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

Ⅰ 中國現行法律解釋制度

當代中國的法律解釋
法律解釋體制是指國家法律解釋許可權劃分的制度。
我國的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為核心和主體的各機關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釋體制的基本含義是，在法律解釋的許可權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解釋權，其目的和任務是對「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以及「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法律規范進行解釋，行政解釋、司法解釋的目的和任務在於解決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在三種解釋的關繫上，立法解釋是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的基礎；在法律解釋的效力上，立法解釋的效力最高，其他國家機關對法律的解釋效力低於立法解釋。
（一）立法解釋
立法解釋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區別在於對於立法解釋的主體即立法機關和立法解釋的對象即法律的不同理解。
在我國立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大各部門委員會以及省級人大常委會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二）行政解釋
行政解釋是指由國家行政機關對於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進行的解釋。
（三）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司法解釋分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解釋和這兩個機關聯合作出的解釋。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有原則性分歧時，應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或決定。

Ⅱ 簡述我國環境立法的目的及體系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態基礎和根本保障回。環境保護是答我國的基本國策,環境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具有法目的,並區別於其他部門法。

目前我國環境法律體系主要由五部分構成：
（1）憲法關於環境保護的規定.這是各種環境法律、法規和規章的依據.（第九條、十條、二十二條）；
（2）環境保護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3）環境與資源保護單行法.一般規定的具體詳細,是進行環境管理、處理糾紛的直接依據.
（4）環境標准.
（5）其他部門法中的在關環境的法律規范.（包括中國加入或簽署的國際法或公約）

Ⅲ 《民法典》為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Ⅳ 我國當前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屬於集中立法型。

我國當前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是屬於集中立法型;;.我國證券市場監管體制經歷了一個從地方監管到中央監管，由分散監管到集中監管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證券市場處於區域性試點階段，這是我國證券市場的起步階段，股票發行僅限於少數地區的試點企業。1990年，國務院決定分別成立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兩地的一些股份公司開始進行股票的公開發行和上市交易的試點。1992年，又開始選擇少數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上市。這一時期證券市場的監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
第二階段從1992年開始，國務院總結了區域性證券市場試點的經驗教訓，決定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對全國證券市場進行統一監管，同時，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股票發行和上市試點。從此，證券市場開始成為全國性市場，證券市場的監管也由地方監管為主改為中央集中監管，並通過不斷調整國務院各有關部門的監管職責，逐步走向證券市場集中統一的監管體制。
1998年，國務院決定撤銷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工作改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承擔，並決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地方證管部門實行垂直領導，從而形成了集中統一的監管體系。

Ⅳ 我國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窄且難以擴大。

目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單位絕大多數仍為原來的國有、集體企業，從人員構成看，個體、私營經濟組織只佔總數的8%。

大量現的個體、民營經濟不參保或參保不繳費的現象突出。一些已參保單位採取盡可能少報工資總額的手段偷、漏社會保險費。部分企業停產、改制、破產等無力繳費，造成大量參保人員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難以維持。

自上世紀 90 年代後期以來，全國企業養老保險金收入，即使在「空賬運行」下都無法滿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規模呈逐步擴大之勢。在失業保險方面，隨著下崗與失業並軌，失業保險體系在財務方面呈現難以持續的情況，部分省份的失業保險金出現收不抵支現象。

當前我國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於增速換檔期、轉型陣痛期和改革攻堅期三期疊加的關鍵歷史階段，就業壓力巨大，現行失業保險體系難以保持長期的收支平衡。

雖然目前「統賬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收支平衡，但由於受益范圍有限、部分參保人員個人帳戶資金不足、個人負擔過重等因素影響，醫療保險統籌基金運行存在隱患。

（三）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多。

在醫療保險方面，部分參保人、非參保人、醫療服務機構採取非法手段侵蝕醫療基金，而醫療保險管理機構由於信息不對稱、許可權不足等因素，難以進行有效管理。

在失業保險方面，缺乏有效的方式甄別參保人員尤其是登記失業人員的實際就業狀態，存在部分已經重新就業仍繼續領取失業保險金的現象。在養老保險方面，不合規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員死亡後由家屬繼續領取養老金等問題難以根治。

（四）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健全。

我國人口眾多，農業人口比重相當高，占總人口的 80％以上，但是農業人口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支出佔比較少。

目前，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 80％在城市，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衛生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個成員國的188 位。另外，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最小，待遇標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頓狀態，有的地方已形同虛設。

（五）社會保障法制滯後。

關於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滯後，地方立法分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社會保障的法律規范。群眾在社會保障方面發生爭議，進行仲裁或提起訴訟時，由於立法滯後，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無法大多是根據勞動法、民法或其他相關法律進行仲裁或判決，法律有效性相對不足，一定程度上影響群眾依法保障自身權益。

(5)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擴展閱讀：

（一）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

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國家重要的經濟社會制度，必須納入法治軌道，並依靠法制來保證實施。只有體制、機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證社會保障事業的順利發展。

為了加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程，確保社會保障事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在我國早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有關部門應當在積極進行改革實踐的同時，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

目前，由於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立法層次低，在我國已經制定出來的社會保障法規中，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缺乏法律責任的現象，無法發揮法律規范的強制功能，無法確保社會保障措施的有效實施。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加快研究制定《社會保險法》。

（二）加快完善城鎮社會保險體系。

社會統籌必須具有較大的范圍，不能過窄。「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廣覆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互濟，互濟功能的發揮取決於社會統籌的層次，而社會統籌的層次又取決於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社會保險遵循「大數法則」，即參加保險的人數越多（覆蓋面越大），互濟功能就越大，抗禦風險 的能力就越強，人數的廣覆蓋是做大做強社會保險的堅實基礎。所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覆蓋城鎮全體勞動者。

社會保險應該是面向社會全體成員的，所有在統籌范圍內的社會成員和單位都要無一例外地參加社會保險。為了調動了民營企業參保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對於非公有企業，可以採取「低門檻進入、低標准享受」的養老保險參保辦法。

在降低繳費標準的同時，調低基礎養老金的待遇標准。同時，社會保障必須實行多層次，不能「單打一」。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 保障的標准不可能高，只能保基本。

但是為了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為了滿足不同企業、不同行業、不同人群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需求，為了調動家庭及社會各界的力量，必須通過大力發展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積極開展社會救助、鼓勵進行個人儲蓄性積累保障等多種形式，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

如果不發展補充保險等多種保障形式、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保障也難以鞏固和發展。

（三）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

社會保險的制度運行有賴於資金的支撐，社會保險遠期基金支付壓力很大，若要緩沖壓力，填補缺口，必須逐步做實個人賬戶，真正實現現收現付向部分積累的模式轉換，同時要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增收節支。

一是各級財政預算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必須提高比例，探索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等預算外收入中提取社會保障資金，以實現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二是將日益增大的社會保障基金基金投入資本市場，把保值增值的壓力轉變為良好的投資回報。

但要堅持如下的原則：始終把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實現社會保障積累基金和國家經濟建設的良性循環；嚴格監管，確保完好。

三是建議在全國推行廈門等地已實行多年的社會保險費由地稅部門統一徵收的辦法，以強化征繳管理，做到應收盡收。四是降低待遇，減少替代率。五是參照日本等國家的先行先試，適當推遲退休年齡，減輕養老資金支出壓力。

Ⅵ 立法解釋的現行體制

我國現行立法解釋體制主要規定在《憲法》、《決議》、《立法法》、2001年《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之中。 《憲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和法律；《決議》也有明確規定，《立法法》在總結經驗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專門的規定：「法律解釋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同時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為了使事後的立法解釋得以啟動，《立法法》第43條還規定：「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 另外，《立法法》第44條、第45條、第46條還對法律解釋草案的擬定、審議、標記、公布等程序進行了規定。 法規分為兩種：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
《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31條規定：「行政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者作出補充規定的，由國務院解釋。」還對解釋程序、效力和提出解釋要求的主體作出了規定。字串5
《決議》規定：凡屬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出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 規章分為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
《規章制定程序制定條例》第33條規定：「規章解釋權屬於規章制定機關。」

Ⅶ 動檢法什麼時候執行請知道的告一聲。謝謝

您能說的再清楚些嗎，動檢法很早就有了。現在都在三檢合一了。
【 文獻號 】1-1313

【原文出處】中國軟科學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199912

【原刊頁號】24～26

【分 類 號】F52

【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003

【 標 題 】我國「三檢合一」新體制與「三檢」統一立法芻議

【 作 者 】陳大文/熊國忠

【作者簡介】陳大文、熊國忠，江漢石油學院，湖北荊州，43

【內容提要】隨著「三檢」合一體制的建立，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已成為主管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以及商品檢驗的行政執法機構。這種執法主體的統一性，迫切要求加強立法工作，以規范「三檢」活動，保障主管部門依法行政。同時，「三檢合一」體制的確立，也標志著我國在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國際通行做法相符合的、充滿生機活力與科學高效的出入境檢驗檢疫體制方面邁出了實質性可喜的一步。本文在研究「三檢合一」深刻的歷史淵源和重要現實意義的基礎上，著重指出了我國現行「三檢」立法的缺陷以及「三檢」統一立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主張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法》。

【關 鍵 詞】檢驗檢疫/立法/模式

【 正 文 】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由原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原衛生部衛生檢疫局和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共同組建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由海關總署管理。這標志著我國在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國際通行做法相符合的、充滿生機活力與科學高效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新體制方面邁出了實質性可喜的一步。但必須明確，「三檢合一」不能看成是工作的簡單相加，而是要在改革中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管理體系。在建立這個管理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我們加強理論研究，本文僅就三檢立法中的若干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一、「三檢合一」既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又有其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回顧我國「三檢」的歷史沿革，可知進出口商品只由一家機構進行檢驗檢疫的局面曾持續了35年之久。1929年舊中國政府設立商檢部門以來，進出口商品的品質檢驗、衛生檢疫和動植物檢疫一直由該部門承擔，當時衛生檢疫部門只負責對進出境人員的檢疫，動植檢只是商檢部門的一個業務處室，可見，在歷史上，商檢、動植檢、衛檢是不分彼此的，是三檢合一的。1964年，動植物檢疫才從商檢分離出來，劃歸農業部管轄；之後，根據國家調整口岸進口食品衛生監督檢驗管理體制的要求，衛檢部門於1990年起也開始行使進口食品衛生監督檢驗權，劃歸衛生部管轄。這樣自從三檢分離後，「三檢」分兵把口造成的交叉重復查驗、互相扯皮的現象愈演愈烈，到頭來必然會對口岸運作限制過多，對進出口貿易限制過多，會大大削弱我國口岸能力的發揮，直接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和對外貿易的持續發展，妨礙了我國實行「大經貿」的戰略，阻礙了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為了實施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歷史任務，毫無疑問地把「三檢合一」作為改革衛檢、動植檢、商檢管理體制的頭等大事來抓，有其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一，「三檢合一」有利於消除口岸查驗政出多門所帶來的重復管理、重復檢驗檢疫、重復收費、通關效率低、企業負擔重等一系列弊端，使「一次報驗、一次取（采）樣、一次檢驗檢疫、一次衛生除害處理、一次收費、一次發證放行（即「六個一」）的工作規程具有現實可能性；

其二，「三檢合一」更便於履行和實現國家統一意志和主權，也便於國務院統一管理和地方政府的監督；「三檢合一」可以將目前存在的中央與地方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外部矛盾，轉變成為一個單位內部的不同分工的協調，可以從「根子上」減少或解決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有利於變幾個利益主體為一個利益主體。

其三，「三檢合一」有利於減輕財政負擔。過去「三檢」均自成體系，而每一個體系都需要國家及地方投資建設。因此，不論是建立機構，配備人員，還是裝備檢驗、檢疫儀器設備，都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復建設問題。「三檢合一」後，這種由於重復建設而帶來的人力、財力、物力浪費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這樣就更加方便了與國際檢驗檢疫同行的技術交流活動，加快國際上先進管理經驗及檢測技術成果的引進與吸收，使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成為可能。

可見「三檢合一」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化要求和我國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精神，有利於優勢互補，提高效能，促進我國檢驗檢疫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現行「三檢」立法已經不能適應新體制的要求，亟待完善

我國現行的調整出入境檢驗檢疫行政關系的法律，主要有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以下簡稱《衛檢法》）、198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以下簡稱《商檢法》）、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以下簡稱《動檢法》），以及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以下簡稱《食品衛生法》）的有關條款。這些法律是在1986年到1995年期間，由衛生部、農業部、國家商檢局等部門負責起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由於每一部法律出台的政治經濟背景不同，負責起草的部門不同，其內部和外部的矛盾或不協調，難以避免，越來越不能適應新體制的要求：

其一，現行「三檢」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相關法律，存在諸多不協調之處。「三檢」法頒布施行後，刑法於1997年作了重大修改，而「三檢」法規定刑事責任的條款所對應的是1979年頒布的刑法的條款。《商檢法》第26條規定，商檢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81條追究刑事責任，而現行刑法規定「玩忽職守罪」的是第397條。同理，《商檢法》第27條所規定的刑法第167條應改為刑法第280條。《動檢法》、 《衛檢法》和《食品衛生法》關於刑事責任的規定，所對應的刑法條款都存在類似的情況。這種法律條款對應關繫上的矛盾，也要通過立法活動來解決。

其二，現行「三檢」立法規定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職能多頭行使，甚至一件事情由兩個部門負責。《動檢法》規定，出口貿易性動物產品的檢疫工作由國務院指定商檢部門負責，而進口貿易性動物產品的檢疫工作則由動檢部門負責。《食品衛生法》規定，出口食品的檢驗監管工作由商檢部門負責，而進口食品的檢驗監管工作則由衛生防疫部門負責。這些規定既分割了管理職能，又違背了管理規律。

其三，現行「三檢」立法與有關的國際慣例也有不協調之處。按照國際慣例，進口國檢疫機關有權對出口國產品產地、加工廠家，進口後的生產、加工廠家，貯存、運輸部門進行考核和注冊登記，給合格者發放許可證，但我國的法律卻沒有規定完善的檢疫許可制度。按照國際慣例，各國有權根據本國情況立法，以行政或技術措施對入境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等進行強制檢疫，但《動檢法》第30條雖然作了申報規定，但缺乏可操作性規范，因此無法對入境旅客行李物品中的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實施全面檢疫，也無法對違規者追究法律責任。「三檢」法也沒有對「疫區」、「非疫區」、「土壤」等概念作出准確的界定，以致在按國際慣例辦理檢疫審批時難以准確掌握。

其四，現行「三檢」立法關於行政復議程序的規定存在很大差別。《商檢法》規定當事人對商檢機構的處罰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必須遵循復議前置原則，即先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動檢法》規定了復議選擇原則，當事人不服動檢機構的處罰決定，既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衛檢法》則沒有關於行政復議程序的規定，當事人對國境衛生檢疫機關的處罰不服，可以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商檢法》和《動檢法》對申請復議、作出復議決定、提起訴訟的時限規定也很不一致。這種法律規定，不僅影響法律的公正性，而且在「三檢」合一體制下，執法部門很難操作。

總之，現行「三檢」立法不僅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與刑法等相關法律以及國際慣例都存在諸多不協調之處，已經不能適應「三檢合一」新體制的要求，亟待完善。

三、「三檢合一」體制下，「三檢」統一立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檢合一」體制，是根據國務院批準的《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國辦發〔1998〕102號，以下簡稱《規定》）確立的。在「三檢合一」體制下，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統一行使出入境衛檢、動檢和商檢職能，成為《衛檢法》、《動檢法》和《商檢法》（以下簡稱「三檢」法）統一執法主體。執法主體的統一性，為進行有關機構及其職能的整合重組，實現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的合理配置，減少重復投入造成的浪費，加強國際技術交流與合作，進而提高管理效能和競爭能力，創造了有利條件，更為克服一件事情多頭管理分頭立法的局限，統一「三檢」立法帶來了難得的契機，使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法》不僅成為可能，而且顯得十分必要。

其一，「三檢」統一立法是進一步確立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法律地位的需要。「三檢合一」體製作為改革的成果，雖然已經有了法規依據，但還沒有得到國家專門法律的確認。現行「三檢」法關於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農業行政部門、進出口商檢部門分別主管衛檢、動檢和商檢的規定並沒有廢止。這種立法與體制的沖突亟待消除，否則，現行立法將成為「三檢合一」體制順利運行的障礙。要消除這種沖突，必須在新的法律中明確規定：國務院設立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簡稱國家檢驗檢疫部門）主管全國的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和商品檢驗工作。

其二，統一「三檢」立法是國家檢驗檢疫機構轉變職能的需要。為了保證新的檢驗檢疫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並與國際接軌，必須根據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原則，將那些專業性很強的具體業務，交給事業單位或者企業單位。這樣既可以使檢驗檢疫機構從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又能集中力量強化其行政執法監督職能。國家檢驗檢疫部門必須轉變的職能主要包括：實驗室檢驗檢疫、隔離檢疫等技術工作以及與出入境檢驗檢疫業務和技術有關的研究、咨詢、風險分析的職能；對認可的檢驗技術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實驗室資格評審的職能；健康體檢和預防接種的職能；技術標準的研究制定和技術開發、推廣、服務以及計算機信息系統運行、維護、應用開發的職能；非法定檢驗檢疫、鑒定工作，委託檢驗、鑒定工作，涉外資產評估等職能。

這些需要轉變的職能都在現行「三檢」法和相關的法律規定的「三檢」機構的職責范圍內。如果不修改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在新的統一立法中將這些職能分離出去，就無法實現職能的轉變。從法理上講，國家行政機關不履行其法定職責是失職行為，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企事業單位未經法律授權行使行政職能，是越權行為，也是無效行為，同樣要承擔法律責任。因此，為了保障國家檢驗檢疫部門順利轉變職能，同時保障有關的企事業單位依法辦理委託業務。應該在統一「三檢」立法中，明確規定國家檢驗檢疫部門的職責范圍，明確規定承擔委託的檢驗檢疫業務的企事業單位的設置條件和具體業務范圍。

其三，「三檢」統一立法是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調整機構設置的需要。《商檢法》規定國家商檢部門設在各地的進出口商品檢驗機構管理所轄地區的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國家商檢部門根據《商檢法》的規定，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特區和重點口岸、進出口商品集散地設立了商檢機構。《衛檢法》和《動檢法》規定在口岸設立衛檢機關和動檢機關。有關部門根據《動檢法》和《衛檢法》的規定，在國際通航港口、機場以及陸地邊境、國界江河的口岸分別設立口岸衛檢機關和動檢機關。可見，商檢部門既在省級行政區域設立商檢機構，又在經濟特區和重點口岸等處設立商檢機構，而衛檢、動檢機關則只在口岸設立檢疫機構。因此，內地無口岸地區只設有商檢機構，而無衛檢、動檢機構。因國務院的主管部門不同，機構設置的標准不同，故同一地區的「三檢」機構不僅隸屬關系不同，而且級別建置和內部機構設置也有很大的差別。

「三檢合一」以後必須對機構設置進行調整重組，必須與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相適應，應該遵循國際慣例，在立法上確認主要按行政區域設置機構的原則。按照行政區域設置檢驗檢疫機構，有利於加強與地方黨政機關的聯系與協作，有利於減輕口岸壓力加快口岸驗放速度。同時還可以依託主要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商檢機構，減少固定資產投入，減少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因此，必須在新的法律中明確規定：國家檢驗檢疫部門根據需要可按行政區域設立檢驗檢疫機構，依法管理所轄區域的出入境檢驗檢疫工作。這樣規定，既確立了按行政區域設置機構的原則，又有一定的靈活性。內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業務很少的地方，如果沒有「需要」也可以暫不設立檢驗檢疫機構，縣（市）如果沒有「需要」，也無須層層設立檢驗檢疫機構。

此外，制定統一「三檢」法，也是確認和完善國際上通行的質量許可制度、產品認證制度、衛生注冊制度以及通關憑證等制度的需要，也是依法履行國家衛生部門，農業部門、外經外貿部門委託職能的需要。因為這些通行制度和委託職能在現行「三檢」法中都缺乏明確而完善的規定，不利於發揮這些制度應有的效能，也不利於國家檢驗檢疫部門依法履行委託職能。

四、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法》是立法模式的最佳選擇

完善「三檢」立法，有兩種立法模式可供選擇：一是分別修改現行《衛檢法》、《動檢法》、《商檢法》和《食品衛生法》的有關規定，消除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解決它們與刑法等相關法律的協調以及與國際慣例接軌等問題；二是在廢止現行「三檢」法修改《食品衛生法》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法》，將調整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和商品檢驗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們主張選擇第二種立法模式。理由主要有：

其一，從法理上講，調整同一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應盡可能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這樣，可以減少同一社會關系因受多部法律調整而產生的不必要的麻煩和難以避免的矛盾。國家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和商品檢驗，都是體現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的職能活動。在國家檢驗檢疫機關履行這些職能的活動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其性質是完全相同的。用一部統一的法律調整在出入境檢驗檢疫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是符合法理的。

其二，從立法技術上講，具備統一立法條件，就不應分頭立法。過去，我國之所以對「三檢」採用分頭立法模式，主要原因是「三檢」工作多頭管理，而且「三檢」工作的起點和發展都很不平衡。按照「成熟一個出台一個」的立法指導思想，對這類專業法律，習慣於由該項工作的主管部門完成立法的起草任務，然後以國務院的名義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這樣，「三檢」分頭立法就難以避免。現在，「三檢合一」體制已經確立，制定統一「三檢」法的條件已經成熟。

其三，從執法主體的需要講，統一的執法主體，需要有統一的執法依據。如果將現行的《衛檢法》、《動檢法》和《商檢法》等法律統一為一部法律，對於方便執法，提高執法效益和執法水平都是十分有利的。

此外，從立法成本來看，大幅度地修改三、四部法律所需要耗費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都會超過制定一部新法律。換言之，修改現行「三檢」法的成本比制定統一「三檢」法更高。因此，建議有關部門盡快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法》的創制工作，以適應「三檢合一」新體制的需要，發揮法律在促進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應有的作用。

Ⅷ 中國現行立法許可權劃分體制

一.行政立法主體：行政立法活動是由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進行的，根據憲法、組織法以及立法法的規定，國務院有權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及直屬機構有權制定部門規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省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經濟特區市的人民政府有權制定地方政府規章。
二．行政立法許可權：行政立法許可權是指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與行政規章在內容與形式上的許可權范圍，即行政法規與行政規章可以就哪些事項作出立法性的規定。
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必須嚴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保留即凡是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其他規范無權規定，否則構成違法。根據《立法法》的規定，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保留以下事項的立法權：國家主權的事項；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製度；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其中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與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屬於法律絕對保留事項。
行政法規規定的事項有以下三個方面： 1．執行具體法律規定事項。2．實施憲法規定職權事項，即憲法第89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3．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權立法的事項。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事項，國務院可以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授權決定先制定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即國務院各部門規章制定的依據是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並且只能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地方規章可以規定的事項是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以及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三．行政立法的效力等級
行政立法的效力等級是指行政法規與行政規章在國家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地位。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法規、規章不能同憲法相抵觸；法律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地方性法規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規章；省級人民政府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較大市的人民政府的規章。
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

Ⅸ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