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受到挑戰

① 從佘祥臨，趙作海案例看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面臨怎樣的挑戰各位大俠，非常急，在線等，非常感謝

挑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是現代社會政治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

如果當年審判趙作海的時候，法院能夠不偏不倚、依法公平公正地審理和判決，那才叫司法公正，可當年他們對人家嚴刑拷打、刑訊逼供。現在人都關了11年了，才被放出來，這叫什麼公正呀。這叫冤假錯案、冤枉人呀。

② 什麼是法治目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挑戰性分別有哪些

法治就是社會的一切活動都要受到法律的規范，以憲法為最高的基本原則，最主要的回是要保障人權。
我國答是很有必要進行法治建設的，中國社會存在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怪現象，是法治的意識和法治觀念還不夠深入人心，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對社會主義建設影響深遠，法治進程的道路還很漫長。
我們黨始終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家做主的執政理念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指日可待。
加強廉政建設，努力解決好廣大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切實履行好政府的職責和義務，加強政府、社會、人民之間的溝通和聯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減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營造公平、友善的社會環境。

③ 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

④ 目前我國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所面臨哪些新形勢及挑戰

如前所述，早在談判之初，我就提醒過在耐性上已經受到過嚴峻考驗的海軍上將喬伊，赤版色分子把使用客氣禮權貌的語言看作是讓步的表現，看作是對其恐嚇手法屈服的表現。我要求喬伊在與赤色分子打交道時也要象他們一樣採取強硬的措辭。從那以後，他在談判桌上壓倒了說話態度強硬的共產黨人，並且未讓對方抓住一點可供宣傳的把柄。

⑤ 論述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對中國當下法治建設的實際意義

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影響世界的法治思想，對中國也是影響巨大的。「法治優於一人之治」、立法、法制教育等思想都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很大啟示。在這些啟示的指導下，中國在立法、守法，法學教育等諸多方面加強完善機制，促進中國的法制建設，早日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想。

首先，制定符合國家和人們意願的良好的法律。因此，在中國法制建設的過程中，要不斷完善我們的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中國最優良的政體，制定和認可有利於建設法治國家的法律法規。其次，謹慎立法。法律穩定性有利於法律權威的保持，而及時立、改法律則是保持法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再次，樹立法律的權威性。中國長期處於一種「熟人社會」的狀態，因此，自古就沒有形成對於法律權威的認同，而且中國與西方不同，沒有穩定的、大眾的宗教信仰，法律也當然沒有如此的神聖性。這就需要我們做到使人民知法、懂法，並且正確引導他們凡事以法律為行動准則，在「有法可依」的條件下做到「有法必依」。第四，在治理方式的選擇方面，要法治不要人治，克服特權的存在。中國從古到今一直沒有擺脫專制和人治的束縛，「特權」現象存在，嚴重阻礙著「法治國家」建設的步伐，法制建設受到挑戰。第五，重視法學教育，普及全民法制教育。這便需要培養公民的言行，提高公民的守法思想意識和守法的主動性。

⑥ 利用社會學知識分析民族地區法治社會建設面臨的挑戰

研究民族地區民主法制建設實踐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長期法學學術活動中，我十分關注我國的民族問題，關注著民族地區的民主法制建設。我認為，法學家不了解、不深入研究民族地區的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問題，就不可能了解我國民主法制問題的全貌，

不可能理解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就不可能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提出有積極價值的新理論和對策。。。。。。。。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運用了法理學、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一般理論、規范、實踐三個層面，以全球化的視覺來考量和分析研究民族地區的民主法制建設問題，特別是對民族地區的現行法規(一般地方性法規、
。。。。。。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體制及其實施和運行，對鄉村民主建設的實踐等問題重點進行了法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分析。在綜合利用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族問

⑦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⑧ 法制現代化的歷史根源和當前困境

同學，華大的吧

⑨ 法治政府在基本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挑戰有什麼

法治政府在基本建設過程當中面臨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挑戰，主要是由大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一種干預。

⑩ 領導幹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認同普遍缺失。
這是一個最為嚴重而又被熟視無睹的問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法在現實生活中不過是一個概念現象、一種實用工具，甚至沒有被廣泛認知，更不要說被普遍信仰。一些領導幹部在施政過程中，常常考慮的是GDP、看得見的政績或民心工程、上級領導的滿意度、協調甚至是媚順輿論媒體，依法治市（縣、區）、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擺設。現如今很少有不強調依法行政的，他們甚至會認真講，只是不會認真對待。
二、法治權威遠未形成。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人們不信仰法，也在於實踐中，法治沒有形成應有的權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種挑戰，並且似乎還沒有勝利過，更不用說顯得強勢。在影響地方和基層的事務中，法治無論如何排不上前列。本來「法治」或「依法行政」應該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務，但常常在地方黨委、政府的報告中成為一項具體事務。從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說不科學、不應該，但就其排位來講，肯定在較後的文字里出現。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行政狀態，法治給人的力量還是輸給「人治」。
三、法治氛圍整體淡薄。
任何社會活動都與其環境密切關聯。如前所述，不少地方黨政領導的關注點其實不在法治，在我們這個強調「讓領導滿意、放心，讓群眾滿意、舒心」而重在「領導滿意」（因為即便群眾滿意了，領導不滿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維中，難免分出輕重緩急，無形中「法治」的思維就淡了，氛圍當然也就淡了。而事實上，依法行政所處的環境也比較尷尬，一方面被較高期待，另一方面則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寬容。特別是一些關繫到公民個體切身利益的執法過程，往往進行得不順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價。與此同時，人們骨子裡固有的傳統的「官本位」或是「權本位」思想至今還大行其是，沒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圍。
再看看我們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滿眼、滿街的是商業廣告，法治廣告和欄目相形見少，有的地方幾乎是全面讓位。我們參與的活動如果不是統一的要求，幾乎不會與法治相關。文藝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娛樂的，如果要找和法治關聯的，就要很費心思地專門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幾乎很少關心法治精神。電視劇上常有警匪片之類，主題很正義、正氣的也有，但多數更關注劇情的娛樂性。這也難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點或賣點，幾乎很難產生經濟價值。因此，整個社會實際消費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產品中，法治類作品或產品只佔極小的份額。這對於廣大的公民來說，受教育的頻率和強度顯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機制和保障。
文化建設無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經市場化，我們不能責備非財政資本的投資者和工作者沒有把他的作品創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畢竟投資的目的首先是利潤。問題是，誰來創造影響公眾的法治文化產品，誰有這個當仁不讓的責任，誰應該投資。
當然是政府。遺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設在地方被「輕」被「緩」了，幾乎很少有地方政府會把法治文化建設當重要工程做的。我們常看到公路、廣場、體育館場、劇院被當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舉全市（縣、區）之（財）力，加班加點趕進度，但沒有聽到哪裡的黨政領導把法治文化建設列進了工程項目表。地方黨政領導往往關注了「文化建設」的形，而沒有關注建設的實（內容）。因為要繁榮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屆政府怎麼做得了，於是大家樂得裝糊塗，絕不想再為「法治文化建設」專門規劃專門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財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導，長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設的處境難免成沒有封地的王子，穿著黃馬褂，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體缺乏組織約束機制。
除了歷史文化的原因，為什麼主政者的執法主張、執法行為與執法理念之間會形成落差？組織約束機制失位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么講會令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不滿意，因為實在地講，組織人事部門在這方面的努力是自發的、巨大的，而且確有剛性舉措，但我們要探討的是實際效果。衡量一個幹部是否稱職，是否優秀，是否有作為，本來很難把握，當前我們往往從德、能、勤、績、廉幾個方面進行規制。但法治意識、法治能力怎麼體現在考評體系中就有難度了。特別是對於「沒有執法權」的公務員，如何評價其法治能力？幾乎沒有依據。但在整個公務員體系中，沒有具體執法權的人數巨大。這些人雖然不具體執法，但可能會決策執法、監管執法、保障執法。對這部分人，在法治考評時，往往是憑印象或虛擬為優。這剛好說明，許多行政人員游離在法治考評之外。而即便是具體行政執法人員，以其行政過程、程序是否合法、結果是否適當作為法治水平考評依據，已然不夠全面。執法的效果如何，不僅要考慮法律效果，還要考慮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不僅是一時的社會效果，還有長遠的社會影響。對這個層面的關注，公務員的組織人事考評體系顯然不夠。
共產黨是執政黨，面臨如何執政和長期執政的問題。依法治國是執政理念，不可能不體現在組織人事制度這個關鍵環節中，畢竟「幹部是決定性因素」。那麼，在抽象行政行為暫時沒有法律調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納入組織考評就顯得尤為重要。黨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調整的權力，如何規范約束抽象行政行為，其實對於法治的權威和信心至關重要，比如行政決策、行政審批制度、經濟規劃、城市規劃、行政收費等等，如果讓這些行為游離於組織考評機制之外，即便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再體現依法，也難攏住群眾游離於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臨新形勢新問題的挑戰。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處在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對敵斗爭復雜的時期。地方政府執政執法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發展和維穩的任務都相當繁重。比如信訪問題，「維穩是硬任務」，各級黨委政府莫不重視，為了緩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視信訪工作。為了解決信訪問題，地方受到高壓，總結出「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幣來解決」等經驗，因而措施服從於結果。各個部門紛紛在各種「特殊敏感時期和日子」無可奈何地急於處理一些歷史問題和社會矛盾，但往往不能堅持公平正義，常常求助於親情倫理，親戚宗族，最終都以政府出錢了事，將法與理的和了稀泥。「上訪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訪」成為基層群眾的普遍認同。這種變態的文化認知，無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傷害。
之所以要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就在於文化具有導向性、先進性和滲透性。不認知、不重視、不投入、不弘揚，法治便沒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會有執法氛圍，法治被信仰便是無稽之談，依法治省、治市（縣）便是紙上談兵。如是這樣，難免空談誤國！因此，必須從領導特別是地方首長做起，認真思考治國方略實施問題，真誠信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率先垂範，做法治文化建設的倡導者、踐行者。如是這般，則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權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領導幹部認識上的誤區是制約其法治文化素質提高的重要原因。雖然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十分重視法律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但是現實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對學習法律知識、提高法治文化素質缺乏應有的重視，認為法律是「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做起來不要」。這種思想認識上的誤區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認為懂業務是硬條件，學法律是軟要求。有的領導幹部只重視經濟工作，看重業務工作，認為在業務上要多下些工夫，學通弄懂，這樣有利於出成績、出政績，對職業發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平時用不上，不學法、不懂法照樣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時再學也來得及，不行可以請律師及懂法律的人來幫忙。
二是認為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領導幹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門領導幹部的額外負擔。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認為法律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知識，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幹部的工作需要，對他們來說，學法、懂法、用法是一項很關鍵、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門的幹部職工有自己的專業及本職工作，不從事實際的法律工作，學不學法，懂不懂法不是什麼緊要的事情。
三是認為領導幹部從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學法、守法是群眾的事。不少領導幹部認為，黨政部門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政部門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學習法律。有的領導幹部將法治視為管理者的特權，僅僅當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對自己有利時就搬出來用一用，對自己不利時就擱在一邊。一些領導幹部對群眾缺乏信任，認為老百姓常常為了自己的利益破壞秩序，濫用法律條例，與政府「作對」，與官員「搗亂」，應該多學法，自覺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單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沒有從正面認識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義，反而認為通過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動輒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員，「不那麼好管了」。這些認識誤區如果不及時消除，不僅影響領導幹部法治文化素質的提高，還會影響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進程，也損害了領導幹部在群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