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榷立法

A. 呂陶傳翻譯

呂陶，字元均，成都人。蔣堂在蜀州做官的時候，引進多名學士講學，親自考察他的文章，曾經讀到呂陶的文章，召集眾多的學生一起閱讀，說：「這是賈誼文章的風范啊。」呂陶十三歲，一鳴驚人，於是眾人都覺得他很厲害。一天，和眾人一起游覽僧舍，一起閱讀碑文，酒喝完了，蔣堂拿來紙和筆寫了十行碑文，缺字斷句，拿給呂陶看說：「我不能全部記下來，你為我把它填完吧。」呂陶填完了拿給他看，一字不錯。
中了進士，掉到銅梁當縣令。有龐氏姐妹三個冒名頂替他年幼弟弟的田地，弟弟長大了，告官一直得不到申訴，貧窮到給人家做庸奴。於是又上訴。呂陶一問，三個人就服罪了，弟弟哭著拜謝，願意拿出一半田產做福事報答，呂陶聽說後說：「你年幼的時候你的三個姐姐恰好為你做主管理田地；不然，也被他人騙取。與其拿出半畝田地來做福事，怎麼趕得上贈送給你姐姐呢？」弟弟聽完了又再次拜謝。做太原壽陽的縣令。帥府的唐介被招為簽書判官，閑暇的時候促膝長談，告訴他創建朝廷侍奉君主的大事，說：「你是朝廷里的人啊。」憑借著唐介的推薦，參加科考。當時王安石參政，改革法令，呂陶歷數新法的過失，發榜時，神宗讓王安石閱讀，讀了一半，臉色變得難看。神宗察覺，讓馮京讀完，說呂陶說的有道理。司馬光、范鎮等人見到呂陶都說，自從王安石掌權，我們說的話都不再有效了，沒想到您能達到這種地步，平生的聲望在此一舉了。」
做蜀州的的通判。張商英為御史，請求廢除永康軍，呂陶認為不可以。威、茂夷等倭寇入侵，呂陶召集大戶人家暗地守備，城門的開啟閉合就像往常一樣，因此把永康軍等是否廢除的意見上報朝廷，於是軍隊不被廢除。王中正作為將領，使蜀周人感到害怕，做事很謹慎，實行的都是錯誤的，呂陶上奏叫他回來。李訖、蒲宗閔來商討茶事，引起西周騷動。呂陶說：「蜀州產茶的事，還達不到東南的十分之一，各條路都能通商，而兩川卻獨獨被禁。現在立法太嚴，抽取利息太重，於是使良民白白陷入刑法，沒有體現陛下人民愛民的本意。」宗非常憤怒，新法改革失敗，責令他監督。有的人去安慰他，呂陶說：「我想假借外都的名義救助蜀州的百姓在實在的想法，哪裡敢有榮辱進退的想法啊。」
升遷至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請求屏退左右和史官的人，呂陶說：「屏退左右已經不可以了，更何況是史官呢？大臣上奏事情而史官不能夠知道，是說的是私事啊。」下詔令為法令。升遷至中書舍人。奉命出使契丹回來，請求修備邊疆。哲宗大喜說：「大臣說到邊疆的事，只講到陝西，並沒有提到河北。不知道河北有軍隊，是陝西的十倍啊！你說的很好。「升遷至給事中。做梓州的知州，知道退休。直到死，年紀77歲。

B. 哪些清朝法律使得清朝落後於世界

（一）海禁政策與對外貿易立法

清朝初年，為了阻斷沿海地區與中國台灣抗清勢力的聯系，粗暴地實行了海禁政策，頻繁地頒布了禁海令和遷海令。順治十二年（1655），首次頒布禁海令，規定寸板不得下海，違者以通敵罪論處。康熙二十二年收復台灣後，開始解除海禁，允許出洋貿易，並設立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台山，在今連雲港）四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其中浙江和廣東海關可接待外國商船，其他海關管理國內沿海貿易。當時並無統一的海關法規，稅率也不相同。康熙五十六年，再次頒布禁海令，停止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人賣船和出口糧食，並對外國商船嚴加防範。海禁政策嚴重影響了海外貿易，阻礙了沿海地區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客觀上也造成了閉關鎖國的惡劣後果。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實行「一口通商」，外國商船隻准在廣州港停泊交易，由廣東海關徵收關稅。而在廣州進行的中外貿易，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十三行」壟斷代理。它既是外商在華貿易活動的擔保者，也是中國官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中介機構。

（二）專賣制度

清朝沿襲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廣泛設立鈔關，加重徵收商稅，推行禁榷專賣制度，對鹽、茶、礬等重要民生商品實行官府壟斷經營。
這兩個算是影響比較大的，除此之外，還大興文字獄，影響了社會資本主義的啟蒙思想的發展。重滿抑漢，很多政策傾向旗人，出現了很多腐敗問題。而且在司法上，使用幕友、胥吏，他們往往勾結作弊，敲詐勒索，貪贓枉法，使法制受到很大破壞， 使清朝司法實踐狀況更為黑暗。

C. 宋代專營制度改革的原因

專賣在中國古代被稱為「榷」、「禁榷」。禁榷制度在兩宋時期達到一個高峰。
宋代禁榷專賣制度發達。按學者所分，那時大致有食鹽專賣、茶葉專賣、酒類專賣（「榷酤」）、礦產（如礬）專賣、舶來品專賣、榷場互市等（見薛梅卿、趙曉耕主編，馬志冰、臧傑斌副主編《兩宋法制通論》）。宋朝廷在京師和地方特設有管理專賣事務的機構，稱作「榷貨務」。
禁榷收益是兩宋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宋代禁榷制度發達的原因很多，師、友亦有論述。筆者也理出幾條，略述如下。
一、沿襲前代之制
如唐有「榷茶」，宋承其制；五代禁榷制度已頗盛行，宋代繼承之。
二、宋代統治者經濟意識較強
宋代君主、官員經濟意識較強，不以言商為恥。
如宋高宗趙構曾對市舶有過頗為經典的正面論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
統治者有重商思想是政府專賣制度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三、宋代統治者法律意識較強
太祖、太宗皆重法制，於開國之初即召集竇儀、蘇曉等人，參照《唐律疏議》，制定出有宋一代基本法典《宋刑統》並詔令刊版印行。同時，又先後編成《建隆編敕》四卷及《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以補律文之不足。其後，仁宗、神宗諸帝繼承了這一傳統，重視法制，關心律例。如神宗「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又曰：『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宋史·刑法志》）
縱觀兩宋，從太祖、太宗到南宋諸帝，大都講律重法、知曉律令。
四、宋朝廷習於使用法律手段調控社會、經濟運行
兩宋以法治財政、資國用，禁榷專賣施行有較發達的法律為保證。
南宋思想家陳亮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也；本朝，任法者也。」（陳亮《陳亮集·卷十一》）
宋代禁榷立法極其發達。如榷酤（酒類專賣）方面，「史冊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趙翼《郂余叢考·宋元榷酤之重》）。
五、抑制富民之設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活躍，使社會上形成了一批與官府爭奪商業利益的富商巨賈。富民、豪強為封建國家所不願見者，故政府禁榷以防私人壟斷、坐大，與富民爭利。
另外，宋代雖然商品經濟發達、統治者經濟意識較強，但傳統的抑商思維仍有市場也是專賣發達的原因之一。
六、對外、軍事需要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和淳化二年（991年），宋政府開始在北方邊鎮設置榷場，作為官辦貿易場所，負責管理與遼政權的互市貿易。在與西夏的交往中，也曾採用榷場形式進行貿易。至南宋，仍以榷場形式控制管理與金的商品交易。紹興十二年（1142年）以後，開始在與金交界處廣置榷場，並形成了榷場管理制度。
兩宋時期的榷場，主要分布於西北沿邊地區和淮水流域。宋朝採用這種形式與遼、金、西夏進行互市貿易，一方面是為了通過物資交流，獲取經濟利益，滿足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從政治、軍事角度出發，控制重要物資的外流。
七、需求量、供給量、消費量增大
宋代人口增多，經濟增長，因而重要物品的需求量、供給量、消費量增大，故宋政府禁榷以管理之。
八、增加財政收入的需要
大力推行禁榷專賣之制使宋朝財政收入的成分較前代有很大變化——農業稅居於次要地位，禁榷收入與商稅漸成財政收入的主體，成為解決財政匱乏的重要手段。宋朝禁榷物的種類，有鹽、鐵、酒、茶、礬、香葯、石炭（煤）、醋等。真宗時曾詔令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斂以困黎元」，推行「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禁榷制度。
九、強化中央集權的表現
宋代比唐代有大得多的中央集權。宋人范祖禹評論說：「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
如視官職分授、差遣常調等為政治上之中央集權，「杯酒釋兵權」、文官掌兵等為軍事上之中央集權，則禁榷專賣可視為經濟上之中央集權。
十、思想相對自由
思想方面，兩宋時期，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發展傳統，而李覯、葉適、陳亮等發展了變革傳統、重視功利的思想。那時程朱理學在思想界尚未取得統治地位。不恥言商、不恥言利、不恥言財貨者不乏其人。傳統「重農抑商」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陳亮曾為「義利」問題與朱熹進行過長達三年的辯論。有人總結他的思想是「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陳傅良《止齋文集·卷三六》）這種功利價值觀在當時有一定影響。農商並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轉弱為強成為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經常考慮的問題。
有如此相對自由的思想氛圍，故禁榷專賣所得成為政府主要收入之一而官民無異言，不見責棄本逐末。

D. 什麼是鹽鐵官

鹽鐵官 ：古代掌管鹽鐵的官員。
鹽鐵專賣制度：專賣制度，即由國家對某項產品的生產、買賣進行壟斷的制度，在中國古代，專賣往往被稱為「禁榷」。禁榷制度是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國家控制工商業的最主要的法律工具。利用這一法律制度，國家得以壟斷一些日常工商用品的生產、銷售，利用壟斷價格獲取高額利潤。其中鹽、鐵是中國古代專賣立法的最主要對象。

E. 明朝主要的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所有權的規定

明朝從保護君主專制所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出發，保護官僚、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從宋元以來，土地國有制打破，土地自由買賣，也不再實行均田制，所以明律廢除了唐律以來的「占田過限」的條款。這是封建社會後期地主經濟發展的結果，但也致使明代的土地兼並更加嚴重。目洪武至孝宗一百四十年間，自耕農士地畝數減少一半。

明初，通過核實田畝編造「黃冊」和「魚鱗冊」，確認了各種形式的上地所有權。明律禁止盜種、強種土地，以此保護土地的所有權。不論官田還是民田，都在保護范圍之內。「凡盜種他人田者，一畝以下答三十，每畝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歸官、主」。另外，明律規定，盜賣、換易、冒認及侵犯他人田宅者，分別答五十至徒二年。為保護土地、房屋交易的合法性，以及雙方的權利，又規定，典賣四宅應稅契，不稅契者，分別笞杖，罰沒一半價錢人官。

明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比唐律明顯要寬得多。

（二）婚姻家庭制度

明律關於婚姻方面的法律規定，基本沿襲唐宋舊律。如父母的婚姻決定權，婚姻締結的要件，離婚條件的「七出」等。但明律所確認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基於時代的演進而有所發展。

其一，定婚時，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要明確告知，然後再立婚書，依禮聘嫁。

第二，府州縣長官不得於任內娶所轄地區民女為妻、妾。

第三，不得收留在逃女囚為妻妾，否則治罪。

第四，不得強占良家妻女為妻妾，如強奪、奸占、或賣與他人為妻均處重刑。

明律在繼承方面強調嫡長子繼承製，立嫡違法者，杖八十。對財產的繼承，不論嫡庶，諸子平分。只有對戶絕財產，才由所生親女承受。寡妻無子守志者，繼承屬於亡夫份額。明繼承法較前朝詳密，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財產關繫上的復雜性。

四、明朝主要的經濟法律規范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安生養息」，恢復和發展生產，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措施，如嚴禁略賣良民為奴，解放勞動力；招誘流亡，移民開荒；興修水利，疏通河道；實行屯田；開發邊疆等等，由於得到法律的強制保證，這些措施推行得比較順利，封建經濟也因此得到了顯著的發展。與此相應，明代的商品經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制訂了許多相關立法，以加強對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富有特色的如下：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繼承前代傳統，對鹽、茶採取買賣控制原則，《大明律》中規定有明確的《鹽法》、《茶法》。

鹽法的基本內容是：國家統銷，須專賣許可販售，嚴禁私鹽，不但禁私煎（制）、私販，買者亦有罪，罪止杖一百。特別注意懲辦監臨官吏等參與破壞鹽法的行為。

明中葉後制定的禁私茶的條例、比照私鹽條例處理。

（二）金融稅收制度

明律中專列有「錢法」和「鈔法」，以保證貨幣正常流通。

明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投入流通的產品都依法征稅，並對匿稅者規定了刑事責任。明律中還對外貿往來的稅收有明確的「十稅一」的規定，這表明了維護國家稅主權的嚴正立場。

此外，明律對借貸、買賣及市場管理都有具體規定，並且大體內容與唐律基本相同。

明朝的經濟立法，反映了統治者力圖運用法律調整手工業和商業的意願，這對於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明初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是為中央集權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質基礎，具體表現為削弱和打擊足以構成地方割據勢力的經濟力量，同時也貫徹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不可能形成舉足輕重的社會政治力量。在明朝的經濟立法中，還經常以刑罰的手段處理違反經濟法規的行為，這也反映了中國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制特點。

F.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探索經濟立法的歷史由來和現實需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並且斷然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全會公報全面分析了當前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明了改革開放的方向。指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今後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全會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定：▲決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明確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決定保障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等問題。
意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這次全會為起點，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

G. 概括清政府編訂法院編訂法的特點

清朝法律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變化
1．改變五刑制度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體適用往往有一些改變。笞杖刑可折為板責，每十下折責四板，再除去不足五板的零數。笞十至五十，依次折責為四、五、十、十五、二十小竹板。杖六十至一百，依次折責為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大竹板。[⑥]徒刑一至三年五等，分別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每等遞增十杖。流刑二千里至三千里三等，每等附加杖一百。死刑仍為絞、斬兩等，分為立決和監候兩種執行方式。立決屬決不待時，立即執行。監候適用於罪行相對較輕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後，經秋審或朝審最終裁決。《大清律例》對適用立決或監候的罪名都有明確解釋，對「雜犯死罪」也有一些變通處理，因過失殺人、誤殺人及某些職務犯罪被判處死刑者，往往減等執行徒刑五年。

2．增加法外酷刑
清朝除以上法定五刑外，還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軍、發遣、遷徙、枷號、刺字及凌遲、梟首、戮屍等。充軍創立於明朝，重於流刑，是將罪犯發配戍邊，分為附近（二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邊遠（三千里）、極邊（四千里）、煙瘴（四千里）五等。發遣為清朝新增，又重於充軍，是將罪犯發配東北、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充當駐防官兵的奴隸。遷徙是將罪犯強制遷往千里之外安置。充軍、發遣及遷徙等罪犯可以帶家屬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許，終生不能返回原籍。枷號是一種侮辱體罰性質的附加刑，主要適用於犯奸、賭博、逃軍、逃流或竊盜再犯等罪，是讓犯人帶上重枷，在城門、衙門等公眾聚集或來往之地示眾。枷重者達35斤，枷號時間由三日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種帶有侮辱性質的附加刑，主要適用於竊盜、逃軍、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標記或發配地名、犯罪事由等。此外，清朝還沿用了前代的凌遲、梟首、戮屍等極其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
3．調整刑罰適用制度
在繼承前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清朝對刑罰適用制度有所調整，主要有：（1）擴大自首適用范圍。如康熙時的《督捕則例》鼓勵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慶時規定，在監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歸者，按原罪名減一等處置。（2）加重處罰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盜殺傷之罪，不分首從，一律按首犯論處。（3）實行類推報批制度。清律對唐律的法律類推加以限制，規定「斷罪無正條」者，雖可使用類推，但必須上報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斷。（4）化外人案件屬地管轄。對「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棄唐律分別適用屬地、屬人的原則，改為「凡化外（來降）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⑦]。
4．推行重刑高壓政策
清朝入關以後，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壓制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情緒，極力推行重刑高壓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對謀反、謀大逆和強盜等罪的處罰。凡反逆案犯，不分首從，共謀者凌遲處死，十六歲以上同居男子斬決，十五歲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屬罰沒功臣之家為奴。凌遲犯子孫實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內務府閹割，發新疆為奴，十歲以下幼童亦監禁至十一歲時閹割。清律還擴大反逆、謀叛大罪的范圍。例如：上書言事不當或犯忌諱，常按大逆重罪處罰；「倡立邪教」、「編造邪說」者，比照反逆及謀叛定罪；異姓人歃血訂盟，結為異姓兄弟，也比照謀叛定罪。對於強盜罪，清律規定，但得財，不分首從，皆斬；同時又有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姦汙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侵犯城池衙門等行為，積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財與否，一律梟示（懸首示眾）；響馬強盜，執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者，不分人數多寡，梟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盜行劫官帑、漕船，糧船水手行劫殺人等，也都梟示。
其次，清朝統治者還大量製造文字獄，以語言文字定罪，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控制。據不完全統計，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即達一百多起，常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殺無辜。例如：康熙朝著名的庄氏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錢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號，稱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被人告發，認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發時，庄氏本人已死，仍開棺戮屍，株及家屬，作序、刻印、買書者及未查覺之地方官等七十餘人也全部處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為科舉考題，被認為是詛咒「雍正去頭」，論罪處死。乾隆朝胡中藻詩案：胡中藻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被認為是譏諷朝政，也被處死。可見，清朝的文字獄案絕大多數都是牽強附會、猜忌羅織而成。造成文字獄的根本原因，是滿清統治者加強專制獨裁所致，其中多數案件都涉及到他們最忌諱的「夷夏之防」問題，唯恐漢族士人把他們當作入侵的「異族」。其結果是扼殺了思想、文化、輿論，阻礙了學術的正常發展。
（二）旗人特權的維護
1．保障滿族貴族統治地位
清朝官制形式上標榜滿漢一體，中央六部長官設滿漢復職，但實權操於滿官之手。為了保證滿洲貴族統治地位，清朝特設「官缺」制度，所有官職崗位分為滿官缺、蒙古官缺、漢軍官缺、漢官缺四種，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補授。作為要害部門的重要職位，如中央理藩院、宗人府及掌握錢糧、火葯、兵器的府庫全部為滿官缺，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參贊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滿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職，如迎來送往的驛丞全為漢官缺，不得任命滿人擔任。地方督撫、司道、總兵、提督等雖滿漢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滿官。康熙時漢人督撫「十無二三」，乾隆時巡撫「滿漢各半」，但「總督大都是滿人」[⑧]。直到咸豐以後，由於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力量得以壯大，漢官在地方大員中才漸居多數。
2．保護旗地旗產經濟利益
清朝入關之初，滿洲貴族及八旗兵丁大肆圈佔漢人土地作為私產，得到清廷肯定和法律保護。由於八旗子弟不事生計，奢侈墮落，大量旗地旗產又逐漸流入漢人手中。為了維護旗地旗產等經濟利益，清廷多次申令，禁止漢人典買旗地旗產，並由官府出資予以贖回。僅乾隆時期就四次定例，禁止民人典買旗地旗產；如有違反，沒收其地產房宅，並按律治罪。這些規定反映了清律對旗人經濟利益的特殊保護。
3．維護滿人司法特權
清朝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賦予滿人各種司法特權。凡屬滿人違法犯罪，一般可享有「減等」、「換刑」等特殊優待。例如：笞杖刑可換折鞭責，變相減等；徒流刑可換折枷號，免予監禁服役或發配遠鄉；雜犯死罪和僅次於死刑的極邊充軍，也可換折枷號；死刑斬立決可減為斬監候；竊盜罪可免予刺字；重罪必須刺字者，則刺臂而不刺面。對滿人案件的審理，由特定司法機關管轄；對滿人的監禁，也不入普通監所；宗室貴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內務府監所。
（三）經濟立法的主要內容
1．賦役立法
清朝入關以後，鑒於明末賦斂無度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明令廢除「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加派，並仿效明制編訂《賦役全書》，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頒布，開始建立清朝賦役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登記土地、人丁的等級與數量；計算和確定田賦、丁銀的數量；記載各地承辦內廷及朝廷所需實物貢賦的種類與數量；確定地方所征賦稅的分配與使用原則等。
康熙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轉移速度的加快，農民人口大量流動，原來按人丁征稅的賦役制度已難以保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定額（2 462萬）徵收丁銀，今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五年，廣東各州縣率先實行「攤丁入畝」，把固定的丁銀額按土地畝數平均分攤到田賦中，不再按人口征稅。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將「攤丁入畝」之制推行到全國，從而簡化了征稅標准，減輕了農民負擔，廢除了沿襲兩千年的人丁稅，削弱了農民的人身束縛。
2．工商立法
順治三年（1646年）下令，廢除明朝匠籍制度，將匠戶編入民籍，與農民一體納稅當差，禁止官府以各種名義無償役使手工業工人，使其獲得了與農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時，放寬了國家對手工業的專擅壟斷，除武器製造、貨幣鑄造及宮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經營外，其他行業經過官府批准，並按規定納稅，都允許民間手工業者經營。為了發展私營商業，清朝廢除明末加征的各項稅負，並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康熙六年（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貴族欺壓掠奪商賈，以保護商人的合法經營。康熙二十五年，還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監督商稅的徵收，管理市場物價，規范市場交易秩序。
不過，這些工商立法並沒有改變其重農抑商政策的本質，清朝仍是極力壓制民間工商業發展的。當時，除對重要商品繼續實行官營禁榷制度外，還以法律禁止或限制民間私自采礦，並由戶部和工部廣泛設立征稅關卡，高額盤剝工商業者的經營活動。
3．海外貿易立法
清朝初年，為了阻斷沿海地區與台灣抗清力量的來往，曾多次頒布禁海令與遷海令。順治十二年（1655年）頒布禁海令，規定寸板不得下海，違者按通敵罪論處。順治十八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三次頒布遷海令，強制閩廣蘇浙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越界立斬，致使海外貿易遭到徹底禁絕。康熙二十二年收復台灣以後，開始解除海禁，允許出洋貿易，並設立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台山，今連雲港)四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但是，沒有統一的海關法規，稅率也各有不同。
其中浙江與廣東海關可以接待外國商船，其他主要管理國內沿海貿易。至康熙五十六年再頒禁海令，停止與南洋的貿易，並嚴禁賣船給外國和運糧出口；違者，造船人與賣船人皆立斬。如出洋人留在外國，要將知情同去人枷號三個月，並行文外國，將其解回立斬。外國的商船也需由地方官員嚴加防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規定「一口通商」，外國商船隻能至廣州港停泊交易，由粵海關對外國商船徵收船舶稅和貨稅，總稱關稅。當時嚴格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凡馬牛、軍需、金、銀、銅、鐵、鉛、錫、銅錢、硫磺、書籍、糧食等都不準出口，而允許出口的絲綢、茶葉、大黃等也嚴格限制數量。此外，清朝還規定，在廣州進行的中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壟斷代理商行「十三行」進行，由它充當外國商人的全權代理人，包銷進口商品，代繳關稅，采購各類出口商品。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華行為舉止的保證人，也是中國官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中介人，外國商人的一切請求均由行商轉達，而中國官府對外國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傳達。十三行還在廣州城外開設「商館」，供外商作為來華貿易的辦事處和住所。以上海外貿易立法，束縛民間海外貿易的開展，阻撓中外正常貿易的進行，影響了社會經濟順利發展。
（四）行政立法的主要內容
1．行政管理體制
在清朝行政管理體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一切軍政事務由其「乾綱獨斷」。為了防止宦官專權和臣下結黨營私，清律嚴禁宦官參與政治，嚴禁大臣交結朋黨及內外官交結，犯者按「奸黨罪」處斬。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設內閣「贊理機務，表率百寮」[⑨]，代擬批旨，呈進奏章。內閣大學士名額不定，康熙時多用滿漢大學士四員，雍正時六員，乾隆時增協辦大學士一至二員。內閣大學士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實權遠不及明朝，僅僅具有上傳下達的職權。內閣之外，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南書房等輔政機構。雍正即位後，因西北用兵而設立軍機處，取代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並侵奪了內閣的部分職權。軍機大臣位高權重，只服從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專制極端化的標志。
內閣與軍機處之下，沿襲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設滿漢尚書各一人，滿漢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員外郎等屬官。六部長官對皇帝負責，只能奏請皇帝頒發必要的詔令，無權向地方直接發布命令。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監均有較大裁並，九寺只剩下審理刑獄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馬政的太僕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會的光祿寺和鴻臚寺；五監僅剩下掌國學政令的國子監；只有培養封建統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維持明朝時的地位。
地方政權機關分為省、道、府、縣四級。明朝臨時派遣的督撫已成為固定的省級長官，握有地方軍政大權，但必須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時行政上的獨立性，成為隸屬於督撫的分理地方民財和刑獄的兩個機關。與省平級的行政單位有順天府、奉天府和東北、外蒙、新疆的各駐防將軍轄區以及西藏辦事大臣轄區等。省下設道，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負責聯絡省與基層的關系，由道員主管政務。道下設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經濟與司法等事務。與府平級的機構有廳和直隸州。府下設州和縣，州置知州，縣置知縣，由中央直接派遣。縣下設有徵收賦稅錢糧的里甲和防範盜賊的保甲。
2．職官管理制度
在職官選任方面，清朝仍以科舉取士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
鄉試在省城舉行，由取得秀才資格者參加，通過以後成為舉人。會試在京城由禮部主持，由取得舉人資格者參加，合格後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通過以後成為進士。科舉考試的內容，仍然採取明朝時的八股文，用以禁錮士大夫的思想。取得舉人或進士出身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清朝規定，滿、漢官員均須經過科舉考試，但滿人做官往往憑借特權。科舉考試只是為漢官鋪設的一條參加政權的階梯。正途之外，還有「特簡」、「會推」、「捐納」、「蔭生」等制度。「特簡」即由皇帝直接任用；「會推」是由大臣互推任用；「捐納」是捐錢買官；「蔭生」又分恩蔭、難蔭和特蔭三種：恩蔭主要用於三、四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子孫。早在順治時便規定：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學習期滿後，按其父輩的品級授予官職。
在職官考核方面，清初沿用明朝的考滿法。康熙四年（1665年），廢除考滿法，實行「京察」與「大計」。「京察」是對京官和地方督撫的考核，每三年舉行一次。京察結果分為稱職、勤職和供職三等，按考核等級實行獎懲。「大計」是對督撫以下外官的考核，也是三年一次。大計分卓異與供職兩等，按等予以獎懲。京察與大計的標準是統一的，即「四格六法」。四格是從守(廉、平、貪)、政(勤、平、怠)、才(長、平、短)、年(青、中、老)四個方面對官員作出評價；六法是從「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個方面處理不稱職的官員，具體作法是不謹、罷軟無為者革職，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調，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優異者可以得到引見、陞官、晉級、賞賜、封贈等獎勵，考核差劣者則給予罰俸、降級留任、革職等處分。
在職官監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襲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為監察機關，長官為左都御史。為了集中皇權，雍正元年（1723年），將六科給事中並於都察院。六科給事中與十五道監察御史合稱「科道」，分別負責對京內外官吏的監察和糾彈，使監察機構實現了一體化。當時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將軍機處以外的所有機關和官員都納入監察稽違的范圍之內。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左都御史為議政大臣，參與朝政決策，充分發揮科道官作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則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別對府、州、縣官員進行監察，同時廢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H. 什麼是禁榷律法

禁止民間私自貿易鹽鐵茶酒等物資而由政府專賣。

禁榷(jìn què)是中國古代政府對某些商品實行專賣，限制民間商業貿易，藉以擴大財政收入的一種方法。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范圍一般包括鹽、酒、茶等，關於這三者的律法也最為重要和完備。宋代還把礬、鐵、煤等列入禁榷物品。
禁榷(jìn què)是中國古代政府對某些商品實行專賣，限制民間商業貿易，藉以擴大財政收入的一種方法。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范圍一般包括鹽、酒、茶等，關於這三者的律法也最為重要和完備。宋代還把礬、鐵、煤等列入禁榷物品。禁止民間私自貿易鹽鐵茶酒等物資而由政府專賣。《宋史·食貨志下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榷鐵貨，方田增稅，榷酤增價。」

I.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J. 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的特點和影響

鹽鐵專賣制度：專賣制度，即由國家對某項產品的生產、買賣進行壟斷的制度，在中國古代，專賣往往被稱為「禁榷」。禁榷制度是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國家控制工商業的最主要的法律工具。利用這一法律制度，國家得以壟斷一些日常工商用品的生產、銷售，利用壟斷價格獲取高額利潤。其中鹽、鐵是中國古代專賣立法的最主要對象。
①專賣品的生產、收購、調撥、銷售由國家設立的專賣機構或特許的單位、個人經營。
②專賣品的價格由國家統一制定。
③專賣利潤歸國家所有。
④運輸專賣品必須有專賣機構的證明。
⑤對違反國家專賣制度的，要給予經濟制裁和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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