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現代意義上的法制是從西方引進的

A. 為什麼說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什麼意思

2014年12月4日，13億多中國人迎來了第一個國家憲法日。這一天，從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到各有關部門和地方，從各大媒體到各個校園，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使人們加深了對憲法的認識，普遍增強了憲法意識。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個重要論斷，明確了憲法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闡明了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憲執政之間的辯證關系，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意義深遠。

一 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是什麼關系

憲者，法也，憲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為什麼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這是由憲法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憲法是根本法、是總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我國現行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高體現。堅持依法治國首先是堅持依憲治國，最重要的也是堅持依憲治國。

依憲治國體現了依法治國的核心內容。從內涵來看，憲法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務、思想基礎和活動准則，也就是說，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都在憲法中得到確認和體現。依法治國的過程，首先就是貫徹落實憲法中所確立的制度和原則的過程。

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法律基礎。從效力上看，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居於統帥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憲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據和基礎，所有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定的，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否則無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講憲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國所依之法，首先就是憲法。

依憲治國為依法治國確定了最高准則。從權威上看，憲法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准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不得超越憲法，並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可以說，法治的權威，首先體現為憲法的權威；對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對憲法的遵守。

因此，強調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表明了我們黨堅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確立了憲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現行憲法於1982年12月4日通過，它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它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也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完善，是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根本指南和保障。

二 依憲治國和「憲政」是一回事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在社會上引起了積極反響。同時，也存在一些誤解誤讀。比如，有人認為講依憲治國，實質上講的就是「憲政」；還有人認為我們搞法治，最終就是要走西方「憲政」道路；等等。要保證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必須弄清依憲治國和「憲政」的關系，劃清兩者之間的界限。

的確，「憲政」這個詞，單從字面意義上看，好像就是依據憲法來施政，與依憲治國差別不大。有人提出社會主義憲政，初衷也是想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搞清這些觀點的是非對錯，首先要搞清楚「憲政」的來龍去脈，認清有些人宣揚「憲政」的本質所在。

其實，「憲政」這個概念，有其特定的含義。「憲政」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否定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發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學理論對自身經驗的理論總結。「憲政」在經過西方學者的反復闡釋和演繹後，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鮮明指向和特定內涵的范疇，主要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等基本內容。因此，西方宣揚的所謂「憲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發展模式，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一個國家怎麼搞法治，選擇什麼樣的法治道路，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已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實踐中已見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根植於我們獨特的文化傳統，符合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規定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些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歷史選擇和歷史形成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我們講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就是要堅持好、落實好這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使它們更好地發揮作用。如果丟掉了這些根本，盲目地跟著西方所謂「憲政」跑，就無異於削足適履，自毀長城。

反觀一些西方國家法治發展歷程，它們的所謂「憲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問題多多。特別是近年來，西方憲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學者也承認，西式民主正面臨深刻危機，民主制衡演變為權力掣肘，黨派博弈綁架國家利益。就連「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觀點，發出美國「政治衰敗」的哀嘆。

近些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在世界上大打「憲政」牌，極力推行它們的「憲政」模式。但我們從歷史和現實都看得很清楚，它們並非真是為其他國家好，而是以此為手段來搞亂別國、控制別國，最終維護其霸權地位。有些發展中國家沒有看清西方國家兜售所謂「憲政」的本質，盲目照搬照抄，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實現國家繁榮發展，反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權更迭和社會動盪，教訓十分慘痛。比如，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條件優越、資源豐富，特別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當時的西方輿論一致看好。但時過境遷，菲律賓已落到亞洲很多國家後面，甚至一度被英國《泰晤士報》稱為「東南亞的一個失敗國家」。

由此可見，對有些人宣揚的所謂「憲政」，我們必須頭腦清醒，決不能被其「美麗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護好我們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並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寬廣。

固國安邦之磐石——怎樣理解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理論-人民網

B. 中國的依法治國與西方倡導的法律精神在本質上一致嗎

應該是不一樣的，中國說到的依法治國，通常可以用英文the rule by law，西方倡導的法律精神，所謂的法治，通常是用the rule of law來表示。
中國說的依法治國，常常隱含一個前提，就是有一個行為人，由其進行依法治國。the rule of law，則是說一旦法律被制定出來，無論任何人，包括立法者，都必須遵守該法律。你可以慢慢的體驗下。

C. 試述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及重要意義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目的在於保護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參考下。希望幫到你。祝你幸福。

D.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

E. 依法治國為什麼不是西方的憲政

一、理論基礎和憲法理念上的差異

一般來說，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憲政」思潮的理論來源。這就意味著，鼓吹西方「憲政」就必然要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按照一些西方憲政國家認可的所謂「憲理」，將個體基本權利保障條款確定為憲法的核心條款，這就需要邊緣化乃至廢除我國現行憲法的核心內容和關鍵性條款。這事實上等於意圖用曲解或者修改憲法的方式，重新「制憲」和「立憲」，進而改變國體和政體，實現憲法、法律、政治機構乃至軍隊的中立化。憲政思潮的一系列主張，如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全面修改憲法、取消人民民主專政、軍隊非黨化、多黨競爭制，等等，由淺入深、由邊緣而核心地推進其改旗易幟的政治圖謀。

我們講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憲」，與西方憲政民主的「憲」有著本質不同。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所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它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確立了國家的國體、政體及基本政治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原則。這些制度和原則，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內在要求。西方憲政民主之「憲」，是按照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憲法來進行統治，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來管理國家，以達到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統治這一根本目的。

二、政治主體和利益主體上的差異

在自由主義和憲政理論看來，社會中並非由階級和人民構成，而只是諸多利益不同的群體、團體、階層或個體。為解釋個體權利的來源，自由主義不得不援引神權或自然法理，認為上帝或自然法賦予了每個個體不可剝奪的神聖權利。因為個體、群體之間的利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沖突的，這就需要多個政黨代表不同個體、集團的利益，實現自由競爭、輪流坐莊，以此保障個人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憲政理念，必然派生出多黨競爭制、三權分立、軍隊非黨化、司法獨立等制度架構。

在憲政模式中，執政主體實質上是占人口份額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權利。美國開國國父們在制定美國憲法、設計憲政模式時清晰地展示了這一點。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就坦承，設計美國憲法和憲政制度的目的在於：「使少數階級（富人和出身名門之士）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指出，要防止多數窮人侵犯少數富人的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使「社會本身將分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團和公民階級，以致個人或少數人的權利很少遭到由於多數人的利益結合而形成的威脅」。總之，憲政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護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特權不受多數人侵犯，其實就是資本專制。而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組織聯合起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反抗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卻被憲政理論及其憲法視為「多數人暴政」，即多數人侵犯了少數人或個人的人權，應受到國家機器按照資產階級憲法法律進行鎮壓。可見，在美國，「憲政」起初是反「民主」的，在本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其核心訴求是以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名義，保障資產階級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從而確保資產階級在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統治權力。

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無產階級政黨團結、領導的勞動人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擁有共同的、整體的、一致的根本利益，因此原則上必須只能有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實行共產黨領導而不能搞多黨競爭的緣由。我國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反映了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黨的領導地位，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我們說的依法治國，是指黨領導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社會主義法治中，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制定並實施憲法和法律，把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人民意志經過法律轉變為國家意志和主張，從而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權利。憲法和法律，是中國共產黨高高舉起的旗幟。然而，對於那些套用西方憲政概念和標准來看待社會主義法治的人而言，只要中國共產黨不放棄領導權，就不承認中國是法治國家，就認為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憲法，這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以「憲政」之名，否定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制度基礎和運行機制方面的差異

馬克思曾指出：「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選舉的性質並不取決於這些名稱，而是取決於經濟基礎，取決於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西方憲政盡管標榜「主權在民」，但是公民選舉、政策制定常常被金錢、財團等影響和操縱，成為「金錢的政治」。這種民主本質上是資本的民主，服務於以私有制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保障的是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比如，美國總統和議會由選舉產生，但是選舉的基礎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寡頭所有制之上的，美國的主流政黨、媒體、智庫及教育和學術機構，都有鮮明的私人資本屬性，都由大資產階級嚴格控制，這就決定了美國政治選舉的整個過程也必然被資本所操縱。由此可見，西方憲政民主所標榜的三權分立和議會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一種權力分配、交換和平衡機制，普通民眾難以參與其中，在實踐中也暴露出議會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種種弊端。

與西方憲政模式不同，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政體是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政體，體現了我國的國體，既能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的意願又有利於形成全體人民的統一意志，既能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又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選舉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將人民大眾組織起來管理國家，則是民主的實質。前者為後者服務，後者決定前者的性質。黨將人民大眾組織和團結起來，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起來的人民民主。

四、憲法解釋權和審查權上的差異

在美國憲政制度下，雖然憲法解釋權（即「違憲審查權」或「司法審查權」）至關重要，但這一權力卻被聯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所控制。這9個大法官由總統提名而非民主選舉產生，既不對民眾負責，也不受議會控制。他們一般都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著名法學家和律師，少部分則是資深政客。20世紀美國著名大法官查爾斯·休斯任紐約州長時，曾在1907年發表過這樣的感慨：「我們生活在憲法之下，但這個憲法是什麼意思，卻是法官們說了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指責和抱怨更加嚴重：最高法院「在不間斷地開著制憲會議」。美國這些政要精英出於自身利益的抱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國憲政的真相。美國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由大資產階級挑選代理人來制定、修改和解釋憲法。主導美國法治如何運行的，其實是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

無論如何，美國的議會民主性顯然要高於聯邦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卻有權推翻議會的立法，這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制度設計。美國建國者們設計這種所謂獨立的司法體制，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少數資本權貴免受「多數人的暴政」。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承認，按照民主和自由的原則，「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長官的任命，均應來自同一權力源泉——人民」，但是為了防止所謂的「多數人暴政」，他們著重強調「特別是在組織司法部門時，嚴格堅持這條原則是不利的」。即組織司法部門時，不能堅持民主原則。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人大則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全國人大的職權包括修改憲法、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等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與美國憲法的解釋權、審查權被少數壟斷寡頭的代理人控制不同，我國憲法的解釋權和審查權在全國人大，在黨和人民群眾，充分體現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

五、司法機構政治屬性上的差異

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並對其有監督權、罷免權。我國的司法制度堅持黨和人民對司法機構的領導、監督，從而確保司法公正。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對司法機構的領導、人民群眾對司法機構的監督都要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法律化。當前司法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司法幹部的腐敗變質、一些官員非法干擾司法機構的運轉等等，在根本上都是黨的領導及人民的監督沒有得以落實的結果。要解決這些問題，除加強制度建設杜絕一些領導幹部非法干預外，還須強化司法幹部和律師隊伍的自律性，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質，以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這些在《決定》中都有明確規定。假如走西方憲政道路，使司法獨立於黨和人民，不僅會導致更多的司法腐敗和不公，更可能顛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通過輸出憲政理論和憲政模式，控制他國「獨立」的司法機構進而控制該國政權，是一些西方國家屢試不爽的顛覆戰略。

在美國憲政模式中，司法機構的確獨立於人民，但是並不獨立於大財團。美國建國以來，聯邦最高法院要麼被大資本要麼被奴隸主所控制（如1836年—1864年的《托尼法案》就公開判定美國的自由黑人不是憲法中所言的公民），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名維護少數人利益。南北戰爭以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一直是大資本的代理人。即便是從壟斷財團內部來說，聯邦最高法院也並非政治中立和獨立的機構，其基本規律是壟斷財團中哪個黨派派別勢力大，它就傾向於誰。

F. 依法治國的思想源於哪裡

依憲治國

G. 依法治國，現代意義上的法制是從西方引進的嗎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
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
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
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H. 詳細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法治正統思想是什麼

儒法之比較及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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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學說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從其影響力來說，儒法兩家是足具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制乃在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不斷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對當代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一、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I. 各位學法的學長們幫忙給看看這道題怎麼答啊

您好，很高興能為您解答~

需要考慮甲乙事前是否存在通謀，乙對甲的搶奪行為事前已知曉，後為甲轉移贓款，成立搶奪罪的共同犯罪，若乙對甲搶奪行為事前不知情，乙構成窩藏罪。

希望能幫到您，請您及時採納！

J. 中國古代和現代「依法治國」有何不同

盡管從實質上說，中國古代法治實為人治，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統治工具。但從形式上看，中國古代法治的推行對於促進中國封建社會進步，推動中國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中國古代法治切切的說是啟蒙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由奴隸制社會轉型於封建社會的大轉變時期。從此中華大地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儒、道、法等學派也相繼產生，
首先戰國時，韓國國相申不害教韓昭侯「術治」，其時的「術治」即「法治」。韓非解說：「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實質為君主個人的集權統治，要求君主們要不擇手段，以法律的威嚴鎮壓群臣百姓，以達到鞏固王權統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權國家的目的。
但是面對「法治」總是逃脫不了「人治」「德治」和「術治」的思想這一不變的規律，總有一股思潮敢於突破禁忌，往前邁上一大步。在秦孝公時，商鞅攜《法經》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視，先後兩次在秦國主持變法。商鞅以《法經》為藍本，結合秦國的具體實際情況加以修訂、擴充、制定了秦律。商鞅著重強調法治及其威嚴，要求相對意義上的人人平等，以至於商鞅自受其法。如果這一治國之法維持下去也罷，可在中國很容易走偏，可是在秦國統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主導，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加強中央集權；一方面大力排擠其他各大學派，焚書坑儒，殘殺儒生。此時法家思想達到頂峰。「法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機勃勃的種子。此後的漫漫封建社會長夜裡，「法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退出過歷史的舞台，不過已然變味，不是孝公時所要的依法治國之思想。

雖然「法治」的生命力旺盛，但是封建法治始終是受到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的羈絆。封建法治顧名思義地只能存在於與其適應的封建社會。因此，必然要結束於封建社會末期即晚清時期。早在明清之際，就有著名的法家王夫之、顧元武、黃宗羲等對封建法治提出疑義。他們反對君主集權，主張真正的「法治」，即法律高於一切。此後，由於外國入侵，中國古代法治也逐漸遭到西方法治思想的沖擊，慢慢退出了歷史的舞台。漸漸進入現代，我們對「法治」的深刻認識，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方略之後。
依根溯源之後，我們可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在反奴隸社會的斗爭中，是極其先進的，但由於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於沒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無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張把包括立法權在內的一切最高權力完全交給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權實質就是君主集權。「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權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稱的「勢」，雖然提倡「刑無等級」，但在實踐中根本就行不通。另外，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消極的一面還表現在走了「法治」的極端，過分迷信和依賴嚴刑竣法來治理國家。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統治者往往對基力情有獨鍾，不計後果加重刑罰，橫征暴斂，濫殺無辜，極易引起反抗。
以史為鑒，我們今天實施依法治國簽本方略，必須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墓本經濟制度，以民為本，堅決落重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在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充分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才能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