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讀後感

⑴ 大變局時代下中國是如何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體現大國擔當行為

在大變局時代，中國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方向，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我們中國的大國擔當和大國責任。

⑵ 四、談談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你對中國外交方略的認識。

我國一向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宗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則；
獨立自主是我國外交的基本立場；
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我國外交的基本目標。
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支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往，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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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

作者：季衛東

豆瓣評分：7.7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14

頁數：272

內容簡介：

《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內容簡介：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以漸進方式演變至今，我們突然發現已經身處「歷史三峽」之中水流更為湍急凶險之處。中國改革已經到達從量變到質變飛躍的臨界點，到了需要進行政治決斷的時刻了。《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是作者近年來發表在報章上的隨筆合集，匯聚了作者對「大變局下的中國以及中國法治何去何從」這一主題的系統思考：通過先法治、後民主的路徑，統籌兼顧、剛柔兼濟，以社會代價最小化的手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軟著陸，從而成功建構起中國民主法治的新秩序。

作者簡介：

季衛東，1957年出生於南昌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後留學日本，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6年任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中國法與政治。

⑷ 國際上對中華法系研究的著作有哪些

《中華法系研究論集》中華法系研究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問題，也是一個難點問題。張晉藩先生作為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開拓者和代表人物，對中化法系的研究也頗為關注。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關於中華法系的論文起，迄今已經發表了十數篇相關的論文。對中華法系的起源、特點、新中華法系的復興等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盡而富有說服力的論述，形成了張先生自己的中華法系研究理路和體系。

⑸ 結合所學內容,談談中國如何應對「大變局」中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如何應對「大變局」中的挑戰與機遇的問題需要從社會主要矛盾以及黨的隊伍建設分析，大變局下的挑戰和機遇，例如：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研判與執政能力成為我國能否「順勢應變」成功應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重要因素。

加強黨的隊伍建設是加強黨執政能力的根本，是解決快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當前，堅持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對黨內腐敗行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現象依法進行嚴懲，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在人類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形勢下，加強對黨內隊伍思想素質與業務素質的培養，使黨的隊伍始終保持先進性，使黨的建設始終與人民群眾的根本需求相一致。

(5)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讀後感擴展閱讀：

大變局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同樣面臨挑戰。中華民族立足於五千多年深厚文化底蘊的發展之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下，傳統文化成為我們堅定方向的重要航標。在世界文化多樣性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加大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繼承與傳播，將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相結合，以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等精神與傳統為基礎，為我國探索新的國際社會相處模式提供理念支撐。

⑹ 大變局下的中國擔當廣受贊許，說的是什麼

大變局下中國擔當廣受贊許，這說明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我們的國家已經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變得更高，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如今，世界正在處於大變局中，既有挑戰，又有機遇，我們一定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大變局中，讓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強大。

這次會議也批判了一些國家的所作所為，例如美國的一些政客，詆毀其他國家的文明成果和在疫情期間做出的努力，破壞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我們面臨許多的挑戰，但是和平依舊是發展的主題，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是不可逆轉的，中國一直在堅持對外開放，合作共贏的策略，相信中國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⑺ 關於當前大變局下中國走向的真實面目

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的基石，是夫子的思想與言行，而記載夫子思想與言行的就是《論語》。很簡單，對儒家的任何品讀，都不如品讀《論語》的重要。要品讀《論語》，就必須首先要走進夫子的時代，否則就無法理解夫子的潦倒至極的命運，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夫子會在幾百年以後竟然一飛沖天的原因。我觀察無數人品讀夫子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找不到進入夫子思想大門的入口，而只在門外一邊想像著遙遠的夫子形象跳舞，一邊津津有味地咀嚼著幾千年來文人與統治階級留下的文獻。究其原因，根本者就在於從來就沒有人真正走進春秋末期的夫子時代，因此在不理解春秋時代的時代潮流，時代精神，更加不理解為什麼被捧為聖人的夫子如此潦倒沒落原因的背景下就一身投進夫子所預設的陷阱去了。因此，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人真正科學地品讀過夫子。
我沒有任何的不良意願去評價任何以前的、現在的、明天的國學專家。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而對於今天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來說，一種米又何止養百樣人？所以，我願意奉獻自己的精血，熬著歷史黑夜的星光，自己一個人走進二千多年前的時光之門，帶著三千年的視角，走到夫子身邊，與夫子不惜一辨，力圖在春秋末期的視野中，出現另外一顆星辰，一起去解讀夫子，解讀時代，解讀中華的命運。
先解決一個歷史謎題，這就是為什麼在世時的夫子潦而不倒？過世後的夫子突然在幾百年後死灰復燃，而且還登上聖人的位置，被人供奉？這裡面得益於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夫子的價值定位是建立在家仇國恨的基礎上的，而夫子的進取力、意志力又太強了、太堅韌了。作為生在魯國的他，得天獨厚地讀了那麼多的古書，而且又因為家門不幸，被人家欺負，因此，把書念得非常的滾瓜爛熟，非常專心致志又一心希望匡正周王室的樑柱子。這種強勁的進取力，再加上被人受辱而一定要出人頭地的意志力，使夫子越受到困難挫折，就越把一切受挫的原因都集中到周制不存、周禮不再的焦點上，於此，使一切向後看的負傾力也愈來愈執著，從而使極端的迂腐主義思想與極端的復古主義主張也愈來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展、鞏固，進而根深蒂固起來，以至到了魯哀公十一年，夫子六十八歲的時候，魯國季康子根據社會需要，欲行「田賦」，夫子堅守天不變，周制不變的極端復古主張，極力反對。
其次，夫子思想能夠復而用之、死灰復燃的原因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夫子對於仁、禮、忠、信、孝等倫理道德描述得實在是太完美，有如宗教終極理想對人的誘惑，因而使後來的讀書人一旦與夫子的著作沾上邊，就很容易受其對禮樂建築起來的世界所感染，從而失去對現實德實質性需求的知覺。二是夫子堅定不移地高舉統治階級的權益，把一切獻給上位者的紅心。歷史上，凡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喜歡儒家、推崇儒家思想的。"為人謀而不忠乎"，夫子將之列為每日"三省"的內容之一，足見其對"忠誠"的重視。當然，人生在世，忠信是不能少的，忠誠度、可靠度、歸依度都很重要。但是，忠誠的關鍵是忠誠的對象，即忠誠於專制集權的統治者，還是忠誠於人民群眾利益，忠誠於時代的要求，還是忠誠於上位者的要求等等。但是，夫子的選擇一如既往，就是周王室，為了周王室的復興，不惜在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時，來召夫子，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夫子還大言不慚地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一個小小的公山弗擾，如何復興東周？真實飢不擇食。但誰又能非議夫子一心為了周王室的苦心呢？哪一個獨裁、專制、集權的統治者不喜歡夫子呢？既可愚民，又可服民，真實夫子可用，一箭雙雕啊！
第三個原因，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今天，如果說夫子不好，容易惹人惱怒，往往群而功之，而絕大部分人是不敢頂著大風前行的。對於今天來說，夫子的思想畢竟延續了二千多年，在世時，風吹雨打幾十年，死後還有眾多的弟子拱護守墓，隨後五百年，雖然一時冷著，但是，跟著就有近二千年的極端聖譽追享。試想想，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除了夫子，還有誰呢？如果要批孔，怎麼批？敵得過幾千年來滲透在炎黃子孫上的文化基因嗎？說夫子偉大，還有豐厚的和諧思想，一方面與時俱進，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稿費，何樂而不為？但是，說夫子不好呢？雖然在中國，還不至於說夫子不好，被扮作斧頭幫的人追殺，但是，如果許多博士圍攻起來，可不是好受的。為此，無數無數的人都在政權的力量催化中，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夫子思想山下的一顆小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早就不能自已，只有跪倒、奉承、贊美的份，更別說存有一顆清醒的心，從而難於對夫子的思想有所客觀了。
但是，舉目四看，再以忐忑不安的心觀照歷史，中國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而著稱於世，可是，在歷史記載以及現實的生活實踐中，會發現歷史傳承下來的更多的是浸在歷史糞池的臭石頭而不是黃金。且看歷朝，道德墮落與淪喪的程度何止是「怵目驚心」！每一次王朝更替過程中而因儒家思想死去的炎黃子孫加起來何止是千百萬？於是，我竊自懷著夫子肯定與中國的治亂更替規律負有大責的天問之心，深潛歷史的真實，在無數的迷茫與黑暗中，豁然發現，流淌在無數慘案後面的鮮血才是歷史的文字，而夫子所作的春秋以及後代儒家信徒留下的文字是偽飾的歷史，遠遠超過夫子想像的冤假錯案里，都血淋淋地寫著「夫子是聖之僵屍者，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法西斯主義」的字樣。夫子站在時代大變局的面前，選擇了往後看的方式，不顧工商業發展的訴求，將社會倫理道德必須重建的時代呼籲置於腦後。特別是，由於夫子與弟子們的極端著力，也由於夫子整理文獻，例如編輯《春秋》、《易經》，把符合自己理想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把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舍棄，而且批他一通，以此將歷史的新生兒踩在腳下的同時，也將堯舜禹以及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的真實情況徹底改編，抹殺了歷史的真相。並以此反倒幫助了一生潦倒的夫子死後榮光萬丈，使他有可能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將自己的思想血脈延續下來。
正是如此，只是夫子把這個閹割炎黃子孫的割刀藏在說得很燦爛的言語句話里。嘿！夫子這個匹夫，表面忠厚，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真是綿里藏針、糖衣炮彈、狡猾奸詐啊！
於此，我緊張了很長一段時間，就「應該如何充足的說服力告訴同時代的所有人？」的問題，拷問著我的內在靈魂，也就是說，怎麼樣帶著信我的，不信我的朋友們一起走進春秋的歷史，讓更多的人看到夫子的真實面目。功夫不負有心人，像夫子說的，天不亡我。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三個入口，為自己走入春秋時代打開了時代之門，不僅僅自己可以走進歷史，與夫子一起探討如何拯救春秋末世的思想主張及其方式方法，而且任何朋友都可以這樣做。一走進春秋時代，發現了夫子很多很多的問題。或許，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只要找對了門路，就會發現展現在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很寬敞起來，就像從廣州的中山八路一直到黃埔港一樣，那麼幾十公里，都是一以貫之，氣如破竹。我很相信，自己的這三個入口是正確的，那麼，若此，堅持從這樣的入口進去與夫子對辯，無論是一萬個博士也是沒有辦法反駁我的觀點的。為什麼？因為，連夫子這個當時歷史的當事人都沒有辦法反駁我，都同意我的觀點，你想想，這些吃夫子飯的門人會怎麼樣呢？那就會樹倒猢猻散，任何的反駁都會是軟弱無力。所以，在這里，首先講一講自己走進春秋時代的三個時代之門。
第一個時代之門，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大變局的分水嶺。我與夫子一起站在時代轉軌的大門口，與夫子一起思考和認識春秋末期的時代特徵和時代走向。
時空無限，思想有界，任何思想都有時代性，可惜的是，《論語》以及其他《春秋》、《易經》都是為復興周王室准備的。夫子不關注人民的現實生存，注重克己復禮，無法包容時代的不同聲音，因此，雖然現實很近，問題很新，但是，夫子卻從周王室角度看春秋時代，從「春秋亂世」角度看周室集權，極端否定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社會現實。以極端向後看的視野，愚民化的主張和純德性的分析，解構春秋時代的社會現象，讓人們拋棄已經獲得的自由權益與夫子一起從新時代走向舊時代。顯然，夫子思考和認識時代很有特點。他的特點就是很有懷舊精神，也就是說，夫子的眼中，以前的堯、舜、禹，及文武之道最好，是只有聖人才能做到的聖域境界，因此，作為一個人，必須要努力往後看，力求復興周王室早期的社會正義。
而我呢，我的特點是堅信亂中有序，春秋亂世的背後就是重新整合社會資源，建立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傾向。因此，這種亂，好得很。所以，站在人們實質性利益的立場上，設身處地，以心比心，堅信大變局時代可以作多種政治實驗，堅信民強才能國富，堅信基本的民生、民權、民富意識已經時代地擺在春秋人們的面前，力圖對夫子不符合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言論進行對辯，並對夫子極力尋求復興周制、美化周禮的思想行為進行批評駁斥。
夫子站在時代急劇變化的浪尖上，有兩個做法是值得稱頌的，卻因其篤守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極其錯誤的。值得稱頌的二點是，一是發憤圖強，夜以繼日，努力吸收以前時代所有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二是躬自入局，對自己總結的東西進行不屈不撓的政治實踐。
夫子一生之中，在其立身行道的實踐理念中，篤守著極其錯誤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一切向後看的方法論原則。夫子從來就沒有樹立起國家本位與人們本位的立場，從來就沒有站在時代發展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從來就沒有張開面向未來的時代眼光，堅定不移地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對以前的堯舜禹傳說，對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思想都照單全收。
第二個原則，政教合一的教育原則。在教育實踐中，內容上，堅定不移地對社會轉型期的舊制度崩盤、新制度尚未建立，社會失范的情況視而不見，反而立志建立以周制、周禮為思想內核的禮樂執政思想，守舊復古，一心想著恢復西周禮制，非常嚴苟地要求處在社會現實運動中的君子們、上位者們執行這些思想主張。行動上，政教合一，隨時准備入仕，不僅僅自己干預國家與諸侯政治，隨便議政，干預政府工作人員的政治與行政工作，「復興東周」，拉歷史前進的倒車，而且也要求學生堅定不移地執著「學而優則仕」的唯一理想，誰不遵從就被夫子訓斥為小人，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從而使後來的歷代讀書人都將自己德命運與做官一起捆綁，出現了無數范進中舉的悲劇，亦直接延緩了中華民族的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與繁榮。
第三個原則，唯我獨尊、唯我獨正、唯我獨真、唯我獨善、唯我獨美的極端自我審視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凡是不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與主張，凡是不符合自己原則的諸侯國君或其他人，都絕對排除於自己視野之外，並進行無情打擊。而符合自己政治理想利益的人，則寧願放棄一些的原則，去將就或者輔佐。如對弟子冉求的打擊，「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來召，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還大言不慚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等等。
第四個原則，結黨為「私」的原則。夫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結黨為「私」的學霸式、黨霸式人物。在大變局時代的政治實踐中，夫子不是以一個純粹教育者的身份出現在春秋時代的，而是相當於一個有自己政綱和組織的類政黨（姑且這樣認為）的首腦身份出現的，他積極從政，積極培養相同政治信仰、極具排他性的，執著於共同政治信仰實踐的「學生」，以群體的力量去落實、推進自己思想的實踐，並與當時不合自己原則的國君和上位者進行毫不妥協的信仰為旗幟的斗爭。夫子的這種很具有新時代色彩的團隊，無容置疑地，確實對夫子思想的推行和得以死灰復燃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第二個時代之門，就是馬克思主義原理中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與時俱進的普遍真理。
當然，這里最為關鍵的是講一講春秋末期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工商業發展與自由平等的關系。
首先從歷史講起。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經濟上實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並以之相適應的是實行周制、周禮。其時，姜太公被封於齊，以治理夷人；周公之子伯禽被封於魯，以圖拱衛周室。姜太公實行開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簡其理」，促成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從而也使齊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明顯的工商業氛圍，崇功利，輕倫理，社會風氣自由開放，整個社會朝注重實用、實力、實利的社會意識形態轉變；而伯禽「變其俗，革其禮」，推行嚴格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治制度，亦以此使魯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周王室的政治文化特徵，社會風氣保守迂腐，因循周禮，注重教條，不思也不想變通。
到了春秋後期，分封制已開始崩潰，工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人們在諸侯國之間廣泛流動，商品交往、人與人交往變得十分輕松而且頻繁。如夫子朋友原壤的母親去世以後還大聲歌唱，闕黨童子「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等等，都是社會走向自由平等與民主民治的新現象。
工商業的發展與自由平等的滋生就像父子一樣，相互依存。在春秋後期，以工商業為新的生產力方式作用下，不僅打破了諸侯國之間封閉的狀態，而且在新生產力的催化中，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獨立自由意識增強。另方面，亦使一些工商業發展較快的諸侯國獲得了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他們賴此各自為政，也不聽周天子，而且周天子也叫不動他們，他們自稱霸主。
例如，偉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齊國支持國家發展工商業，說服齊恆公依靠商業和手工業積累錢財，而使齊國變強，如當時的臨淄城內，「農有條粟，女有條布」，「以粟易器械，紛紛與百工交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非常繁榮興旺的景象，齊國亦於此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這極大地震撼著以分封制和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周王室政權，整個社會呈現出周天子名存實亡，政令不出朝廷，周制、周禮實際上已經在政治制度上崩盤，呈現出各諸侯國各自為政，弱肉強食，互相兼並的千年大變局的現象。這就是春秋時期「禮樂崩壞」的經濟原因。
春秋戰國，戰爭雖然紛繁不斷，但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中，微微從東方山地上露出兩道歷史向前進的強光，一是工商業急速發展，呼喚著新制度為它們守護衛航；二是社會的自由平等意識正在人們思想意識中生根發芽，此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第一次最為燦爛的時代。雖然當時有幾個諸侯國的改革人物，如吳起、、商鞅、李悝等等，都是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如李悝在魏主張禁止「技民之巧」，商鞅在秦提出「重農抑商」，如對鹽業的管理。但是，整體上，春秋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經歷大秦帝國的統一，以及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完全可以說，這種自然形成的以工商自覺為導向的特殊時期，也是有可能象古希臘文明一樣，依賴於逐步發達的工商業，作為工商業之子，即自由平等的時代精神一定會得到護佑，從而健康成長，逐步使整個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中華大地亦有可能像歐洲一樣，各國林立，今天討論的核心洲策不是哪一個國家尚沒有實現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歐洲一體化，制定和通過統一的歐盟憲法、歐盟通貨等等問題了。
可幸的是，大秦帝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沒有徹底地摧毀中華民族的工商業，而且秦相呂不韋，以及漢帝劉邦都是出生於工商業世家，他們的政治實踐以及行政實踐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有三個罪人，第一個是孔夫子，第二個就是漢武帝，第三個就是朱熹，而最大的歷史罪人則是漢武帝。漢武帝是中國封建社會極端重農抑商的政治人治制度的完成者，到此，中國工商業發展走到了重農抑商的制度規約時代。政治制度方面，在傳承秦制的基礎上，推行推恩制，徹底瓦解了地方權力對中央的挑戰實力，集權政治更具規模；思想方針上，推行以重農抑商、學而優則仕的根本內核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萬馬齊暗，同時推行賣官鬻爵制度。經濟制度上，徹底地打擊和摧毀工商業，全面實行鹽,鐵,酒只由政府經營，執行「算緡法」、「告緡法」、「平準法」,政府向商人,富人徵收財產稅，由政府控制。司法制度上，施行董仲舒倡導並實踐的「春秋決獄」制度，即按夫子所著的歷史著作《春秋》作為判案的依據，以此使秦朝以來以吏為師的夢想得以實現。官吏的自由裁量權大得不得了，伴隨「春秋決獄」制度的是「上請」制度的出現，重大案子，向上請示皇帝定奪。官吏因之貪贓枉法，國家治理章法全無，名為「以德治國」，實為最高統治者皇帝與各級官吏集權專斷。
從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形成。這個總規律就是王朝更替規律，或者說就是黃宗羲現象。這個規律本質上是由工商業與儒家思想的矛盾內在激發而形成的，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儒家思想發達的時代，工商業一定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時代，也是只有與官商結合才能生存的時代，亦一定是非常專制集權的時代。其二，工商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文化與守土經濟（即固守在農村，固守著農田進行生產的經濟）為代表的舊經濟、儒家文化，不斷地此消彼長，工商業一得到發展，人們的自由平等意識增強，於是專制王朝崩潰，接著以趕盡殺絕的戰爭消滅大量的生產力和工商業，在消滅生產力和工商業的同時，也在消滅自由的思想與文化的繁榮，新王朝又取得了實施專制制度的經濟條件，又開始依據儒家思想理論進行「重農抑商」治理國家，進行高壓統治。王朝更替規律的表明，對前朝的顛覆並不意味著今朝的進步，以戰爭的方式對前朝生產力要素的巨大摧毀總是使新王朝的建立充滿了血腥，也總是使社會前進的車輪退後了許多，而新王朝由於沒有順應在政治上回應工商業經濟的實質性發展要求，面對如何有效統治國家的命題時，不約而同地重新回到漢武帝政治模式的歷史原點。這樣一直到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才在以工商業為主導的西方列強插手的強力情況下，使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無法繼續推行漢武帝模式，於此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
第三個時代之門，就是與夫子剛好相反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
夫子看不起勞動人民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自己看不起，「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另方面，也要求學生看不起，更加不能親近農事，如果關心農事就被他認為是不長進，是「小人」。因而，整個夫子集團，都是一樣地堅持、「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因此，夫子的思想有兩個特徵，一是徹底的惟上性，夫子旗幟鮮明地標明自己的思想是為上層建築服務的，是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二是徹底的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又由於人民大眾是歷史發展的主體，人民的需要成為歷史發展最強勁的動力，因而夫子的思想顯得很有反社會、反人民、反歷史的特質。
從三個時代之門的入口走進去，「春秋戰國亂悠悠，百家爭鳴索新裘」，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完全是是文化繁榮、英雄輩出、亂中有序，中華民族的活力充分顯現的時代。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發現，中華民族並不早熟，也不遲熟，而是與西方古希臘文明一樣的時代，而且對民主自由平等的求索也一直象西方中世紀一樣，延續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儒家思想才在隋朝實行科舉考試時最終登上歷史的舞台。
夫子與儒家思想對歷史的貢獻，歷來有不少觀點。我在與夫子的對辯中，並不想採取矯枉過正、一概反對、一概否定的做法，只要是合乎人性事實、時代潮流、時代精神的判斷，以及體現人類實踐經驗的總結，一樣給予肯定。
以上是我在與夫子一起站在大變局時代中進行辯論、對質時採取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以及方式方法。

⑻ 如何認識百年變局中的中國

變局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和機遇都是空前的。非西方國家群體崛起帶來的世界權力由西向東轉移、人類處於工業4.0革命前夕，中國都是引發這兩種變局的關鍵因素之一，一些國家於是將矛頭指向中國。實際上中國也在因應時代之變，不是把問題推給別人，而是主動把握，積極應對。

在世界亂局變局仍在持續，各種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還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堅持「和」「合」理念，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全球共同開放的推動者，將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機遇、釋放更大紅利。

另一方面，通過倡導多邊主義、維護共同安全、力促合作共贏、推動開放包容、秉持公平正義，為世界穩定增添了新信心，為國際合作開辟了新前景。

(8)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讀後感擴展閱讀

這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之變復雜而深刻。大國博弈的升溫、新技術革命的醞釀、政治和社會動盪的起伏以及單邊和多邊之爭的激烈，成為2019年變局加速深刻演變的最新注腳。

在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世界，中國的「穩定者」角色更加凸顯。構築友誼信任的橋梁，分享開放合作的機遇，捍衛秩序規則的尊嚴，倡導命運與共的理念。

面對世界百年變局，新時代的中國，以新時代的作為擔當，在人類發展進步的征途上留下更加鮮明深刻的印記。

⑼ 大變局的書評

這將是歷史的一個注腳
這是一本梳理中國經濟的斷代史，也是一本寫給散戶們看的書。
《大變局》記錄了中國經濟2007年到2009年的巨變過程。很難說，這段時期的歷史能多大程度上折射出這個時代的變局，在拉長的歷史長河裡，這段時間發生的點滴只是泛起的一絲漣漪。不過，這兩年的時間里發生的事情有的確有著時代的烙印；股市從暴漲到暴跌，非理性的繁榮下，是誰在不負責任地鼓吹「黃金十年」，是誰在高唱凱歌大放厥詞：「站在上證指數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上看風景。」
事實上，多年後以後，當我們再回憶這兩年的時光時，我們依然不會忘記這兩年發生的事情：百年一遇的海嘯爆發了，美國華爾街成了貪婪的代名詞；《貨幣戰爭》火了，一個關於陰謀與陽謀的辯論燃燒著一個個民族主義者的熱情；而關於股市的各種集聚了萬千股民智慧的段子前所未有的刺激著股民無奈的娛樂神經。
作家和股評家乃至經濟學家，有同與不同的地方，但入世與出世永遠都是一個繞不開的結：股評家推薦的股票不要買，漲是漲了，那也是拉高出貨的形態，因為入世的股評家有著利益的牽扯，背後早已有迫切需要出逃的主力；經濟學家判斷的大勢要反著聽，當說黃金十年的時候，你要等著海嘯的來臨；當說哀鴻遍野的時候，你要積蓄著力量殺入，入世的中國經濟學家似乎來沒有完全的獨立；
本書作者彭超既是資深傳媒人、長期致力於中國宏觀經濟的觀察，同時，他也是一個資本市場的入世（入市）者，閱盡資本市場光怪陸離之事，看慣各路「牛鬼蛇神」。作者在感同深受資本市場暴漲暴跌方面最能契合萬千股民的心態，而傳媒人的身份又幫助他跳出散戶的局限和視野，把故事講得吸引人，講得能有所啟發。因此，所有股民應該好好看看這本書，在這里你可以找到當初的你：一樣的瘋狂，一樣的對未來充滿期待。
這是一本寫給非經濟專家看的書，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也有深刻的自省；這是一本有大局觀又有小細節的經濟隨筆，這里寫的每個故事都將成為歷史的注腳。
寫到最後，忽然想起了某人MSN簽名上的一句話：夢里走了許多路，醒來依然在床上。這一年來，我想大多數中國的股民都有這樣的體驗：在夢里或者無數次的夢回指數重回6124的高點，個股支支股價翻番；或者夢回自己帳戶盈虧的顏色由綠變紅。但是，這終究是夢，醒來了依然躺在床上，床還是睡覺的那張床，但指數盡管反彈，依然還是沒到半山腰。
未來在哪？我不知道！是謎局？那就只能靠大變局才能揭開謎底。
（蔣家華 中國證券報駐香港首席記者）

⑽ 當前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機遇與挑戰,我們該如何應

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

重要戰略機遇期與重大風險期兩種狀態並存，光明前景與嚴峻挑戰兩種趨勢同在，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顯著特徵。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世界經濟重心與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轉移，在由西方向東方的轉變過程中也引發了一系列矛盾與摩擦，中國同時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的挑戰。

(10)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讀後感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美國宣稱的中美貿易不平衡、中國竊取美國技術，成為其解釋國內財富不均、就業機會流失海外等現象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漫天要價，用盡極限施壓手段，不斷提高輸入美國中國商品的關稅，以求在中美貿易談判中迫使中國妥協。

不僅如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提出美國與中國的「文明沖突」說。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中美關系中堅持原則、維護國家利益，探索與美國和平共處、長期共存、合作共贏的互動模式，成為我國必須審慎面對的時代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