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㈠ 明朝主要的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所有權的規定

明朝從保護君主專制所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出發，保護官僚、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從宋元以來，土地國有制打破，土地自由買賣，也不再實行均田制，所以明律廢除了唐律以來的「占田過限」的條款。這是封建社會後期地主經濟發展的結果，但也致使明代的土地兼並更加嚴重。目洪武至孝宗一百四十年間，自耕農士地畝數減少一半。

明初，通過核實田畝編造「黃冊」和「魚鱗冊」，確認了各種形式的上地所有權。明律禁止盜種、強種土地，以此保護土地的所有權。不論官田還是民田，都在保護范圍之內。「凡盜種他人田者，一畝以下答三十，每畝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歸官、主」。另外，明律規定，盜賣、換易、冒認及侵犯他人田宅者，分別答五十至徒二年。為保護土地、房屋交易的合法性，以及雙方的權利，又規定，典賣四宅應稅契，不稅契者，分別笞杖，罰沒一半價錢人官。

明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比唐律明顯要寬得多。

（二）婚姻家庭制度

明律關於婚姻方面的法律規定，基本沿襲唐宋舊律。如父母的婚姻決定權，婚姻締結的要件，離婚條件的「七出」等。但明律所確認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基於時代的演進而有所發展。

其一，定婚時，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要明確告知，然後再立婚書，依禮聘嫁。

第二，府州縣長官不得於任內娶所轄地區民女為妻、妾。

第三，不得收留在逃女囚為妻妾，否則治罪。

第四，不得強占良家妻女為妻妾，如強奪、奸占、或賣與他人為妻均處重刑。

明律在繼承方面強調嫡長子繼承製，立嫡違法者，杖八十。對財產的繼承，不論嫡庶，諸子平分。只有對戶絕財產，才由所生親女承受。寡妻無子守志者，繼承屬於亡夫份額。明繼承法較前朝詳密，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財產關繫上的復雜性。

四、明朝主要的經濟法律規范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安生養息」，恢復和發展生產，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措施，如嚴禁略賣良民為奴，解放勞動力；招誘流亡，移民開荒；興修水利，疏通河道；實行屯田；開發邊疆等等，由於得到法律的強制保證，這些措施推行得比較順利，封建經濟也因此得到了顯著的發展。與此相應，明代的商品經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制訂了許多相關立法，以加強對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富有特色的如下：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繼承前代傳統，對鹽、茶採取買賣控制原則，《大明律》中規定有明確的《鹽法》、《茶法》。

鹽法的基本內容是：國家統銷，須專賣許可販售，嚴禁私鹽，不但禁私煎（制）、私販，買者亦有罪，罪止杖一百。特別注意懲辦監臨官吏等參與破壞鹽法的行為。

明中葉後制定的禁私茶的條例、比照私鹽條例處理。

（二）金融稅收制度

明律中專列有「錢法」和「鈔法」，以保證貨幣正常流通。

明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投入流通的產品都依法征稅，並對匿稅者規定了刑事責任。明律中還對外貿往來的稅收有明確的「十稅一」的規定，這表明了維護國家稅主權的嚴正立場。

此外，明律對借貸、買賣及市場管理都有具體規定，並且大體內容與唐律基本相同。

明朝的經濟立法，反映了統治者力圖運用法律調整手工業和商業的意願，這對於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明初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是為中央集權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質基礎，具體表現為削弱和打擊足以構成地方割據勢力的經濟力量，同時也貫徹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不可能形成舉足輕重的社會政治力量。在明朝的經濟立法中，還經常以刑罰的手段處理違反經濟法規的行為，這也反映了中國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制特點。

㈡ 請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歷史概況
元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㈢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也是繼漢高祖劉邦以來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

在位期間廷杖大臣、廢相、設錦衣衛、大殺功臣（也包含懲治貪贓枉法的元勛）等諸多辣腕功過難斷，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極權及高壓統治的典型。

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可說是位賢君，也可稱暴君。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污，恢復經濟著眼，歷史記載朱元璋是少見勤政的皇帝；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其高壓統治著眼，如殺戮功臣、文字獄及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屠戮的信號。後來的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還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牽連到十三侯、二伯，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此時又頒布《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以及殺穎國公傅友德，與他同時被殺的還有藍玉的副將，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藍玉死後不久，定遠侯王弼就對傅友德說：「帝晚歲峻誅殺，我輩幾無噍類矣」，朱元璋知悉後，賜死王弼。1395年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馮勝被殺。至此，明朝的開國功臣幾乎被殺盡，開國六公爵除了鄧愈外，可以說無一善終。這時朱元璋說：「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朱元璋晚年嗜殺，大臣們祇要觀察皇帝當日臨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4]

總括而言，朱元璋誅殺功臣是鐵的事實，這也造成靖難之役時，能勤王衛主的老臣已經不多見，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人。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還鄉，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但他的兒子朱同最後被賜自縊。清代學者趙翼說朱元璋：「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除大誅功臣外，朱元璋也殺文人，吳晗《朱元璋傳》中開列了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

明太祖雖標榜復古，但他大多數制度是從蒙古學的，廷杖與責打臣下是從蒙古學的，法制是從蒙古學的，違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另外，他與蒙古人一樣，為了動員全社會，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每個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後才是大臣。人民分為軍戶、匠戶、民戶，不許隨便轉換工作，這是從成吉思汗的十戶制學的。從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對的，明朝則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絕對專制的。

㈣ 明初重典治國的立法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明朝初年的統治者之所以會比以往歷朝歷代都更為堅定地選擇重刑主義作為國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朱元璋個人的特殊經歷和背景。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鳳陽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7歲削發為僧，乞食與合肥、六安、壽縣一帶，後來又棄僧還俗加入紅巾軍隊伍，由九夫長、低級軍官，到都元帥、封望，終即帝位。朱元璋早年流浪於民間可謂是顛沛流離、備嘗辛酸，並且也經歷了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風雨洗禮，所以他對元末吏治腐敗的可憎場景以及人民反抗的驚人力量都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他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⑤]因此，朱元璋的重典治國首先就是重典治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⑥]
其次是明初統治者對元朝法制教訓的汲取和總結。
經學者考證，除了個別條款（如民間私藏兵器等）元律重於明律和有關政治性「賊盜」、「殺人」的條款元明相同之外，元朝法律的幾乎所有條款都比明律的量刑要輕。元律中一些關於禮教、職制方面的刑法則輕到了甚至是違法不罰的程度[⑦]。所以《元史·刑法志》說：「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因此，朱元璋就認為「姑息」是世亂的根源，他說：「歷代多因姑息，以致於人惑侮」，「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最後，是明初社會現實的狀況使然。
明王朝建立伊始，經濟蕭條、民生維艱，而且「民狃元習為私滅公、暴戾日滋」，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這些都被日夜為社稷安危擔憂、急於求治的朱元璋看作是「亂世」的表現。因此，為解決農民與地主、舊地主與新地主以及新地主集團內部的種種矛盾，朱元璋認為有必要實施自古以來「刑亂國，用重典」的策略。

㈤ 明代立法思想包括

明代立法思想和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一）刑亂國用重典 （二）明禮以導民 （三）法貴簡當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一：重典治吏（以重刑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紀律和統一）明太祖曾借胡黨之獄，空印案，郭恆案，藍玉案等重案大肆誅殺「謀反」官員，嚴懲腐化官吏。明初法制雖然號稱恢復漢唐傳統，卻不曾恢復唐律中的「官當」制度，並且制頒了重懲貪贓官吏的《明大誥》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二：重典治民（嚴厲鎮壓民間犯上作亂的行為）明太祖認為漢族人民在元朝統治時受到「胡俗」的污染，而且元末大亂，民風姦猾，所以要重典治理舊習污染，矯治民風。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二：令《大明令》 四：條例《問刑條例》 * 明初重典的原因 （1）明初的確處於亂世 （2）元亡殷鑒不遠 （3）朱元璋生於貧賤，長於亂世，知民疾苦。 明代立法繼承和發展了唐宋成就，法律體系更趨完善，其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誥、例、典、榜文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補充。 一：律：《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定型後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門四百六十條。包括《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 意義：大明律的制定和頒布，扭轉了明朝的法制混亂落後狀況，重新回歸了中華法系的立法統治。大明律無論是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較唐宋律有所突破和發展。 《大明令》是唯一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國古代令典，也是中國發展史上最後一部以令為名的法典。 三：大誥《明大誥》 《明大誥》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規范，因其為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主要內容包括明太祖親自審判、自認為有典型意義的案例，皇帝就重大案件的判決批示，欽定的特別刑事規定皇帝對臣民的特別訓導告誡，等等。明大誥與明大律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大誥》更加嚴厲的懲治貪贓官吏和害民強豪，把「重典治國」推向極致。 五：會典：《明會典》

㈥ 明朝是如何運用法律手段加強專制統治的

洪武時期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懲治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徵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兩興大獄，即「胡藍黨獄」，幾乎將功臣全部誅殺。 廖永忠是最先被殺害的功臣。朱元璋殺其的原因名為超越禮制，實為其當年是朱元璋謀殺小明王韓林兒的執行者（有一說法小明王死於意外，事實如何已不可考）。此後，朱元璋又借大將軍藍玉張狂跋扈之名對其誅殺，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餘人。加上空印、郭桓兩案，開國功臣除了湯和外幾乎全部被殺。朱元璋通過打擊功臣、特務監視和文字獄等一系列方式加強皇權，打擊貴族階層,造成了明初期思想控制的強化,為明中期以後新興思潮與舊勢力的斗爭埋下伏筆。 靖難之役與永樂時期 朱元璋分封諸子為藩王，以加強邊防、保衛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勢力較強，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朱元璋規定藩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朱元璋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准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打著「靖難」的旗號起兵南下，最終佔領了南京，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勝利，靖難之役告終。朱棣稱帝，他就是明成祖，明成祖廢除建文年號，改年號永樂。 朱棣即位之後，武功昌盛，先是出擊安南。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絕後患。在內政上，朱棣下令編寫《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永樂三年始，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規模空前，擴大了明朝的影響力。永樂三年，朱棣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京國子監等衙門。永樂四年，他下詔在北京修建宮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後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了繁榮。1416年，朱棣公布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永樂十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永樂十八年宣告完工，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 但是永樂帝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建文舊臣等都被殺。其中以方孝孺的「誅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為慘烈。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後，太子朱高熾即位，他就是明仁宗。並且停止鄭和下西洋和對外戰爭，以積蓄民力。更鼓勵生產，寬行省獄，力行節儉。明仁宗死後，長子朱瞻基即位，他就是明宣宗。宣宗基本繼承了父親的路線，實行德政治國，國家進一步強大。在這一時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監不得干政的規矩，一些太監開始干政，為英宗時期的太監專權埋下隱患。

㈦ 論述與唐朝相比較，明朝法制指導思想和明律的特色及其歷史背景誰有啊

首先唐朝的來法治思想為：一是「源德本刑用」。唐初統治者強調論理道德是治國之本，刑罰鎮壓為輔助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為當時立法的重要依據。二是立法要求寬簡、穩定、統一。唐朝建立時就確定了寬簡的立法思想，貞觀年間 根據這一思想刪簡了舊律，作了不少改重為輕的規定，並保持了法律的穩定與劃一。三是嚴格守法與執法。為維護封建法制的權威，唐朝嚴格了貫徹守法與執法的原則，使得內外官吏「多自清謹」，守法、執法情況較好，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與之相比明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如下：
一、刑亂國用重典。明初的統治者借鑒元朝滅亡的教訓，尤其是元朝對官吏管理上的姑息養奸，導致政綱紊亂教訓，在治吏上突出重典色彩，用重刑來控制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同時，重典也適用於犯上作亂的行為和盜賊犯罪。二、法貴簡嚴。立法上的簡明和嚴厲是明初法制的又一特點。「簡」是指法律要簡明易懂，條文要精簡，不必面面俱到，而應突出重點，著重打擊重大犯罪。「嚴」是指法律處罰要嚴厲，強調法律的威懾作用，使百姓尊法、守法。三、禮法結合、明刑弼教。綱常禮教是明朝政府統治國家的國策，對順從統治的「良民」用禮教教導，對不順從的「頑民」就用法律嚴懲。

㈧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怎樣的

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一是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二是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三是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㈨ 唐代和明代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德主刑輔，禮法並用
2．立法要寬簡
3．保持法律的穩定性
4．強調執法嚴明
明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重典治亂世。
2．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

㈩ 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明朝法律制度上有哪著具體表現

在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大誥》上均有這類情況出現。
具體內容我簡單說引用一下，挺多的，引自 略論中國古代的重典治吏（褚宸舸）

1、對官吏犯罪的法律懲罰重於常人。
首先，它體現在貪罪與盜罪的量刑上。從上古開始，立法中便「盜」、「墨」相提或「盜」、「贓」並論，蓋二者侵犯的對象均是公私財物。從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的封建法典《法經》開始，便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立法思想，對於盜賊施以重刑。然而從立法中看，貪贓受賄的刑事責任遠比盜賊為重。這是因為官吏以秘密方式獲取公有財物比一般盜竊情節惡劣、危害嚴重。官吏的這種行為不但破壞了自身執行公務的廉潔，而且對法律的尊嚴和政權的鞏固建設也是一種破壞。正因為如此，歷代對官吏犯贓都處以重刑。如《唐律疏議》規定，作為負有領導、主管之責或主辦某項工作的官吏「監臨主司」受財枉法的「十五疋絞」，而常人盜竊，即使五十疋，才是加役流而已。
其次，只要官吏有貪污受賄的行為就構成犯罪，而不論數額的多少和枉法與否。數額和是否枉法只作為量刑的依據。早在秦朝「通一錢者，黥為城旦」，[8]即行賄受賄達到一個銅錢，就要受到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刑罰。北魏時，監臨官（主管和執行官員）「受羊一隻，酒一斟者，罪至大辟」[9]所謂「枉法無多少，皆死」。[10]唐律則規定，監臨主司受財枉法，受賄相當於一尺絹的，要判處杖刑一百，並且一疋加一等，十五疋判處絞刑。即使不枉法，也只能減一等「一尺杖九十，三十疋加役流」因為不管枉法與否，接受賄賂本身就已破壞了當官的廉潔。從理論上講，不論貪賄多少、枉法與否，都被視為非法而嚴加禁止，其目的就是使官吏無隙可乘，從而防微杜漸。
再次，官吏不論以任何方式獲得經濟利益或所謂好處，都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為例，間接接受財物也要處刑，如「監臨之官家人乞借」罪，官員接受管轄下的吏民的肉類、酒食、瓜果一類物品，要以受賄論處，甚至對於離職卸任的官員接受這一類物品，也要以受賄論，只不過按其在職時減三等處罰罷了。目的是防止上級官吏對下屬吃拿卡要這種變相的受賄。此外，單純的請托也構成犯罪。沒有使用財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員求辦某事，也為法所禁止。請求人無論是為他還是為己,被請求人無論枉法與否，只要口頭應允，就構成犯罪。雖無請求，事後受財也同樣構成犯罪。在量刑上則區分不同主體和情節，原則上監臨之官重於一般官吏，枉法重於不枉法。
 2、量刑上輕重有別，寬嚴適中。在立法上重典治吏並不是一味的加重刑罰，嚴刑苛罰，而是需要罪刑相當，罰當其罪。以唐律為例，便採用「以贓入罪」，在《名例律》中規定了六色正贓，也就是六種和贓物相聯系的犯罪。明代繼承並發展了唐六贓，這就是所謂「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和「坐贓」。列「監守盜」於六贓之首，突出了對現任官吏貪污的重點打擊。六贓除常人盜、竊盜外，就官吏職務犯罪而言，其量刑 體現了如下特點：
 首先，犯罪主體區分監臨主司和監臨勢要。二者處罰有區別。前者指主管人員，後者指非主管人員，但對主司依法辦事有影響的，一般指主管上級。監臨主司受財枉法「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11]監臨勢要替別人請托，只要開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主管人員同等處罰。但因為監臨勢要並不像監臨主司那樣直接侵害正常的國家管理秩序，而是具有間接性。因此立法上規定可以「至死者減一等。」[12]
 其次，從犯罪人動機上區分為公罪與私罪。所謂公罪，就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類似於現在的瀆職罪，只是立法上未明確是出於故意還是過失。但從「無私曲者」看來指的是過失犯罪。私罪指的是「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通常指的是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在處罰上，依據犯罪人的動機和罪過，公罪要輕於私罪。
 再次，從犯罪的社會危害結果上分為「枉法」和「不枉法」。所謂「枉法」就是違反法律行事。「不枉法」則是雖然收受了賄賂，卻並不違法行事。從量刑上看，枉法罪重於不枉法罪。如唐律規定「監臨主司受財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而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13]
 3、特殊的懲治——作為資格刑的禁錮。
 所謂禁錮，就是中國古代對犯罪官吏本人及其親友終身禁止其做官的制度。[14]禁錮屬於資格刑，它剝奪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權利。早在《左傳》中便有禁錮的記載，「在中國秦漢時開始有奪爵免官之法，尤其是漢之禁錮，都與現代之褫奪公權相彷彿」。[15]從漢至隋，禁錮都作為贓罪的附加刑而存在。晉律中規定官吏貪污，罪不至死者，雖遇赦，仍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有時禁錮的人，即使解除仍不能與平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不能住在京城。唐代沒有規定禁錮，卻有類似的免官之法，它的調整范圍也不僅限於貪污、賄賂犯罪，而擴大到官吏犯罪的各個方面。後世各朝改禁錮為永不敘用，如元朝時成宗曾下詔「今後因事受財，依例斷罪外，枉法贓者，即不敘用……再犯，終身不敘。」[16]
 禁錮大抵有兩個方面作用。一方面，對官吏實行禁錮剝奪或限制了其再犯。從這一點上說，它類似於刑法理論中的特殊預防。另一方面，禁錮包含了政治上的否定和名譽上的污損。禁錮多泱及子孫，有時株連整個家族。中國古代講求家族觀念，家族利益高於個人，如果因其一人犯罪泱及家族，對其不啻是最重的否定。因此說，禁錮對於遏制職務犯罪確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不但體現了對犯罪官吏本人的否定，而且利用家庭或家族實現對此類犯罪有效預防，效果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