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立法活動始於

① 漢代法律制度發展進程的表現是什麼

漢朝法律制度
漢朝法律制度是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秦滅以後，劉邦和項羽進行了奪取全國政權的斗爭。公元前202年，劉邦打敗項羽。統一全國，定都長安，建立了西漢王朝，西漢末年，外戚王莽奪取政權，建立新朝。但王莽政權僅存17年就被農民起義推翻，以劉秀為代表的豪強地主集團奪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於公元25年重新恢復了漢朝的統治，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兩漢歷經四百餘年的統治，封建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與此相適應，封建法制也進一步完備，在秦律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發展。

中文名
漢朝法律制度
指導思想1
與民休息，寬省刑法
指導思想2
禮法並用，德主刑輔
原因
秦末農民大起義
法律內容
刑事法律 民事法律
快速
導航
法律形式

立法活動

刑制改革

法律內容

司法制度
指導思想
與民休息，寬省刑法
漢朝統治初期，統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嚴厲批判「專任刑罰」、「重刑輕罪」的主張，確立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的指導思想。
禮法並用，德主刑輔
漢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封建統治已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決心改「無為而治」為「有為而治」，採納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漢代的刑罰適用原則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確定了「上請」、「恤刑」、「親親得相首匿」等刑罰適用原則。
法律形式
⒈律（基本法律）：即法典，是一種比較穩定的法律形式，主要調整重要和基本的法律關系。漢律六十篇指的是蕭何所定的《九章律》（九篇），叔孫通所定《傍章律》（十八篇），張湯所定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所定的《朝律》（六篇），加在一起共六十篇。漢律還有一個名稱，「三尺法」，因為漢律是用三尺竹簡書寫的。
⒉令（臨時發面的詔令）：又叫做「詔」，是皇帝根據形式變化及時發布的。「令」可以用於補充法律，解釋法律，甚至可以代替法律，「令」往往又可以成為以後修訂法律的根據。
⒊科（單行刑事條例）：又叫做「科條」或「事條」，是從秦朝的「課」發展而來的，據劉熙的《釋名》記載：「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科是關於考核，以及處刑標準的具體的法律形式。據《後漢書》記載：「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可見，漢朝的「科」作為法律形式已經被廣泛使用。
⒋比（決事比，又叫決事比，即可以用來比照判案的典型判例。作為一種靈活的法律形式，「比」可以補充法、令的不足，在漢朝的時候被廣泛使用。可以比照的斷案成例。律無正條規定時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條文或同類型案件）。
.⒌《春秋》經是漢代的「憲法」，具有凌駕於各種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立法活動
西漢初期
公元前206年,劉邦攻入咸陽，宣布廢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這是西漢立法的開端「約法三章」。
建立西漢王朝以後，面對新的形勢，劉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漢律.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稱《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個漢律的核心和主幹部分.

② 簡述漢代的司法制度

漢代的司法制度主要以 約法三章 為基礎的。
公元前2o6年,劉邦攻入咸陽，宣布廢秦苛法專與百屬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這是西漢立法的開端「約法三章」。
建立西漢王朝以後，面對新的形勢，劉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漢律.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稱《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個漢律的核心和主幹部分.

③ 漢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1．約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進入咸陽，在統治基礎尚未穩定的情況下，為了擴大政治影響，籠絡人心，以利於奪取政權，他宣布廢除秦朝苛法嚴刑，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竊罪，余俱去秦法」，這可以看做是西漢王朝立法的開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況下，劉邦的約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約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號，並沒有真正實行。但是劉邦的除秦苛法，並非長久之計，而是在楚漢相爭、勝負未定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爭取民眾的權宜之策。

2．《九章律》

漢朝建立以後，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依循秦朝舊律已不能適應需要，因此漢高祖五年，命丞相蕭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遠取李悝《法經》，近取秦律，於盜、賊、囚、捕、雜、具六律之外，增加戶、廄、興三篇，合為九篇，故稱《九章律》。其中，戶律主要規定戶籍、婚姻、賦稅的內容，廄律是規定畜牧馬牛、驛傳之事，興律主要規定征發搖役、城防守備等事。所增加的內容，大都是民事法規。由於漢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襲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於「御奸」，在結構上也是以刑為主，兼蓄諸法。

3．《傍章律》

這是漢高祖時制定的有關宮廷禮儀方面的法規。漢高祖劉邦當上皇帝以後，深感文臣武將缺乏應對禮儀，懦生叔孫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參照儒家的禮儀制度，集中規定了君臣朝請及各種官延禮制。《傍章律》是對《漢九章》的補充，與《九章律》並行。

漢高祖時期，除了蕭何的《九章律》、叔孫通的《傍章律》，還命「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由此可見，漢高祖時期立法活動是比較頻繁的，這就為漢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4．《越宮律》與《朝律》

《越宮律》與《朝律》是漢武帝時期制定的重要法規。《越宮律》是漢武帝即位後，命延尉張湯制定有關宮廷警衛方面的專門法規，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稱《朝會律》，是御史趙禹奉命制定的關於朝賀制度的專門法規，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宮律》《朝律》總計六十篇，統統稱做漢律。這些基本法規構成了漢代成文法的主要內容。據史籍記載，至漢武帝時期，以這些基本法規為主體的漢律令已達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種決事比，構成了漢朝法律極為龐雜的內容。

西漢初年及漢武帝時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漢代法律規范的主體框架，被之後漢代各朝所遵循。隨著社會情況的變遷，各朝在不改變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斷頒布各種單行法規和法令，使漢律的內容越來越多，體系也越來越龐大。加上兩漢時期不斷積累增加各種判案成例，即「決事比」，使法令繁多，體系龐雜成為漢朝法律的顯著特點。總括兩漢四百年的立法活動，經歷了由繁苛到簡緩，再由簡緩趨向繁苛的多次反復過程。

④ 漢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先後發生了哪些變化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⑤ 中國古代制度中有司法權的是哪個朝代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代《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遼代大規模地編纂法典，開始於興宗時期。重熙五年（1036年），參照唐律修訂太祖以來法令，正式編定《新定條例》547條，又稱《重熙條制》，頒行全國，成為遼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對《重熙條制》進行刪修增補，編成《咸雍重定條例》789條，簡稱《咸雍條制》。這部法典對契丹、漢人同樣適用，是遼代法律進一步漢化的標志。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後來佔有遼及北宋地區後又兼用遼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時，「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統制》，這是金朝立法之始。後海陵「又多變舊制」，制定《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金世宗即位後曾頒行《軍前權宜條》，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復加刪定，與前《制書》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條制》頒行，《大定重修條制》是對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綜合整理而成，對統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標志著金朝立法的完備。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以上答案來自一名高校法學專業本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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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

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

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先秦時期。

2、秦漢至清末。

3、清末至中華民國。

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⑦ 漢朝法制與秦朝相比有何發展

漢朝在繼承、改革和發展秦律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形成了以漢九章律為代表的法律制度，還有大量判例法前例積累下來。在中國法制史上，漢代的立法活動為後世傳統中國社會的法律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至於《明史·刑法志》中有「歷代法律，皆以漢九章為宗」之說。漢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禮入於刑，從而確立了禮法合流、刑德並用的立法原則。

⑧ 漢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立法活動

公元前2o6年,劉邦攻入咸陽，宣布廢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這是西漢立法的開端「約法三章」。
建立西漢王朝以後，面對新的形勢，劉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漢律.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稱《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個漢律的核心和主幹部分.
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補充《九章律》的不足，劉邦還命令叔孫通制定了有關朝儀方面的專律《傍章律》十八篇。此外韓信制定「軍法」，張蒼定「章程」。漢初的立法，直到漢武帝即位時，沒有大的變化，法律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西漢初年，由於統治者貫徹了「無為而治」的方針，法律相對較為省簡。也比較穩定，自劉邦至漢武帝期間法律無大變化。漢武帝即位以後，連年對外戰爭，從而使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開始大規模增修法律。漢武帝命張湯制定了《越宮律》27篇，這是有關宮廷警衛方面的專門法律。又命趙禹制定了《朝律》6篇，這是有關朝賀制度的專門法律。這兩部法規連同《九章律》,《旁章律》總計60篇，後人統稱為漢律。
為了加強對農民起義的鎮壓，漢武帝時期還制定了《沈命法》和《通行飲食法》。為削弱和打擊諸侯王的勢，,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還制定了《腹非之法》，以加強對思想言論的控制。至此，漢律的內容大量增加，體系龐雜,刑罰也相當嚴苛。
自漢武帝以後直到西漢滅亡，西漢的法律基本上無大變化。後因「律令煩多」典者不能遍睹，元帝、成帝等朝曾有約簡法律之舉，但也只是稍加刪節，沒有大的變化。 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全面廢除了西漢的法律，但並沒有改變法律的煩苛狀況。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後，廢止王莽政權的法律，恢復了西漢的舊律，所謂「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同時發布了許多釋奴法令和弛刑詔書，想以此緩和社會矛盾。但由於西漢舊律的龐雜，煩苛，再加以東漢歷代君主不斷增加新的律令。因此，東漢的法律仍是科條無限，龐雜煩苛。章帝在廷尉陳寵的建議下，准備對律令進行一次大的刪改，但旋即陳寵被免職，此事也未施行。
東漢末年，董卓之亂使舊律湮滅。應劭於建安六年對漢律進行了一次較大的整理與修訂。但具體內容，無從考察。
從兩漢的立法活動中可以看出，西漢初年，劉邦廢秦苛法，法律呈現由繁入簡，由苛轉輕的趨勢，漢武帝時改變了這種發展趨勢，後來雖有要求約簡法律的呼聲，但基本沒有實現，東漢以後的法律又出現出煩苛入輕簡的發展趨勢。這種發展是法律自身的要，,但也直接受制於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和立法思想的影響。

⑨ 漢代法律制度

漢朝的主要立法
1．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俱去秦法。」公開宣布廢秦苛法，是漢朝法制的開端。
2．《九章律》，相國蕭何在《法經》六篇基礎上，吸收奉律部分內容，增加戶、廄、興三篇，合為九篇，故稱《九章律》。《九章律》構成漢律的核心和骨幹。
3．《傍章》，它是漢高祖時叔孫通奉命制定的有關宮廷禮儀方面的法規。高祖還命「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4．《越宮律》《朝律》是漢武帝時制定的法律。前者是關於宮廷警衛方面專門法規，後者是關於朝賀制度方面的法規。
（三）漢代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
「律」是國家的常規法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普遍的適用性；而「令」是皇帝隨時頒布的詔令，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靈活性。「令」的法律效力高於「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關規定，也可彌補「律」的不足。科即科條是關於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無正條的情況下．採用可以比照判決的典型例進行司法審判，它是較「律」更為靈活的一種法律形式。
漢代文景帝時期刑制改革的內容

漢代司法制度
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權。中央設廷尉專理司法，審理詔獄和疑獄。丞相、御史大夫參與司法。地方州為最高司法機關，州牧審理郡縣上訴案件。郡由郡守兼理司法．設決曹掾吏專理司法。縣由縣令兼理司法．並設縣丞佐理司法。
訴訟制度主要的有錄囚制，即慮囚，對已經判決但尚未執行的囚犯，由皇帝或其派員定期查訊，對有冤枉或可寬大之處予以平反或寬大的司法制度。春秋決獄是漢代司法制度的特點。它是指漢代中期以後在司法實踐中開始的，以儒家經典《春秋》中的原則與精神作為判案根據的司法活動，實質是「論心定罪」．始創於董仲舒。
西漢初年，中央監察權由御史大夫執掌．御史大夫有權監督丞相，西漢末年．設御史台，作為中央監察機關，其長官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主管監察百官，糾察不法。漢武帝時設司隸校尉，負責監察京師及其臨近各郡，因受皇帝倚重，每逢朝會，獨居一席，同御史中丞、尚書一起被當時人稱為「三獨坐」。地方監察體系方面， 漢武帝時把全國劃分為十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負責監察，刺史成為固定的監察官。刺史監察內容主要是詞訟、盜賊、鑄偽錢、獄不直等等

⑩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