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談法治
1. 有誰知道哪裡有易中天回答老牛的關於真小人和偽君子的文章嗎
易中天：「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可愛
作者：易中天
有一家媒體問我：你常說，歷史也是可以釀酒的，這代表你的歷史觀嗎？（註：見新京報6月9日書評周刊「品讀歷史」封面專題采訪報道）我回答說，不能代表。這樣一句話，怎麼可能就代表了歷史觀呢？但歷史確實可以釀酒。歷史就是讓人說的東西。說的過程就是發酵的過程。至於釀成什麼，一看目的，二看手藝，三看運氣。
媒體喜歡的是直截了當。所以這個問題也就只能這樣回答。但他們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機會談談歷史觀的問題。
正好，也是這家媒體，連續發表了些批評我的文章。事實上，自從我應中央電視台的邀請，在《百家講壇》開講《漢代風雲人物》，尤其是今年開講《品三國》以後，受到了很多觀眾朋友們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批評。這讓我感到很欣慰。其實我一直渴望著批評，尤其是那些有分量、能夠擊中要害、讓我深思的公開的批評。
為曹操辯並非「無罪辯護」
就說前面提到的那家媒體，發表了一篇批評我的文章，署名「老牛」。老牛先生認為，我的《品三國》不像是「平民立場，現代視角」，毋寧說是「曹操立場，古代視角」。因為我在講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一案時，對曹操進行了「曲意回護」。我不否認在講此案時確有為曹操辯護的意思。但我之所作，並非「無罪辯護」，而是認為《三國演義》誇大其辭，後世評價「量刑不當」。這難道違背「現代精神」嗎？我在節目里說得很清楚：「凄愴這兩個字很重要」。凄愴這兩個字，就是曹操「還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的證據。這怎麼是「無恥小人」呢？就是「有恥小人」！這樣一種心情，和《三國演義》裡面那種理直氣壯的態度難道就沒有區別？難道當時曹操應該到官府去自首，而衙役們則會對他說「你有權保持沉默」？不過，好在老牛先生是贊成現代觀念的。那麼，面對諸如此類的批評，我總有權保持沉默。
良心不是顧忌
這位先生提出來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也是應該回答的。就是我說了曹操是「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這句話，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說，這個常常流行於禮崩樂壞、道理失范時代的判斷，其實未必。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范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還有些顧忌或底線。真小人呢，那就無所顧忌胡來了。
這話說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迴避。他提出了三個問題，三個概念，三個關鍵詞。一個是顧忌，一個是底線，還有一個是社會規范。但問題是，我們不能抽象地講要有顧忌、底線和社會規范。我們還要問：什麼底線？什麼顧忌？什麼社會規范？這正是我和許多批評我的人意見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討論的問題。
底線是屬於內心的。這個底線只能來自每個人自己的道德觀和道德感。顧忌是外加的，是我害怕，害怕什麼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說的「社會規范」。什麼規范呢？老牛先生沒有說。不過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所謂「廉恥之心」，當然就是道德了。道德真能夠使人有所顧忌嗎？我的結論是不能。道德是和良心聯系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道德的底線也是別人監督不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心不是顧忌。
道德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所顧忌
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也對也不對。因為要看是什麼顧忌。「顧忌」二字與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所顧忌。它是一種「軟控制」，其常規手段也就是「口誅筆伐」。一個人，在他還覺得「人言可畏」的時候，道德的譴責是會有約束作用，讓他有所顧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種人物，誰也說他不得時，那就恐怖了。
我們必須堅持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譴責，但不能天真地認為，那一定能使惡人顧忌。或許有人會說，我們說的「道德顧忌」，不是怕別人說，而是怕自己說。這是「良心」，不是「顧忌」；是「真善」，不是「偽善」；是「真君子」，不是「偽君子」。前面已經說過了，道德原本應該發自內心，不能是外在的監督。因此，一旦成為顧忌，就有作偽嫌疑；而一旦作偽，就突破了道德底線。道德的底線一旦突破，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期望的東西，恐怕就沒有希望了。
「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可愛
這樣看來，「真小人」就比「偽君子」更可愛，也更可靠，因為至少他不裝，不假，不作偽。兩者在本質上都是惡。區別也就一個字：裝。「偽君子」裝（偽裝），「真小人」不裝（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真小人」反倒更接近於善。
這個觀點，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可能會不同意。他們會說，不對。「偽君子」和「真小人」的區別，在於一個廉恥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顧忌，另一個則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所以後者更可怕。這話其實似是而非。首先，「廉恥之心尚存」就不是「偽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顧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沒有顧忌便變本加厲，因為他的「善」原來就是裝出來的。他付出了「裝」的代價，自然要設法「賺」回去。不但要「扳本」，還得有「紅利」。第三，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卻是明著來，我們至少有所警惕，可以防範。
或許有人會問，那我們難道就不要顧忌了嗎？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麼？法律。法律並不萬能，法治也是會有問題的，相對而言，如果要讓人心存畏懼心生顧忌，法律要可靠得多。看來，老牛先生「打包」提出來的問題，是要分析的。人，確實需要社會規范，但不能只有一種；人，也確實需要底線和顧忌，但不能都交給道德。社會規范應該有兩種，一種是道德，一種是法律。它們也應該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
2.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3. 求一篇易中天先生的《我山之石》讀後感兩千字左右，少點也行，謝謝！
我最近看了易中天先生一本新著《我山之石》。他描述了先秦時期儒、道、墨、法各學派如何解讀當時的亂世，並且競相提出各自的救世之策。保守派的孔子認為社會必須回到周朝的封建秩序，尊重長輩，服從社會等級。道家認為整個體系都是錯誤的，在亂世之後，事物都會回到自然的規律。墨子則主張社會人人平等。而周朝的統治者拒絕這三種思想採用法家思想，主張法治，賞罰並重，權力集中，最終出現了統一中國的秦王朝。
先秦哲學的百家爭鳴並不是真有100家思想在交流融匯，其本質是儒、道、法等三四種思想的爭鳴。我覺得可以把先秦道家和法家之間的論戰放到今天：道家相當於自由市場主義，法家相當於國家市場主義。前者相信市場有自發秩序，政府幹預會破壞市場；後者認為激勵機制和政府監管很重要。究竟權力的天平是應該傾向政府一邊還是市場一邊，是一個需要每一個改革者思考的問題。
這是一部金融危機後的應時之作，然而此文一開宗就提及，先秦諸子救不了我們這個市，而讀不讀先秦諸子，金融危機遲早也會過去的。我很欣賞易中天先生的直率，因此也就有了將這本書讀下去的勇氣。
我不知道先秦諸子的書現世有幾人通讀，大概語文老師覺得這是歷史老師的事情，因此我除了課本上曾經摘錄的幾句論語「學而時習之」和曾心血來潮翻開的《韓非子》，其餘也就不甚知曉。因此可以說現世中關於先秦諸子的書就像是聊齋，誰也沒見過鬼長什麼樣，關鍵就看你怎麼說了。還好易中天說的是白話，因此我也只能照著他的思維去想像先秦諸子的鬼樣了，春秋戰國資產重組，西周公司既管不了諸侯，諸侯也管不了大夫，於是各家各派關於如何救市的想法也就活躍在歷史的舞台，儒家認為問題出在人心，因此主張"安心"；法家認為問題出在制度，因此主張"改制"；墨家認為問題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因此既主張"改制"，也主張"安心"。而道家乾脆就說，根本就不該有這個市，更不用提救市了。
從個人而言，我倒是比較喜歡讀關於墨子的段落，一來神秘，到了唐宋已經是儒道釋的天下了，墨家去哪了？是不是真如台灣單機游戲《軒轅劍》所說，墨家被秦始皇給趕盡殺絕了？結果一看，易中天沒有說來龍去脈，倒是說有些學說太超前，因此開始時都是一鳴驚人，其後就迅速消亡了。二來就是關於「打左燈，向右轉」的比方，按易中天所說，墨子是最講究平等的，到最後卻走到了專制的另一面，這不能不讓人思考。這就有點像計劃經濟，同時又不能不聯想起奧威爾的《動物農場》或者《一九八四》。當然，後一點是我自己想多了。
想多了的還有關於法家、兵家和道家的關系。當年讀李零的《兵以詐立》時曾隱約記得說先有《孫子》後有《老子》，哲學思想是一脈相承。而今天人們說法家也多從法家對制度上的改革去說，我想能不能統一起來？道家講究的是與自然和諧，而法家是在尋求一種與社會更和諧融洽的制度呢？或許我又犯了解讀過多的錯誤吧
4. 春秋戰國時期依法治國和依德治國分別是誰說的
沒有這樣的原話，是易中天從儒法之爭總結出來的，參看百家講壇易中天-諸子百家-儒法之爭
5. 易中天《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觀後感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戰國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涌現及各流派爭芳斗艷的局面。《漢書●藝文志》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里來的。「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於是出現了一個思想領域里「百家爭鳴」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並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復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系。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並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沖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6. 論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現在把二者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希望能將二者加以區分。
法制一般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是立法、守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各環節的統一，其核心是依法辦事。
法治則是指依法治國的原則和方略，即與人治相對的一整套治國理論、原則、制度和方法，其核心在於對國家權力的制約。
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法制」與「法治」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
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郭星華）
7. 易中天品三國,天下歸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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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會用人，這在歷史上幾乎是公認的，他可以說是深知「用人之機」。但問題並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做，以及為什麼這樣做。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術」，而是「道」。那麼曹操用人之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呢？他又為什麼能夠掌握這個「道」呢？敬請關注《易中天品三國之天下歸心》。
在上一集講到，袁紹與曹操的人才之爭中有很多人離開袁紹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關鍵人物——謀士郭嘉。郭嘉從小胸懷大志，在二十歲時就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天下即將大亂，於是隱居以待時機。最初郭嘉投奔到當時勢力最強大的袁紹麾下，袁紹也對他極為敬重，並把他作為人才厚禮款待。然而郭嘉卻在曹操招賢納士之時神秘地離開袁紹，投奔曹操的帳下。郭嘉可以說是對袁紹和曹操都有獨到的見解，那麼郭嘉為什麼要離開袁紹，投奔曹操呢？這裡面究竟有著怎樣的玄機呢？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將為您細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國》之「天下歸心」正在播出，敬請關注。
易中天：
上一集我們講到，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謀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賈詡，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個人來自曹操的對手的陣營，郭嘉和荀彧是從袁紹那裡投奔曹操的。郭嘉臨走的時候跟袁紹的謀士說了一番話，這番話很重要，郭嘉是這么說的，他說：
「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郭嘉的這段話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就是一個智慧的人，尤其是一個准備做謀士的人，要能夠善於為自己選擇一個好老闆。你要是老闆選錯了，那你這一肚子的學問、知識、謀略，那你就沒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闆選對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層意思，袁紹不是一個好老闆，為什麼呢？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那麼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是說他正在洗頭，突然有人通報說有一個人才來了，馬上停止洗頭，把頭發抓住去接見。正在吃飯的時候，有人通報說人才求見，馬上把嘴巴里的飯吐出來，然後出去接見。洗一次頭他三握發，吃一餐飯他三吐哺，他非常尊重人才，求賢若渴。郭嘉說，這個樣子袁紹是學會了，但是沒有學到周公的精髓，所以袁紹的禮賢下士是靠不住的，何況袁紹本人還有一些什麼毛病，所以袁紹不是好老闆。還有第三層意思，郭嘉沒有明說，我們可以猜出來，那就是曹操是個好老闆。
＊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謀士郭嘉的眼裡，曹操才是一個能夠成就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毅然決然地離開袁紹投奔曹操。也就是說，人才都是擇賢主而歸附的，因為人才只有在一個好老闆手底下才會實現自己最大的人生價值。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做一個好老闆呢？易中天先生又為什麼認為曹操是一個好的老闆呢？
那麼曹操怎麼就是個好老闆呢？也有以下幾點表現：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這兩個人對曹操用人之道的評價，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統一的。什麼叫知人善任？包括三個內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種類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這些人放在什麼位置上最合適。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說我們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作風正派， 清正廉明，曹操就讓他們去主持組織部和幹部部的工作，選拔官員，果然他們兩個選拔推薦上來的那都是德才兼備的。再比方說棗祗和任峻這兩個人，這兩個人的特點是什麼呢？任勞任怨，曹操就讓他們去屯田，結果曹操的屯田製得到了貫徹和落實，曹操獲得了豐厚的糧草和經濟基礎。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個特點，知人善任、唯才所宜。這個特點，連最討厭曹操的人，比方說寫《容齋隨筆》的洪邁，他也承認，洪邁對曹操的用人也有這么一個評價：「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就是說他不管安排什麼人做什麼事都非常地合適，都非常地稱職，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推誠取信，用人不疑。這個是用人的一般原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會用人的人都是這么做的。但是曹操這里有一點特殊，特殊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曹操第一他身處亂世，亂世的特點是什麼呢，人心浮動，人際關系緊張，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和誠意，用曹操的話說這叫做「上下相疑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這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曹操的雙重角色，曹操這個人用周瑜的話說叫「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當然這個事情我們現在也不能肯定地說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漢賊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曹操在前期他還是想把漢王朝維護下去的，他後期的個人野心膨脹，變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嘗沒有自己的小算盤，他名義上是為漢王朝招納人才，實際上它是希望這些人才為他所用。但是這樣一來，他又一個優勢，他也有一個劣勢，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又優有劣，優勢是什麼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漢王朝、現任皇帝的名義，以及這個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祿來招攬人才，比劉備比孫權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勢是什麼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來的是為誰服務的，是效忠皇帝的還是效忠他的，搞不清楚，這就難免會有猜疑。第三個特點就是曹操陣營復雜，他這個陣營裡面有原來東漢王朝的官員，有新招聘和新選拔的官員，有曹操自己帶出來的人，也有別人陣營裡面的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麼這些人之間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說對於曹操來說，信任和誠意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環境、在這個條件下格外地重要。而曹操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領導人，一定要表現出自己的寬容和誠意。
我們前面一再講曹操對那些包括背叛他的人都那麼寬容，他對張綉，對魏種，對畢諶，還有對曾經惡毒攻擊他的人，比方說陳琳，對這些人這么寬容，他是為什麼？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這個人確確實實是真心誠意地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這里來為國家效勞，我是非常誠懇的，哪怕你們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後悔，也不計較，甚至我也不懲罰，只要你再來，他就是為了表達這個誠意。那麼這樣的一種信任和誠意，他換來的是什麼呢？換來的是忠誠。比方說於禁，於禁是曹操自己親手從行伍當中提拔起來的將領。曹操第一次南征張綉的時候，張綉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後又反叛了嗎，反叛的時候就打得曹操有點落花流水了，這時曹軍是很混亂的，但是唯獨於禁的這個隊伍非常地整齊，一路整理著自己的隊伍，一路敲著鼓，有秩序地撤退。撤退的路上碰到幾個其他人手下的士兵，衣衫不整狼狽不堪的樣子，於禁就問他們怎麼回事，他們說，我們被青州兵搶劫了，青州兵是什麼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黃巾軍，這個黃巾軍投降曹操以後曹操把他們收編為青州兵，曹操對他們特別寬容，這些人一看曹操打敗了就起來作亂，就把曹操其他的隊伍搶劫了。於禁一看這還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隊伍怎麼可以這樣做！然後隊伍開過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頓，再往回撤。這時候青州兵挨了於禁的整，就趕緊跑到曹操那兒告了於禁一刁狀，等到於禁回到大本營的時候，上上下下已經是沸沸揚揚了，但是於禁仍然首先整頓好自己的隊伍，安下營寨，沒有及時去見曹操。當時就有人跟於禁說，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還不去向曹公說清楚，你現在在安營紮寨干這些事干什麼？於禁說，敵兵在後，說來就來，我們不做好准備怎麼迎敵呢？公事要放在前面，我於禁的個人的進退榮辱要放在後面，再說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麼會聽信讒言呢？安頓好部隊以後，做好了戰斗准備以後，於禁才去見曹操，曹操大加表揚，說於將軍你真是有古之良將的風度，太好了。這是什麼？信任換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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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在對待人才上能夠量才而用，並以相互信任架起了與人才溝通的最佳橋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所以曹操往往在失敗的邊緣能夠與眾將領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尤其是在一個爾虞我詐的亂世，這更顯出了曹操的誠意與寬容。可是寬容只是表現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軍隊就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嗎？曹操又是依靠什麼樣的用人之道來樹立自己的權威的呢？
曹操用人的第三個特點是：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曹操治軍是很嚴的，多次下達和頒布各種命令，要求嚴明軍紀。因為曹操很清楚，一支沒有紀律的隊伍是不能戰勝敵人的。而且曹操還能夠做到以身作則。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可能觀眾朋友們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軍的時候曹操下達了一個命令，不得踐踏農田，他要保護農民，誰的馬如果踩了麥田那是殺頭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騎兵全部下馬步行，一隻手牽著馬，另外一隻手用武器，用戈啊什麼東西把麥子護住，小心翼翼地走。曹操自己沒有下馬，結果馬驚了，一傢伙跳到麥田裡面，曹操的馬踐踏了麥田。曹操馬上下馬，把軍法官叫來說，該當何罪？軍法官說，殺頭。曹操說那就請你行刑吧。唉呦，那怎麼可以呢，反正古代有這個傳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法不施於尊者，統帥怎麼能夠殺頭呢。曹操說那沒有辦法，那就割一把頭發吧，自己拔出劍來把頭發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過罰了。這個故事是記載在一部對曹擦很不友好的書裡面，這個書的名字叫《曹瞞傳》，用來說明什麼呢，說明曹操虛偽，奸詐，說你下道命令說踩了麥田就要殺頭，結果你弄個頭發下來。其實不然啊，曹操這個也是受刑的，叫髡刑，髡刑就是把頭發剃掉，因為古人認為這個身體膚發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棄的，而且髡刑是帶有侮辱性的這樣一個刑罰，所以他還是受了刑的，還是表現了曹操的執法嚴明。
那麼曹操罰得重，賞得也不含糊。曹操獎賞部下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像某些豪帥那樣，憑一時的興致。我們知道軍閥混戰的時候會有很多所謂豪帥，一仗打下來以後，這仗打贏了，來，來，來，哥幾個，分了，這個給你，這個給你，這個給你，隨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實沒道理。曹操如果要獎賞一個人，肯定有兩條，第一，這個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勞；第二，曹操的獎勵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給你的獎勵一定超過你希望的那個份額，他加碼，他在獎勵你的時候他考慮得周到，可能周到得連你自己都想不到，曹操是一個非常會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則矣，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為一個統帥，他有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從來不和部下爭風頭、爭面子、搶功勞，他所有的功勞都歸於部下；第二個，他的獎勵絕不走過場，一定讓你實實在在地得到好處，曹操是一個非常非常實在的人，正是這種實在的作風使得大家覺得跟著曹操確實是跟對了。
第四個特點是：虛懷若谷，見賢思齊。曹操不和部下爭風頭、爭面子、搶功勞，這且不說，而且部下給他提意見，如果他沒有採納，犯了錯誤他一定檢討，他一定把過錯都攬到自己身上。當然在很多情況下曹操是虛心納諫的，這也是吸引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作為一個人才來說他固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勤勞、智慧換取他應得的報酬，這是他的一個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夠施展才華，自己的建議、策劃能得到採納。我們讀史書可以看到，大量的這樣的記載，太祖聽之，從之，善之，當然也有不聽的時候，也有太祖不聽，如果不聽而決策錯誤，曹操一定檢討。有一次曹操打孫權的時候，曹操就做了一個決定，就准備把淮南的老百姓都遷移到北方去，當時有個叫蔣濟的人就不贊成。曹操說你看上次我跟袁紹官渡之戰的時候我就把白馬的老百姓遷移到延津，蔣濟說，曹公，現在這個情況和你跟袁紹打白馬的時候不一樣了，再說老百姓他都是戀土的，戀家的，誰願意搬來搬去，不要遷移他們。曹操不聽，不聽以後這些老百姓一聽曹操要把他們遷移到北方去，呼啦啦都跑到孫權那兒去了。所以後來蔣濟去見曹操，曹操聽說蔣濟來了以後馬上出門迎接，然後呵呵呵地笑著，拉著蔣濟的手說，哎呀蔣濟，你看你看這事我弄得，我本來是想讓他們躲避一下孫賊的，誰知道把他們都趕到孫賊那去了，你看我乾的這事，檢討。而且我們還要學他一點，就是檢討也用不著總是哭喪著臉，我們現在一些當領導的犯了錯誤不願意檢討就是因為一檢討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檢討也有各種感情，你也可以笑著檢討，笑著檢討你也不丟面子，接受你檢討的人他也還是覺得你是有誠意的。
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個特點，根據這四個特點我們可以總結出八句話：
真心誠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誠待人；開誠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
令行禁止，依法治人；設身處地，以寬容人；揚人責己，以功歸人；論功行賞，以獎勵人。
＊ 曹操作為一個好老闆，是非常會用人的，他十分清楚「爭天下必先爭人」。可是身處亂世，老伴選擇人才，人才也選擇老闆，這就類似於今天的雙向選擇，因此爭取人才必須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認為曹操能夠恩威並舉，並善於自我批評和將心比心，這難道就是曹操爭取人心的獨家秘訣嗎？那麼，曹操那麼多用人之術的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玄機呢？
其實重要的不是曹操怎麼做，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用人之術，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麼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麼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將士們跟著他出生入死是為了什麼，因此有「以功歸人，以獎勵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點的，也都是有缺點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寬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動物，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情達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還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時候感情的維系比利益的維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誠待人，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於他的術，那些具體的做法，而在於他的道，而在於他對人心、人性的透徹地理解和把握。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就是官渡之戰之後，曹操繳獲了袁紹大量的圖書、資料、文件、書信，就發現其中有自己的人寫給袁紹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應，這是通敵的證據，這是背叛的證據，應該把這些信都拿出來一個一個地按圖索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動搖分子，都給我揪出來，曹操沒有，曹操發現有這么一堆書信以後，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燒毀。曹操這個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當時很多人不理解，就問曹操，你為什麼要把這么重要的證據都毀掉了？曹操說，哎呀，算了吧，說老實話我和袁紹作戰是以弱勝強，袁紹是強勢，我是弱勢，那個時候連我曹操自己老實說心裡都沒底，我都沒有把握能不能打勝這一仗，何況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這手做得實在是聰明，聰明在什麼地方呢？他很清楚，當時的形勢就是他說的那個情況，那麼既然是那樣一個情況，當時秘密和袁紹有來往的，肯定不是一個小數，不是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弄不好就是幾十個、上百個，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乾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連把柄我都不拿在手裡，我當著你的面我沒有拆封，我沒有看，我不知道有誰在勾結袁紹，我現在把證據全部燒毀，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後你跟著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這樣復雜的政治斗爭當中，有些時候是要裝糊塗的，裝糊塗才能寬容人，寬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話說「不啞不聾不做阿公」，有時候就是要裝聾作啞。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經不容易，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為難得的是曹操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比方說他銷毀這些證據，他獎勵他手下的將領，他給自己的缺點錯誤做檢討，他感謝那些給他提意見的人，他做這些所有事情的時候，他做得坦誠，大氣，自然，實在，一點沒有裝腔作勢的樣子，這就太難了。
＊ 曹操能夠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麼。當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夠給予人才什麼。因此說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麼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麼呢？
曹操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幾個原因，第一點，曹操聰明，他知道一個搞政治斗爭的人，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的人，全講真話那是不可能的，全講假話是行不通的，這樣一個人必須把握什麼時候說真話，什麼時候說假話，對誰說真話，對誰說假話。對敵人，你肯定要說假話，兵不厭詐嘛，你不能說實話；但是你對你自己的謀士，他們可都是聰明人，那你要說真話，你說真話你才能換取信任，你換取了信任他才會盡心竭力地為你出謀劃策，你才能克敵制勝。曹操他能夠把握這個真假之間的這個度，這叫做聰明。
第二個原因就是隨和，曹操這個人性格裡面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個性情中人，我們都知道曹操是個詩人，他身上既有軍事將領的素質，他也有詩人的氣質，他只要不是在正式辦公、正式作戰的時候，他為人是很隨和的，他會跟大家說說笑話，開開玩笑，打打哈哈，這樣他就有了一種親和力。一個做領導的，太嚴肅了不好，太嚴肅了，人家覺得你不可親近；太隨便了也不好，太隨便了你沒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這樣，需要威望的時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時的時候他又親切隨和，這樣就使自己的下屬既尊敬他，又愛戴他，這個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經常把正經事用開玩笑的口氣來說，比方說他有一個人在他敵人那邊，自己的父親被曹操下了大獄，曹操就給他寫封信說，令尊大人在我的監獄里日子過得還不錯，不過呢，國家也不能老掏錢替人家的爸爸養老啊，你看著辦吧，非常好玩兒。
第三個原因，他的真誠，曹操是真心誠意、實實在在希望有很多人來幫助他，他確實感到自己一個人是孤單的，是勢單力薄的，這是他的真話。曹操有一首詩叫《短歌行》，裡面有這樣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翻譯過來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衿啊，悠悠的是我的愛心，只是由於你的原因啊，讓我思念到如今。思念著誰？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夠幫助他成就一番事業的朋友，這個感情是真實的，所以第三個原因是他的真誠。
第四個原因是深沉，曹操是一個很深沉的人，我們去看一下這首《短歌行》，他的開頭的句子是什麼呢？「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是很短的，我們應該利用這短暫的人生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來幫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這樣一個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的高度產生出來的，絕非一般意義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這個人是很隨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對曹操有這樣一個評價，叫「外易簡而內機明」，就是表面上看著他隨隨便便，實際上裡面內心深處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歡，他可以和你談笑風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請你注意，當他和你握手言歡嘻嘻哈哈的時候，他在觀察著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會把他對面的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爛在肚子里，然後他知道怎樣來對待你，或者說怎樣來對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厲害的，袁紹那麼氣焰囂張，袁術那麼不可一世，曹操都沒有放在眼裡，唯獨對於那個先前賣草鞋，後來寄人籬下的劉備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今天下英雄，為使君與操耳」。這句話是很奇怪的，劉備是不是英雄？如果劉備是英雄，那麼曹操說這句話等於明說爭天下的就是我們倆了，不該說啊，應該爛在肚子里。那麼如果劉備不是英雄的話，那曹操說這個話干什麼呢？所以我們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劉備看得准不準，劉備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沒有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請看下集——青梅煮酒。
8. 法制和法治有什麼區別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
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
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拓展內容：
法制：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
法治：
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
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
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9. 「法制」跟「法治」在用法上有什麼區別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義 法制一詞古已有之,但含義、用法不一.通常有兩種意義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聯系起來.對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又有兩種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簡稱.我國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詞多指此義.董必武亦說：「我們望文思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簡稱,包括國家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諸方面的制度.這兩種意義上所說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國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規定的國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聯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內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國家都有這種法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這種法制.對這種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說法.我國古代典籍一般認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罰罪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也有這種作用,但本質不同.社會主義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社會關系；所「罰罪」的,是違反社會主義法律構成犯罪依法應受處罰的行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聯系起來.這種法制指掌握政權階級按照民主原則把國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方式、制度.歷史上各種類型的國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並不都有法制,只有實行民主制的國家才有法制.因為這種法制是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同時又體現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這種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內容,不僅在於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於嚴格實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實行這種法制的國家,所有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職人員和公民,都必須嚴格地執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關聯的法制是近代意義上的法制,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般不存在這種法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在形式上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真正存在這種法制.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貫徹合法原則,即一切組織和個人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貫徹平等原則,即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貫徹統一原則,即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嫠制度.但這些原則在資本主義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貫徹到底,只有在社會主義法制中才可能貫徹到底. 不論哪一種意義上的法制,或哪一種歷史類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質、根本 作用和特徵都在於： （1）反映一定社會中掌握政權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規定和維護對掌握政權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2）屬於上層建築范疇,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又轉過來對經濟基礎起重要作用.當這一基礎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時,可以有力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當這一基礎本身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時,就會阻礙以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阻礙社會進步. （3）由一定的政權制定,並以政權作後盾保證實現,具有政權的強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會主義法制 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內容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國家應高度重視和加強立法工作,根據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適時地逐步地制定完備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都得到法律調整,使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視立法,各方面無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無從談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務. 有法必依指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職人員和公民 ,都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辦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備也不行.同時,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實現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邏輯結果.只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切實依法辦事,才能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的作用.從我國近些年來的法制實踐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不依法辦事的現象還相當普遍,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 執法必嚴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一要嚴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實依照法律規定的內容、精神和程序辦事；二是執法嚴明,一絲不苟,忠於事實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權；三要嚴肅、正確理解和運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輕罪與重罪的界限.不能把執法必嚴理解為對任何違法犯罪分子的處理都必須從嚴,也不能把執法必嚴和嚴刑峻罰相混淆.執法必嚴,才能確立和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證法律制度得以實現.因此,執法必嚴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重要條件. 違法必究指對一切違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許任何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權.違法必究是從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引申出來的要求,也是實現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約束力所必需,並關系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取信於民、是否具有尊嚴和權威.因此,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實現的一個保障. 社會主義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有重大區別； （1）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自己的基本任務；而資本主義法制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並為其服務. （2）社會主義法制反映工人階級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資本主義法制則主要反映資產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於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備了把法制原則貫徹到底的可能性；而資本主義法制,由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體現少數人意志,難以真正貫徹.這些區別的存在,表明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先進性、優越性. 社會主義法制具有貫徹到底的可能性,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法制一定能貫徹到底.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 須作一系列努力,特別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使廣大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這樣才談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為法律制度；才能為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提供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2）黨要模範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要使社會各方面依法辦事,首先要求執政的、領導人民制定法制的共產黨自己依法辦事.能否做到這一點,是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得以加強、健全和實現的決定因素. （3）要加強法律監督,以保證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切實貫徹執行.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公民群眾,都有權利和義務監督法律實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樣,法治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義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兩種意義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種是作為與「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出版的《自由社會的法治》所載英國法學家馬什的報告指出：對大多數法學家來說,Rule of Law（法治）這一片語對一切配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來說,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東西.受過英國法律教育的人,稱之為「法治」；一個美國法學家則稱「法治政府」；一個法國法學家則稱「法制原則」或「法律規則至上」；在德國通用的同樣內容的概念是「法治國」.另一種是作為與「人治」對應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主張執政者嚴格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張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國先秦法家就是強調建法立制、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學派.他們認為人生而好利惡害,人的這種本性一方面使人們必然要發生相互爭奪要抑制爭奪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內活動,而定分、止爭都需要實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爭的標准；另一方面也使得執政者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恩愛的手段來進行統治,行賞才能使好利的人們自願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懲罰才能使惡害的人們不得不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這就需要實行以賞罰為內容的法治.他們認為實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實際上是隨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而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韓非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倡言法治,反對人治,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命題,認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確、高明,比人治穩定、可靠,並給法治下了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強調實行法治時,中外古代思想家並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認為法治與人治應是統一的,法治不排斥個人的智慧. 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的革命時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強調法治,這種法治通常也稱法制.它強調按資本主義民主原則立法,一切以法為治.「它意味著所有權力,立法、執法、司法等等權力,都服從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通常被視為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徵,如：正義的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觀念.它意味著尊重個人的最高價值和尊嚴.」「法治的意思是不僅政府維護和執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從法治,決不能無視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也提出了法治主張.但我國要實現的法治,是以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法律作為國家、社會、機關、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准則. 三、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和聯系 作為與人治相對應的法治,它與法制有如下區別： （1）法制既指一國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義則主要在於主張執政者嚴格依法治理國家. （2）當法製作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時,它指的是具有實體性的法律、制度,屬於制度的范疇,強調加強法制是強調要有治國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相對人治而言,強調法治就是強調法律、制度這種工具在治理國家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國執政者特別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國,即為通常所說的法治. （3）法制既強調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也強調每個公民守法.而法治強調的主要是一切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4）在近現代,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種意義上的法制.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以法治國,都有法治. 但法制與法治又有密切聯系.不僅當法制意指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時,與法治含義相同,當法制意指一國法律制度簡稱時,與法治也有密切聯系.因為,一國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論指導,執政者沒有法治觀念,不重視法律制度在治國中的作用,不重視對法律制度的執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強法制.同時,法治這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的實現,又需要以健全法制為條件,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