傑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

㈡ 法家法治和現代法治有何異同

本質上是同的都是以法治國。
1.法家主張用「嚴刑酷罰」來統治社會,
現代法治以教育為主。
2.法家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專制統治的工具,其目的在於維護權力,
現代法治與民主緊密相聯,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利。
其實主要服務對象不同，一個服務於統治階級，一個服務於人民大眾

㈢ 古代法家的法治觀念是什麼

法家的基本考慮，乃是君王如何使用「法」這個手段去最有效地控制、役使、驅趕、壓榨人內民，使之最大限度地滿容足統治者單方面的要求。至於臣民有什麼權利則絕對在他們的視線之外。如果給出邏輯定義，那就是：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是為最有效率地役使人民，去最大限度地滿足統治者意願而制定出來的不受制約、不容非議的一系列政令」。

正因為它著眼於為統治者的意志服務，徹底無視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它不具備雙向的社會契約的性質，完全是單向強迫命令，既毫無制約，又不容非議，更沒有「雙方協商解約」的可能。這才會有秦法因毫無制約而越訂越苛，最後弄到「偶語棄市，道路以目」的極端地步（兩人在公眾場合對話就犯了死罪，因此熟人在路上遇到只能行注目禮），使得連忍耐力天下第一的中國百姓都忍無可忍，讓「失期當斬」的陳勝吳廣橫下一條心，決定「等死，死國可乎？」反正都是死，還不如拼個魚死網破，顛覆秦王朝。

㈣ 淺論法家的法制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制思想

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里」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由柳洪平創建。

b]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韓非子》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 ž 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 ž 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 ž 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 ž 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 ž 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 ž 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 ž 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ž 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

「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

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

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

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

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㈤ 法家的法治與當今社會的法治是否相同為什麼

歷史發展到今天，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已步入正軌，並且有著明確的目標：即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讓我們聯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論，早在數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驅們就樹立起了「法任而國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3]諸多法治思想。可以說，法家思想，雖然內容及其豐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論了。從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論與中國當代的法治理論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主張以法為本，強調立法和執法的重要性，強調法律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張法的公開性、平等性、客觀性和穩定性。對比古今法治，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很多有借鑒意義的結論。

法家所講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強調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國現代的法治觀念是與公民的意志相聯系，與民主相一致。法家認為：「法生於君」。[4]「法審則上尊而不侵。」所謂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所謂賢臣必須「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5]。「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則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則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適用，也還是為了保護君權。而我國的法治理論的首要內涵，即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說明我國的立法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當代，依法治國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國的依法治國，就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8]由此可見，我國法治社會的貫徹，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礎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內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罰也。」而且這個「刑」還是「重刑」。重刑主義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法家認為，少數人的善良無補於整個社會之治，法家治國關注的是大多數的人，治國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主張治國莫若用重刑，對犯罪不管輕重，一律從重處罰，他說：「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懾住人們的犯罪行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12]。而且，但我國現代刑法，則堅持罪刑相當原則。罪行相當原則的含義是：凡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判處刑罰，相應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我國《刑法》第五條就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我國現代的法治觀點，更多地傾向於「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愛戴和尊重為轉移的，而這種愛戴和這種尊重是以內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為轉移的。」（羅伯斯庇爾），而且，我們也逐漸認識到，「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裡，刑罰給與那些心靈僵硬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的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13]。我國現代法治已覺悟到，人們所苦的並不僅是重刑，輕刑亦為人們所苦，過重的刑罰指揮導致人們的厭惡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罰的效力於過分的嚴厲性混淆起來，前者與後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們都贊助公正的溫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對殘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小人」，嚴厲懲罰反抗專制君主統治的臣民。而我國現代的法治則更多的以保護公民之間的平等與自由，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謂「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15]。這些都非常螻蛄的點明了法治的目標是使老百姓不敢有絲毫的反抗，所謂「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 「嚴刑者，民之所謂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陳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16]這些，一語道破了加重處罰，嚴厲鎮壓民眾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觸犯法律，結果也就達到了法治的目標。但是現代的中國法治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自我國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後，國家十分重視用法律保護公民的權利。國家除了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明確規定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享有的各項權利外，還建立健全了權利救濟制度。立法機關通過頒布《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從制度上較好的解決了防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濫用權力和對已發生的侵權損害給予賠償的問題。

法家思想中，對於法本身並沒有嚴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惡，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嚴格執行。盡管法家也強調法必須順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義，法家始終站在君主一邊，提君主利益辯護。但是我國的現代法治要求發必須是良法，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才能達到實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國」，而我國現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國」。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卻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義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後者則主要是「依靠」「依從」「按照」的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法家所強調的法治，實際上是把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作為統治者的為政之具和統治策略，因此很明顯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這樣的法治，即成為人治的法治，專制的法治，最終即歸於人治主義一途。而我國的依法治國原則，則是把法作為一種文明價值的體現，作為一種文明理念的灌輸，作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普遍觀念和內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狀態下，通過對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和責任的科學規劃，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層面，人們普遍的依據法律規則，制度，原則去從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形成一種嚴格有序，井井有條的狀態，並使違法犯罪現象大為減少。在這種法治中，人們要樹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價值。

但是，我們要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用現代法治的視角來看待法家理論時，自然不應忘記它的種種缺陷，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價值和指導意義，能夠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家所借鑒利用。

1）「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反對特權

法家的刑無等級思想是基於當時領主貴族特權猖獗，守舊勢力嚴重阻礙改革進行的社會狀況下而產生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18]是對這種思想的最好總結，法家主張適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19]在守法上，強調平等性，君主，臣民都應守法。「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說：「守法守職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這些反特權主張，在當時貴族特權登記制度的社會條件下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當然，如前文所說，君主專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實踐到避免所有特權，但是不可否認的，在當代人有少數人特別是領導幹部，總以為有特權在身，以權試法，而法家這些法特權的思想，無疑是具有先進教育意義的。

2）「明法去私，反對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24]。法家強調，法律是公正無私的，不能因親近友好而隨意賞賜。情感不能代替法，個人的好惡，恩怨情仇都必須服從法，天下為公則天下大治。法家強調法的公正性原則，主張行法，司法必須公正無私。商鞅認為，嚴格依法辦事，這就是「公」，反之為了私利而損害法的施行，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說：「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則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鬆法度，依任私議，國家必定混亂。確定法律就是為了明確人們言行的當與不當，即「明分」，只有保證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國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軌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對此也有很好的闡述，他說：「法之功，莫大於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故有道之國，法立而私議不行。」[27]，慎到還認為，公正是立法，執法的第一要義，法律公正就要拋棄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28]。應該說，法家的這種觀點對現實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以私害法的情況在我們當今社會仍是屢見不鮮。我們應借鑒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執法必嚴，公正辦案，鏟除「人情官司」「權錢交易」等問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執法，保護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國家利益。

3）「法與時移」，制定完備的法律體系。

法家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要求。商鞅說：「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不宜於是則行之則不幹。」[29]韓非子也認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事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30]所謂「古今異俗，新故異備」，而「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雖然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法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但時代卻同樣在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這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制定的法律是比較齊全的，較建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台和實施，促進和保障了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但由於各種原因，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如：現在我國行政權被濫用的現象還比較嚴重，而行政救濟權利的途徑卻很有限；與市場經濟主體有關的法律制度，如：債券法，反壟斷法等法律制度還不太完善，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對缺失的部分應當補充制定，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促進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的新變化，新發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於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法家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現，「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於眾」，並爭取做到「家喻戶曉」，讓「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們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廣大領導幹部應該帶頭懂法，守法，護法。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一些幹部無視法的存在，認為權大於法，因此，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的法制意識已經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眾中間，同樣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遇到法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找關系，托熟人，甚至進行錢色交易，而不根據法律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辦事成本的提高。因此，當務之急，黨和國家應充分利用各種宣傳載體，如：電視，報紙，網路來普及法律知識，並且堅持進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樹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論。

㈥ 一、法家的「法治」思想

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

㈦ 法治 名詞解釋

法治[ fǎ zhì ]

生詞本

基本釋義詳細釋義

• [ fǎ zhì ]

• 1.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張以法治國。

  2.依法治國。

㈧ 為什麼法家的法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

因為法家所代表的基本立場是，權力生出法律，所有法律都是皇帝的命令。

在法家看來，維護皇帝的權威不受任何損害，是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穩定的關鍵所在。法家對國家權力採取某種程度上的神化立場，其所構造的所有法律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治，尤其是為了確立和維護最高統治者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樣的法律當然難以保障民眾的自由和尊嚴。

因此，實際上這樣的法律很難保障民眾的自由和尊嚴。法家崇拜權力，權力永遠超越法律，知法守法只是針對老百姓而言的，權力則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悔法造法。「法治」、「法家」雖只一字之別，但卻差之千里。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而境內卑賤莫不聞名知也，用術則親愛習近莫之得聞也，」

法家理論的缺陷之一在於其過於誇大法律的力量，以至於否定道德教化的力量，這以韓非所謂「務德而不務法」最具代表性。法家理論的缺陷之二在於其過於相信輕罪重刑（或謂輕過重罰）的威懾力，以至於喪失了最低限度的人道原則。法家理論的缺陷之三在於其對和諧的理解僅僅限於社會治理的層面，即官民普遍守法而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

由此可證，法家的法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

㈨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現在的「以法治國」有何不同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講究「以刑去刑」版「輕罪重罰權」
假如你偷了東西,就有可能被砍頭,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