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法學說

❶ law和laws的區別

law作為名詞的意思
n. 法律；規律；法治；法學；訴訟；司法界

laws 除了作為law的復數形式外，還有專門的意思：「規律; 法則; 定律; 原理；規則（尤指藝術或比賽中的）」，比如說：
the laws of perspective 透視法
the laws of harmony 和聲法
the laws of tennis 網球規則
the laws of motion 運動定律

❷ 從刑事訴訟法治透視反對自證有罪原則 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慣用演繹法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註：這里所說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和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兩種「理想化類型」，只是在某種理論上的抽象設想和誇張化的「觀念」或「模式」。在實際政治生活及意識形態中以及社會人類學中，並不存在上述純粹的絕對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審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職權行為中常常呈現出對兩種模式的傾向性。）教條式地推斷：所謂法律是被強加於所有法律主體之上的一系列實體性規則。這一傳統觀念將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實施實體法的輔助性工具，而實體法，正如大陸法系一直強調法律的實體方面一樣，則是國家專政權力機構發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註：在這里需要對法律的實體方面和程序方面並列的觀點從程序法的價值上作進一步解釋。第一，不要把程序規范與實體規范之間最顯著的區別誤認作是理所當然的和不證自明的事；第二，問題在於法律是如何通過實體與程序兩種規范而實現的，而不是僅通過其中某種規范單獨實現的；第三，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法律在社會關系中真正的職能作出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當的認識。）正如凱爾森所言：法律的職能是對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的對抗性關系所導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邏輯的、無理性的無秩序的結果所實施的強制性命令。（註：參見凱爾森（kelsen）：《純粹理論的法律》，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義法哲學派（註：參見昂格（ynger）：《知識和政治》，紐約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頁。）從不墨守成規，他們以歸納法合乎實際地認為：所謂法律是為了解決各種沖突而使用的救濟手段。（註：譯者註：自由法哲學派，是對當時盛行於歐洲大陸的概念法學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學的反叛，其觀點的主要特徵是：成文法並非法的唯一淵源，重視社會現實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張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允許法官依據正義原則加慣例自由地創製法律規則。）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對法律職能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機。它把以和平方式解決沖突作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當前的實體性規則作為訴訟程序次要的鋪墊。程序法追隨實體規范的同時，也在反作用並檢驗實體法，以及創造性地或反其道地運用之。只有在這種法律傳統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聲稱：「法律的生命不在於其邏輯性，而在於其經驗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僅於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們忽視的職能在於：規范和限制國家公共權力的運用。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程序法具有非依賴於實體法的獨立價值。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就法律傳統而言，兩種法哲學（註：也可以說「兩種刑事訴訟模式」。）相比較哪一種更為正確和合理，也就是說哪一種更能充分地體現法律的職能所在。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的一個分支，並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義。因為從起源來看，所有法律都源於私人沖突。（註：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沖突才是典型的法律關系。所有的實體法從形成之時起，其職能取向就是為了阻止違反契約等私人沖突的發生和補救民事侵權等行為造成的後果，法的公共職能實質上是從這些原始職能中派生出來的。 （註：參見 von bar：《羅馬刑法史》（波士頓1916）。雖然von bar 對此未能專門地說明，但書中顯示出羅馬帝王，特別是奧古斯都大帝對已建樹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結構進行開拓，並以懲處判國罪為開端在其私法中強行植入刑罰功能。而在此之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的法律中，人身傷害等行為仍被規定為民事侵權行為。具體內容參見h ·伯爾曼（berman）：《西方法律傳統的變革》（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而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國家機器的基本要素和維護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並非隨著國家產生就具有法律的職能。確切地說，只有當國家在法庭審判的對抗性訴訟過程中，作為一個在程序上與罪犯平等的當事人出現時，它的強制約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職能。在歷史上，英國的大憲章（1215年）和貝卡利亞的《犯罪與刑罰》（1764年）（註：切薩里·貝卡利亞：《犯罪與刑罰》（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65年）。） 是這一認識發展的里程碑。顯而易見，受大憲章等國家憲法調整的民主國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與專制國家的刑法典與刑事訴訟法典相比，雖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國家裡，刑事訴訟必然通過對抗性司法程序進行，國家在原則上處於原告的地位，面對法官和陪審團接受審判；而在專制國家裡，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只是由國家一手操縱的鎮壓工具-一個所謂裁決私人沖突的欺騙性贗品罷了。

為了更簡單地回答這個理想化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如下兩種假設，它們分別代表糾問式和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的極端化情形。首先，讓我們假設，在一種極端化糾問式模式中，法律是權力至上和萬能的上帝主持正義的工具，那麼主持正義所依據的實體性規則就代表了一種「絕對道德」，而程序僅僅是執行這些道德規則的工具。顯然，上帝對人間的一切事實都能夠直接感知和認識，認定事實對於無所不知的神聖權威簡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轉瞬之間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錯綜復雜並作出裁決，用代表著「絕對道德」的規則對違反正義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在上帝的裁決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顯得多餘。其次，與以上極端化的糾問式模式相反，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更接近人類的境況來反映對抗式模式。在斐濟島或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森林裡生活著原始共同體，其社會成員之間時常發生沖突。共同體通過讓沖突雙方進行角斗來解決爭端。事實上，此處正義的裁判就取決於體力的強弱。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爭斗」使社會的群體關系轉變成為個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必須用一些「規則」對個體的行為加以約束。

國家及其訴訟制度自其產生之時就是為了禁止藉助武力解決個人沖突。（註：羅馬《12銅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條規則是：「如果你被傳喚出庭，你必須去！」該條款基本的法律含義是：（1）所有沖突應通過合法程序加以解決；（2）禁止採用「自助」，被告人必須出庭經過審判後才能定罪和處罰，這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重要的程序規則，不允許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論著《法律與馬克思主義》（ink links，倫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中，對羅馬法這一規則做了生動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證的龔普洛維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權利和社會主義》（innsbruck，1881）中的論斷（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產生於個人間的爭紛」，這是我們最初的前提之一。作為平等（無武力）的當事人間的對抗程序的民事訴訟是解決社會爭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訴訟則是從民事訴訟這種形式中演化出來的。）禁止使用武力解決沖突這一規則在職能方面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證明這一點也並非難事。首先，假設國家不復存在，這一規則也被破壞殆盡，社會上的武力就會四處泛濫，出現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次，假設任何沖突都訴諸武力這一社會倒退方式來解決的話，法律程序就會成為多餘之物。上述兩點也反過來說明了國家必須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時，國家必須制定法律，並依法通過司法裁判來解決沖突，以替代以武力解決沖突。

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公正作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控制社會，與之相關的是智能、創造力、道德規范等價值觀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決沖突將可能使社會文明的發展毀於一旦，所有這些價值觀念都會被戰爭和無政府的混亂所湮滅。換言之，法律本質並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認可的規則，或法哲學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義。反之，法律的本質是否定的。它僅僅是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詞所蘊涵的邏輯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邏輯。然而，關鍵並不在於公正的邏輯，因為即使法律毫無邏輯和正義可言，它也會執行其社會職能。（註：參見凱爾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說國家或世界的和平僅僅是連續宣戰的結果。法律，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對社會上那些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人宣戰。國家制定出對武力有威懾力的各項刑事法律，以法律為武器，象持著德莫克利斯的劍一樣向社會上的任何沖突宣戰。

可以看到，自然的爭斗是程序和實體的有機合成，如：戰爭、原始競技等，在程序和實體規則之間沒有人為的分隔。對於自然爭斗而言，所謂的程序就是戰斗或運動本身，而判斷輸贏的實體標准也是競技的一部分。

但是國家的建立，自然爭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產生，使自然爭斗被杜絕。沖突的解決分化為兩方面：程序和實體。比如：誰是最好的網球選手，事實上不再是由打比賽決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為的仲裁來決定。這些人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決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實體標准，如，速度、靈活性、耐力等。
當然，一定會有人譴責：「法律並非體育比賽。」但說話的人並未考慮這里的問題不在於事實是否是「體育比賽」。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任何的沖突和爭斗本質上都相當於一場「體育比賽」。在這種富有試驗性的比賽中，當事人雙方都各持勝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對峙、爭斗。
從某種程度上准確地說，在法理學中，將法律隱喻作「體育比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認為：法律的首要職能是取代以下各種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包括個人當事人之間（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以國際公法取代）的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決沖突的某些場合下，我們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優勢（協商、調解、裁決、外交談判）與實體意義的消弱（公正、道德等）。當然，對於解決國際間沖突的實體法標準的缺失，其原由很簡單，因為在沖突雙方之外沒有第三國（超主權國家）來強行維持和平（實體法標準的代理）。

上述內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實體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職能在於達到程序性的和諧，相比之下，邏輯和實體正義的成分處於第二位；第三，事實上，訴訟程序並非「體育比賽」，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實體邏輯通過程序取代了比賽中的武力試驗邏輯。以公正的邏輯代替武力的邏輯是法律本質的全部所在。其維護社會安定的實體功效是根據在訴訟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說，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這一首要規則的基礎上，替代武力解決沖突的各種法律程序隨之產生。而從訴訟程序中衍生出的實體規則（由此也產生了人們對實體「正義」的錯覺）則居第三位。給人們以「正義的觀念」的實體規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實質上，它是人們在運用邏輯方法解決沖突的長期司法程序中的經驗積累。
隨著文明的發展，國家作為禁止訴諸武力的保證人和武力的壟斷者，同時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當事人。就事實上來看，國家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為了維護正當的程序，國家必須杜絕使用武力。由此，國家才需要程序法來防止自己成為強權壓服者，而反對自證有罪原則便成為制約司法專橫的武器。

❸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是的，這有一文：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這看似是一個簡單的話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千百年來卻一直挑戰著法律人的智慧。「法學」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語「juris prudentia」。這個詞是由兩個詞即juris和prudentia組合而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權利、正義，後者的意思是智慧或實踐智慧，兩者合起來的意思是法的智慧或法的實踐智慧。魏德士在其《法理學》一書中認為，該問題並非無病呻吟、無關宏旨。因為，法學的科學性實際上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即「我能夠信賴法的內容嗎」？這實際上就是指法律問題是否具有確定性答案，能否憑借人們的經驗和理性思考加以認知。如果有答案，那麼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確定的？

一

法學是一門研究法律現象及其規律的學問。法學知識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行為，進而作用於社會，人們通過法律規范來建立社會的規則秩序。在現代社會，法學和經濟學等學科一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特別是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運用，經濟學實現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與研究，因此，人們可能並不懷疑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但同樣作為社會科學，法學問題的共識性相對而言，似乎主觀性更強，容易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一個問題，往往出現甲說、乙說、折衷說，甚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這也導致了長期以來的一個爭論，即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取決於對法學及其內涵的科學界定。在對法學的內涵進行界定之後，如果認為法學符合科學的標准，則應當屬於科學的范疇，反之則不屬於科學。應當承認，「法學」一直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是幾個世紀以來困惑法律哲人的重大課題。例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曾經從法學受立法者的影響以其固有的本土性等方面出發，認為法學不是一門科學，並提出「人們可以問道，有哪一門科學，竟需仰賴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於明日遭廢棄，使於某處為假之事，於他處為真？有哪一門科學，竟需受國家邊境界樁所限？」在他看來，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普適性，就像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法學具有很強的本土性，顯然不是科學。我認為，耶林的這一觀點失之過簡，並不全面。事實上，法學本身也有許多普適性的價值和規律，例如，法學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民法上對合同的成立與抗辯、對財產權的保護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規則；刑法上對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制度的規定，也是現代國家一致採納的制度。更何況，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法學所研究的內容、范疇等越來越具有趨同性。即便我們承認法律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是一門科學。如果將科學僅僅定義為一種認識人類社會、包括特定區域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方法，那麼無疑法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科學的特徵。

法學是否是一種科學？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首先需要對科學的內涵進行界定。知識界歷來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類，並依據這種劃分標准形成了三套不同的知識體系。人文科學是以人的社會存在為研究對象，以揭示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的科學。自然科學注重對客觀規律、定律的探索，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客觀性和普遍適用性。但社會科學的研究則注重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其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研究者個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和生活背景（background）的影響程度較高。這就使得不同研究者在同一問題上的研究結論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尤其是在不同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很難說不同的研究結論之間有對錯之分。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主要用於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而不同社會的具體情形不同，其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性較強。有人將其稱為一種「本土性知識」(domestic knowledge）也不無道理。法學就其性質而言，屬於社會科學的范疇，因此，不能因為法學不是自然科學就否認其是一門科學，而應當按照社會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判斷標准來進行界定。

二

方舟子在「科學是什麼」一文中，曾經援引了美國學者伯恩斯坦（Root-Bernstein）的觀點，即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屬於科學，要看其是否符合邏輯的、經驗的、社會學的和歷史的四項標准，缺一不可。我認為，伯恩斯坦的這個判斷標准應當是對社會科學的判斷方法，可以用於判斷法學是否是一門科學。而按照這個標准判斷，法學符合伯恩斯坦標準的四個要素，應當是一門科學：

一是邏輯的標准。邏輯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的思維過程。法學具有自身的體系，而該體系是按照一定的邏輯標准來構建的。現代法學知識和法學論辯也是以邏輯學為基礎的。法學具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對象，是人類認識和運用一切法律現象活動的集合體，其不僅包括對法律的形式性描述，還包括對法律性質的哲學思辨以及對法律操作技藝的抽象和總結。依據這些研究對象的不同特點，法學學科又可以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比較法學等二級學科。這樣的層級劃分適應了學科對象的差別和「術業有專攻」的社會分工規律。依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各個部門法都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邏輯體系。法學不僅具有自己獨特的體系，也以邏輯嚴謹為其重要特徵。

二是經驗的標准。法學理論是對實踐的總結，並可以通過實踐加以運用與檢驗，具有顯著的經驗性的特點。科學的基本特徵是具有可觀察性和可驗證性，也就是卡爾·波普爾所說的可證偽性。我們說法學是一門科學，但必須強調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說過，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現代社會普遍認可「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網路全書」的論斷。在這一點上，法律的實踐性明顯地區別於哲學、文學等人文科學。在不斷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法學的理論基礎也在不斷完善。在羅馬法中，法學被稱為真正的哲學（vera philosophia），或者說羅馬人的民族哲學，因為其基礎是羅馬人在實際生活中長期積累的經驗。而從自然法學到概念法學、利益法學和自由法學，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學者都在努力探究法學發展的基本規律。當前英美法學研究中的實證法學、法律經濟分析等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即便是近幾十年興起的法律現實主義和批判法律運動，也無法否認法律及其發展在很多方面是要受到客觀約束的。正是因為法學方法在起源上的實踐品性，使其能夠被人們以經驗和邏輯加以認識、抽象和總結，並反過來作用於社會生活。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無論法學怎麼分類，其核心是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因此非常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分析，強調法律的實際運用。法學工作者的任務事實上並不僅僅局限於構建法律的概念和體系，以及對概念體系進行理論描述，還應當在此基礎上對法律這一社會調整工具的實際運用及其方法給予積極關注和深入思考，從而實現霍爾姆斯所說的將「紙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轉化為「現實中的法」（law in action）。法律的精髓在後者，而不是前者。即便我們對於法律文本的價值做出了准確、科學地判斷，但如果不能通過法律適用體現在具體的個案中，那還是一種象牙塔式的形而上研究。與之相類似，即使對於部門法中的每一個具體規范都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不能把握法律適用在實際操作中的一般方法、規律，仍然不能准確、嫻熟地將具體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之中，並實現公正裁判。因而，法學是在實踐中產生，其發展也是為了指導實踐，從而使法學成為治國理政、經世濟民的學問。

法學是一門符合邏輯、符合經驗和社會歷史演進規律的社會科學，是一種人類通過理性認識事物、且能夠為人們所反復使用的方法，即我們所稱的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法學也具有一定的確定性，甚至在大量問題上體現出了較高的確定性。人類社會存在著一些不可更改的基本規則，例如，遵守允諾、勿害他人、欠債還錢、尊重他人生命、保護人身安全等等。無論是自然法學派，還是法律實證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都存在著高度的共識。相反，並非所有的自然科學都具有確定性，或者都能夠被理性所驗證。哈佛大學昂格爾教授在《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一書中舉例到，關於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重要自然科學命題，很難說「大爆炸說」與「漸進擴張說」之間哪一個就是絕對的真理。且這些理論也很難得到科學的證明，但我們並不能否認「宇宙形成理論」這一問題的科學性。

三是社會學的標准。這一標準是指針對社會生活現象，能夠把握認知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斷根據社會生活的發展提出新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顯然，法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其具備這些功能。法學就是研究法現象的學問，法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從法的運行活動和現象中把握其發展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相應的知識體系，從而指導特定社會的法律發展活動。具體而言，其一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立法機關意圖實現的價值也要通過對權利義務的調整和規范予以落實。而權利義務關系正是法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法學家需要以現行的法律為研究對象，但又不能囿於現有規則，而應有一定的超前意識，從法律發展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的目標以及完善的方向。所謂科學立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理論的指導。這些指導可適用於立法的制定與修改、法律適用效果的評估等所有領域。其二是法律適用的規律。法學需要研究文本，並指出這些文本判例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有效的運用。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通過具體適用法律解決具體的各種社會問題。其三是法律在整個社會治理中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產生的實際影響。法學需要認識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及其與道德、宗教、政治等各種社會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法學在認識社會中形成自身的知識體系。

四是歷史的標准。一門知識能否成為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歷史的演進過程。事實上，法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法，歐洲最早的大學即1087年的博洛尼亞大學，其最初開設的主要課程就包括了法學。在中世紀，法學與邏輯、修辭、神學等一起，成為歐洲貴族子弟必須學習的科目之一。而中國的法律制度史則可以追溯得更遠。由此可見，法學比許多近現代才出現的自然科學要具有更為悠久的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雖然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會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但各個法律規則並非憑空而來，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以現代大陸法系民法規則為例，其基本理論框架主要來源於古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學具有厚重的歷史積淀，由此也決定了我們是可以在法學這一歷史性知識中尋找規律的。

三

另外，任何科學都應當遵循一定的方法，離開方法的科學就不能稱之為科學。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取決於其研究對象。因此，討論法律科學的方法及其特徵，首先需要考慮這門科學到底研究什麼。從研究對象上看，法學主要是關於法律的性質、制定與執行的學問。法學至少具有兩個維度。在第一個維度上，法學關注的是那些寫在文本上或者表現在判例中的法律規范，包括其形成、解釋和適用。所以，法學採用的規范分析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等是法學獨有的方法。在第二個維度上，無論是法律文本還是判例，其背後反映的都是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關系發展規律。在這個維度上，法學研究應當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上關注社會關系及其規律，包括這些關系的人文性和社會性。只有在對各種社會關系的社會性和人文性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之後，所制定的法律規則才具有妥當性。為此，法學需要廣泛採用倫理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各種學科的方法。但是，由於法學本身所要求的「規則性」及「規則確定性」，其它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必須要服務於法學自身的特徵。古往今來的自然法學、社會連帶法學、歷史法學、功利主義法學、利益法學、社會法學、法律現實主義法學等各大學派都致力於對法律的社會功能及其屬性進行研究。雖然各種學說之間存在很大的方法分歧，但這並不影響各學說秉持者相互之間就學說本身形成一些共識。因為這一原因，法學也需要藉助多個學科的知識才能夠全面的理解和研究法現象，因此其在西方常常被稱為「博學的學科（a learned discipline）」。

應當看到，在英美法國家，法學教育是作為一種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ecation）來進行的，其宗旨在於培養職業的法律人，法學也逐漸形成自身的知識話語和體系。但並不能因此否認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畢竟法學教育和法學自身的體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二者相互影響，但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這就是說，法學形成了自身的科學體系，但如何將其運用於教學以及採用何種方法進行傳授，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便在英美法國家，也從來並未因為法律的職業化特徵而否認法學的理論性，這些國家仍然十分重視對法學知識體系的研究。

魏德士在討論「法律是否為科學」的命題時，認為應當堅持法律的科學性，其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強調堅持法律的可信仰品質。這就是說，如果認為法律不是科學，那麼，法學可能走向法律虛無主義和個人專斷主義。如此一來，法律不僅不能經受理性分析的科學檢驗，甚至可能成為權力濫用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分子通過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來屠殺猶太人，並通過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正是法學虛無主義和專斷主義的後果。法學是一門科學，可以帶給人們以理性的思考，立法者會運用理性的思維去制定法律，而不是將法律完全變成一種純粹主觀的臆斷。而司法者則運用理性的思維去發現法律的精髓和立法意旨，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而這將使法治文明真正結出豐碩的果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法學是否為一門科學，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法學，歸根結底，是一門科學制定法律並准確適用法律的學科。法學是一門科學，需要構建其自身的理論體系，但法學不是象牙之塔，不能僅僅滿足於概念、體系的自我周延，更應當以解決實踐中具體的法律問題為目標。

❹ 關於法理學的兩個小問題

由於現復在世界上各個製法學流派關於法的本質莫衷一是，所以很難給出一個標準的答案，只能從我國對於法的本質的主流理解回答你的問題，既然是考試，官方說法應該會妥當些。以下是官方說法：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按照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來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一、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認為，法的本質：1、法首先是反映和體現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人、集體的利益和意志。2、法所體現的意志並非憑空而來，是要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3、法所體現的意志具有客觀性。
二、法的本質包含兩個方面：第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第二、法的內容是由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1、權利和義務是一切法律規范、法律部門，甚至整個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
2、法的運行和操作的整個過程和機制都是圍繞權利和義務展開的。
所以說，權利義務是法的核心問題。

以上意見希望對你的考試有所幫助，如果可以，望採納該答案為最滿意的答案。

❺ 一些關於法律的問題

法的現象是直觀的、感性的，又是具體的、豐富的。對法的現象的准確把握有助於揭示法的本質，對法的本質對科學抽象又有助於說明法的現象。但是，研究法的現象與研究法的本質有著不同的領域、思路與意義。法學研究有所深化的標志之一，就是藉助現代方法論變革的成就、立足於法的意義，探索、開拓法的現象領域。從法的意義出發．法的現象是綜合的、整體的、動態的范疇，而法律的意義則是在法律與其它各類社會規范的比較之中獲得的。只有把法律視為並實際作為法的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使法律與法的現象的其它要素相結合，才能顯示出法律的作用及法的現象的整體效應。我國法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都與法的現象觀念的整體變革密切相關。

作者葛洪義，1960年生，1987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現為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陳年冰，女，1962年生，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講師。

法的現象是具體的、活生生的、瞬息萬變的。它每時每刻都在具體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下，在不斷地發展運動中創造和豐富自己。直觀並不意味著簡單，最具體的常常又是最復雜的。因此，對於法的現象研究，人們理應給予重視，同時，重要的不是探討現象本身是什麼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而是探究如何揭示有意義的法的現象。本文僅就法的本質與法的現象、法的現象與法的意義的關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哲學的若干理論與方法問題談些自己的認識，也可以說是，試圖對法的現象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方法做些論證工作。

一、法的本質與法的現象

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既是法的概念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范疇。它們具有不同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意義。

法的現象是指能夠經驗的、憑直觀的方式可以認識的法的外部聯系的總和，是直觀的感性對象--法本身；法的本質則是深藏於法的現象之後以至憑借直觀的方式無從把握的法的內在聯系，是人們對可感知的法的外部聯系的真實本源的一種主觀把握和理性抽象。所以，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作為獨立的范疇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科學的法的定義既要能夠反映法的現象的最一般的內容與特徵，又要能夠透過現象的表面關系揭示其深層次的本質。離開了現象，法的本體認知就無所謂意義；離開了本質，法的本體認知就無所謂價值。兩者相互制約，構成統一的法的本體認知的兩層次。同時，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又是兩個相互獨立、認識上不宜合而為一的范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經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與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①法的現象研究既可以用於科學地闡述法的本質，又有自己直接的現實的功利目的；揭示法的本質或許有助於深刻認識法的現象，然而卻不能代替法的現象本身的研究。如果將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研究混為一談．其結果只能是或者將本質視為現象，或者將現象視為本質，從而導致認識上的混亂與錯誤。因此，法的現象有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

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還遵循著兩種不同的研究思路。從法學發生學上看，各國法學幾乎都出自一個共同傳統，即對法的真實本源和假想中的作用的追尋，而作為感性對象的法本身則變成了次要的、派生的。如古代思想家對法即公平正義的普遍認同、經院哲學大師托馬斯·阿奎那的支配人法的神意、歐洲啟蒙思想家的理性、黑格爾關於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等觀點，顯然已經都遠遠超出了感性對象本身的范圍，而是試圖表徵法的深層本質的一種抽象。它一開始就不是感性現象的符合而是對法的現象背後的萬變不離其宗的基始的探究，是試圖用某種永恆不變的人類的精神力量去闡釋、規范、限制豐富多彩的生動的法的現象世界．這就難怪黑格爾寧願把法哲學視為哲學的分支。康德則承認了現象研究的價值，他無奈地宣布：本體屬於彼岸世界，只能信仰不能認識，現象才是知識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19世紀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無疑具有變革精神。盡管這一學派的思想家因主張法的性質存在於法自身而法又是主權者的命令或規范體系以致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他們確實憑借對法的現象的研究推動了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進程，強有力地論證了法的現象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首創的歷史唯物主義法律觀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法的本質的。他們指出：「法的關系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針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施蒂納把法歸結為自由意志、把現實的法歸結為統治者的意志的唯心主義法律觀，明確指出：國家權力與法的現實基礎是個人的物質生活，即他們之間相互制約的生產方式與交往形式，「而且在一切還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階段上，都是完全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現象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③這些觀點一方面指出了以往的思想家們關於法的本質的論述的錯誤所在，另一方面也道明了歷史唯物主義關於法的本質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必須從法賴以產生、發展的物質生活條件中去尋求法的真實本源，法的內容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可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本質的基本觀點是沿著法與一定社會物質生活之間的關系的思路形成的，但職業法學家在關注法的現象本身的研究時，卻應該探求新的恩路、新的方法。

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的研究實際上也具有不同的意義。研究法的現象並非僅僅為了揭示法的本質，而研究法的本質也決非只是為了闡明法的觀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法律觀的唯心主義實質，認為施蒂納等人把法等同於意志、觀念，事實上是把現實領域的斗爭轉化為觀念領域的斗爭，其結果是，「他只是指出一項道德要求，即人們把『我』對這種政權的關系在形式上加以改變」，對待現存政權本身，他則沒有絲毫的認識，也就完全不打算攻擊它，說到底，他只是「在與現存政權的神聖靈光(風車)作斗爭」。所以，「盡管青年黑格爾派思想家們滿口講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詞句，而實際上他們是最大的保守分子」。④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法的本質的研究．其價值指向是為了揭示法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從而指出一條消滅資產階級國家與法的特殊道路。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只要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競爭成為多餘的東西，因而還這樣或那樣地不斷產生競爭，那麼，盡管被統治階級有消滅競爭、消滅國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們所想的畢竟是一種不可能的事。」⑤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法總是與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它的存在與否，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當施蒂納提出一種虛無主義法律觀時，馬克思恩格斯立即指出：「聖桑喬對法的全部批判只限於把法律關系的文明的表現和文明的分工說成是『固定觀念』、聖物的果實，而關於沖突的野蠻表現和調停沖突的野蠻方式，他反而為自己保留下來。」⑥顯然，即使是剝削階級的法律，也有野蠻與文明之別。那麼，通過法律現象研究，我們可以使法更好地反映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要求，為進一步研究法的本質創造條件；通過法的現象本身各種問題的研究，亦可以揭示法律關系的文明表現和文明分工，揭示和說明法的現象的獨特意義，充分發揮法的現象的價值。法的現象的獨特性只有通過觀察法的現象本身才能予以把握。歷史唯物主義法律體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任務，是為了闡述法的產生、發展，消亡的客觀規律，這也是一切社會上層建築現象產生、發展、變化的共同規律。它不是為了研究法的現象的獨特性而產生的，也就不能就法的獨特規律進行深入論述，而是把這一任務留給了後人。鑒於此，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發揮社會主義法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獨特作用，深入探討法法的操作層次諸問題，就不能不就法的現象展開研究。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形式是確定內容之為內容，是此不是彼的全部特點，從而使內容不同於無特徵存在的不確定性。」⑦

根據以上三方面的分忻，我們以為，把法的現象作為相對獨立的命題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既有利於法律的實際操作效率最大化．又可以促進法的本質的進一步思考。

二、法的意義與法的現象

法的意義是現代法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現代法學的進展不僅體現在運用科學手段揭示法的意義，而且還在於把採用逆向思維即通過法的意義揭示法律現象視為研究的動態手段，進而得出必須綜合考察法的現象的社會學結論。實現了對法即規范這一傳統法觀念的超越。

意義是個關系的范疇，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指事物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一事物對它事物所具有的產生或能夠產生一定後果的獨特影響，這時的意義含有價值的意蘊；另一層則是指事物發生作用和作用方式的獨特性。借用現代語言哲學的術語，前者表明事物的意義代表事物的一定的意向性，後者顯示事物的意義還反映了事物的一定的指稱性。從意義的雙重性入手，可以認為，法的意向性是指通過依法調整、控制人的行為表明法的顯在的或潛在的思想意向，從而反映法的目的性；法的指稱性是指法總是表徵一種特定現象，它可以通過其現象自身內容的交互作用和形式合理性達到其他社會現象無法企及的目的，表明了法的特殊性。簡言之，法的意義就在於它能夠通過自身的特殊性達到一定的社會目的。確切地說，法的意向性指向法的本質，法的本質決定法的社會效果；法的指稱性指向法的現象，法的現象決定法的實效。法的本質研究的直接意義是促使法律對社會發展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法的現象研究的直接意義則是促使法律切實得到實施和實現。

憑借從可驗證的事實出發把握法的特徵與實效、進而探討法的內容與本質這種功能分析手段，法律社會學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國，通過法的意義全方位透視法的現象這一富有研究價值的領域卻尚未得到相應重視和有效把握。法的實效是由法的現象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法的現象是由彼此相聯的各個要素共同構成的，任何一個單獨的要素都不能導致法律實際效果的產生。作為一個整體．法的現象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特定關系--結構，決定著法的實效。結構不同，法的意義也不同。因此．研究法的現象，不僅要從法的現象內部的各個要素去認識它，更要從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它，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皮亞傑(J·Piaget)曾舉例說明這一問題：「以語言來說，由詞構成句子，句子的意義由其整體決定，而不是由獨立的各成分決定。」⑧眾所周知。在現代社會，經由合法的立法機關依據一定的合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這也僅僅是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規范標准，這一標准並不能自然轉化為人的自覺行為，它本身並不包含其得以實現的全部必要條件。孤立的規范、盡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根本不足以覆蓋法的全部現象，因為它沒有法的實際約束力。因此，法的現象是一種系統的社會調整機制，最低限度也應包含它能夠護法律的權威機關。法的意義與它的結構密切相聯，意義產生於結構之中。

以結構的觀點分析法的現象雖屬鮮見，但對法的現象的全方位考察卻由來已久。龐德曾經指出，法學家意義上的法的第一種含義是法律秩序，而在發達社會中才出現了法的第二種含義，即「法是一套權威性的審判指南或基礎」⑨。實際上．把法的現象的范圍擴大到維護法律的權威機關--司法機關及其活動，除了法律必須得到有效實施這一重要理由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即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司法活動予以必要補充。依照自然法的理論，「只要通過理性的努力，法學家們便能塑造出一部作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機械地運用的完美無缺的法典。」⑩這種觀念在我國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以至於人們總是把法與規范性法律文件相等同。但是，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法官恪守完美無缺的法典完全是不可能的。首先，法典不可能完美無缺。社會本身是發展變化的，立法者的預見能力則是有限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為各種社會關系設定或正確設定永恆的行為標准。法律內含的穩定性與社會固有的多變性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矛盾之處。因此，從歷史的縱向發展看，法律難以完美無缺。而且，從社會的橫斷面看，規范性調整的對象是一般的人和事，它不可能為具體的各個行為設定行為模式。然而，人與人是不同的、事與事也總存在一定細微差別，正如弗蘭克所說：「每個糾紛都是獨一無二的。」⑾法律作為一般的行為標准很難直接體現與實現個別正義；其次，法官不可能完全恪守法律。法官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機器，他不可能機械地適用法律。必然在適用法律時摻雜自己對法律的各種理解與認識。所以，對於同一個案件，法官們往往意見相左，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意見一致，才屬於非正常。即使能夠排除法宮職業能力、道德水準等變數，這種情況也准以避免。哈特曾從語言的不確定性出發推導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必然性。他指出：「由於這些規則本身就是語言用法的一般規則，並且由那些它們本身就需要解釋的詞彙構成，它們不能比其它規則為自己提供更多的解釋」，「語言固有的本質對一般語言所能提供的指導也有一定限制」。鑒於此，這位分析法學的泰斗對傳統的實證主義法學進行了批評，指出，「形式主義或概念主義法律理論的人所共知的弊端存在於這樣一種態度中，一旦一般規則已制定出來，他們便逐字地解釋那種企圖隱藏或把這種選擇的需要降低到最小限度的規則，這樣做的目的是使規則的含義凝固化，使它的一般詞彙在它的各種應用中出現問題的場合下必須具有同樣的含義」。他由此而承認，法律規則存在一個「開放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很多東西必須留給法院來發展」。⑿盧埃林在對司法實踐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更為極端的觀點：「那個根據規則審判案件的理論，看來在整整一個世紀中，不但把學究愚弄了，而且也把法官給愚弄了」。⒀弗蘭克則認為，這種法觀念是一個「基本的法律神話」和兒童「戀父情結」的殘余。⒁上述觀點，有些可以說是極端偏激的，但就提示注意司法機關及其活動對法律的整體影響而言，應該說是有借鑒意義的。法律畢竟是紙上的規定，而法官對案件的裁決與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則是可能的。

早在70年代以前，前蘇聯學者就對法的現象做出了一種更為寬泛的解釋。他們在研究法的一般概念時存在四種觀點，即「規范說」，認為法是一種規范體系；「形成過程說」，認為法律規范的形成過程必須到客觀物質生活條件中去尋找；「社會學說」的觀點頓向於法不是規范的總和而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活動。如馬爾采夫提出：「法首先是社會生活本身」；亞維奇則指出：「如果在一定條件下，法律規范不能在人們實際行為中實現，那麼，它就是沒有用的、沒有生命力的，就不是發生效力的法。」顯然，「社會學說」的觀點對法的現象的理解更為寬泛。在前三種觀點的基礎上，還形成了「法律制度說」，認為「法律制度的概念(理論)不僅能夠包括全部法律現象，而且還能夠把作為我們社會生活特殊現象的整個法律現象的組織和相互作用看成是有機地聯系著的。」⒂法的現象是社會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法的現象的生命力來自於社會生活。應該從社會現象的交互作用中去認識法的現象，這是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法的現象的重要進展。

在對法的現象的具體內容給予必要關注的同時，結構的觀點要求對法的現象內部的結構關系給予高度重視。為了說明結構分析的地位和意義，這里先假定存在這樣一個社會：A．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是最具權威性的行為規范；B．司法機關是最權威的法律適用機關，它對任何糾紛都能做出具有最終效力的判決。如果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具有權威的或者沒有權威，而司法機關的判決沒有終極效力或沒有效力，如果存在比立法機關更為權威或能影響立法機關權威的規則創制機關，又存在比司法機關更為權威或能影響、干預司法權威的法律適用機關，那麼，A十B的社會中法的現象的地位和意義必然有所變化。因此，可以推論如下：(1)特定社會法的現象的特殊性取決於其內部的組合形式；(2)法的現象的不同組合形式決定了法在不同的社會中處於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3)法的現象是一個自律體系，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了法的意義的變化；(4)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應是一種法的現象領域的全方位綜合變革，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調整。

總之，法的現象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的范疇，它的意義決定於它的結構。法的意義與法的現象的聯結考察可以促使我們有效地把握法的現象的整體而不是側重其中某一部分。

三、規范：法的要素的意義及認知方式

如前所述，法的現象的內部結構決定著它的意義，研究法的現象應從認識現象的整體入手而不是偏執於構成整體的某個要素。然而，這絲毫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要素"的意義。換言之，法的現象內部各個要素都是有意義的，問題在於，這種意義不是法的現象的意義而是要素本身的意義。只有當各個要素按照不同的形式組合為一個整體時，現象的意義才能夠被充分地予以展示。要素本身只有在處於與其它要素的關系中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並作為現象這一整體的部分起作用。那麼，要素具有何種意義，應如何探討要素的意義呢？

意義是通過我們直觀和感覺到的外界物之間的對立呈現出來的，如"公正"的意義存在於與「偏私」的對立之中，「善」的意義存在於與"惡"的對立之中。我們感覺到外界物之間的差異，由於這種感覺，事物呈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的目的而存在從而具有意義。如果說法的現象是有意義的，實際上這種意義正是通過法的現象各種組合形式的差異呈現出來的；如果說法的現象內部各個要素也有一定的重要意義，這種意義也將能夠通過對比的方式予以揭示，鑒於法律規范在法的現象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我們以法律規范為例對此加以探討。

首先，有必要重申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法律規范並不從來都是人們行為的主要標准，更不從來都是裁決糾紛的主要依據。中國法律史研究曾經指出鑄刑鼎是中國法律制度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人們更多地是依據習慣法調整自己的行為及評價他人的行為。法律、道德、宗教也曾經歷了一個由溶合走向分化的過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歷代封建主雖很偏愛和擅長立法，但在民事領域，發揮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禮」等封建倫理規范；在刑事領域，儒家倫理規范也經常可以代替法律規范作為官方裁決案件的根據。有趣的是，案件當事人同樣能夠以儒家倫理規范為依據要求裁判者變通處理，⒃直至訴諸君主的權威。無獨有偶，創造了「簡單商品經濟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典」的古羅馬也存在類似情況，即使在法典統治的鼎盛時期，法律規范仍然受到自然法原則的支配。被查土丁尼授予代表官方解釋法律特權的羅馬五大法學家，在他們所留下的著作中部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自然法的關切。當西塞羅提出「為了自由，我們才成為法律的奴僕」、當塞爾蘇斯把法定義為「善良公正之術」的時候，實際上道德原則已經獲得了與法律規范相同的法律效力，甚至具有凌駕於法律規范之上的力量。這種道德原則在歐洲曾長期以自然法的形式直接運用於司法實踐中，並可以取代實在法。⒄自然法與實在法相分離的二元思維模式曾導致歐洲一個重要的法律傳統和觀念的產生，即人們沒有服從"惡法"的義務。時至今日，這種傳統仍然在發揮作用並日益具有更為普遍的影響。

其次，法律規范在法的現象中重要地位的確定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它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的觀念。國家立法機關創制的法律規范的權威性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隨著以法制對抗專制的法的觀念的產生而形成的。這種權威在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角度將自然法學逐出法的領域之後達到了頂點。其原因主要有：(1)羅馬法的復興。由於羅馬法適應了資本主義建立統一國家和擴大市場經濟規模的需要，它"在各大學中校當作對整個教會帝國具有拘束力的東西來進行講授"，這就導致了一種"把習慣、道德、法律歸結為類似-套制定法規的傾向"。⒅(2)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大規模立法活動。資產階級變革社會的要求在歐洲大陸是以立法的形式得到確認和保障的，立法由於分享「革命」的神聖性而獲得了自身的權威性。⒆(3)法的理想與法的現實由對立向統一的轉化。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在革命前後是不同的，之前側重於對立，之後傾向於統一。這種法觀念的變化要求人們尊重實在法以維護自然法。(4)分權學說的影響。啟蒙思想家普遍認為由民選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可以制定體現人類理性的完美法律，這種法律的權威性足以使人民對抗行政、司法權力可能的專橫與任性。(5)強調世俗的國家權力。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主權的、獨立的、民族的國家的興起。新興的民族國家為了從教會手中奪取政治自由需要強化世俗的國家權力。馬基雅弗里強調權力對於法的重要性就是這一背景的產物。上述原因，最終引發運用立法形式反映國家意志以設定新秩序的實在法發展的新階段。這一階段以強調法律規范的重要性為其基本特徵。

第三，法律規范在法的現象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又是與一定的思想方式的演變相聯系的。自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人們便潛心認識現象的性質並依據各種現象性質上的差別把握現象本身。這種思想方式反映在法的研究上．體現為探索法律現象產生的最初原因和最終原因的嘗試。結果法被視為某種單一因素造成的因果關系式線性發展的產物。起初，人們比較傾向於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權威那裡獲得對法的徹底解釋．於是「自然」、「天意」、「神意」、「君主權力」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法學的殿堂；其後，由於受到人文主義思潮和新教革命的影響，市民等級獲得了人對神的政治解放，權威不再是神而是人自身。但是，無論哪一種權威觀，「都在法律秩序的背後安置了一個唯一的，終極的和無與倫比的權威。並且把它作為所有法律律令的淵源」⒇。這種思想方式自牛頓時代以後逐漸發生了變化。伽利略曾給予我們一個有趣的啟示：他是通過落體的場、速度、加速度等而不是落體的性質去研究落體的。他的成功，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思想空間。新的思想方式要求人們不能滿足於對現象性質的說明，而倡導以人類經驗的領域為研究對象以觀察和分析為基本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在那個時代被稱之為「科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致力於法的"科學"研究。他們提出，法學研究只能以可經驗的法的現象為對象，主張將一切先驗的和形而上學的理論趕出法學領域。由於他們認為，只有實在法規范體系才是可經驗的法的現象，所以，法律規范在法的現象中也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法學思潮由於反對法的性質研究，主張限製法的現象范圍，而把法與國家權力緊密聯系，以至於受到後來者的深刻批判。）

上述分析表明，法律規范的作用是為人們提供行為標准和為司法機關提供審判案件的依據。法律規范的意義存在於與其它各類規范標准和審判依據的比較之中。由於它可以由最權威的國家機構制定，也可以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最大限度的具體標准，為審判活動提供最強有力的依據，並能夠在一定意義上建立和維護體現現代民主精神的秩序，因而，它在現代法的現象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但是，與法律規范地位的上升相伴隨的則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等在法的現象層次地位上的下降。如果其它的規范標准和審判依據仍然存在並具有重大的法律實踐意義，法律規范的作用必然相應減弱。如果其它規范標准和審判依據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麼就沒有必要過分誇大法律規范的作用而絕對排斥其它。同時，法律規范作為社會的一種重要規范形式，是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相聯的．它的地位和作用與它反映社會發展的能力相聯系，如果它本身不能盡量完美地體現讓會的需要和價值觀念、單純作為國家權力的產物，那麼，人們行為的標准和司法解釋的依據也就都會發生新的變化。法律規范並非永恆地發揮它在近代以來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一因素在法的現象中的可變性值得注意。

綜上，法的現象：(1)是個相對獨立的范疇，有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與研究意義；(2)是個整體的結構的范疇，法的現象的意義存在於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即結構之中；(3)單獨的法的要素仍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可以通過與同類要素的對比方式來認識，但不應把法的現象的某一個別要素與法的現象相等同，更不能把法的現象及其要素視為靜止不動的

❻ 法律現象的法的意義與法律現象

法的意義是現代法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現代法學的進展不僅體現在運用科學手段揭示法的意義，而且還在於把採用逆向思維即通過法的意義揭示法律現象視為研究的動態手段，進而得出必須綜合考察法律現象的社會學結論。實現了對法即規范這一傳統法觀念的超越。
意義是個關系的范疇，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指事物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一事物對它事物所具有的產生或能夠產生一定後果的獨特影響，這時的意義含有價值的意蘊；另一層則是指事物發生作用和作用方式的獨特性。借用現代語言哲學的術語，前者表明事物的意義代表事物的一定的意向性，後者顯示事物的意義還反映了事物的一定的指稱性。從意義的雙重性入手，可以認為，法的意向性是指通過依法調整、控制人的行為表明法的顯在的或潛在的思想意向，從而反映法的目的性；法的指稱性是指法總是表徵一種特定現象，它可以通過其現象自身內容的交互作用和形式合理性達到其他社會現象無法企及的目的，表明了法的特殊性。簡言之，法的意義就在於它能夠通過自身的特殊性達到一定的社會目的。確切地說，法的意向性指向法的本質，法的本質決定法的社會效果；法的指稱性指向法律現象，法律現象決定法的實效。法的本質研究的直接意義是促使法律對社會發展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法律現象研究的直接意義則是促使法律切實得到實施和實現。
憑借從可驗證的事實出發把握法的特徵與實效、進而探討法的內容與本質這種功能分析手段，法律社會學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國，通過法的意義全方位透視法律現象這一富有研究價值的領域卻尚未得到相應重視和有效把握。法的實效是由法律現象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法律現象是由彼此相聯的各個要素共同構成的，任何一個單獨的要素都不能導致法律實際效果的產生。作為一個整體．法律現象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特定關系--結構，決定著法的實效。結構不同，法的意義也不同。因此．研究法律現象，不僅要從法律現象內部的各個要素去認識它，更要從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它，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皮亞傑(J·Piaget)曾舉例說明這一問題：「以語言來說，由詞構成句子，句子的意義由其整體決定，而不是由獨立的各成分決定。」⑧眾所周知。在現代社會，經由合法的立法機關依據一定的合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這也僅僅是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規范標准，這一標准並不能自然轉化為人的自覺行為，它本身並不包含其得以實現的全部必要條件。孤立的規范、盡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根本不足以覆蓋法的全部現象，因為它沒有法的實際約束力。因此，法律現象是一種系統的社會調整機制，最低限度也應包含它能夠護法律的權威機關。法的意義與它的結構密切相聯，意義產生於結構之中。
以結構的觀點分析法律現象雖屬鮮見，但對法律現象的全方位考察卻由來已久。龐德曾經指出，法學家意義上的法的第一種含義是法律秩序，而在發達社會中才出現了法的第二種含義，即「法是一套權威性的審判指南或基礎」⑨。實際上．把法律現象的范圍擴大到維護法律的權威機關--司法機關及其活動，除了法律必須得到有效實施這一重要理由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即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司法活動予以必要補充。依照自然法的理論，「只要通過理性的努力，法學家們便能塑造出一部作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機械地運用的完美無缺的法典。」⑩這種觀念在我國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以至於人們總是把法與規范性法律文件相等同。但是，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法官恪守完美無缺的法典完全是不可能的。首先，法典不可能完美無缺。社會本身是發展變化的，立法者的預見能力則是有限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為各種社會關系設定或正確設定永恆的行為標准。法律內含的穩定性與社會固有的多變性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矛盾之處。因此，從歷史的縱向發展看，法律難以完美無缺。而且，從社會的橫斷面看，規范性調整的對象是一般的人和事，它不可能為具體的各個行為設定行為模式。然而，人與人是不同的、事與事也總存在一定細微差別，正如弗蘭克所說：「每個糾紛都是獨一無二的。」⑾法律作為一般的行為標准很難直接體現與實現個別正義；其次，法官不可能完全恪守法律。法官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機器，他不可能機械地適用法律。必然在適用法律時摻雜自己對法律的各種理解與認識。所以，對於同一個案件，法官們往往意見相左，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意見一致，才屬於非正常。即使能夠排除法宮職業能力、道德水準等變數，這種情況也准以避免。哈特曾從語言的不確定性出發推導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必然性。他指出：「由於這些規則本身就是語言用法的一般規則，並且由那些它們本身就需要解釋的詞彙構成，它們不能比其它規則為自己提供更多的解釋」，「語言固有的本質對一般語言所能提供的指導也有一定限制」。鑒於此，這位分析法學的泰斗對傳統的實證主義法學進行了批評，指出，「形式主義或概念主義法律理論的人所共知的弊端存在於這樣一種態度中，一旦一般規則已制定出來，他們便逐字地解釋那種企圖隱藏或把這種選擇的需要降低到最小限度的規則，這樣做的目的是使規則的含義凝固化，使它的一般詞彙在它的各種應用中出現問題的場合下必須具有同樣的含義」。他由此而承認，法律規則存在一個「開放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很多東西必須留給法院來發展」。⑿盧埃林在對司法實踐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更為極端的觀點：「那個根據規則審判案件的理論，看來在整整一個世紀中，不但把學究愚弄了，而且也把法官給愚弄了」。⒀弗蘭克則認為，這種法觀念是一個「基本的法律神話」和兒童「戀父情結」的殘余。⒁上述觀點，有些可以說是極端偏激的，但就提示注意司法機關及其活動對法律的整體影響而言，應該說是有借鑒意義的。法律畢竟是紙上的規定，而法官對案件的裁決與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則是可能的。
早在70年代以前，前蘇聯學者就對法律現象做出了一種更為寬泛的解釋。他們在研究法的一般概念時存在四種觀點，即「規范說」，認為法是一種規范體系；「形成過程說」，認為法律規范的形成過程必須到客觀物質生活條件中去尋找；「社會學說」的觀點頓向於法不是規范的總和而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活動。如馬爾采夫提出：「法首先是社會生活本身」；亞維奇則指出：「如果在一定條件下，法律規范不能在人們實際行為中實現，那麼，它就是沒有用的、沒有生命力的，就不是發生效力的法。」顯然，「社會學說」的觀點對法律現象的理解更為寬泛。在前三種觀點的基礎上，還形成了「法律制度說」，認為「法律制度的概念(理論)不僅能夠包括全部法律現象，而且還能夠把作為我們社會生活特殊現象的整個法律現象的組織和相互作用看成是有機地聯系著的。」⒂法律現象是社會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法律現象的生命力來自於社會生活。應該從社會現象的交互作用中去認識法律現象，這是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法律現象的重要進展。
在對法律現象的具體內容給予必要關注的同時，結構的觀點要求對法律現象內部的結構關系給予高度重視。為了說明結構分析的地位和意義，這里先假定存在這樣一個社會：A．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是最具權威性的行為規范；B．司法機關是最權威的法律適用機關，它對任何糾紛都能做出具有最終效力的判決。如果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具有權威的或者沒有權威，而司法機關的判決沒有終極效力或沒有效力，如果存在比立法機關更為權威或能影響立法機關權威的規則創制機關，又存在比司法機關更為權威或能影響、干預司法權威的法律適用機關，那麼，A十B的社會中法律現象的地位和意義必然有所變化。因此，可以推論如下：(1)特定社會法律現象的特殊性取決於其內部的組合形式；(2)法律現象的不同組合形式決定了法在不同的社會中處於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3)法律現象是一個自律體系，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法律現象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了法的意義的變化；(4)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應是一種法律現象領域的全方位綜合變革，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法律現象的結構性調整。

❼ 什麼是法學

法學（又稱法律學或法律科學）是研究法、法的現象以及與法相關問題的專門學問，是關於法律問題的知識和理論體系，是社會科學的一門重要學科。法學思想最早淵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哲學思想。法學一詞，在中國先秦時被稱為「刑名之學」，自漢代開始有「律學」的名稱。在西方，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Ulpianus）對「法學」（古代拉丁語中的Jurisprudentia）一詞的定義是：人和神的事務的概念，正義和非正義之學。現代的法學，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學。但是關於法學與科學的關系有不同的看法，這主要涉及價值論的研究是不是科學的問題。
1、法學（英文：law，science of law）
2、法學的研究對象(object of law)
2.1 法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法。
這里的「法」包括通常所說各種意義的法。
從法的形式角度說，包括憲法、法律、法規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成文法(statute law)和不成文法unwrietten law,common law)；
從法的體系角度說，包括憲法、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種部門法；
從時間角度說，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現代法和當代法；
從空間角度說，包括該國法、外國法、本地法、外地法；
從歷史類型角度說，包括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從一般分類角度說，包括國內法和國際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別法、實體法和程序法；
從表現形態角度說，包括動態法和靜態法、具體法和抽象法、紙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現實法（如實際生效的法）等等。
法學只有將所有這些不同意義上的法盡收眼底，加以研究，才算是名副其實的法學。
2.2法學還要研究各種「法的現象」。
即基於法產生的各種現象，如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的起源、發展、移植、繼承、現代化；法律秩序、利益、正義；法律觀念、思想、制度、事實、規律等等。
2.3法學還要研究「與法相關的問題」。
法和法的現象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同其他事物特別是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象有著密切的聯系。研究這些相關問題可以更好地研究法學的主要問題。
3、法學詞源
1．「法學」這一用語的拉丁文Jurisprudentia ，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末羅馬共和國時代就已經出現，該詞表示有系統、有組織的法律知識、法律學問。古羅馬法學家曾給「法學」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法學是關於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識；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德文、法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等西語語種，都是在Jurisprudentia的基礎上，發展出各自指稱「法學」的詞彙，並且其內容不斷豐富，含義日漸深刻。
2．關於法律問題的學問，在中國先秦時期被稱為「刑名法術之學」，或者「刑名之學」。據考證，雖然「律學」一詞的正式出現，是在魏明帝時國家設立「律博士」以後，但是，自漢代開始就有了「律學」這門學問，主要是對現行律例進行注釋。中國古代「法學」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北朝時代，然而，那時所用的「法學」一詞，其含義仍接近於「律學」。中國古代的「法學」一詞與來自近現代西方的「法學」概念有著很大區別。
3．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最早由日本輸入。日本法學家津田真道於1868年首次用來對應翻譯英文Jurisprudence,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 Rechtswissenschaft等詞彙並對之作了詳細說明，該詞於「戊戌變法」運動前後傳入中國。
法學與科學
近代德國人把人文、社會科學提高到與自然科學對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學以來的現代大學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法學被理解為科學與這一背景有關。 法學以價值論為主要核心內容，實質上，法學的核心僅僅是思維上的中心，而不是說法學的本體是價值的，法學最大的特點是要論證實踐中如何體現價值（或者說怎麼證實價值已經實現），這一論證形成了所有的法學部門分支。法學價值是否實現或者怎麼實現的論證，是經驗性的，可驗證的，因而是科學的。 在價值推導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論。
在訴訟研究方面，法學需要認知心理學這樣最微觀的支持，譬如，對抗制為什麼在認識論上是合理的 ，認知心理學會揭示所有的人都有可怕的人類弱點 法學是不是科學，最容易提出疑問的是法理學，法理學是處在價值核心部位，但這也只是某種法理學。法理學的形而上，可以藐視科學，但是法理學的形而下（解答部門法）必須訴諸綜合分析，價值只是要素之一。
科學的傳統意義，是指經驗科學。什麼是科學，在傳統意義上，並不難確定。其基本特徵是，訴諸實驗，可觀察和可驗證，卡爾·波普爾則說是可證偽。按照波普的觀點，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是科學。
法學在本體上是科學，在核心問題上，不是科學。或者說，法學的本源精神論證，不是嚴格的科學，但是法學的應用性論證是科學。
在法學被理解為科學的那些領域，經驗可以證偽理論。譬如，對抗制必然是現代流行的訴訟制度，不這樣做，司法獨裁就是隨處可見。
特徵
階級社會中，法學有階級性和實踐性兩個特徵
歷史上 ，出現過4種為不同階級利益服務的 、體現不同意識形態的法學，即奴隸主的、封建主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 法是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以法作為研究對象的法學 ，必然具有實踐性的特徵，即它來源於社會實踐，又轉過來為社會實踐服務。
法學特徵的另一類表述（根據高教法理教材）
2.1法學是歷史和國情的范疇 不同的時空條件下的法學，總是印有特定的痕跡，其內涵和外延、內容和體系是有差別的。 2.2法學是經世致用的學問 首先，法學可以對社會發生直接和間接和影響。第二，法學的對象、分科、方法都是實在性的。第三，法學是在實踐中產生，其發展也是為了指導實踐。
編輯本段分科
法學劃分分支學科的應堅持的標准
1.1對象和方法的結合 1．2類別和層級的結合 1．3現實和理想的結合
法學體系中的四大類分支學科
2.1理論法學 即：從總的方面探求法學研究對象的各種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規律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理論法學主要不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劃分出來的結果，而是依據法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劃分出來的。那些研究對象比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於理論分析的分支學科基本都可列為理論法學，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學。如果一國法學體系中不設綜合法學這個大的部類，那諸如立法學、法社會學、法解釋學、比較法學等也可視為理論法學。法學邊緣學科中側重於理論研究的也可列為理論法學。 2.2應用法學 即：旨在直接服務法律實際生活、幫助解決法律實際問題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應用法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法律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材料，其比之理論法學更具有實踐性，它是理論法學的具體化，也是理論法學的資料淵源。但應用法學並非沒有理論，其產生的理論不是用來起跨學科的普遍指導作用，而是為解決本應用學科的實際問題服務的。應用法學的代表性學科是各種部門法學，如憲法學、民商法學、刑法學、程序法學等等，有關法律實務的分支學科，法學邊緣學科中側重於解決實踐問題的分支學科也可列入應用法學。 2.3歷史法學 即：專門研究法、法的現象以及與法相關問題中的歷史問題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歷史法學之所以作為法學體系中的一個專門的類別，主要因為它既包括理論內容（即論從史出），也包括應用內容（即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歷史法學主要研究歷史上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實質、內容、形式、特點及其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學、中外法律思想史學、法學史學。 2.4綜合法學 即：具有相當大的跨越性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綜合法學有兩個顯著特徵：其一，它的研究對象跨越多種甚至各種法學分支學科；其二，理論、應用和歷史不是各有側重，而是三者兼容並包。法學總論或概論之類是典型的綜合法學。同時也包括立法學、法社會學、法解釋學、比較法學、國際法學等。
法學的具體分支學科
法學可以分為很多分支學科，主要有： ①理論法學，又稱基礎法學。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中國法律院系為這個學科開設的課程稱為法學基礎理論（簡稱法理學）。 ②法律史學。可分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國內法學。指一國各部門法學，包括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勞動法學、環境法學、刑法學、訴訟程序法學以及軍事法學等。憲法是一國的根本法，因此，在國內法學體系中，憲法學佔有主導地位。 ④國際法學。包括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等。 ⑤立法學。研究立法原則、規劃、立法體制、立法風格、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以及法律匯編、立法評價等問題。 ⑥法律解釋學。對法律條文的內容和文字進行闡釋，相當於中外歷史上所稱的注釋法學。 ⑦法社會學。通常指通過社會現實問題研究法律的社會功能、實行和效果等問題。 ⑧比較法學和外國法學。比較法學是對不同國家（或特定地區）法律（包括該國法和外國法之間，外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因此，比較法學和外國法學密切聯系。 ⑨法學和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一些邊緣學科。如科技法學 、 法醫學、司法鑒定學、司法精神病學、法律統計學等。 在每一獨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劃分為不同層次的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個國家的法學都總是以研究該國現行法為重點的。
附註：中國學科分類國家標准/820
理論法學 法理學 法哲學 法律邏輯學 法律社會學 立法學 法律心理學 法律教育學 法律史學 法制史 法律思想史 法律解釋學 比較法學 外國法學 部門法學：六法全書 憲法學 行政法學 民事法學 民法學 經濟法學 勞動法學 環境法學 婚姻法學 知識產權法學 金融法學 訴訟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 行政訴訟法學 刑事訴訟法學 刑事法學 刑法學 司法鑒定學 刑事偵察學 軍事法學 安全法學 國際法學 國際公法學 國際私法學 國際經濟法學 國際刑法學 國際環境法學 國際知識產權法學 國內法學 訴訟程序法學 邊緣學科 法律信息學 法經濟學 科技法學 法醫學 司法精神病學 法律統計學 犯罪偵查學 證據學 刑事證據學 民事證據學 行政證據學 法律系統工程學 交叉學科 網路法學 新聞法學 交叉法學科專題

❽ 勞動能力鑒定結論可否成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對象的法學透視

按照現在司法實務的觀點，鑒定結論屬於證據，不能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❾ 法律透視是什麼意思

據本人了解，「法律透視」是就是以法律角度分析和討論某些事、問題等。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律透視，<<法律透視:婚姻家庭暴力>>，《定罪量刑之道——當代成功案例、公訴、辯護等法律透視》。

❿ 簡述什麼是廣義的國際經濟法學說

廣義說認為抄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法、國內法的邊緣性綜合體。它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經濟交往的法律規范，調整的對象不僅限於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屬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可以說，廣義說認為國際經濟法廣泛的適用於調整一切跨越國際而發生的事件和行為的法律，不僅包括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而且包括國內法中的民法和刑法以及其他公法和私法，乃至不屬於上述標准范圍的其他法律。廣義說注重從實際出發，注重事物間的聯系，強調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國內法規范與國際法規范的相互聯系與不可分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