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頂替

4. 冒名頂替該不該入刑

冒名頂替應該入刑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7日舉行記者會，針對近期引起社會關注的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表示，將積極研究冒名頂替行為入刑問題，完善法律責任，加大處罰力度，切實維護國家教育考試和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

他們頂替的是別人的人生，很多被害人的一生因此而改變，這些頂替者使用別人身份行走在大學校園時，他們內心並沒有一絲的愧疚，他們竊喜、驕傲。在被揭發後，頂替者甚至還埋怨被害人：是你毀了我的人生。

5. 國務院頒布的條例可以代替法律那還要人大幹什麼

法律一般來講是廣義的法律，包括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依法律專或者授權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屬各部門制定的部門規章，各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各級政府指定的政府規章。效力層級呢，部門規章與地方性法規平級。現實中確實會存在國務院條例違法的情況，這個跟我國立法現狀和水平相關，但一直在進步。國務院條例不是代替法律，而是人大不可能事無巨細都制定法律，而且各地的實際情況會有不同，在實際運用中予以變通比較合乎實際。

6. 什麼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具體如下:

一、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概述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ADR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上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現在一般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機制的稱謂。

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一個總括性、綜合性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相對均難以准確界定。目前,學界對ADR應包括哪些程序制度仍存在較大分歧,學界爭論的焦點在於ADR是否包括仲裁。一種觀點認為,ADR「是一組供當事人任意選擇用來避免正式對抗性訴訟的辦法」,是當事人之間約定的通過除訴訟以外的方法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的各種方法的總稱,如仲裁、調解等方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ADR協議不能保證有一個終局的、對雙方當事人均有拘束力的決定,除非當事人之間就解決爭議達成一致,並能自動執行他們之間業已達成的關於如何解決爭議協議。這種觀點傾向於將仲裁排除在ADR之外。

筆者認為,仲裁是否包括在ADR之內不能一概而論。一要從形式上判斷,它是國際公法領域的仲裁,還是民商事領域的仲裁,前者的裁決基本上靠國際法主體自覺執行,應該屬於ADR。另外還要看是國際商事仲裁,還是國內商事仲裁,在英美國家,一般認為後者是ADR,而前者就不一定,如國際商會ADR(ICC-ADR)把仲裁排除在外,[4]而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就沒有。[5](P57)二要從實質上分析看它是否與普通的訴訟程序保持合理的距離,看它是否還有足夠的靈活性和較少的正式性。盡管學界對ADR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卻達成了共識,那就是:ADR一般用來解決民商事法律領域的爭端。

二、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

第一,自主性。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當事人是平等的主體,雙方可自行決定爭端解決事宜,從而增加了透明度,也增加了可信度,減少了執行的難度。

第二,靈活性。由於整個爭議的解決都是建立在當事人平等自願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當事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程序,如對事實審查,還是對法律審查,還是一並審查,都可以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另外,在履行時,當事人不局限於法律規定的救濟,還可以結合任何物質或非物質利益的轉移和交換。

第三,快捷性和經濟性。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不拘泥於程序的完整、周到,靈活多變,因而省時。而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從理論上說,如無上訴,需1年,如上訴,需1年3個月,而從實踐來看,花費的時間就更長,如1995年委內瑞拉、巴西訴美國案就花了兩年零七個月。[7](P88-89)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由於節約時間,成本也相應降低。

第四,可執行性。如WTO爭端解決中採用消極協商一致的原則,把問題留到了執行階段,即使採用交叉報復等手段,可能也於事無補。而運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處理爭端,目的是在滿足雙方基本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合法持久的方法,其中通過達成共識來調和雙方的利益是最具建設性的方法。

第五,溫和性。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爭端解決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友好、和諧、平靜的氣氛中進行,減少了雙方的對立,有利於雙方最大限度地作出讓步。

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種類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主要包括:

(一)協商(Negotiation)

協商是最普通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它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方式,使利益發生沖突的當事人進行談判,共同努力消除分歧,而不訴諸仲裁和審判。協商中的聯系以尋找共同的利益基礎和折衷為中心,當事人都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積極尋求雙方都認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二)調解(Mediation)

調解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當事人之間的聯系中最有影響。簡言之,調解就是由一非當事人的中立方在當事人之間幫助其協商。從中立者的角色看,調解不同於司法解決程序。與法官或仲裁員不同,調解員無權將調解結果強加於當事人。調解員的唯一功能就是幫助發生糾紛者共同去解決其糾紛。調解員的角色和調解的程序,根據糾紛的性質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調解員可以幫助找出爭議的問題和各爭議方的利益,幫助在當事人之間傳遞信息,找出達成一致的基礎和不能解決糾紛的後果,找出一個共同解決問題的途徑。通過了解屬於保密范圍的當事人的利益和地位,調解員常常能夠找出當事人最初的願望以外的選擇。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加強發生爭議的當事人之間的聯系。調解員可以控制信息的傳遞,降低風險。當事人一方可以將有關信息告訴調解員而不讓對方知道,調解員的出現可以加速當事人之間通過對話協商產生結果。有經驗的調解員會激發當事人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通常,當事人在其所處的地位以及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外的利益是很廣泛的,而且常常是有重疊的,調解員就是善於幫助當事人發現其各自的利益以及他們共同的利益所在。調解員還可以幫助當事人選擇最適合的其他各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以調解為主的非訴訟爭議的實踐在我國有著深厚而悠久的歷史基礎。實踐證明,調解方式在我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案件中,幾乎有50%的案件經過仲裁員在仲裁程序中進行過調解,而且調解的成功率達到了40%-50%。盡管這樣,我國的調解制度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弱點和不足,致使調解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鼓勵和引導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方式,尤其是訴前調解,不僅有利於減少司法資源的投入和減少案件積壓,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糾紛的解決效率,也符合訴訟經濟和鼓勵當事人調解的國際潮流與趨勢。

(三)小型審理(Mini-Trial)

小型審理是一種沒有拘束力的、可以由民間主持也可以由法院主持的解決糾紛的程序。小額審理的形式很多,但其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在小型審理中,通常由一個法官或一個中立的顧問(NeutralAdvisor)主持一至兩天的聽證。這種聽證是非正式的,通常沒有證人,因而有關的證據規則和程序也是很寬松的。被賦予解決糾紛權利的當事人的代表———通常是高級執行官(SeniorExecutives)———要親自聽取各方律師的簡短的關於案件的發言。聽證後,高級執行官常常在中立的顧問的幫助下協商解決糾紛。如果協商失敗,中立的顧問會為高級執行官提供一個該糾紛如果進行正式司法審判可能出現的判決,此時雙方再重新進行協商達成協議。小型審理是一種權利和利益基礎混合的程序,小型審理從幾個方面有利於糾紛的解決:有法官等司法人員的介入,在法官的幫助分析下有利於尋求具體的解決方式;雙方高層領導的直接對話避免了代理者決定權的限制,更利於糾紛的解決;非正式的聽證使各方當事人對爭議的問題更為明確,並直接將一方當事人的觀點展示給對方;雖然其審理結果不具有約束力,但鑒於其往往具有正式司法判決的預見性,因此雙方一般都願意採用。小型審理被典型地用於解決國際商事糾紛。

(四)調解與仲裁(Med-Arb)

調解與仲裁是,首先由一中立的第三方(NeutralThirdParty)試圖幫助雙方形成一個糾紛解決決定,如果調解不能解決,該第三方將扮演仲裁員的角色,並對爭議的問題做出裁決。當然,對於將截然不同的兩種程序———調解和仲裁———由同一人主持是否合適是有爭論的,許多從事糾紛解決的人反對這種調解與仲裁合並的糾紛解決方式,認為這樣會破壞仲裁員思維的中立性。同時,在調解中,當事人基於對調解員信任而將其想法合盤托出,以利於調解員幫助其在調解過程中找到更符合其需要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作為仲裁員必須是不偏不倚的,但其將受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的傾訴的影響。同樣,因害怕調解過程中的傾訴會對仲裁程序造成不利影響,當事人將不再在調解過程中全盤托出自己的想法,這樣就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不同的人分別主持調解和仲裁程序將會解決這一矛盾,但無疑會影響效率。[8](P163)

(五)仲裁(Arbitration)

仲裁是由一中立的第三方,在非正式的聽證程序中聽取了當事人的舉證和辯論後,對有關爭議做出有拘束力的裁決。仲裁可以是有拘束力的,也可以是無拘束力的;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強制性的;可以是當事人約定的,也可以是法律規定的或法院決定的;可以由一名仲裁員主持,也可以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合議庭主持。仲裁程序的特點在於,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專家做出最後的裁決。仲裁不像調解那樣使當事人有自決的權利;而其在「或輸或贏」的特徵上與審判是相同的,只不過仲裁是非正式的、更快速、更廉價、當事人可以自己選擇裁判者。

四、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價值分析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存在所構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合理性歸因於社會主體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樣性需求。糾紛解決方式的樣式最終也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發展所決定的。當今中國,現代型糾紛和現代型訴訟正在以多發的、史無前例的特徵在社會和法院大量出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例如土地承包權、國企下崗職工等引起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司法在處理這些方面的能力也是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化的要求也是日益迫切的,並進一步促進了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發展。

7. 2021年兩會對冒名頂替工作的是不是立法了

摘要 你好，很遺憾，今年的兩會對於報名者提工作並沒有進行專門專項立法，也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做出來。

8. 冒名頂替他人入學入刑，這一條新規有什麼意義

相信大家近日都有看到山東242人冒名頂替取得學歷的熱點事件，事件還在調查，相信後續還會出現被冒名的情況，為了杜絕此類事情發生，立法機關建議將冒名頂替上學入刑。

二、冒名頂替上學按什麼罪來判？

填補空白建議增加“盜用、冒用他人身份罪”在分組審議中，多方聲音認為“冒名頂替上學”的本質其實是盜用和冒用他人身份，應在刑法中增加“盜用、冒用他人身份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指出，現在中國的法律中還沒有“冒名頂替罪”，但是這類事情非常惡劣，民憤極大，能不能趁這次修改刑法的時候把這件事考慮進去，把冒名頂替入罪。“社會上不僅僅存在冒名頂替上大學，還有其他的冒名頂替，都需要予以嚴厲打擊。”基於現行刑法指出，可以懲治冒名頂替犯罪或者與其沾邊的大概有10個左右的罪名，比如說玩忽職守罪、濫用職權罪、徇私舞弊罪、行賄罪、受賄罪、詐騙罪、偽造國家公文印章罪、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還有包庇罪、偽證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代替考試罪等等，但是這里處罰的基本是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是讓別人代替考試的人，對“冒名頂替者”刑法上沒有相應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