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依法治國之路學案

⑴ 政界和學界，理論界有什麼區別和不同

沒有民主就沒有良性改革 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是全民的事。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文/特約撰稿員 楊鵬 從不容置疑到被質疑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理論界的爭論，表現在改革與保守之間，那麼今天，中國理論界的爭論，則主要圍繞著"要什麼樣的改革"的問題展開。 中國20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結束於1990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個階段自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將國家政策重心轉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方向上來。但是，用什麼樣的原則和方法來搞經濟建設，當時的領導人並沒有多少現成的經驗和准備。所幸的是，安徽貧困的百姓們自己創出了包產到戶的方法。鄧小平肯定了安徽農村的改革，安徽經驗逐漸被規范為"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村被壓抑和扭曲的生產力得以釋放，農村經濟剩餘大量流入城市，為城市經濟改革創造了基礎。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將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以放權讓利為方向的承包制激活了城市生產力，城市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將由官僚控制的生產要素下放到了市場中，權力和利益由上向下流動。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成功，使"改革"這個概念漸漸演化成了"正確"的代名詞，具有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內涵。 1990年代中期以前，對廣大公眾和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對"改革"的批評或質疑完全是可疑的、可惡的。它們不過是改革以前的利益集團對自己原有輝煌的自淫和對自己原有權勢旁落的悲鳴。君子成人之美，個人要錢改善生活，國家要錢發展經濟，不改革行嗎？那些陰一句陽一句批評"改革"的傢伙，整日琢磨壞人之事，他們能是好人嗎？ 有趣的是，近年來，批評"改革"的人似乎愈來愈多，聲浪也愈來愈大，語氣也愈來愈義正詞嚴了，而且，似乎也愈來愈得到公眾的呼應。網上充斥了"大學改革批判"、"醫院改革批判"、"國有企業改革批判"、"改革弊端批判"這類的話語。"改革"這個金面菩薩臉上的金箔，似乎正被這些批判改革的人一點點摳下來，"改革"所包含的不容置疑的正確與輝煌，似乎開始暗淡下來。到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時候 然而，改革批判愈演愈烈，原因不是什麼保守勢力的回潮，確實是改革本身出了問題。細想近年來的一些改革措施，似乎真有點"一手玩權，一手弄錢"的濃黑色彩。出台的許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佔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為了讓官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資產，使成群的官商憑空致富。城市化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將更多的農民轉變為工商業者，而是為了低價搶奪農民的土地，以獲取巨額土地差價。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降低入學門檻，讓更多的人擁有受教育的公平機會，而是為了讓學生和家長多交錢，養肥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醫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病人更低成本地享受優質醫療服務，而是加大了看病的成本，使巨額利潤流入醫療管理部門和醫院的口袋。似乎改革措施出台越多，百姓負擔就越重。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 面對這些"改革"的效果，人們進行質疑和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批判者的出發點是對是錯，改革批判成為一時風潮，它一定有民心的基礎。而"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從來是公正的。我們不得不反省，改革咋地了？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向何處去？改革已經不再是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要"效率與公平兼顧"這樣輕松的政策選擇。改革的進程已把我們逼到了整體制度的層面，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的制度性取向，不得不撿起這個看似空洞的老話題：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人越來越成熟了，大家知道要走市場經濟之路，但也知道有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大家知道要走依法治國之路，但也知道依法治國也有依惡法治國與依良法治國之分；大家知道要走改革之路，但也知道改革有邪惡的改革與公平的改革之分。一個依惡法治理的壞的市場經濟，一個以邪惡的改革措施為趨向的改革，會把中國引向何方呢？也許，今天的中國，的確已經到了對改革進行反省和改革的時候了。 改革的權力也同樣不可靠 在改革的第一階段，無論是持左翼還是右翼觀點，中國知識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站在體系內，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影響權力上層，他們都希望權力上層將他們的價值取向轉化為國家政策。而那時，無論是體系內的官員還是知識分子，大家多少都殘存了理想主義精神，即便觀點不同，似乎多是為國家利益而真誠地爭論。思想觀念似乎還有作用，知識界的觀點與決策界的思考有較好的互動。 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官僚系統利益板塊化獨立化的趨向日趨突出，權力部門的利益因素而不是觀念因素直接左右了改革。而且，隨著社會階層和集團分化，知識界也開始分化，過去那種多少有點純真的、理想主義的理論爭論失去了基礎，理論界的爭論背後開始有直接的利益集團的影子。觀念成為利益的包裝，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利益決定思想觀念的斷言再次顯示出真理性。一些體系內權力資源和話語資源的控制者，成為改革的獲利小集團，他們的利益趨向已成為改革所環繞的中心。如果我們還對"改革"這個概念抱有好感的話，我們只能說，近年來官僚系統的許多改革措施是"以改革反對改革，以改革否定改革"了。在這個過程中，無數高層體系內專家學者扮演了一種並不光彩的角色。 改革的第一階段，改革意味著對社會放權讓利。吸取了文革的教訓，政界和學界的上層成為改革的發動機，推進了良性的改革。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改革開始意味著收權搶利。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夠斷言的是：官僚系統和與他們相配合的體系內專家學者已不再是良性改革的動力，而演變成了惡性改革的淵藪。壟斷著改革權力的官僚和專家集團，已成為良性改革的障礙，他們以改革之名背叛了小平開創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的傳統。 事實再次教訓我們，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以前，我們相信領袖領導人民向前進，但我們吃了虧。我們明白了，偉大領袖再偉大，也跟我們一樣是有缺陷的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一樣會被權力、財富所誘惑。我們開始懷疑那種需要偉人再生來拯救我們命運的心態。改革以後，我們曾相信偉大的改革者能為我們設計出美好的未來，將國家改革到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方向，但現在，我們似乎又開始失望了。也許，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任何個人能"為萬世開天平"，

⑵ 如何從「四個方面」戰略布局高度，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
「全面依法治國」有標志性意義
治國理念與方式的重大轉變
「我們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而且是全面法治的轉變。」談到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王公義認為，這是我們治國理念和治國方式的重大轉變。他向記者談到，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創造，因為從過去重視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會，到這次以法律手段管理社會是中國社會治理方式的重要轉變。同時，他認為，全面依法治國標志著以法治來治理社會取得重要進展，因為中國歷史上雖然也講過依法治國，但是都是人治下的法治，現在講全面的法治，這是歷史的很大進步。
全面理解「全面依法治國」
重點把握四個關鍵
如何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作用，甄貞認為，可以從四個關鍵來理解和把握。首先是中國特色，因為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成果，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我們黨選擇依法治國，實際上代表我們要走一條法治的治國之路。各個國家在治國的理念上選擇依法治國是理念的一種進步，但是具體方式應該結合各國的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所以，我們國家要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第二個關鍵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整個依法治國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實際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國家的科學立法，政府的依法執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強法律監督，這五大任務實際上在推進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這次推進依法治國關鍵是要從問題入手，要從解決這些已經存在的問題入手，使得依法治國更加深入。
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這是需要把握的第三個關鍵。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所以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重在治權。為了重在治權，我們既要強調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比如享有公權力的部門之間要互相的監督和制約。同時也要讓老百姓的私權力對公權力形成制約和監督，治權應該是依法治國的根本。
最後一個關鍵體現為中國特色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負有法律監督職責，而且《憲法》對國家的檢察機關也是這樣定位的，它是一個法律監督機關，對於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在推進依法治國的時候，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作用，也是讓依法治國之路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表現。
「四個全面」相互促進
重點打好依法治國之「基礎」
如何理解全面依法治國與其他三個全面之間的關系，王公義在訪談中談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過程中如同「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兩個同時發展才能夠推動社會前進，小康社會才能實現。
如何認識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二者關系，他認為，它們是唇齒相依、相輔相成的關系。因為黨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者，是依法治國的政治保障，也是「四個全面」之魂，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這「四個全面」很難實現的。所以沒有全面嚴格依法從嚴治黨的話就不會有全面依法治國，當然沒有全面依法治國也難以做到全面從嚴治黨，這是相輔相成，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領導的核心是先鋒隊，中國能不能建設好關鍵在黨，依法治國是最基本的要求，是最底線最基本的要求，而治黨一定比依法治國要求要高。
「中國的事兒要辦好，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率先從嚴治黨、依法治黨的話，中國的建設是很難辦的。」王公義談到。依法執政非常關鍵，從嚴治黨才能保證依法執政。從嚴治黨治好了，依法執政搞好了、依法治國才能實現，否則這是實現不了的。談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他認為，依法治國、深化改革、從嚴治黨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基本動力、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基本的支撐，如果沒有全面的依法治國實現不了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可設想一個全面小康社會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是一個秩序比較混亂的，那不是小康社會，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它是一個基礎。 他們內部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相都是有影響和促進的。

⑶ 自己的思想里有哪些不符合法治思維

在剛剛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其實，早在2010年10月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首次提出了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法治思維」的要求。而在本次會議公報中，再一次強調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足以見得中央對其的重視。

法治思維就是以合法性為起點，通過法律來探討公平正義為中心的邏輯推理過程，貫穿於法律實施的全過程。早在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談過：「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目前，法治已經成為世界上現代國家的共識。不過，法治要成為社會的常態，就離不開法治思維的普及。

那麼，法治思維與其他思維的區別在哪裡呢？簡單比較，政治思維在於權衡利弊；經濟思維就是付出與回報；道德思維偏重善惡理念；法律思維就是判斷合法與非法的區別。不過，法治思維推及全社會，就讓人心中擁有一個尺度，什麼能做，什麼不能逾越，在變化的社會中，給予人們更多的確定性的指導。

然而，我國的文化傳統因素，依法治國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我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可以說，在實現法治道路上，這是先天不足。新中國建國之後，從制定法律——普法階段——法治理念——法治思維進行法治的實踐，基本上沿著建設法治思維的路徑上前行的。

有數據統計表明，我國有80%的法律都要依靠行政部門來實行。從歷史來看，只要權力在法治框架內運行，法治思維就能從口頭變為現實。當然，法治思維也是處理社會事務的「正激勵」，刺激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良性循環得到普遍的認同，也能讓法治思維成為常態。

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一些上訪者只相信領導的能力，而不願相信法律的力量。「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成為很多人口口相傳的「法寶」。於是乎，他們就採用極端的方式表達訴求。讓人奇怪的是，這樣的方式竟屢試不爽。一些領導幹部只有維穩思維，但忽略了法治思維。看似一時解決了問題，本質上還是「摁下葫蘆浮起瓢」，本質上還是「鴕鳥心態」在作怪，導致矛盾越積越多。

處理類似的事件，不妨多一些法治思維，解決問題只有一個標准——法律。不過，意義絕不只是處理了個別事件本身，而是確立了一種依法、理性、文明的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才能深入人心，才能成為大眾的習慣。

培育法治思維，並不簡單，不僅僅是空泛地宣傳和學習法律文件。不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讓大眾熟知。對於邊界模糊的問題，法律明確釐清，特別是，地方經濟發展中，對於本地有利、道德上合理、政治上占理的問題，只要不符合法律規定，就應當「一票否決」。當然，在法治的框架內，也要爭取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在社會的微觀事務上，法治思維應當成為一種習慣，依法治國才能水到渠成。

可以暢想，對於社會，法治思維成為一種思維習慣，而不是偶爾想起的時候，法治被大多數人所信仰，依法治國才能成為「新常態」。但我們也需要清醒地看到，讓法治思維內化到每一個社會成員心中，也絕非易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通過，接下來，黨員幹部率先垂範，從點滴做起，積累法律的權威，讓依法治國在生活中不再陌生。如此，法治思維才會轉變為習慣的力量。

⑷ 請你談談對十七大報告中「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認識。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我們黨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把依法執政確立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等一系列重要戰略思想，不斷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10年來的歷程充分證明：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正確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之路，是實現國家繁榮昌盛、社會和諧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堅持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更好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律保障；要堅持依法行政，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依法行政責任制，嚴格行政執法，加快建設法治政府；要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要堅持抓好監督體系建設，拓寬監督渠道，強化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要堅持深入持久地進行法治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指導地位，大力繁榮法學研究，為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供理論保障。

⑸ 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什麼

1、首先是中國特色，因為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成果，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我們黨選擇依法治國，實際上代表我們要走一條法治的治國之路。各個國家在治國的理念上選擇依法治國是理念的一種進步，但是具體方式應該結合各國的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所以，我們國家要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2、第二個關鍵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整個依法治國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實際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國家的科學立法，政府的依法執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強法律監督，這五大任務實際上在推進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這次推進依法治國關鍵是要從問題入手，要從解決這些已經存在的問題入手，使得依法治國更加深入。

3、第三個關鍵：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所以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重在治權。為了重在治權，我們既要強調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比如享有公權力的部門之間要互相的監督和制約。同時也要讓老百姓的私權力對公權力形成制約和監督，治權應該是依法治國的根本。

4、最後一個關鍵體現為中國特色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負有法律監督職責，而且《憲法》對國家的檢察機關也是這樣定位的，它是一個法律監督機關，對於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在推進依法治國的時候，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作用，也是讓依法治國之路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表現。

5、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創造，因為從過去重視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會，到這次以法律手段管理社會是中國社會治理方式的重要轉變。同時，他認為，全面依法治國標志著以法治來治理社會取得重要進展，因為中國歷史上雖然也講過依法治國，但是都是人治下的法治，現在講全面的法治，這是歷史的很大進步。

⑹ 如何在四個全面的角度理解全面依法治國意義

。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
「全面依法治國」有標志性意義
治國理念與方式的重大轉變
「我們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而且是全面法治的轉變。」談到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王公義認為，這是我們治國理念和治國方式的重大轉變。他向記者談到，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創造，因為從過去重視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會，到這次以法律手段管理社會是中國社會治理方式的重要轉變。同時，他認為，全面依法治國標志著以法治來治理社會取得重要進展，因為中國歷史上雖然也講過依法治國，但是都是人治下的法治，現在講全面的法治，這是歷史的很大進步。
全面理解「全面依法治國」
重點把握四個關鍵
如何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作用，甄貞認為，可以從四個關鍵來理解和把握。首先是中國特色，因為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成果，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我們黨選擇依法治國，實際上代表我們要走一條法治的治國之路。各個國家在治國的理念上選擇依法治國是理念的一種進步，但是具體方式應該結合各國的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所以，我們國家要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第二個關鍵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整個依法治國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實際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國家的科學立法，政府的依法執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強法律監督，這五大任務實際上在推進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這次推進依法治國關鍵是要從問題入手，要從解決這些已經存在的問題入手，使得依法治國更加深入。
依法治國重在治理公權力，這是需要把握的第三個關鍵。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它受約束，讓它規范行使，讓它受到監督。所以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重在治權。為了重在治權，我們既要強調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比如享有公權力的部門之間要互相的監督和制約。同時也要讓老百姓的私權力對公權力形成制約和監督，治權應該是依法治國的根本。
最後一個關鍵體現為中國特色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負有法律監督職責，而且《憲法》對國家的檢察機關也是這樣定位的，它是一個法律監督機關，對於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在推進依法治國的時候，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作用，也是讓依法治國之路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表現。
「四個全面」相互促進
重點打好依法治國之「基礎」
如何理解全面依法治國與其他三個全面之間的關系，王公義在訪談中談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過程中如同「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兩個同時發展才能夠推動社會前進，小康社會才能實現。
如何認識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二者關系，他認為，它們是唇齒相依、相輔相成的關系。因為黨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者，是依法治國的政治保障，也是「四個全面」之魂，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這「四個全面」很難實現的。所以沒有全面嚴格依法從嚴治黨的話就不會有全面依法治國，當然沒有全面依法治國也難以做到全面從嚴治黨，這是相輔相成，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領導的核心是先鋒隊，中國能不能建設好關鍵在黨，依法治國是最基本的要求，是最底線最基本的要求，而治黨一定比依法治國要求要高。
「中國的事兒要辦好，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率先從嚴治黨、依法治黨的話，中國的建設是很難辦的。」王公義談到。依法執政非常關鍵，從嚴治黨才能保證依法執政。從嚴治黨治好了，依法執政搞好了、依法治國才能實現，否則這是實現不了的。談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他認為，依法治國、深化改革、從嚴治黨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基本動力、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基本的支撐，如果沒有全面的依法治國實現不了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可設想一個全面小康社會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是一個秩序比較混亂的，那不是小康社會，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它是一個基礎。 他們內部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相都是有影響和促進的。

⑺ 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方面有什麼具體措施

（1）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2）減政放權，政府權力「瘦身」，職能定位更清晰；建立權力清單，清晰劃定行政權力范圍，激發市場活力；

依法治官、依法治權，制度反腐邁出重要步伐，用改革的辦法和法治的思維規范權力運行，清潔黨的肌體，提升執政能力。

（3）化解當下社會復雜矛盾，必須緊緊依靠法治。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國之路。

(7)走依法治國之路學案擴展閱讀

依法執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意義：

（1）黨要緊緊抓住制度建設這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

（2）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3）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是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執政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之間是辯證統一的：

（3）科學執政是基本前提，民主執政是本質所在，依法執政是基本途徑。三者相互聯系、有機結合，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基本理論框架。科學執政與民主執政必須通過依法執政的途徑來實現。

⑻ 怎樣理解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

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

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全面依法治國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

「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全面依法治國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高高揚起依法治國的旗幟。

(8)走依法治國之路學案擴展閱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豐富內涵，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三大基石」。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這三句話，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制度基礎、理論指導，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實現總目標必須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東西。

二是構築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五大支柱」。這就是形成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這個「4+1」組成的五大體系，涵蓋了法律制定與法律實施、法治運行與保障機制、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等各個層面、各個環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具體展開和有力支撐。

三是設計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施工方案」。這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必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更加重視法治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更加重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治中國的新航標——怎樣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

⑼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我們黨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把依法執政確立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等一系列重要戰略思想，不斷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10年來的歷程充分證明：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正確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之路，是實現國家繁榮昌盛、社會和諧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堅持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更好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律保障；要堅持依法行政，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依法行政責任制，嚴格行政執法，加快建設法治政府；要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要堅持抓好監督體系建設，拓寬監督渠道，強化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要堅持深入持久地進行法治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指導地位，大力繁榮法學研究，為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供理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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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依法治國的基本作用

其作用是：依法治國之路，是實現國家繁榮昌盛、社會和諧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為了保證法律的實施，司法行政機關必須認真履行職責，充分體現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雙重職能優勢，充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