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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設的歷程

發布時間: 2022-05-12 18:30:54

① 請列舉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航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進一步昭示了我們黨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堅定決心,全面勾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路徑,在黨和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探索法治建設道路上的腳步從未停歇,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步伐明顯加快。鄧小平同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創造性地提出「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從而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偉大征程。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在理念方面,法治是治官、限權,而不是治老百姓已經成為全民共識;在功能方面,法治的作用從規范社會行為,發展到約束政府行使權力,還被確立為我們黨執政的基本方式;
在制度建設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等各個方面已經實現有法可依;在法律實施方面,權力逐漸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執法的規范化制度化水平大幅提升;在社會基礎方面,越來越多的人從畏懼法律、不了解法律轉變為更加知法、守法,並善於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實行法治的社會氛圍越來越濃。在30多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逐漸深化了對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規律性認識,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行頂層設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尖銳,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始終保持法治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中找到最大公約數,確保所立之法能夠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確保人民當家做主的充分實現。同時,要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
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制約法治建設的深層次問題。如同改革發展大局,我國法治建設業已邁入深水區,必須敢於在事關全局和長遠的關鍵問題、關鍵環節上動刀動槍。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建設法治中國,首要的是維護憲法權威,維護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地位和尊嚴。這就需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堅決制止、糾正違反憲法的行為。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確保法律規定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需要繼續深化行政執法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努力形成符合執法規律的法律實施機制,確保執法機關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同時,必須堅持扎牢權力的籠子。把大大小小的權力運行制度化、規范化,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權為民所用。
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法治建設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以法治引領和規范改革進行。法治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自身也要與時俱進,不斷破除不符合實際和形勢發展的內容。法治建設只有同鮮活的改革實際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激發活力、彰顯價值。同時,改革創新必須在憲法法律框架內進行。對確需突破法律規定的改革試驗,應由立法機關作出授權,在一定范圍內先行先試,積累經驗。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發展需要,勇於在矛盾的焦點上作出判斷和選擇,堅持把重點放到保障改革舉措實施、推動重大改革落地上來,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
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最大限度地激發全體人民的法治精神。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盡快實現全會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需要堅持不懈地強化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推動全社會牢固樹立法治意識,著力形成人人學法、人人懂法、辦事依法、遇事用法的濃厚氛圍。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在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法治中國這艘護衛艦必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劈波斬浪、保駕護航。

② 我國法治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出現不適應不符合問題有哪些

我國法治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1、把依法治國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我國法治建設新紀元。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還通過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法院和檢察院組織法等一系列法律。

2、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這是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是我們黨形成的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新理念。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

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有法可依,是新時期我國法治建設的一項重點任務,也是新時期立法工作的一個基本目標。

我國法治建設出現不適應不符合問題:

1、中國歷史缺乏法治傳統,權力大於法律

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歷史,有人治而無法治,有律法而無律政,重權力而輕權利,有法理精華而無法治精神。法家思想源遠流長,甚至在獨尊儒學以後,國家治理仍然是「外儒內法」。

2、中國社會缺乏法治需求,關系大於公正

需求引導供給,供給刺激需求。在關系大於公正,人情面子壓倒一切的社會現實中,法治需求長期不足,導致法治供給萎縮;法治供給萎縮,反過來又不能有效刺激法治需求,形成惡性循環。

(2)法治建設的歷程擴展閱讀:

中國法治建設要走自己的路:

從歷史經驗來看,走自己的路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必然選擇。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法律理論與法律制度。但無論是清末的改良立憲方案還是後來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方案,在中國都出現了「水土不服」,都沒能取得成功。可見,法治建設如果嚴重脫離中國實際,必然導致失敗。

從國外實踐來看,走自己的路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明智之舉。在世界范圍內主要存在兩大法系,即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這兩大法系在法典編纂、法律適用技術以及訴訟程序等諸多方面都呈現較大的不同。

③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④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開始於哪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在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個長久的歷史性過程。它的起點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建國後,由於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曾走過一條很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過重大挫折,特別是經歷了十年「文革」的浩劫。

鄧小平同志總結了國內與國際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二十年來,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的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一整套原則,為我們確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勾劃出了一幅准確、完整和清晰的藍圖。

(4)法治建設的歷程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

(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黨的領導,是保證國家能夠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各項制度和方針、政策能夠符合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條件。實行依法治國,能夠更好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必然從客觀上要求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保障和服務。在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格局下,我國的經濟必須參與國際大循環,擴大對外貿易,引進先進技術和國外資金,開展科技文化的廣泛交流。這也要求我們一定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三)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在現今的歷史條件下,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於法、政府權力不受法律任何制約,公民權利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當然是不文明的。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法律,要麼專制主義盛行,要麼無政府主義猖獗,自然也是不文明的。

⑤ 政治研究性學習:我國法制建設

摘 要:中國社會保險法經歷了初創與調整、破壞、重建、全面建設和發展等階段。社會保險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保險概念的界定達成共識,制度框架已經明確;制度轉型的任務基本完成,國家立法具備了較好的基礎;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立法開始提速。但社會保險立法存在理念落後,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規范不統一甚至混亂,法律實施機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濟制度等問題。。加快和完善社會保險立法必須樹立科學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關鍵詞: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權,立法,社會保險法律

社會保險權是社會保障權的核心內容,是一國公民的基本人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客觀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從應然的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進而轉化為現實權利。制定並出台《社會保險法》,關繫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實現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法》已經被列入立法規劃,在此背景下,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的現狀,總結其利弊得失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有利於為《社會保險法》的制定提供理論指導。

一、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歷程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等不同形式的規范性文件和相關的政策構成的社會保險法制體系。社會保險法制在相當程度上指引和規范了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成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指南。經過多年的改革和試點,中國特色社會保險體系框架開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已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封閉運行的制度安排,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責任共擔、社會共濟的保險體制。社會保險的基金來源改變了過去國家包攬的狀況,實行了國家、單位和職工個人三方合理負擔,並在主要項目上實行了社會統籌。我國公民的社會保險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完全依附國家、單位轉向責任共擔,這表明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艱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保險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已經成為國家立法的寶貴資源,社會保險國家立法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實踐基礎。

(三)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的相關問題作了兩個重要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該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立法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從根本大法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保障制度,昭示著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從以往的黨和政府的決定、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會保險權在內的人權人憲,使得社會保險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確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條款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原則依據以及憲法規范依據。

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社會保險立法開始提速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險法一直被認為是勞動法的一部分,而勞動法盡管歷史悠久,但在我國卻是一個長期不被重視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門,至於包括社會保險法在內的社會法更是不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作為與經濟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也需要法律加以調整,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社會權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護,於是社會法應運而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增多而逐漸受到重視。2001年,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該包括社會法在內的7個主要的法律部門。自此,社會法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它承載著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尤其是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功能,引起了法學界和社會保障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曾經擱置多年的《社會保險法》,又被提到立法議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制定《社會保險法》列入立法規劃,社會保險立法開始走上快車道。

三、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反思

由於社會轉型、東西部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等原因,我國在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上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為今後的社會保險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也存在著現實的迫切需要與立法相對滯後的矛盾。

(一)社會保險立法理念落後

當今社會,社會保險(保障)權利已成為人權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社會保險立法的起點和歸宿。從法理方面看,社會保險法無非是公民社會保險權的確立和實現問題,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即社會保險立法的首要任務是規定社會保險權利的享有和保障。權利是目標與基礎,權利處於基本的主導地位。然而,目前,社會保險權利保障的理念遠未被學界和立法者所認同,社會保險立法更多地定位於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原有的單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漸受到人們重視的,社會保險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自己的邏輯基礎和理論定位。缺乏先進的立法理念,必然導致在社會保險法的基本價值、原則、適用范圍等重要問題上無法形成共識,導致社會保險立法基點不當,缺乏前瞻性、主動性和回應性,阻礙了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建設。

(二)社會保險基本法律缺失,社會保險法治化程度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經驗。在社會保險制度建構方面,我國雖頒布了大量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文件,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卻沒有一部專門調整社會保險關系的基本法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其進行規范的社會保險制度理應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據憲法理論和我國《立法法》的規定,涉及社會保險的重要事項的立法應該由法律規定。盡管,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就把《社會保險法》列入當屆人大必須制定的115部法律規劃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勞動法》已於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會保險法》至今仍處於千呼萬喚之中。社會保險基本法暫付闕如,對社會保險的規范主要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各部門的規章。在現行的社會保險的各項單行制度中,也鮮有專門的法律。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缺乏權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難以定型;導致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效力層次偏低,體系功能弱化,與社會保險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地位極不相稱;導致遵從社會保險內在規律和本質要求的相關法律制度無法及時建立起來,一些本應由法律來調整的社會保險關系一直游離於法治之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長期處於非法治化的、政府單方面主導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狀態。這種不合理狀態,既阻礙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相去甚遠
(三)社會保險法律體系內容存在局限性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中,社會保險法規或政策的適用范圍明顯過窄,享有社會保險的對象是非常有限的,社會保險僅僅是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專利」,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第一,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僅處於起步階段,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外。盡管我國開始探索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農民還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內,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險權益。第二,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也比較窄。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針對正規用人單位「固定」的就業形式而設計的,沒有充分考慮到勞動關系多樣化、復雜化和就業方式靈活化等因素。大量的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等靈活就業人員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他們很難享有社會保險利益。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只覆蓋城鎮固定職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農民工延伸,但總體上看,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基本上沒有覆蓋農民工,如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低,傷殘得不到經濟賠償和治療。」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的職工不能享受到社會保險待遇,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也存在很大差異。這些情況大大地破壞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原則。

(四)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不統一和混亂

我國在保險法制建設方面,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少,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和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多,立法主體多元,層級無序,規范分散。如關於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國務院統一發布了通知,確定了兩個試點方案,允許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主選擇,結果是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選擇不同的實施方案,造成這項本應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處於不統一的混亂局面。近年來,還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制定《養老保險條例》,進一步固定了養老保險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體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的不統一,制度定型難度加大。立法層級的無序導致社會保險法律、法規、規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門,互不統轄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這給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現了社會保險「有法難依」的困境。例如,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把「合作醫療」列為農民負擔不許徵收,有些地方也將社會養老保險的開展視為增加農民負擔。這些行政法規或政策性規定與社會保險法律法規缺乏協調,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續性。

(五)社會保險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缺乏合理約法律救濟制度

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規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強制力的直接體現。我國社會保險法在立法技術方面,缺少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和對不作為行為進行追究的法律責任制度。法律責任制度的缺失導致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指引、激勵、規范、制裁和保護功能。現有的社會保險法規不具有法律的權威,社會保險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突出。

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社會保險權需要法律救濟措施。許多發達國家都建立有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使社會保險方面的爭議能夠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決,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我國不僅沒有建立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沒有便捷、高效的解決爭議的程序,甚至還出現過由某市社會保險局和市高級法院「協商—致」,下發文件規定勞動者依法要求用人單位補繳養老金案件不屬於法院管轄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不能受理的怪現象o。這剝奪了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成為紙上的權利。

四、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展望

根據上文分析,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這些不足讓我們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樹立科學、先進的立法理念

社會保險(保障)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的思想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據。從法理上講,社會保險權屬於生存權這一人權的基本范疇,其核心內容是公民在遭遇社會風險(年老、傷害、疾病、失業、生育等)時,可以請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確保每一個公民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保險法本質上是國家對公民社會保險權的保障和救濟,社會保險立法的邏輯起點和歸宿是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並非僅是社會保險事務管理法,更不是社會保險管理的權力分配法。這是現代文明和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對公民權利的漠視、忽視甚至權利的被剝奪。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因此,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維護社會公平,讓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應該是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或變革的普遍規律。自19世紀末以來,德、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大都通過社會保險(保障)立法,從法律上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過社會保險立法,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利才能從應然的權利向法定權利轉化,再從法定權利向現實權利轉化,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才能真正實現。考察西方的社會保險立法,我們可以發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業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和不同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許多社會保障立法事實上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對社會保險來說,立法的意義不僅在於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規范,更在於實現社會保障責任與權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國人大——民意機構審議的(社會保險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單方面主導社會保險政策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缺陷,從而確保社會保險的各項制度更為公平合理。此外,社會保險權屬於公民的基本人權,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社會保障(險)的主要事項應該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還有,制定《社會保險法》可以使社會保險主體權利義務和職責明晰化,有利於社會保險制度的定型,形成社會公眾確定的心理預期,維系社會誠信。基於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和巨大的權威性,可以使社會保險糾紛依法解決,社會保險制度有效運作並持續發展。總之,加快社會保險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已經成為完成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三)在立法技術上應當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多部社會保險單項法律並存,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集多項社會保險項目為一體的綜合立法模式。我國1994年在社會保險法的立法規劃中,採用的是綜合立法即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模式。目前,關於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存在較大爭議,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應該採取化整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針對社會保險的不同項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等)分別立法,條件成熟時再制定社會保險基本法②。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分散立法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較靈活、便於修訂等優點,但是,分散立法由於缺乏統攝全局的社會保險基本法的制約,非常容易產生社會保險各單行法律之間的重復、矛盾和沖突。因此,國際勞工局專家組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的研究報告中主張「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法律應當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語言來起草」的建議,值得我們在選擇立法模式時予以重視。第二,從國外的經驗看,固然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險立法都經歷了從某一項社會保險制度開始,立法內容逐漸擴展,從單一到綜合的過程,但綜合立法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美國就基本上是以其綜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而著稱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綜合性的社會保險法。而原先採用分散立法的國家如德國,為了使社會保險立法系統化和明朗化,於1970年進行了《社會法》的法典編纂。美國、智利綜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國的《社會法》法典編纂的經驗,充分說明社會保險制度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的,這也是我們選擇《社會保險法》立法模式時需要參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國目前社會保險制度零亂、立法層次低、立法內容粗疏的情況下,必須制定一部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以規范社會保險各項目所具有共性的內容,解決當前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中急需解決的若干突出問題,為社會保險制度定型確立法律框架。實際上,即使採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對社會保險的具體制度和事項做出特別詳細的規定,反而會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復和立法資源的浪費。而制定綜合、統一的社會保險法,規定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至於各項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模式、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計算辦法等具體事項,可以留待行政法規或者法律解釋等作規定,為社會保險具體制度的發展留出空間,這是目前非常現實、經濟、有效的選擇。

我國的社會保險法應該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體系為目標,制度框架應該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公務員退休養老、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臉、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項目。社會保險法還應對政府的社會保險職責、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社會保險待遇、社會保險經辦、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律責任等重要問題做出規定。

(四)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發揮需要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制度和權利救濟措施做後盾。一方面,社會保險法要加強法律規範本身的強制性,建立相關的法律責任制度,對拒絕繳納法定的社會保險費,拒不履行社會保險支付義務的,挪用、侵佔、貪污社會保險基金的等行為,依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關於刑事責任,考慮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協調,可以在社會保險法里作一概括規定,然後由立法機關通過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釋的方式,對社會保險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規定,從刑法方面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權利救濟制度是社會保險法實施的另一條保障線。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險的發展》中明確指出:「人們對他受到任何社會保障機構的對待方式應有提出控訴的明確權利。假如此種控訴在社會保障機構本身范圍內的控訴程序不能滿意的話,應提交給一個獨立的主管機構處理。」這充分說明,社會保險權利的救濟,除了需要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行政救濟外,還需要相應的司法機構。按照我國1994年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爭議屬於勞動爭議的一部分,爭議解決必須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的解決機制進行。2001年5月7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改變了過去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解決社會保險爭議的具體規定,擴大了社會保險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渠道,是我國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的重大發展。社會保險是涉及面廣,與社會成員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產生的爭議帶有特殊權益爭議的性質,爭議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決,直接關繫到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為了保障人們社會保險權的實現,維護社會秩序,社會保險法需要規定社會保險爭議的解決程序,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險審判機構,專門從事社會保險爭議案件的審理,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在遭到侵害時獲得及時、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濟。

初二,要是覺得多了,就減少一些............

.................

⑥ 簡述建國之後中國依法治國的歷程

我們黨高度重復視法治建設。長期制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取得歷史性成就。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⑦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將下表補充完整。(8分) 時間 憲法文件 性


時間
憲法文件
性質或影響
1949年
《共同綱領》
臨時憲法
195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1982年
1982年憲法
推進了新時期民主與法制建設
1999年
「依法治國」被正式寫入憲法
中國進入建設法治化社會的新時期

⑧ 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三個階段是哪三個階段

新時代中國法制建設的三個階段是指:剛開始建國時期法制剛剛建立的階段、法制逐步完專善的階段、現在屬逐步走向法制化軌道的階段。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我國憲法明確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直接行使一定國家公權力。在治理現代化的條件下,執政和行使國家公權力必須以法治為基礎。

⑨ 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特點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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