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的法治思想

❶ 商鞅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什麼意思

釋義：法律條例，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國政的根本，只有實行法治，國家才能安定。

出自：戰國《商君書》定分第二十六

原文：「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

釋義：法律條例，就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國政的根本，是用來防備人民的

(1)沈家本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篇、《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和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書之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書》文字雖然不多，但內容龐雜，其中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法治等等諸多重大問題，可謂洋洋大觀。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

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托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三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贊許，並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❷ 結合法律的重要性以及我國現狀，談談全民守法對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意義

法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全民守法是法治的重要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全社會成員的共同意志為內容形成的法律規則體系，其生命力也必然在於全民守法。全民守法，事關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全局的迫切需要，是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起點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迫切需要。

全民守法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法治從本質上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願望和根本利益的反映，因此自覺守法是主體地位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文化傳統的國家，封建文化中的人治、專制、等級等觀念與現代法律精神格格不入。公民進行有序政治參與必須建立在全民守法的前提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需要全民守法去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需要全民守法去弘揚和傳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需要全民守法去推動。全民守法是法治建設從傳統走向現代、從理論走向實踐、從精英走向大眾的必然趨勢。蘇格拉底說：「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守法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行為規范，一種生活方式。近代法學家沈家本說：「法立而不守，輒曰法之不足，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覺地遵守和執行法律是對公民的基本要求。只有全社會成員發自內心地尊崇憲法和法律，憲法和法律才不會僅停留在紙面上。

全民守法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民守法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社會管理的目標在於法的實現。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社會，使社會管理活動依法進行，從而實現秩序、民主、公平和正義。全民守法是政府和公眾在良性互動中實現善治的前提。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各種利益矛盾相互交織，一方面黨員幹部要堅持群眾路線不動搖，使各項決策更加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善於運用法律知識釋疑解惑，善於運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善於運用法律機制理順社會關系。群眾的廣泛參與是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特徵。當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動和調整，公民積極參與社會意識明顯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人在利用互聯網等手段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各項權利時，因為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造成網路侵權。群眾不僅是社會事務的參與者，更是良好秩序的建設者。公民在社會管理中不能扮演消極的、被動的角色。全民守法是群眾有序參與社會管理的保證，只有全民守法，人民群眾才會在社會管理中表現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形成法治共識，社會管理創新才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和法治基礎。

全民守法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客觀需要。守法是全民的責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也是實現公民權利的保障。科學立法是把人民群眾的意願通過憲法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全民守法則是依靠人民群眾把憲法法律付諸實踐。法治建設的目標是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尊重人民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根本體現。人民不僅是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也是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實踐主體。只有堅持全民守法，才能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使人民群眾遵守法律的現實的和潛在的積極性得以充分調動，從而在全社會形成憲法至上、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全民守法的核心就是依法行使權利，積極履行義務，使自己的全部活動都在法律范圍內進行。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流動性增大，社會利益多元化、利益格局分層明顯，公民對涉及自身利益和權利問題十分敏感，公民通過法律渠道表達訴求、運用法律武器維權的意識越來越強烈。全民守法是一種積極主動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理性表達和捍衛權利的動態過程。只有堅持全民守法，才能夠將人的需要轉化成法律上的權利。守法與維權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守法是維權的有力保證，而維權也必須依法進行。人民群眾在通過信訪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的同時，必須維護黨和政府的威信，維護社會穩定。

全民守法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的內在要求。一個有活力的穩定社會必然是一個全民守法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律是規范市場行為、調節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良好的社會秩序不僅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人口有序流動、物流資金流安全，而且也有利於增強人們的競爭意識、開拓能力和創造力。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不僅有利於化解各類矛盾沖突，而且也有利於促進每一個人的全面發展。

❸ 沈家本的"法治"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重視法理學研究
清朝末年,為了適應改革法制的時代需要,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視法學研究。他把法理學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導。要明法必須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徑就是提倡法理學研究。沈家本認識到近代各國法律著作浩如煙海,在龐雜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學家只有「會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歸一」,尋找到切中時弊的葯方。
沈家本不僅從司法實踐和法制改革方面強調法理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通過法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說明恢復和發展法理學的必要性。法理學從戰國時期最為發達到清朝法學逐漸衰落。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紀昀(曉嵐)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僅所收法律書目甚少。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視法學為無足輕重,其餘小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沈家本認為,及時恢復和發展法學,在清朝末年尤為必要。沈家本已經覺察到,法律和法學發達與否,與政治關系極大。法學盛衰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兩方面: 一、「法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法學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盛衰,也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二、沈家本意識到,在法律與政治的關系中,主導因素仍然是政治。政治腐敗,就會產生「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的現象。歷史上法學繁盛時期,都是與統治者重視法律、提倡法學分不開的。為了推動法學的發展,沈家本極力主張恢復律博士這一官職。沈家本渴望法理學能夠在中國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託在清政府的所謂「憲政」上。
沈家本對於法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但是他沒能說明法的產生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他不僅從表現形式方面探討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極為重視法的內容與作用。認為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且實行法治要以仁道為宗旨。他種思想明顯是與「惡法優於無法」的論調有別的。他的法權統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義等級特權觀念，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而且認識到不應以法律泄私憤，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和許多儒家賢哲一樣，也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執法的問題，持平執法，不僅會彌補惡法，而且也會使社會安定。而這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取決於執法者。所以他很重視法律人才的培養。
二、確立中西結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則。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學習西方法學理論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學界也是「名流輩出,著述日富」。沈家本以此說明西方法學確有可學之處。沈家本提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他反對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堅持下，它們也在大清律中被廢除了。對於在菜市場上執行死刑，他也極為憤慨，認為它是對於社會沒有好處的。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對比附，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體現，這說明他的思想在當時之先進與正確。改良監獄，認為應該是感化人，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法律觀的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德主刑輔、以仁統法的法律思想,對封建末期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近代中國法學和法律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由沈家本負責修訂的新法,雖然由於「禮教」派反對而大多數沒有被頒布實施,但他在法學上的建樹是應當肯定的。

❹ 論述中國古代法律上禮治與刑治主義的關系及主要表現

在中西法治思想中，由於法治的概念的差異，法所包含的內容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傳統法治思想中的法主要是指刑法，在很多時候刑就是法的代名詞。"刑，常也，法也。"中國歷代法典，其主要都是刑法典，"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與此不同，西方法治思想中法的內容有"實在法" 與"自然法"之分，實在法是指世俗社會由國家機關定的法律，它只有合乎自然法所體現的正義，才稱做法，否則就是"惡法"，而惡法非法，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永恆的法，它既是評價實在法好壞的價值標准，也是刻在人們心坎上的理性光環。在這里，西方"法"的外延無疑大大大於中國"法"的內容，西方自然法的含義同中國的法的內容無論在價值上不可同日而語，也不具有可比性。單就西方"實在法"的范圍而言，也比中國傳統法的內容要豐富得多，它包括刑法法規、民法規范、司法法規、行政規范、教育法規、婚姻家庭規范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規范和原則。沈家本告誡世人，西方"法"的內涵不單單是"刑"，他總結道："說者謂西文』法』字於中文中有』理』、』禮』、』法』、』制』之異譯，不專指刑法一端"。在西方法的內容中，似乎也包含著中國傳統"禮"的內容。同西方綿延不絕的法治傳統相比，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統治模式則是"禮法互補"或者"禮主刑輔"，甚至認為中國傳統之"禮治"具有普世價值，"未來社會秩序越來越倚重於』禮』"。而有的學者則認為"禮治是人治的基礎"，從法治與禮治的基本價值的相異來說明"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要清除』人治』的影響，必須破除封建』禮治』觀念"。進而，有的學者提出從傳統中國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便是從禮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轉變。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法治與禮治的關系，中西方禮治與法治的不同，以及中國現代思想的轉型？

首先，應該明確何謂"禮"？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對禮的論述最為集中和系統，"禮者，養也"。養，也就是供養和給養。具體而言，"禮，就是人們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也包括音樂文采等精神需要。禮，就是為了滿足這些慾望和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規范。"

而"禮治"便是統治者按照"禮"所規范的社會等級次序和人倫關系來治理國家。禮治秩序從一定意義上而言，強調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所以它並非排斥法律的作用，而是認為禮治的作用更為根本，能夠使之對社會成員的控制由肉體轉向精神。"禮治"同"德治"一樣，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與自守；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重民保民。而且，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使專制主義披上了溫情的外衣，以強大的宗族倫理來緩和中國傳統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進而言之，"人治"與"禮治"有著密切但非普遍性的聯系，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正是"禮治"秩序的存在為"人治"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剛性支撐；但是，從整個世界文明的進程來看，"人治"社會的存在並不是總是由"禮治"秩序來得以保全。中國也並非"從政治學的方面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從社會學的方面看，是一個』禮治』的社會。""人治"、"禮治"之謂皆出自政治學方面的考量，這也是傳統中國政治滲透社會的明證。

同西方的"法治"相比，中國"禮治"觀念在形成發展的脈絡、崇尚的基本價值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的差異。就其形成的基礎而言，中國古代的"禮治"是建立在宗族倫理觀念之上的等級秩序和權力崇拜，而西方"法治"是建立在自然權利觀念之上的平等秩序和權力制衡。就治國模式而言，中國古代的"禮治"強調以人情為核心，以道德為基礎，強調統治者道德表率作用於立法建制。中國古代設法立制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和諧社會， 可以說政、法是治標，德、禮才是治本，對社會的治理是由里而及表。而西方"法治"是以理性為中心，以制度為基礎，社會治理由表及裡。在當今社會，"禮治"中所浸淫的"天人合一、禮讓和諧"的道德精神和"治人治其心"的治國理念是推進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乃至法治文明建設的不竭動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禮治在當代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決不能因此認為"禮治"具有普世之價值。更重要的是，禮治秩序中對人情的關懷和對等級的維護構成了中國邁向法治的社會的巨大障礙，法治社會所倡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往往會因為受傳統觀念之"講人情、不講規則"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影響而如履薄冰、寸步難行。儒家內核之"禮治"觀念同現代政治文明的大體相悖則成為學者在文化層次上否定"中體西用"論的主要依據。在由中國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禮治"觀念總體上終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是其中所浸淫的道德理念將分別滲透於"法治"和"德治"的價值之中。

❺ 近代意義上的法制原則始於什麼法

近代意義的法律體系的出現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訂法律之後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號寄簃,浙江歸安(吳興)人。光緒進士,曾任刑部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訂法律大臣等職。沈系清末法學名家,撰有《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等許多法學著作。本文擬就他主持清末修律的成績和有關的法律思想,略作論述。1
20世紀初年,清王朝在危機加劇、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為苟延殘喘,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被迫改變統治策略,於1901年宣布實行他們原來所深惡痛絕的「新政」和「立憲」。修訂法律就是實行「新政」、推行「憲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近代法律體系的思想淵源
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濟法產生於這個時代，有它的理論背景和特定的社會背景。這個特定的社會背景就是：受近代啟蒙哲學和古典經濟學深刻影響的近代法律體系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局限性。經濟法的出現就是為了克服傳統法律體系的局限，使法律與已經發展的社會經濟和已經改變的社會道德觀念重新吻合起來。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經濟法的產生是對傳統法哲學和經濟學以及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石上的近代法律體系反思的結果。
二.近代法律體系的特點
（1）基於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將法律分為公法、 私法兩大法域。其中，以調整私人關系，保護私權為目的的，為私法；規范國家行為限制公權力擴展的法律，為法。
（2）在公法領域，在建立現代民主政體的基礎上， 強調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約束。
（3）在私法領域，基於人人平等、同質的假設， 對民事主體進行高度的抽象，並在此基礎上構築權利義務體系。

❻ 沈家本法律改革思想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 「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1 ] 。

一、融會中西、兼收並蓄: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概述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從「法與時轉」、「法與時宜」的觀點出發,他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認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於世?」[2 ]也就是說,學不分新舊中西。這就是他反對門戶之見,對待中西學說的態度:

「今者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朝廷設館,編纂法學諸書,將改弦而更張之矣。乃世之學者,新舊紛,各分門戶,何哉? 夫吾國舊學,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要旨,已在包涵之內,烏可弁髦等視,不復研求。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

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保守經常、革除弊俗,舊不俱廢,新亦當參,但期推行盡利,正未可持門戶之見也。」[ 2 ]沈家本還從實踐與理論的關系指出中學「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不明學理,經驗者無以會其通,不習經驗,則學理亦無從證其是。經驗與學理正兩相需也」[ 2 ] 。正是由於中國古代法學與近代法學各有所長,所以法學者應當「保其所有而益其所無。」[ 2 ]正是從這種態度出發,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2 ]的修律原則。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他對兩派都提出批評:「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興深明法之原本,不過籍以為炫世之具,幾欲步亦步趨亦趨。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為事事不足取。」[2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2 ]

二、仿行西法: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重心

如前所述,沈家本既反對單純推崇西法;也反對一概摒棄西法。可是在仿效外國和遵循傳統這兩者之間,筆者認為沈氏的態度並不是兩者並重。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沈氏更為強調仿行西法,甚至以「折沖樽俎,模範列強」作為變法的宗旨,以西方法律為標准,把變法修律等同於制定西方化的各種法典。

沈家本生活在19 世紀末,經歷了外國侵略帶來的掠奪和屈辱,目睹了中國因為落後被列強侵略、掠奪,江山殘破,民不聊生的局面,危難的局勢激發了他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強國富民的價值追求,而這種意識和追求又推動了他尋求治國安邦之道。沈氏為了解除內憂外患,拯救國家危亡,當然就推崇西方法制,希望清朝統治者仿效外國,治理國家。不過,沈氏更為偏重仿行西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首推長期困擾清政府的領事裁判權問題。

所謂「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乃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在強迫中國與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依照這種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只能由該國領事,或由其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據其本國法律裁判。

作為近代中國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重要標志,領事裁判權使中國的司法主權遭到嚴重破壞,在近代中國,領事裁判權制度是西方列強蓄意踐踏中國主權,通過侵略戰爭,用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強行建立的。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正式確立於1843 年7 月22 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則》及隨後簽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規定:英國僑民與華人「倘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實情,即為秉公定斷,免滋訟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 3 ]這是西方列強在華取得領事裁判權的第一個條約依據,它的訂立,標志著領事裁判權制度在中國的產生。此後,列強接踵而至,疊相效尤。領事裁判權的適用范圍也越來越大,外國領事取得了觀審權、會審權,以及會審公廨中的司法審判權,以致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就外國之裁判」[ 4 ]的奇怪現象。這正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深刻寫照。

領事裁判權不僅破壞了清政府的司法最高主權,也給清政府造成了難以吞咽的苦果。涉外案件由於對中外雙方適用法律、司法管轄都不同,致使民眾生命與財產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沈家本所編《刑案匯覽三編》,特置《中外交涉刑案》一卷,已痛切感受到這種危害。更讓清政府揪心的是,領事裁判權直接危害了清朝統治。由於領事裁判權的存在,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內,清王朝的政治和司法權力管轄不到,就在這所謂的「國中之國」,為那些對清政府不滿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有了一定程度暴露對清朝廷不滿的自由。因此,不受清王朝法權管轄的各口岸租界,特別是上海租界,成了民眾,特別是資產階級鼓吹改良或革命的言論之地。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派、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派,都利用過租界。對資產階級在租界的活動,特別是革命派的反清活動,清王朝既惱火又無可奈何,清王朝封建統治者的這種心境,在著名的1903 年上海蘇報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5 ] 。

自清政府意識到領事裁判權的嚴重危害後,領事裁判權問題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而在1902 年清政府對外續訂商約時,英、美、日、葡四國又對中國發出了迷人的誘惑,四國聲稱:如果中國能整頓本國法律使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他們即允棄其治外法權,「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以期

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6 ]由此,回收領事裁判權成了沈家本變法修律最重要的動因。誠如沈家本所言:「夫西國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為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即受乙國之裁判,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判,轉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當幡然變計者也。方今改訂商約,英、美、日、葡四國,均允中國修訂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權,實變法自強之樞紐。臣等奉命考訂法律,恭譯諭旨,原以墨守舊章,授外人以口實,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長駕遠馭之效。」[ 7 ]

強國無術的清政府對列強的誘惑深信不疑,於是慈禧太後頒布了變法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 ]慈禧的變法上諭以不可違抗的命令限定了沈家本變法修律活動的范圍,把中國法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妥為擬議」,如此修律完全不顧中國的社會狀況,不是以繼承改造中國舊有法律為出發點,無異於把法律的變革等同與法律制度的西方化。所以說沈氏主持的清末變法修律不是中國法律的自行轉變,也沒有把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出發點,而是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為目的的。伯爾曼曾就法律革命的論題說過:「法律中大規模的突然變化,即革命性變化,實際上是『不自然的』。」[9 ]總體上而言,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變法修律是中國法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不自然的」變革,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重心亦無疑是仿行西律,移植西法。

三、融會中西: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合理性證明

沈家本仿行西法的法律變革思想,必須經過充分的論證,才能為統治者所接受,才能真正地付諸具體的條文之中。沈家本要面對他的反對者的質疑:如果移植西方法律,不就是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否定嗎? 對此沈家本的態度是「折衷各國大同之良規,兼乎近世之最新之學說,而仍不戾

乎我國歷世相沿之禮教民情。」[ 10 ] 沈家本論述一項法律變革方案,往往從中國古代的法律入手,追及三代之事,以證明此項變革在古時已有根源,然後概述西方各國對此的法律規定,進而力陳當今法律之弊,最終證明此項法律變革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沈家本的策略是以中國法律比附西方法律,藉此溝通中西法律,以引入西法。沈家本考證傳統法律的淵源、挖掘中國傳統法律學說中的精義,使之與西方法律在學理上和規范形態上趨於一致,進而把西法的規范變通為中國固有之物。此種措施其立意在於會通中外法律的學理基礎,使外國法律規范易於為中國國民所接受。因此,筆者認為, 「融會中西」是「仿行西法」的論證方式和手段,是為了證明「仿行西法」的合理性。

為了消除法學界內部的門戶之見,沈家本曾列舉大量例子,論證「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 11 ] ,「舉泰西之制,而證之於古」[ 12 ] 。

如法治學說,他指出:法治並不是西方的獨創。《管子》就有:「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又:「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還有:「先王之治國也,使法不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這些都「與今日西人之學說流派頗相近」[ 13 ] 。因此,西方學說中的法治主義,中國古代早已有人持論,只不過宗旨不同罷了。

可見,沈家本的論證方式是在中國傳統中尋找現代化的依據。因此愈是變革,愈是符合自己的傳統。從這種論證方法,我們可以看到沈家本在變革法律中為排除阻力,使自己的建議能被接受而做的努力,並體會到他始終貫徹如一的貫通古今融會中西的變法思想。

可是,沈氏以西法比附中法,在合理之外,又顯得比較牽強。他曾以《周禮》中的「三刺之法」比附西方的陪審制;以漢之讀鞫乃論,唐之宣告犯狀比附西法的刑之宣告;以唐宋時期刑部和大理寺的分工,比附西方行政與司法的許可權劃分。沈家本甚至將把「日本全國新制,萃於《法規大全》一書」,視為是即《周官》、《通典》、《會典》諸書之流亞也。沈家本的這些不成熟乃至錯誤之處,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減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

四、傳統與現代化之博弈:沈氏無法解決的難題

如前所述,沈家本的變法修律沒有把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出發點,而是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為目的的。他將中國法律的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於是修訂新律「專以模仿列強為宗旨」,顯示出極力仿效西方制度的傾向,卻忽視了中國法律的本土化發展,沒有把法律置於民族利益和社會文化的視野內加以分析。結果就是,他雖然使中國法律具有了近代化的外殼,卻在移植外國法律的過程中中斷了中國法律的傳統性。他所修訂的新法律與傳統的價值觀念格格不入,無法深入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去。

可見,我們在研究沈家本的法律變革思想時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也是沈氏始終探索的一個問題就是:依據什麼樣的標准來改造中國傳統的法律,中國的法律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化這兩者之間的博弈? 沈家本迫於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壓力,又出於對西方法律制度先進性的認識,他認為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標准就是西方法律制度。沈氏眼中的法律現代化是從外國移植來的,而不是在中國本土社會生長出來的。因此,沈家本無法解決的是法律移植與本土資源,法律文本與法律實踐的脫節。雖然全面移植西法,但法律實踐仍按其舊,更有學者認為新法

的好處未得,原來的鄉土社會的「禮俗秩序反面遭到破壞」[ 14 ] 。

然而,法律是深植於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它不是一個完全獨立存在的體系,而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法律的發生、發展與變化無不受制於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這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

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與現代化始終是一對難解的問題。傳統文化在法制領域雖已喪失了主導地位,但它仍在深層次上影響著現代社會的法意識、法心理、法價值。我們不僅要比較研究外國的法思想、法制度、法文化,也應該充分重視研究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注重回應改造中國現實的需要,西方的法律制度不是現代化的惟一標准。

❼ 談談沈家本實行資產階級法治的主張

清朝末年是中國古代法學向近代法學轉變的重要時期。沈家本在這一時期負責主持修律工作，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法學的成果，這使他的法學思想迅速向近代化發展。由於沈家本在法學方面的長期探索和傑出貢獻，所以他的法學思想的近代化在中國法學近代化的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筆者翻閱了沈家本的部分論著及今人對沈氏的研究成果之後，認為沈家本法學思想的近代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沈家本吸收並闡發了西方近代權力分立的法學思想

權力分立的法學思想是西方近代法學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一思想在沈家本之前已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在中國作了初步的傳布。康、梁等人要求變法維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在中國實現「三權分立」的法學思想。沈家本在康、梁等人傳布的基礎之卜，對此思想做了更加具體的闡述。沈家本借清朝末年最高統治者不得已而同意實施憲政的機會，積極主張在中國實現政刑分離，司法獨立。他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的《酌擬法院編製法繕單呈覽折》中指出：「東西各國憲政之萌芽，俱本於司法之獨立」。他認為：清朝官制「以行政而兼司法」，不符合推行憲政的要求．他主持制定的《法院編製法》明確規定各審判衙門「獨立執行」司法權，行政主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審判」。沈家本還從中國歷史卜尋找政刑相分的依據，他認為：「成周官制，政刑權分。教官之屬，如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各掌其所屬之政教禁令，此持政權者也。刑官之屬，如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掌其所屬之訟獄，此持刑權者也。」「近日歐洲制度，政刑分離，頗與周官相合。」他認為：漢、唐至宋代，「刑部隸於尚書省，乃行政之官，大理則裁判之官。漢代刑獄掌於廷尉，尚書出納王命而已。唐時大理斷獄上刑部，覆於中書、門下。宋時刑部設審刑院，大理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上中書，中書以奏天子。是其時中書為行政，大理為司法，刑部特於中書、大理中間作一樞紐，惟有詳議糾正之職，而初不幹預審斷之事，其界限尚分明也。」元代「不設大理寺，始於刑部置獄」，「司法、行政遂混合為一。」明代雖然重新設置了大理寺，但「天下刑名皆歸刑部，大理寺不過復按之而已」，從此「司法行政混合之制」，「不可復分矣」。清代因襲明制，司法行政「遂為純一混合之制」。沈家本還借《名臣奏議》中周林等人的評論，指出了元、明、清時期行政官和司法官職掌許可權混合的弊端，並認為：「混合之制，古人早議其非，不自西人始也」。 在清朝末年的時代背景下，沈家本吸收並闡發西方近代權力分立的法學思想，沖擊了中國古代君權至亡的封建法學思想，促進了中國法學的近代化。

二、沈家本吸收並實踐了西方近代部門法學方面的理論

中國古代的法學家沒有提出過同於西方近代法學中的刑法、民法等部門法學方面的理論。古代法典都是刑法、民法等法律混合編纂的渚法合休的形式，沒有根據調整的對象和方法的不同而編纂的獨立的刑法典或民法典。西方近代部門法學方面的理論和按部門編纂的法典傳人中國之後，中國始有人倡議按部門制定法典。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曾率先提出：「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門。其民法、民律、商法巾則、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無律法，吏民無所率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尤，而事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采定各律，以定率從。」「在這里，康有為已要求設立專門機構，制定各種部門法律，但他對部門法學的理論尚未進行深入的研究和闡述，也未能付諸實踐。沈家本主持修律後，才對部門法學的理論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闡述。沈家本在《進呈刑律分則草案折》中對中國古代法典的特點和專定刑律的必要性作了論述。他認為：中國」往昔律書體裁雖專屬刑事，而軍事、民事、商事以及訴訟等項錯綜其間。現在兵制既改，則軍律已屬陸軍部之專責；民商及訴訟等律，欽遵明諭，特別編纂，則刑律之大凡，自應專注於刑事之一部「」在刑事訴訟律草案的卜奏中，沈家本淪述了刑事訴訟律的重要性及歷史淵源。他認為：「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蓋刑律為體，而刑訟為用，二者相為維系，固不容偏廢也。中國第有刑律，而刑事訴訟律向無專名，然其規程，律文中不少概見。李悝《法經》有《囚法》、《捕法》，《唐律疏議》謂：《囚法》即斷獄律，《捕法》即捕亡律。此即刑訴之權輿。漢魏以降，篇目迭更，亦暨宋明，代有修改。其中如告劾、傳覆、繫囚、鞠獄、討捕、斗訟諸律，規定綦詳。我朝欽定《大清律例》，亦列訴訟，斷獄、捕亡等目。是中國未嘗無刑事訴訟律，特散見於刑律之中，未特設專律耳」。在《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的上奏中，沈家本對民事法律的重要性作了論述。他認為：「司法要義，本匪一端，而保護私權，實關重要。東西各國法制雖殊，然於人民私權秩序維護至周，既有民律以立其基，更有民事訴訟律以達其用。是以專斷之弊絕，而明允之效彰。中國民、刑不分，由來已久，刑事訴訟雖無專書，然其規程，尚互見於刑律；獨至民事訴訟，因無整齊畫一之規，易為百病叢生之府。若不速定專律，曲防事制，政平訟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無阻礙」。在此奏摺中，沈家本對民事審判管轄、訴訟程序等具體問題也從法理上作了論述。

沈家本在吸收並闡述部門法學理論的同時，先後主持制訂了《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部門法律。盡管這些法律由於清朝的迅速滅亡，當時沒有得到實行。但它們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到來。而沈家本主持制訂部門法律的實踐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它開創了中國法律史的新紀元，是沈家本吸收西方部門法學的理論，促進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卓越貢獻。

三、沈家本較早地採用了中西法制比較研究的方法

沈家本之前的中國法律學家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是經義註疏、文字考證或應用中國各朝法律進行相互比較研究的方法。沈家本突破了這些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較早地採用了中西法制比較研究的方法。這使沈家本研究中國歷代法制的眼界比他的前輩法學家（如薛允升）更為開闊，也使他在某些問題的評論上比他的前輩法學家更有見地。例如，他在考證了周朝的教官和刑官的職掌之後，認為「其職守不相侵越，故能各盡所長，政平訟理」，並進而認識到：「後世政刑叢於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之勢，況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長於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於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吏治之日下，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在這里，沈家本已從制度上尋找「吏治日下」的原因，他的見解是比較深刻的。又如上文所談及的沈家本在部門法律方面的見解，都是超過他的前輩法學家的地方。但由於沈家本對西方近代法制的精神實質、社會基礎、文化背景了解不深，他在採用中西法制比較研究方法時，又往往有牽強附會的地方。如他認為近代歐洲政刑分離，頗與周官相合；唐宋時期刑部、大理寺在處理問題上的分工就是行政與司法許可權相分等等。由於認識上存在偏差，所以盡管沈家本已看到了「考古制以證今日，東西各國之制本難強合」的實際情況，但他仍認為中西法制「其中用意未嘗無相合者。特古人不立主名，又無人推闡其說，其意或明或晦，不若今之西人喜恢張其科學以炫世人之耳目，而世人亦遂奉其說而尊為鴻寶。迨智者探厥微眇，其中亦得失相參，正未可以耳為目也」。他還批評說：「今人侈談西政，輒謂曠古無疇，其墨守舊聞者則又極口菲薄，其亦即遺經而一考之乎廣『乃淺識之士，極口詆謀，殆未即古今之治跡，一詳考而深察之與」。這些議論表明沈家本對中國古代法制與西方近代法制的差異的認識是不深刻的。今天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沈家本的中西法制比較研究，盡管他有不成熟甚至錯誤的地方，但他的探索仍給後來者留下了不無益處的啟示。

❽ 沈家本 依法治國

中西方法制的「冰人」： 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別號寄簃。浙江歸安(今湖州吳興縣)人。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職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得父親之提攜，24歲的沈家本進入當時的最高法律機關———刑部，任郎中，開始接觸律例。其間，歷經磨難的沈家本，先後考取舉人、進士。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閱歷後，1893-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1902年，受當時三位朝廷重臣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聯合舉薦，沈家本與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們的舉薦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

出任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在此後的十年間，親歷親為，拉開了大規模修訂法律活動的序幕。其間，沈家本改刑部律例館為修訂法律館，建立了近代法律改革的組織機構。同時，大量招聘留學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譯西方各國的法律，盡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狀況，完成了修訂法律的前期准備工作。與此同時，沈家本參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著手刪改舊律，包括禁止刑訊、廢除重法、刪減死罪條目、改革行刑體制、刪除奴婢條例、禁止人口買賣、統一滿漢法律、完善秋審制度等，努力實現著清政府提出的「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標。與此同時，沈家本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貢獻，奠定了在中國法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並博得「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的美譽。鑒於此，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楊鴻烈稱其為「媒介中西方法制的一個冰人(媒人)」。

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法律向近代轉型時期的標桿式人物，得益於沈家本「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會通」思想。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證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在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於世。」至於怎樣實現中法與西法之間的會通呢？沈家本堅持認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為之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為之愚。」在改革的過程中，虛心豁達，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放置到同一個平台上，一體同視，擇善而用，綜合考訂，並由此來推演中國近代法學的發展之路，這對於出身官宦之家、自幼熟讀史書、受儒家正統文化影響至深的沈家本來講難能可貴，更是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忘記其開創性貢獻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法治文明源遠流長，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潮」，沈家本保持了堅定的述古立場。他對中國古代法律典籍進行了全面的考證與梳理，對古代法制之歷史演進、歷代法治之沿革得失，皆有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最能表現沈家本以法為業、博古論今的著作是《法學盛衰說》。沈氏在總結歷代法(律)學與政治之關系得失後，提出「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他進而推論說，法學盛，未必政盛。但法學衰，則政必衰。而法學衰的一個根本原因，乃是立法者自己不守法，「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沈家本自己的法制理想，則是「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將法學之盛衰與政治之興盛關聯起來，在清末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對於推進法制進步，意義尤為重大。

在清末法制改革過程中，有兩次大的思想辯論，即「部院之爭」和「禮法之爭」，沈家本都直接參與其中，引經據典，宏論中外，闡幽發微，啟迪智慧，將近代法制理念牢牢地植入古老的中國社會。「部院之爭」發生在1906年官制改革中。當時，改刑部為法部，專任司法。改大理寺為大理院，專任審判。沈家本被委以重任—-署大理院正卿，負責籌設大理院。但法部所掌司法范圍，大理院所掌審判范圍，兩者如何劃分，官制改革方案並沒有正式解釋。由此，(法)部與(大理)院之間在審判許可權、人事任免、行政事務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論爭。「禮法之爭」是圍繞《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的有關規定而發生，作為法理派代表人物的沈家本與禮教派的張之洞、勞乃宣，對舊律中一些根本制度如十惡、親屬相容隱、干名犯義、親屬相犯、無夫奸、子孫違反教令等問題作出了符合近代法制理念的刪定。禮法之爭，實際上是外來法律與傳統法律的文化之爭、新律與舊法的制度之爭、個體權利與家族倫理的思想之爭。

作為傳統法學的集大成人物，沈家本對於近代法學發揮了植基作用，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歷時性作用。1910年，中國近代第一個全國性的法學學術團體———北京法學會成立，德高望重的沈家本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次年，第一本近代意義上的法學雜志———《法學會雜志》發刊。當時的革命風暴已經形成，形勢岌岌可危。但殘缺的政局並沒有影響法學的發展，也沒有影響以學會和雜志為載體的法律人團體的生成。民國成立後，耄耋之年的沈家本為復刊後《法學會雜志》題序。行文的最後，他說：「余雖老病侵尋，不獲於法學界有所貢獻。而竊喜斯會之己廢而復舉也，因述其緣起如此。異日法學昌明，鉅子輩出，得與東西各先進國媲美者，斯會實為之先河矣。」對中國法律的復興、近代法律人的成長和近代法學的發展寄託的無限情思，躍然紙上。

❾ 沈家本監獄思想

沈家本是中國近代監獄改良的先驅,他將西方資產階級監獄思想引入中國,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正統獄政思想的范疇,把中國監獄制度推向了近代.沈家本監獄思想蘊含著先進的獄治理念,認為監獄管理狀況是國家文明進步的標尺、對罪犯應施以感化教育、主張監獄官吏必須進行專門培養等思想內容,對於當代文明監獄的創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借鑒作用.
沈家本的著述十分豐富。他的法律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行資產階級法治主義
沈家本是近代著名法學家。他認為，實行資產階級的法治主義，「舉全國之精神，胥貫注於法律之內」。
（一）論法的性質和作用
沈家本沿襲先秦法家的說法，來闡釋法的概念。他說：「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法律是調整人們行為的一種規范，是衡量天下萬物的一種客觀標准。沈家本認為，法律的作用在於治民和治國。
（二）法隨時變，「會通中外」
沈家本認為,法律應該隨著古今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
（三）法須統一、平等
沈家本針對清末制定新律之後，舊律並未廢除，新舊參差，輕重互異，提出斷罪之律必須統一的主張。在適用法律時，也必須貫徹統一、平等的原則。此外，沈家本還主張打破良賤界限，廢除買賣奴婢的制度。
（四）教化為先，以刑輔之
沈家本繼承了儒家的法律與教育相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並結合世界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律乃道德教化之輔的思想。他說：「先王之初，以教為先，而刑其後焉者也。」

二、「平恕」的審斷之本
沈家本十分重視用法「平恕」，執法「得中」。他不但重視立法詳審，尤其是注重嚴格執法。他認為要想做到公平執法，就需要有仁恕之心。從這種仁恕之心出發，沈家本還深入研究了中外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反對嚴刑重罰、用法從寬的思想。沈家本認為，要做到公平執法，必須依法斷罪，反對比附。這樣，沈家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廢除比附援引舊制。

三、「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
沈家本深深懂得，有了好的法律，還要有好的執法之人，才能推行資產階級法治。他得出結論說：「蓋可知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
第一，所有國家官吏，上至中樞長官，下至百里長吏「皆宜知法」。
第二，司法官吏應有專門學識。「治獄乃專門之學，非人人之所能為。」
第三，設置律學博士，教授法學。沈家本十分重視法律教育，特別是他把法律作為一種專門科學看待。

四、法學盛衰說
沈家本十分重視法理學的研究和宣傳，並專門撰寫了《法學盛衰說》，剖析了中國法理不發達的原因。沈家本強調指出，法理學對於立法、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沈家本對於中國法學盛衰的原因，作了較深入的探討。他明確指出了法律和政治的關系是政治決定法律，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法盛政不一定盛，法衰而政必衰。
綜上所述，沈家本法律思想的主流，是民主的、科學的、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特別是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法律與法學的進步思想性質。同時，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法制改革家，具有豐富的治法經驗。他的論著，是我們研究中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史的一份寶貴遺產。

❿ 誰有往年的《中國法律思想史》自考試題啊

2005年7月全國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題_自考真題庫(1)
一、單項選擇題（本大題共30小題，每小題1分，共3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四個備選項中只有一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代碼填寫在題後的括弧內。錯選、多選或未選均無分。
1．西周時期，使神權法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思想命題是（ ）
A．天命無常 B．致天之罰
C．以德配天 D．天下大同
2．西周宗法等級制的核心是（ ）
A．分封制 B．世卿世祿制
C．嫡長繼承製 D．君權神授制
3．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書」，當時反對最為激烈的是晉國的（ ）
A．韓非 B．鄧析
C．公孫僑 D．叔向
4．孔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和出發點是（ ）
A．禮 B．仁
C．政 D．德
5．墨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 ）
A．天志 B．尚賢
C．功利 D．兼愛
6．下列各項，不屬於道家法律思想的是（ ）
A．無為而治 B．道法自然
C．提倡人定法 D．絕聖棄智
7．法家將君主掌握政權和駕馭臣下的方法和手段概括為（ ）
A．法 B．術
C．勢 D．道
8．東漢第一個從理論上系統清算和批判讖緯神學的思想家是（ ）
A．仲長統 B．劉秀
C．王充 D．董仲舒
9．最早提出「禮法名教和君臣制度是一切禍亂的根源」的魏晉玄學家是（ ）
A．阮籍 B．嵇康
C．王弼 D．鮑敬言
10．在唐代，集中批判「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理論的思想家是（ ）
A．韓愈 B．白居易
C．魏徵 D．柳宗元
11．宋代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是（ ）
A．有治人，無治法 B．無為而治
C．存天理，滅人慾 D．德禮政刑
12．在丘浚看來，「明刑弼教」是刑罰的（ ）
A．一般價值 B．普通價值
C．特殊價值 D．根本價值
13．張居正提出「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因此寬容犯罪是（ ）
A．王者之政 B．聖王之仁
C．姑息之愛 D．明刑弼教
14．元朝初年的立法指導原則是耶律楚材起草的（ ）
A．《大扎撒》和《便宜十八事》 B．《陳時務十策》和《大扎撒》
C．《元史刑法志》和《大扎撒》 D．《便宜十八事》和《陳時務十策》
15．「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主張與下列先秦哪位思想家的觀點正好是相對（ ）
A．管子 B．孟子
C．荀子 D．韓非
16．提出「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主張的思想家是（ ）
A．王夫之 B．顧炎武
C．黃宗羲 D．張居正
17．魏源抵禦西文列強侵略的思想是（ ）
A．民主議政 B．師夷長技以制夷
C．更法，改圖 D．廣收人才
18．「天下為天下之天下」的主張出自（ ）
A．龔自珍 B．林則徐
C．曾國藩 D．魏源
19．太平天國最具發展資本主義傾向的綱領性文件是（ ）
A．《天朝田畝制度》 B．《原道救世歌》
C．《資政新篇》 D．《十款天條》
20．在張之洞看來，經術中之「最著者」是（ ）
A．禁止刑訊 B．親親之義、男女之別
C．改良監獄 D．刑罰平，結民心
21．「戊戌變法」的主要目的在於（ ）
A．求強求富 B．改革舊律
C．共和革命 D．救亡圖存
22．「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若手足，司法者譬若耳目」的說法直接體現的法律顧問思想是（ ）
A．君主立憲 B．民主政治
C．三權分立 D．變法維新
23．在康有為看來，「人之犯罪致刑皆有其由」，而使人犯罪致刑的根源正是（ ）
A．大同 B．苦道
C．欲 D．私
24．《大同書》中提出致刑措、達大同的最根本方法在於（ ）
A．設議院 B．開國會
C．去九界 D．行立憲
25．在梁啟超的觀點中，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體（ ）
A．完全不同 B．完全相同
C．部分不同 D．部分相同
26．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完成後，觸發了哪兩派之間的激烈斗爭？（ ）
A．改良派與禮教派 B．革命派與禮教派
C．禮教派與法理派 D．洋務派與法理派
27．在建立君主立憲 、實行三權分立的問題上，康有為著重探討的問題是建立（ ）
A．代議機構 B．司法機構
C．行政機構 D．憲法機構
28．近代中國歷史上，提出「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主張的思想家是（ ）
A．孫中山 B．梁啟超
C．張之洞 D．沈家本
29．孫中山把民生主義歸納為解決哪兩大問題？（ ）
A．土地和人力 B．資本和土地
C．人力和物力 D．資本和物力
30．章太炎系統闡述他對代議制的意見的文章是（ ）
A．《革命之道德》 B．《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C．《代議然否論》 D．《與馬良書》
二、多項選擇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2分，共1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五個備選項中有二個至五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代碼填寫在題後的括弧內。錯選、多選、少選或未選均無分。
31．西周「禮治」的基本原則有（ ）
A．男女有別 B．親親
C．長長 D．友友
E．尊尊
32．管仲提出的「國之四維」包括（ ）
A．義 B．信
C．恥 D．廉
E．禮
33．金世宗慎刑思想的內容包括（ ）
A．斷案當「以情求之」，不以刑訊為然
B．提高審判效率，勿使滯留
C．確立君主最高權威
D．強調宗室與外戚的區別
E．根據犯罪具體情節，區別對待
34．在王夫之的思想中，「三代久安長治」的主要法度包括（ ）
A．封建 B．郡縣 C．井田
D．肉刑 E．君仁
35．在清末禮法之爭中，沈家本為反駁禮教派，主要寫了下列哪幾篇文章？（ ）
A．《陳修訂大旨折》 B．《書勞提學新刑律草案說帖後》
C．《答戴尚書書》 D．《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
E．《法學盛衰說》
三、名詞解釋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3分，共15分）
36．令順民心
37．惟仁者宜在高位
38．三綱五常
39．太平之世不立刑
40．巨之與君，名異而實同
四、簡答題（本大題共3小題，每小題7分，共21分）
41．簡述管子改良周禮的主要內容。
42．簡述荀子「有治人無治法」的思想。
43．簡述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法律思想。
五、論述題（本大題共2小題，每小題12分，共24分）
44．試論《唐律疏議》的法律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45．試述沈家本的資產階級法治主張及其意義。
http://www.stsj86.com/zikaoshitishijuan/falv/61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