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立法

『壹』 中國法制史的題目 論述題 ：簡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這道題該怎麼回答

供參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關前已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初期的幾個發展階段。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推動了立法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極在吸收漢族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確立的「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引進或借用漢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適當記錄整理提煉後金原有的習慣法及舊法令，二者合起來就是要向先進的漢族政權的法制靠擾。 1644年，清人入關之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廣闊疆域及眾多的人口，面對著漢族地區遠比關外原有治區更為發達的文化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遠不適應新的統治需要。在此情況下，清統治者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指導思想。「詳譯明律」就是詳細推導演繹或借鑒《大明律》，並以《大明律》為藍本；「參以國制」就是適當參考保留入關前的舊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設置律例館，負責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頒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並於雍正五年頒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進一步對律例逐條進行考訂，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遠遵守」。是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部綜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間（1746年）規定：「條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製。律例合編的法 典體例，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更為 有效全面地發揮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會典》的制定《大清會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總匯。它始於康熙時期。在康熙朝以後，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朝均在前朝會典的基礎上，結合本朝國家機構的發展變化，分別制定出《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和《光緒會典》。這些會典，後人統稱為《大清會典》或「五朝會典」。 《大清會典》循「以官舉職，以職舉政」的思路，詳細記述了有清一代國家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以及辦事規程。在每一機關之下，開列該機構的建制、官員職數、品秩、職掌、許可權，並考慮其歷史沿革，記載歷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的行政法規大全，也是集歷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疆域最為遼闊、人口眾多 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 的統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針對性地制定了與當地 經濟文化水平和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單行法規，如 適用於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理 藩院則例》，還有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藏內善後章程二十 九條》、《新治藏政策大綱十九條》等；有適用 於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 條》、《青海禁約十二事》、《西寧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適用於苗疆地區的各種條例、禁約和 章程等 清律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 三、維護旗人特權和滿族統治 四、維護統一，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在基本精神、總體風格上，還是在核心內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別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續。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維護封建皇帝的絕對權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襲了明朝的制度，把維護皇權作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嚴罰「反逆」罪 清律承襲明律的規定，加重對「十惡」重罪特 別是對「謀反」、「謀大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的懲 罰。 並且清代還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范圍。諸 如「上書奏事犯諱」、「奏疏不當」等，經常被加上 「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處罰。（二）沿用「奸黨」罪條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黨罪的條款外，還從加強皇權削弱各旗主勢 力出發，嚴禁內外官交結。（三）以思想言辭定罪，大興「文字 獄」，實行思想文化專治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思想意識形 態領域出現了啟蒙的民主主義思潮，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在以漢人為主要成份的知識分 子中，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清情緒和民族意識。這些「異端」 思想，對封建專制統治構成了潛在重大威脅。在這樣嚴峻 的客觀形勢下，清統治者採用嚴刑峻法，實行空前絕後的 思想文化專制。歷史上將因著書、作文、吟詩、上疏等在 文字上觸犯了統治階級而招致災禍，被捕入獄，甚至被處 死，戮屍、株連親屬的案件稱為「文字獄」。據不完全統 計，僅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生文字 獄108起。由於在《大清律例》中並無文字獄條款，所以 對於此類案件，往往是按謀反、大逆案處罰，極為酷烈。 大興「文字獄」的結果，使一代文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獄和雍正 刑罰制度的變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規定傳統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體系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罰處罰方 法。1、遷徙。遷徙是將犯罪人強制遷離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許可，永遠不得回原籍。 2、充軍。清朝的充軍制度，直接承襲於明代的體 制。清朝的充軍刑亦分五等：極邊、煙瘴（四千 里）、邊遠（三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軍刑一般在定罪後由兵部發 配。為解決路程遠近的標准問題，乾隆年間專門 制定了《五軍道里表》，並載於《大清律例》之 內，以統一的標准確定充軍地點。 3、發遣。發遣是清朝創設的一種刑罰方法，是指將犯罪人發往邊疆地區給駐防官兵為奴。這是一種比充軍更重的刑罰，多適用於政治性案犯。如在於些文字獄案中，曾經將罪人發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屍。戮屍是清朝定例中規定的野蠻刑罰。按照清朝的制度，應處凌遲極刑的人犯，如果在執行凌遲之前就已經死亡，或庚斃獄中，仍應將其戮屍。 5、斬監侯與絞監侯。清朝的死刑，有凌遲、斬、絞數種。對於普通犯罪，多適用斬刑與絞刑。斬、絞刑又分「立決」與「監侯」兩種方式。所謂「立決」，是對於那些性質比較嚴重、案情屬實、適用法律適當、並無疑義的案件，判處斬刑或絞刑，在當年秋分以後執行，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對於那些尚有疑問或是有矜免情節的案件，則判處「監候」，稱為「斬監候」或「絞監候」。被判處「斬監候」與「絞監候」的案犯，不在當年處決，而是暫時監禁，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再作判決。 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一）典權 清朝進一步明確了典的性質。雍正十 三年（1735年）詔諭：「民間活契典業者， 乃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 認識到典的擔保性質，並且與買賣契約分 開，典契不必經官府加蓋官印，不必繳契 稅，也無須過割賦役。 （二）繼承製度清代的繼承分為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身份繼承包括宗祧繼承和封爵繼承。宗是近祖之廟，祧是遠祖之廟。宗祧繼承通常是以嫡長子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無嫡長子者立嫡長孫，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孫、庶長子、庶長孫、庶次子、庶次孫、依次繼承。允許獨子兼祧，即一人繼承兩房宗祧。獨子兼祧是清朝的獨創。（三）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嚴重破 壞了農業生產，出現了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的 局面。清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復 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頒布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法 令。其次，鼓勵墾荒。正式確認了農民所墾荒地的 所有權。同時還給予了新墾荒地免徵賦稅的優惠政 策。再次，頒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農民大起 義爆發後，明代王公勛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農民占 用耕種。

『貳』 清朝法律 兩大特點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變化
1．改變五刑制度
2．增加法外酷刑
3．調整刑罰適用制度
4．推行重刑高壓政策
（二）旗人特權的維護
1．保障滿族貴族統治地位
2．保護旗地旗產經濟利益
3．維護滿人司法特權

『叄』 清朝的大清例律，有那些條列和內容

壹、 前言犯罪存留養親，其意義為父祖老疾而無人應侍養者，其子孫犯流及死罪，得例外緩刑或免刑。按中國歷朝素重孝道，留養之制乃為犯人之直系尊親屬而設，使其不致因子孫犯罪而失去侍養， 此與緩刑之意本在慎刑恤囚，大不相同。又中國法制史學者多認為留養系緩刑之一種， 惟依《大清現行刑律》之規定，亦可能是一種易刑。在此本文擬就《大清現行刑律》〈名例律〉「犯罪存留養親」條之內容與沿革加以分析比較，並就留養相關問題進行檢討，期使吾人對於犯罪存留養親有初步瞭解。 貳、 律例條文點校一、 律文（一） 本文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篤癈）應侍，（或老或疾）家無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與獨子無異，有司推問明白。）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聞，俟取旨後照律收贖。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養）者，亦照所犯收贖，存留養親。（遣罪人犯准滿流收贖。）二、 條例（一） 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審結遣流以下人犯，有告稱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其母系屬孀婦，守節二十年，家無以次丁者，若例得淮留養，如屬大、宛二縣民人，該縣出結，府尹確查分報部、院；屬內外巡警廳管轄地面居住者，該區官出結，巡警總廳廳丞確查分報部、院；如屬外省民人，州縣官出結，按察司或提法使確查分報部、院。俟收贖銀兩完繳，俱淮存留養親，其各省審結人犯，亦照此確查辦理。 （二） 死罪及遣流徒各犯到案之初，該承審官務將該犯有無祖父母、父母、兄弟、子侄及年歲若干，是否孀婦之子，詳悉取具確供，如漏未取供，照例分別議處。若祖父母、父母無存，或現存而未老疾，及伊母本非孀婦，或守節未至二十年，或該犯並非獨子，或家有以次成丁之人，與留養之例不符，該地方官知情捏報者，以故出論； 如有受賄情弊，以枉法論； 失察者，亦交部議處。其鄰保族長人等，有假捏出結者 ，照證佐不言實情，減本犯罪二等律治罪。若地方官查報後，復將假捏情弊自行查明，或上司復飭察出，及鄰保人等自行首送者，除本犯仍行按照律例擬罪外，官員及鄰保人等俱免議。（三） 凡死罪案件，除謀、故殺及連斃二命，秋審時應入情實無疑之犯，雖親老丁單，毋庸聲請留養外，其餘各案，核其情節，秋審時應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孀婦獨子伊母守節二十年者， 定案時，查取各結，聲明大理院隨案核覆聲請留養；其餘秋審，並非應入可矜之案，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聲明，不必分別應淮、不應淮字樣，統俟秋審時，法部核定後，先將此項人犯開單進呈恭候欽定，俟奉有諭旨，法部行文各該督撫，將淮留各犯，飭令該管州縣取具犯屬族鄰人等甘結，加具印結詳報，並追取收贖銀四十兩，如案關人命，以一半給死者家屬養贍，一半入官，將該犯保釋，存留養親。若定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迨至本屆秋審，或已經秋審一次歸入舊事緩決以後，核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或伊母守節年分符合，以及成招時，家有次丁嗣經身故，或被殺之人先有父母，後經物故，與留養之例相符者，亦淮其隨時隨案奏請留養。京師秋審案件一體遵行。至留養之後，復有不安分守法、別生事端，無論罪名輕重，即照現犯定擬，不淮再行聲請。（四） 毆妻致死之案，除親老丁單或孀婦獨子應淮查辦留養外，如父母已故，別無兄弟子孫，定案時，將應行承祀緣由，聲明法部，俟秋審後與尋常留養人犯一體開單進呈。其或定案時，聲請留養之犯，遇有父母先存故，與承祀之例相符者，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於秋審時確查報部，統俟奉有諭旨，再行取結辦理，惟所追贖銀盡數入官。 （五） 凡卑幼毆死本宗期功尊長，定案時，皆按律問擬，不淮聲請留養。其有所犯，情節實可矜憫，奉旨改為絞監候者，統俟秋審情實二次，蒙旨免勾奏明改入緩決之後，由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查明該犯應侍緣由，於秋審時，報部核辦。至毆死本宗緦麻、外姻功緦尊長，如有親老丁單，應行留養，均俟法部於秋審時，分別淮留、不淮留，開單奏明辦理。 （六） 尊長故殺卑幼之案，如有親老丁單，定案時，於摺內聲明，仍俟秋審時，分別情罪輕重辦理。 （七） 殺人之犯，有秋審應入緩決，應淮存留養親者，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於本內聲明，如被殺之人亦系獨子，但其親尚在，無人奉侍，不論老疾與否，殺人之犯皆不淮留養。若被殺之人平日游盪、離鄉棄親不顧，或因不供養贍、不聽教訓，為父母所擯逐，及無姓名籍貫可以關查者，仍淮其聲請留養。至擅殺罪人之案，與毆斃平人不同，如有親老應侍，照例聲請，毋庸查被殺之家有無父母，是否獨子。 （八） 凡犯罪有兄弟俱擬正法者，存留一人養親，仍照律奏聞請旨定奪。 （九） 凡曾經觸犯祖父母、父母犯案，並素行匪類，為父母所擯逐，及在他省獲罪，審系游盪他鄉，遠離父母者，俱屬忘親不孝之人，概不淮留養。若系官役奉差，或客商貿易在外寄資養親，確有實據，及兩省地界毗連，相距在數十里以內者，定案時，察覈明確，按其情罪輕重，照例將應侍緣由，於奏咨內聲敘。 （十） 流遣人犯，核其罪名系常赦所不原者，毋庸聲請留養。若赦款得原之犯，自定案時，以至工作未滿以前，遇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或孀婦獨子伊母守節已至二十年，與例相符者，隨時咨部，淮其留養一次，各照所犯本罪追取收贖銀兩入官（其入所工作有年者，得平均按限折減。），若留養之後，復犯流置等罪，概不淮再行聲請。至徒罪，非有關十惡，俱得照例留養。 參、 犯罪存留養親沿革一、 （晉）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棄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為惻然，特原之。」 二、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三、 北魏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存養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列。」 四、 唐律：「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留養親，課調依舊。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合居作者，亦聽親終期年，然後居作。」五、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詔：「在丑無爭之謂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即不淮留養之例。六、 明律：「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仗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七、 大清律例：「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篤癈）應侍，（或老或疾）家無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與獨子無異，有司推問明白。）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聞，取自上裁。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曬疾無人侍養）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軍犯准此。）」 肆、 律文解析祖父母、父母老疾而應侍，或家無以次成丁，為犯罪存留養親之共同要件。大清現行刑律又分別就犯死罪與犯徒流罪之犯罪行為人，各異其要件及程序。茲就犯罪留存養親之共同要件與特別規定分述之：（一） 共同要件：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1） 祖父母、父母之年齡須在七十歲以上且篤疾。（2） 除祖父母、父母外，尚包括高曾祖父母。《大清現行刑律》〈名例律〉「稱期親父母」條：「凡（律）稱期親及稱祖父母者，曾、高同。」更可上溯至唐律，此有《唐律》〈名例律〉「稱期親祖父母」條：「諸稱期親及祖父母者，曾、高同。」又《唐律疏議》曰：「祖父母、父母，通高、曾以來。」可稽。（3） 應侍：唐《通典》雲：「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年九十，二人；百歲，三人。」 准此，獨子原則上符合應侍之要件。 （二） 特別規定： 1. 犯死罪者：（1） 須該死罪非常赦所不原：按常赦所不原，《大清現行刑律》〈名例律〉規定：「凡犯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內亂、妻妾殺夫、僱工人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毒魘魅、毒葯殺人、強盜妖言、十惡等真正死罪，及侵貪入己，軍務獲罪者，雖獲罪不得原宥，其餘鹹得赦除。」 故犯死罪者，須非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內亂、妻妾殺夫、僱工人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毒魘魅、毒葯殺人、強盜妖言、十惡等真正死罪，始得留養。（2） 如具有「家無以次成丁」之情事，亦可留養：所謂成丁，依本條規定，系年十六歲以上之男子。故從反面解釋，應系家有其他十六歲以上之男子，則不得留養。按本規定似從《唐律》〈名例律〉「犯死罪非十惡」條內「家無期親成丁者」而來。《唐律疏議》曰：「戶內無期親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皆申刑部，具狀上請，聽敕處分。」亦本於斯旨。（3） 須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聞，俟取旨後照律收贖：(A)此種程序可上溯至晉，就成文法條而言，至少可追溯至北魏《法例律》（請參照本文參、犯罪存留養親沿革）。（B）所謂照律收贖，系依《大清現行刑律》〈名例律〉「五刑」規定：「死刑二：絞、斬。（內外死罪人犯，除應不待時外，餘俱監固候秋審。朝審分別情實、緩決、矜疑，奏請定奪。收贖銀四十兩。）」（C）《唐律疏議》曰：「若敕許充侍，家有期親進丁及親終，更奏。」惟依《大清現行刑律》規定，所謂依律收贖，解釋上即為以金銅贖其死刑，故無須就家有期親進丁及親終事由而更奏。 2. 犯徒流罪者：照所犯收贖，毋須奏聞俟取旨後收贖。(A)收贖之標准，《大清現行刑律》〈名例律〉「五刑」分別就徒刑及流刑作如下規定：徒一年，贖銀十兩；一年半，贖銀十二兩五錢；二年，贖銀十五兩；二年半，贖銀十七兩五錢；三年，贖銀二十兩。流二千里，贖銀二十五兩；流二千五百里，贖銀三十兩；三千里，贖銀三十五兩。（B）核其無庸奏聞取旨之規定，應系源於《唐律》「犯流罪者，權留養親」，《唐律疏議》解釋雲：「其權留者，省司判斷，不須上請。」（C）核其易刑之規定，可溯自《唐律》單丁犯徒罪易以杖刑之規定。由於系一種易刑，故留養之後，親終亦不再流配。較《唐律》「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之規定為寬。 伍、 大清現行刑律／大清律例／唐律存留養親條相異規定之比較 大清現行刑律 大清律例 唐律犯死罪者 非常赦不原者 非常赦不原者 非十惡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為老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為老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為老 家無以次成丁年十六以上為丁 家無以次成丁年十六以上為丁 家無期親成丁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為丁 開具所犯罪名，奏聞，俟取旨後照律收贖。 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自上裁。 上請犯流罪者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為老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為老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為老 未明文家無以次成丁 未明文家無以次成丁 家無期親成丁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為丁 照所犯收贖，存留養親。 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 1. 權留養親，課調依舊。2. 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3. 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合居作者，亦聽親終期年，然後居作。犯徒罪者 同犯流罪 同犯流罪 1. 應役而家無兼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2. 若徒年限內無兼丁者，總計應役日及應加杖數，准折決放。3. 盜及傷人者，不用此律。 ※ 按《大清現行刑律》改笞刑、杖刑為罰金刑，故原犯罪存留養親條中有關杖刑之規定，一並修正。 ※ 就要件言，犯死罪時，《大清現行刑律》、《大清律例》須系「非常赦所不原」者，比《唐律》為嚴；就內容言，《大清現行刑律》祇照所犯收贖，較《大清律例》止杖一百，而餘罪收贖為輕，比《唐律》之祇停止執行者更輕。 陸、 實例解析一、 實例（一） 劉錫彬毆傷小功母舅張大誠身死一案，依「卑幼毆外姻小功尊屬死者，斬」律擬斬監候，光緒三年秋審以死系小功母舅，惟釁起救母，毆有急情，劉錫彬應緩決，然父老殘廢，不淮留養。 （二） 郭青漢故殺小功服侄郭二小身死，依「毆同堂小功侄，故殺者，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親老丁單。同治九年秋審，以死系犯尊卑幼，郭青漢殺由忿激釁起管教，應緩決；再該犯供有父郭現隆年逾七十家無次丁，結到並淮其留養。 （三） 李先苟故殺妻身死一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同治九年秋審，以李先苟殺固有心，死系不順之妻而緩決，結到並准其留養。 （四） 許三虎砍傷王狗勤身死一案，依「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系孀婦獨子。同治九年秋審以死先撲毆，砍止一傷，許三虎應緩決，許母羅氏實系守節已逾二十年，被殺之王狗勤父母俱故並無親屬，准其留養。 （五） 臧圮耀扎傷馮得亮身死一案，依「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親老丁單。同治九年秋審，以死者疑竊尋釁，臧圮耀扎由抵禦，應緩決。並查明該犯之父臧易青現年實系七十四歲，雖尚有次子臧三，年甫十一，並無以次成丁之人，全賴臧圯耀養贍；屍父馮希三尚有次子馮得生，早已成丁，已能侍奉，取結咨部核辦，最後照緩准其留養。 （六） 孟繼遷致傷孟廣如身死一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斗殺者，絞」律絞監候，並聲明親老丁單。同治九年秋審，以刀系奪獲，死越兩旬，孟繼遷應緩決；再該犯成招時，據供父故，有母田氏，年逾七旬，家無次丁，是否屬實，俟飭縣查明取結勘辦。最後則照緩留養。 （七） 戈鈺庭等共毆楊鈺樁身死一案，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親老丁單。同治九年秋審，偶死者理曲，戳由抵禦，戈鈺庭應緩決，祖母年老丁單，取結查辦。最後則照緩不準留養。 （八） 陳鳳鳴等共毆郎潮金身死一案，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孀婦獨子。光緒三年秋審，以傷系他物，死非登時，陳鳳鳴應緩決，原供孀婦獨子，取結查辦。最後准其留養。 （九） 李怔洸等共毆馮兆鱗身死一案，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並聲明親老丁單。同治九年秋審，以毆雖聽糾，他物傷無致命，李怔洸應緩決，再該犯原供親老丁單，結到准其留養。 二、 分析按上開引自《秋讞輯要》之死罪案例，多存於同治、光緒年間，其所適用之法律，當為大清律例，而大清律例關於犯死罪者之留養，限於非常赦所不原，惟查大清律例以犯十惡、殺人、盜系官財物、強盜、竊盜、放火、發冢、受枉法及不枉法贓、詐偽、犯奸、略人、略賣、和誘人口、奸黨、讒言、佐使殺人、故出入人罪及以上各罪之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說事過錢之類為常赦所不原。上開死罪案件，本屬常赦所不原之殺人罪，依律不得留養，然而從《秋讞輯要》之記載，可知毆殺卑幼、毆妻致死、斗殺之案亦准存留養親，是律並非此類案件准予留養之依據，而應從例內找尋之。再按《讀例存疑》就犯罪留存養親條所列條例，可查知例內對於戲殺、誤殺、擅殺、斗殺、毆妻致死、毆殺卑幼、卑幼毆殺有服尊長等犯，是否准予留養，輒有特別規定， 是上開案例應系依例而准其留養。柒、 問題思考一、「留養」之立法是否妥當？中國向有緩刑之制，《尚書．舜典》雲：「眚災肆赦。」《周禮》曰：「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周禮．地官疏》：「緩刑者，謂凶年犯刑緩縱之。」惟並無留養明文。查侍親緩刑，最早的案例可溯及於晉咸和二年，但此只出於人主一時之見，並未入律。最早將留存養親形諸法律者，為北魏《法律例》，核其立法意旨，當與勸孝有關，《禮記》〈中庸〉有雲：「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以寬刑之仁，成親親之大，是為侍親緩刑之法意所在。但留養最初本為法外之仁，是否有成為定製之必要，不無疑義。姑不論留養是否與現代刑法思潮相符，歷史上對於犯罪存留養親持質疑態度者，如金世宗曾引醜夷不爭之禮摒斥留養，而以清代袁濱氏之見解最具代表性：愚以為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夫殺人者之父母何與於被殺者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心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於惡，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 職是，留存養親之本旨乃在於宏揚孝道，然此一法外之仁一旦推於極致而成為法律，其法價值判斷是否失衡，或者與中國傳統道義觀是否完全吻合，皆不無商榷餘地。 二、律文與條例之關系（僅就「犯罪存留養親」條而論） 《大清律例》關於犯罪存留養親有例十七條，其中有許多以例破律之事項，諸如承祀，以及對於戲殺、誤殺、擅殺、斗殺、毆妻致死、毆殺卑幼、卑幼毆殺有服尊長等犯得予留養之特例。至《大清現行刑律》將條例刪改為十條，由於《大清現行刑律》就常赦所不原之范圍有所調整限縮，故條例雖規定除謀、故殺及連斃二命毋庸聲請留養外，其餘各案可核其情節聲請留養（參照前述條例第三條），並保留毆妻致死、毆殺卑幼、卑幼毆殺有服尊長等犯得予留養之例，然大致上此類案件非屬常赦所不原，在體繫上例並未破律。 惟從《大清現行刑律》、《大清律例》與《唐律》之比較而言，犯死罪時，《大清現行刑律》、《大清律例》須系「非常赦所不原」者，比《唐律》僅限於非十惡者為嚴；換言之，《大清現行刑律》及《大清律例》限縮了犯死罪者聲請留養的范圍。然平情而論，留養本系寬典，《大清律例》就留養設置許多例外，無非律文本身處罰過於苛重，故以例外擴大留養之范圍，可是卻破壞了律的完整性，造成條例愈多，愈覺混淆不清之代價。《大清現行刑律》修正常赦所不原的規定，並刪改關於留養的條例，在體繫上較舊律一貫完整，但究其實質，乃因襲舊律之內容而維持舊律所擴大的留養的范圍。此種內容上之因襲，是否妥適，不無疑義。 至於例內關於孀婦獨子之事由，亦為律文所無，惟例中夫毆妻致死之案將親老丁單與孀婦獨子並舉，而尊長故殺卑幼卻僅列親老丁單，其分別之標准為何，未見說明，徒使尊長故殺卑幼在適用上滋生疑義。又夫毆妻致死得予承祀之專例，其纂定理由為何，亦不得而知。按留養本系寬典，若再推及承祀，則其所維護者已不只犯人之父母、祖父母，而是祖宗祭祀及香煙承繼，是否過寬，實值商榷。另例僅曰毆妻致死有承祀之適用，若有故殺、謀殺、誤殺等情事，是否准予承祀，亦生適用上之困難。 三、《大清現行刑律》「犯罪存留養親」應非緩刑性質 學者根據《唐律疏議》「若敕許充侍，家有期親進丁及親終，更奏。」及《唐律》「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規定，認為留養系屬緩刑，此項見解應可資贊同。惟《大清現行刑律》將符合存留養親要件者俱「照律收贖」，即用本刑以外之刑代替本刑，可見在此留養已非緩刑，而是易刑。 縱例有「至留養之後，復有不安分守法、別生事端，無論罪名輕重，即照現犯定擬，不淮再行聲請。」之語，然此系規定留養後更犯罪，不得以其親老丁單等事由再行聲請留養。質言之，留養之後，如有親終期年或家有以次成丁之情事，則無須如《唐律》規定「更奏」或重新執行流刑，故《大清現行刑律》「犯罪存留養親」條中收贖之規定，應屬易刑，要無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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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立法制度對前朝的繼承及主要發展成就的概述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其法制在繼承前代法製成果的基礎上也取得了許多新的成就。清朝法律思想的重要原則——參漢酌金，即既吸收以明朝法制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制，又取捨滿洲族固有的習慣法。這不僅是出於吸收漢族先進的法律文化的目的，而且更是為了化解漢人心中的仇滿心理。如入關後，順治元年，攝政王多爾袞下令「法司官會同廷臣詳譯明律，參酌時宜，集議允當，以便裁定成書，頒行天下」[1]。

在立法實踐上的表現有：順治四年頒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其體例、條文都沿用明朝舊制。雖然這部法律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有所脫節，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但是這部法典卻為《大清律例》打下了基礎；雍正五年，頒行《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經乾隆親自審定後頒行。該法典的體例編目與律文內容和《大明律》基本相同，分為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編。《大清律例》頒行後，清統治者認為律文已無須再修訂，只有條例需要不斷修訂。所以，例文日益得以充實、發展，數目也不斷增多。與明朝的律、例相比，《大清律例》的變化主要在例而不在律。至此，這部以明律為藍本的法典，堪稱中國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漢、唐以來確立的立法精神在這部法典中得到充分體現；同時，又充分考慮到了清朝的政治實踐和政治特色，在一些具體制度上有所變化。

清朝在法制方面的新成就主要體現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法規制定上。清統治者本身系以外族入主中原,在對待漢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問題上,清政府一貫採取懷柔和拉攏的政策。在立法上,除制定全國統一的基本法典外,還制定了一系列適用於各少數民族的專門法規,如《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欽定西藏章程》等。這些法規有適用於個別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如確定西藏與中央關系的《飲定西藏章程》；有的適用於大片的少數民族地區,如《西寧番子治罪條例》就適用於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少數民族。還有《理藩院則例》是對各少數民族事務管理制度以及「正其刑罰」的條例、涉外案件的處理細則,是適用於全國各少數民族的法規。這些法規總的原則精神既符合《大清律例》,同時又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習俗慣例,因而能在少數民族地區貫徹實施。清朝既有全國統一的法律,又制定了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法規,這種立法活動和法律實施對於鞏固我國多民族國傢具有重要意義。

二、清中後期的內憂外患及清政府所做出的反應情況簡介

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始，中國步入近代社會。面對內憂外患，清王朝的統治危機日益嚴重。內憂主要體現在始於1851年並持續了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外患主要是中國封閉的小農經濟阻礙了當時西方新興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擴張，具體體現在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迫使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的失敗再次迫使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為化解來自內部的統治壓力和外部刺激，清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具體體現為：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一場洋務運動；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標志戊戌變法的開始；始於1901年的新政。

但是史實表明，清政府所採取的這些政策並未能有效的化解其統治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加速了清朝的滅亡，而作為中華法系的最後載體滅亡也在客觀上宣告了中華法系的滅亡。

三、對中華法系滅亡原因的簡單剖析

1、作為中華法系指導思想淵源的產生於先秦的各派思想學說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導致了中華法系的先天不足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戰國(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時期的百家爭鳴，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乃至整體中華文明都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各個流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及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因而在這里筆者主要著重講述對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思考。由於傳統的做史者偏重於對各個時期不同的當政者統治史的記述，因而我們現在所能了解的史料也僅限於此，而各個時期的真實社會面貌只能由我們根據所掌握的史料進行合理的推測。之所以稱儒家和法家對後世影響最大，理由在於這兩派思想為後世的統治者所吸納，成為他們治國的理論依據。公元前356年秦孝公納商鞅之誎，後嬴政采韓非子的法家之說統一中國，構建了中華史上的第一帝國（註：第一帝國時期包含漢朝在內），後為維護帝國的持續統治之需要，中華法系的雛形逐漸形成。西漢武帝時期采學者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傳統的法術與儒術之間的融合加速，並同時作用於中華法系之鞏固的具體指導之上。

如前所述，百家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戰國七雄為了爭奪霸主地位，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兼並戰爭。文化的社會化程度固然是進一步提高了，但這也造成了生靈塗碳，社會問題日趨嚴峻。這種現實，迫使思想家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們紛紛提出自己的人生和社會方案，一時間諸子蜂起。這一點和西方早期民主思想起源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公元前15世紀中葉起源於古希臘的「民主」一詞，即指一種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即"人民的統治"或者"由人民直接的或通過分區選出的代表來治理、統治"[2]。而中國的各學說從產生的背景上即可發現，各派學說都不是為了民眾所採用為已目的，相反卻是以統治者所採用為已學說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為目標的。雖然他們在創立學說和做出思考時是以當時的社會問題為解決對象，但仍然不能排除各派學說所強調的核心是「專制」。「專制」和「民主」是相互對立的，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思想起源上的專制與民主問題，所以在這里我們假定我們所考察的對象（即各派學說）全部為專制或者民主所覆蓋。那麼，既然不能排除「專制」之嫌疑，「民主」便不可能在這種學說體系中得到發展，甚至於連產生都是件值得研究的問題。因儒家和法家對後世影響最大，故以下重點講這兩派思想對傳統中華法系的影響。

「仁」與「禮」是儒家思想的靈魂。自孔子所提的「愛人」之說及他所提倡的「為人由己」及其將「仁」與「禮」的有機結合，開創了儒學之先河。姑且不論該學說對後世的影響，僅就孔子與其門徒為實現其政治理念得以投入實踐所進行的周遊列國行為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筆者在上面所做出的結論：儒學的創立目的是為統治者採納，將學說投入實際的操作。而且，後世被統治者所推廣實施的儒學，實際上與原始的儒學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古代儒學的發展歷程相繼為：先秦儒學、漢唐儒學和宋明清儒學。各個時期，由於現實情況的不同，時代所賦予其的含義也是有區別的。其中，起源於北宋的理學（北宋二程，即程顥、程頤兄弟始創，到南宋由朱熹完成）表現尤為明顯。實質上，理學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原始儒學了，而是在原始儒學與法家思想相融合多年之後再次與道家學說相融合的結果。理學的向前沒續和逐步發展，最終成為了宋以後的明清時期的正統統治思想。這在客觀上又再次說明，即使是「與時俱進」的儒家思想，最終的目的仍是為了被統治者採用。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法家。法家最具代表的人物韓非，是戰國末期的法術家。其師從荀子，學的是帝王之術，他把法術推到了一個極至。他的《韓非子》當中，有許多篇目講的都是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比如他寫的「六反」、 「八經」、 「三守」再譬如他的「八奸」等等。

以上事實為當前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即可以推定韓非子為代表的所謂「法」家思想學說是為維護君主專制所能夠採用的手段和方法的學說。因而，使得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法」家思想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的理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說，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是中華法系的綱，那麼筆者認為，這條「綱」在其確立之初即存在著先天不足。即以這種思想為基礎而構建起來的法系，實質上是為維護通過不公平分配而產生的差異性既得利益結構而創設。其中的「不公平」就是指維護君主專制。這一點與現代法制理念是根本相悖的。前者要求專制，而後者強調民主。韓非子認為帝王治理國家就要求勢弄權，後人評價帝王的治國之道「陽儒暗法」便是由此而出。

中華法系至隨清朝滅亡而壽終正寢，延續了幾千年時間。隨著各朝代的興起而重建，再隨著這個朝代的滅亡而被下面一個朝代所繼承和發展，這樣周而復始，直到清朝的滅亡而最終滅亡。這個結果與法律體系的指導思想或者說原則存在偏差是有著分不開的聯系的。當然這與17至19世紀世界其他地區（主要是指西歐）發展形勢的快速變化引發的對古老的中國所帶來的巨大刺激也是有很大關系的。有關這一點將在後面做出論述。

2、清朝專制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制約中華法系的發展——專制體制的發展與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

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在清朝發展到頂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當政者對統治手段的逐步調整使得權力進一步集中，二是體現於當政者對民眾思想的嚴密控制。導致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制思想不能夠在中國本土產生。

皇太極時期，設總管旗務大臣一人，加強對八旗的控制。多爾袞攝政期間，先削弱諸王的權力，與此同時擴大親屬權力。康熙八年，康熙帝自從剪除鰲拜勢力，排除障礙集中皇權，這以後皇權集中則通過改變中樞機構來實現。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雍正首創的最具清朝特色軍機處，軍機大臣隨時侍奉皇上左右以備顧問咨詢，當然作為皇帝私人秘書班子的軍機大臣必然是皇帝為加強自己的控制力量，為自己命運所提拔的一批親信，方便其直接控制，間接掌握最終的大權。成為直屬皇帝處理軍國大計的常設機構。同時在雍正朝建立了密折制度。

當政者對民眾的思想控制步步加緊。清朝統治者不僅沿用前朝的八股取士制度，並且大興文字獄。如發生在清朝康熙二年（1663）庄廷龍文字獄案，這是是清朝"文字獄"的開端；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試題案；再如乾隆朝的胡中藻案等。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大一百多起，往往以莫須有的罪名濫肆株連。直到清朝，中國經濟仍處於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這在客觀上就不可能產生一個新興的階級利益群體。沒有利益主體的存在，便更不可能出現「打破既定的體制」的意識要求。並且如前所述，清朝統治者所沿用的「愚民政策」，及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嚴密控制，進一步加重了這種非正常的「社會沉默」趨勢。這在結果上表現為，在清朝時期的中國本土不可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法制」理念。

法制與專制權力從本質上是難以協調的，專制權利統治的增強就會導致社會法制建設的弱化。「不論什麼性質的法，客觀上總在一定意義上要求「公」和「平」，所謂「法貴於壹」」[3]。封建時期下的法制本身就是專制權利的一個組成部分。權力越集中，專制越嚴密，則法制的缺口就越大。

清朝沿襲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與同時期的西方國家發展嚴重脫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力的落後，二是切斷了伴隨著西方工業革命而產生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傳入中國的通道。「閉關鎖國」政策並非始於清朝，早在明朝初年就曾實施，但是採取該種政策給中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卻發生在清朝。

提及明朝的閉關就必然講到明朝時期的倭患問題，明代自洪武建國至崇禎亡國，二百七十六年之間，倭寇幾乎與其相始終。減少倭患對明朝統治的侵擾是閉關鎖國政策得以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在16世紀前後，明初的禁海政策逐漸松動，以成化（1465）、弘治（1488）年間市舶司恢復為開端，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巡視福建海防為止，這半個多世紀里，在明朝閉關鎖國的大背景下出現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貿易時期，人們互通有無，各取所需，海上貿易繁榮。

清朝統治者系北方游牧民族，在1644入關之後，促使其沿襲明王朝的閉關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防犯漢人與外部勢力相結合對抗其統治。清順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40年中，由於沿海一帶有明末殘余勢力割據，福建沿海有鄭氏抗清，因此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起，清政府便實行海禁。為了封鎖鄭氏勢力的經濟與人力後援，順治十八年清政府實行遷界政策，「下令遷沿海三十里於界內，不許商舟一觔下海。」[4]這一時期，只允許福建與琉球進行官方朝貢貿易。後隨著清朝統治根基的穩定，閉關政策有所松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清政府在福建設立閩海關，分駐福州、廈門兩地，廈門為正口。閩海關的設立，加強了清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管理。但隨後，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南洋貿易，「凡商船除照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葛刺巴等不許商船前往貿易」[5]。筆者認為這一策略是中國陷入近代閉關鎖國陷阱的一個轉折點，即從根本上圈定了中國封閉式的發展路徑。南洋禁航令實行長達10年，其間出洋商船明顯減少。雖在雍正五年(1727年)南洋禁航令解除，但這時唯有廈門允許外國船停靠，直至乾隆年間(1736～1795年)外國船仍然只能在廈門出入，「其餘各口俱不準收泊。」[6]

3、與同時期西歐相比較進一步分析

西方的18世紀是一個大變革時期。以工業革命為媒介而產生的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結果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簡單線索為：新航路開辟後，歐洲商路和貿易中西移大西洋沿岸，刺激了西歐諸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十四、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在十五世紀後期傳播到西歐各國並繼續發展，即以「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為核心的歐洲啟蒙運動，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社會現實與新興的現代法制理念相脫節；既存的階級分布受到質疑，新興的利益主體要求建立現代法制體系來維護自身利益；從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革命從根本上推翻了舊有的專制統治體制，同時，在新體制構建完成之後，為了防犯這種新創設的體制重新走向專制，這群利益主體又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來約束該體制，以期其能夠「理性」運行，而筆者認為，隨著這種約束機制的不斷發展和逐漸趨於完善便在最終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制」。

18世紀的中國處於清中葉，相繼在位的皇帝有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以及嘉慶（1796-1820）。如前所述，在清朝統治期間，專制制度與前朝相比更有發展，思想禁錮問題也愈顯突出，且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一直處於萌芽階段，致使在本土不具備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法制理念條件。在西方加速變革的時期，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中國與世界發展（指與西歐國家）相脫節，造成了生產力及思想上的雙重滯後。

中國在維系固有的法制體系的同時，還要接受來自外部的強烈刺激，加之國內矛盾的日益激化，專制統治所造成的制度缺口也越來越大，來自維護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變革動力尚顯不足的同時，外部的刺激對清朝統治根基的沖擊卻日漸擴大，最終兩面夾擊導致了滅亡之後果。而作為傳統的中華法系的載體的清朝走向滅亡，即標志著傳統的中華法系也走到了盡頭。

兩者相比，一個是傳統法系走向滅亡後，社會進入長時期的整合階段，其實也是一個混亂的階段，而另一個則是逐步建立起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法制體系。筆者認為中國所缺少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類似於西方「思想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未能在中國普遍存在和發展。那麼，為什麼類似的運動未能在中國有效的產生和展開呢？事實上關於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述，總結來講就是：中國的專制統治體制經過5000年的發展顯得過於完善，而傳統思想學說不僅對這種體制進行嚴密保護，還對民眾的想想進行有效的禁錮；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嚴重阻礙了國內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面對外部新情況，未能適時的調整對外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雙滯後」結果；最終導致固有的政治體制以及為維護該種政治體制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傳統中華法系一同走向滅亡。如果將這個道理反推，就又回到了筆者前面所敘述的兩個原因上，因而可以，這三方面原因是相互關聯、相互支撐的。

『伍』 如何理解清代在司法實踐中的律例並行

即重律，又重例，律例並行；律與刑例的關系是：「蓋立例以輔律，貴 依律以定例」。所謂「貴依律以定例」，就是在 編纂條例時，要以「輔律」為出發點，以明律為立法基礎，按照律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 則去進行。清王朝繼承和發展了明代的律例關系理論，並把其作為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 想。清代制例的基本要求是，例當「與律義相合」，例以補「律所不備」。清末薛允升 把清代律例的關系概括為：「凡律所不備，必藉有例，以權其小大輕重之衡。使之纖悉 比附，歸於至當」。由於明清兩朝基本上堅持按照 這一立法原則制例，進一步完善了當時的法律制度。
在清代的法律體系中，律、例是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律為「常經」，長期穩定不 變。適時制例、編例以補律之不足，是國家基本的和經常性的立法活動。通過制例對少 數過時的律文進行修正，也是國家完善法制的重要措置。在司法實踐中，律、例並行， 例在國家法制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評價例的作用和功過是非，不能以是否「以例 破律」、「以例代律」為尺度，而應當以它在司法實踐中發揮的是積極還是消極的作用 為標准。由於清代的編例內容浩瀚，對例的作用的評價，應當區別不同情況具體分 析，不可把經過朝廷精心修訂的各種條例、則例、事例、條規等，同某一時期某位君主 隨心所欲頒行的事例一概而論，也不可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奸吏曲法、蓄意以例破 律的問題，就斷定清代是以例壞法，進而全盤否定例的作用。清代雖然也出現 過「因事起例」、「馴致條例浩瀚」、的弊端，但一般說來，在司法實踐 中造成不良後果的，多是那些屬於君主個人隨心所欲、臨時頒行的事例，或是不法官吏 曲法、壞法造成的，且在法律實施中是局部發生的問題,不可以偏蓋全！

『陸』 古代中國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嗎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陳建華（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立法活動：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動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立法活動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立法活動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1．漢初至文景時期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2．漢武帝以後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立法活動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2、漢律60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立法活動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立法活動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立法活動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動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活動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柒』 在經濟立法方面清朝做了什麼制度

在經濟立法方面,清朝入關以後,鑒於明末賦斂無度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明令廢除「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加派,並仿效明制編訂《賦役全書》,於1657年頒布,開始建立清朝賦役制度?

《賦役全書》主要內容包括:登記土地?人丁的等級與數量;計算和確定田賦?丁銀的數量;記載各地承辦內廷及朝廷所需實物貢賦的種類與數量;確定地方所征賦稅的分配與使用原則等?

康熙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轉移速度的加快,農民人口大量流動,原來按人丁征稅的賦役制度已經難以保障?

1712年下詔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定額徵收丁銀,今後再生人丁,永不加賦?

1716年,廣東各州縣率先實行「攤丁入畝」,把固定的丁銀額按土地畝數平均分攤到田賦中,不再按人口征稅?至1723年,又將「攤丁入畝」之制推行到全國,從而簡化了征稅標准,減輕了農民負擔,廢除了沿襲2000年的人丁稅,削弱了農民的人身束縛?

1646年,順治帝下令廢除明朝匠籍制度,將匠戶編入民籍,與農民一體納稅當差,禁止官府以各種名義無償役使手工業工人,使其獲得了與農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同時,放寬了國家對手工業的專擅壟斷,除武器製造?貨幣鑄造及宮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經營外,其他行業經過

官府批准,並按規定納稅,都允許民間手工業者經營?

為了發展私營商業,清朝廢除明末加征的各項稅負,並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貴族欺壓掠奪商賈,以保護商人的合法經營?1686年,還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監督商稅的徵收,管理市場物價,規范市場交易秩序?

1757年清朝規定「一口通商」,這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廣州?外國商船隻能至廣州港停泊交易,由粵海關對外國商船徵收船舶稅和貨稅,總稱關稅?

當時嚴格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凡馬牛?軍需?金?銀?銅?鐵?鉛?錫?銅錢?硫磺?書籍?糧食等都不準出口,而允許出口的絲綢?茶葉?大黃等也嚴格限制數量?

此外,清朝還規定,在廣州進行的中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壟斷代理商行「十三行」進行,由它充當外國商人的全權代理人,包銷進口商品,代繳關稅,采購各類出口商品?

『捌』 清朝制定了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律有哪些

清政府通過一系來列的立法，自加強了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律控制，同時，在司法方面也進一步深入控制少數民族，其表現有：
第一，通過立法加強對少數民族的司法管轄。如《蒙古律》《回律》《西寧番夷治罪成例》《西藏禁約十二事》以及適用於苗族的苗律等。這些法律體現了少數民族的風俗，具有因族、因俗、因地制宜的特點。
第二，在清朝制定的單行民族法規中，除照顧少數民族生活習慣的一面以外，更重要的是著眼於加強中央政府的統轄權。以適用於藏族地區的《禁約十二事》為例，其基本內容是加強中央政府對藏族地區的管轄。如：朝見進貢有期限、不準自稱盟長等。
第三，除刑事法律外，也進一步加強了統一行政管理。
第四，專門設置管理蒙、藏、回部等民族聚居地區的衙門－理藩院。理藩院的職掌主要「外藩之政令，正其刑罰」和審查少數民族的死刑案件，使得中央直接參與和決定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律糾紛，從而加強了司法管轄。

『玖』 清代有哪些刑法制度

清朝初期及中期的刑事法律制度
1616年，滿族首領努爾哈赤在關外建立後金政權，建元「天命」。1636年，皇太極改元「崇德」，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滿清入關。1911年，滿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聲中走向終結。
滿清王朝在繼承前代法製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許多新的成就，尤其是少數民族立法的發展，是清朝法制最為顯著的成就。
一、法律思想與立法概況
1、法律思想-「參漢酌金」，由大臣寧完我提出。
2、立法概況-《大清律例》、《大清會典》、《則例》、《蒙古律例》《欽定西藏章程》等少數民族法規。
二、刑事法律
1、犯罪
（1）維護君主專制集權統治，嚴厲打擊反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
反逆罪，包含「謀反」、「謀叛」、「謀大逆」三種罪名。規定：凡犯謀反、謀大逆者，只要是共謀的，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其父子、祖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十六歲以上，不論篤疾廢殘，皆斬；十五歲以下的男性親屬及所有的女性親屬，給付功臣為家奴，財產入官。即使子孫確不知情，十一歲以上，也要閹割發往新疆給官為奴。凡犯謀叛者，只要是共謀，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
奸黨罪，清朝除了沿用明朝奸黨罪的條款外，還擴大了奸黨罪的適用范圍，嚴禁內外官員私相結交。
異端思想罪。
（2）調整新的社會關系，確立新罪名。
江洋大盜罪，乾隆時首次規定，指在濱海、沿江行劫客船點對點的行為。
興販與吸食鴉片罪：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第一次頒布了禁煙令，規定：興販鴉片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
嘉慶時，先後頒布了十餘道禁煙法令，規定：凡吸食鴉片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
道光十九年（1839年），頒行《嚴禁鴉片煙章程》39條。該章程將走私鴉片行為作為首要打擊對象；對興販鴉片行為、開設煙館行為、栽種罌粟、製造鴉片行為均予以嚴懲；對於吸食鴉片的，亦予以懲治。
2、刑罰
（1）刑罰的發展變化
笞刑、杖刑，在刑具上統一為竹板，同時減少了刑數。
遷徙、充軍、發遣。
死刑，繼續分為絞斬兩等外，每等又分」立決」和「監候」兩類。
附加刑，刺字刑的適用范圍擴大，刺字的部位，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刺面。刺字的內容包括事由和管束地方，並分別刺滿漢兩種文字。
（2）維護滿人的刑罰特權

清朝末期的刑事法律制度 受西方列強的影響和逼迫，以及國內政治現實的考量，清末開始對《大清例律》等刑事法律進行修訂。
1、修律的指導思想
（1）西法與中法結合，務期中外通行。
在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中，刑法最為發達。而在傳統的法觀念中，刑、法、律三者的含義一般是相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僅限於刑法而言；同時，列強對中國法律的指責，首當其沖的也是刑法。修律大臣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乃先從事編輯」。因此，刑律的修訂是整個清末修律的核心部分。
1902年，清廷下詔對《大清律例》進行修訂：「中國律例，自漢唐以來，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書，折衷至當，備極精詳。惟是為治之道，尤貴因時制宜，今昔情勢不同，非參酌適中，不能推行盡善。……。總期切實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變宜民之至意」。
（2）修律與研核法理結合
沈家本「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
（3）修律與促進法制文明結合
修律過程中，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減少死刑條款，禁革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等惡習，改良監獄，以感化教育為宗旨，力圖通過修律改變清廷法律落後與野蠻的現狀，促進法制文明。
2、《大清現行刑律》
1904年5月15日，修訂法律館開始對《大清律例》進行刪改與修訂。1909年編撰完成《大清現行刑律》，1910年頒行。為過渡性刑法典。
3、《大清刑律》（《欽定大清刑律》）
1906年開始起草，聘請了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協助起草。1907年8月編纂完成，1910年11月憲政編查館完成審核。由於受到禮教派強烈反對和攻擊，修訂法律館不得不將草案收回，再行修訂。經修訂後的《大清刑律》增加「附則」5條（即《暫行章程》）。1911年1月公布，並定於1912年正式實施。

『拾』 清朝的法律是什麼

《大清律抄例》是中國封建襲社會最後一部法典。清朝的傳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乾隆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三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高宗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