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

1. 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原則是什麼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就是公訴方和辯護方在審判中向法庭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之案件事實的責任。舉證責任的概念包括三層含義：
第一，就事實主張提供證據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行為責任;
第二，用充分證據說明其事實主張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說服責任;
第三，當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而且案件事實未能查清時承擔不利後果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結果責任。理解舉證責任的概念，應該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舉證責任與證明責任
舉證責任和證明責任是兩個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在兩者關系的問題上，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證明責任與舉證責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註：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有人認為，證明責任與舉證責任是兩個並列的概念，舉證責任的主體是當事人，證明責任的主體是執法和司法人員;(註：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頁。)還有人認為，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後者。(註：陳一雲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頁。)上述三種觀點各有側重，其實都有一定道理。從字面上看，舉證的含義是舉出證據或者提供證據;證明的含義是用證據來表明或者說明。因此，嚴格地說來，舉證責任只是舉出證據的責任，證明責任則是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兩者的側重顯然有所不同。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其實質內涵，人們就會發現兩者其實相去並不遠，因為舉證的目的也是要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而證明也就包含了舉出證據的意思。離開證明案件事實的目的，舉證便成了毫無意義的行為;沒有人舉出證據，證明也就是一句空話。由此可見，證明離不開舉證;舉證也離不開證明。證明必須以舉出證據為基礎;而舉證的目的也就是為了證明案件事實。 筆者以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只要人們在使用中不會造成誤解和歧義，學者也沒有必要過分苛求字面含義與概念內涵的統一。雖然舉證和證明這兩個概念的字面含義確有不同，但是人們在長期使用舉證責任這個概念的時候已經賦予它「證明」的含義。人們講的舉證責任實際上就包有證明責任的含義，即不僅指舉出證據的行為責任，而且包括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既然人們在長期的語言習慣中已經把它們當作同義詞來使用，現在似乎沒有強行改變的必要。至於這兩個概念中究竟哪個更好，由於人們在司法實踐中已經習慣於舉證責任的說法，所以筆者贊成使用舉證責任的概念。
(二)舉證責任與事實主張
舉證責任與事實主張是密切關聯的。就訴訟而言，沒有事實主張，就沒有舉證責任，而且舉證的內容就是由事實主張所決定的。正因為兩者關系密切，所以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在行為責任、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之外，還應當包括主張責任，即提出事實主張的責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誠然，舉證責任是以事實主張為基礎的，承擔舉證責任的人都要提出一定的事實主張，否則，舉證責任就成了無本之木。但是，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不是舉證責任的內容。這兩個問題不應混為一談。
在刑事審判中，公訴方提出事實主張的范圍應當包括被告人犯了什麼罪，犯的是一罪還是數罪，以及有無應當從重、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等。對於舉證責任來說，這有兩層含義：其一，由於事實主張是確定舉證責任的基礎，所以公訴方對上述事實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其二，由於被告人無罪不屬於公訴方的事實主張范圍，所以公訴方不承擔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這里還有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即公訴方的事實主張應否包括「求刑權」。所謂「求刑權」，就是 公訴人在起訴中向法官提出具體量刑建議的權利。筆者認為，公訴人在起訴中可以根據案件和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議。特別是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自首、自願坦白等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案件中，公訴人有權提出量刑建議，有助於檢察機關更好地行使公訴權。然而，量刑建議不屬於事實主張的范圍，當然也不屬於舉證責任的范圍。
(三)舉證責任與證據展示
舉證責任與證據展示也是兩個相關概念。所謂證據展示，就是在審判開始之前，訴訟雙方按照一定規則和 程序把己方證據告知對方，以便對方在開庭前做好相應的准備。證據展示的范圍一般都是與舉證責任的范圍相 一致的。具體來說，公訴方應該將其證明被告人有罪以及罪重或罪輕的證據向辯護方展示;辯護方應該將支持 其承擔舉證責任的具體事實主張(參見下文中的舉證責任轉移和倒置)的證據向公訴方展示。但是，公訴方應 否向辯護方展示其發現、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則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有人認為， 公訴方只須向辯護方展示其將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無罪證據是公訴方不會使用的證據，因此無須展示。有人 認為，為了更有效地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和防止錯判無辜，公訴方必須向辯護方展示其全部證據，包括其不打算在審判中使用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筆者無意在此對證據展示的問題做詳細的論述，只想談一談 與舉證責任有關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法律沒有就證據展示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有義務收集被告人有罪和無罪的證據。根據法律規定的精神，公訴方即使不必主動向辯護方展示其不準備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也不應向辯護方隱瞞其發現、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這可以視為一種消極的「證據展示」義務。換言之 ，如果辯護方要求公訴方「展示」其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公訴方就應當「展示」。但是，接下 來的問題是公訴方應當如何「展示」，以及在什麼時間和地點「展示」。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有一種讓公訴人倍感尷尬的作法。有的辯護律師在庭審調查過程中要求公訴人當庭宣讀 一份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人證言。這份證言在公訴方掌握的案卷之中，但是公訴人認為該證言不可信，沒 有提交法庭。辯護律師的這種要求往往能夠得到法官的支持，但確使公訴人陷入兩難的境地。如果公訴人不同 意宣讀，那就有隱瞞無罪證據之嫌;如果公訴人同意宣讀，那其行為就有些滑稽，因為他的「訴訟主張」是被 告人有罪，而他卻當庭宣讀被告人無罪的證言。誠然，如果我國普遍實現了證人出庭作證，公訴人就可以免除 這種尷尬，但司法實踐的現狀使我們還無法奢言證人出庭。於是，公訴人在這種情況下應否宣讀，就成了我們必須解答的問題。
筆者認為，上述「證據展示」的義務和舉證責任並不能等同。公訴方對其掌握的無罪證據有「展示」義務，並不等於說就有舉證責任。既然公訴方決定提起公訴，那就說明公訴方認為被告人有罪，認為那些無罪證據不可靠或不足信。既然公訴方的事實主張不包括被告人無罪，那麼公訴人就不應承擔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如果辯護方認為有必要在法庭上出示某個無罪證據，不管這個證據是在辯方的掌握之中還是在控方的掌握之中 ，這都屬於辯護方的舉證，而不屬於公訴方的舉證。由此可見，辯護律師或法官在審判中要求公訴人宣讀無罪 證言的作法不符合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如果一定要有人代替證人在法庭上宣讀該證言，那也應該讓辯護律師 宣讀。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是基於一定價值取向而規定的不可反駁的立法推定。然而，這並不是說，根據已經掌握的證據，被告人無罪的可能性大於有罪的可能性，所以要推定其無罪。無罪推定的目標是要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是要保障司法的公正，是要把「無罪者被錯判有罪」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的水平。這就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取向。
目前，人們在理解和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時候還存在著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是將無罪推定原則束之高閣，使其在司法實踐中失去作用。這種傾向主要存在於司法人員和執法人員的思想之中。由於受傳統的「寧可錯 判也不要錯放」的司法觀念的影響，一些司法人員在實踐中遇到疑案時不能堅決地貫徹無罪推定的精神，不是 「疑罪從無」，而是「疑罪從輕」。另一種傾向是過分抬高無罪推定原則的地位。例如，有人認為它是刑事司 法制度中保障人權的最重要的原則，應該寫入憲法;還有人甚至認為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審判之前都不應該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採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因為那等於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當作罪犯來對待，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違犯。這種理解顯然大有偏頗。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實行無罪推定的國家中，司法機關或執法機關都會在審判前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採取一些必要的人身強制措施。
其實，無罪推定原則並不是什麼至高無上的神聖法則，其功能主要是明確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具體說來，無罪推定在刑事訴訟中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負有舉證責任;其二是在公訴方舉出的證據未能達到法定證明標準的情況下，法院應該宣布被告人無罪。
在此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雖然筆者認為這條規定的負面作用大於正面作用，但是並不同意這是讓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說法。首先，這條規定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不是刑事被告人，不是公訴機關正式提出犯罪指控的對象。其次，這條規定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要求，是立法者「號召」犯罪嫌疑人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事實的舉措。最後，這條規定的內容不屬於舉證責任的范疇。如果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應當承擔舉證責任，那麼他不舉證或者舉證不能，就要承擔不利的訴訟後果，即被判定有罪。但是，根據上述第93條的規定，即使犯罪嫌疑人不如實回答問題 ，甚至根本不回答問題，司法機關也不能因此就判定其有罪。由此可見，該條規定並沒有違背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二)公訴案件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
在公訴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中，公訴方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而且其證明要達到法定的標准。被告人既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有罪，也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無罪。換言之，被告人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證據，僅對公訴方提出的證據進行質疑，就是完成了辯護的任務。被告人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辯護，法庭也不能因此就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
除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外，舉證責任的分配還有操作層面上的理由。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方面，因為公訴方是訴訟程序的啟動者，是要求法院做出判決的人，所以公訴方應該向法庭提供證據支持其要求和主張，「誰主張誰舉證」是在訴訟活動中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另一方面，公訴方既然做好了起訴的准備，自然也處於舉證的便利位置，讓其承擔舉證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的理由也有兩個方面：其一，被告人在訴訟中處於被動防守的位置，不便於舉證;其二，被告人的訴訟主張是否定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而否定某事實的存在，往往難以舉證。
誠然，被告人在審判中可以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或罪輕。但是，這屬於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權利，不是義務或責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辯護權，也可以不行使辯護權，而且不能僅僅因為其不行使辯護權就得到對其不利的事實認定或判決後果。
(三)自訴案件由原告方承擔舉證責任
在自訴刑事案件中，原告人即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這也是司法活動中「誰主張誰舉證」基本原則的體現。如果自訴人不能用充分證據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在開庭審判之前，法官應當說服自訴人撤訴，或者用裁定駁回其起訴;經開庭審理之後，法官則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總之，自訴人舉證不能或不充分，就要承擔敗訴的後果。
三、舉證責任轉移
在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由公訴方或自訴人承擔，這並不意味著被告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承擔任何舉證責任。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只是明確了整個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由提出犯罪指控的公訴方或自訴人承擔。至於案件中具體事實或情節的舉證責任，則應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分配。這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舉證責任也會從公訴方或自訴人轉移到被告人身上。
舉證責任轉移並不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否定。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的基礎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特定價值取向，即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需要。然而，法律規定舉證責任的轉移，主要是考慮訴訟活動中證明的需要和舉證的便利，即由哪一方先行舉證更有利於訴訟證明的推進。在這個意義上講，舉證責任的轉移是以舉證便利和訴訟效率為前提的。
例如，某殺人案件的被告人聲稱自己在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而是在別的某個地方。對於這一事實主張，被告人就應該承擔舉證責任，即舉出證據證明他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舉證責任就要由公訴方轉移到被告方。這種轉移是符合司法證明規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種具體的事實主張，他就應該提出相應的證據支持其主張，而且他顯然處於舉證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隨便提出一種事實主張，然後就讓公訴方去舉證反駁，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那顯然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也會極大地影響司法證明的效率。
不過，基於公訴方與被告方的力量對比和攻防位置，法律對被告方舉證的要求可以低於對公訴方的舉證要求。換言之，被告方的證明不必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或者 「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准，而只要能夠證明其不在犯罪現場的可能性大於其在犯罪現場的可能性就算完成了舉證的任務。這種標准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在民事訴訟中使用的「優勢證明」標准。一旦被告方完成舉證之後，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就又轉移到公訴方。而且，公訴方應該用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包括被告人在案發時就在犯罪現場的事實。
並非被告方對自己的所有辯護主張都要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被告方只是消極地否定公訴方的事實主張，如聲稱自己沒有殺人，那麼被告方對這種事實主張就不承擔舉證責任，或者說，這里就不能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只有當被告方提出具有積極辯護意義的具體事實主張時，舉證責任才轉移到被告方。例如，被告人不僅說自己沒有殺人，而且說該被害人是被另外某個人殺死的，以此證明自己不是殺人犯，那麼被告人對這個具體的事實主張就要承擔舉證責任。
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能夠導致舉證責任轉移的辯護主張包括四類：(1)關於被告人責任能力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有精神病或者在案發時處於精神不正常的狀態;被告人在案發時沒有達到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等。(2)關於被告人行為合法性或正當性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的殺人或傷人行為屬於正當防衛;被告人的破壞財物行為屬於緊急避險等。(3)關於偵查人員或執法人員行為違法性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之所以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因為公安人員的「偵查陷阱」;被告人之所以承認自己有罪是因為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等。(4) 關於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指控犯罪行為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該搶劫行為，因為案發時他不在犯罪現場;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該殺人行為，因為被害人是被另外一個人殺死的。在刑事訴訟中，能否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必須對被告人提出的事實主張進行具體的分析。
在自訴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的轉移是一種更為常見的現象。當被告人提出具體的事實主張反駁自訴人的指控時，舉證責任便轉移到被告人一方。在被告人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之後，舉證責任又轉移到自訴人身上。另外，按照法律規定，被告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對自訴人提出反訴。對於反訴的事實主張，被告人當然負有舉證責任。

2. 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

近日，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研討會」。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顧問樊崇義、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刑法學會副會長張明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衛東、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學理論和實務專家以及相關律師參加研討會。

與會專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進行了深入研討。

對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開庭審理，分別組織舉證、質證的做法。樊崇義教授認為，集中審理、證據裁判、程序公正和訴權保障是刑事訴訟的四大基本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都有規定和體現。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審理違背了這些基本原理。

陳衛東教授認為，將認罪和不認罪作為同案被告人分開審理的標准和根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理。一是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來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並不意味著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可以分開審理。二是認罪和不認罪很難進行區分，容易導致操作困難。三是被告人認罪還是不認罪具有不確定性，需要通過法庭調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經查實的情況下分開審理容易導致邏輯上的矛盾。四是將認罪和不認罪作為同案被告人分開審理的標准和根據可能產生不利於不認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張明楷教授從共同犯罪案件整體性角度出發，指出共同犯罪從本質上來講是一個有機整體，除客觀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則上不應分開審理。而且，張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則上來講應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實，才能正確處理教唆犯、幫助犯，沒有查清正犯的客觀事實，也就無法查清教唆犯、幫助犯的客觀事實。因此，通常來講，教唆犯、幫助犯應當和正犯一同審理。

毛立新律師則認為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審理存在諸多方面的程序問題。一是該做法違反了訴訟主體原理、庭審參與原則；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權、質證權；三是影響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四是影響訴訟效率。

與會專家還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的其他相關問題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討。

3. 樊崇義的介紹

樊崇義，河南內鄉縣人，1940年11月出生，法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兼任中國法學會行為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檢察學會副會長、中國警察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監察學會理事、中國監獄學會顧問、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顧問，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司法部公正律師工作專家咨詢委員，《法制日報》顧問，國家檢察官學院、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法官學院等院校兼職教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和執法監督員，北京市訴訟法學會副會長等。享有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政府特殊津貼。

4. 想咨詢下2014年川大訴訟法學考研參考資料都有哪些呢

訴訟法學 《法理學》卓澤淵 法律出版社 訴訟法學 《憲法學》周偉 四川大學出版社 訴訟法學 《民法學（上冊）》 王建平 川大出版社 訴訟法學 《民法學（下冊）》 王建平 川大出版社 訴訟法學 《中國刑法學教程》向朝陽 四川大學出版社 訴訟法學 《刑事訴訟法學》 樊崇義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訴訟法學 《刑事訴訟的理念》 左衛民 法律出版社 訴訟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 常怡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訴訟法學 《簡易刑事程序研究》 左衛民 法律出版社 訴訟法學 《合議制度研究》 左衛民 法律出版社 參考資料：至善川大考研網

5. 不知道武漢大學的刑事訴訟法怎麼樣，我是11年考研的。對這個方向比較感興趣，請高人指點迷津吧！非常感謝!

挺好的 訴訟法 以後進公檢法很有用~ 我也是11年考生 一起努力 加油啊
武大牌子很響 訴訟沒民商熱門 性價比很高
這是綜合二要考的書 找最新版本
824 刑事訴訟法學：

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修訂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陳光中、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還有 這是導師：
蔡傑 男 副教授 碩導 訴訟法學 1999
陳嵐 男 副教授 碩導 訴訟法學 2000

ps:這是根據我查的幫你整的 供參考
一起努力 我QQ：243351525 可以加我~ 署名 11研友 呵呵

6. 謝佑平的研究成果

1、《公設辯護人制度研究》，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
2、《中國檢察監督的政治性與司法性研究》2007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
3、《刑事司法權力配置與運行研究》，2003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
4、《律師制度比較研究》，1998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
5、《刑事司法國際准則研究》，1999年司法部科研項目；
6、《刑事訴訟中的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研究》，2003年司法部科研項目；
7、《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3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項目；
8、《程序法定原則研究》，2005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項目。 1、《刑事訴訟法新論》，專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刑事訴訟模式與精神》，獨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社會秩序與律師職業》，獨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刑事訴訟法學論點要覽》,主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刑事訴訟國際准則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專著（與萬毅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刑事偵查原理論》，專著（與萬毅合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論》，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司法公正的建構》，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
10、《程序法定原則研究》，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
11、《刑事司法權力的配置與運行研究》，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2、《刑事救濟程序研究》，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3、《檢察實務中的程序問題解析》，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國檢察監督的政治性與司法性研究》，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5、《刑事程序法哲學》，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6、《司法評論（第一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7、《司法評論（第二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
18、《民事證據運用叢書》，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刑事訴訟法學新論（法律碩士(JM)聯合教材）》，謝佑平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公證與律師制度》，謝佑平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刑事訴訟法學》，謝佑平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證據法學》，謝佑平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證據法學》，謝佑平主編，教育部「十一五」規劃教材，編寫中；
6、《刑事訴訟法學》，陳光中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刑事訴訟法學》，卞建林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刑事訴訟法學（上、下）》，徐靜村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0、《律師法學》，譚世貴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國民事訴訟法要論》，譚兵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國審判理論研究》，王洪俊主編，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 1．《律師制度改革的幾個問題》，載《律師與法》1986年第10期
2．《提高檢察人員素質管見》，載《法學季刊》1987年第4期
3．《律師分工應專業化》，載《北京律師》1988年第1期；
4．《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載《政治與法律》1988年第2期；
5．《檢察機關行政訴訟法律監督芻議》，載《當代檢察》1988年第3期；
6．《論審判行為》，載《行為法學》1988年第4期；
7．《刑事控訴與辯護關系論》，載《法學天地》1988年第5期
8．《我國應制定[圖書館法]》，載《現代法學》1988年第6期；
9．《國外律師辯護制度摭談》，載《北京律師》1989年第1期；
10.《商品經濟與律師服務》，載《法學天地》1989年第5期.
11.《廉政建設與行政訴訟》，載《法律與社會》1991年第1期；
12.《法律顧問應為企業提供超前服務》，載《律師與法制》1991年第2期；
13.《檢察機關應加強對自訴案件的監督》，載《檢察研究》1991年第2期；
14.《人民法院在廉政建設中的作用》，《政法學刊》1991年第3期
15.《辯護律師與公檢法之間的關系》，載《中國律師》1991年第3期
16.《完善刑事訴訟法，促進反貪污賄賂斗爭》，載《政法叢刊》1991年第3期；
17.《刑事訴訟中的訴權探討》，載《現代法學》1992年第1期；
18.《公訴人與律師》,載《律師與法制》1992年第4期;
19.《無罪推定原則評論》,載《法學評論》1993年第5期;
20.《廉政建設與檢察監督》，載《現代法學》1993年第6期；
21.《刑事審判模式探析》，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3期
22.《刑事訴訟程序的法理學分析》，載《法學評論》1994年第5期；
23.《關貿總協定與環境保護》、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5期。
24.《背景與機理：律師制度的宏觀考察》、載《現代法學》1995年第6期。
25.《市場經濟與法律服務》、載《司法行政優秀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獲司法部優秀論文二等獎．
26.《刑事訴訟模式評論》，載《雲南法學》1996年第2期；
27.《論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載《政法學刊》1996年第2期
28.《理想與現實：評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載《現代法學》1996年第2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6年第5期）
29.《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人民檢察工作》、載《雲南法學》1996年第4期
30.《刑訴制度改革要落實配套措施》.載《政治與法律》1996年第4期.
31.《美國律師制度管窺與思考》、載《律師與法制》1996年第4期。
32.《新舊刑事訴訟法的主要區別》、載《法律函授》1996年第4期。
33.《「混合型」刑事訴訟模式評論》、載《法學》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6年第5期）
34.《世界刑事訴訟發展趨勢與中國刑事訴訟的改革》、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7年第3期）
35.《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人民法院審判工作》、載《法學評論》1996年第6期
36.《同步與差距:從國際標准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載《政法學刊》1997年第1期。
37.《我國法院功能模式演進歷程的宏觀考察》，載《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8.《論律師在法律秩序建構中的作用》，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1期，
39.《律師執業與社會條件關系論析》，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1期；
40.《撤回公訴論》，載《雲南法學》1999年第3期；
41.《訴訟文化論》，載《訴訟法學新探（陳光中教授論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2.《關於刑訊逼供的理性思考》，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43.《刑事訴訟訴審同一原則探討》，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4.《論我國律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載《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被《新華文摘》2000年第5期『論點摘編』）
45.《論拒絕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6期，*
46.《刑事訴訟牽連管轄制度探討》，載《政法學刊》2001年第1期*
47.《論刑事審判對象》，載《雲南法學》2001年第1期*
48．《一事不再理原則重述》，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訴訟法學》2001年第9期轉載;
49.《審判中立論》，載《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50.《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載《重慶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51.《刑事訴訟相應性原則的法理探析》，載《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5期*
52.《模式與定位：法院變更罪名探析》，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7期*
53.《刑事訴訟國際准則視野中的證據排除規則》，載《證據學論壇》第3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4.《刑事訴訟國際准則與中國刑事訴訟》,載《金陵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卷;
55.《論程序法定原則》，載《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6.《刑事辯護制度發展史論綱》，載《法律科學》2002年第1期；
57.《論刑事訴訟的參與原則》，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58.《程序法制原則評論——兼評司法機關的解釋權》，載《訴訟法學研究》（第一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7. 樊崇義的學術觀點

樊崇義教授長期從事刑事訴訟法學和證據法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積極主張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科學化與民主化，在訴訟程序的研究中，重點放在第一審程序關於審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審程序論》；在訴訟證據的研究上，運用馬列主義哲學觀，以辨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對證據的概念、證明的規則、標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獨創見解，提出法律真實和排他性的證明標准，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樊崇義教授參加了1996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的主要成員之一。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其積極主張的統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則、堅持疑罪從無，改革刑事辯護制度，改革審判方式，增設簡易程序，完善強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議對立法均產生積極影響。 樊崇義教授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95年在第七屆國際反貪大會上《論反貪秘密偵查及證據力》的發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圓桌會議和中國--歐盟法律研討會以及1998年在華盛頓中美法治與人權研討會上的發言，闡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均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8. 共同犯罪，開庭是共同審理還是一對一的

近日，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研討會」。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顧問樊崇義、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刑法學會副會長張明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衛東、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學理論和實務專家以及相關律師參加研討會。

與會專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進行了深入研討。

對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開庭審理，分別組織舉證、質證的做法。樊崇義教授認為，集中審理、證據裁判、程序公正和訴權保障是刑事訴訟的四大基本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都有規定和體現。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審理違背了這些基本原理。

陳衛東教授認為，將認罪和不認罪作為同案被告人分開審理的標准和根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理。一是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來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並不意味著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可以分開審理。二是認罪和不認罪很難進行區分，容易導致操作困難。三是被告人認罪還是不認罪具有不確定性，需要通過法庭調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經查實的情況下分開審理容易導致邏輯上的矛盾。四是將認罪和不認罪作為同案被告人分開審理的標准和根據可能產生不利於不認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張明楷教授從共同犯罪案件整體性角度出發，指出共同犯罪從本質上來講是一個有機整體，除客觀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則上不應分開審理。而且，張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則上來講應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實，才能正確處理教唆犯、幫助犯，沒有查清正犯的客觀事實，也就無法查清教唆犯、幫助犯的客觀事實。因此，通常來講，教唆犯、幫助犯應當和正犯一同審理。

毛立新律師則認為將認罪被告人和不認罪被告人分開審理存在諸多方面的程序問題。一是該做法違反了訴訟主體原理、庭審參與原則；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權、質證權；三是影響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四是影響訴訟效率。

與會專家還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審方式的其他相關問題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討。

9. 求樊崇義版刑事訴訟法學視頻

刑事訴訟了，法學視頻是在正規的一些圖書館里。

10.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關系

樊崇義老師是這樣講的：

三個訴訟法同是程序法，回所以，在三個訴訟法中規定的許多訴訟原則答、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例如，公開審判、兩審終審、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審判監督程序，等等。

但是，三在訴訟法各自要解決的實體問題的性質不同，刑事訴訟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應否負刑事責任的問題，民事訴訟法所要解決的是當事人之間民事權利義務的糾紛與爭議的問題，行政訴訟法所要解決的是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和法人組織的合法權益問題。

三大訴訟法的任務、目的的差異，使它們在訴訟原則、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許多不同。例如主持訴訟的專門機關，刑事訴訟除了法院以外，還有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訴訟主要是人民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刑事訴訟有偵查階段，還有專門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在證據制度上，證明責任的劃分，證明標準的要求都有一定的差異；在訴訟的結果上，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和行政處罰的差別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