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立法
❶ 禁毒工作有哪些短板和弱項
今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在全國禁毒工作會議上強調，應充分認識我國毒品形勢的嚴峻性和做好禁毒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如何採取有力措施全力推進禁毒斗爭深入開展，以有效解決毒品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當前禁毒工作中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
1．對毒品種類范圍沒有及時更新。近年來，新型毒品、制毒原料層出不窮，但衛生部於1988年頒布的管制精神、麻醉葯品目錄並沒有收入，導致在實踐中查獲的新型毒品沒有依據進行查處。例如，根據我國刑法第三百五十條、第三百五十七條，國務院國發983號文件、衛生部1996年頒布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目錄》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我國加入的有關國際公約，如《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公約》，麻黃鹼和偽麻黃鹼不是毒品，是制毒物品或稱「易制毒化學品」。而依據公安部禁毒字199735號《情況通報》精神，麻黃鹼屬於有毒范疇，公安機關在偵破該類案件中往往依據該《通報》精神，將麻黃素、麻黃鹼列為毒品。對搖頭丸是否屬於甲基苯丙胺毒品等，實踐中也難以把握，需要作出明確解釋或者統一執法部門的認識。
2．毒品案件管轄較為混亂。近年來，毒品犯罪集團化、職業化傾向明顯，重特大毒品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有組織犯罪、跨地區作案等特點，公安機關辦理毒品犯罪案件中異地偵查、異地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情況相應也比較普遍。但由於管轄權異議導致一些案件在司法機關間互相推諉扯皮、久拖不決，有的案件因此造成了嚴重的超期羈押問題，有的案件則被長期擱置。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有的省份規定：只要是發生在本省的毒品犯罪，不論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是否在本地，只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均可在本地批捕、起訴、審判。這一變通做法帶來了新的問題：一些地方把這一針對毒品犯罪管轄的補充措施，演變為打擊毒品犯罪的經常性措施，不加以限制地使用，背離了以此解決少量毒品案件異地處理的初衷。
3．毒品鑒定不夠規范。對查獲的毒品進行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是獲取證據的基本手段；同時，毒品鑒定結論又是毒品犯罪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證據，直接關繫到對毒品犯罪事實認定和對罪犯進行定罪處罰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常常遇到毒品鑒定結論格式不規范，取材方法、送檢程序不合法，鑒定結論用語模糊等問題，時時困擾著執法部門，造成案件疑點多、起訴質量差。
4．毒品純度和數量有時反差較大。由於毒品的利潤高，不少犯罪分子在購進毒品後都是對毒品進行加工（包括稀釋、摻雜）後才出售，導致毒品的純度不高，越是下家純度越低。按照修改後的《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據此，毒品的計算不再摺合一定純度的毒品，即查獲一定數量的毒品，不論其純度如何，都以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計算，不以純度計算。故在司法實踐中就出現了對查獲的數量相同、但純度不同的毒品犯罪均按同一標準定罪處罰的情形。但是，確定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重罪或輕罪，該行為社會危害性大小是主要依據。就毒品犯罪而言，含量高低與對人的危害性成正比。為了更好地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有的省份司法機關提出超過20克毒品要進行復檢，數量較大、有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要做含量分析。但這種做法尚沒有刑法上的依據。
5．對毒品數量的認定意見不一。一是對同一種片劑中含有多種受管制的精神、麻醉葯品的數量認定問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公、檢、法之間也存在不同認識。二是對液體毒品的數量認定問題，刑法中對毒品的數量認定是以固體毒品為基礎，以克為單位的，而實踐中已經出現了液體狀的毒品，對其數量認定應如何計算存在不同認識。
6．對毒品案件主觀故意的認定存在分歧。司法實踐中，對於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的案件，司法人員只能參照具體案件事實、細節以及其他證據進行分析判斷。例如，對於被指使送貨的從犯，在主犯未被抓獲時，對其主觀故意很難認定。由於理解能力、認識程度、辦案經驗等差異，不同的辦案人員之間往往存在一定的分歧，容易導致定性錯誤。
7．對外籍犯的國籍確認較為困難。這一問題主要存在於雲南地區，由於緬甸與雲南省接壤的邊境線較長，兩國邊民跨境而居，邊民通婚互市等因素，造成認定緬甸邊民的國籍比較困難。為此，雲南省外辦、省公安廳於1982年對緬甸邊民的國籍認定作出了三條原則規定。2001年3月，雲南省級公、檢、法三長聯席會議和省政府外辦聯合制定了《關於辦理涉外刑事案件確認國籍問題的意見》，進一步規范了外籍犯身份的確認問題。但這只是一般性的內部操作依據，缺乏法律效力，同時由於這些規定本身的不完善又會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如由於國籍不明的原因，出現了大量無國籍犯罪嫌疑人，而批捕無國籍犯罪嫌疑人徵得省外辦的同意較為困難，這就給審查批捕工作帶來新的問題。
8．對使用特情收集到的證據轉換不夠及時、規范。運用特情獲取案件線索、收集證據、偵破案件是當前打擊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但實踐中這種手段在證據的收集、轉換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有的案件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使用了特情手段，但向檢察機關提請批捕時並未告知該情況，也不提供相關的證據材料；有的案件公安機關未將來源於特情的證據依法及時轉換為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合法、有效的證據，影響了證據的證明力；還有的案件公安機關以保護特情安全為由，對檢察機關保密證據的來源，使得那些有疑點、有疏漏、應當收集而未收集的證據，在審查批捕、起訴過程中無法加以調查核實和補充，更無法查明在特情使用中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問題，造成有些案件因證據單一、證據不足或無法質證而被降格處理，甚至導致了錯捕、錯訴等問題。
■解決禁毒工作中存在問題的若干對策
1．對於毒品犯罪可以允許適當的「證據推定」，以改變目前涉毒案件證據過於簡單，缺少充分證明力的狀況。如長期以販養吸的「零包販毒」人員，可對其吸毒史、中毒程度、經濟收入等情況進行調查，收集製成證據材料，結合該時期毒品市場平均價格的證明，推斷口供的真實性，並據此對其供述的販毒數量進行累計計算，在具體量刑時可以認定其屬於坦白而予以從輕處罰。又如，可以借鑒馬來西亞等國「推定」的做法，一是對故意內容（或犯罪性質）的推定，即對持有一定數量以上毒品的，可推定其目的是為了毒品交易；二是對毒品具有「明知」的推定，即在某房屋或交通工具中發現毒品，除非有相反的證據證實，可推定房主、船長、機長或車主明知該物品是毒品。
2．對毒品犯罪應當適用特殊的證據規格。如對於販毒者不承認販毒，但有多個吸毒者均證實單獨向販毒者購買毒品吸食，且雙方又無利害關系的，應以吸毒者證實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對於販毒者曾有供述，並據該供述查證屬實，但販毒者後來又翻供的，應以查證的證人證言認定。當然，對毒品犯罪實行特殊的證據規格和證據推定，需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對其合法性和現實性進行研討論證。
3．對毒品犯罪管轄的變通，只能作為打擊毒品犯罪的補充措施，而不能演變為經常性措施。在使用中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不能背離以此解決少量毒品案件異地處理的初衷，防止助長越權辦案、違法管轄等問題，甚至出現製造假案的現象，對嚴格公正執法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4．既要堅持刑法確定的毒品案件以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計算，不以純度計算的原則，又要考慮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對於有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應做含量分析，對毒品含量極低的要慎重處理。
5．盡快制定統一的《禁毒法》，切實解決禁毒工作中的突出問題，充分體現禁毒工作的立法需求，保證法律更具有操作性。其中，對管制精神、麻醉葯品的種類范圍的重新界定、對毒品數量的明確規定是重要內容，以保證在實踐中查獲的新型毒品有查處的依據。
6．對誘惑偵查行為適用的案件類型、條件和程序要件，特情人員的建立標准、規范管理和監督制約機制，使用特情偵查案件的證據規則等問題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應重點解決來源於特情的證據的全面收集、固定和轉化問題，使之成為在起訴環節可以調查核實和審判環節可以舉證質證的合法有效證據。同時，應明確誘惑偵查的目的主要是獲取毒品犯罪情報線索偵破毒品犯罪案件，禁止使用特情引誘本無犯意的人員進行毒品犯罪。
❷ 販賣毒品罪的成立
是否犯罪，要看是否符合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構成。
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構成為其存在的依據。所謂犯罪構成，就是法律規定的，說明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總和。刑法規定的每一個罪在犯罪構成上都有其特殊的規定，販賣毒品犯罪也不例外。我國《刑法》第347條第1款規定：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販賣毒品」又明確界定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解釋》等司法解釋，對如何准確理解和把握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構成標准以及司法實踐中該如何准確定罪量刑作了更明確而具體的規定。盡管如此，當前的刑法理論界對該罪犯罪構成各要件的具體內涵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司法實踐中的操作也不盡一致。對此，本文擬對販賣毒品罪的主客觀要件等進行分析，並對如何理解和把握該罪的犯罪構成提出筆者拙見。
1、販賣毒品罪的犯罪客體
對販賣毒品罪的客體，目前我國刑法學者主要持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權利[①]。另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所侵犯的客體是我國對毒品購銷活動的管制[②]。
正確認識販賣毒品犯罪所侵犯的客體，筆者認為，應從該罪的社會危害本質、相關刑事立法的價值取向以及其他構罪要件等綜合分析判斷。第一，販賣毒品罪的本質特徵，即最本質的社會危害，是行為人違反了毒品購銷管理法規，進行「以毒換錢」「以毒換毒」等的罪惡交易，導致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第二，我國刑法設立販賣毒品罪，是依法懲治違反毒品購銷管理制度的行為，與販賣毒品犯罪的危害本質相對應的。第三，該罪主觀要件以「明知毒品而販賣」為直接故意，而非危害他人的身體健康為目的。因此，該罪的侵犯客體應當是國家對毒品購銷的管理制度這單一客體。就具體的法律制度而言，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麻醉葯品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葯品管理辦法》等法規以及我國政府參加的有關禁毒公約。
相比之下，本罪若以「國家對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體健康權」復雜客體論，則不僅不符合販賣毒品犯罪的本質特徵，而且與刑法價值取向相悖，造成實踐中對販毒行為的打擊不力。第一，毒販盡管明知大量吸毒會對人體健康帶來危害，但其販毒目的並不是危害他人的身心健康。第二，我國刑法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作為販賣毒品罪懲治范圍，說明對該毒品的真實用途以及是否確實對他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並無刑法上的要求。因此，以復雜客體論，無疑將販賣毒品這一刑法上的行為犯，人為視為以行為加危害結果的實害犯，有違立法初衷。第三，從毒品自然屬性而言，雖然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但無可否認毒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葯用價值，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內使用，則是正常的葯品，具有緩解病痛的功效，只有在長期依賴、大量吸食後，才會造成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危害後果。因此，若將「公民身體健康權」作為該罪客體之一，則一些零星販毒以及用於治病或其他非毒害性吸食用途而非法出售毒品的販毒行為，均因無法造成身體健康損害的危害後果而不能以販賣毒品犯罪定罪處罰，這顯然是人為縮小了販賣毒品罪的范圍，也不利於有效遏制毒品的非法流通，也是與我國刑法規定的「販賣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完全不符。
販賣毒品罪的犯罪對象是毒品。從歷史發展來看，毒品的外延有一個從窄到寬的過程。我國《刑法》第357條明確規定：「本法所稱的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理論界一般認為，毒品是指能夠使人形成癮癖，並可能影響人體健康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毒品具有如下三個特性：（1）依賴性或成癮性。（2）毒害性。（3）違法性。[③]能夠使人形成癮癖是毒品的根本特徵，毒品和葯品的界限為是否超過了國家行政管制的范圍。
現今階段，隨著化工水平的提高，以化學合成方法所生成的毒品也越來越多，從規范的角度對一些新型毒品予以界定尤為必要。如目前出現的搖頭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案件，一度曾因「無法可依」而使部分毒販逍遙法外，直至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才解決了定罪處理與否的司法爭議。然而在暴利誘惑之下，不僅一些具有專業知識的不法分子利用構效原理在地下實驗室或工廠將某些已知毒品進行化學結構的改造，不斷研製出依賴性更強的新毒品，而且一些未列入法定毒品名錄的國家管制精神葯品也不斷以非法渠道流通。如：王某在沒有取得葯品經營資格的情況下，從一家制葯廠以低價購買國家管制的二類精神葯品安定注射液（以下簡稱安定）後，高價非法銷售給個體診所和葯品販子。又如：楊某用變造的中國葯材鄭州公司中西葯部的營業執照及葯品經營許可證，騙得青海省西寧青海制葯廠的信任，取得該廠在河南鄭州地區銷售丁丙諾啡舌下含片的總代理資格。從該廠以每板（10粒、重1克）17元的價格購得丁丙諾啡舌下含片7300板（73000粒）後，先後以29元、30元不等的價格將7250板（72500粒）丁丙諾啡舌下含片賣給他人，從中牟利。顯然，安定注射液、丁丙諾啡雖均屬於國家管制的二類精神葯品，且2002年最高檢也在《答復》中進一步明確安定注射液屬於《刑法》第355條第1款規定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但是否屬於《刑法》第357條所指的毒品，尚無明確法律規定，因此，此處的安定注射液、丁丙諾啡是毒品還是葯品，成為能否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的關鍵。由此可見，由於法定毒品名錄限制性與新型毒品的不確定性，使新型毒品的性質界定成為准確定罪的重要前提和關鍵。
筆者認為，僅由立法或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及司法解釋亦步亦趨的補充規定來指導司法實踐，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該問題的，還是應在嚴格遵循懲治販毒罪相關刑事立法的價值取向的基礎上，結合分析販毒罪所侵犯的法益及刑法意義上毒品的具體內涵，准確予以認定。根據我國《刑法》第357條的規定以及理論界對毒品概念的一般理解，界定刑法意義上的毒品，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是否屬於國家規定管制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第二，是否屬於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前者通過檢索我國衛生部發布的《麻醉葯品品種目錄》和《精神葯品品種目錄》便可確知。後者則可以通過有關衛生醫療等部門提供的臨床反應為依據。對於未被列入我國規定管制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的，可以參見國際管制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
2、販賣毒品罪的客觀方面
販賣毒品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毒品管製法規，販賣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嗎啡、大麻或其他毒品，破壞國家毒品管制的行為。[④]由於我國《刑法》對「販賣毒品」中「販賣」的含義和范圍均未作明確規定，導致目前理論界和司法實踐對其產生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販賣」包括行為人實施非法轉手倒賣和銷售自製毒品的行為，並說明「轉手倒賣」是指行為人以較低價格將其他毒販的毒品購進，再以較高價格賣給他人。[⑤]一種觀點認為，所謂販賣，是指非法有償轉讓，包括買賣、交換、批發和零售。[⑥]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是指有償轉讓毒品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購毒品的行為，有償轉讓即行為人將毒品交付給對方，並從對方獲取物質利益。[⑦]司法實踐所依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對「販賣」的定義：「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僅將「販賣」限定為必須以有償性和物質性利益為前提，而對刑法作了限制解釋，而且就刑法懲治破壞國家對毒品購銷管理制度的行為而言，在當前形形色色毒品非法交易行為泛濫的同時，僅將「販賣」行為治罪，也有失法律的嚴肅性。
根據我國刑法懲處違反國家毒品購銷管制制度行為的立法意圖，非法交易毒品的內容應包括：一是行為人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二是行為人事實上擁有對毒品的控制權和處分權,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處分毒品;三是客觀上有毒品的控制行為或者失控行為。因此，所謂的「販賣」不足以涵蓋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為。無論該毒品的來源是低價購進、自製自銷、祖上遺留或是盜竊、詐騙等非法手段獲得，也無論是否從非法流通中牟利、或謀取的是否為物質性利益，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毒品的非法流通行為，即違反了國家對毒品的管制規定，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此，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應將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為均予以入罪嚴懲，而將是否販賣牟利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近期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不以經濟利益為內容的毒品交易行為，如以性非法交易、以逃避處罰或升職、調動、晉級等其他非財產性利益等為內容向具有一定職權且非法消費毒品的人交付毒品的行為，按照現行法律自然因不屬於「販賣」而無法入罪，但從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言，並不亞於毒品的販賣行為，也可視為變相販賣，若刑法能將所有毒品的非法交易行為均設定為犯罪，即可避免適法處理上的尷尬。當然，簡單用司法解釋將「販賣」界定為包涵所有買賣、交換等無論謀利與否、不以經濟性利益為前提的行為范疇，既可能導致對刑法的擴大解釋，也有失法律規范的周密性、嚴肅性。因此，筆者建議以「非法流通毒品罪」或「非法交易毒品罪」取代「販賣毒品罪」的罪名，彌補立法缺陷。
3、販賣毒品罪的主體
販賣毒品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14周歲以上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據我國修訂《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應當對販賣毒品罪承擔刑事責任，從而否定了原有司法解釋的規定[⑧]，將規定死刑的走私、製造、運輸毒品排除於未成年人犯毒品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的罪種之外。盡管新刑法典對此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使一度出現的關於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責任問題的爭議得到解決，但筆者認為，該規定的合理性尚存一定質疑。第一，同一條文中規定同樣法定刑的情況下，同一類主體僅對其中一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不對另一類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有失立法的科學性、嚴密性。根據新《刑法》第347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情節嚴重的走私、運輸、製造毒品罪和販賣毒品罪的最高刑為死刑，最低刑為七年有期徒刑，這不僅表明符合上述法定情節的該四種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嚴重程度是相當的，而且應當與故意殺人、搶劫等視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因此，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上述四種犯罪行為，法律卻只規定對毒品販賣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顯然有失立法的公允。第二，無論犯罪情節，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販毒行為，一律定罪處罰，也有違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則以及當前對未成年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如對於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初次、偶爾零星販毒，若也無一例外地承擔刑事責任，既不能達到刑罰懲治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更無從體現執法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因此，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刑事責任，不能僅限於對販賣毒品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而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涵括為「情節嚴重，可能判處七年以上（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毒品犯罪」，以顯示法律的公正性。
4、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方面
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明知自己販賣毒品的行為會發生毒品在社會上非法流通和蔓延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販賣毒品通常是一種高利潤的犯罪活動，販毒者大都具有追求暴利的目的。但是，《刑法》並未明確規定販賣毒品罪必須具有牟利的目的，因此，對「以牟利為目的」是否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理論界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販賣毒品罪除了是出於明知是毒品而販賣的直接故意之外，還必須具有牟利目的，即販毒者希望通過非法銷售毒品來牟取暴利；不具有牟利目的，不構成販賣毒品罪。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販賣通常是以營利為目的，但也不盡然。例如，某甲為了吸食而買進大量毒品，後由於種種原因而戒毒，戒毒後低價將剩餘毒品出賣。顯然難以認定某甲具有營利目的，但其行為仍然構成販賣毒品罪」[⑨]。
筆者同意後者的觀點。首先，從本罪罪與非罪的區分標准分析，不論是否以牟利為目的，只要所實施的販賣毒品行為直接破壞了我國對毒品購銷活動的嚴格管制，造成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刺激了整個毒品犯罪的惡性膨脹，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後果，就構成了販賣毒品罪。至於是否追求暴利，獲取違法所得的多少，都只是販毒主觀惡性程度的一種表現和反映，只能作為量刑情節考慮。其次，牟利在此只是一種行為動機的體現，而並非所有毒販所追求的一致結果。如上所述將剩餘毒品低價銷售的行為。第三，從此罪與彼罪的區分來看 ,販賣毒品罪的本質特徵表現為行為人以轉讓的方式致毒品非法流通和蔓延，危害社會。這表明販賣毒品罪與其他犯罪的區別主要在於行為的方式和危害性所具有的特性，而非主觀上是否以牟利為目的。第四，人為增加構成要件內容，不僅縮小打擊面，更不利於司法認定。
司法實踐中不排除這樣的情形，在開發了一種新型毒品之後，由於其效果尚不為人熟悉，故由毒販免費將其在特殊人群中予以品嘗，以期打開新型毒品的銷售市場，在其免費發放毒品後即被抓獲，對這一行為能否定罪?從某種意義上講，此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比販賣同樣數量的傳統毒品而言更為嚴重，因為它又使國家面臨著一種新的犯罪危機。所以，有學者認為這種贈與毒品行為同樣可以依據現行法律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理由之一：為有效控制毒品，防止立法漏洞出現，故應予以刑法打擊。理由之二：販賣行為的多樣性使本罪無需牟利性。理由之三：國際公約與各國的立法中，對毒品「提供」行為要求予以犯罪化都有明確的立法精神。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第三條「犯罪和制裁」第一款規定:「1 各締約國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確定為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a)(一)違反《1961年公約》、經修正的《1961年公約》或《1971年公約》的各項規定,生產、製造、提煉、配製、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任何麻醉葯品或精神葯物。」其中,「提供」行為是公約要求予以犯罪化的一個行為。各締約國的刑事立法也應反映這一要求，如英國刑法「給與毒品罪」是「非法地……給與或者引起被給與或者由其他任何人取走任何毒品,或者其他有害有毒性物品。」[⑩]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雖不乏可取之處，但從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出發，在我國現行刑事立法明確規定僅對毒品的販賣行為予以懲處的立法背景下，對無償贈與毒品以販賣毒品罪懲處，於法無據。理由是：第一，販賣通說認為，販賣應當是有償的買賣。「販賣」的刑法釋義為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的非法收買。顯然，「販賣」的內涵與「無償贈與」有明顯不同。其次，「販賣」無須以牟利為要件，並不意味著對販賣行為在構罪要件中的必然性的否定。第三，對於國際公約和某些西方國家刑事立法中，對於「提供」「給予」毒品予以犯罪化，顯然有其完善的立法背景和立法體系所支撐，而在我國刑法尚未明確規定下，自然不能簡單照搬盲目適用，否則不僅擴大打擊面，而且造成執法不公。但若刑法增設了「非法流通毒品罪」，則該贈於行為同樣可以納入刑事追究的范疇。而目前只能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72條的規定，按照「向他人提供毒品」的違法行為由公安機關處以相應的拘留和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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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想編：《刑法學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55頁。
[②] 陳興良：《案例刑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頁。
[③]酈毓貝主編：《毒品犯罪司法適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5頁。
[④]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758頁。
[⑤]崔慶生、陳寶樹主編：《中國毒品犯罪透視》，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⑥]趙秉志主編：《毒品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出版社，第125頁。
[⑦]⑨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頁。
[⑧]最高人民法院給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明確指出：「《禁毒決定》第2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屬於《刑法》第14條第2款規定的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
[⑩]史密斯·霍根著，李貴方編譯：《英國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❸ 青少年毒品犯罪的成因有哪些
青少年毒品犯罪的成因有：
1、涉毒明星多是社會公眾人物、青少年的偶像，其身份標簽常會導致社會心理上的放大效應，危害往往超出常規范圍而指向青少年人群。對於人生觀、價值觀正處於形成階段的年輕人而言，這些「偶像」缺乏自律、自重、自愛的涉毒行為，無疑是在傳遞具有誤導性的錯誤信號。
2、一些此前不曾遭遇的新風險也正向今天的青少年襲來。據專家介紹，近20年來，在一些以青少年為主的娛樂場所開始泛濫起一種「俱樂部毒品」，是一種合成毒品。
這種精神葯品直接作用於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一次足量嘗試就可產生欣快感，並讓人表現出比對海洛因更強烈的精神依賴，因此更易成癮，也比傳統毒品危害更加嚴重。
3、互聯網也加快了毒品傳播蔓延速度，導致毒品違法犯罪轉型升級，出現了從毒販通過互聯網發布信息，到吸毒人員在網上集體視頻吸毒、交流吸毒體會、引誘發展新吸毒人員等一系列前所未見的新現象。這讓保護青少年遠離毒品的局面更為復雜，形勢更為緊迫。
(3)新型毒品立法擴展閱讀：
青少年毒品犯罪危害後果：
1、毒品對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危害極大。新型毒品主要影響人的大腦和中樞神經，曾發生過吸毒後裸奔、殺人、搶劫等事件，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青少年身心發育尚未成熟，一旦吸毒成癮，會導致記憶力衰退、營養嚴重不足、抵抗力下降、多種疾病發生。
3、青少年吸毒又會助長和刺激毒品犯罪，並且不斷腐蝕其他無辜青少年陷入吸毒、販毒和其他違法犯罪的泥潭，可謂是「一人吸毒，社會遭難」。毒品、酒和香煙對他們的誘惑力便會大大地增強，尤其是學校里有人在嘗試這些危險的東西時更是如此，卻有吸毒或酗酒的惡習。
4、吸毒不僅對人體與身心有一定的危害作用，還帶給社會與家庭不少的傷痛。吸毒者在自我毀滅的同時，也破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經濟破產、親屬離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難境地!並且對社會生產力有巨大的破壞性，還擾亂社會治安。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人民時評：給青少年一個沒有毒品的未來
參考資料來源：高青縣第一中學-毒品對青少年的危害
❹ 《最新禁毒法》的內容是什麼
禁毒工作關繫到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2007年12月29日，禁毒法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並將於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禁毒法「利劍出鞘」，對禁毒工作涉及的禁毒宣傳教育、毒品管制、戒毒措施、禁毒國際合作等方面進行了規范，彰顯了我國政府的禁毒決心。
確定「四禁並舉」方針
禁毒工作涉及面廣，社會性強，是一項系統工程。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通過立法明確把禁毒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確定禁毒領導體制、工作機制、保障機制」的要求，禁毒法明確規定：禁毒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組織和公民，應當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履行禁毒職責或者義務。
同時，禁毒法還明確規定，禁毒工作實行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禁種、禁制、禁販、禁吸並舉的方針，實行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負其責，社會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並將禁毒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禁毒經費列入財政預算予以保障。
為了加強對禁毒工作的組織、協調和指導工作，禁毒法規定，國務院設立國家禁毒委員會，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根據禁毒工作的需要，可以設立禁毒委員會。
專章規定禁毒宣傳教育
毒品易沾難戒，動員全社會加強對毒品危害性的宣傳教育，嚴格落實防範措施，預防毒品違法犯罪行為發生，防止公民特別是青少年沾染毒品，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增強全社會的禁毒意識，禁毒法單設「禁毒宣傳教育」一章。規定國家採取各種形式開展全民禁毒宣傳教育，普及毒品預防知識，增強公民的禁毒意識，提高公民自覺抵制毒品的能力。
禁毒法還具體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組織應加強本單位人員的禁毒宣傳教育，學校對學生，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禁毒教育義務，以及國家鼓勵公民、組織開展公益性的禁毒宣傳活動作了規定。
全面規定毒品管制措施
為了有效遏制毒品來源和吸食毒品，禁毒法在對相關法律、法規有關麻醉葯品、精神葯品和易制毒化學品管制的規定以及多年來實踐經驗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毒品管製作了全面規定。
禁毒法規定，國家對麻醉葯品葯用原植物種植實行管制；對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實行管制，對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的實驗研究、生產、經營、使用、儲存、運輸實行許可和查驗制度；對易制毒化學品的生產、經營、購買、運輸實行許可制度；對麻醉葯品、精神葯品和易制毒化學品的進口、出口實行許可制度。
為了及時發現毒品違法犯罪，加大打擊的力度，禁毒法還對公安機關可以在邊境地區、交通要道、口岸以及飛機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碼頭進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學品檢查，娛樂場所應當建立巡查制度，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加強對可疑毒品犯罪資金的監測，以及建立健全毒品監測和禁毒信息系統作了明確規定。
戒毒措施具有針對性
為了加強對吸毒人員的管理和幫教，提高戒毒的成效，禁毒法針對吸毒人員的不同情況，分別規定了自願戒毒、社區戒毒和強制隔離戒毒。
國家鼓勵吸毒人員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療資質的醫療機構接受戒毒治療；對吸毒成癮人員，公安機關可以責令其接受社區戒毒，負責社區戒毒工作的城市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關基層組織與戒毒人員簽訂社區戒毒協議，落實有針對性的社區戒毒措施；對於拒絕接受社區戒毒，在社區戒毒期間吸食、注射毒品的，嚴重違反社區戒毒協議的，經社區戒毒、強制隔離戒毒後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等情形的吸毒成癮人員，由公安機關決定予以強制隔離戒毒。
同時，禁毒法還對吸毒成癮人員自願接受強制隔離戒毒、強制隔離戒毒後的社區康復、戒毒康復場所的建設、戒毒葯物維持治療工作等作出了規定。
加強禁毒國際合作
為了加強禁毒國際合作，根據多年禁毒國際合作的實踐，禁毒法對禁毒國際合作的原則、內容和工作機制，以及支持有關國家實施毒品原植物替代種植、發展替代產業等作出了規定。
禁毒法規定，根據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對等原則，開展禁毒國際合作。國家禁毒委員會根據國務院授權，負責組織開展禁毒國際合作，履行國際禁毒公約義務。涉及追究毒品犯罪的司法協助，由司法機關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辦理。
❺ 奧地利國家有沒有禁毒法
奧地利的毒品政策有著特殊且創新的一面。它最早採用並堅持了「以治代懲」的原則。其毒品問題的階段性特徵明顯：20世紀60年代之前，非法合成阿片類物質的使用很少，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大麻開始在青少年群體中使用。70年代末期，海洛因的使用開始增長並對其後的毒品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21世紀初新型精神類物質的使用催生了奧地利新的毒品立法。
1971年、1974年、1978年奧地利陸續出台的《麻醉品法》修正案。這些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有二：其一，減輕對吸食者的處罰力度；其二，加重對毒品販運者的懲處。例如，1971年的修正案規定「所持毒品低於限額的違法者若同意接受衛生部門的醫學檢測並在需要的情況下接受治療或者監控，則可免於處罰」。而1974年和1978年的修正案將罰金的上限提升了十倍。
與此同時，奧地利國內專門的毒品研究機構和治療中心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出現。1972年安東·普羅科施研究所建立了一個長期治療中心。而在2009年以前，路德維格·玻爾茲曼成癮研究所一直是奧地利成癮研究的支柱力量。
1998年奧地利對毒品政策進行調整，頒布了新的《麻醉品法》。新《麻醉品法》通過下述方式強化了「以治代懲」原則：(1)對未成年的大麻罪犯實行特殊管理；(2)採取更多的措施應對與吸毒相關的健康問題；(3)對以毒養吸者延期指控。2007年的《麻醉品法》修正案持續了這一模式，並將一些原本選擇性的措施更改為強制性。
奧地利對成癮者的戒治政策也有所調整。其一，提供住院以及門診治療服務的單位數量有所增加。其二，1998年阿片類物質替代療法寫入《麻醉品法》。其三，2006年實施《口服替代葯物進修規章》，對能夠開具處方的內科醫生進行強制培訓，以強化對阿片類物質替代療法的管理。其四，強化對吸毒危害的干預，提供更多的減少危害服務。
這一時期的新毒情是新型精神葯物的出現。奧地利政府的第一步應對措施是於2009年對新型精神葯物進行了分類。2011年，奧地利出台了針對新型精神葯物的立法——《新型精神葯物法案》。2013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組成新政府，並在2013-2018聯邦工作計劃中提出：制定國家酒精和葯物成癮預防策略。
❻ 珍愛生命 拒絕毒品的資料
拒絕毒品，珍愛生命
——青少年版
毒品：指鴉片、海洛因、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詩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57條）
一、青少年是新型毒品預防教育重點對象
隨著新型毒品的泛濫，青少年已經日益明顯地成為最容易受這類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之一。由於年輕人精力充沛：追求新奇、尋找刺激，非常容易受到這類新型毒品的誘惑和俘虜。歌舞廳、迪吧等娛樂場所是青少年群體樂於消費的地方，同時也是新型毒品泛濫的場所。許多青少年處於好奇或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開始接觸毒品，毒販們也常採用各種招數誘惑孩子們吸毒。因此我們需要動員社會的各種資源、採用科學的方式去解決。關注點主要集中於通過培養青少年的品質和精神來預防新型毒品濫用，追求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以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
二、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的誘因
1、無知和輕信：調查表明，在青少年吸毒中的情況下吸食毒品。有80％以上是在不知道新型毒品危害。
2、貪慕虛榮、趕時髦：錯誤的人生觀導致許多年輕人誤將吸毒視為時髦、氣派，是高檔消費和富有的象徵，最終斷送了他們本來美好的前程。
3、藉助吸毒逃避現實，尋求解脫：一些青少年試圖借吸毒逃避現實，尋求解脫。這種不積極的心態，其結局只能是登上「死亡快車」。
4、交友不慎：許多年輕人染毒是來自周圍的不良影響，堅決拒絕這種不良影響是唯一的選擇。
5、賭氣或逆反心理：「你不讓我干，我偏要試試」的逆反心理，不服氣、不甘心、不認同的較勁心理，在許多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你說毒品可怕，我就不怕；你說毒品難戒，我就吸一個給你看，正是這種逆反心理，促使一些年輕人自己跳進了火坑。
6、追求刺激和享樂；
7、受毒販引誘；
8、在特定環境下使用新型毒品三：如何提神，學生在考試前服用止咳水。
三、如何防範青少年吸食毒品
1、學校如何防範新型毒品
(1)力口強對青少年學生的新型毒品預防教育工作，通過各種教育渠道與方式，使廣大青少年學生充分認識搖頭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特點和危害，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和防範能力。
(2)講解有關正確對待青春期、提高自尊心、調節情緒、面對壓力、對待挫折等心理健康知識，教育學生不借毒解悶、借毒消愁。
(3)針對歌舞廳等娛樂場所是新型毒品傳播高危點的事實，要教育青少年學生拒絕進入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遠離吸毒人群， 引導學生自覺抵禦新型毒品的誘惑。
(4)積極組織和鼓勵學生參與禁毒活動，如「不讓毒品進校園」、「禁毒志願者行動」等等。
2、家庭如何教育子女不沾染新型毒品
(1)經常耐心聽取子女的意見，和孩子交知心朋友，培養孩子健康良好的生活習慣，隨時引導孩子健康成長。
(2)家長要掌握了解新型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知識，成為子女拒絕毒品的教師。
(3)以身作則，在孩子面前更要做榜樣，首先進沾染毒品。
(4)盡量少讓孩子去治安復雜場所。
(5)教育孩子慎交朋友。
(6)教育孩子從小不隨便接受陌生人的禮物。
(7)發現孩子性格和行為有異常表現，應引起警惕。
3、娛樂場所如何拒絕新型毒品
對從業人員進行禁毒宣傳和教育，督促其自覺履行防毒、拒毒義務。
組織從業人員積極參加公安機關舉辦的禁毒培訓。
在場所內設定、張貼禁毒警示牌、宣傳畫和舉報電話。
實時巡查，積極預防涉毒違法犯罪活動的發生。
開展禁毒承諾活動，有效推動娛樂場所內部建立禁毒自律管理制度。
發現涉毒違法犯罪活動的，業主以及場所內工作人員應當予以制止和立即報警，並積極保護現場和配合公安機關依法查處等。
4、青少年「自衛防毒」術
1、直截了當法：堅定直接拒絕引誘：「吸毒會上癮，害人害己別害我」
2、金蟬脫殼法：受到威逼利誘，可以借口婉轉拒絕「我，我肚子疼，要去廁所」溜之大吉
3、主動出擊法：立刻提出反建議，例如相約一起游泳、看球賽等。藉以轉換話題。
4、秘密報案法：如果實在無法脫身，趁其不備，偷偷告訴你信賴的人，或者撥打110.
5、及時告知家長法：當毒販威脅你，不準告訴家人，否則就要對你或家人下手時，一定不要被他們威嚇住，要第一時間告訴家長。
❼ 10公斤K粉要判好多年
小弟來回答一下:小說K粉飾我們社會的俗稱！按科學上稱為「氯胺酮」！
氯胺酮在我國俗稱「K粉」，是一種麻醉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用於臨床麻醉用葯。同MDMA流行性濫用情況類似，氯胺酮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首先在西方社會，後在全球范圍被廣為濫用。氯胺酮濫用近年來在我國濫用有愈演愈烈之勢。研究表明，氯胺酮可抑制丘腦——新皮層系統，選擇性地阻斷痛覺，故具有鎮痛的葯理學作用；另一方面，氯胺酮對大腦邊緣系統具有興奮作用，由此造成氯胺酮的一些作用特點，即意識與感覺的分離狀態，這是造成氯胺酮濫用的毒理學基礎。濫用氯胺酮後導致神經精神中毒反應、幻覺和精神分裂症狀，表現為講話含糊不清、頭昏、精神錯亂、過度興奮、幻覺、幻視、幻聽、運動功能障礙、抑鬱以及在葯物作用下出現怪異和危險行為。如將氯胺酮與海洛因、大麻等毒品一起使用，可導致毒品之間相互作用產生的毒性相加的「協同」效應。這種「協同」效應較兩種葯物單獨使用產生的中毒要嚴重的多(即1+1>2)很容易導致過量中毒甚至發生致命危險。
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問題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冰毒的罪名和罪狀，但是，對於其他新型毒品犯罪，並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司法機關在定罪問題上帶來一定的難度。筆者認為，既然新類型毒品犯罪也是毒品犯罪的一種，那麼，就應按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來定罪，即按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來定罪。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在新型毒品被依法確認為「毒品」之前，對新型毒品犯罪的行為還不宜以犯罪定罪。我國刑法第357條規定：「本法所稱的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
筆者認為，新型毒品可以列入「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之中，但是，必須得到有權機關的認定，而在我國，有權認定的機關主要有國家的立法機關和有司法解釋的國家司法機關，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有權認定新型毒品犯罪的機關作出明確規定後，方可定罪。
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10次會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為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一百克以上，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毒品數量大」；2002年 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對浙江高院作出的《關於氯胺酮能否認定為毒品問題的答復》中明確指出：「氯胺酮是列入《精神葯品管製品種目錄》的國家進行管制的精神葯品，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賴性潛力，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這就又將新型毒品中的氯胺酮又列入了刑事司法打擊的范疇，從此以後，司法機關對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氯胺酮的行為，可以分別按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定罪。
現在K粉（氯胺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葯品。」這就又將新型毒品中的氯胺酮又列入了刑事司法打擊的范疇，從此以後，司法機關對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氯胺酮的行為，可以分別按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定罪。
上述可想K粉完全可以按毒品定罪！基本已經可以解決問題了！10公斤K粉！有多大罪業可想而知了！謝謝！
❽ 哪一年的法律最初規定了販賣毒品罪
是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該法171條明確規定了製造、販賣、運輸毒品罪。
中國是世界上禁毒最早的國家，已有二百年多年的歷史。中國也是世界上禁毒立法最早的國家，中國最早的禁毒法規是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頒布的禁煙詔令。
1839年6月清朝道光皇帝頒布的《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禁毒法律。光緒於1906年正式頒布了十年為限禁絕煙毒上諭，開始清王朝20世紀第一次由政府發動的全國范圍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在虎門海灘一聲令下，所收繳的三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鴉片，隨著滾滾濃煙投進了銷煙池。林則徐的這一壯舉震驚中外，令世人矚目。
(8)新型毒品立法擴展閱讀：
販賣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
販賣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1、販賣鴉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數量大的;
2、販賣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
3、武裝掩護販賣毒品的;
4、以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情節嚴重的;
5、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的。
販賣鴉片二百克以上不滿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滿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販賣鴉片不滿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滿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款的規定處罰。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從重處罰。
對多次販賣毒品，未經處理的，毒品數量累計計算。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販賣毒品罪
❾ 笑氣為什麼不算毒品
一般人認為笑氣這東西應當算是毒品，但是看過相關規定後，才發現它居然不屬於毒品范圍內的，至於為什麼？我們先到看一下笑氣的組成，了解下它的前世今生。
笑氣化學名稱為了「一氧化二氮」是一種呈無色有甜味氣體，它最早是由英國人約瑟夫·普利斯特里在1772年發現的。後來他的朋友英國化學家漢弗萊·戴維發現在1779年發現的笑氣可以緩解疼痛，並起到一定的麻醉效果。因為它及可以使吸入的在保持清醒的同時暫時的忘掉疼痛，因此在進行口腔手術的時候經常用它作為麻醉劑使用。
雖然笑氣不算毒品，如果長期吸入笑氣，對身心健康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逃避現實，自我放縱的行為，短暫的興奮對於現實生活於事無補，而且還必然荒廢工作和學業。另外如果長期吸入大量的笑氣，還可以造成氮中毒而致人殘疾。
其次，如果吸入者一旦成癮，也會給其自身造成非常大的經濟負擔，這就可能導致這部分為了錢而鋌而走險，無論男女遊走在法律的邊緣，造成對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的社會問題。
根據我們2015年發布的《危險化學品管理辦法的規定》，笑氣是危險化學品范圍的，其使用，保存和運輸都要受到嚴格的法律要求，如果將其在用民間的私下販賣，或教唆人吸食也是屬於違法的行為，也將依法受到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