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法治行政

㈠ 政府應怎樣做到依法行政建設法治國家

一、建設法治政府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
對如何治理國家，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探索。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迄今為止，法治是治理國家最好的模式。「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奉法治為治國之道。我國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治理國家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過一段彎路，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黨的十五大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法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適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要求，適時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以此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這一治國方略寫入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黨的十六大又將依法治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
依法治國，要求國家是法治國家，社會是法治社會，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建立法治國家，依法行政的目標必然是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用法律來規范、約束政府。新一屆國務院成立伊始，就把堅持依法行政作為本屆政府工作的三項基本准則之一。為了更扎實、更有成效地推進依法行政，國務院在集中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智慧的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建設法治政府，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
（一）建設法治政府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戰略思想。為了實現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發展，我們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本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際形勢對我國總體有利，我們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環境。國內也具備加快發展的條件，經過多年持續不懈的努力，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同時，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為我們加快發展提供了有利時機。在新的形勢下，要加快發展，尤其是經濟要上一個新台階，需要認真研究解決四個問題：一是降低經濟活動中的行政管理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的創業積極性，利用各種制度和機制構建一種只要付出辛勞就能獲得成功的社會預期；三是打破因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壟斷，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資源；四是維持統一、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確保政令暢通，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護、違法行為得到及時制裁。就政府而言，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轉變職能、改革體制、從嚴治政、依法行政。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有待進一步協調，更需要厲行法治，通過加強法制建設來解決發展中的諸多問題與矛盾。總之，要加快發展，要富民強國，就必須把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作為政府的基礎性、全局性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法治政府是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
（二）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基於民意、依靠法律實施統治，是當代政治統治的最為普遍的准則和規律。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第一，確保我們的政權不變質、不變色，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務。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由我們國家的性質決定的。如果我們不能擺正自己與人民的關系，不能正確對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人民的公僕就可能變成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權力就有可能轉化為個人的權力，由此就會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甚至站到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就會產生消極腐敗現象。行政權力在本質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種超越於個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成為維護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為侵害公民個人權利最嚴重的手段。同其他權力一樣，行政權力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權力，其本意是對公共利益的集合、維護和分配，其主體在本質上應該是非人格化的（這一點與權利是不同的，權利的主體應該是而且必須是人格化的，這樣才能使支撐權利的利益在取得、分配和維護上落到實處）。但是，行政權力在運作過程中，又必須靠有意識、有利益偏好的特定人來行使，因而又有一種本能的人格化傾向。這種傾向是行政權力往往成為謀取私利的主要根源。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約束行政權力，確保行政權力的設立和運作真正順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第二，提高執政能力、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政府工作涉及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諸多方面，任務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維持社會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時解決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又要公正執法、尊重並充分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行政決策和行政決定還要瞻前顧後、相對穩定，考慮行政管理的社會成本。這就要求我們加快推進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機制和管理方式創新，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和統籌協調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總之，要完成憲法、法律賦予政府的各項職責，不負人民重託，不辱歷史使命，就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權力，並以此作為提高執政能力、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基礎。
第三，及時化解矛盾、妥善處理糾紛，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環節。隨著社會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紛繁復雜、突出多變。如何及時化解矛盾、妥善處理糾紛，是政府必須認真對待的長期任務。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結，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處理糾紛的總的要求是：風險分散，責任分擔，瞻前顧後，及時處理。經驗證明，只有在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糾紛、矛盾，才能符合這一要求，才能使糾紛、矛盾的解決更具理性、更有預期，而且後遺症較少。
（三）建設法治政府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對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更在於它們本身就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人類追求的重要價值。人們在社會中工作、生活，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理性的預期，有一個為多數人所認同、遵守的是非標准（准則）。這是人類對規范的本能渴求。不僅如此，在現代社會，人們的這種渴求，更多地表現在人們希望了解自己的政府是如何為大眾謀利益的，明白在與強大的公權力打交道時自己的合法權益如何不被侵犯。這是現代法治重在治「權」、治「官」的人文基礎，也是現代文明得以永續發展的制度保證。因此，一個文明國家、進步的社會必須要有一套完備而又得到良好實施的法制，而且這種法制能夠真正地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的取得和運作。
二、建設法治政府，必須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認真落實綱要提出的各項任務，是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重要政治責任。當前，需要結合實際，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設質量、確保法律實施、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法律素養等方面取得扎扎實實的成效。
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體制保障。為此，需要抓緊四項工作：
第一，轉變政府職能，落實「三個優先」原則。「三個優先」原則是行政許可法確定的重要原則，其基本內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行政機關不要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落實「三個優先」原則，首先需要認識三個問題：（1）人民的政府，並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2）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意味著政府要成為一個「經濟人」。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繫上，市場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盡管市場中的一些問題有時需要超市場的力量——政府權力去解決，但總的來說，政府不能凌駕於市場之上，更不能試圖改變市場的運行規則。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要善待各類市場主體。（3）社會中介組織通過自律來解決某些問題,比政府通過行政權力來解決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親和力。我們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組織，克服兩個「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是現代憲政的重要基礎，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必須全面、准確、真實；行政機關發布的政策和作出的決定要保持相對穩定，不能朝令夕改；確需改變的要盡可能給相對人合理的預期，由此造成相對人損害的，行政機關要依法予以補償。落實這個原則，要求政府想問題、辦事情務必縝密、周到、慎重，切忌出爾反爾。做到這一點，實踐中會有難處，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是，該負的責任、該承擔的風險、該付出的代價是躲不過的。分散風險、分別解決矛盾總比積攢風險、集中解決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賴保護原則說到底就是化解風險、分散責任的有效辦法。
第三，公開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曉、執行的政策、決定，都要公開；凡是老百姓比較關注且需要他們遵守執行的政策，在制定和執行中應當多聽老百姓的意見。這是確保決策科學合理的保障，是決策得到老百姓認同並執行的社會基礎。公開透明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行政機關的信息資源應當盡量共享。這是樹立規則權威（由服從組織到服從規則的轉變）、克服部門保護主義、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礎。
第四，創新管理方式。我國現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權力導向型管理為特徵的，這種管理方式的缺點是隨意、沒有預期、強調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規則導向型的管理方式的優點是比較穩定、規范、有預期且副作用小。其具體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之間，重在間接管理；在靜態管理和動態管理之間，重在動態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後管理之間，重在事後管理；在管理與服務之間，強調服務。總之，規則導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間接、選擇、協商的特點。政府管理方式體現這一特點，就會最大程度地減少因管理方式不當而引起的問題。
三、建設法治政府，必須提高包括立法在內的制度建設質量
（一）對制度建設要有科學認識。制度建設是一門科學。制度建設是國家機關的權力活動，具有權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國家權力，它屬於決策權范疇，具有決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論基礎。從認識論上講，制度建設是一種認識活動，制度建設的過程是一個認識過程。從事制度建設工作，研究制度建設問題，必須善於認識、把握制度建設的基本規律和內在規律。
第一，制度建設是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這是認識、把握制度建設規律的認識論前提。從根本上說，制度是人的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據人的主觀認識來制定的，一項制度制定的好與壞，與制度建設者的認識水平和能力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所要解決的問題）又是客觀的。因此，制度建設必須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從本本、概念出發，不能搞土教條，也不能搞洋教條。
第二，制度建設是應然性與實然性的統一。應然性是指所確立的制度應當是什麼樣，實然性是指所確立的制度實際上是什麼樣。制度建設的應然性要求：所確立的制度必須符合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必須符合人們本來的價值追求，具有公認的道德基礎。制度建設的實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須符合客觀現實的需要與可能，對客觀條件不具備或者目前還過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設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則，所確立的制度就會行不通，改革時期制度建設的應然性與實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與現實是一對永恆的矛盾，也正是這一矛盾，制度才不斷發展，不斷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設工作必須善於發現問題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實現制度建設的科學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質、規律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對一些問題由於實踐經驗不足，人們的認識還難以統一，可以暫不予規定，待條件成熟時再作補充。
第三，制度建設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制度所規范的社會現象是紛繁復雜的。做好制度建設工作，首先，必須善於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及個案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從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規則。其次，任何普遍規則都有例外，要在確立普遍規則時，妥善地規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適用性。第三，在研究、確定規則時，對重大原則問題必須是非分明，態度明確，敢於堅持，同時又要注意照顧各種具體情況和不同意見，實事求是地靈活處理各種矛盾。
第四，制度建設是民主性與集中性的統一。多謀才能善斷，體現多數人的智慧是制度優越性的表現。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基層單位、基層群眾、基本群眾的意見。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種意見集中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
（二）認識、把握衡量制度建設質量的標准。衡量制度建設質量的標准，是一個復雜、動態的體系。從實際情況看，這個體系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符合法定許可權和程序，以維護法制統一。「法不公則不善」，立法應當嚴格遵守憲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為政、相互矛盾。（2）遵循並反映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包括該制度所調整事項的規律，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服務。要避免一些法律規范成為影響甚至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財富增加的繩索。（3）堅持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任何制度都應當有利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多數人所認同，而不是相反。這是制度得以實施，充分發揮其效能的社會基礎。（4）制度內容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能夠切實解決實際問題；內在邏輯要嚴密，語言要規范、簡潔、准確。
（三）提高制度建設質量應當採取的措施。
第一，從實際出發，突出重點，科學安排立法項目。立什麼法要從實際出發，總結實踐經驗，把握立法規律。要統籌考慮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在繼續加強有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時，更加重視有關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確：制度是要解決問題的，但所要解決的問題，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是主觀想像的；必須是反復出現的，不能是偶然發生的；必須是普遍的，不能是個別的。對需要用制度調整的事項，也要「當時而立法」。要特別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於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對社會的過度干預。
第二，總結經驗，把握規律，確保制度的科學性。制度建設是科學性、規律性很強的工作。只有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把握規律，才能確保制度建設的質量。為此，需要處理好以下關系：（1）正確處理公共利益與公民合法權益的關系。制度建設必須維護公共利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同時，也要注意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做到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平衡。為此，要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的合法權益，都要切實維護。要確立這樣的觀念，只要是不損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為，都不應受到制度的干預。（2）正確處理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是行政權的核心。制度在賦予行政機關必要行政權力的同時，必須規定其相應的責任，並有嚴密的程序作保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規范和約束行政權力，確保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3）正確處理強制與引導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求特別注意發揮制度的引導功能。為此，我們的制度建設要重在為解決問題提供一種供人們自己判斷是非、自己承擔風險、自己分配責任的規則來解決問題。要鼓勵、引導市場主體之間以契約等自治形式來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以激發其積極性和創造性。（4）正確處理立足現實和改革創新的關系。當前，我們正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如果制度建設不顧現實，就會行不通；如果不加區別地把現實肯定下來，有可能妨礙改革。因此，制度建設要立足現實，著眼於未來，把制度決策與改革決策緊密結合起來，體現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導、推進和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對現實中合理的東西，要及時肯定並採取措施促進其發展；對那些不合理、趨於衰亡、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不能一味遷就。總之，制度建設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力求在體制、機制、制度上不斷有所創新。（5）正確處理實體與程序的關系。實體與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輔相成。當前，制度建設要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過設定程序制約權力的行使、保障權利的實現。
第三，改進工作方法和機制，進一步提高社會公眾對制度建設的參與程度。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開徵求意見和聽證制度。確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眾，尤其是基層群眾的意見，這也是確保制度得以很好實施的基礎。（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實施所需的成本。（3）專家咨詢制度。（4）爭議協調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這項制度旨在及時消除制度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提高制度的適應性。
四、建設法治政府，必須理順執法體制、確保法律實施
法律得以順利實施，一般取決於三個條件：（1）該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較健全的法律實施機制；（3）具有有利於法律實施的社會基礎。其中，良好的實施機制是確保法律得到實施的關鍵。從理論上講，法律由預期效益到實際效益客觀上是遞減的。因為法律實施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帶來的往往是效益遞減。法律實施機制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整合各種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確保法律在實施過程中將效益遞減降到最低。我們現行的法律實施制度，往往重在機構的設立，而不重視機構的保障，包括人員與經費保障，更不重視法律運行機制的建設。結果是，沒有機構法律效益要遞減，有了機構法律效益遞減有時甚至更快。因為機制不暢，就往往從增加人員上找對策，這勢必增加法律運行成本；經費無保障，執法人員又往往只好「自費」執法，甚至搞「執法者養違法」。就行政機關而言，確保法律實施，需要從理順體制、完善機制著手，抓緊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建立行政執法體制的總的要求是：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對集中行政執法權，盡量改變「大蓋帽」滿天飛的狀況；目前需要繼續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積極探索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推進綜合執法試點。（2）減少行政執法層次，改變行政執法「上下一般粗」的狀況。目前可考慮適當下移執法重心，對於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生產直接相關的行政執法活動，主要由市、縣兩級行政機關實施。上下級行政機關的執法職能要分解。基層行政執法機關重在解決事實問題，上一級行政執法機關重在解決法律問題。（3）行政執法權與執法者的利益要徹底脫鉤，執法經費必須予以保障。（4）下大力氣建設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執法隊伍。
第二，行政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亂執法與不執法是目前行政執法中最突出的問題。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必須做到既不失職、又不越權，嚴格按程序辦事。要克服「運動式」執法的弊端，糾正領導批示才執法、領導不批示就不執法的現象。要公平、公正執法，平等對待當事人，不得濫用權力。在執法過程中，應當依法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執法主體資格制度。行政執法是一項重要的行政權力，應當由行政機關在其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非行政機關的組織未經法律、法規授權不得行使行政執法權。要實行行政執法人員資格制度，沒有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不得從事行政執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這是確保法律實施的重要舉措。這項制度的核心是：記錄真實，立卷歸檔，公開查閱。凡作出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決定以及對有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監督檢查，都必須有記錄，記錄有簽字，有關證據材料、執法文書連同有關記錄都要立卷歸檔。歸檔的案卷必要時可以公開，供有關人員依照規定查閱。這有利於增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歷史責任感，促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兢兢業業、依法辦事。
第五，強化對行政執法的監督。（1）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積極探索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獎懲辦法。（2）強化行政復議監督。（3）加強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4）強化社會監督，完善群眾舉報違法行為的制度，高度重視新聞輿論監督。（5）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
五、建設法治政府，必須下大力氣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
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法律素養，關乎依法行政進程，關乎行政機關的形象，關乎行政權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願，關乎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養成，關乎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客觀地說，法律素養的提高是一個漫長過程，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的國家更是如此。當前，培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需要把握以下幾點：（1）要掌握法律知識，包括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知識，規范行政機關共同行為的法律知識，自己所從事專業的法律知識等。通過掌握這些知識，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知道手中的權力從哪裡來？權力邊界在哪裡？（2）要提高法律意識，培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對法律的信仰與忠誠。法律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且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在我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對法律的信仰就是對黨和人民的信仰，對法律的忠誠就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3）要培育法律思維和能力，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能用法律思維來研究情況、分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法律思維就是一種權衡利弊、瞻前顧後、照顧其它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既要考慮解決眼前問題，又不能給將來埋下隱患；既要考慮解決實際問題的效果，又要顧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慮當事人的利益，也要考慮其他相關人員的利害得失。越是情況緊急，越是問題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維、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具備較高能力的標志。

㈡ 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特點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㈢ 行政法治的我國的行政法治原則

目前，我國行政法治原則主要是：
(一)依法行政
政府應依法行政，依法辦事，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度法治原則對政府行為的要求，要求行政活動要有合法性，即使其活動具有正當性令人信服、服從。不得違憲，是合法性的最高要求和核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根本特點。依法的「法」，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法律的效力高於法規、規章；法規、規章的原則、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法律、法規、規章發生沖突，應以法律為准。依法的內容包括依法定許可權、法定實體規則和法定程序。未遵循法定要求的，均構成對法治原則的違反。
依法行政首先是對政府執法行為的要求，同時也是對立法的要求。只有有法可依才談得上依法行政。立法包括權力機關的立法和行政機關的立法。權力機關的立法主要是制定基準性規范。行政機關的立法主要制定從屬性、執行性規范。法治原則要求政府機關加強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使大量的政府行為有章可循，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及其導致的不公正和腐敗。依法制定和發布行政法規、規章，不僅是政府的一項權力，更是政府的職責。
(二)職權法定
職權法定，指政府、行政機關的職權，必須由法律規定。從內部而言，超越職權就是橫向超越了另一個機關的職權：對外而言，超越職權就會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職權法定，越權無效，是法律保留的一個重要原則。相對於公民權利的法無禁止即自由來說，行政機關不僅在法律禁止的情形下不得為之，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法律沒有授權的情形下也不得作為，否則，就是超越職權。職權法定是由我國人民主權的國家性質所決定的。對行政機關而言，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行為的權力來源要有法律的明文依據。因為行政機關是執行法律的機關，不能給自己授權，人民授權形式即是法律規定。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行政收費等行政行為，都不是行政機關的當然許可權，都需要法定。即使是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也並不意味著其有權採取任何手段達成自己行政管理的目的。職權法定的核心是：行政權力的取得和存在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權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非法的權力；行政主體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內行使其行政職權，必須依據法定的程序；法定職權之外的事務由私人通過自治方式解決。職權法定要求行政主體不得越權，如果越權則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是因為，法律效力必須法律授予，如不在法律授權范圍內，它就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行政職權法定的法理意義在於，它明示了行政權是有限的、可數的，並為行政機關劃定了行使行政權的外圍邊界。
(三)控制自由裁量權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法規賦予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則自行判斷行為條件、自行選擇行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決定的權力。即依照法律所確定的原則、目的、精神、范圍和幅度，在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中，行政執法主體基於客觀實際情況，通過主觀的合理判斷做出靈活選擇的權力。在我國，80%以上的法律，90%以上的法規和規章是由行政部門負責執行。法律的穩定性、現實的復雜性、立法者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條文表述的概括性決定了行政權力中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必然性。現代法治國家權力的授予與控制總是相伴而行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權力本質具有自我腐蝕和自我擴張的特性，因此對權力的規范和約束就成為權力健康運行的一條規律。行政自由裁量權作為行政權力的一種，同樣必須加以控制。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表明，「每個被授予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且易於將他的權力用到極限」(孟德斯鳩)。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違背了法律授權的目的和意願，干擾和破壞了法制秩序，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對自由裁量權必須加以控制。
(四)權責一致
作為一個法治政府，應該帶頭守法，切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如果其行為違法越權，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則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如其行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人身權、財產權的損害，則應依法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對其違法行為是否承擔法律責任，是區別法治政府和專制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人治政府自身不受法律約束，用法治理老百姓，本身不守法，違法侵權不賠償，不承擔法律責任。法治政府則應對人民負責，並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因此，作為人民的政府，必須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切實負起責任。

㈣ 我國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內容是通過法律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各項活動、各個環節進行調節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術方法、協調手段、行為方式、步驟和程序法律化，為國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內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採取行動，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於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而無須法律授權。但是，對於行政機關來說，則沒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人行為的最大區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關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事務、時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成文法規定不明確時，行政法院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對成文法的規定進行補充和解釋。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自由行動，否則，構成「無許可權」。無許可權行為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之訴中，「無許可權」是行政行為被撤銷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許可權機關所作出的行為，屬於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有管轄權的機關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這種行為並不撤銷，因為撤銷該行為「並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訴訟時間。」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而且進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施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對行政行為全程的監督和控制，使行政權在法律所設定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單理解為行政機關只能機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而沒有任何斟酌選擇的餘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於法律這一點是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根據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律往往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行政行為規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明理由和書面形式等。由於法律規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於保障相對人權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效。但是，出於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於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並不是一概予以撤銷，而是根據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不予撤銷和補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成了控制行政權行使的主要條件，無許可權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理由。在當代的法國，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手續不僅限制每個公務人員的權力，也使每個公務人員受到其他公務人員的制約和補充。」 比如，法國在 1978 年公布實施了《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79 年公布實施了《說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實施了《行政機關與其使用人關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於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體的利益。例如，當某家旅館與市長的某個親戚開辦的旅館形成競爭時，該市長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為借口關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特別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了省長作出的關閉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場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章授予他權力時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財政部門的利益。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在法國行政法治進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許可權和資格的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認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該行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麼。隨著行政法治的進一步發展，行政法院發展了濫用權力的理論，根據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由予以撤銷，從而使每一項行政行為都處於行政法院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目的和動機的審查極大地擴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容，狄驥認為這導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域的消失。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容和法律根據合法。
3. 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以自己的積極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這是法國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展。
根據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關拒絕作出實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法律和上級機關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關不履行該義務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當制定行政條例為實施某個法律所必要時，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這個條例。

㈤ 簡述法治行政的特點

法治行政的特點:

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是法律高於行政。

第一，職權法定。行政機關的職版權，指中央權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權，必須由法律規定。

第二，法律保留。凡屬憲法、法律規定應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或者必須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才有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規范中作出規定，稱為法律保留原則。

第三，法律優先。含義包括：

1)在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其他法律規范，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都不得於法律相抵觸，凡有抵觸，都以法律為准。

2)在法律尚無規定，其他法律規范作了規定時，一旦法律就此事項作出規定，法律優先，其他法律規范的規定都必須服從法律。

第四，依據法律。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即體現為制定規范的抽象行政行為和體現為作出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

第五，職權與職責統一。職權，就是憲法、法律授予行政機關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的權力。

㈥ 法治行政的特點包括哪些

法律分析：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是法律高於行政。法治行政的特點包括：

1、職權法定。

2、法律保留。

3、法律優先。

4、依據法律。

5、職權與職責統一。

法治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權力來源於法律，法律優於行政，行政受制於法律，政府受法律支配，並嚴格按照法的規定以及法的宗旨和原則行事。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

第一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下列行為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一)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二)調解行為以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 (三)行政指導行為; (四)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 (五)行政機關作出的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為; (六)行政機關為作出行政行為而實施的准備、論證、研究、層報、咨詢等過程性行為; (七)行政機關根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協助執行通知書作出的執行行為，但行政機關擴大執行范圍或者採取違法方式實施的除外; (八)上級行政機關基於內部層級監督關系對下級行政機關作出的聽取報告、執法檢查、督促履責等行為; (九)行政機關針對信訪事項作出的登記、受理、交辦、轉送、復查、復核意見等行為; (十)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

第二條 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的「國家行為」，是指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有關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行為，以及經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宣布緊急狀態等行為。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是指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規范性文件。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的「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是指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公務員權利義務的決定。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的「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政行為」中的「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通過的規范性文件。

㈦ 當前中國政府推進依法治國有哪些具體舉措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一共有180多項新舉措，主要分四大范疇：
一是有關憲法、立法和人大的新舉措。全會明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遵守憲法是最大的守法，違憲也是最大的違法。要加強對憲法的實施和監督，今年12月4日，我們就要迎來第一個國家憲法日了。要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加強重點領域的立法，要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活動和司法實踐活動。
二是有關執法和黨、政府實施法治的新舉措。全會提出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也不是說GDP不考核了，現在要把是否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的一個重要內容加進來。《決定》也第一次提出健全依法決策的機制的全新命題，《決定》講要有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把這些確定為依法決策的法定程序，把合法性審查作為決策的前置性條件，就是做決策之前，首先要看跟法律有沒有抵觸、有沒有違法，違法了就馬上叫停。《決定》提出了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過去很多是「三拍幹部」，叫做「拍腦袋決策、拍胸部執行、拍屁股走人」，現在走不了了，是「吃不了兜著走」，要追究你的責任，這里邊特別強調「終身」兩個字，有了這樣的規定以後，各級幹部今後決策一定會慎之又慎，因為你無處遁形，它終身跟著你。要健全執法體制機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應該有一個基準制度，另外也要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和糾錯問責制。
三是有關司法和司法系統與法治隊伍的新舉措。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現在有司法不公的情況，就是因為我們的法院、檢察院不能夠依法獨立的進行審理、判案。《決定》提出來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領導去干預司法審理、審判的情況，往往打電話、遞條子、打招呼，現在要記錄在案。回頭就進行責任追究，今後誰還敢打電話、遞條子？《決定》還提出了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的保護機制、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堅決懲處違法違紀司法人員，從根本上杜絕「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現象的發生。
四是有關法治文化和法治教育的新舉措。《決定》非常強調法治文化的重要性，要開展法治文化教育，這是最根本的。法律是一個他律，而法治文化包括理念、精神、思維、道德，是一個自律。要加強對法治人才的培養機制，推動法治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這樣才能不斷培養出法律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對全民的法治教育起到根本作用。

㈧ 本領域法治行政的特點有哪些

法治行政的特點包括：職權法定、法律保留和法律優先。職權法定指各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法律保留指應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法律優先指其他任何法律規范的規定都必須服從法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條
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五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六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㈨ 法治行政的特點

法律分析：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是法律高於行政。法治行政的特點包括：

1、職權法定。

2、法律保留。

3、法律優先。

4、依據法律。

5、職權與職責統一。

法治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權力來源於法律，法律優於行政，行政受制於法律，政府受法律支配，並嚴格按照法的規定以及法的宗旨和原則行事。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二條 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的「國家行為」，是指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有關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行為，以及經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宣布緊急狀態等行為。

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是指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規范性文件。

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的「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是指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公務員權利義務的決定。

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的「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政行為」中的「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通過的規范性文件。

㈩ 行政法角度，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與完善

首先、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以及現行規章多為實體之規定而少程序之規定，對公民義務性規定甚至於權利性規定不少卻缺少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的法律規定。由憲法到各具體法律規范，我國公民享有若干權利，但這些規定大多過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這些權利的救濟往往因為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權被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我國各部教育法規都沒有明確的司法或行政救濟條文，僅規定學生有權進行申訴，但是申訴之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受理部門及程序，根本解決不了受教育權被侵犯的現實問題。近幾年來，大量受教育權訴訟案件的發生就是最好的明證。在該領域之內，一旦WTO成員方公民按照「國民待遇」原則在我國接受教育並發生受教育權被侵犯之時，我國政府該如何應對，畢竟我國受教育權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規定與WTO規則之規定差距甚大啊。同時與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保障個人受教育權的規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規特別是行政規章之間沖突嚴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法與法撞車我們該聽誰的』再一次講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請結婚登記』使婚姻登記機關無所適從的故事。涉及到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與《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傳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間關於結婚登記必要條件之間的沖突；同年10月9日，重慶一名在校大學生申請登記在讓重慶教委尷尬為難之時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登記條例》、《婚姻法》之間的沖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規沖突特別是行政規章的沖突早在我國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五部分「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制度」第251條表A、表B，特別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時就廢止的四部部門規章，己說明我國目前的法規、規章沖突嚴重，急需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