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權式微
① 對於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的評價！
一、西方民主制度形態各異，沒有統一的模式
提到西方民主制度，許多人容易想到「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制」等，並且誤以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種模式，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應該說，「三權分立」、「代議制」、「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在各個國家的具體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事實上，西方政治制度紛繁復雜，形態各異，沒有任何兩個國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樣的。
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形態。從國體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從政體——即政權組織形式來看，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根據不同的標准劃分為很多不同的類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存在以下幾種類型：立憲君主制，如英國、荷蘭、瑞典等；總統制，如美國；半總統制，如法國；德國、義大利屬於議會共和制，雖然也有總統，但是虛位總統，其職權既不能和美國總統比，也不能和法國總統比。瑞士是委員會制，聯邦設七人委員會，共同行使中央權力。
政體主要是指中央政權的組織形式，一般是從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或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關系來區分。政體是一個國家政權的主要部分，但絕不是全部。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還包括豐富的具體內容。西方各國都號稱實行「三權分立」，但英國是議行調和。美國是三權並列，法國是行政主導。西方國家都號稱實行「多黨制」，但有的是一黨獨大，有的是多黨傾軋，英美雖然都是兩黨制，但情形很不一樣。英國被稱為「強黨體制」，英國內閣是由議會的多數黨組成，國家政策由多數黨決定。美國政黨紀律渙散，組織鬆散，被稱為「弱黨體制」。西方各國雖然都有議會，但各國議員的產生辦法、議會的職權、議會的議事程序、議會內部的組織都各有特點，而且差異很大。其他如選舉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軍事制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及地方自治制度等，各國也不一樣。
柏拉圖有句名言：靈魂有多少形狀，國家就有多少形狀。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制度，因為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適應本國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而生長和發育起來的，西方制度也一樣，每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濟政治特點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沒有哪個國家是照搬照抄別國制度的。
二、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實質是「資本精英」的「金錢民主」
在西方國家，名義上人民享有廣泛的平等的民主權利，但實際上由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這種表面的平等往往為實質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為事實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所有者才享有民主，窮人是站在民主之外的。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選舉被西方政客標榜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但常常被金錢、媒體、黑勢力、財團等所影響和操縱，從而成了「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和資本玩弄民意的過程。據美聯社2000年11月9日對美國金錢與選舉勝負的關系進行的數據分析表明，1999年競選獲勝的81％的參議員和96％的眾議員，他們所花的錢均超過了競爭對手。美國總統選舉更是金錢的游戲，沒有財閥的金錢實力做後盾，想登上美國總統寶座比登天還難。金錢可以操縱美國的民主選舉，所以有專家指出：「只要在聯邦大選委員會那裡查一下籌集資金的賬戶，就可以在大選之前知道大選的最終結果。」美國政治學教授托馬斯·戴伊和哈蒙·齊格勒在《民主的嘲諷》一書中，把美國富人民主的狀況描述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國的是精英，不是民眾」。資產階級精英統治下的西方民主，根本背離了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的基本原則，是對民主的絕妙嘲諷。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人本主義和唯心史觀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一方面是古希臘古羅馬民主原則和民主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天賦人權」思想和「三權分立」原則。
「天賦人權」學說，是由英國啟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最先提出的。該學說以「自然法」理論為基礎，反對封建主義的「君權神授」說。他們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受自然法的統治，人人都享有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護個人權利，人們通過訂立社會契約建立國家。後來「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則都是由「天賦人權」演化而來的。「天賦人權」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資產階級也就把它作為立法原則和制定各種國家制度的理論基礎。
近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首先是由英國的洛克提出來的，但在洛克那裡只有兩權分立，而且主要是階級分權。完整的「三權分立」是由法國的孟德斯鳩提出的。孟德斯鳩明確地提出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思想。美國建國初期，聯邦黨人又進一步提出「制衡」原理。啟蒙思想者提出「三權分立」原則主要是基於人性惡和權力惡的假設，他們認為只有實行權力分立、以權制權才能防止權力濫用。資產階級學者也常常把是否實行「三權分立」作為一個制度是否民主、一種權力運行是否有效的標志之一。但事實上，有些國家如英國並不是嚴格的「三權分立」。而是議行調和，就連標榜實行嚴格意義上的「三權分立」的國家美國也發生了嬗變，出現了行政權擴張、立法權式微和司法權的政治化，英國被認為是「首相民主」，美國總統被稱為「皇帝般的總統」。
不可否認，「天賦人權」和「三權分立」在反對封建統治、調和階級矛盾、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它終究是以人本主義為基礎，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因而也是不科學的。
四、西方民主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現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在法制化、程序化、規范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一些西方國家相繼取消選舉權的財產、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別和種族等的限制，選舉制度和人權保障有所改進，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有所加強，公民參與政治的范圍有所擴大等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制度日益完善，統治技術日益精巧，統治手段日益豐富。這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為了調和社會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斷斗爭的結果。
西方國家制度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和完善才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許多國家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到了今天它也並非盡善盡美。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較完備而又頗具特色的國家，常常為資產階級學者所津津樂道，但在保護人權上的嚴重缺陷至今仍是美國的一個社會問題。聯邦憲法並沒有寫入保護公民權利的條文，直到1791年才通過保護民權的10條憲法修正案。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更是根深蒂固。建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還存在著奴隸制度。內戰期間，林肯頒布了《解放宣言》，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但黑人還是享受不到平等對待。1870年第15條憲法修正案頒布後，黑人的選舉權仍然被剝奪或被限制，種族隔離越來越嚴重。聯邦國會在1875年通過法案，禁止在鐵路和航運等公共交通部門和其他公共場合實行種族隔離，但很快又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而失去效力。20世紀50年代美國終於迎來了波瀾壯闊的席捲全國的民權運動，直至發生了嚴重的流血沖突。現在雖然沒有法律或制度方面的歧視有色人種的明確規定，但黑人等有色人種在美國社會還是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權利。
再拿選舉制度來說，作為代議制基礎的普選制是英國最先提出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就提出實現選舉區平等，廢除財產的資格限制，男子應有選舉權。但是即使這些並不徹底的規定在英國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逐步實現的。1832年關於改善英格蘭和威爾士代表制的法令通過後，當時20歲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男子享有選舉權。1867年選舉改革降低了財產資格的限制，享有選舉資格的男子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財產資格，具有選舉權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規定30歲以上的婦女享有選舉權，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實行18歲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選舉權。僅普及選舉權英國就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18歲以上男女平等享有選舉權，美國達到這一標準是在1971年。
五、戰後西方民主的新發展和內在矛盾
二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制度呈現民主的完善和民主的「赤字」、民主的危機和民主的「迷信」同時出現的特點。西方民主被某些人推崇為一種「普世價值」，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體制或西方民主的反對者都被視為非民主甚至是獨裁。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有一些人對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
首先，上述現象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20世紀西方國家先後受到法西斯主義和左翼運動的強烈沖擊，加劇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一些國家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更是讓資本主義國家感到如末日來臨。因此，緩和社會矛盾，調整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改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必然之舉。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整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沒有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階級對立，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民主的階級實質。
再次，要認清西方「新干涉主義」的實質。為了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維護國際舊秩序，西方國家不僅對外輸出資本和產品，而且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西方民主觀念和所謂的民主制度，實質是「新干涉主義」的一種手段。
六、批判地借鑒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
不能否認，經過幾百年時間，西方國家在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權力制衡、政黨與政權的分開等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和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法制化。如果剔除其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本質，那麼這種民主的一些具體形式還是可以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成果並且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造和吸收的。
要特別強調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不搞西方的「議會制」；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決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堅持民主集中制，決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歷程說明，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適合本國國情，不斷完善和發展，才是最合適的和最有效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在該國是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到另一個國家未必有效有用，有時可能還會適得其反。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是照抄照搬別國政治制度的，獨立前的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建國的時候，世界上只有英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美國沒有照搬英國的制度；日本是在美國的主導下進行民主化改革的，但日本也沒有照搬美國的制度。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同樣說明了這個道理。20世紀是戰爭和革命風起雲涌的世紀，也是政治制度變革劇烈的世紀。每一個革命後的國家，每個民族獨立國家，都選擇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但是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即沒有一個國家是靠照搬別國政治制度而成功的。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大國到處輸出「民主」，也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② 高分懸賞：權利法案的重大歷史意義和局限性。不要貼他人答案
時間：1689年；權利法案頒布機構：英國議會頒布；內容：限制國王的立法權、財政權、軍事權和控制議會的權利。意義：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理論和法律基礎，並為世界上其他國家限制專制王權提供了一個範式。
局限性：權利法案所代表的仍是占統治地位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絕大多數的第三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仍然無法保障，被統治階級任意踐踏
③ 民法三大原則的現代化變遷及其原因
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是近代大陸民法的三大原則。它們代表了19世紀民法的特徵，貫徹在這一時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
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是近代大陸民法的三大原則。它們代表了19世紀民法的特徵，貫徹在這一時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19世紀末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近代民法三大原則也發生了變化：由個人主義本位發展到團體主義本位。
一、所有權絕對性的限制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個人對財產的所有權被視為神聖的天賦權利。所有權可以上達天空、下及地心，法律對所有權的內容也極少實質性的限制，從而形成了一種絕對所有權觀念。《法國民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這是對絕對所有權原則的准確表達。依據《法國民法典》，財產所有人可以在法律范圍內以他認為適當的方式處置其財產，可以自己使用，可以出賣、出租或出借，可以閑置不用，甚至還可以破壞。對這類處分行為，任何人不得干預，即使這種干預對財產所有者或社會有益亦是如此。
然而所有權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制度，它總是要伴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等的演變而變化。19世紀末以來，個人主義本位的所有權觀念日漸式微，社會本位的所有權觀念日益發達。這種觀念認為，法律保障所有權旨在發揮物的效用，使物被充分利用並增進社會公共福利，所以，所有權的行使應當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不允許個人濫用權利，損害他人和公共利益。1900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便體現了這種時代精神。盡管它確立了所有權受法律保護的原則，但已摒棄了諸如「絕對」、「神聖不可侵犯」之類的用語，並對所有權的行使規定了一系列限制，表現在：其一，所有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否則便是違反「善良風俗」，為法律所不容。其二，所有權的行使不得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三，所有權的行使要有助於發揮物的社會職能，不能只為個人利益而傷害社會整體利益。比如規定「土地所有人對於他人在地下或高空所為的干涉，無任何利益者，不得禁止。」其四，所有權的行使要有助於發揮物的社會效用。例如第904條規定：「在他人為防止當前的危險而進行必要的干涉，而其所面臨的緊急損害遠較因干涉對所有人造成的損害為大時，物的所有人不得禁止他人對物的干涉。」
二、契約自由的限制
契約自由原則包括以下含義：其一，當事人意思自治。契約的訂立、變更與撤銷均應由當事人自主作出決定。契約內容只要不違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便可以包含任何事項，其他人不得干預或變更。其二，國家尊重個人意思。這意味著國家在契約方面的立法權是有限的，除個別情況外，它只能制定任意性規范，而對這類規范，當事人可以不予遵從。其三，契約即法律。契約一經訂立，便等同於法律，國家應當以強制力予以保證。這是契約法領域內國家的基本任務所在。
契約自由是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原則的邏輯延伸。但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在擁有財產及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契約當事人間實際上的不平等。現代社會的發展也證明，一味追求契約自由有時會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因此，國家應當更多地介入契約法領域，以增進社會整體利益。在這種觀念支配下，20世紀以來，大陸法系各國對契約自由設置了種種限制，主要表現在：1）改變以往契約法規范大多為任意性規范的狀況，增加強制性規范的比重。2）為維護平等競爭，制定特別法規限制壟斷企
業訂立契約的自由。3）以行政手段規定契約的訂立和條件。國家干預的觸角廣泛延伸到戰略軍備物資、外匯、投資、證券交易、價格、工資以及勞資關系等各種領域中，制定了大量強制性規范。對於這類規定，訂立人很少有商量餘地，只能照章執行。4）普通商業企業中廣泛採用的「標准契約」也限制了確定契約內容方面的自由。
三、從過失責任原則到無過失責任原則
整個19世紀，在大陸法系各國的侵權行為法中，佔主導地位的一直是過失責任原則，盡管在個別領域中開始出現某些無過失責任立法。《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規定，造成損害賠償責任要有兩個要件：一是客觀上要有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二是主觀上要有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過失責任原則是個人主義精神在私法領域中的重要表現。
19世紀末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大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觀念逐漸發生變化，無過失責任原則在立法和司法上得到確立。無過失責任原則也稱嚴格責任原則，它意味著損害一經發生，即使對方沒有任何過錯，也應負賠償之責。大陸法系許多國家都在特別法中採取無過失責任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廣泛涉及工業事故、交通事故、醫療事故以及航空器、核能的採用所引起的損害等。另一個相關的發展是社會保險制度的興起。通過社會保險，使得整個社會分擔一部分對事故受害者的賠償，這是彌補賠償不足和不及時缺陷的有效手段，它在當代大陸法系國家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這些發展動搖了傳統民事責任法律的基礎。既往的當事人過錯學說正在由社會過錯或客觀過錯學說取代，甚至有人主張以風險概念取代過錯概念。這些變化讓人強烈感受到一種社會化和非倫理化的趨勢。
總之，從近代民法三大原則的變遷中可以看出，與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民法對個人主義的強調相比，現代民法更注重尊重公共利益，強調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
④ 人民代表大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的核心內容是全體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各種途經和形式，依法享有和行使管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的權力，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勢。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法治國家，就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發展進步的要求
民主是人類的普遍追求。但各國的民主道路、實現民主的形式是不同的、具體的。民主制度是人的選擇，但選擇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根據客觀歷史條件進行的。人民是在客觀歷史條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和創造歷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是由歷史定義的。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民主道路，受到這個國家歷史的深刻影響，要反映這個國家發展進步的要求。因此，民主是一個國家特定歷史的產物。
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和國情，尤其是中國發展的階段性任務和條件，僅僅具有權利保障功能是遠遠不夠的。中國若要成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其政治制度與體制還必須在能夠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實行有效社會動員的同時，將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來，在短時間內改變落後面貌，追趕世界，即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樣的歷史環境和任務決定了保護人民權利和集中人民力量是中國政治制度必須具備的雙重功能。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能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就很難適應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要求。當代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是在適應這樣的歷史環境和歷史要求的條件下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好實現形式
人民當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價值追求。在當代中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保障、實現和擴大人民群眾的權利與自由，因為只有權利與自由得到保障，蘊藏於人民群眾中間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以發揮；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要相對集中，因為只有集中權力，才能統籌兼顧，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好能夠滿足中國社會發展這兩方面的現實需要。
首先，在人民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繫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在我國，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人大代表組成。各級人大代表享有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各項議案和報告、提出質詢案和罷免案、提出議案和批評建議、參加會議行使選舉和表決等權利，享有發言和表決的免責權。各級人大代表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必須努力為人民服務。
其次，在國家權力機關與「一府兩院」的關繫上，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一府兩院」行使國家的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通過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決策、決定和法律來實現人民意志。
第三，在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上，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享有最重要、最廣泛的國家權力，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通過行使人民賦予的這些權力，來保障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依法行使涉及全國人民共同利益、國家和社會重大事務的各項職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行使討論、決定、任免和監督等職權。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政體上保證了人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統一，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保證了全國各族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充分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項人權與基本自由。
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
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採用西方「三權分立」和「兩院制」的政治制度模式，除去由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的決定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要從制度上克服西方「三權分立」的局限性，創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治體制。
「三權分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體原則。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一原則對於否定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進步意義。但是，西方國家實行的「三權分立」是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理論根據，以財產私人所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兩黨制、多黨制為制度支柱的，其最終目的是保證和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從本質上來說，「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分工和利益分配，資產階級是絕不會把自己的統治權分給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
一些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三權分立」的局限性。曾任美國國會參議員的富布萊特在講到美國的「三權分立」時就說過：「我們的政治體制今天運轉起來非常不靈……在民主黨控制國會而總統是共和黨人時，憲法規定的行政和立法之間的內在抗衡就要大大加劇……國會常常不能就預算達成一致意見，也不能有效地削減財政赤字……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我們政府權力分立體制所固有的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抗衡。」在西方議會制國家的「三權分立」中，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實際上是相互混和而非相互分立的」。
概括起來說，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三權分立」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產階級國家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基本矛盾，難以形成人民和社會對國家權力監督制約的制度化機制；在「三權分立」之下，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和民主的主體，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處於對立狀態，公民權利經常遭到國家權力的侵犯同時也成為抵抗國家權力的力量；以權力相互鉗制為特徵的「三權分立」互相掣肘，彼此扯皮，降低甚至喪失了效率，使國家機器不能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國家政府職能和角色的轉變，「三權分立」發生了「行政權強化、立法權式微、司法權政治化」的嬗變，傳統「三權分立」原則在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實踐中逐漸走向衰亡。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不是簡單排斥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國外民主建設的經驗，相反，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就是因為這一制度具有與時俱進的品質，能夠根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個時期的實際和發展需要，及時地進行改革和完善，努力探索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種新形式、新機制。在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既要研究和汲取別國的經驗，更要珍視自己的經驗，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旗幟鮮明地堅持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⑤ 總統內閣制含義和此政體的主要國家
總統制
總統制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與議會內閣制相對稱，指由選民分別選舉行政和立法機關，由總統擔任國家元首，同時擔任政府首腦的制度。
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在憲法中都規定了總統的職權。與議會內閣制相比較，總統制的特點是以總統為行政首腦，行政機關從屬於總統而非議會。在總統制下，總統獨立於議會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總統只向選民負責，不對議會負責。有些國家雖然也設總統，但總統只是國家元首，不兼任政府首腦，內閣由議會產生，只對議會負責。這種情況屬於半總統制或者雙首長制。
現今世界上採取總統制的國家有美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瓜地馬拉、波札那、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和大多數中亞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總統制的主要特徵，特別是總統是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這一點都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如貫徹權力分立原則的程度，總統與其他中央國家機關的具體關系以及總統產生的方法等，則互有區別，甚至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種程度上與議會共和制相接近。
美國是最早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它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並互相制衡的制度。
美國是實行總統制的典型，其特點是：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還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的實際權力非常廣泛。總統直接組織和領導政府。政府不對國會負責，只對總統個人負責。總統有權接受部長的辭職或解除其職務。內閣由總統指定的官員（通常為各部部長）組成，只是總統的集體顧問。國家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完全分立，權力相互制衡。議員和政府官員不得相互兼任，國會無倒閣權，政府也無解散國會的權力。但國會行使立法權受總統的制約，如美國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可行使否決權，但國會再以2/3多數通過，不經總統批准即可成為法律。總統的權力也受國會的制約，如總統對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命要得到參議院的認可，總統和政府高級官員如違憲犯法，國會可提出彈劾。
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是同時兼有議會制和總統制特色的政體。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採取的是典型的半總統制。它的總統制特點是：總統由直接普選產生，不向議會負責。作為國家元首，總統享有任免總理、任命國家的文職和軍職人員、主持內閣會議、頒布法律、發布咨文、派遣外交使節、統帥軍隊、赦免罪犯、擔任最高司法委員會主席和主持最高國防會議的權力。它的議會制特點是：按憲法規定，總理為國家行政首腦，對議會負責；總理得就內閣會議討論通過的政府施政綱領或總政策，向國民議會提出政府承擔責任的說明；國民議會可以根據自己所通過的不信任案追究政府責任；國民議會通過不信任案或不同意政府的施政綱領或總政策時，總理必須向總統提出政府辭職。在這種政體下，雖然總理領導中央政府，但國家最高行政權實際上由總統掌握。總統還擁有解散議會下院（國民議會）的權力，使總統成為國家權力的核心。議會雖然享有對政府的彈劾權，但不能動搖總統的地位。
區別半總統制與總統制一般有兩種標准，這兩種不同的標准導致了對各國政治體制有不同的歸類。
一種以是否設置「總理」或類似的內閣首腦職位為區別標准。所有設置「總理」、「行政院長」或其他名稱的內閣首腦職位的政體都歸入半總統制，如法國、俄羅斯；所有不設置內閣首腦職位的政體都歸入總統制，如美國。這種區分標准僅局限於表象。
另一種以內閣首腦的產生辦法為區別標准。如果內閣首腦由掌握實權的總統任命、免除、替換，內閣首腦的職位更類似於一個超級部長，那麼這種政體和不設內閣首腦的政體一起，歸入總統制；如果內閣首腦由占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推舉產生，總統無權直接任免，總理的最終任免由議會的推舉決定，那麼這種政體就歸入半總統制，如法國。這樣劃分出來的半總統制，其總統產生過程如同總統制，其總理產生過程如同議會制，是普遍意義上所說的半總統制。
按上述第一種區分標准，法國、韓國、俄羅斯、烏克蘭和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可以歸入半總統制。
按上述第二種區分標准，只有法國、烏克蘭是半總統制。
法國第五共和國被視為典型的半總統制，總統負責國防、外交、憲政政策，總理負責其他政策，總理由總統任命，憲法雖未規定須由國會同意，但實際上總理人選需要國會支持，總統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有權解散國民議會，將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行使部分權力時不必總理副署。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實施以來，共出現三次左右共治局面。法國總統必須任命國會多數黨派人士出任總理，因此，可能出現總統與總理不同黨派的局面。雖然憲法明定總統與總理的職權，可是實際上有些職權無法完全區分，例如外交與經濟密不可分，無法一分為二。總理所屬政黨如果在國會佔了多數，與總統不同黨派，總統的權力式微，總理權力上升。總統與總理同一黨派，總統的權力則高度集中。法國半總統制，被部分學者視為一種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搖擺的體制，必須視國會政黨分配而定。
⑥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⑦ 被譽為"半總統制"的國家是哪個國家
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半總統制國家是法國。
半總統制又名半議會制，又名議會執政府制，是一種具有總統制的實質，但在形式上保留議會制，而且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大權的政體。半總統制的內閣有相對較穩固的地位，國會權力相對縮小。
半總統制有以下幾個特徵：
1. 總統為國家真正的權力中心，由國會選出的總理只是輔助性質。
2. 內閣的實際權力大大減弱，但其地位穩定，政局較平穩，不易發生劇烈震盪。
3. 國會的權力相對縮小。
所以從根本上比較，半總統制政體實質上是總統制，因其具有總統制的以下兩個特點：
1. 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掌握著重要的全國最高行政權力；
2. 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會僅能從立法上對其實施影響，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辭職。
但同時又具有議會制的兩個特點：
1. 內閣由在議會中佔多數的政黨組成；
2. 政府向議會負責。
從某種意義上說，半總統制下總統的權力比總統制下總統的權力要大，因為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擁有解散議會、提議舉行公民投票，甚至可以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行使非常權力，而總統制下的總統一般不具備這些權力。所以半總統制國家的「三權分立」實質上成了圍繞總統的權力，因為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實際上總統都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
半總統制政體以法國最為典型。
區別半總統制與總統制的兩種標准：
區別半總統制與總統制一般有兩種標准，這兩種不同的標准導致了對各國政治體制有不同的歸類。
一種以是否設置「總理」或類似的內閣首腦職位為區別標准。所有設置「總理」、「行政院長」或其他名稱的內閣首腦職位的政體都歸入半總統制，如法國、中國台灣、俄羅斯；所有不設置內閣首腦職位的政體都歸入總統制，如美國。這種區分標准僅局限於表象。
另一種以內閣首腦的產生辦法為區別標准。如果內閣首腦由掌握實權的總統任命、免除、替換，內閣首腦的職位更類似於一個超級部長，那麼這種政體和不設內閣首腦的政體一起，歸入總統制，如中國台灣歸入總統制；如果內閣首腦由占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推舉產生，總統無權任免，只能接受議會的推舉決定，那麼這種政體就歸入半總統制，如法國。這樣劃分出來的半總統制，其總統產生過程如同總統制，其總理產生過程如同議會制，是普遍意義上所說的半總統制。
實行半總統制的國家
按上述第一種區分標准，法國、韓國、俄羅斯、烏克蘭、黎巴嫩和部份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可以歸入半總統制。
按上述第二種區分標准，只有法國、烏克蘭是半總統制。
法國第五共和國被視為典型的半總統制，總統負責國防、外交、憲政政策，國務總理負責其他政策，國務總理由總統任命，憲法雖未規定須由國會同意，目前則由國會行使同意權，總統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有權解散國會，將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行使部分權力時不必總理副署。法國第五共和實施將近三十五年，最近十餘年出現兩次左右共治局面，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以及一九九三年迄今。法國總統必須任命國會多數黨派人士出任總理，因此，可能出現總統與總理不同黨派。雖然憲法明定總統與總理的職權，可是實際上有些職權無法完全區分，例如外交與經濟密不可分，無法一分為二。總理所屬政黨如果在國會佔了多數，與總統不同黨派，總統的權力式微，總理權力上升。總統與總理同一黨派，總統的權力則高度集中。法國半總統制，被部分學者視為一種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搖擺的體制，必須視國會政黨分配而定。
⑧ 2.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如何評價
這是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IIP)編寫的介紹民主制度基本原則的一個新的短文集。文集共含12篇文章。
1.概述：何謂民主?
民主一詞源於希臘字「demos」，意為人民。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盡管世界各民主政體間存在細微差異，但民主政府有著區別於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則和運作方式。
民主是由全體公民——直接或通過他們自由選出的代表——行使權力和公民責任的政府。
民主是保護人類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它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
民主是以多數決定、同時尊重個人與少數人的權利為原則。所有民主國家都在尊重多數人意願的同時，極力保護個人與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
民主國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權力分散到地區和地方，並且地方政府必須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和對他們的要求做出反應。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職能是保護言論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權，保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保護人們組織和充分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機會。
民主國家定期舉行全體公民參與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民主國家的選舉不會成為獨裁者或單一政黨的門面裝飾，而是爭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
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其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
民主體制多種多樣，反映著每個國家各自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特點。決定民主體制的是其基本原則，而不是某種特定形式。
在民主國家，公民不僅享有權利，而且負有參與政治體制的責任，而他們的權利和自由也正是通過這一體製得到保護。
民主社會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協的價值觀念。民主國家認識到，達成共識需要妥協，而且時常無法達成共識。用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話說：「不寬容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是妨礙真正民主精神發展的障礙。」
2.多數決定和少數權利
從表面看，多數決定與保護個人和少數派權利的原則似乎相互矛盾。但實際上，它們是一對支撐我們所說的民主政體的基礎支柱。
多數決定的原則是組織政府和決定公共事務的一種方式，不是導致壓制的另一途徑。正如沒有任何一個自我任命的群體有權壓迫其他人一樣，多數派，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也不應剝奪少數群體或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少數派——無論是以族裔背景、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或收入水平而論，還是僅因在選舉或政治論壇上失利而致——都享有基本人權的保障，這些權利不得被任何政府或任何多數派剝奪，無論它們由選舉產生與否。
少數派要相信政府會保護他們的權利和特徵。一旦有了這種信任，這些群體就能夠參與本國的民主機制運作，並為之貢獻力量。
任何民主政府都必須保護的基本人權包括：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合法程序及平等的法律保護，以及組織起來、公開講話、表達歧見和全面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自由。
民主政府認識到，其首要任務之一是保護少數族裔維護文化特徵、社會習俗、個人良知和宗教活動的權利。
民主政府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接受那些即使不被多數派視為怪異，也令他們感到陌生的族裔和文化群體。但民主政府認識到，多樣化可以變成巨大的財富。民主國家視這些特徵、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差異為一種可以促使自己變得更強大、更充實的挑戰；而不是一種威脅。
對如何解決少數派觀點和價值觀帶來的分歧沒有單一的答案，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即只有通過容忍、對話和願意妥協的民主進程，自由社會才能達成共識，實踐多數決定和少數權利這一雙重原則。
3.文官政府與軍方的關系
事關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對任何國家都是極其嚴峻的，在危機時刻，很多國家轉向軍方領導。
但民主國家不是這樣。
在民主國家，和平與戰爭或其他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問題是社會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必須由人民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來決定。民主國家的軍隊服務於國家，而不是領導國家。軍方領導充當民選領導人的顧問並執行他們的決定。只有那些由人民選出的領導人有權也有責任決定國家的命運。
因此，文官統率軍隊和文權高於軍權的理念是民主的根本。
需要由文官指揮國家軍隊和負責國防決策並不是因為他們一定比職業軍人英明，而是因為他們是人民的代表；作為人民的代表，他們有責任進行這些決策並為之承擔責任。
民主國家的軍隊是為保衛國家和人民自由而存在。它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種政治觀點或任何一個族群和社會團體。它忠實於國家的更宏觀的理念，忠實於法治和民主原則本身。
文官統率軍隊得以確保國家的價值體系、各項建制和政策是出自人民的自由選擇，而不是軍方的意志。軍隊的宗旨是保衛社會，不是塑造社會。
任何民主政府在進行國家安全與防衛的決策時，都重視職業軍人的專業知識和建議。文職官員在這些事務中依靠軍方的行家意見，並依靠軍隊執行政府的決定。但最終決策只能由民選文職領導人做出，隨後由軍方在其職責范圍內予以實施。
當然，軍界人士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樣，充分而平等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但只能作為選民，以個人身份參與。軍人必須在退役後才可從政；軍隊必須始終同政治分開。軍隊是國家的中立僕人，是社會的保護者。
歸根結底，文官統率軍隊能夠確保不因國防和國家安全事務而損失基本的民主價值——多數決定、少數權利，以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正當法律程序等。所有政治領導人都有責任實施文官統率軍隊，並使軍隊履行其服從文職政府合法命令的職責。
4.政黨
為保持和捍衛個人權利和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必須共同締造自己的政府。政黨是進行這種努力的主要途徑。
政黨是聯系人民與政府的自願組織。政黨推選候選人競選公職，為使他們當選而展開助選活動，並動員民眾參與選舉政府領導人。
多數黨(或在選舉中獲勝當政的黨)力爭通過立法確立一系列的政策和規劃。各反對黨能自由地批評多數黨的政策觀點並提出他們自己的方案。
政黨為公民提供了一條就當選政黨官員的施政表現向他們問責的途徑。
民主政黨堅信民主原則，因此即便本黨領導人沒有掌權，這些政黨也承認並尊重民選政府的權威。
與任何民主體制一樣，各政黨成員的組成也反映了這些黨發展的不同環境。有些政黨規模小，以一套政治信仰為核心。另一些政黨是基於相同的經濟利益或背景而組織起來。還有一些政黨則是由不同公民組成的鬆散聯盟，可能只有在選舉期間才匯集在一起。
所有民主政黨，不論是小黨還是全國性大黨，都以妥協和容忍為原則。他們知道，只有通過與其他政黨和組織的廣泛結盟與合作，才能形成贏得全國人民支持的領導力量和共同目標。
民主黨派認識到政治觀點是動態的、可以改變的，共識往往能從和平、自由、公開的觀念和價值觀的交鋒中產生。
忠實的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是所有民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的含義是，政治辯論中的所有各方——不論他們的分歧多深——都崇尚言論和信仰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護等基本民主價值觀。在競選中失利的政黨進入反對黨的角色——堅信這個政治制度將繼續保護他們的組織和言論自由。在一段時間後，反對黨有機會為宣傳他們的理念和爭取人民的選票而再次競選。
在民主體制中，各政黨之間的斗爭不是求生存的搏鬥；而是為民服務的競爭。
5.公民責任
民主政府不同於專制政權，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但民主國家的公民也必須同意遵守管理公民的規則和義務。民主國家給予公民許多自由，包括對政府表示異議或批評政府的自由。
做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需要參與、講道理和有耐心。
民主國家的公民知道他們不但有權利，而且有責任。他們認識到民主需要投入時間和艱苦努力——人民的政府要求人民的時刻關注和支持。
在有些民主國家，公民參與意味著需要公民擔任陪審員，或在一段時間內服義務兵役或從事國民義務服務。在所有民主國家都實行並且完全屬於公民職責的其他義務中，尊重法律是最首要的義務。繳納自己應承擔的稅務，接受經選舉產生的政府的領導，尊重持不同觀點的人的權利等，也都屬於公民應盡的職責。
民主國家的公民知道，他們如果要受益於社會對自己權利的保護， 就必須為社會承擔責任。
在自由社會里有一種說法：你是什麼樣，你的政府就是什麼樣。要使民主獲得成功，公民必須積極主動而不是消極被動，因為他們知道，政府的成敗取決於自己，責無旁貸。同樣，政府官員懂得，所有公民應該得到平等對待，而且，民主政府不容賄賂。
在民主制度下，不滿意他們領導人的民眾可以組織起來，和平地要求改變，或者在定期的選舉中，通過投票使那些領導人下台。
民主制度要保持健康運轉，單靠偶而的公民投票是不夠的。它需要大批公民的經常關心、付出時間和承擔義務。反過來，公民依靠政府保護他們的權利和自由。
民主國家的公民參加政黨，為他們屬意的候選人助選。他們接受自己的政黨不可能永遠掌權的事實。
°他們可以競選公職或被任命擔任一段時期的官職。
°他們運用新聞自由發表自己對地方和全國性問題的看法。
°他們加入工會、社團和商業協會。
°他們加入有共同興趣愛好的私人志願組織——無論是涉及宗教、民族文化、學術研究、體育、藝術、文學、住區發展、國際學生交流，還是成百上千其他不同的活動。
°所有這些團體——無論與政府多麼相關或多麼無關——都在為其民主體制的繁榮健康做出貢獻。
6.新聞自由
在民主國家，新聞媒體的運作應該不受政府控制。民主政府內沒有規范報紙內容或管理新聞工作者活動的部門；沒有要求記者接受國家審查的規定；也不強迫記者加入政府控制的工會。
自由的媒體向公眾提供信息，向領導人提出問責，並成為辯論地方和國家問題的論壇。
民主國家培育自由媒體。獨立的司法、實行法治的公民社會以及言論自由都有利於維護新聞自由。新聞自由必須得到法律保護。
在民主國家，政府對自身行為負責。因此，公民期待了解政府為民決策的情況。新聞媒體作為監督政府的工具，推動運用這一「知情權」，幫助公民向政府問責，對政府的政策提出質疑。民主政府使記者能夠出席政府會議和獲得公文，並且不對他們報導或出版的內容作預先限制。
新聞媒體本身的行動必須是負責任的。通過行業協會、獨立的新聞理事會以及專門負責公眾投訴的內部「調查官」，新聞媒體對有關其過度行為的種種申訴作出回應，並追究內部責任。
民主制度要求公眾做出選擇和決定。為使新聞媒體具有公信度，新聞工作者必須提供基於可靠來源和信息的如實報導。剽竊和失真報導有損於自由的媒體。
新聞機構應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自身的編輯部，把採集和傳播新聞與評論區別開來。
新聞工作者不應受輿論左右，而是以追求真實為已任，盡力接近事實真相。民主國家使新聞媒體能夠在既沒有對政府的畏懼，也不受政府偏袒的情況下，從事信息採集和報導。
民主體製造成兩種權利之間的永恆較量：政府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與人民的知情權，後者取決於新聞工作者獲取信息的能力。政府有時需要對那些被認為過於敏感而不宜公布於眾的信息實行限制。但是，在民主體制下，新聞工作者有充分權利追蹤這些信息。
7.聯邦制
當有著不同的語言、宗教信仰或文化規范的不同族群的自由人民願意在一個公認的憲法體制下共同生活時，他們期待享有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平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機會。在地方、地區和國家分權的聯邦政府制中，當選官員負責制定和執行針對地方和地區需要的政策。地方和地區政府與國家政府合作，並也相互合作，共同解決國家面臨的許多問題。
聯邦制是經自由選舉產生的、由負責管理同一人口群和同一地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政府分擔權力和決策的體制。聯邦制不僅使高層政府有決策權，而且也使受決策直接影響的地方社區有決策權，並且保護這一權力。
聯邦制允許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從而促使政府對人民負責並鼓勵公民的參與和履行公民職責。
聯邦制通過成文憲法規定出各級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分工而得到鞏固。
一般認為地方政府應為地方服務，而有些事務則最適於由國家政府處理。這方面常被提到的例子是國防、國際條約、聯邦預算及郵政服務等。
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區的意願：警察和消防巡邏、學校管理、地方保健和建築規章往往由地方設置和管理。
政府間關系意味著，在一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問題需要通過合作解決時，聯邦國家的各級政府(國家、地區和地方)將共同努力。國家政府往往有權調解地區間的爭端。
在地域遼闊和經濟多樣化的國家，各個地區在收入和社會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過國家政府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調整。
聯邦制反應靈敏，包容力強。公民可以自由競選各級政府職務——地方和地區政府給人們提供了在自己社區發揮影響力的最多職位，或許也是最大的機會。
聯邦制為各政黨提供為其選民服務的多種機會。即使某一政黨在國家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內不佔多數，它仍可以參加地區和地方一級的立法和行政。
8.法治
在人類歷史上很多時候，統治者和法律是同義詞——法律就是統治者的意志。擺脫這種專制的第一步是法制(rule by law)，其中包括統治者也受制於法律並應依法施政的觀念。而民主體制則更向前推進一步，建立起法治(rule of law)。雖然沒有任何社會或政府體制能夠完美無缺，但法治保護根本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利，並且提醒人們，他們並非只能在專制和無法這兩種體制中做選擇。
法治意味著任何人，無論是總統還是普通公民，都不能高於法律。民主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施政，其自身也受法律約束。
法律應表達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君王、獨裁者、軍事首領、宗教領袖或自封執政黨的意念。
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因此而願意遵守社會法律，因為他們是在服從自己制定的規則。只有在人民制定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時，司法才會最好地得到貫徹。
在法治社會，強大、獨立的法庭制度應該有權力、權威、手段和威望使政府官員，甚至高層領導人，奉公守法。
為此，法官應該訓練有素、職業化、具有獨立性、公正不倚。法官必須信守民主原則才能擔當起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中所必需的角色。
民主國家的法律可能有很多來源依據：成文憲法、法令規章、宗教倫理、文化傳統習俗。無論源於何處，法律都應包含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條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能只被用於某一個人或某一群體。
°公民必須受到保護，不能被任意逮捕，被無理搜家或被沒收個人財產。
°受到犯罪指控的公民有權得到及時和公開的審理，並有機會與起訴人對質和向他們提問。如果被判有罪，他們不得受到酷刑或非常懲罰。
°公民不得被迫提供不利於自己的證詞。這項原則保護公民不遭受脅迫、虐待或酷刑，並大大減少警方訴諸這些手段的傾向。
9.人權
所有人都享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使人具有追求人生尊嚴的能力——因此這些權利不是任何政府的恩賜，而是應受到所有政府的保護。建立在公正、容忍、尊嚴和尊重基礎之上的自由——不分民族、宗教、政治從屬或社會地位——使人們能夠追求這些基本權利。獨裁統治剝奪人權，而自由社會不斷爭取人權。
人的權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它們存在於社會、政治和經濟等人生各個方面。其中最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是：
所有人應該有形成自己觀點的權利以及獨自地或在和平集會中表達這些觀點的權利。自由社會創造「思想的自由市場」，使人們能夠就各種問題交換意見。
所有人應該有參與政府的權利。政府應制定保護人權的法律，司法系統則應使這些法律對所有人平等有效。
免遭任意逮捕、關押和酷刑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即便對執政黨的反對派、少數族裔、甚至哪怕是刑事罪犯亦是如此。專業警察隊伍在執行國家法律的過程中尊重所有公民。
在多元民族的國家，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族裔應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和維護自己的傳統，不必擔心受到多數派的責難。政府應該在尊重多數人意願的同時，承認少數派的權利。
所有人應該有機會工作、謀生和贍養家庭。
兒童應該受到特別保護。他們應至少受到小學教育，得到應有的營養和保健。
為維護人權，任何自由社會的公民都需保持警惕。公民的責任——通過參與各種活動——將確保政府始終對人民負責。自由國家同盟決心為保護人權而努力，並且將這一決心以多項人權國際條約和公約的形式確定下來。
10.行政權
民主政府的領導人經本國公民同意而執政。這些領導人的巨大權力不是來自對千軍萬馬或經濟財富的控制，而是來自對參加自由、公正選舉的選民為他們所設立的種種限制的尊重。
通過自由選舉，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賦予他們的領導人法律所規定的權力。憲政民主制度實行分權制——立法機構制定法律，行政機構貫徹執行法律，司法機構獨立運作。
民主政府的領導人既不是民選獨裁，也不是「終身總統」。他們有固定任期並接受自由選舉的結果，即使這意味著失去政權。
在憲政民主制度下，行政權通常受到三種限制：將國家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分立的分權制衡制度；在聯邦政府同州/地方政府之間實行權力分工的聯邦制；以及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
國家政府的行政機構受到憲法賦予立法機構的權威及獨立的司法體制的限制。
在現代民主制度下，行政權力一般有兩種組織形式：議會制或總統制。
°在議會制下，立法機構中的多數黨組建政府，以總理為首。
°在議會制下，由於總理及內閣成員都是從議會中產生，因此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不是截然分開。在這種制度下，政治反對派是限制或制約行政機構的主要手段。
°在總統制下，總統是通過與議員選舉分別進行的選舉產生。
°在總統制下，總統和立法機構有各自的權力基礎和政治陣營，從而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民主制度只對政府施加限制，而不將其架空。因此，在民主體制下，就全國性問題達成共識的過程可能緩慢；但一旦達成共識，政府領導人能夠享有採取行動的巨大權威和信心。
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領導人自始至終都在由法律確定和限制的權力范圍內依法行事。
11.立法權
在民主制度下，民選代表——無論是議會、立法會議還是國會成員——的職責是為民服務。他們對民主政體的健康運作具有數項關鍵作用。
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是民主代表制中商議、辯論及批准法律事宜的主要場所。他們不是應聲附和專制領導人的決定的「橡皮圖章」。
監督和調查權使立法代表能公開質疑政府官員的行動和決定，並且起到限制政府各部門權力的作用——在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離的總統制政體中尤其是這樣。
立法代表有權批准國家預算、就急待解決的問題舉行聽證、確認行政當局對法院及各部的人事任命。在一些民主政體中，立法委員會是供立法代表就全國性問題進行公開審議的論壇。
立法代表可以支持當權政府，也可以成為真實的政治反對派，提出與執政黨的主張不同的政策和項目。
立法代表有責任以盡可能有力的方式闡明他們的觀點。但他們必須遵守容忍、尊重以及為達成共識而妥協等民主道德規范，使最後結果有利於全體人民的整體福祉，而不僅是他們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每位立法代表必須自行決定如何兼顧全民福祉和地方選民的需求。
立法代表常常舉行體恤民情的聽證，傾聽選民的申訴和他們提出的問題，並協助他們從龐大的政府機構中獲得幫助。立法代表為此通常擁有一個訓練有素的工作班子。
選舉全國立法代表的方式通常有兩種。在採用簡單多數制的選舉中，又稱「第一過桿制」(「first past the post」)，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而在議會選舉通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選舉中，選民往往投票給政黨而不是個人，代表是根據各黨派的得票率選出。
比例代表制有利於組織嚴密、規模較小的多個政黨。簡單多數制則有利於較為鬆散的兩黨制。但兩種制度下的立法代表都採取辯論、談判、結盟和妥協等做法，這些是民主立法機構的標志。
立法機構通常實行兩院制，新的立法一般必須得到上、下兩院批准。
12.司法獨立
獨立的、職業化的法官是使法庭系統——即司法體制——做到公平、公正和有憲法保障的基礎。這種獨立性不意味著法官可以根據個人主張做決定，而是表明，他們可以自由地依法裁決——即使他們的裁決違背政府或涉案的權勢集團的意願。
在民主體制下，法官不受來自民選官員和議員的政治壓力，從而使他們的公正性得到保障。司法裁決應該公正，以事實真相、法律依據、司法論證以及有關法律為基礎，不受任何限制或有關方面的不正當影響。這些原則確保所有人都得到同等的法律保護。
法官有權審核公法並宣布某項公法違反國家憲法。這是防止政府——即便是由多數民眾選出的政府——濫用權力的一項重要機制。但這項權力要求法庭必須獨立，並具備依照法律而不是政治因素做出裁決的能力。
法官無論經選舉還是通過任命產生，都必須享有法律保護的職位穩定或享有終身制，以使他們在做出裁決時不必擔心可能受到當權者的壓力或攻擊。公民社會認識到職業法官的重要性，因此為他們提供充分的培訓和薪金。
法庭系統的權威及合法性主要來源於人們對其公正性的信賴，即它被看作是一個「不帶政治色彩的」政府分支。
但國家法庭同其他機構一樣，不可避免公眾的評論、監督和批評。所有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包括法官及對法官持批評態度的人。
為確保法官秉公執法，司法系統的職業道德要求他們退出(或稱迴避)審理同他們有利益沖突的案件。
在民主制度下，不能因法官受到無足輕重的投訴或受到政治批評而將其解職。只有在他們有嚴重罪行或違規行為時，才能通過由立法機構或特別法庭進行的冗長復雜的彈劾(提出指控)和審判程序將其解職。
獨立的司法系統使人民相信，法庭的決定是基於國家法律和憲法，而不受制於政治風雲的變幻或一時的多數派壓力。這種獨立性使民主制度下的司法體製成為對人民權利與自由的保障。
⑨ 如何看待資本主義時期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
如何看待西方的民主制度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思想為理論指導，以資本主義政府制度、議會制度、司法制度、政黨制度、選舉制度、文官制度等一整套憲政制度為基石構築起來的大廈，這一制度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長治久安，是在資產階級集團長期統治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整套統治方式、方法，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精巧設計。
一、西方民主制度形態各異，沒有統一的模式
提到西方民主制度，許多人容易想到「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制」等，並且誤以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種模式，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應該說，「三權分立」、「代議制」、「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在各個國家的具體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事實上，西方政治制度紛繁復雜，形態各異，沒有任何兩個國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樣的。
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形態。從國體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從政體——即政權組織形式來看，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根據不同的標准劃分為很多不同的類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存在以下幾種類型：立憲君主制，如英國、荷蘭、瑞典等；總統制，如美國；半總統制，如法國；德國、義大利屬於議會共和制，雖然也有總統，但是虛位總統，其職權既不能和美國總統比，也不能和法國總統比。瑞士是委員會制，聯邦設七人委員會，共同行使中央權力。
政體主要是指中央政權的組織形式，一般是從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或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關系來區分。政體是一個國家政權的主要部分，但絕不是全部。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還包括豐富的具體內容。西方各國都號稱實行「三權分立」，但英國是議行調和。美國是三權並列，法國是行政主導。西方國家都號稱實行「多黨制」，但有的是一黨獨大，有的是多黨傾軋，英美雖然都是兩黨制，但情形很不一樣。英國被稱為「強黨體制」，英國內閣是由議會的多數黨組成，國家政策由多數黨決定。美國政黨紀律渙散，組織鬆散，被稱為「弱黨體制」。西方各國雖然都有議會，但各國議員的產生辦法、議會的職權、議會的議事程序、議會內部的組織都各有特點，而且差異很大。其他如選舉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軍事制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及地方自治制度等，各國也不一樣。
柏拉圖有句名言：靈魂有多少形狀，國家就有多少形狀。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制度，因為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適應本國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而生長和發育起來的，西方制度也一樣，每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濟政治特點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沒有哪個國家是照搬照抄別國制度的。
二、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實質是「資本精英」的「金錢民主」
在西方國家，名義上人民享有廣泛的平等的民主權利，但實際上由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這種表面的平等往往為實質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為事實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所有者才享有民主，窮人是站在民主之外的。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選舉被西方政客標榜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但常常被金錢、媒體、黑勢力、財團等所影響和操縱，從而成了「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和資本玩弄民意的過程。據美聯社2000年11月9日對美國金錢與選舉勝負的關系進行的數據分析表明，1999年競選獲勝的81％的參議員和96％的眾議員，他們所花的錢均超過了競爭對手。美國總統選舉更是金錢的游戲，沒有財閥的金錢實力做後盾，想登上美國總統寶座比登天還難。金錢可以操縱美國的民主選舉，所以有專家指出：「只要在聯邦大選委員會那裡查一下籌集資金的賬戶，就可以在大選之前知道大選的最終結果。」美國政治學教授托馬斯·戴伊和哈蒙·齊格勒在《民主的嘲諷》一書中，把美國富人民主的狀況描述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國的是精英，不是民眾」。資產階級精英統治下的西方民主，根本背離了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的基本原則，是對民主的絕妙嘲諷。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人本主義和唯心史觀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一方面是古希臘古羅馬民主原則和民主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天賦人權」思想和「三權分立」原則。
「天賦人權」學說，是由英國啟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最先提出的。該學說以「自然法」理論為基礎，反對封建主義的「君權神授」說。他們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受自然法的統治，人人都享有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護個人權利，人們通過訂立社會契約建立國家。後來「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則都是由「天賦人權」演化而來的。「天賦人權」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資產階級也就把它作為立法原則和制定各種國家制度的理論基礎。
近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首先是由英國的洛克提出來的，但在洛克那裡只有兩權分立，而且主要是階級分權。完整的「三權分立」是由法國的孟德斯鳩提出的。孟德斯鳩明確地提出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思想。美國建國初期，聯邦黨人又進一步提出「制衡」原理。啟蒙思想者提出「三權分立」原則主要是基於人性惡和權力惡的假設，他們認為只有實行權力分立、以權制權才能防止權力濫用。資產階級學者也常常把是否實行「三權分立」作為一個制度是否民主、一種權力運行是否有效的標志之一。但事實上，有些國家如英國並不是嚴格的「三權分立」。而是議行調和，就連標榜實行嚴格意義上的「三權分立」的國家美國也發生了嬗變，出現了行政權擴張、立法權式微和司法權的政治化，英國被認為是「首相民主」，美國總統被稱為「皇帝般的總統」。
不可否認，「天賦人權」和「三權分立」在反對封建統治、調和階級矛盾、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它終究是以人本主義為基礎，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因而也是不科學的。
四、西方民主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現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在法制化、程序化、規范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一些西方國家相繼取消選舉權的財產、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別和種族等的限制，選舉制度和人權保障有所改進，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有所加強，公民參與政治的范圍有所擴大等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制度日益完善，統治技術日益精巧，統治手段日益豐富。這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為了調和社會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斷斗爭的結果。
西方國家制度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和完善才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許多國家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到了今天它也並非盡善盡美。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較完備而又頗具特色的國家，常常為資產階級學者所津津樂道，但在保護人權上的嚴重缺陷至今仍是美國的一個社會問題。聯邦憲法並沒有寫入保護公民權利的條文，直到1791年才通過保護民權的10條憲法修正案。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更是根深蒂固。建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還存在著奴隸制度。內戰期間，林肯頒布了《解放宣言》，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但黑人還是享受不到平等對待。1870年第15條憲法修正案頒布後，黑人的選舉權仍然被剝奪或被限制，種族隔離越來越嚴重。聯邦國會在1875年通過法案，禁止在鐵路和航運等公共交通部門和其他公共場合實行種族隔離，但很快又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而失去效力。20世紀50年代美國終於迎來了波瀾壯闊的席捲全國的民權運動，直至發生了嚴重的流血沖突。現在雖然沒有法律或制度方面的歧視有色人種的明確規定，但黑人等有色人種在美國社會還是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權利。
再拿選舉制度來說，作為代議制基礎的普選制是英國最先提出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就提出實現選舉區平等，廢除財產的資格限制，男子應有選舉權。但是即使這些並不徹底的規定在英國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逐步實現的。1832年關於改善英格蘭和威爾士代表制的法令通過後，當時20歲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男子享有選舉權。1867年選舉改革降低了財產資格的限制，享有選舉資格的男子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財產資格，具有選舉權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規定30歲以上的婦女享有選舉權，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實行18歲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選舉權。僅普及選舉權英國就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18歲以上男女平等享有選舉權，美國達到這一標準是在1971年。
五、戰後西方民主的新發展和內在矛盾
二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制度呈現民主的完善和民主的「赤字」、民主的危機和民主的「迷信」同時出現的特點。西方民主被某些人推崇為一種「普世價值」，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體制或西方民主的反對者都被視為非民主甚至是獨裁。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有一些人對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
首先，上述現象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20世紀西方國家先後受到法西斯主義和左翼運動的強烈沖擊，加劇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一些國家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更是讓資本主義國家感到如末日來臨。因此，緩和社會矛盾，調整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改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必然之舉。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整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沒有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階級對立，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民主的階級實質。
再次，要認清西方「新干涉主義」的實質。為了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維護國際舊秩序，西方國家不僅對外輸出資本和產品，而且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西方民主觀念和所謂的民主制度，實質是「新干涉主義」的一種手段。
六、批判地借鑒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
不能否認，經過幾百年時間，西方國家在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權力制衡、政黨與政權的分開等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和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法制化。如果剔除其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本質，那麼這種民主的一些具體形式還是可以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成果並且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造和吸收的。
要特別強調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不搞西方的「議會制」；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決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堅持民主集中制，決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歷程說明，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適合本國國情，不斷完善和發展，才是最合適的和最有效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在該國是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到另一個國家未必有效有用，有時可能還會適得其反。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是照抄照搬別國政治制度的，獨立前的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建國的時候，世界上只有英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美國沒有照搬英國的制度；日本是在美國的主導下進行民主化改革的，但日本也沒有照搬美國的制度。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同樣說明了這個道理。20世紀是戰爭和革命風起雲涌的世紀，也是政治制度變革劇烈的世紀。每一個革命後的國家，每個民族獨立國家，都選擇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但是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即沒有一個國家是靠照搬別國政治制度而成功的。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大國到處輸出「民主」，也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回答者： 南充求知 - 十一級 2010-6-3 21:41
提法有誤,
只有資本主義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沒有資本主義時期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因為資本主義還沒有一個從資本主義時期中走出來.
資本主義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具有雙重性,多面性,這表現在它的真實性,現實性和可信性,也表現在其自身的這種欺騙性,虛偽性和片面性,狹隘性和政治性.
這多少有點類似於中國的一句古話,即,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⑩ 法律為什麼穩定才保守
一、法律的保守傾向
如果保守與自由之間有一個中點的 話，長期以來法律則在保守與中點之間徘徊，但永遠也到達不了保守的彼岸，這就是法律的保守傾向。盡管法律是人類制定出來的具有高度助益的社會制度，但它出於制定人認知力的非至上性和社會發展的制約，顯得不那麼靈活。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樣「通過憲法規定和成文法律提出某個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社會政策，或者通過先例對當下法官進行約束，法律凸現出一種保守的傾向。」？？？總的來說，法律的保守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規范上、適用上、效果上。
1. 規范上的保守傾向體現。
不同於一般的規范，法律規范遵循嚴格的邏輯模式：行為模式+條件假設→後果歸結，這種模式化的規范為法律的保守性提供了一個大框架。依據規范的內容，可將法律規范分為以下三類：授權性規范、禁止性規范、命令性規范。這三類規范又各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授權性規范的模式為：可以行使 的權利。從語義學角度來看，「可以」只是表示一種可能性，而非實在性。行使權利往往回帶來利益，利益可以放棄的，因而授權性規范也包含了放棄權利的另一層含義。從模式分析來看這類規范具一定的開放性，也體現了主體自由的傾向。遺憾的是這類規范所佔的比例很小，且數量不多，客觀上不能緩解整個法律規范的保守傾向。禁止性規范則是另外一副面孔：不得進行 /從事 。顯然是以否定祈使句的方式來表述規范，可以說是採用了排除法，再加上其內涵外延非常之確定，整個規范的整合體現了其絕對的保守。那麼再看看命令性規范；必須進行 。與禁止性規范相反，它採用了正面肯定祈使句的規定方式，「必須」（have to）表現出一種必要強令的意思，再加上其內涵外延的確定，體現了一定的保守性。三類內涵外延都周延的規范構成的法律規范整體，在理論上的建構是無懈可擊的，但在現實中法律卻是不周延的，也就是說由於立法者認知的非至上性導致了法律難以涵蓋一切社會關系。針對這種現實中法律的捉襟見肘的尷尬場面，採用依據授權性規范進行權利類推的方式加以彌補，但是這種方式僅僅限於權利的推定，對禁止性規范和命令性規范是不能這樣推定的。單單以一類不佔優勢的規范的變相涵蓋面的擴大來彌補法律的保守性簡直是杯水車薪，當然是難以勝任的，況且對這類權利推定效力還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所以說在授權性規范尚未佔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法律無論從規范上還是在現實中都表現出較濃的保守傾向。
2. 適用上的保守傾向。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終是由人來適用的，其中法官的適用角色主導了整個法律的適用。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在解釋法和執政官（法官）的關系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執政官（法官）是會說話的法律，法律是不會說話的執政官（法官）」。這足以體現羅馬帝國當時法官的保守性。隨著立法技術的日益完善，法官的保守性逐漸轉向了保守傾向。從19世紀中葉的嚴格規則主義與自由裁量主義的紛爭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相對自由裁量權在德國 民法典的最終確立就是明證。保守傾向既秉承了嚴格規則主義對人性弱點的防範，又運用相對自由裁量權保持一定的靈活性。法律適用的過程即程序最能體現保守，程序上的保守是看得見的。程序講究按部就班，不允許超越程序適用法律。英國有一句法諺「老路是最安全的」，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只有老老實實地按程序進行思考，向過去看齊遵循先例，這樣的做法難免有保守之嫌。在經驗論哲學的主導下，法律的適用的保守傾向不可避免。
3. 效果上的保守傾向。
從邏輯上講，保守地適用保守規范的條件預設下，只能得出適用效果的保守，法律的適用效果必然顯出一定的保守傾向。「法律制度主要是一種保守的制度，法律家也傾向於保守的觀點」。？？？法律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當個人之間、集體之間發生爭執，需要用法律處理時，法律的目的就是保護現存的權利系統。如果某人侵犯了別人的權利，他就應該彌補別人的損傷或做出賠償，至少要保證以後將尊重受害者的權利，甚至要付出接受刑事懲罰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效果是保守的，因它在保護和恢復舊有的秩序，旨在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社會有條不紊的發展
二、保守：優點與缺點的二律背反
如果說上面講的保守是中性的話 ，那麼本段則是對保守的價值探討：保守是優點或缺點？
從保守一詞的詞源上推究，漢語中保守有兩層意思：⒈保守堅守；保持不使失去⒉維護舊狀；不求改進。英文conservative的注釋是：⒈favouring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society； not liking change， esp sudden change⒉not showy⒊careful.？？？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保守一詞都有維護傳統保持舊態的意思 .而對於舊態的界定很難加以定論，因為新舊劃分有多層次的標准。舊是屬於過去的，而過去即passed首先是一個 時間概念，再加以效用標准就成為一個價值概念。在時間概念上保守是一種必然，是所謂的承前啟後。霍姆斯曾言 「法律的生命是經驗，不是邏輯」。法律是一種經驗，經驗要求反復，反復就不可避免地體現了保守。在價值概念上保守又是一分為二的，保守的事物必然有缺乏創新守舊的一面，但保守具有法律所特需的屬性-穩定性。在這一點上保守還是頗具魅力的。法律要為人遵守，必須是明確的、可預見的；法律要為人信仰必須是穩定的。這些是由於法律的保守而引起的，是眾法所不可缺少的品質。法律變幻無常就是沒有法律。保守可以維護法律的穩定性、明確性。但在另一方面，法律的穩定性會導致法律的僵化。博登海默在論述法律的弊端時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一旦法律制度設定了一種權利和義務的方案，那麼為了自由、安全和預見性，就應當盡可能地避免對該制度進行不斷的修改和破壞。但是，當業已確立的法律同一些易變且重要的社會力量相沖突時，法律就必須對這種穩定政策付出代價。」？？？保守的價值判斷上的抉擇往往令人困惑。在顧全了穩定與安全時，個別公正和周延性便 難免為之犧牲；若將靈活性作為首要價值，法律將會喪失規范性、嚴謹性，法律價值選擇的兩難起於法律一身兼數職，而這些職責又相互沖突的狀況。保守有助於防範人性的弱點，它盡量地排除了人為的因素為法律提供了安全，以法規自行。
但是法律又兼有適應社會變化的職責，這恰與它的保守性相矛盾。這一職責又要求將危險的人的因素引入法律運作。法律基於防範人性弱點的慣性而顯現的保守，一方面必須追求安全， 另一方面又 不得不部分犧牲安全以換取靈活，這就是法律保守作為優點與缺點的二 律背反的深層次的原因。
三、保守的弱化趨向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思潮的沖擊下，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保守性對法律來講是日益式微。法律由最初的保守性過渡為保守傾向，筆者認為這一趨向正是古代法向現代法發展的必然。
1. 法律的模式發展
筆者認為法律的模式正由規則模式向規則―政策―原則模式發展。法律中規則的主導地位已受到原則、政策的沖擊日益下降。 「講某人有法律的義務，就是說有一個在特定的情況下運用於它的有效的法律規則。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規則也就沒有什麼義務。同樣個人享有的權利也只能是由法律規則所授予的權利……」？？？，德沃金的陳述批判了規則就是法的全部的法，認為這樣的法過於僵化。而在規則―政策―原則模式中，政策的引入力圖在某種程度上彌補規則的僵化，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政策更多地體現在立法中的作用，在立法中可能 會有助於突破法律的保守一面，但在司法中往往也會陷入呆板之中。這一點體現在政策的不開放性、缺乏行為規則上。？？？與之相反，原則恰恰既充當了立法的指導作用，又 能在司法中靈活運用，彌補了規則、政策的不足之處。規則在適用時要麼有效，要麼無效；而原則卻只有孰輕孰重的問題。原則具有規則所沒有的力量上和重要性上的程度，當諸個原則交錯時，它們之間的沖突必須根據每個原則在這一情況下的相對份量來解決。「原則是理由，一個理由不會因為某一情況下其它理由占上風而不再是一個理由」。？？？？
原則的引入從根本上使得事實的可預測性向價值的可預測性轉變。嚴格規則主義的衰退到相對自由裁量權的確立的轉變表明了法律的保守陣營一退再退。
2. 法律的適用周期的變化
在古代，法律的修訂是遲緩的，一經制定一部法典就施行幾百年的情況非常普遍，這與當時的社會緩慢發展相符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法典保守之處。制訂法律是程序性極強的立 法活動，其過程漫長而復雜，即使有敏感的立法者也沒敏捷的立法者。法律受即得利益群體的干擾，蘊含了法律的穩定性衰變為保守性的可能。現代法律雖然稱不上朝令夕改，但在修訂周期（也不妨說適用周期）大為縮減。法律的更新率加快使得它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可見保守性已大大弱化了。
四、保守主義的借鑒：保守傾向與自由傾向的融合
法律保守性的弱化正是在自由的要求聲中開始的，法律的這種自我完善功能正是法律的生命所在。但法律始終無法徹底擺脫保守性的影子，原因在於法律是一種指導性的規范，如果完全喪失保守性就會如亞里士多德所說：「輕易改變法律，另制新法的作風，實為一種削弱法律根本性質的方法。」？？？？但是過於保守的法律會僵化，於是為了彌補法律的靈活性人們引入了人的因素。藉助於人來改善法律的僵化，「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另一層含義：法官造法。考慮到對於法律固有的保守傾向本性、社會對法律提出的自由傾向要求，關於如何恰如其分地融合具體兩者的標准難以把握。受西方保守主義的啟發，又套用一下哈特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的概念，筆者提出了法律的「最低限度的保守」這一說法。最低限度的保守是以保守為基點的，它只是保守的一種讓步並非拋棄，究其實質是保守基礎上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西方的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和態度的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其重點是優先選擇社會和秩序中古老和已被人們確認的東西，而不喜歡新的、未經考驗的東西。保守主義的擁護者強調法律與秩序、連續性、慣例的重要性，在革新上持謹慎態度，強調傳統多樣化，強調人類天性不可能完美無缺，從而人類的邪惡也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者的看法認為國家對個人和經濟的干預和津貼只應在邊際使用。保守主義是以繼承傳統為前提的自由主義即保守下的自由主義。？？？？它要求穩定，反對激進主義，很好地將保守傾向與自由傾向融合在一起，這種思路對法律來講很有借鑒意義。可以說「最低限度的保守」就是保守主義在法律上的延伸，筆者認為主要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體現：
1. 程序的最低限度的保守。
程序，從法律學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為按照一定的順序、方式和手續來作出決定的相互關系。？？？？可以看出，程序是由很多框架整合而成的：順序強調的是一種有序性；方式針對的是合法的途徑；手續則注重流程的監督。這些條條框框限制了程序參加者的恣意，保證了行為的合理性。程序就象是作繭自縛，努力營造一個制度上的話語空間以隔離生活中的人際關系空間，因為「一個完全開放的決策過程非常容易為事實上存在的力量對比關系所左右。」？？？？法律程序以一種保守的態勢，抵禦力量對比的咄咄進攻。當然程序並不是一個封閉的死胡同，它也有開放性的結構，如陪審員制度就是外界力量的介入，不過是中立的力量。這種恰當的開放性體現了最低限度的保守。在另一個方面，通常而言一國的法律程序是比較穩定的，變動更大的往往是實體。如果說程序是看得見的，那麼程序的保守是顯而易見的。程序的保守能制約權力的濫用。
2.「規則＋標准」的保守態勢。
上述了規則的保守導致了法律的僵化，如果規則附以標准如善意、附隨等將會使得改善規則的僵化狀況。這一點在法中特別突出，如善意取得、善意第三人、附隨義務等等。這類個別規范的改善有點向原則或法理靠攏，同時也增大了法官的裁判的自由空間，但增加有限，是最低限度的保守的體現。
3. 法官的最低限度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