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法治削弱
『壹』 國家為什麼要削弱檢察院
難道大家習慣了一個弱勢的檢察院，見不得了你有一點好么？或者一個弱勢的檢察院對法治的成長真的有利么？這是一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不批捕、不起訴多了公安機關不高興，我能理解；抗訴多了，確定刑量刑建議搞多了，法院不高興，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學者也不高興呢？為什麼檢察機關受到削弱的時候，沒人吭聲，而當你找回一點自信的時候，別人卻接受不了呢。
難道大家習慣了一個弱勢的檢察院，見不得了你有一點好么？或者一個弱勢的檢察院對法治的成長真的有利么？
這是一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01
比如，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小例子，有人說現在搞認罪認罰，檢察官很強勢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弱勢，很容易就被簽城下之盟，就是不得才屈從於檢察官的量刑建議。
我說這完全是想當然。實踐中幾乎是完全相反的，你問問一線的檢察官，到底誰求誰，往往是我們要簽訂城下之盟。
這里邊有真實的邏輯。
檢察機關自上而下推認罪認罰這個事，不光檢察官知道，嫌疑人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你需要這個數，他會拿著你，有的甚至要求只能判緩刑，甚至只能做不起訴，你說這是誰強勢？
嫌疑人之所以這么強勢，他還知道一個道理，那就是檢察官在量刑上說話不算，檢察官的量刑經常不被法官採納，所以對量刑建議有什麼可在意的。不管你簽不簽具結書在法官那裡都沒的所謂，該從寬從寬該不從寬還是不從寬，總之法官通過不採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也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量刑還是法官說話算。這個信號，嫌疑人已經收到了。
而且即使簽了具結書，也可以上訴啊，檢察院一般也不敢抗訴，因為人家法官說了，這是濫抗訴，要保證我們的上訴權，抗訴也改判不了，你就說為了留所服刑，法官就信你，所以上訴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好的還能減輕，最次最次也能讓你真的留所服刑了。
所以，嫌疑人對檢察官有什麼可怕的，不讓他滿意了，他根本不會簽具結書。他知道檢法在認罪認罰的不同態度，他也知道檢察官硬氣不起來。一名女檢察官在做認罪認罰工作的時候，都被嫌疑人給訓哭了，嫌疑人呵斥道：你以為這是菜市場啊，左一趟右一趟的，下回要是還是這事，就別來了。這就是檢察官真實的工作場景。
這個情況你說學者完全不了解吧，也不可能，他們只是不習慣於檢察機關強勢起來。
就像一個習慣於夠罪即捕即訴的偵查人員，也不習慣於不批捕、不起訴的強勢，他會抱怨檢察機關不打擊犯罪，因為他是前手，從法律程序上很難制衡，但因為他有政治優勢，他可以從政治上施加壓力。
而法院就不同了，他掌握著法律優勢，你的量刑建議他想採納就不採納，他可以說只要不採納的就是量刑建議不當。你抗訴也沒用，就是不改。認罪認罰的被告人上訴可以，你抗訴就是濫抗訴，而且肯定是不改。有的法官甚至認為可以通過上訴後發回重審的方式，也就是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方式糾正惡意上訴的問題，即使這樣也不希望檢察機關抗訴。
總之就是檢察機關的作用地位剛起來一點，就給你按壓下去。即使是立法給予了檢察機關更多的量刑話語權也沒用。
而一旦有些學者為檢察機關發聲，就很容易遭到同行抵制，好像是在給壞人辯護。長久以來，部分學者也以批評檢察機關作為重要的學術成就，以為藉此可以實現法治進步。但是在真正的強勢權力崛起的時候，又集體噤聲。
當然必須承認通過批評以往檢察機關所代表舊的刑事訴訟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促進刑事訴訟結構的優化完善，促進一些法治理念的提升，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
但並不意味著理想化的刑事訴訟權力結構中檢察機關只能一直處於一個弱勢地位，或者說只有弱勢地位的檢察機關才能確保以審判為中心的實現。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想當然的邏輯。
『貳』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聯系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法治優於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與政體的相應性以及法治為主、人治為輔等思想，構成了亞里士多德法治觀的基本內容。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對我國當代的法治建設仍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現和正義的化身
無論是從詞源結構、邏輯或者是從法學理論上來說，法和法治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在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中，法和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反駁柏拉圖人治主張的有力論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其實質在於「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而由正義派生出來的法律，是可以裁斷人間的是非曲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正義的體現，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正義。可見在這一點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義等同起來。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與其平等觀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平等是相對的。他認為階級是自然產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時又認為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相對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為數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謂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平衡映稱的事物。他認為按各人的價值進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他的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種客觀存在。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法與自由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各行其事。人們行使的自由應以法律為尺度。這是因為從實現城邦正義的立場出發，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實現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規則為基礎，法律本質上即為一種秩序，所以人們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另外，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規則，而此種規則本身應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樣既形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准則，同時又是判斷是非正義的標准。所以他說，「法律不應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
二、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什麼？它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無一個統一的定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按照海得格爾的理論，「先有」、「先見」和「先知」這三方面的存在狀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和先決條件，即在我們開始理解和解釋之前，必須有個已知的東西，作為推定未知的參照系。我們只有知道法治是什麼，才能去進一步研究法治。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釋它，但我們如果連我們所要解釋研究的東西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釋它呢？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沒有對法治給出一個明確的界定，但他卻給出了法治的兩個必備的要素。他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善惡的的衡量標准尺度是正義。惡法盡管也能導致法律的統治，但絕不可能達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著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斷標准：首先，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其次，良法不得剝奪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關繫上，他提出應將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再次，良法是符合公眾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治國家中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由法律來調節社會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權威性，才能在全社會得到實施。
三、法治優於人治柏拉圖選擇的「哲學王」式的人治之道屢遭挫折的現實使他對人類理性的希望徹底破滅，被迫放棄人治，轉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受其老師的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否認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鮮明地倡導法治，反對人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將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為「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而法律是無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於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於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同時，法律因其須藉助於文字形式來表達而具有的明確性，較之不具有明確外現形式的人治，更有利於城幫的發展。
3郾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後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因為眾人的智慧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智慧，眾人的裁斷比任何個人的裁斷要好些。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因為「單獨一人就容易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絕對否認人在法治國家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項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這點亞里士多德不但沒有否認，而且還進一步指出，如何應對法律的不足。他說，法律確實在遇到某些具體事件時因為法律本身的內容沒有涉及而無能為力，此時則應發揮統治者個人的才智（這是在假設個人的才智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的情況下），但是個人的才智只能作為法律的補充，而且個人才智的運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則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以上僅從三方面淺談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事實上，他的有關法治的論述遠不止這些。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但述及法治的應然性（即必然性），而且還詳細闡述了法治的實然性，他從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論述了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實行法律統治。當代法治理論中的權力制衡說也可以從其論述中找到源頭。亞里士多德首創了法治理論的完整而系統的體系，其深遠影響超越了時空的界限，為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提供了積極的思路。
『叄』 中國法制史的題目 論述題 ：簡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這道題該怎麼回答
供參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關前已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初期的幾個發展階段。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推動了立法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極在吸收漢族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確立的「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引進或借用漢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適當記錄整理提煉後金原有的習慣法及舊法令，二者合起來就是要向先進的漢族政權的法制靠擾。 1644年，清人入關之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廣闊疆域及眾多的人口，面對著漢族地區遠比關外原有治區更為發達的文化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遠不適應新的統治需要。在此情況下，清統治者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指導思想。「詳譯明律」就是詳細推導演繹或借鑒《大明律》，並以《大明律》為藍本；「參以國制」就是適當參考保留入關前的舊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設置律例館，負責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頒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並於雍正五年頒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進一步對律例逐條進行考訂，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遠遵守」。是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部綜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間（1746年）規定：「條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製。律例合編的法 典體例，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更為 有效全面地發揮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會典》的制定《大清會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總匯。它始於康熙時期。在康熙朝以後，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朝均在前朝會典的基礎上，結合本朝國家機構的發展變化，分別制定出《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和《光緒會典》。這些會典，後人統稱為《大清會典》或「五朝會典」。 《大清會典》循「以官舉職，以職舉政」的思路，詳細記述了有清一代國家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以及辦事規程。在每一機關之下，開列該機構的建制、官員職數、品秩、職掌、許可權，並考慮其歷史沿革，記載歷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的行政法規大全，也是集歷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疆域最為遼闊、人口眾多 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 的統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針對性地制定了與當地 經濟文化水平和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單行法規，如 適用於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理 藩院則例》，還有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藏內善後章程二十 九條》、《新治藏政策大綱十九條》等；有適用 於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 條》、《青海禁約十二事》、《西寧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適用於苗疆地區的各種條例、禁約和 章程等 清律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 三、維護旗人特權和滿族統治 四、維護統一，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在基本精神、總體風格上，還是在核心內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別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續。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維護封建皇帝的絕對權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襲了明朝的制度，把維護皇權作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嚴罰「反逆」罪 清律承襲明律的規定，加重對「十惡」重罪特 別是對「謀反」、「謀大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的懲 罰。 並且清代還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范圍。諸 如「上書奏事犯諱」、「奏疏不當」等，經常被加上 「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處罰。（二）沿用「奸黨」罪條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黨罪的條款外，還從加強皇權削弱各旗主勢 力出發，嚴禁內外官交結。（三）以思想言辭定罪，大興「文字 獄」，實行思想文化專治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思想意識形 態領域出現了啟蒙的民主主義思潮，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在以漢人為主要成份的知識分 子中，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清情緒和民族意識。這些「異端」 思想，對封建專制統治構成了潛在重大威脅。在這樣嚴峻 的客觀形勢下，清統治者採用嚴刑峻法，實行空前絕後的 思想文化專制。歷史上將因著書、作文、吟詩、上疏等在 文字上觸犯了統治階級而招致災禍，被捕入獄，甚至被處 死，戮屍、株連親屬的案件稱為「文字獄」。據不完全統 計，僅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生文字 獄108起。由於在《大清律例》中並無文字獄條款，所以 對於此類案件，往往是按謀反、大逆案處罰，極為酷烈。 大興「文字獄」的結果，使一代文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獄和雍正 刑罰制度的變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規定傳統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體系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罰處罰方 法。1、遷徙。遷徙是將犯罪人強制遷離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許可，永遠不得回原籍。 2、充軍。清朝的充軍制度，直接承襲於明代的體 制。清朝的充軍刑亦分五等：極邊、煙瘴（四千 里）、邊遠（三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軍刑一般在定罪後由兵部發 配。為解決路程遠近的標准問題，乾隆年間專門 制定了《五軍道里表》，並載於《大清律例》之 內，以統一的標准確定充軍地點。 3、發遣。發遣是清朝創設的一種刑罰方法，是指將犯罪人發往邊疆地區給駐防官兵為奴。這是一種比充軍更重的刑罰，多適用於政治性案犯。如在於些文字獄案中，曾經將罪人發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屍。戮屍是清朝定例中規定的野蠻刑罰。按照清朝的制度，應處凌遲極刑的人犯，如果在執行凌遲之前就已經死亡，或庚斃獄中，仍應將其戮屍。 5、斬監侯與絞監侯。清朝的死刑，有凌遲、斬、絞數種。對於普通犯罪，多適用斬刑與絞刑。斬、絞刑又分「立決」與「監侯」兩種方式。所謂「立決」，是對於那些性質比較嚴重、案情屬實、適用法律適當、並無疑義的案件，判處斬刑或絞刑，在當年秋分以後執行，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對於那些尚有疑問或是有矜免情節的案件，則判處「監候」，稱為「斬監候」或「絞監候」。被判處「斬監候」與「絞監候」的案犯，不在當年處決，而是暫時監禁，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再作判決。 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一）典權 清朝進一步明確了典的性質。雍正十 三年（1735年）詔諭：「民間活契典業者， 乃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 認識到典的擔保性質，並且與買賣契約分 開，典契不必經官府加蓋官印，不必繳契 稅，也無須過割賦役。 （二）繼承製度清代的繼承分為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身份繼承包括宗祧繼承和封爵繼承。宗是近祖之廟，祧是遠祖之廟。宗祧繼承通常是以嫡長子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無嫡長子者立嫡長孫，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孫、庶長子、庶長孫、庶次子、庶次孫、依次繼承。允許獨子兼祧，即一人繼承兩房宗祧。獨子兼祧是清朝的獨創。（三）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嚴重破 壞了農業生產，出現了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的 局面。清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復 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頒布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法 令。其次，鼓勵墾荒。正式確認了農民所墾荒地的 所有權。同時還給予了新墾荒地免徵賦稅的優惠政 策。再次，頒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農民大起 義爆發後，明代王公勛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農民占 用耕種。
『肆』 關於法治的 詩句
1、《秋懷》宋代詩人陸游
原文：
頷須白盡愈落寞，始讀法律親笞榜。
訟氓滿庭鬧如市回，吏牘圍坐答高於城。
譯文：下巴的胡須都白了感到好落寞，開始讀法律親自打榜。訴訟民滿院子鬧到市場，官吏文書圍坐高在城。
2、《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宋代詩人陳襄
原文：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譯文：法律行為隨手而做，詩書滿箱子都是。老了需要多學習，身體疾病多非常希望健康。
3、《自尤》宋代詩人蘇洵
原文：
此雖法律所無奈，尚可仰首披蒼旻。
天高鬼神不可信，後世有耳猶或聞。
譯文：這就是法律所無奈，還可以抬起頭披蒼天。天高鬼神不可信，後世有耳朵還聽說。
4、《長歌行》宋代梅堯臣
原文：
富貴拘法律，貧賤畏笞榜。
生既若此苦，死當一切平。
譯文：富貴不應該拘束法律，貧賤的人也不需要畏懼法律。人生下來就是這樣的痛哭，死去也應該一樣的安靜平和。
5、《官倒》近現代：田遨
原文：
轉手真財藪，撐腰實禍階。
但求嚴法治，當可凈風霾。
譯文：手上錢財眾多，看死是撐腰的其實是禍端。但求法治嚴苛，可以凈化風霾。
『伍』 法家的法治與當今社會的法治是否相同
1、理論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論是基於他們對人性和歷史演進的看法。法家主張「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統治階級以法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以有效地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使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基本原則是依法治國，有法可依。
2、本質不同
法家的「法治」維護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其本質還是為了維護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法家的「法」實質是維護新興統治集團的法，並不能代表整個社會成員的利益。
現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體，法的作用是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為以法為本，法令必須成為判斷人們言行和行賞施罰的唯一標准。同時主張嚴刑峻法。在法家看來，重刑是達到法治的一個重要手段。
現在法治的法是懲罰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動都將受到懲罰。
(5)借法治削弱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現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陸』 社評：中國是法治嗎但肯定已不是人治
圍繞一些案件偵查審判的爭論不斷在中國媒體上匯集，釀成輿論事件。其深層原因是一些人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不斷有人批評中國並無法治，而是仍然處於人治狀態。這樣的不滿和指責對公眾認識國家產生不小的影響。
中國早已提出依法治國的響亮口號，它事實上也成了中國上下今天的真實共識。人治從來不曾是中國推崇的政治理念，它是我們對改革前、特別是文革中一些混亂政治和社會現象的總結。法治是中國政治進程的重要目標，我們已在法治建設的路上走了多遠有待評估，但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人治國家。
個人的意志已在中國做不到無所不能，無論他是誰。除了體制改革產生的內在制約力，輿論的監督和壓力如今無處不在，不依法辦事正遭遇越來越多被揭露的機會，一位平民通過輿論挑戰違法的位高權重者一再成為現實。
但中國的法治至少今天仍與美國等西方社會不是完全對應的關系，今後大概也會有差別。依法治國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就已形成，中國今天的法治是以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為基礎，學西方法治社會經驗為己用的過程。
現在是讓法律承擔社會治理主要角色的轉軌時期，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不能削弱，它們是中國凝聚力、前進動力和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同政治制度的鞏固和完善形成彼此促進的探索，這樣的相互促進在西方曾經實現，它在今天的中國也勢在必行。
一些激進的聲音認為，中國法治建設只能以改變和削弱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為代價，這是極大的誤解。如果受這種認識支配，就不會看到任何法治進步，眼前將一團漆黑。
中國法治建設中的最大問題是司法權威不夠，它更多是社會建設層面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司法腐敗介於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之間，繞開終審上訪的盛行尤其暴露了社會建設的不足。
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藉助法律或與法律遭遇的幾率都低於西方社會，讓法治向草根社會滲透還有漫長的路。互聯網幫助很多人越過這一過程，對一些著名的案件發表意見，這實際造成了中國的網上普法運動，倒逼司法公正，同時它也會帶來臨時性的負面效果，對具體案件審理形成民粹主義的壓力。這與行政干預構成了對司法的雙重壓力。
需要看到，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結指向一個總的目標，即把越來越多事情的裁決權交給法律，而且讓這樣的裁決越來越公正。只要不從西方的視角對國家政治制度耿耿於懷，任何人都有理由透過各種事件紛至沓來的喧囂，對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前進持樂觀態度。
『柒』 如何在四個方面全面理解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2014年歲末，「漢語盤點2014」活動評選結果揭曉，「法」字榮膺中國年度漢字，反映出全社會對法治建設的高度關注。這一年，必將因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在中國法治建設史上鐫刻下閃光的歷史標注。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是貫穿全會精神的一條主線，描繪了法治中國建設的美好前景，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
一 為何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法治建設問題，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決定，這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此為里程碑，行進在復興之路上的中國，進入全新的「法治時間」。為什麼要把法治建設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呢？
這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這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這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這一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後，我們還要向著「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前行，還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還將應對可能更為復雜的局面和問題。之後的路該怎麼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高高揚起依法治國的旗幟。
二 怎樣把握總目標的內涵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這個總目標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我們描繪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為我們繪制出路線圖，指明了具體路徑。這兩句話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離開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設法治中國看作建設一座恢宏的大廈，我們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豐富內涵，就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三大基石」。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三句話，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制度基礎、理論指導，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實現總目標必須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東西。
二是構築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五大支柱」。這就是形成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個「4+1」組成的五大體系，涵蓋了法律制定與法律實施、法治運行與保障機制、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等各個層面、各個環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具體展開和有力支撐。
三是設計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施工方案」。這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家治理、執政、行政等問題，涉及黨、國家、公民等不同的行為主體，應該如何推進、如何實施呢？必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更加重視法治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更加重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
四是描繪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效果圖」。法治建設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轉」，也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公轉」。通過法治建設，我們要取得什麼樣的效果呢？從法治建設本身看，就是要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標；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局看，就是要著眼於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國大廈的地基夯實了，支柱立起來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學操作、加緊推進，美麗的「效果圖」就一定能變為現實，這座恢宏大廈必將巍然聳立起來。
三 提出總目標的意義何在
目標猶如一面旗幟，旗幟高高揚起來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領方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只有總目標明確，才能匯磅礴之力、收長遠之功。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法治建設新征程，到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依法執政確立為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到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們黨對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這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了更加完整系統的規劃，對治國理政的規律有了更加准確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識的法治航標。這個總目標鮮明回答了我國法治建設將往哪兒走、怎麼走這一根本問題，向黨內外、國內外釋放了明確的信號。這有利於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和歷史任務，有利於統一思想、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識，也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各種質疑，澄清各種模糊認識，保障依法治國沿著正確的方向推進。
它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千頭萬緒，涉及方方面面，必須有一個總抓手來總攬全局、牽引各方，使各項工作協同推進、形成合力。總目標明確了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它既切中時弊，直指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又對症下葯，體現了推進各領域改革發展對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體現了國家治理總體戰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十八大作出的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兩者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共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必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微評
◆ 法治是指引中國改革這艘航船在風雨中不變航向的燈塔，是守護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蠶食的衛士。
◆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方位部署，這無疑是依法治國的「升級版」。
◆ 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籬，以法治減少社會震盪，是適應新常態、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障。
聲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的完整體系
姜 偉（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體現了法治的整體要求，通過「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使依法治國的總目標讓全黨全國人民「看得見」「可操作」「能感受」「易評價」，可以成為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
四 實現總目標須有哪些遵循
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已經明確，也就是說，目的地在哪兒，已經「定位」完畢，接下來就要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正如人們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守交通規則，要看紅綠燈、走斑馬線，確保法治建設始終朝著正確方向前進，也離不開一些作為遵循的基本「規則」。
為順利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必須堅持的五個重要原則，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五個重要原則，回答了社會普遍關心的法治領域許多重大問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遵循。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原則強調的是政治保證問題。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決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要切實做到「三統一」「四善於」，把堅持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個原則強調的是力量源泉問題。人民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主體，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要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投身依法治國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原則強調的是價值追求問題。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要以約束和規范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個原則強調的是精神支撐問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兩者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實現良法和美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通過法律強制力來確保道德底線，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的促進作用。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個原則強調的是現實選擇問題。建設什麼樣的法治體系，實現什麼樣的法治目標，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為根本遵循，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認真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建設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要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絕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藍圖已繪就，目標在召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長期艱苦努力。只要我們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依法治國、厲行法治，就一定能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開創法治中國的新境界。
『捌』 社會越復雜,法律越重要。這句話理解正確嗎
聰明的人，總是把社會想到復雜些，時刻分析，所以能治理很好，是完善法律、執行法律得到，凡是把社會想的簡單的，都會失敗。認識膚淺，以為不需要法律，就能治理好的，都會被深刻認識社會的人所打敗。只有認識能力大小，沒有簡單社會，法律主要是辦事公正不公正的尺度，如果是【皇帝】金口玉言，就不需要法律了。事實上沒有法律的社會壽命是很短的。所以說，不能說【社會越復雜,法律越重要】，難道人民群眾生活的社會還有簡單的嗎？讓人進一步理解成【社會越簡單，越不需要法律】，你沒有認識社會，沒有認識法律的重要性，不等於法律不重要。所以說:【社會越復雜,法律越重要】是片面錯誤的，是錯誤理解。
『玖』 急急急！辯論賽 ：中國社會更需要德治還是法治 我們是反方法治 ，希望得到高手指點！
我來告訴你中國社會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法治是根本，德治是輔助，但是無論德治還是法治都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
首先，有人說德治是根本，只是屁話，荒誕的話，他的本質是認為德治是我國的根本政策，難道德治高於憲法，你說是不是荒誕
其次，中國法治不健全，政府說健全，我可以以一名法律研究者的尊嚴告訴你，中國法治有法無治，最基本的是人民已經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是我們的錯，也是政府的錯，不是政府有意犯錯，而是很多無奈，不合你主題，少說。
說中國更需要德治的，你問問他：1.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用法治護航還是德治。2難道我們可愛的中國人就那麼缺德嗎？3.現實社會，民工討薪，但是政府不能解決，檢察不能解決，法院不能解決，誰給人民公平和安全，難道是讓老闆們良心大發現，德治顯然解決不了，這正是我國法治不健全的表現4.德治要求太高，人得自覺性事第一位，顯示社會i坑能嗎？
『拾』 為什麼要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個重要論斷，既堅持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也突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堅持把這三者統一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根本要求，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康發展、充滿活力的根本保證。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領導核心。無論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都要堅持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利於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而決不能削弱黨的領導。只有堅持黨的堅強領導，才能按照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要求，把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來，領導、組織、支持人民掌握好國家權力，管理好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各項事業。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堅持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民主是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少數人統治的新型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性質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是一致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和政治派別的根本標志。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民主的社會主義性質，堅持人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離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力量能夠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就會改變性質。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的民主道路在中國走不通。蘇聯、東歐劇變的事實再一次證明，放棄共產黨領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只有死路一條。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且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先進政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階段，我們黨都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獨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民主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實際，在世界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創造性地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偉大歷史創造所取得的成果，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國家繁榮昌盛和民族復興的制度保證。盡管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實踐中有過曲折，但絲毫不能抹殺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和生命力，特別是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實踐更深刻地證明，社會主義民主不僅從政治上保證了我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而且推動了我國生產力的大解放，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已經並繼續創造著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的奇跡。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不斷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我們黨一定能夠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民主，健全法制，創造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形式，不斷豐富和發展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才能有可靠的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領導核心，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各方面的工作都離不開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區別。我們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有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帶領人民、組織人民，把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變成黨的政策並通過人大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賦予法的形式。憲法和法律是由黨領導人民制定的，體現了黨的正確主張與廣大人民意志的統一；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正確執法，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廣大人民群眾依法行使各項民主權利，也是由我們黨領導和組織的。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又通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保證法律的實施。黨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支持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依法履行相對獨立的職責，在加強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領導的同時，支持並充分發揮它們在政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二、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
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歸根到底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和根本利益。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建立人民政權，就是要組織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各項事業，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這是我們黨執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礎。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當家作主的權利，黨的領導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歸根到底也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離開了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政治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礎。
從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看，黨領導人民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礎上，創造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各方面都具有中國特色的具體形式和制度，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依法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我國人民在長期奮斗和探索中選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保證，也是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政治上層建築。這些制度，不僅繼承和發展了人類政治文明成果，而且創造性地形成了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基本實踐形式，任何時候都動搖不得，更放棄不得。
新中國成立近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進步，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創造了充分的物質文化條件。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社會利益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社會階層發生了重大分化，廣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普遍增強。面對新的形勢，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要求，進一步擴大人民民主，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努力使政治建設適應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和時代要求，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強的政治參與願望，在制度創新方面取得新進展，創造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新途徑新形式，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提供製度保證。
要重視鞏固國體、完善政體，從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包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使這些民主制度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而不斷完善，隨著人民群眾政治參與需求的提高而不斷創新。
要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新的實踐形式。要善於在人民群眾的民主實踐中拓寬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渠道，發現和總結適合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各種民主形式，將其進一步上升為民主的具體制度，並積極借鑒世界各國發展民主的有益成果，形成有利於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從機制和程序上保證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
要建立和完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機制。加強和規范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社會團體、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溝通，加強和規范國家與社會的溝通，加強和規范社會各個方面的溝通，加強各層次各領域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體制機制。
要把發展基層民主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點。基層民主是我國廣大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管理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務，具有全體公民廣泛參與的特點，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廣泛而又深刻的實踐。在現階段，擴大基層民主既有實踐基礎，也是客觀趨勢。通過更廣泛地組織和吸引人民群眾參與基層民主的實踐，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各項民主權利，經受民主鍛煉，提高民主素養，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從而為發展人民民主這一人類歷史上的新型民主創造更充分的條件。社會主義民主越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就越充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就越有保障，黨的執政基礎就越鞏固，黨的領導就越得到改善和加強，社會主義事業就越發展。
三、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礎，法制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必須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不斷推進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進程。實行依法治國，對執政黨本身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治國理政的法治化水平。黨的方針、政策是立法的依據和執法、司法的重要指導，同法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法律是經過實踐檢驗和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主張。執政黨要提高治理國家的法治化水平，必須加強對立法的領導，善於把正確的政策主張上升為法律，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國家、管理社會。黨的執政主張凡是要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必須由國家權力機關經過法定程序，使之成為法律法規或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再由各級各類國家機關依法實行。通過法定程序，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從法律制度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長期穩定和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國家法律既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也反映了黨的政策和主張。法律的貫徹實施，也就是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志的貫徹實施，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就在法律層面得到了落實。把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統一起來，用法律手段實現和保證黨的領導、人民民主，這是國家長治久安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堅持依法治國，必須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基礎上，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堅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切政黨和社會組織，所有公民和社會團體，所有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都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准則，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允許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必須增強法制觀念，樹立依法執政意識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辦事。要善於依法行政，按照憲法、法律和法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要善於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要善於用法律武器同各種敵對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維護社會穩定。要善於運用社會主義法制，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貫穿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無論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還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還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都必須堅持這三者的統一。只有在實踐中堅持三者的統一，才能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實現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