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治思想

1. 中國傳統法制是指什麼

一、禮法結合，一準乎禮
與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國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學說和倫理綱常的影響。其顯著的特徵是把維護「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教作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準乎禮」。禮的精神是親親、尊尊，即維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倫關系。禮起源於氏族社會的祭祀活動和習俗，禮法關系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主題。大量可征的文獻證明，西周時期，中國已進入了禮治時代。周禮是包括個人、家族、國家、社會的行為原則和規則的復雜體系，其中有關規范國家基本制度和「失禮入刑」的禮，屬於法律規范性質。西漢初，引禮入律已開其端。叔孫通制定朝儀制度，就吸收了周禮的朝覲之禮等禮制。兩漢時期，通過經義折獄、以經釋律和引禮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領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統地位；皇親貴戚和大臣犯罪奏請皇帝裁奪的「上請」制度、父子相隱的訴訟原則被廣泛運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沿著禮法結合的道路不斷完善的重要發展時期。曹魏依照「尊尊、貴貴、親親」原則，首創「八議」入律。西晉貫徹「尊卑、長幼、親疏有別」原則，開創了依服制定刑罰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養親」和「官當」條目。北齊為了強調「忠君」、「孝親」原則，將「十惡」列為「名例」之首。《唐律疏議》「一準乎禮」，成為封建律典的楷模。宋代以後，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貫徹了「禮法結合」、「一準乎禮」的精神。
儒家禮教綱常對法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充滿了濃厚的倫理色彩。禮教綱常被奉為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明禮以導民」、「德主刑輔」、「明刑弼教」成為法制的基本原則。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禮儀規范和各種道德規范，通過法律固定下來，要求全體臣民一體遵守。依照「失禮則入刑」的原則，把違犯倫理規范的行為列為刑罰懲處的對象，以確保法律實施過程本身就是推行教化的過程，使法律成為實現德化天下這一目標的手段。歷代法制都把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等級關系作為法律的首要任務，其中「君為臣綱」位列三綱之首。法律確認君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各個方面維護君主的尊嚴、人身安全、權力不受侵犯。法律把嚴重 危害 君權和人倫關系的「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均列為「十惡」重罪，常赦所不原。法律確認不同身份的人，法律地位不同，少數權貴享有「議」、「請」、「減」、「免」、「官當」、「收贖」等特權；確認以父權、夫權為核心的家族內部倫理關系，確認良賤有別。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刑有等差。統治者把他們認為重要的道德規范都上升為法律，把他們認為違背倫常的行為都列為懲處對象，實現了禮與法的高度結合。
二是在立法司法中貫徹了仁道、恕道和慎刑、恤刑精神。「仁」是儒家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受仁、恕之道的影響，法律規定對老人、兒童、孕婦這幾種人犯罪予以減輕刑罰或免刑，稱之為「三縱」。對不識、遺忘、過失犯罪減輕刑罰，稱之為「三宥」。對已知悔悟自首者，對官吏因公務失錯「自覺舉」者，亦予減刑或免刑。歷代法律還規定了許多憫恤囚犯的措施，如法官不得違法拷訊，違者反坐。在獄政管理方面，規定不得虐待囚犯，家人送來飯食要為之傳遞，衣服不夠的發給衣服，有病要給以醫治，病重者要脫去枷鎖，對虐待致死罪囚的法官要追究責任，如此等等。古代法制在維護禮教綱常、等級制度的同時，也體現了一些人道主義的積極精神。

二、以民為本，抑強扶弱
與世界上延續時間較長的其他法系相比，中華古代法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法律視為人為的規范體系，奉行民本主義，而不像其他法系那樣把法律視為神的直接或間接旨意。先秦諸子對於法律起源的探討大多是從人類生活本身尋找原因，並都認為法律實際上是政治統治者的創造物。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豐富的民本思想，法制也同樣體現了這一特色。民本思想的歷史淵源久遠。《尚書·五子之歌》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漢代賈誼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2]歷史上許多統治者都懂得民眾的力量。唐太宗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3]。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哲學中，「仁」是其核心和出發點，而民本主義正是從儒家的「仁學」中衍生出來的。漢朝以後各代在立法的過程中，均貫徹了民本思想，要求各級官吏從整體、長遠利益著眼，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博施於民」，「使民以時」。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把「以民為本」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和法制建設必須貫徹的原則。
民本思想貫穿於古代法制的許多方面，主要表現為：一是嚴法治吏，打擊官吏迫害和盤剝百姓的行為。官吏是社會上有權勢的強者，歷來民之害者，莫甚於貪官污吏。歷朝法律中相當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以治吏的。法律嚴厲打擊官吏貪贓枉法、賦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私役部民夫匠、上下勾結盤剝平民等不法行為，其目的是為了肅整吏治，防止「官逼民反」。二是法律嚴厲打擊地主、強豪兼並土地、盜耕種官民田、強占良家妻女、欺行罷市、哄抬物價、違禁取利等不法行為。三是法律對契約關系、商業貿易、度量衡器、器物製造、物價評估、買賣自由等做了詳細規定，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為平民百姓提供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四是法律上對老小、廢疾、婦女等弱勢群體給予適當優待。如規定老少廢疾犯罪，審判時不予拷訊；犯流罪以下可以收贖；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規定婦人犯罪應決杖者，除奸罪外，均不去衣受刑，並免除刺字。犯徒流罪，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女性死囚犯懷孕者，暫不行刑，待產後方執行。五是救濟災民，對官吏坑害百姓和隱報災情的行為予以嚴厲制裁。六是制定了不少便民訴訟的法律措施。實行了匭函、登聞鼓等制度，以方便百姓申冤和減少冤獄。

三、家族主義，家國一體
中國古代地處東亞大陸中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佔主導地位，組織和維持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是家庭。這種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是宗族組織和宗法意識形成的土壤。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天下一家、家國一體的觀念代代相傳，根深蒂固。正統思想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出發，孝移作忠，父權延伸為君權，維系血緣家庭的倫理道德同維護君主政權和社會秩序的國家法律彼此相通。孝悌為齊家之本，是宗法社會重要的道德規范，也是重要的法律規范。家族倫理與法律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從而使法律帶有濃厚的家族主義色彩。
古代法制中家族主義的特色表現在：其一，法律明確維護家族內部的倫理關系。封建婚姻以祖宗嗣續為重，家庭以父權、夫權為中心，以父父子子、長幼有序、男尊女卑為基本倫理規范，法律對這種人倫關系嚴加保護。其二，在刑名方面，法律區分親與非親的界限，對親屬間相犯作了許多特殊的規定，嚴重敗壞人倫的行為被列為重罪。一些對平常人來說不構成犯罪的行為，只因行為對象按倫理關系在服制之內，便被科以不同罪名，處以刑罰。譬如，古代向官府告發人犯罪，對一般人來說是正常的事情。然而，若子孫告父母、祖父母，卑幼告大功以上尊親屬，除非被告人屬於謀反、謀大逆、謀叛大罪，否則不管告的實與不實，都要以「干名犯義」論罪。其三，在科刑方面，因血緣關系的親疏和承擔法律義務的不同，量刑有輕重之別。除侵犯財產的「盜竊」罪視親疏關系程度由疏至親逐級遞減外，其餘親屬間的人身相犯，均由疏至親逐級加刑。血緣關系愈近，卑幼侵犯尊親屬處刑愈重。歷代法律對尊長與卑幼相毆、相盜、相奸、相謀殺等都有詳細規定，其基本精神是從法律上保障尊長的地位和家族內部的倫理關系不受侵犯。其四，家族倫理以宗為本，故法律上體現了「親親仁民」、「法情並立」的精神。如規定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若祖父母，父母年老得病需俸養而家無其他成丁者，可奏聞皇帝裁決；若犯徒、流罪者，可以贖罪，以存留養親。在司法實踐中，歷代對一些輕微犯罪，也往往「曲法伸情」。
基於「家族主義」、「家國一體」的理念， 歷朝 君主重視「以孝治天下」，一些觸犯人倫道德的行為，被上升為法律，提升為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全的犯罪。《論語·學而》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有之也。」孝悌被視為預防犯罪的有效手段，成為安定統治秩序的根本條件。反之，不孝不悌被視為亂國之源，必須當作最危險的犯罪行為嚴懲不貸。按照「家國一體「的思想，任何有悖人倫道德的行為，都與國家安危聯系起來。一些在今人看來屬於違反道德的行為，如罵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奉養有缺，也被列為「十惡」不赦之罪。家族成員中犯「謀反」、「謀叛」等重罪者，除本人處死外，同居親屬坐以株連之罪。若以現代法學觀點評析古代法律，就會看到傳統法律中哪些混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以及情、罪與刑罰畸輕畸重的法律規定，多是與「家族主義」、「家國一體」的立法指導思想有關。

四、天下本位，義務互負
人們通常認為「義務本位」是中國傳統法制的一大特徵，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與古代希臘、羅馬及中世紀的西歐國家的法律制度比較，不難看出，無論是古代希臘的雅典「憲法」、古代羅馬的羅馬法，還是中世紀西歐的羅馬法、城市法、商法和英吉利王國的普通法等，都滲透著一定的民主氣息，法律上規定了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或「自由」等。而中國傳統法律只規定義務，不書權利，具有濃厚的「義務本位」的色彩。
然而，用「義務本位」表述中國傳統法制的特徵似不夠全面，也不能明確地界定它與其他法系中「義務本位」的區別。中國古代法律中的義務同古代埃及、印度法律中的義務有所不同，後者系個人對君主、奴隸對奴隸主的單方面義務，是一種片面的義務。中國古代法制則不同，法律規定的義務是社會各階層的相互之間的義務，體現了為社會、國家和他人盡義務的精神。中國古代把人際關系概括為「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相互的義務 關系是 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法律中凡與五倫相涉者，均體現了相互的義務關系。按照法律規定，官吏必須恪守職責、忠君報國；朝廷給予官吏一定的俸祿和禮遇。平民必須按時交納稅糧，承擔差役；國家有「愛民」、「教民」、「保民」之職責。在家族內部，尊長有撫養、教育、保護卑幼之責任，卑幼有服從、贍養尊長之義務。家庭以家長為中心，但同時對於出現脫漏戶口、欺隱田糧、稅糧違期、逃避差役等承擔法律責任。在朋友之間，彼此承擔互信的義務。在無服制的社會成員之間，彼此對侵犯他人人身、財產承擔法律責任。在長官和下屬之間，彼此因公務失錯承擔連帶責任。歷朝法律對各階層人士違背法定義務的行為如何懲處，都做了詳細的規定。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法律中的義務，在許多方麵包涵著屬於社會義務、國家義務的內容。社會成員在對他人、社會、國家履行義務的同時，也接受他人、社會、國家對自己的義務，具有「義務互負」的性質。
中國傳統法制缺乏「權利」理念而具「義務互負」的特色，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原因。在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是君主專權的中央集權制度，加之工商業和國際貿易不夠發達，統治者和國民普遍缺乏平等、自由、權利的意識。而儒家思想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對法的特徵的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就儒家的法價值論而言，主要是「天下本位」思想、家族倫理主義、民本主義、大一統的君主主義、禮治主義。在這些法價值論中，「天下本位」是最高的價值目標，也是最重要的法價值論，其他幾個方面的法價值論均系「天下本位」思想所派生。天下為公，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儒家發展了這一思想，並把它奉為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檢閱自先秦至明清諸子百家的著作，「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天下歸仁」、「天下之法」的詞語比比皆是。他們所說的「天下」，以地理意義即大一統的疆土為基本含義，兼含有「人民」、「民心」之義。古人眼中的「天下」概念，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與「國家」的概念等同的，常常是將天下置於個人和國家之上。荀子說：「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 ，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4] 歷代 君主也總是打著「一天下、保庶民」的旗號，推行大一統的君主主義。各朝法律基於「天下本位」的理念，在法律上就如 何維護 君權、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各階層人們的利益，做了比較全面的規定。受儒家「天下本位」法的價值論的影響，禮教綱常把克己尊禮、寬以待人奉為社會道德的重要規范，重視國家和社會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導致法律上規定義務而忽視權利。

五、追求和諧，注重調解
中國古代和諧觀念十分突出，主張法須與天道相和諧，與社會相和諧。《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文子·上仁》：「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漢代董仲舒說：「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5]司法活動要與天道的運行相應，這體現了古人對天人和諧的追求。基於這一理念，無訟成為實現社會和諧的目標。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6]《周易·訟卦》認為：「訟」為「終凶」、 「訟不可長也」。由於崇尚無訟，形成了厭訟、賤訟的觀念。唐、宋、明、清的律典都設有專條，把教唆辭訟者作為打擊對象。從追求和諧的要求出發，「刑期於無刑」被視為刑罰的根本目的，「以德去刑」、「先教後刑」、預防犯罪成為法制的重要指導思想，「貴存中道」成為必須遵循的立法原則。從現存的歷朝發布的勸民息訟的告示看，息爭化訟成為評價官吏德化、政績大小的標准，也是各級官吏特別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職責。
注重調解是中國傳統法制的一大創造。現存的古代史籍和判例判牘中，刑事訴訟資料甚多，而民事訴訟資料較少，故對於古代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是否不分的問題，學界尚有爭論。在任何社會中，民事糾紛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發生的，它多於刑事案件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沒有民法的概念，但民事、刑事的管轄或審級是不同的。[7]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民事訴訟案件之所以較少，這與大量的民事糾紛是通過調解解決的有關。就民事糾紛的審理或處理而言，漢代鄉為初理，唐代由里正初理，元代由社長初理，明代由里甲老人初理。這些所謂初理，實際上屬於民事調解。清代民事糾紛由族正房長、村正及村之賢德者調解，不果，再由巨紳里保評之，然後上達官府。不少朝代為了防止大量戶婚田土糾紛矛盾上交官府，也為了更好的息訟寧人，對民事糾紛案件上訴官府的范圍作了嚴格限制。如通行於有明一代的《教民榜文》規定：「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鄉里中，凡有奸、盜、詐偽、人命重事，許赴本管官司陳告」。[8]也就是說，除涉及刑律的案件外，其他均先由里甲老人調解審理，不服者方可上訴官府。其他朝代處理民事案件的辦法亦大多如此。中國古代實行的由鄉里組織調解解決民事糾紛的制度，使民間發生的絕大多數糾紛得以解決，既有利於正確處理鄉里發生的矛盾，息事寧人，也極大地減少了官府的負擔，應當說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法律措施。

2. 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與古羅馬「法治」思想有何不同

這個問題很常見，具體的說比較復雜，因為法家思想也好，羅馬法的精神也好，都不是三言兩語的事情。簡單的說說吧：

簡單地說，先秦法家的所謂「法」不過是他們的政治主張「法、術、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法家思想中，「法」是統治者使用暴力機關通過「刑」這種負面的懲罰手段和「賞」這種正面的激勵手段來維持自己訂立的社會秩序的方式。法家思想因循荀況的「性惡論」，認為個體的人是有著天然破壞秩序的沖動的，所以一個國家政權要想維持自己的穩定，就必然需要使用強制手段來對臣民予以規范和控制，而這個工具就是「法」。

古羅馬時代的「法」，最初是平民階層為了對抗貴族肆意侵害平民利益的行為而通過和平的政治斗爭手段來爭取到的一種均衡器。羅馬法的本質意義在於，它給社會中每個個人和各個階層，乃至利益團體都制定了一個相對而言照顧到各方利益的游戲規則。在「法」的約束下，大家遵守游戲規則，互相競爭。

形象一點說，在中國法家思想而言，「法」是用來監禁犯人的監獄，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活動空間在哪；而在羅馬人而言，「法」是自由市場里的公平秤，對於那些缺斤短兩的行為可以假一罰十的那麼一個均衡器。

3. 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實現對中國傳統法學思想的揚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全面依法治國的積極影響

第一，在學術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中國法學學術研究提供了資源。依法治國的戰略的執行，需要法學學術研究先行，為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而法學學術的研究要紮根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同時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法學，將二者良性結合建立適合中國的現在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的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中尚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鑒法學思想，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可以為當代中國法學學術研究提供寶貴的理論素材。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德治」與「法治」並用值得借鑒。以儒家思想為例，儒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等原則。儒家的這種法律思想主要強調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以法律作為輔助手段，主張「禮治」、「德治」、「人治」，通過道德與法律的高度相似實現儒法合流的。

在傳統社會特殊的條件下，儒家的這種法律思想是治理封建國家的現實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儒家法律思想重「禮治」、「德治」、「人治」輕法治，固然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但是從另—個角度看，儒家法律思想將德治與法治較好的共用與統一，這對於今天我們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有啟示意義。

第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積極思想可以為現代法治理念提供有益補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蘊涵著大量優良的法治觀念，早在春秋時期就有鄭國子產鑄刑書，這體現了法律必須公布的理念；法家學說的創立者韓非子強調「法分明，則賢不得辱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爆寡。」

這體現了法律必須具有平等和正義的屬性。又如「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強調了法治的價值；而「刑罰清則民服」則是說明刑罰目的。這些傳統法律文化帶有鮮明中國傳統社會的色彩，在當今可以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供本土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消極影響

第一，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等級思想、特權思想對全面依法治國有消極影響。傳統封建社會中，等級思想根深蒂固，上下尊卑，等級森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深入人心，對於人的自由和權利處於漠視甚至無情侵犯的狀態，至今對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樹立仍有不良影響。

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採用強制的手段使人民接受等級安排，人民相對於特權階級是沒有平等可言的。統治階級以「人治」作為手段，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維護森嚴的等級，其目的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能長期維持下去，這與法治中平等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對全面依法治國有消極影響。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白誕生起就深深影響了中國歷史。儒家崇尚「德治」和「人治」，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繫上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繫上強調人治。

經過幾千年的沉澱和固化，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難以改變的影響，包括「人治」思想、義務本位思想、等級特權思想、尊卑有序思想以及懼法厭訟的思想。

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會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法律觀念中，還會以難以發覺和改變的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續，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落後、信息閉塞的地區。這將會對新的法治觀念樹立產生不小的阻礙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民主、平等、個人權利意識長期以來也受到儒家人性論與天下論等觀點的壓抑。儒家學說認為人性本善，人應該每日修身養德。一個人必須擁有良好的道德，必須為集體利益犧牲自身利益。儒家思想還認為「百善孝為先」，個人對於家長要絕對服從，「天下」是一個「大家」，統治者則是這個「大家」的家長，所有臣民必須對於統治者要絕對服從。

第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較強的獨立性和封閉性的特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幾乎處於封閉隔絕的狀態，與西方的法律體系有著鮮明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加關注的是整體的利益，個人對於利益追求是不被重視和鼓勵的。

儒家學者始終推崇整體主義精神，他們通過「修齊治平」積極入參與到社會活動和政治實踐中，通過入朝為官掌握政治權力，進而將其推崇理念帶入到治國安邦的實踐中，最終形成得失一種整體化的秩序體系。

在這中秩序體系的支配下，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牢固的宗法體制。我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延續這種非常穩定的封閉性法律體系，使得一些傳統法律文化的思維理念深入人心。中華法系封閉性強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樹立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幾千年形成的法律傳統與現代法治理念產生碰撞其慣性也難以一下改變，至今仍然存在部分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思維理念深入人心卻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相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推動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造成了不利影響。

(3)中國傳統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沉澱自成一體，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德治」的作用。法治理念的根本出發點是用一套成型的法律體系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在傳統社會中「德」恰恰就是約束和規范人們言行的最基本的原則，遵循傳統的「德」的規范是法治思想得以產生、發展的基礎。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德」，以「仁」、「忠」、「孝」作為個人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以「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基本倫理准則。

儒家思想重禮輕法，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強調統治者先提高自身道德修養，身正則令行。在傳統的「德治」思想的引導下，法律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道德高於法律，法律依附於道德，法律自我發展的動力受到了限制，成為了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集體和義務。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導的，一個個的小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家庭中，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等級結構」。

無數個宗法家族構成的社會架起「大家」，這種家族式的宗法等級結構的疊加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權的架構。皇權是國家政權的中心，是「最大的家族結構」中的「家長」，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縱觀傳統文化中的各家思想，凡是支持這種典型的專制統治的思想和理論，無論是強調以「權」、「術」治民的法家的國家集權思想還是強調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都受到統治階級的高度青睞，甚至使用國家強制力使這些思想成為必須被全社會認可的思維和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國」和「家」本位主義不僅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更有了國家強制力保障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強調「國」和「家」的集體觀念，要求每個人以「國」、「家」為重，履行個人義務，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第三，中國傳統法文化生長於君主專制的環境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特別強調個人身份、等級的不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存在於理想之中，實際貫徹執行的卻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嚴格等級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說，以法律體系確立等級制度，最為根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統治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是一種工具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是封建君主統治百姓的工具。

4. 簡述中國古代史上重要的法制思想，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有何特點

簡述中國古代史上重要的法制思想。
【答案】戰國時期，韓非子主張「以法治國」「法不阿貴」。秦朝建立後頒布了通行全國的秦律，集中體現了地主階級的意志。《大明律》增加了經濟立法。黃宗羲提倡「法治」，反對「人治」。
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有何特點？
【答案】法律是皇帝意志的體現，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法律嚴酷；以令代法，主觀性、隨意性強。

5. 運用文化生活的知識,闡述在依法治國過程中如何正確對待傳統的法制思想

一、運用文化生活的知識，闡述在依法治國過程中正確對待傳統的法制思想的做法：
1、傳統文化具有繼承性，要學會辯證地繼承傳統的優秀的法制思想。中國傳統法治思想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對今天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發展具有深刻影響。
2、傳統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要學會在傳統法制思想的基礎上進行法治改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今天仍顯現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同時賦於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內涵。
3、在社會發展中，傳統法治思想如果能夠順應社會生活變遷，就能對社會與人的發展起積極作用，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應該繼續保持和發揚傳統法治思想。
4、繼承是發展的必要前提，發展是繼承的必然要求。對待傳統法治思想必須「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革故鼎新」。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一系列依法治國思想，就是在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法治思想並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基礎上取得的，體現了新時代的要求。
二、所謂傳統法律思想實質就是能夠在一定的時期范圍內對法律內容進行有效支配的根本原理。
1、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即是能夠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的不同時代起到支配法律內容的根本性原理，也就在我國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儒家文化才是其實質，是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關鍵部分。
2、此外，還必須要清楚地認識到這里的儒家文化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是孔孟之道。在漢初的儒家文化應逐漸升華為將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為一體的新文化，此時文化的確立除了標志著中國封建正統思想的形成之外，還促進了「外儒內法」在中國封建時代的貫穿。

6. 中國古代各種的法律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仁者愛人，尊禮尚德，覺得道德是約束人們的主要手段，君子應該自省，對於法律的看法是遵守但不重點推崇。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施仁政，輕刑罰，認為法律不該過於嚴格。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人，認為社會主要由法律維護秩序，法律應該嚴格，天子與庶民同罪，法律是統治的重要手段，比較嚴苛，並且他的思想得到了實踐。先秦法家思想是法律對於社會而言極為重要，國家需要完善法律嚴格執行。

7.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哪些特點

關於我國法律文化傳統主要有哪些，學者們雖然見仁見智，但基本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張晉藩先生所概括的，可以作為中國法律傳統比較有代表性的總結: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輔」、「禮法並用」、立法上等差、良賤有別的立法指導思想，「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刑律為主的法規體系，漠視權利、詳訂義務的法律內容以及與此配套的各項制度；
在法律意識方面，認為法律的淵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憲，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於治民、治吏等等。（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現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華法系雖然歷經數千年，中國法律傳統中雖不乏現在看來也還是真知灼見的法觀念和充滿智慧的法律制度設計、法律運作安排，但其中卻難以找尋到全民普遍遵從的良法、良法至上這一法治精髓。 我們將現代法治的本質內涵歸納為：通過執法者嚴格依據民主程序產生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明確、完備的法律，來保障社會成員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促進國家各項事業發展。其中包含著法律是多數人利益的表現、法律具有至高權威、上下一體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觀點。它既是一種治國方略，也是一種原則性的、根本的治國制度，它還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它更是人類在飽經封建專制之後的一種新的價值追求。 因為法治思想源於西方,因此與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國的法治進程必然是對西方法治的揚棄和本土化,也是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當代中國法治必然是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是西方法治思想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及中國其他國情結合的產物.如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重的主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不能簡單的和我國法律文化中德法並舉的思想一概而論,但其中的淵源是不可否認的.另一方面,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思想格格不入的內容,就將被時代所淘汰,被中國所淘汰. 綜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當代中國法治的關系,應是一種批判的繼承,既不能否認其與現代法治思想之間的矛盾,也不能一概的否定,歷史總是潛移默化的作用於現在,作用於每個人的思想.法治必須是自下而上的,每個中國人思想中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認同感,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法律工作者,應該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契合點,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法治社會.

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內容是什麼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理論思想體系,涉及政治哲學、法哲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關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政黨觀、民主觀、法律觀、法治觀、人權觀、平等觀、正義觀和權力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等。(2)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社會主義法治價值、社會主義憲制和法治原則、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法治學說等。(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4)公民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態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認知、法治立場、法治信仰等。(5)關於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價值、功能、原則、學說、方法和知識等的理論。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制度規范理論體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規范、法律體系、法治體系、法治程序、法治結構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關於國家憲法和憲制的理論,如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的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論,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人權保障制度、立法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的理論。(2)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如憲法實施監督體系、法律法規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的理論。(3)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執法制度的理論,司法權、司法體制、司法程序、法律監督體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執政體制等的理論。(4)關於法治的一般制度、體系、程序、規則、規范和架構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運行操作理論,涉及法治原理的應用、法治行為、法治實踐和法律制度運行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設各個環節的理論。(2)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依法治軍、依法辦事等法治實施各個方面的理論。(3)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經濟、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發展各個領域的理論。(4)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等依規治黨和依法執政的理論。(5)關於法治運行實施的一般規律、特點、機制、行為、方式等的基本理論。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相關關系理論,涉及法治存在發展的外部關系,涉及法治與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共同存在等現象及其內容,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的關系:(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先進文化和生態文明的關系。(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紀律、政策、黨內法規、習俗、鄉規民約、社會自治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嚴、和諧、權威、平安、幸福等的關系。(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構建秩序、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等的關系。(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政黨、宗教、以德治國、依規治黨、國家治理現代化、良法善治等的關系。(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人類法治文明、西方法學理論、中華法系文明、國際法治理論、全球化法治進程等的關系。

9. 中國古代的法制觀念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
這一特徵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以德配天回」「明德慎罰」的答法制思想是這一傳統特徵的開端；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無為而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影響下，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春秋決獄」就是儒家化在司法上的體現；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隋唐時期，儒家化的法律成熟，並結出豐碩成果《唐律疏議》。至此，儒家化的法制觀念確立，並一直延續至清末。

10. 中國古代的法制觀念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
這一特徵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思想是這一傳統特徵的開端；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無為而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影響下，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春秋決獄」就是儒家化在司法上的體現；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隋唐時期，儒家化的法律成熟，並結出豐碩成果《唐律疏議》。至此，儒家化的法制觀念確立，並一直延續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