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題1:德政（仁政）法治（嚴刑峻法）（每格1分）
小題2:孔子強調仁政的重要意義卻輕視法治，商鞅強調法治的重要作用卻否定仁德禮樂才乾的作用，但都有失偏頗。（2分）我們應提倡依法治國，以德輔政。（1分）（孔子重仁德輕視法治，在禮樂崩壞的時代具有積極意義；商鞅重法治藐視仁德，在亂世時代具有積極意義，但都有失偏頗。（2分）我們應提倡依法治國，以德輔政。（1分）
Ⅲ 如何增強法制觀念
一、加強法治建設，提升整體法制觀念。推進法治建設，首先是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引導公民自覺學法用法，使公民在參與法制實踐中堅定法治信仰，學會用法律手段來維護國家和個人的合法權利。經過多年的普法、宣傳等法治文化建設，廣大公民的法制觀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強，但是法治理念的具體精神還沒有深入骨髓、深入民心。長期以來，我國一直處於文化層次低、公民法治理念舊的傳統模式，固有觀念限制了公民只注重「守法」，而忽略了「維權」，加上一些法律法規和執法部門工作的嚴重滯後，導致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相差甚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阻礙了工作的正常開展，使人們對法律的公正性和可行性產生了片面消極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在做好普法宣傳的前提下，兼顧抓好法治文化建設，既要抓公務員隊伍，又要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法治建設的范圍，通過法律講堂、模擬鄉村法庭等宣傳教育載體，搭建法律直通車、法律宣傳周等渠道，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制宣傳教育實踐活動。讓廣大公務員和人民群眾在參與法制實踐中學會法律，提高依法辦事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同時，根據不同對象、人群的需求，大力開展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校園、進企業、進單位」的法律「六進」活動，建立「城市法治顧問團」、「農村法律援助站」等機制，進一步拓展法律知識普及的覆蓋面，提高整體法制觀念。
二、改進形式方法，完善執法法治意識。公務員隊伍的法治理念、法制方式的改進，是解決當前「民事糾紛、社會治安」的關鍵所在。然而當前公務員隊伍不懂法、工作方式因循守舊、知法犯法者不在少數，一些執法者在行政執法中主觀臆斷、方式簡單粗暴，面對這樣的窘境，法治建設這張大網如何發揮實效，值得我們廣大公務員共勉。一是要加強執法隊伍，培養法治思維和法制方式能力。建立法律知識學習培訓長效機制，完善廣大公務員執法隊伍學法制度。通過集中學習、法制講座、區別指導等形式組織學習行政法規和與履行職責相關知識，定期開設執法培訓班、執法知識競賽、執法專題討論會，並將學習成績作為任職晉升的依據之一，切實提高執法隊伍的整體法治素養。二是要做到以法治法，完善領導幹部執法法治意識。通過強化法治權威和司法公信力，把政府工作全面納入法制軌道，切實使群眾「信法不信權」、「信法不信訪」、「信法不信關系」，杜絕社會上輕視、無視法治和 「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等無理情況的滋長，真正做到政府懂法、公平執法，百姓知法、自覺守法，形成法律至上的良好氛圍。
三、推動管理創新，建立有效工作機制。完善相關法規和機制是政府依法決策和依法行政的可靠保障，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服務民生的重要前提，我們必須推動管理創新改革，建立健全有效機制。一是強化行政監督與問責，促進行政公開透明。推行政務公開，把政府的決策、立法、行政和執法過程向公眾開放，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充分運用新聞媒體、網路、廣大人民群眾和紀委進行監督和制約，建立與民聯系溝通的公共事務平台，尤其是社會轉型期人民群眾所關心環保、醫療、養老、拆遷等熱點問題，積極推動公民參與，使他們的合理意見得到充分表達、合法訴求得到充分體現。二是規范工作機制與流程，深化執法行政問責。通過實踐，完善政府決策運行的法規體系，及時修正與實際不符的政策法規，維護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避免「越權行政引起的不合理現象」和「粗暴執法引起的群體性事件」，牢固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的觀念，對違法行政導致群眾利益受損的，從嚴追究有關領導責任。
Ⅳ 怎樣加強農村法制教育力度
參考：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們黨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決策。胡錦濤同志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擴大農村基層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建立村務公開制度，開展普法教育，確保廣大農民群眾依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為我們開展農村的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為此，我們必須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審視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積極探索新方法、新途徑，增強工作的科學性、實效性，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法治保障。
一、科學的審視和認識我市農村普法工作
經過20多年的普法教育，特別是「五五」普法規劃首次把農民作為重點普法對象以來，全市各地不斷深化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基本形成；教育形式、工作載體不斷豐富；重點人員法律培訓、民主法治村創建進一步規范，農村普法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主要表現在：農民法律意識和素質總體得到提高，維權靠法的風氣逐步形成；農村幹部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觀念開始確立，管理農村事務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得到加強，農民參政議政和民主權利逐步落實；基層依法治理不斷深入，農村法制環境逐步改善，有力地促進了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夯實了基礎。但我們也應看到農村法制宣傳教育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工作發展不平衡
從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全局來看，存在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城市的普法工作比農村的普法工作開展得要好。從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來說，存在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經濟較發達地區好於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賓縣農村普法工作，投入力度大，年平均專項經費5萬元；活動形式多樣，幾年來相繼開展了「法律大蓬車」、「小手拉大手」、「法制電影下鄉」等活動，促進了全縣農村普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普法針對性不強
農村普法形式比較單一，採用的方法主要停留在年初定規劃，年內組織幾次大型宣傳活動，辦幾期培訓班，年終搞總結。不少地方存在著「為宣傳而宣傳」，就法律條文而宣傳，不重視農民實際需求和法律精神培育，學用脫節。
（三）機構設置不適應需要
多少年來，區、縣（市）法制宣傳工作名義上是由各依法治區、縣（市）領導小組組織領導，實際上工作職責落實在司法行政部門（我們市也一樣）。各依法治區、縣（市）領導小組是一個虛設機構，他的辦公室與司法行政部門的法制宣傳教育科（股）實行的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這種機構設置無論在領導許可權、領導力度還是領導威信上都顯得欠缺。到鄉鎮一級一般只有一個主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分管，具體工作由司法所負責。行政村僅有一名身兼多項工作的村委會主任或治保主任組織。對於如此龐大的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顯然這種機構設置和組織形式極不科學，難以勝任面廣量大，任重道遠的農村普法工作。
（四）工作機制不健全
近年來，各級普法部門為避免走過場，達到預期效果，先後採取平時抽查、年終檢查、問卷調查和考核考試等形式，來檢驗和督促普法工作。這僅是一個定性考核，表面文章多、形式內容多，很難定量考核，缺乏一部強調性、權威性的法制宣傳法律法規。
（五）經費投入偏少
全市10縣（市）專項普法經費共計18.259萬元，按目前10縣農村人口278萬人計算，人均普法經費才0.07元，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開展的需要。就是這些有限的經費，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專款專用，影響了普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淺析當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存在問題的原因
當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存在的上述種種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傳統文化、傳統觀念的制約，也有新形勢下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多方面新情況新問題的挑戰和影響。
（一）經濟條件的制約
現代法治的基礎是市場經濟，農村的法治基礎就是農村經濟。目前，我國農業正處在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農村經濟相對薄弱，遠遠落後於市場經濟的需要。薄弱和落後的經濟基礎決定了農村法制宣傳教育處於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後天發展的障礙，法制宣傳隊伍力量不強、裝備差、宣傳手段滯後，導致宣傳活動難以取得明顯效果。在一些「老少邊窮」等偏遠地區，農民居住分散、消息閉塞，過著較為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對法律的需求不多，運用法律調節社會生活和各種關系的願望不迫切，學法的積極性不高，從而造成了法制宣傳教育難以有效開展。
（二）傳統觀念的制約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思想根基，強調人治而輕視法治，漠視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理國家的好壞寄希望於「清官」、「聖君」、「賢達」身上，視法律為統治工具。我國農村深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大量的法律在農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規避，輕視法律的觀念盛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一中國人的傳統通病，在農村表現得尤為明顯。
（三）農民整體素質的制約
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難以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教育、文化等公共資源，農民總體上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質不高、法制教育匱乏，客觀上制約了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法律意識的增強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沒有形成合理的正比關系。一些地區農民法律意識沒有隨經濟的增長和我國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顯增強，表現於農民對權力的崇拜、權利義務的模糊、主體意識的淡漠和法律知識的缺乏等。
（四）基層幹部觀念的制約
由於受到地緣、空間的限制，傳統觀念影響和自身素質的束縛，農村幹部對國家頒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數，有「實用主義」的思維和做法。個別村幹部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積極性不高，認為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農民法律素質後，反倒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難度。甚至有的人還非常留戀過去依靠「人治」、依靠行政手段、甚至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管理農村事務的做法。一些基層領導借口經濟工作，對普法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給普法工作帶來了一定困難。
（五）普法隊伍的制約
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程，投入大，見效慢，這就需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具有默默奉獻的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意識。我們感到，經濟條件的發達與否，固然對一個地方的普法工作有影響，但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實踐證明，在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只要普法機構的領導和幹部能夠振奮精神，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圍繞工作大局，積極開展普法工作，以「有為」促「有位」，農村普法工作照樣能夠收到實實在在效果。
三、進一步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對策
加強農村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突破原有的慣性思維模式，針對實際情況，創新制度，建立一套有效的工作機制，實現法制宣傳教育的良性循環。
（一）在理念上，要堅持以人為本
要始終把提高農民法律素質、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村法治化管理水平作為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針對農民人口眾多，文化層次參差不齊，法律素質高低不一的實際，採取重點突破，分類施教的方式。當前，最關鍵的是要抓好村「兩委」幹部、黨員和村民代表的宣傳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和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在內容上，要貼近實際
要針對新農村建設和「法治哈爾濱」建設的迫切需要和廣大農民群眾的現實需求，選擇與農民群眾生產生活聯系最密切的法律法規作為法制宣傳教育的重點。一要圍繞促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以憲法為核心，開展公民基本權利義務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增強廣大農民依法行使權利和依法履行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提高依法參與民主管理意識和水平。二要圍繞發展農村經濟的要求，開展農業生產和市場經濟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培養農民契約自由、辦事合法、公平競爭、誠實守信等意識和習慣，滿足發展農村經濟的要求。三要圍繞實現農村社會和諧的要求，開展維護穩定和化解矛盾糾紛、保障合法權益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引導農民依法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依法表達正當的利益訴求，促進農村和諧穩定。
（三）在方式上，要強化針對性
由於農民群眾居住比較分散，人員流動較大，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整體素質不高，使得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人員難集中、時間難安排、活動難組織。因此，我們必須要針對農村的這些特點，創新宣傳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下功夫。當前就是要大力推進「法律進鄉村」工程和「法律大集」活動，盡可能運用貼近農民生產生活的典型案例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寓法制於新聞事件，寓法制於典型案例，寓法制於百姓生活，寓法制於文藝娛樂，進一步提高法制宣傳教育的趣味性、導向性，真正使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在潛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使廣大農民群眾自覺主動地參與到法制宣傳教育中來。要善於把法制宣傳教育與創建「民主法治村」、「平安村」、「文明村」等活動緊密結合起來，使普法教育和創建活動相得益彰。要充分發揮報刊、電視、廣播和網路等現代大眾傳媒的作用，暢通大眾傳媒在農村的宣傳渠道。
（四）在力量上，要整合資源
要注意整合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人才資源。充分發揮農村人民調解員、司法助理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了解農村、熟悉農村、深入農村的優勢，進行法制宣傳教育；要注意整合城市人才資源。動員組織廣大法律志願者和有關社會力量到農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形成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的良好法制宣傳教育局面；要注意整合農村法制教育陣地資源，不斷加大法制宣傳教育的投入，在鄉鎮設立法制輔導站，法律圖書室等；充分利用板牆報、標語、橫幅、小報、夜校等農村傳統法制宣傳教育中的積極作用；要注意整合網路資源，將網路法制教育向農村延伸，有條件的地方，可利用法制宣傳教育網站、遠程教育、法律服務熱線等手段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形成多形式、立體化、全覆蓋的法制教育網路體系。
（五）在機制上，要加強領導
要努力形成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各部門齊抓共管，農村幹部群眾廣泛參與的良好格局。要發揮各涉農部門和基層組織的作用，建立引導社會力量支持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事業的參與機制；要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制度建設，落實包括領導機制、保障機制、考核機制和監督機制在內的各項措施；要著力開拓新渠道，解決村級法制宣傳教育經費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農村法制教育要徹底改變「等米下鍋」的保守觀念，建立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尋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與經濟工作的同步發展。一是要抓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利時機，提高黨委、政府領導對該項工作的認識，增加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財政投入。二是尋求企業贊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籌集農村法制教育經費，如利用普法宣傳網路對企業產品、企業形象進行宣傳，收取一定的廣告費用，達到法制教育工作與企業「雙贏」的效果。三是走有償收費的道路。對一部分產業化經營程度相對較高，生活相對富裕，對法制需求相對迫切的村、鎮，法制教育應實行適當的有償收費，如收取法制宣傳資料費、法制教育活動成本費等。
總之，今後我們在農村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同建設新農村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緊密結合起來，按照貼近農業生產實際，貼近農民生活實際，貼近農民切身利益的要求，針對不同對象，把握不同特點，不斷創新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教育形式，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全方位、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和法制保障。
Ⅳ 求一篇關於法制的作文，要有具體事例
法 治 在 我 身 邊
說到法治，你們知道法治是什麼嗎？法治其實就是依據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各種事務的一種政治結構。
你們知道有多少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毀於交通事故之中嗎?你們知道有多少條無辜的生命被交通事故剝奪嗎?那就像天上的星星，數也數不完。那麼作為小學生，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認為：第一，我們要認真學習交通安全知識；第二，我們要懂交通規則；第三，我們要遵守交通安全規則。我們每個學生都必須懂得怎樣遵守交通規則，在日常生活中，過馬路時，應該先看看兩邊有沒有車，如果有車，就先等會兒，等沒有車的時候，再過去。有斑馬線時，我們必須要走斑馬線。特別是我們有很多同學騎自行車上學，更要注意安全。
你們知道嗎？現在未成年人的犯罪年齡越來越小，甚至有的孩子十二、十三歲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原來我們身邊隨時隨地就有可能會發生犯罪行為，在學校里，常有些同學被大同學敲詐勒索，因為害怕被報復而不敢跟家長、老師說，一次次地讓敲詐者得逞，甚至為了交出錢而去偷。這樣做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同犯罪分子作斗爭，當然除了勇敢之外，還需要智慧，講策略。據報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萬寧市17歲學生溫某，因持塑料槍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
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殺人不放火，法治就約束不到我們。不！法治離我們很近。那些輕視法治作用的人，我想是沒有真正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治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法治，就是實現正義、體現公平、正確規范人的行為的社會准則。當今這個經濟社會，人們在不斷地淡化道德意識，甚至有人討論起一些傳統美德是否過時的問題。這不得不促使我們呼籲法律來維護我們的社會秩序。紐約，這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卻是犯罪率最高的惡源。有統計表明，每5分鍾，就有一場搶劫上演。
我的感受是：屬於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要學會珍惜，學會自我保護，不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你們呢？（700）
Ⅵ 作文題庫我對法制的看法1000字左右
「勿以惡小而為之」，這是三國時劉備告勉自己兒子劉禪的一句話，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雖然歷經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是啊，「小惡不治，必然發展」，看看社會中那些犯罪分子哪個不是從「小惡」開始一步一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隻小白蟻在船板上咬一個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其發展下去，船就會沉沒。因此，我們少年兒童預防犯罪要從預防不良行為做起。人們常說，家庭是我們的第一課堂，父母是我們的第一個教師。記得班裡曾做過一次試驗。老師問：如果有人欺負你，你怎麼辦？竟然有半數以上的同學回答：打他，跟他拼了。老師接著問：為什麼？那些同學便說：「爸爸媽媽告訴我，人在社會上要厲害一些，不能受窩囊氣。」我慶幸，我沒有生活在那個家庭里，我慶幸，爸爸媽媽從沒用這樣不正確的思想教育我。但是，那些同齡的人的話仍讓我震驚。大人們是怎樣言傳身教的啊！難怪因早戀而懷孕的少年犯劉美娜對著她的父親大聲指責道：「你成天在家看那些三級片，你有什麼資格管我？」家庭教育的影響，難道還不足引以為戒嗎？再看看社會中種種現象吧。有的執法者濫用職權，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有的企業家為謀取暴利將法律拋於腦後，違法生產經營，大肆造假售假，損害國家和人們的利益；有的人為不勞而獲，怨恨報復，把法律置之度外，殺人放火、搶劫、橫行霸市等等。雖然，這些違法行為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但是這些行為卻對社會、對孩子們遺害無窮。試想，假若人人都自以為是，輕視法律，那麼那些由於缺少知識而心靈受污的孩子們又怎能做到學法、知法、守法、用法、護法呢？「法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確，我們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是祖國的希望，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團體，如果我們不從小培養法律意識，養成學法、知法、用法、護法的良好習慣，那麼依法治國就將永遠是一句空話。未來的社會必然是法制社會，而法制社會只有尊重法律的人民才能創造出來。讓我們謹記「法在我心中，我與法同行」，成為一個理性的守法公民
Ⅶ 中國近代制憲史的啟示
從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至今,中國憲政走過了百年風雨歷程.百年憲政一路走來,確實是峰迴路轉、跌宕起伏.由於從傳統體制到憲政的進化必須經過制度和文化上的雙重變遷,中國憲政之路的曲折和艱辛其實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在這個過程中,憲政制度屢建屢廢；一次次令人激動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喪地破滅.在紛亂不定的權力格局中,不同派別的政治斗爭與妥協也曾產生過類似西方的憲法制度,但是都因為欠缺憲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為過眼雲煙.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來說,西方憲政制度和理想或許是令人嚮往的,但是距離中國現實卻總是如此遙遠.
中國百年歷史昭示了憲政改革的難度,而改革困難的最終原因在於制度和文化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一般來說,憲政改革必須在制度和文化兩個層次上同步推進.沒有制度實踐,憲政文化很難推廣；沒有文化的支持,憲法制度再先進也只能停留在條文層次,很難得到落實,最後或者名存實亡或者索性倒退到舊體制.這就決定了憲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間獲得成功,而必然是一個十分漫長和曲折的漸進過程.在理想情況下,要從傳統體制和平進化到憲政狀態,致力改革的知識分子必須首先從國外引進或創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獲得開明政府官員的認同和支持,並開始制度實踐；老百姓從制度實踐中獲得了實在的好處,例如通過行政訴訟保護了自己的權益,因而普遍擁護一開始可能極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託的新理念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共識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訴訟實施十年之後,「依法行政」和「法治國家」被作為普遍擁護的理念進入中國憲法；在這個基礎上,政府、學者和民眾開始新一輪的互動,逐步將憲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達各方都認為滿意的憲政狀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基本上是按照這種漸進路線走過來的.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制度和文化交替進化過程中,中國從傳統專制逐步走向當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憲政 .現代各憲政國家採取的具體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個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權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權；它們構成了現代憲政的核心價值,也是各憲政國家普遍踐行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設想,民主、法治、人權和(縱向)分權共同構成一個四維坐標系,任何國家可按其在這四個方面的成就,在這個四維空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憲政的漫長過程中,中國借鑒和吸收上述四項憲政價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盡相同.
本文從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發,探討中國憲政在民主、法治、人權和分權四個維度上的百年進化歷程.百年憲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國憲政要取得進步,必須首先克服「國情論」和「本土論」的誤區,虛心吸取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制度經驗.只有人民自覺起來維護憲政理念並主動產生制度建設的訴求,中國憲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並成為世界憲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員.
一、民主：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
毫無疑問的是,民主是憲政的第一要素.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便有憲政,也只能是恩賜的,因而必然極不可靠；更何況除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對人民負責的統治者是不會如此「慈悲」的.英國憲政傳統的源頭——《大憲章》——是英國貴族和國王斗爭得來的成果,約翰王是在屢戰屢敗後實在無奈的處境下才在《大憲章》上簽了字.以後的國王仍不甘心失敗,屢次翻悔,而英國的憲政總是在民主戰勝專制之後才取得進步.1689年的「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標志著議會對國王的最終勝利,英國憲政才以其獨特的方式沒有間斷、沒有懸念地發展至今.美國憲政則是在民主基礎上對民主的反制,以防發生「多數人的暴政」.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民主不僅是憲政的基礎,也是憲政的制約對象；沒有民主與法治,美國聯邦憲政就會無的放矢.由此可見,憲政從來離不開民主,兩者從來是同步發展的,在某些國家(例如英國)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識的萌發及其局限
(二)西式民主———文化沙灘上的制度大廈
二、法治———阻力最小的「西化」?
在今天看來顯而易見的是,法治是憲政的基礎.依法治國的最高階段就是依憲治國,而沒有法治,憲政反而成了無本之末.因此,憲政和法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人治的環境下率先實行憲政,所有國家的憲政都是民主和法治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水到渠成的結果.當然,沒有民主的法治可能是相當可怕的,先秦及其以後的中國歷史上法家當政時期之所以民怨沸騰,主要是因為那些鐵面無情的酷吏可以為所欲為而不需要對社會負責,而儒家卻誤以為這是法治本身惹的禍.長期以來,儒家雖然並非絕對否定法治,但是重視德治、輕視法治(「德主刑輔」)的傳統卻是不爭的事實,以至中國法治和西方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雖然中國法家早在戰國時期就發展了相當發達的法治理論,但中國現代法治仍然是西方「舶來品」.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法治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分權 ,因而分權成為憲政與法治國家的一項共同原則.雖然法治國家不見得非要採取美國或法國或任何特定國家的「三權分立」,但至少是某種形式的分權.這是因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強調的不是官員對自己的道德約束,而是人民對官員的控制與官員之間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內部建立相對分散與獨立的權力中心,以實現不同部門之間的相互制衡.人員、財政、權力等各方面的獨立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不獨立,有效的制衡就無法實現：如果議員就是執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這個議員能有效監督自己的行政活動；如果法官的命運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員手中,那也不能期望他們能有效地保證行政法治.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論證了分權對保障自由的作用,其實同樣的論點也完全適用於分權對法治的保障.由於任何政府都具有立法、執法與司法三大主要職能,因而把這三個機構分開並保證其相應的獨立地位,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為什麼早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就宣稱：「只要沒有保障權利並規定三權分立,那麼社會就缺乏一部憲法.」如果沒有分權,就不能保障法治,當然也就談不上憲政；這樣即便有一部「憲法」,也必然只是充數的「門面憲法」而已.
然而,在集權傳統濃厚的中國,不僅中央和地方沒有分權,而且政府內部不同職能也沒有分權.集地方決策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於一身的縣官升堂判案,早已成了中國傳統法治狀態的一副「標准像」.可想而知,這種高度集權狀態下的「法治」和現代法治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一)法治理念的確立
(二)法治實踐的有限成就
三、人權———從手段成為目的?
在以義務為主導的儒家傳統中,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顯然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儒家倫理和現代人權觀念格格不入；在某種意義上,我對你的義務就是你的權利.況且儒家從來高揚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認為是「集體權利」的捍衛者.盡管如此,不爭的事實是,現代人權觀念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集體權利」最終也要落實到個人身上.雖然儒家不僅強調「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而且也主張「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後果很嚴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說教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辦法.相比之下,現代憲法權利在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的權利———也就是說,是具有實實在在的法律救濟的,而這一切對儒家傳統來說無疑是很陌生的.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中國對個人權利的「本土資源」實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預料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傳播和其他領域相比將遭遇更大的阻力.
一般認為,嚴復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將西方自由主義學說引進中國的第一人.他在《原強》中主張「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強於中國,正是因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但是,事實上,嚴復並不是一位嚴格意義的自由主義者.在骨子裡,他仍然擺脫不了以集體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響,因而他的主張實際上更接近社會功利主義者( utilitarian) .當然,社會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發生必然的矛盾；集體利益是個體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不僅沒有沖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學說,個體或少數人的利益和多數人的利益確實是可能發生沖突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嚴復毫無疑問主張「兩害相權：己輕,群重」；如果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發生沖突,則每個人都有義務「舍己為群」.既然連中國自由主義的「鼻祖」都這么認為,權利觀念在中國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適應乃至吸收西方人權觀念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雖然清政府顯然對「臣民」的權利不感興趣,但是《欽定憲法大綱》還是「附」上了9條「臣民權利義務」,其中有6條是關於「臣民」的權利,包括擔任公職的權利、表達自由、罪行法定、獲得法官審判的權利、財產權和居住權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則專門規定14條「人民」的權利,第5條和第6條還十分科學地區分了平等權和自由權.以後的「天壇憲草」、「袁記約法」、「賄選憲法」也都在國家結構條款之前規定了人民或國民的權利, 1936年的「五五憲草」和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則在「總綱」之後就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到民國時期,人權在中國似乎已經從功利主義的手段轉變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當然,憲法規定是一回事,權利保障的具體實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為缺乏司法審查制度,侵犯人權的事例自然是屢見不鮮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保障人權命令.胡適等人藉此在自由主義雜志《新月》上發表文章,列舉了許多國民黨政府侵犯人權的例子,公開提出保障人權、制定約法、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進而發動了一場人權運動.胡適本人因此受到當局警告,甚至被迫辭了校長職務；雜志總編羅隆基則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斷遭到查禁而無法按時出版.由此可見,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審查保障機制的環境下,保障人權的憲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國當時對自由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例如,羅隆基曾精闢地指出：「壓迫言論自由的危險,比言論自由的危險更危險.」或許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言論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達到了同時期美國最高法院的少數傑出法官的水平,而且和美國相對寬松的言論環境相比,中國少數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下仍然針鋒相對、直言不諱的精神尤其難能可貴.胡適曾將矛頭直指國民黨的最高領袖,其對國民黨鞭辟入裡的批判可以說超越了當代學者的境界：一黨專制「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主義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但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同時,他准確地預見到：「現在的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
國民黨政府漠視人權、彈壓言論的行為,使其喪失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支持,最終喪失了政權.一個政府可以壓制人民對它的批評,卻不可能強行獲得人民的擁戴.當然,這些尖刻的言論當時仍能公諸於世,確實表明言論自由並非完全喪失了公共空間,只是發表政治言論將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由於國民黨政權對外面臨日本侵略,對內受到共產黨的制衡,黨內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無暇顧及所有對其不利的言論.但是,正像沒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據不是「聯邦制」一樣,沒有制度保障的言論自由或其他任何權利也配不上「權利」的稱號.如同民主與法治一樣,民國憲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權利只是不能兌現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實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環境下,權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實保障.
四、中央與地方分權———難以擺脫的集權傳統
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專制.和其他憲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權可以說是中國最為根深蒂固的傳統.固然,由於中國地域巨大、地方差異顯著,在交通和交流技術不發達的時代,中央集權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從而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間,但是,這種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賜或疏漏的結果,當然談不上任何意義上的「制度」.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間秦蕙田提出：「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認識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近代,有關中央和地方分權的討論才真正展開.
(一)聯邦作為制度博弈的工具
(二)聯邦試驗的興衰與啟示
五、代結論：中國「國情」與普世價值
余英時教授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激進的,「進步」代表著整個近代史上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但從「中體西用」等不同版本的「國情論」來看,中國對西方理念的接受和吸收顯然不是無條件的.事實上,不僅傳統衛道士抵制現代西方的憲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國時期造訪中國的外國法律專家同樣認為先進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後的中國現實,因而屢屢建議中國採取更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因此,雖然日本憲法學家有賀長雄明知「超然內閣」在法國以至其本國試驗失敗,卻仍然建議中國研究這項制度.美國行政法學權威古德諾先是認為英國內閣制不如大總統制更適用於中國, 後來又主張民選總統制不如立憲君主制,結果直接為袁世凱恢復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學院的龐德院長則更明確主張中國憲法「本土論」：「中國需要一種具有中國性格,合乎中國國情之中國憲法,不必抄襲外國.制定憲法時最應注意之點,乃使憲法之內容配合一國之歷史與文化背景及社會環境.?立憲政府必須出一國之人民原有之文化制度及傳統之理想中逐步形成發展,決非一種長成後可任意由一國移諸他國之物.」
根據這種理論,中國既不需要採取分權制度,也不應採取聯邦制；至於是否應該像美國那樣實行司法審查制度,對違憲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濟,還得「視中國之環境而定」.問題在於,形形色色的「國情論」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提供任何建設性方案,反而往往成為阻礙改革的借口.至於究竟什麼才符合中國「國情」,國情論者一般也是自說自話,凡是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便統統斥之為「不合國情」.這種主張在今天聽起來何其熟悉,對於社會進步的作用又何其渺小.其實審視百年來中國法治的歷程,幾乎沒有哪一項成就不是在克服「國情論」或「本土論」的保守和惰性之後才取得的.保守理論固然有助於避免盲目照抄外國經驗,但是更容易助長夜郎自大並成為既得利益阻礙社會變革的工具.正是在超越「國情論」的封閉和狹隘的基礎上,中國憲政不斷走向世界並逐漸融入世界憲政的大家庭中.
中國憲政已經走過百年,最終要到達什麼狀態? 雖然中國憲政和西方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中國顯然是不需要照搬西方憲政的.毫無疑問的是,每個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及其所對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論西方憲政制度和理念對中國產生了什麼程度的影響,中國和任何國家一樣都註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完全可以採用不同的憲法制度,各國憲法制度最終也確實是各國在特定政治與文化環境下自我決定的產物.但另一方面,百年憲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國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員,和其他民族與人種分享同樣的人性需要和追求.這就決定了中國憲政必然具有世界各國憲政的某些共同特點,並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價值理念和統治規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歷程尤其表明,中國憲政並不是世界憲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入世界憲政大家庭並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在經過2004年修憲之後,中國憲法所表達的理念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國憲法是相當接近的,而且中國憲政對西方憲政的借鑒和吸收過程仍在繼續並還將繼續下去.和百年前截然不同的是,很難想像今日中國還有任何人反對民主、法治或人權,而這些也正是世界各國普遍擁護的基本憲法價值.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盲目樂觀地相信,中國憲政必然會通過漸進改革自動達到理想狀態.在改革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不排除統治集團和社會的利益發生根本的沖突,以至難以達成雙贏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統治集團患得患失,那麼很容易致使改革半途而廢；和平漸進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夠持續進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政者的覺悟、意願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更普遍、更自覺、更強烈地擁護憲政理念並主動產生制度建設的訴求.只有這樣,中國憲政才能融入世界並為世界憲政文明貢獻獨特的「中國經驗」.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Ⅷ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發無天） 的含義
解釋
法：法紀;天：天理。舊指不顧國法和天理;任意干壞事。現多形容違法亂紀;不受管束。
出處
清 曹雪芹《紅樓夢》：「珍大奶奶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
用法
聯合式;作謂語、定語、補語;含貶義。
(8)輕視法治擴展閱讀：
通俗簡單的講就是除了自己，目無一切不把任何人任何事情放在眼裡，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怎麼想就怎麼做，只要自己願意就做，一切後果通通不管。
通常指的是為人處事，沒有規矩，沒有法規，沒有道德標准，安全是按自己的意識和喜好行事！
出處與詳解
目無法紀，不顧天理。形容肆意妄為，毫無顧忌。
1、明 月榭主人《釵釧記·會審》：「﹝ 史直 ﹞背卻前盟，立意退婚……誣告枉罪，無法無天。」
2、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十三回：「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無法無天的事來。」
3、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十五回[2]：統領的兵，一個個無法無天，我們的苦頭也吃夠了，實在說不出一個「好」字。
4、《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二回:「已經寵了他，只得容忍著點，並且叫人家聽見，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兩次的隱忍，就把他慣的無法無天的了。」
5、清《三俠五義》第三回：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
6、鄒韜奮《患難餘生記》第一章：「在這種無法無天的黑暗情況之下，有用的人材和無辜的青年被犧牲的不知多少！」
7、老舍《四世同堂》十五：「我不曉得由哪兒來的這么一股兒無法無天的人。
Ⅸ 民愚則易治：秦國商鞅變法暗藏哪些
一、去禮樂，尚法治。在儒家學派看來，禮樂是立國、治國的根本，所以孔子雖然生當「禮壞樂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嚮往西周的禮樂制度。商鞅的禮法觀卻完全不同於儒家，他認為「禮治」並不能達到使人們歸心於農戰的目的，而只會使人們更加巧偽、更加輕視法制，因此禮樂與法治是絕對對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而必須將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罰，依法去民之巧偽智諛。主張除去禮樂，通過以重刑的手段來壓抑人們的智慧、禁錮人們的頭腦，使他們順服於君主的淫威，俯首聽命於君王。作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時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現狀。在他看來，由於古時的民風厚朴，所以古時的君王「因事而制禮」，以德權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禮樂是當時的治國之本。而今世則是強國事兼並，弱國務力守，民風巧偽。在這種形勢下，諸侯國君要想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壯大國家的力量，實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樣講什麼「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禮樂治國，而應以法制來治國。
二、禁《詩》《書》，賤學問。與儒家將《詩》《書》作為治國經典不同，商鞅認為《詩》《書》對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擾亂、蠱惑民心，增長人們的智巧和力量，破壞國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三、廢好惡、去享樂。商鞅根據其重視農戰、弱民強國這一思想，進一步提出了要反對人們有所好惡的主張。人們一旦有好惡享樂之心，就必定會產生憂慮、思考，而人們在憂慮思考過程中，就必定會產生邪亂之心。因此，為了防止人們出現淫亂之心，更好地維護統治階級的長久統治，商鞅認為，不僅必須要從精神上摒棄人民的喜怒哀樂，而且還要廢除人民在物質上的享受。
四、遺賢棄智，按功而賞。與廢《詩》《書》、賤學問這一主張相聯，商鞅還主張國君在任用官吏時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處的時代，正是戰國紛爭之際，這時各種階級、階層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說之士層出不窮；各種學派、各種理論應運而生。當時的各國諸侯，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需要，對於這些理論加以選擇運用。作為新興地主階級代表的商鞅，從其本階級及秦國的利益出發，極力主張法家思想，而對於其它學派的理論則竭力排斥。他認為，一個國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就必須只能以一種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學說摻雜於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辯說之徒，聽任他們議論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