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會留任
❶ 今年7月畢業 法本 應屆畢業生 12年司考沒過 求過來人指點迷津。。。
你也說你你是因為自己比較懶惰了，而且肯定覺得自己是法本的心理上就有點放鬆。你的兩個選擇都有相應的風險，個人覺得你還是在職考好一些。很多年紀大的在職還過了司考呢，你那麼年輕是吧。在華夏考資網看到的一篇經驗貼，正好是法本的，你看看：
一、關於考試難度的感受
考前的時候，跟上一屆學長學姐司考交流，他們給我們的感覺總是通過率很低，很難，要努力堅持，加上作為法科生，給自己的職業壓力吧，大家都覺得學法的，如果連司考證書都沒有拿到，就業什麼的，總之，各種因素堆積在一起，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司考很難。但是，等真正經歷後。。。好吧，確實很讓人頭痛，但是熬過來，發現也沒什麼。所以，大家一開始要樹立一個正確的心態，不要一直去想沒有考過會怎樣，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就拿我們班級來說，確實過了司考，找工作的變得容易些，司考成績沒有出來的，去找公司法務都沒有人要，等司考過了，有些公司打電話過來問司考過了嗎，要不要再來我們公司面試下。但是，更多的同學將來從事的工作很多都跟司考證書沒有關系的。
二、關於是否報班的問題
大家結合自己的情況選擇。報班的好處是：學習氛圍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互相討論，有輔導老師，同時自己不用擔心復習材料的問題，不用擔心復習進度的安排，比較適合像我這樣沒有自製力的童鞋。不足:課時緊張，你一拉下來就很吃力，而且遇到你不喜歡或者將不好的老師，自己只能課外自己補習，自由安排空間小。自己復習的好吃：自由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老師、講義，同時復習進度自由安排，當然不足也就是你要找材料，不過有學法網，這個沒問題的，還有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進度是否合理，復習起來比較辛苦。
三、關於復習教材的選擇
其實，一開始，大家似乎都會跟風或者盲目買很多教材，真正到最後其實都沒有用上場，或者看完後發現也好不到哪裡。因為到後期瘋狂復習的時候就是背講義！我說下我用的材料吧：
①各科講義。各科的講義，尤其是系統強化階段，大家聽完錄音，做好筆記，這本講義就要消化成自己的東西了，我到後面兩三禮拜，把重點科目的講義沒有背下來，但是也都爛熟於心了，翻到要吐了尤其是商經的講義。
②真題。那時候我挺早買了分類的歷年真題，建議大家如果可以晚點買，我買完不久，人家出版社根據新刑訴修改了真題答案，今年很多新法實施、修改，所以大家要買最新版的，可以等等。還有就是按年份的真題，我是到暑假兩個月，才開始練手做按年的。學法網司考題庫裡面有分科和年度真題，而且不斷更新裡面的真題及答案。真的要做，培養那個情景，2個小時內做完100道題目真的快瘋了，後面就習慣了，1個小時就搞定。學法網司考模擬考場裡面的限時真題測試就是用來培養你在規定時間完成真題測試的習慣的。
③法條。怎麼說，法條是要有的，但是我覺得吧，大家幾個人合買一份也可以。我們宿舍4個人，每個人都買了一套，最後發現都嶄新嶄新的，因為主要是在需要看法條才翻看，主要是當作字典來查看的。
④專題教材。因為我是報班了，所以有發那個專題教材，這個怎麼說呢，我前期就是看這些厚厚的教材，雖然到後面肯定沒用用途了，大家自己考慮吧。我也沒有完整看完，很多也都是新的。
⑤一些輔導機構的書。我還買了某機構的《卷一突破100分》《卷四突破100分》，最後兩本都是嶄新的送給下一屆了。卷一我就背講義了，卷四唉，我沒有下苦功夫，而且這本書也沒有很厲害。我還買了《新大綱送你90分》，這本書主要是把大綱變化寫出來重點講了將，我考前兩個禮拜的復習，翻翻看，感覺也還好，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該復習什麼，或者講義背不下去，看這本肯定有用。肯定有考到的。
考研的話分為在職的和全日制的
一、在職研究生分類
在職人員參加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分為兩類：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
1、學歷教育結束後可以獲得雙證（畢業證+學位證）。
2、非學歷教育結束後只有單證，最終獲得的是結業證和碩士學位證書。
二、可以拿雙證的在職研究生專業
讀在職研究生可以拿雙證的只有工商管理碩士和法律碩士這兩個專業。
1，工商管理碩士(MBA)
一月MBA(http://mba.eol.cn/)其報名時間、考試時間及科目與1月全國統考相同，錄取後可選擇在職讀研，可以獲得學位和學歷。
報考條件：1.大學本科畢業後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工作經歷（以畢業到入學的時間計，如報考2010年MBA的，只要在2007年9月1日前獲畢業證書即可）。2.大專畢業後有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工作經歷。3.有研究生畢業學歷或已獲碩士學位並有兩年或兩年以上工作經歷者
學習方式：MBA的學習方式主要採用全日制脫產、非脫產（周末或晚班或集中授課）幾種方式，學制一般2年－2年半
2、法律碩士(http://fashuo.eol.cn/)
報考條件：除了滿足全國統考的報考條件外，還需滿足以下條件：在高校學習的專業為非法學專業的（下列13個專業不得報考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法學、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勞動改造法、商法、公證、法律事務、行政法、律師、涉外經濟與法律、知識產權法、刑事法）。
學習方式：採用全日制脫產和非全日制不脫產兩種學習方式，全日制脫產學習為二至三年，非全日制學習不超過四年。採用學分制，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必修課為30學分，總學分不得低於45學分。
三、雙證在職研究生考試時間
網報時間：10月中旬
現場確認時間：11月10日至14日
考試時間：1月9日-10日（11日）
四、雙證在職研究生考試科目
初試有兩門：英語和綜合，其中綜合分為數學、邏輯、寫作三部分，英語考試難度大致和四級相當，或者比四級稍稍容易些。
復試一般考政治、英語聽力口語、管理知識、管理案例分析等內容。
一般來講，一月份考研拿雙證；十月份考研拿單證。
全日制的話網上報名是在6月份，自己多關注下。
❷ 瀧川事件的事件發展
1933年春，文部大臣鳩山一郎在第64屆議會上作出將處分「赤化教授」的公開承諾。瀧川事件便開始於此。在此之前的1932年10月，日本發生共產黨集體被捕的熱海事件。與此同時，九名法官和法院職員也在11月下旬遭受指控。右翼團體藉此結成維護國體聯合會，指出導致司法官員赤化的原因在於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的赤化，並以此為由發動了驅逐赤化教授的運動。該運動的司令部是政友會幹部小川平吉主持的報紙《日本》。
蓑田胸喜，這位過去曾在《原理日本》上一再攻擊赤化教授的國士館教授，將該年11月末起至年末的這段時間在《日本》雜志上連載的論文，於次年的1月匯集成題為《日本全面赤化症狀，根絕司法部門丑聞事件禍因的逆緣，昭和維新的正機》的小冊子，發送給政界的各個重要人物。小川的女婿，政友會中擔任國會議員的宮澤裕收到該小冊子之後，於1933年2月1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會議上要求鳩山文部大臣驅逐赤化教授。盡管宮澤在所提要求中並未舉出具體名字，但其所指一目瞭然，這些赤化教授就是指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牧野英一、末弘嚴太郎、經濟學部副教授有澤廣巳、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等四人。
其實在此之前，文部當局就已經盯住了瀧川教授。前一年的10月28日，瀧川教授在中央大學作了題為「從《復活》看托爾斯泰的刑法觀」的演講。司法當局認為該演講內容侮辱法官、鼓吹無政府主義，因此向文部省作了通報。文部當局在接到宮澤的要求之後，開始積極地針對京都大學展開行動。2月23日，鳩山文部大臣向京都大學校長新城新藏以及已內定為下屆校長的小西重直表述了對瀧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讀本》的不愉快感受。接著的3月10日，文部省學生部長伊東延吉向京都大學法學部部長宮本英雄提出了對瀧川刑法學說的指責。議會閉會之後，政府就立即決定對瀧川教授作出處分，4月10日，內務省作出禁止發行瀧川著作《刑法讀本》和《刑法講義》的命令。同月22日，文部次官粟屋謙正式要求小西校長對瀧川作出（免職或停職）處分，5月9日，鳩山文部大臣親自向小西校長傳達了作為內閣決定的處分瀧川教授的方針。
法學部教授會認為對瀧川所作的處分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和大學自治，因此於1933年5月10日通過校長提出了抗議。13日，針對文部當局公布的處分理由中認為教授雖然擁有研究自由，但並不擁有講授自由和發表自由的觀點，法學部教授與其在報紙上展開論戰。15日，教授會表示如強行實施處分將全體辭職。18日，小西校長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絕作出處分。23日，法學部全體16名教授簽署辭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達成，無論如何都絕不接受挽留」。
1933年5月25日，政府以瀧川學說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違反《大學令》規定的大學教授所應承擔的「國家思想涵養」義務，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員會提出咨詢。次日，政府在接到同意的咨詢結論之後，就立即發出處分命令。接到這一消息後，法學部全體教授以及決定追隨其後的副教授團、講師和助教團向校長遞交了辭呈。
在議會上被指存在問題的四名教授中，為什麼只有瀧川首當其沖地成為處分對象？能夠判斷出的原因有三點。第一，瀧川的刑法學說中的罪刑法定主義與法官依據心證進行量刑的《治安維持法》審判相矛盾；同時，他在京都大學反對軍事教練等言行尤其凸顯出其自由主義的立場。第二，瀧川教授在講課和講演時所作表達毫不掩飾，加上多年來京都大學一直被認為是「赤化」的溫床，這也容易遭致處分。第三，自澤柳事件以來，京都大學一直被視為大學自治的大本營，文部省認為如能使京都大學就此屈服，就此可以易於掌控大學。
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會的抗爭不僅完全沒有尋求外部的支援，而且與副教授團以及講師、助教團之間也劃清界線，甚至都迴避向其他學部和其他大學作出情況說明。這種不怕孤立，拒絕連帶的男子漢氣概，在戰術上也具有正當性。因為在當時，也有聲音指責教授總辭職的行為屬於罷教行為。如後所見，從其他學部和其他大學冷淡的反應中也可以知曉，如對外開展活動很可能遭致相反效果。進一步而言，教授會自身也並非鐵板一塊。教授會由三部分人員構成，其中主流派8人，中老年人5人，年輕人3人。主流派之外的教授對於抗爭活動並不持積極態度。最終，只有主流派辭職退出了京都大學。如果教授會開展對外活動的話，很可能會更早導致分裂的出現。
與此相反，學生則積極地行動起來，成為反對對瀧川作出處分抗議運動的主力。首先，法學部的學生於5月19日排除教授會的制止，召開了有信會（同學會）學生會員大會，作出絕對支持教授會的決議。其後，他們召開各個畢業高中代表會議（高代會），設置了中央部、交涉部、信息部、會計部、庶務部等組織，在學校內外推動運動發展。5月26日對瀧川的處分作出之後，抗議運動擴展到所有學部，各個學部也各自設立了與法學部類似的組織。6月6日召開的全體學生大會作出決議：（1）支持法學部教授，誓死捍衛自治和自由；（2）聲討文部行政當局；（3）強烈期待所有學部以及全國的教授團結一致，堅決反對妥協；（4）瀧川教授不獲復職，抗議斗爭絕不停止。為了組織抗議運動，學生建立了全體學生的組織，各個學部學生代表共96人組成了作為議決機關的全學代表會議，另外由各個學部中央部代表14人組成執行機關全學中央部協議會。
學生運動如此快速的展開，正是秉承了自大正[③]末年以來京都大學學生運動的傳統。盡管共產青年同盟之外的左翼組織當時已遭破壞，但這些組織的許多活動積極分子仍然留在學校之中。他們在背後承擔著抗議活動的策劃工作，前台則由自由主義的中間派學生唱主角。學生組織的運作也極其民主性質。大學當局也並不壓制運動，而是允許學生自由使用教室。學生在學校內部訴求各個學部的教授會支援法學部的同時，通過高中同學會的路徑，對其他大學，尤其是設置有法學部的帝國大學展開活動。不僅如此，他們還採用拜訪各個喉舌機關，向父兄寄送信函等方法訴說運動的意義。
盡管學生們熱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了，但各個學部的教授會則都沒有發表一個支持法學部的聲明。與向文部省提出抗議的做法相比，校園里壓倒性的氣氛是希望事態能以穩健的方式終結。京都大學代表性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認為「不能允許為了一個瀧川就毀滅了大學」，這一觀點象徵著當時的校園內部氣氛。
在學生不斷上升的怒火中，學生力量強大的經濟學部和文學部的學生作出了罷課的舉動。但是，該項作戰策略卻適得其反。由於經濟學部和文學部已經分別在1933年5月31日和6月14日停課，學生也陸續返鄉，6月中旬三分之二的學生已不在學校。6月16日反對小西解決案（後述）的全體學生大會之後，學生運動已經轉向退潮。警察當局對在京都大學內重建的共產青年同盟的拘捕活動也導致了學生的不安。學生方面由此轉換方式，停止了在京都的活動，轉而在家鄉展開宣傳啟蒙活動，但所取得的成果僅限於福岡和廣島兩地。
在學校之外，抗議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發動東京大學開展斗爭。京都大學的學生通過畢業高中等方面的人際關系，獲得了東大方面的積極響應，到6月9日為止，法學、經濟和文學三個學部成立了高代會。與京都大學不同的是，東大的共青組織仍然健全，其擁有50名基層成員，還每周發行機關報《赤門戰士》800多份。4月26日以來，《赤門戰士》積極刊登京大事件的報道，共青組織成員也活躍在高代會的前台。在大學當局和警察當局的取締之中，東京大學的學生運動不斷得到發展。6月17日，經濟和文學兩個學部的學生大會，以及此後於同月21日，法學、經濟和文學三個學部聯合學生大會，都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強行召開的。
但是，與京大一樣，東大各個學部的教授會則都沒有動作。東京大學法學部曾在1905年的戶水事件和1914年的澤柳事件中與京都大學站在同一戰壕，共同與文部省進行抗爭。此時盡管也有年輕教授提出應該以法學部的名義發表意見，但該觀點受到了長老教授的阻止。據說其背後的原因在於，法學部出身的東大校長小野冢喜平次與文部大臣鳩山之間締結了密約，內容為如東大教授不參與抗議運動，則不對東大教授作出如同對瀧川那樣的處分。是否存在密約姑且不論，但現實中東大各個學部的教授會保持了沉默，議會上被指責存在問題的末弘、牧野和有澤三位教師沒有受到任何的處分。
此外，東北大學法文學部也成立高代會，1933年6月15日召開了學生大會，決議抵制上課。但由於多數學生反對此項決議，運動以失敗告終。九州大學法文學部在高代會的准備會議階段活動就已停止。這兩所大學的教授會也都始終保持沉默。
波及各個大學的學生運動本身也催生了大學之間的聯合組織計劃。7月1日，16所大學代表組成在東京組成了維護大學自由聯盟（自聯）。受此運動的刺激，7月10日，長谷川如是閑、三木清等人牽頭組成了擁有作家、評論家、演員、出版商等四百多名會員的學藝自由同盟。《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等綜合雜志大量登載了支援京大的論文。《東京朝日》、《大阪朝日》、《讀賣》、《報知》等報紙發表了支持京大的社論，但《東京日日》、《大阪每日》、《時事新報》和《中外商業新報》則對京大提出批判。京都當地的新聞界清一色地對京大表示支持。
在發布瀧川停職處分命令的1933年5月28日，京大的小西校長向鳩山文部大臣提交了辭任書。文部大臣對此作了挽留表示，京都大學評議會以及各個學部部長也希望小西校長能繼續留任。據此，小西校長於5月29日發表了繼續留任直至問題解決的聲明。6月8日，300名學生在京都車站聲援前往東京的小西校長。6月9日，小西到達文部省開始交涉活動。首先，小西提議文部大臣作出如下的表述：「對於此次事件，文部大臣認為法學部教授所表達之主張妥當，將來在採取措施之時會尊重其主張之精神，准予在《大學令》的范圍之內確立研究和教學之自由以及人事進退方面的大學自治」。這段內容是根據法學部的權威佐佐木惣一教授的建議製作，其目的在於讓文部大臣承認錯誤，重新准許大學自治的原則，並考慮瀧川將來復職等事項，希望以此控制事態的發展。
針對該項提議，文部省的態度是「對於此次事件，本省將始終堅持不再對瀧川問題另行作出處理的原則。因此，對其希望不予受理」。京大方面以解決瀧川問題本身為目標，而文部省方面則視為該問題已經解決，接下來只要發布一份抽象的文件作為善後措施即可。兩者的立場始終居於根本對立的狀態。文部省甚至放出了將不惜關閉京都大學法學部的風聲。
1933年6月12日，雙方的再次會談仍因意見對立而告終。正當小西冥思苦想尋找對策之際，在京都的原文部省次官田所美治經與前任京大校長新城英太郎、文學部部長羽田亨協商製作了一份妥協案。小西根據該方案於14日繼續與文部省進行交涉。此次交涉的結果是，在京大法學部方面尚不知情時，鳩山文部大臣當夜就正式發布以下內容的解決方案（小西解決案）。
針對校長提出的希望文部大臣能在體察法學部教授所主張的學術研究之精神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確立在法令范圍內研究教學之自由以及有關教授進退的大學自治原則的要求，文部大臣就此回答如下：
校長提出的上述有關大學之中的學術研究和教學以及教授進退之要求，應在法令及歷來的處理慣例的范圍之內予以承認，期待貴校在領會《大學令》第一條的宗旨的基礎上，為能夠實現大學本來的使命做出更大的努力。
法學部之外的各個學部對此項解決方案表示了較為強烈的支持，但在16日，法學部教授會認為該方案無視法學部的主張，追認對瀧川教授的處分，因此依然堅持辭職請求。全校學生大會也表達了對法學部的支持態度。小西校長也在當日表明辭職意向。
在此之後，佐佐木惣一教授向文部省提出妥協案，要求文部省只需表明京都大學校長將來將努力爭取使瀧川教授復職，文部省今後也會對此予以考慮的內容即可，但文部省沒有予以接受。另一方面，京大畢業的貴族院議員木戶幸一、大審院法官細野長良等人也試圖促成法學部代表進京與鳩山文部大臣會見，但遭到法學部方面的拒絕，雙方的對立依然如故。
剛剛在1933年7月6日的校長選舉中當選的理學部教授松井元興（得票數居第二位的是佐佐木惣一）於10日趕赴東京，將法學部15名教授（井上直三郎已於6月28日去世）的辭呈提交文部大臣。但文部大臣僅僅受理了其中五位強硬派教授，即佐佐木惣一、宮本英雄、森口繁治、瀧川幸辰、末川博，以及被認為屬於柔軟派的宮本英脩教授的辭呈，對其餘的則作出了駁回決定。這樣的處置方式，顯然意味著否定大學校長情況呈報（人事情況呈報）權，但松井校長只是原封不動地將辭呈帶回京都，接著便開始對剩下的9名教授展開挽留工作。
此時，宮本英雄擔憂全體教授的辭職會導致法學部解體，因此向松井校長建議委託法學部具有長老地位的中島玉吉教授出面處理相關的事項。中島教授接手後提出了預先准備的妥協案，松井校長據此與文部省展開交涉，1933年7月18日，松井校長從文部省帶回了被稱之為松井解決案的方案。該方案是先前小西解決案的加強版，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在於文部大臣明文表示「此次文部當局對瀧川教授所作之處分為非常特殊狀態中所採取之措施，對於教授進退之處理，文部當局仍循多年先例，在校長的情況呈報書基礎上作出。」
宮本英雄的意圖在於法學部全體教授協議會承認松井解決案為不得已之方案，將辭任的教授們全部聘為非在職授課教師，使法學部的課堂教學能夠得以持續，同時撤回副教授以下教師的辭呈。但是，出乎預料的是，新當選的法學部部長中島玉吉教授於1933年7月22日召開了只有留任教授參加的教授會。教授會在會後發表聲明，指出文部大臣在松井解決案中新加的內容表明對瀧川教授所作出的這類處分僅限於此次范圍之內，將來不會重新作出，在瀧川辭職已經確定的此時，法學部的抗爭目的已經達成，因此，全體收回辭呈。但這些教授中，恆藤恭和田村德治兩人認為文部省已變得在「非常特殊狀態中」無論怎樣都可以處分教授了，因此拒絕留任。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授陣營的團結就此瓦解，教授中七人離開京都大學，八人留任（宮本英脩教授於當年底回京大復職）。盡管佐佐木和宮本英雄兩人竭力勸說副教授以下的教師應該為重建法學部而撤回辭呈，但十八名副教授以下教師中的十三名堅持辭職。這樣，法學部三十三名教師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師離開了京都大學。
聲稱目的已經達到的法學部新教授會已經不能容忍學生運動繼續開展。7月27日，法學部學生大會一發表反對松井案的決議，法學部的中央部就接到解散命令，並不被允許繼續使用教室。新聞部部長西田直二郎也發令禁止《京大新聞》刊登瀧川事件方面的報道。警察機關也從31日起開始拘捕運動積極分子，至8月2日為止逮捕了「自聯」的委員長等十一人。9月份進入新學期後，法學部的中央部就開始興起辭職教授復職運動，以替代之前採取的罷課運動。但這一運動因理路不通，無論是辭職教授還是留任教授都沒有對此表示認同，結果運動無果而終。表示要追從教授而提交了退學申請的少數學生，最終也被挽留下來。9月24日，「自聯」因關東支部受到警察拘捕而解體。
除了成為律師的宮本英雄、瀧川幸辰和宮本英脩外，從京大辭職的二十一名教師中，十八人於1933年9月18日被立命館大學聘任。但是，除擔任立命館大學校長的佐佐木惣一教授之外，原京大教授四人退為非在職授課教師，原副教授四人升為教授，其餘九人分別被升為副教授或講師。但是，次年4月，新升任為教授的三人和新升任為副教授的三人又回到京都大學重新擔任原來的教職，這是由上面曾提到的細野法官等人發動的「為了母校」的說服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抗議運動沒能實現瀧川教授復職目的，即未能恢復在人事方面由教授會自治的制度，這意味著該運動的失敗。從鳩山文部大臣於第65屆議會上的發言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出，留任教授們對松井解決案做了錯誤的解釋。鳩山文部大臣發言說，「即使沒有校長的情況呈報書，最終也可以撤換」違反《大學令》的教授（1934年2月7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接著他又進一步說「講義的內容是否違反了《大學令》，對此可以由作為監督機關的文部省來進行認定」（2月27日，預算委員會）。顯而易見，達到目的的確切無疑並非是京都大學法學部，而是文部省。大學自治遭受破壞之後，日本的法西斯勢力便著力於對學術自由本身進行破壞，在瀧川事件兩年之後發生的天皇機關說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
京大方面的失敗是不得已的失敗。戰後有觀點認為瀧川事件中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團體所採取的方針屬於孤立主義性質，過於喪失政治性。這些觀點讓人有不著邊際的感覺。在瀧川事件中，政友會當然支持屬於本黨的鳩山文部大臣，民政黨則袖手旁觀。東京大學法學部以及其他部門也沒有作出支援行動。在這種形勢中，哪裡存在取得勝利的條件呢？大學的自由與自治是與大學之外普通國民所擁有的自由與自治連為一體的。作為第一次護憲運動的餘波所取得的大學自治，早已在滿洲事變下的法西斯化中喪失殆盡。當然，理應受到稱贊的是自始明知勝利無望卻依然勇於挑戰的教授和學生所持有的操守和勇氣。
戰敗之後的1945年11月1日，就任京都大學校長的鳥養利三郎向幣原內閣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門提出請求，要求將京大法學部恢復至對瀧川教授作出處分之前的狀態。在此之前，盟軍司令部（GHQ）已經發布備忘錄，指示優先恢復戰爭時期被驅逐的自由主義和反軍國主義教授們的職位。前田文部大臣於11月19日向鳥養校長交付備忘錄，承認對瀧川教授所作處分的錯誤，重新確認大學中的研究自由和教授人事自治。伴隨這些工作的進展，1946年2月16日，瀧川幸辰恢復京大教授教職，並同時就任法學部部長，承擔起法學部的重建工作。
❸ 一的中國孩子的呼聲
加利的資料:加利 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於埃及開羅的一個書香門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獲法學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攻讀政治學和國際法，1949年獲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1954年作為研究學者前往美大學埃及英語非洲猶太國哥倫比亞大學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國後，他先後任記者、開羅大學國際法教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委員、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國際法學會會長等職。 加利於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1980年成為埃及民族民主黨書記處成員，1987年當選為議會議員，1991年5月出任副總理兼外交國務部長。加利長期活躍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參加重要的國際活動和國際會議，具有豐富的政治和外交經驗。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根據安理會推薦通過決議，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他是聯合國歷史上擔任該職務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語國家組織首任秘書長，任期4年。 加利通曉阿拉伯語、法語和英語，並用這些文字寫作。他一直堅持記日記和拂曉起床進行寫作，已有100多本著作問世。他學識淵博，是一位國際法專家，深諳北南關系、第三世界和非洲問題，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理論方面著述頗豐，成績卓著，先後獲得二十多個國家頒發的榮譽稱號。1995年4月，獲希臘奧納西斯國際諒解和社會成就獎，以表彰他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對地中海地區國際問題的解決作出的貢獻。 加利的妻子是位埃及猶太人，他們膝下無子女。 加利曾多次訪華。加利在埃及外交界工作期間曾多次訪華。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羅斯·加利出生於埃及開羅的一個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羅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於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並獲得了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的學位，另外還有巴黎政治研究學院的國際關系學的畢業證書。此後直到1977年，他是開羅大學的國際法以及國際關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為政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擔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研究學者，1963年至1964年，擔任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擔任巴黎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 他於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間，他擔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自1980年開始，為埃及執政的國家民主黨書記處成員，他於1987年成為埃及議會議員。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擔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在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以前，又擔任過社會主義國際的副主席。在其擔任外交國務部長期間，在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之間的和平協議簽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務的非洲人。被選為聯合國秘書長之後，加利的工作引起了眾多爭議。人們批評他在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中未能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內戰期間，加利在調停上未能統一聯合國的意見。在聯合國的作用以及美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等問題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質疑。盡管他的支持者們將之歸咎於美國對聯合國行動的抵制，但加利已漸漸成為空洞的聯合國的象徵。 有三個非洲國家為首（埃及，幾內亞比索，波札那）的10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提議布特羅斯·加利留任第二個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國表示反對。盡管英國，波蘭，韓國以及義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國明確表示將行使否決權後，這四個國家就不再支持加利。盡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決的秘書長，但他仍然是聯合國歷史上首位沒能連任兩屆的秘書長。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繼任者是科菲·安南，這是由於加利沒能連任，所以他的繼任者須從其代表的非洲選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擔任法語國家組織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書長，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擔任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布特羅斯·加利出版有兩本回憶錄：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關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進程） 《不屈不撓：美國-聯合國的傳奇》（1999年，有關其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於開羅的一個書香門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獲法學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攻讀政治學和國際法，1949年獲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1954年作為研究學者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國後，他先後任記者、開羅大學國際法教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委員、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國際法學會會長等職。 加利於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1980年成為埃及民族民主黨書記處成員，1987年當選為議會議員，1991年5月出任副總理兼外交國務部長。加利長期活躍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參加重要的國際活動和國際會議，具有豐富的政治和外交經驗。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根據安理會推薦通過決議，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他是聯合國歷史上擔任該職務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語國家組織首任秘書長，任期4年。 加利通曉阿拉伯語、法語和英語，並用這些文字寫作。他一直堅持記日記和拂曉起床進行寫作，已有100多本著作問世。他學識淵博，是一位國際法專家，深諳北南關系、第三世界和非洲問題，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理論方面著述頗豐，成績卓著，先後獲得二十多個國家頒發的榮譽稱號。1995年4月，獲希臘奧納西斯國際諒解和社會成就獎，以表彰他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對地中海地區國際問題的解決作出的貢獻。 是一個不可遺忘的人！ 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資料:編輯本段]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s 是根據有關聯合國決議建立的一支跨國界的特種部隊，成立於1956年蘇伊士危機之際。它受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的委派，活躍於國際上有沖突的地區。維和部隊士兵頭戴天藍色鋼盔或藍色貝雷帽，上有聯合國英文縮寫「UN」，臂章綴有「地球與橄欖枝」圖案。凡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人員，必須被送到設於北歐4國的訓練中心接受特種訓練，以熟悉維和部隊的職能、宗旨、任務和進行特種軍事訓練。聯合國維和部隊執行任務時跟各國特種部隊不同，它必須公開自己的存在，必須行進在最引人注目的公路、廣場、熱鬧地段等公開場合。 聯合國維和部隊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一種形式，其另兩種形式是軍事觀察團和多國部隊。 （1）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作用是阻止局部沖突擴大化，或防止沖突再起，並幫助在戰爭中受害的平民百姓，為最終政治解決沖突創造條件。 部隊成本開銷 部隊成本花費,自從冷戰結束後,就有顯著上升. 1993年,年度聯合國維和成本些微減少成了36億美金,反映了在南斯拉夫和索馬利亞的花費有多高. 1998年, 成本減少到10億美金以下.但是不久又發生大規模行動,2001年上升到30億美金. 2004年,核准預算是28億美金,但是總數實際更高. 最新的財政年度2006年6月30日結束,聯合國維和成本達50億美金. 所有聯國成員國理論上都要根據一特定通過的規定平均分攤所有成本. 雖然有此規定, 2004年7月止還是總共有12億美金的各國欠款 各國參與情況 聯合國憲章規定各國必須參與維和行動, 所有聯合國成員都要提供安理會所需的部隊和設備. 自從1948年以來將近130國提供軍隊或警力維和.但是詳細紀錄哪一國提供多
❹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
❺ 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的個人資料
加利
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於開羅的一個書香門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獲法學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攻讀政治學和國際法，1949年獲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1954年作為研究學者前往美大學埃及英語非洲猶太國哥倫比亞大學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國後，他先後任記者、開羅大學國際法教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委員、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國際法學會會長等職。
加利於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1980年成為埃及民族民主黨書記處成員，1987年當選為議會議員，1991年5月出任副總理兼外交國務部長。加利長期活躍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參加重要的國際活動和國際會議，具有豐富的政治和外交經驗。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根據安理會推薦通過決議，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他是聯合國歷史上擔任該職務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語國家組織首任秘書長，任期4年。
加利通曉阿拉伯語、法語和英語，並用這些文字寫作。他一直堅持記日記和拂曉起床進行寫作，已有100多本著作問世。他學識淵博，是一位國際法專家，深諳北南關系、第三世界和非洲問題，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理論方面著述頗豐，成績卓著，先後獲得二十多個國家頒發的榮譽稱號。1995年4月，獲希臘奧納西斯國際諒解和社會成就獎，以表彰他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對地中海地區國際問題的解決作出的貢獻。
加利的妻子是位埃及猶太人，他們膝下無子女。
加利曾多次訪華。加利在埃及外交界工作期間曾多次訪華。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羅斯·加利出生於埃及開羅的一個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羅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於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並獲得了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的學位，另外還有巴黎政治研究學院的國際關系學的畢業證書。此後直到1977年，他是開羅大學的國際法以及國際關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為政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擔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研究學者，1963年至1964年，擔任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擔任巴黎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
他於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間，他擔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自1980年開始，為埃及執政的國家民主黨書記處成員，他於1987年成為埃及議會議員。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擔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在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以前，又擔任過社會主義國際的副主席。在其擔任外交國務部長期間，在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之間的和平協議簽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務的非洲人。被選為聯合國秘書長之後，加利的工作引起了眾多爭議。人們批評他在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中未能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內戰期間，加利在調停上未能統一聯合國的意見。在聯合國的作用以及美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等問題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質疑。盡管他的支持者們將之歸咎於美國對聯合國行動的抵制，但加利已漸漸成為空洞的聯合國的象徵。
有三個非洲國家為首（埃及，幾內亞比索，波札那）的10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提議布特羅斯·加利留任第二個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國表示反對。盡管英國，波蘭，韓國以及義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國明確表示將行使否決權後，這四個國家就不再支持加利。盡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決的秘書長，但他仍然是聯合國歷史上首位沒能連任兩屆的秘書長。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繼任者是科菲·安南，這是由於加利沒能連任，所以他的繼任者須從其代表的非洲選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擔任法語國家組織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書長，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擔任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布特羅斯·加利出版有兩本回憶錄：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關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進程）
《不屈不撓：美國-聯合國的傳奇》（1999年，有關其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
❻ 如何完善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
一、 調整宏觀立法模式，合理構架獨立董事制度體系
從立法的宏觀方面看，目前我國關於獨立董事制度比較明顯的問題有：一是從法律效力看，這些規定大多為指引、意見、草案性質的法律文件，法律效力的層級較低 ；二是具體規范的內容仍不夠完善、細致，即使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則》要求「獨立董事的任職條件、選舉更換程序、職責等，應符合有關規定」，但由於「有關規定」並不明確或缺乏強制性，在不符合有關規定的情況下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也不甚明確，這種規定實際作用的發揮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仔細研究，予以完善。
二、 修改微觀具體規定，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 獨立董事的資格應適當降低「能力性」標准，嚴格「獨立性」標准
根據各國關於獨立董事資格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大都採取從積極資格和消極資格兩個方面進行規定。我國借鑒了這種立法方式。
首先，在獨立董事的積極資格方面。根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第二條的規定，擔任獨立董事應當符合下列基本條件：（1）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及其它有關規定，具備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資格；（2）具有本《指導意見》所要求的獨立性；（3）具備上市公司運作的基本知識，熟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規則；（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經濟或者其它履行獨立董事職責所必需的工作經驗；（5）公司章程規定的其它條件。
以上規定是對獨立董事的基本要求，即：（1）獨立董事作為董事會成員首先必須符合我國公司法律制度對董事資格的要求；（2）對地位獨立性的要求；（3）由於獨立董事所肩負的特殊職責使得它必須具備相應的工作能力，這是積極資格的核心內容。我認為對獨立董事的「能力性」要求有兩方面值得商榷，這主要是考慮到中國的獨立董事首要任務是能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意見，能力是次要的。
第一，對工作經驗的要求不必局限於法律、經濟領域。在中國公司治理不成熟的環境下對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特別重視法律、經濟工作方面的工作經驗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獨立董事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其獨立性提高公司行為的誠信度，解決我國上市公司的信用危機。法律、經濟領域的專業技術知識、經驗固然有助於了解上市公司的運作情況，但獨立董事的職能是多方面的，並非每一種都需要專業技術知識，相反，在保證獨立董事群體基本的專業技術人員的同時如果能夠盡量使其結構多元化，更有利於增強獨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社會影響力。第二，對工作經驗時間的要求可以縮短。該規定中要求是「五年以上」。當今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產業的更新換代頻繁，誕生很多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每個公司從事生產經營的領域中科技含量大不相同，經營管理的對象各異，要求經營管理者具有的觀念、能力、經驗和素質也各不相同。已有的思想、觀念、經驗將對新思想、新觀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五年的工作經驗限制似乎稍長，不符合「新產品、新技術的生命周期」理論。[1]因此，可以考慮將此期限要求適當縮短，具體來說可以定為三年。
其次，在獨立董事的消極資格——「獨立性」標准方面。 根據2001年8月《指導意見》第三條，下列人員不得擔任獨立董事：⑴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屬企業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主要社會關系（直系親屬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會關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兒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⑵直接或間接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股東及其直系親屬；⑶在直接或間接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5％以上的股東單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東單位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⑷最近一年內曾經具有前三項所列舉情形的人員；⑸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屬企業提供財務、法律、咨詢等服務的人員；⑹公司章程規定的其它人員；⑺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它人員。
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獨立董事應獨立於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東，獨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擔任除獨立董事外的其它任何職務。
當然，除此以外獨立董事的消極資格還應包括《公司法》、《證券法》中已有的關於不得擔任董事的相關規定。
這些關於獨立董事「獨立性」的界定屬於抽象性標准，吸收了國際上對該問題研究的積極成果，使標准比較明確。其中，對影響「獨立性」的僱傭關系、親屬關系、服務性業務關系給予了高度重視。這是值得肯定的。但還有幾個方面需要進一步考慮：
第一，「非服務性商業業務關系」應予吸收。從《指導意見》的規定看似乎只要該獨立董事不存在⑴-⑸條情況即可，而與上市公司發生非服務性的其它商業活動並不受限制。那麼，這樣一來，它還能保持獨立性嗎？一般而言，各國公司法對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要求都是比較嚴格的，在關聯公司中任職都不允許，何況直接與公司交易。美國律師協會規定：獨立董事是「與公司或經營者之間沒有任何重大業務或專業關系的非執行董事。」 《CalPERS治理原則和指南》規定：獨立董事「不附屬於該公司主要客戶或供貨商」、「不附屬於接受該公司重大捐助的非營利性組織」、「在近5年與公司之間沒有與依據條例S-K應予以披露的業務關系」。 在這一問題上，我國的規定顯然過於寬松。僅僅是上市公司及其股東或股東單位獨立開來是不夠的。因此，可以將「不得有任何重大業務或專業關系」、「不是或不附屬於該公司主要供貨商或客戶」（即可能影響獨立董事獨立判斷的其它商業關系）的內容吸收進來。
第二，一年的限制期太短，可增加至三年。一年的時間不足以使曾經與上市公司發生密切關系的人與上市公司發生較大的分離。中國是特別講究人情世故的，其市場化程度還不夠成熟，不可能做到角色變化後立即立場不同，這也許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可以做到。但即便是在美國類似情況下，對於時間的要求也長得多。《CalPERS治理原則和指南》規定：獨立董事必須是「在近5年未在該公司擔任執行性職務」。 我國的立法者也許是考慮到我國董事資源的缺乏，如果限制過多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員以供選擇。但如果選用不夠獨立的獨立董事對改善公司治理弊端更大。因為，我國往往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得不到有效的執行。一旦這些不夠獨立的獨立董事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人們對獨立董事制度產生懷疑，中國證監會再用什麼來樹立投資者的信心呢？所以，應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適當地延長該限制期，具體地可以定為三年比較適中。
2. 促進人力資源市場化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已經有成熟的職業經理層，他們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豐富的專業技術經驗、嚴格的職業道德規范。他們除了一般自覺地按照其社會角色履行其社會責任以外，甚至出現了專門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績效進行獨立評估的機構。而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還相當短，各種人力資源非常缺乏，特別是優秀的企業家，而獨立董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從這些人員當中挑選出來的。因此，我國可供選擇的獨立董事人選是比較稀缺的。同時，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還遠未建立起來，職業經理層行為的自我約束性還較低。所以，培育獨立董事首先應從職業經理層及各行業專業人士隊伍的培育開始，使人力資源充分市場化 。
3. 保證獨立董事在選聘中的「獨立性」並有足夠的影響力
首先，獨立董事的提名方式應限制董事會或控股股東的深度影響。
獨立董事的提名是選聘獨立董事的第一步，由誰提名對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有直接的影響。對該問題的設計必須與設立獨立董事的主要目的保持一致性。《指導意見》第四條第1款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並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可以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第四條第2款規定了提名人的征詢、了解義務和被提名人的公開聲明義務；第四條第3款規定了董事會對被提名人的異議程序和證監會的審核權。
國外獨立董事的提名均有安排地避免受到公司經營管理層或內部董事的直接影響，這樣可以使獨立董事更好地代表公司總體利益。有鑒於此，從提名制度總體上看，並考慮到公司整體利益和重點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需要，《指導意見》的規定是積極可行的。但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 主要是直接賦予上市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提名權不妥。這與《指導意見》的立法本意相矛盾。因為，按《指導意見》的規定獨立董事是由股東大會選舉決定的，而在大股東控股的情況下，如果董事會享有直接的獨立董事提名權，大股東就完全可以實現控制獨立董事選聘的全過程。 對董事會的提名權可以考慮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未設立或不設立提名委員會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不應享有獨立董事提名權；第二，在設立提名委員會的上市公司，由該委員會行使獨立董事提名權，當然，該委員會應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如：《指導意見》第五十二條規定：「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並擔任召集人」）。
其次，獨立董事的選舉應向中小股東傾斜。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准則》第五十一條僅僅原則性的規定：「獨立董事的任職條件、選舉更換程序、職責等，應符合有關規定。」那麼，獨立董事的選舉主要是參考《指導意見》第四條的相關內容。該規定的粗糙性將影響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我國的主要問題出在「一股獨大」導致的權力失衡，大股東有能力通過控制股東大會，進而控制選舉結果，如果被提名的獨立董事得不到大股東所認同，該候選人就不能在股東大會上通過選舉。提名委員會和中小股東的提名權失去實際意義，應對此加以限制；此外也沒有明確規定選舉通過的比例要求。
有兩種方式可供參考：其一，規定大股東投反對票必須有合理的理由或可靠的證據，否則，應同意或視為同意該提名；其二，排除前幾位大股東的投票權，因為獨立董事主要不是為大股東服務的。在提名和投票的環節，決不能既給大股東（或其代表）提名權又給其投票權，必須進行限制。這樣使大股東既能參與選舉過程又不至於利用優勢地位排擠中小股東的選舉利益。此外，由各證券交易所制定規則明確投票的比例要求。
再次，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構成應有利於其作用的發揮。
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需要多少人數能比較有效地發揮作用，目前國外有些相關的研究（包括實證研究），但還未形成有絕對說服力的結論。從代理理論看，獨立董事應當比內部董事在監督管理層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因為，獨立董事重視自身的名譽和信用，他們要利用佔有的董事職位向人力資源市場傳遞自身價值的信號，表明他們是決策控制專家，了解分散決策控制的重要性，能夠在分散的決策控制體制下作用，在關鍵的必要時候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是撤換公司總經理的決定。Rosenstein和Wyatt在對1981-1985年間的1251次外部董事任命公告的股票價格反應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任命一個外部董事通常對股東財富沒有負面的影響。但同時他們也承認：從與外部董事任命相關的正的股票價格收益率效應推論出外部董事就比內部董事要好，「此一推論務必小心謹慎」。也有與此完全相反的研究結果。David Yermack通過研究認為，獨立董事越多，公司業績反而越差。[2]那麼，是否存在一個最優大比例呢？目前還沒有研究能找到這個比例。但是在美國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大部分公司董事會里保持有獨立外部董事約60%。
美國法學會《公司治理原則》建議在大型公開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在其它公開公司董事會中至少要有3名獨立董事，並認為3名獨立董事是在董事會中形成一個有力的批評群體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安然事件後，美國出台了一些措施來改進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紐約股票交易所及上市標准委員會向交易所董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對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要佔多數。[3]歐盟認為，「單層制」管理機關中的非執行成員「應當能夠被3整除，而且大於執行成員的人數」[4]。這與美國法學會的建議很相似。實際上在大多數英美法系國家關於獨立董事人數的要求一般都規定或建議「多數」或「實質性多數」。 鑒於我國雖然採取「雙層制」治理模式但監督缺位嚴重、監事會被架空的現象，我們應更多地考慮「單層制」國家對獨立董事的需求。
第四，保持目前獨立董事任期的規定，但要關注任期對「獨立性」的影響。《指導意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獨立董事每屆任期與該上市公司其它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但是連任時間不得超過六年。」董事任期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由公司章程規定，但每屆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可以說《指導意見》關於獨立董事的任期是充分考慮了美國和歐洲立法經驗的。一個普遍的認識是任期的長短會影響到「獨立性」的保持。因為獨立董事與其它董事及經理長期共事，即使利益上沒有直接聯系，在思想上趨於一致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歐盟對此過於寬松，在歐盟公司法指令中規定：「管理機關非執行成員的任命期限應予確定，但不得超過6年。任命期限屆滿後，他們可以連選連任。」[5]歐盟甚至沒有對連任最長時間沒有限制，也就是說，如果某獨立董事一直可以被選任的話，他可以一直擔任下去。相比之下，美國密西根州的立法就要完善一些，它規定，獨立董事在公司任職不得超過三年，滿三年後該董事可以作為董事留任，但失去被選聘為獨立董事的資格。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因為這樣一方面防止獨立董事由於利益固化而產生「內部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增強公司領導層的開放性，新的信息、知識、技術通過獨立董事的更替而吸納入公司的決策領域。
對獨立董事的任期作出一定限制是正確的，我國關於獨立董事任期的規定比較適中。但畢竟6年的總限制期是否能防止「獨立性」被侵蝕在我國還沒有研究結論，因此應予以關注，一旦不行，及時調整。
4．保障獨立董事職權行使，形成既監督又合作的機制
由於獨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和責任，它應當享有與一般董事所不同的職權，這是發揮獨立董事作用的必要條件。通常應具備以下權力：一是監督權；二是審核權；三是否決權。
《指導意見》 在獨立董事的監督權、審核權及否決權方面立法作出了積極的探索，提出了比較具體的要求。還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如：累積投票權；公開披露制度；費用公司承擔制；獨立董事責任險等。為了保證獨立董事職權的實現，還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一些必要的條件，如：《指導意見》第七條中規定了獨立董事享有以下權利：①知情權；②獲得必要工作條件權；③獨立行使職權權；④獲得報酬權；⑤執業風險保障權等。與以往的規定和指導性文件相比，是很大的進步。
但我們也發現，這里同樣存在不如人意之處。第一，偏重於獨立董事的監督性職權而忽視了創造性職權； 第二，沒有賦予獨立董事就特殊事項的實質性否決權。除了關聯交易必須經獨立董事認可後才能交董事會討論，其它方面獨立董事表示不同意見最有力的方式不過是公開聲明意見。對一些特殊事項獨立董事沒有實質性的否決權是不夠的，這種監督非常乏力；第三，在董事會不尊重或不採納獨立董事的請求、提議甚至干擾其發表獨立意見時，沒有相關的責任。
所以，立法在設計獨立董事的職權時應：第一，根據是否設立專門委員會分別規定使獨立董事更好地發揮創造性的職權；第二，就一些重大特殊事項賦予獨立董事實質性否決權；第三，應增加董事會無正當理由阻礙獨立董事行使職權的法律責任的規定。此外，對一些關鍵概念應明確，如：關聯交易。
5．使獨立董事的義務更為合理
獨立董事的義務可以分為：一般義務和特別義務。一般義務是指獨立董事作為董事所必須承擔的基本義務，包括：《公司法》規定的忠實義務等。特別義務是指獨立董事的獨立地位決定的與其它董事所不同的義務，主要包括：①誠信義務，如：代表公司整體利益，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獨立地履行職責；②勤勉義務，如：原則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並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的職責；③各專門委員會中的責任。誠信義務和勤勉義務都是在吸收了國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成功經驗基礎上加以引進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實用性，尤其是在我國整個證券市場面臨信用危機的今天，強調誠信和勤勉實際上是反映了道德和法治建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內在聯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法治經濟，也是誠信經濟。獨立董事要發揮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其高度的責任感和良心。
但是，第一，忠實、誠信義務缺乏具體標准。英美法系普遍使用的忠實和誠信義務有大量的判例可以參考進行判斷，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沒有判例可以遵循，不對這種義務制定一定的判斷標准在司法實踐中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困難；第二，對勤勉義務的外在標准規定不夠合理。首先是沒有工作時間的下限，僅僅規定如果獨立董事連續3次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的，可以由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予以撤換。 以獨立董事是否能按時參加公司會議為考察勤勉的標准未免太低。其次是兼任上市公司的數量上限（5家）過高。我國還沒有職業獨立董事，大多數獨立董事都是兼職的，他們都還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時擔任5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難以保證必要的時間對各公司業務進行了解和研究。
建議：第一，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對忠實、誠信義務的判斷標准作出比較明確的規定；第二，增加獨立董事為上市公司工作時間的下限要求，並將兼任公司的數量上限減為2至3家。
6．調整獨立董事薪酬制度，形成激勵機制
獨立董事在本質上與上市公司是代理關系，為提高公司效益付出了一定的勞動，獲得一定的報酬是應當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完全沒有任何物質利益能夠驅使獨立董事自覺地為上市公司盡心盡力地工作。任何獨立性都是相對的。不過，為了盡量保持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在確定其薪酬時會遇到難題。一方面，報酬不能沒有或太低；另一方面，報酬又不能太高以至於它利益關系太大而尚失獨立性。因此，在制定獨立董事的薪酬時要充分考慮對對獨立性的影響和激勵的需要。國外一般比較靈活，有以下幾種主要方式：①固定薪酬；②延期支付計劃；③股票期權。[6]
我國《指導意見》僅僅規定了津貼一種薪酬形式，這種規定比較保守。 雖然目前我國法律還沒有承認延期支付計劃或股票期權計劃的薪酬支付方式，但如何使獨立董事的薪酬不應拘泥於單一的形式，而且，該項選擇權應賦予各上市公司經股東大會自行決定，因為它更多的屬於私權范圍，法律沒有必要過多地介入。最突出的問題是獨立董事薪酬方案的提出和決定方式不夠明智，容易降低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大股東既可以通過董事會控制方案的提出，也可以通過股東大會控制投票結果，等於監督者的薪酬完全由被監督者決定，導致獨立董事進行行為選擇時不得不更多地顧忌與大股東或其利益代表董事保持良好的關系。法律設計的技術違背了立法的宗旨。所以，應該考慮調整方式，可以採取下面的辦法：第一，由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制定預案交由股東大會審議，未通過的方案經修改後如果大股東多次（比如規定三次為限）反對致使方案仍無法通過，則喪失該投票權，由其它股東決定；第二，在不設薪酬委員會的公司由董事會制定預案交由股東大會審議，但大股東（或前幾位大股東）不參加投票。總之，不能讓董事會同時擁有制定方案權和決定權，這樣才能相互制約、配合，權力配置才能平衡，才能維護獨立董事的獨立性。
7．以獨立董事的民事法律責任為重點，建立合理的約束機制
任何沒有監督的權力都是危險的，它可能導致權力的泛濫。獨立董事在監督公司董事會和經理層方面擁有較大的權力並不意味著它自己可以不須受到制約，所以，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中也應對獨立董事的行為有一定的約束。《指導意見》第七條第六款僅僅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以降低獨立董事正常履行職責可能引致的風險。」這或許是將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一視同仁，想按照一般董事的責任來約束獨立董事。但這兩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職權等方面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以完全同等的法律責任加以要求恐怕並不合適。
明確獨立董事特定的法律責任是必要的。潛在的法律責任的威脅，可以促使獨立董事投入相應的時間與精力勤勉盡職，更好地履行其經營、監管職能。 公司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但對於廣大投資者而言更有效的是獲得民事求償的救濟手段，包括對獨立董事追償。目前，我國更多地是採取由證監會行政處罰的方式對嚴重失職的獨立董事進行約束。但筆者認為，過多地採用行政處罰的方式十分不妥。因為：第一，面對數量龐大的上市公司證監會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所有公司的每一個獨立董事的執業行為進行監管，而投資者出於對自己利益的關心更能發揮監督的作用，這可以彌補行政監管力量的不足； 第二，即使是獨立董事未能盡職給公司和投資者造成了損失，也並非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預，過度干預有「越權」之嫌，是否需要追究責任更主要的是受損失當事人的權力，這是私權自治范圍，證監會沒有必要主動干預。另外，設立民事法律責任也要考慮到商業活動中始終存在的風險問題。這是經濟規律的復雜性決定的。在責任承擔方式上有些學者認為獨立董事應當和其它董事承擔連帶責任。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現實。獨立董事報酬微薄，一旦發生錯誤，卻要與獲利豐厚的其它董事一起承擔極其巨大的賠償，顯然不公平。而且，獨立董事中許多人並非象其他董事一樣是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他沒有能力承擔連帶責任。無法執行的法律是失敗的法律。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第一、應縮小獨立董事行政法律責任的適用范圍，將證券監管部門的處罰權嚴格限定在該范圍之內；第二、明確獨立董事的特定民事法律責任，只要獨立董事在正常的情況或條件下，按照其忠實、誠信、勤勉的義務行事，即使是決策錯誤也不應受到追究。
三、 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制度及解決的問題
1． 使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服務於獨立董事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證券市場的基石，也是獨立董事行使職權的前提條件。在與獨立董事制度的協調上主要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必須嚴格落實公司的經營管理層的信息披露義務，確保獨立董事的知情權。其中尤其要注意信息披露必須及時，不及時的信息沒有市場價值；有必要進一步擴大信息披露的范圍；還應強化信息披露不合法或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
第二，完善中介服務機構的信息披露義務，強化其法律責任，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使獨立董事能夠在信賴其披露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在整個信息披露機制中，中介服務機構的服務是一個核心環節，因為社會分工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完成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我們必須依賴其它專業機構作出的專業意見，一旦中介服務機構不能真實地報告信息，在整個市場中必然引起不良的連鎖反應。必須從政策、法律上不斷提高中介機構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透明度、公開化，嚴格規范其服務質量。
第三， 一些機構投資者或者公司經營管理層操縱股市、散布虛假信息等擾亂市場秩序的投機行為，應加大打擊力度，同時可以允許獨立董事更多地就一些非正常的信息披露發表獨立意見。
2． 逐步調整股權結構，推進獨立董事制度的發展
合理的股權結構是優化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英美國家引入獨立董事制度都是在公司經歷了股權革命以後發生的。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是產生「內部人控制」、中小股東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入獨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礙。雖然這一格局在短期內難以徹底改變，但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必須高度重視並逐步加以解決。
3. 培育公司治理文化和誠實信用的基礎環境
參考資料：http://www.bcu.e.cn/truekxyj/journal/74/new_page_14.htm
❼ 誰知道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有關資料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是指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向沖突地區派遣軍事人員以恢復或維護和平的一種行動。維持和平行動在《聯合國憲章》中並未提及，它是在聯合國調解和解決地區沖突的實踐中逐步發展而來的。
維持和平行動的目的是遏制威脅和平的局部沖突的擴大或防止沖突的再起，從而為其最終的政治解決創造條件。其具體職責視情況和需要有所不同，一般包括：監督停戰或停火、撤軍；觀察、報告沖突地區的局勢；監督執行脫離接觸協議；協助恢復治安或維持秩序；防止非法越界或滲透等。近年來，維和行動的任務范圍有所擴大，已涉及監督大選、全民公決、提供和保護人道主義援助、解除武裝、裁軍、協助培訓民警等。
維持和平行動的建立一般由安理會決定，在歷史上聯合國大會偶爾也做出過決定。維和行動的部署必須得到當事國或當事方的同意，其具體實施由聯合國秘書長商安理會決定。
維和行動主要有兩種形式：軍事觀察團和維持和平部隊。前者一般由非武裝的軍人組成，後者由武裝的軍事分遣隊組成。維和行動屬非強制性行動，軍事觀察員不得攜帶武器，維和部隊雖配有武器，但不得擅自使用武力，除非迫不得已進行自衛。維持和平行動屬臨時性措施，一般均有一定期限，可由安理會視情況決定延期。
聯合國最早的維持和平行動是1948年向中東地區派遣的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近來，聯合國維和行動呈穩步發展態勢，目前執行任務的維和人員約計1.5萬人。維和行動的職能日趨多樣化，非軍事人員特別是民事警察所佔比例越來越大。聯合國迄今共實施了54項維和行動。
我國自80年代初調整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政策以來，對維和行動採取了積極支持的態度，並逐步派人參加了一些維和行動。1988年，中國成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特委會成員。自1990年中國首次派軍事觀察員參加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以來，迄今共派出千餘人次的軍事觀察員參加了停戰監督組織、伊科觀察團、西撒特派團、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聯莫行動、聯利觀察團、聯塞觀察團共8項維和行動，還曾派遣工程兵參加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1997年5月，中國表示原則同意參加聯合國「維和待命安排」。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羅斯·加利出生於埃及開羅的一個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羅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於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並獲得了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的學位，另外還有巴黎政治研究學院的國際關系學的畢業證書。此後直到1977年，他是開羅大學的國際法以及國際關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為政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擔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研究學者，1963年至1964年，擔任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擔任巴黎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
他於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間，他擔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自1980年開始，為埃及執政的國家民主黨書記處成員，他於1987年成為埃及議會議員。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擔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在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以前，又擔任過社會主義國際的副主席。在其擔任外交國務部長期間，在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之間的和平協議簽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務的非洲人。被選為聯合國秘書長之後，加利的工作引起了眾多爭議。人們批評他在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中未能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內戰期間，加利在調停上未能統一聯合國的意見。在聯合國的作用以及美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等問題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質疑。盡管他的支持者們將之歸咎於美國對聯合國行動的抵制，但加利已漸漸成為空洞的聯合國的象徵。
有三個非洲國家為首（埃及，幾內亞比索，波札那）的10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提議布特羅斯·加利留任第二個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國表示反對。盡管英國，波蘭，韓國以及義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國明確表示將行使否決權後，這四個國家就不再支持加利。盡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決的秘書長，但他仍然是聯合國歷史上首位沒能連任兩屆的秘書長。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繼任者是科菲·安南，這是由於加利沒能連任，所以他的繼任者須從其代表的非洲選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擔任法語國家組織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書長，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擔任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布特羅斯·加利出版有兩本回憶錄：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關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進程）
《不屈不撓：美國-聯合國的傳奇》（1999年，有關其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
❽ 聯和國前任秘書長加利先生的資料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羅斯·加利出生於埃及開羅的一個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羅斯·加利（1846年—1910年）。加利於1946年畢業於開羅大學，並獲得了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的學位，另外還有巴黎政治研究學院的國際關系學的畢業證書。此後直到1977年，他是開羅大學的國際法以及國際關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為政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擔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研究學者，1963年至1964年，擔任海牙國際法學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擔任巴黎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
他於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間，他擔任埃及外交國務部長。自1980年開始，為埃及執政的國家民主黨書記處成員，他於1987年成為埃及議會議員。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擔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在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以前，又擔任過社會主義國際的副主席。在其擔任外交國務部長期間，在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之間的和平協議簽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任命加利為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任期五年。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務的非洲人。被選為聯合國秘書長之後，加利的工作引起了眾多爭議。人們批評他在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中未能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內戰期間，加利在調停上未能統一聯合國的意見。在聯合國的作用以及美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等問題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質疑。盡管他的支持者們將之歸咎於美國對聯合國行動的抵制，但加利已漸漸成為空洞的聯合國的象徵。
有三個非洲國家為首（埃及，幾內亞比索，波札那）的10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提議布特羅斯·加利留任第二個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國表示反對。盡管英國，波蘭，韓國以及義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國明確表示將行使否決權後，這四個國家就不再支持加利。盡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決的秘書長，但他仍然是聯合國歷史上首位沒能連任兩屆的秘書長。1996年12月31日卸任。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擔任法語國家組織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書長，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擔任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❾ 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一、 調整宏觀立法模式，合理構架獨立董事制度體系
從立法的宏觀方面看，目前我國關於獨立董事制度比較明顯的問題有：一是從法律效力看，這些規定大多為指引、意見、草案性質的法律文件，法律效力的層級較低 ；二是具體規范的內容仍不夠完善、細致，即使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則》要求「獨立董事的任職條件、選舉更換程序、職責等，應符合有關規定」，但由於「有關規定」並不明確或缺乏強制性，在不符合有關規定的情況下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也不甚明確，這種規定實際作用的發揮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仔細研究，予以完善。
二、 修改微觀具體規定，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 獨立董事的資格應適當降低「能力性」標准，嚴格「獨立性」標准
根據各國關於獨立董事資格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大都採取從積極資格和消極資格兩個方面進行規定。我國借鑒了這種立法方式。
首先，在獨立董事的積極資格方面。根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第二條的規定，擔任獨立董事應當符合下列基本條件：（1）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及其它有關規定，具備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資格；（2）具有本《指導意見》所要求的獨立性；（3）具備上市公司運作的基本知識，熟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規則；（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經濟或者其它履行獨立董事職責所必需的工作經驗；（5）公司章程規定的其它條件。
以上規定是對獨立董事的基本要求，即：（1）獨立董事作為董事會成員首先必須符合我國公司法律制度對董事資格的要求；（2）對地位獨立性的要求；（3）由於獨立董事所肩負的特殊職責使得它必須具備相應的工作能力，這是積極資格的核心內容。我認為對獨立董事的「能力性」要求有兩方面值得商榷，這主要是考慮到中國的獨立董事首要任務是能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意見，能力是次要的。
第一，對工作經驗的要求不必局限於法律、經濟領域。在中國公司治理不成熟的環境下對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特別重視法律、經濟工作方面的工作經驗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獨立董事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其獨立性提高公司行為的誠信度，解決我國上市公司的信用危機。法律、經濟領域的專業技術知識、經驗固然有助於了解上市公司的運作情況，但獨立董事的職能是多方面的，並非每一種都需要專業技術知識，相反，在保證獨立董事群體基本的專業技術人員的同時如果能夠盡量使其結構多元化，更有利於增強獨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社會影響力。第二，對工作經驗時間的要求可以縮短。該規定中要求是「五年以上」。當今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產業的更新換代頻繁，誕生很多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每個公司從事生產經營的領域中科技含量大不相同，經營管理的對象各異，要求經營管理者具有的觀念、能力、經驗和素質也各不相同。已有的思想、觀念、經驗將對新思想、新觀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五年的工作經驗限制似乎稍長，不符合「新產品、新技術的生命周期」理論。[1]因此，可以考慮將此期限要求適當縮短，具體來說可以定為三年。
其次，在獨立董事的消極資格——「獨立性」標准方面。 根據2001年8月《指導意見》第三條，下列人員不得擔任獨立董事：⑴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屬企業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主要社會關系（直系親屬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會關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兒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⑵直接或間接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股東及其直系親屬；⑶在直接或間接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5％以上的股東單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東單位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⑷最近一年內曾經具有前三項所列舉情形的人員；⑸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屬企業提供財務、法律、咨詢等服務的人員；⑹公司章程規定的其它人員；⑺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它人員。
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獨立董事應獨立於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東，獨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擔任除獨立董事外的其它任何職務。
當然，除此以外獨立董事的消極資格還應包括《公司法》、《證券法》中已有的關於不得擔任董事的相關規定。
這些關於獨立董事「獨立性」的界定屬於抽象性標准，吸收了國際上對該問題研究的積極成果，使標准比較明確。其中，對影響「獨立性」的僱傭關系、親屬關系、服務性業務關系給予了高度重視。這是值得肯定的。但還有幾個方面需要進一步考慮：
第一，「非服務性商業業務關系」應予吸收。從《指導意見》的規定看似乎只要該獨立董事不存在⑴-⑸條情況即可，而與上市公司發生非服務性的其它商業活動並不受限制。那麼，這樣一來，它還能保持獨立性嗎？一般而言，各國公司法對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要求都是比較嚴格的，在關聯公司中任職都不允許，何況直接與公司交易。美國律師協會規定：獨立董事是「與公司或經營者之間沒有任何重大業務或專業關系的非執行董事。」 《CalPERS治理原則和指南》規定：獨立董事「不附屬於該公司主要客戶或供貨商」、「不附屬於接受該公司重大捐助的非營利性組織」、「在近5年與公司之間沒有與依據條例S-K應予以披露的業務關系」。 在這一問題上，我國的規定顯然過於寬松。僅僅是上市公司及其股東或股東單位獨立開來是不夠的。因此，可以將「不得有任何重大業務或專業關系」、「不是或不附屬於該公司主要供貨商或客戶」（即可能影響獨立董事獨立判斷的其它商業關系）的內容吸收進來。
第二，一年的限制期太短，可增加至三年。一年的時間不足以使曾經與上市公司發生密切關系的人與上市公司發生較大的分離。中國是特別講究人情世故的，其市場化程度還不夠成熟，不可能做到角色變化後立即立場不同，這也許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可以做到。但即便是在美國類似情況下，對於時間的要求也長得多。《CalPERS治理原則和指南》規定：獨立董事必須是「在近5年未在該公司擔任執行性職務」。 我國的立法者也許是考慮到我國董事資源的缺乏，如果限制過多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員以供選擇。但如果選用不夠獨立的獨立董事對改善公司治理弊端更大。因為，我國往往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得不到有效的執行。一旦這些不夠獨立的獨立董事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人們對獨立董事制度產生懷疑，中國證監會再用什麼來樹立投資者的信心呢？所以，應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適當地延長該限制期，具體地可以定為三年比較適中。
2. 促進人力資源市場化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已經有成熟的職業經理層，他們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豐富的專業技術經驗、嚴格的職業道德規范。他們除了一般自覺地按照其社會角色履行其社會責任以外，甚至出現了專門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績效進行獨立評估的機構。而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還相當短，各種人力資源非常缺乏，特別是優秀的企業家，而獨立董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從這些人員當中挑選出來的。因此，我國可供選擇的獨立董事人選是比較稀缺的。同時，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還遠未建立起來，職業經理層行為的自我約束性還較低。所以，培育獨立董事首先應從職業經理層及各行業專業人士隊伍的培育開始，使人力資源充分市場化 。
3. 保證獨立董事在選聘中的「獨立性」並有足夠的影響力
首先，獨立董事的提名方式應限制董事會或控股股東的深度影響。
獨立董事的提名是選聘獨立董事的第一步，由誰提名對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有直接的影響。對該問題的設計必須與設立獨立董事的主要目的保持一致性。《指導意見》第四條第1款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並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可以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第四條第2款規定了提名人的征詢、了解義務和被提名人的公開聲明義務；第四條第3款規定了董事會對被提名人的異議程序和證監會的審核權。
國外獨立董事的提名均有安排地避免受到公司經營管理層或內部董事的直接影響，這樣可以使獨立董事更好地代表公司總體利益。有鑒於此，從提名制度總體上看，並考慮到公司整體利益和重點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需要，《指導意見》的規定是積極可行的。但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 主要是直接賦予上市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提名權不妥。這與《指導意見》的立法本意相矛盾。因為，按《指導意見》的規定獨立董事是由股東大會選舉決定的，而在大股東控股的情況下，如果董事會享有直接的獨立董事提名權，大股東就完全可以實現控制獨立董事選聘的全過程。 對董事會的提名權可以考慮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未設立或不設立提名委員會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不應享有獨立董事提名權；第二，在設立提名委員會的上市公司，由該委員會行使獨立董事提名權，當然，該委員會應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如：《指導意見》第五十二條規定：「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並擔任召集人」）。
其次，獨立董事的選舉應向中小股東傾斜。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准則》第五十一條僅僅原則性的規定：「獨立董事的任職條件、選舉更換程序、職責等，應符合有關規定。」那麼，獨立董事的選舉主要是參考《指導意見》第四條的相關內容。該規定的粗糙性將影響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我國的主要問題出在「一股獨大」導致的權力失衡，大股東有能力通過控制股東大會，進而控制選舉結果，如果被提名的獨立董事得不到大股東所認同，該候選人就不能在股東大會上通過選舉。提名委員會和中小股東的提名權失去實際意義，應對此加以限制；此外也沒有明確規定選舉通過的比例要求。
有兩種方式可供參考：其一，規定大股東投反對票必須有合理的理由或可靠的證據，否則，應同意或視為同意該提名；其二，排除前幾位大股東的投票權，因為獨立董事主要不是為大股東服務的。在提名和投票的環節，決不能既給大股東（或其代表）提名權又給其投票權，必須進行限制。這樣使大股東既能參與選舉過程又不至於利用優勢地位排擠中小股東的選舉利益。此外，由各證券交易所制定規則明確投票的比例要求。
再次，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構成應有利於其作用的發揮。
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需要多少人數能比較有效地發揮作用，目前國外有些相關的研究（包括實證研究），但還未形成有絕對說服力的結論。從代理理論看，獨立董事應當比內部董事在監督管理層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因為，獨立董事重視自身的名譽和信用，他們要利用佔有的董事職位向人力資源市場傳遞自身價值的信號，表明他們是決策控制專家，了解分散決策控制的重要性，能夠在分散的決策控制體制下作用，在關鍵的必要時候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是撤換公司總經理的決定。Rosenstein和Wyatt在對1981-1985年間的1251次外部董事任命公告的股票價格反應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任命一個外部董事通常對股東財富沒有負面的影響。但同時他們也承認：從與外部董事任命相關的正的股票價格收益率效應推論出外部董事就比內部董事要好，「此一推論務必小心謹慎」。也有與此完全相反的研究結果。David Yermack通過研究認為，獨立董事越多，公司業績反而越差。[2]那麼，是否存在一個最優大比例呢？目前還沒有研究能找到這個比例。但是在美國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大部分公司董事會里保持有獨立外部董事約60%。
美國法學會《公司治理原則》建議在大型公開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在其它公開公司董事會中至少要有3名獨立董事，並認為3名獨立董事是在董事會中形成一個有力的批評群體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安然事件後，美國出台了一些措施來改進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紐約股票交易所及上市標准委員會向交易所董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對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要佔多數。[3]歐盟認為，「單層制」管理機關中的非執行成員「應當能夠被3整除，而且大於執行成員的人數」[4]。這與美國法學會的建議很相似。實際上在大多數英美法系國家關於獨立董事人數的要求一般都規定或建議「多數」或「實質性多數」。 鑒於我國雖然採取「雙層制」治理模式但監督缺位嚴重、監事會被架空的現象，我們應更多地考慮「單層制」國家對獨立董事的需求。
第四，保持目前獨立董事任期的規定，但要關注任期對「獨立性」的影響。《指導意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獨立董事每屆任期與該上市公司其它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但是連任時間不得超過六年。」董事任期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由公司章程規定，但每屆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可以說《指導意見》關於獨立董事的任期是充分考慮了美國和歐洲立法經驗的。一個普遍的認識是任期的長短會影響到「獨立性」的保持。因為獨立董事與其它董事及經理長期共事，即使利益上沒有直接聯系，在思想上趨於一致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歐盟對此過於寬松，在歐盟公司法指令中規定：「管理機關非執行成員的任命期限應予確定，但不得超過6年。任命期限屆滿後，他們可以連選連任。」[5]歐盟甚至沒有對連任最長時間沒有限制，也就是說，如果某獨立董事一直可以被選任的話，他可以一直擔任下去。相比之下，美國密西根州的立法就要完善一些，它規定，獨立董事在公司任職不得超過三年，滿三年後該董事可以作為董事留任，但失去被選聘為獨立董事的資格。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因為這樣一方面防止獨立董事由於利益固化而產生「內部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增強公司領導層的開放性，新的信息、知識、技術通過獨立董事的更替而吸納入公司的決策領域。
對獨立董事的任期作出一定限制是正確的，我國關於獨立董事任期的規定比較適中。但畢竟6年的總限制期是否能防止「獨立性」被侵蝕在我國還沒有研究結論，因此應予以關注，一旦不行，及時調整。
4．保障獨立董事職權行使，形成既監督又合作的機制
由於獨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和責任，它應當享有與一般董事所不同的職權，這是發揮獨立董事作用的必要條件。通常應具備以下權力：一是監督權；二是審核權；三是否決權。
《指導意見》 在獨立董事的監督權、審核權及否決權方面立法作出了積極的探索，提出了比較具體的要求。還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如：累積投票權；公開披露制度；費用公司承擔制；獨立董事責任險等。為了保證獨立董事職權的實現，還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一些必要的條件，如：《指導意見》第七條中規定了獨立董事享有以下權利：①知情權；②獲得必要工作條件權；③獨立行使職權權；④獲得報酬權；⑤執業風險保障權等。與以往的規定和指導性文件相比，是很大的進步。
但我們也發現，這里同樣存在不如人意之處。第一，偏重於獨立董事的監督性職權而忽視了創造性職權； 第二，沒有賦予獨立董事就特殊事項的實質性否決權。除了關聯交易必須經獨立董事認可後才能交董事會討論，其它方面獨立董事表示不同意見最有力的方式不過是公開聲明意見。對一些特殊事項獨立董事沒有實質性的否決權是不夠的，這種監督非常乏力；第三，在董事會不尊重或不採納獨立董事的請求、提議甚至干擾其發表獨立意見時，沒有相關的責任。
所以，立法在設計獨立董事的職權時應：第一，根據是否設立專門委員會分別規定使獨立董事更好地發揮創造性的職權；第二，就一些重大特殊事項賦予獨立董事實質性否決權；第三，應增加董事會無正當理由阻礙獨立董事行使職權的法律責任的規定。此外，對一些關鍵概念應明確，如：關聯交易。
5．使獨立董事的義務更為合理
獨立董事的義務可以分為：一般義務和特別義務。一般義務是指獨立董事作為董事所必須承擔的基本義務，包括：《公司法》規定的忠實義務等。特別義務是指獨立董事的獨立地位決定的與其它董事所不同的義務，主要包括：①誠信義務，如：代表公司整體利益，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獨立地履行職責；②勤勉義務，如：原則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並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的職責；③各專門委員會中的責任。誠信義務和勤勉義務都是在吸收了國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成功經驗基礎上加以引進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實用性，尤其是在我國整個證券市場面臨信用危機的今天，強調誠信和勤勉實際上是反映了道德和法治建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內在聯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法治經濟，也是誠信經濟。獨立董事要發揮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其高度的責任感和良心。
但是，第一，忠實、誠信義務缺乏具體標准。英美法系普遍使用的忠實和誠信義務有大量的判例可以參考進行判斷，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沒有判例可以遵循，不對這種義務制定一定的判斷標准在司法實踐中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困難；第二，對勤勉義務的外在標准規定不夠合理。首先是沒有工作時間的下限，僅僅規定如果獨立董事連續3次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的，可以由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予以撤換。 以獨立董事是否能按時參加公司會議為考察勤勉的標准未免太低。其次是兼任上市公司的數量上限（5家）過高。我國還沒有職業獨立董事，大多數獨立董事都是兼職的，他們都還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時擔任5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難以保證必要的時間對各公司業務進行了解和研究。
建議：第一，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對忠實、誠信義務的判斷標准作出比較明確的規定；第二，增加獨立董事為上市公司工作時間的下限要求，並將兼任公司的數量上限減為2至3家。
6．調整獨立董事薪酬制度，形成激勵機制
獨立董事在本質上與上市公司是代理關系，為提高公司效益付出了一定的勞動，獲得一定的報酬是應當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完全沒有任何物質利益能夠驅使獨立董事自覺地為上市公司盡心盡力地工作。任何獨立性都是相對的。不過，為了盡量保持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在確定其薪酬時會遇到難題。一方面，報酬不能沒有或太低；另一方面，報酬又不能太高以至於它利益關系太大而尚失獨立性。因此，在制定獨立董事的薪酬時要充分考慮對對獨立性的影響和激勵的需要。國外一般比較靈活，有以下幾種主要方式：①固定薪酬；②延期支付計劃；③股票期權。[6]
我國《指導意見》僅僅規定了津貼一種薪酬形式，這種規定比較保守。 雖然目前我國法律還沒有承認延期支付計劃或股票期權計劃的薪酬支付方式，但如何使獨立董事的薪酬不應拘泥於單一的形式，而且，該項選擇權應賦予各上市公司經股東大會自行決定，因為它更多的屬於私權范圍，法律沒有必要過多地介入。最突出的問題是獨立董事薪酬方案的提出和決定方式不夠明智，容易降低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大股東既可以通過董事會控制方案的提出，也可以通過股東大會控制投票結果，等於監督者的薪酬完全由被監督者決定，導致獨立董事進行行為選擇時不得不更多地顧忌與大股東或其利益代表董事保持良好的關系。法律設計的技術違背了立法的宗旨。所以，應該考慮調整方式，可以採取下面的辦法：第一，由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制定預案交由股東大會審議，未通過的方案經修改後如果大股東多次（比如規定三次為限）反對致使方案仍無法通過，則喪失該投票權，由其它股東決定；第二，在不設薪酬委員會的公司由董事會制定預案交由股東大會審議，但大股東（或前幾位大股東）不參加投票。總之，不能讓董事會同時擁有制定方案權和決定權，這樣才能相互制約、配合，權力配置才能平衡，才能維護獨立董事的獨立性。
7．以獨立董事的民事法律責任為重點，建立合理的約束機制
任何沒有監督的權力都是危險的，它可能導致權力的泛濫。獨立董事在監督公司董事會和經理層方面擁有較大的權力並不意味著它自己可以不須受到制約，所以，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中也應對獨立董事的行為有一定的約束。《指導意見》第七條第六款僅僅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以降低獨立董事正常履行職責可能引致的風險。」這或許是將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一視同仁，想按照一般董事的責任來約束獨立董事。但這兩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職權等方面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以完全同等的法律責任加以要求恐怕並不合適。
明確獨立董事特定的法律責任是必要的。潛在的法律責任的威脅，可以促使獨立董事投入相應的時間與精力勤勉盡職，更好地履行其經營、監管職能。 公司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但對於廣大投資者而言更有效的是獲得民事求償的救濟手段，包括對獨立董事追償。目前，我國更多地是採取由證監會行政處罰的方式對嚴重失職的獨立董事進行約束。但筆者認為，過多地採用行政處罰的方式十分不妥。因為：第一，面對數量龐大的上市公司證監會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所有公司的每一個獨立董事的執業行為進行監管，而投資者出於對自己利益的關心更能發揮監督的作用，這可以彌補行政監管力量的不足； 第二，即使是獨立董事未能盡職給公司和投資者造成了損失，也並非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預，過度干預有「越權」之嫌，是否需要追究責任更主要的是受損失當事人的權力，這是私權自治范圍，證監會沒有必要主動干預。另外，設立民事法律責任也要考慮到商業活動中始終存在的風險問題。這是經濟規律的復雜性決定的。在責任承擔方式上有些學者認為獨立董事應當和其它董事承擔連帶責任。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現實。獨立董事報酬微薄，一旦發生錯誤，卻要與獲利豐厚的其它董事一起承擔極其巨大的賠償，顯然不公平。而且，獨立董事中許多人並非象其他董事一樣是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他沒有能力承擔連帶責任。無法執行的法律是失敗的法律。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第一、應縮小獨立董事行政法律責任的適用范圍，將證券監管部門的處罰權嚴格限定在該范圍之內；第二、明確獨立董事的特定民事法律責任，只要獨立董事在正常的情況或條件下，按照其忠實、誠信、勤勉的義務行事，即使是決策錯誤也不應受到追究。
三、 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制度及解決的問題
1． 使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服務於獨立董事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證券市場的基石，也是獨立董事行使職權的前提條件。在與獨立董事制度的協調上主要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必須嚴格落實公司的經營管理層的信息披露義務，確保獨立董事的知情權。其中尤其要注意信息披露必須及時，不及時的信息沒有市場價值；有必要進一步擴大信息披露的范圍；還應強化信息披露不合法或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
第二，完善中介服務機構的信息披露義務，強化其法律責任，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使獨立董事能夠在信賴其披露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在整個信息披露機制中，中介服務機構的服務是一個核心環節，因為社會分工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完成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我們必須依賴其它專業機構作出的專業意見，一旦中介服務機構不能真實地報告信息，在整個市場中必然引起不良的連鎖反應。必須從政策、法律上不斷提高中介機構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透明度、公開化，嚴格規范其服務質量。
第三， 一些機構投資者或者公司經營管理層操縱股市、散布虛假信息等擾亂市場秩序的投機行為，應加大打擊力度，同時可以允許獨立董事更多地就一些非正常的信息披露發表獨立意見。
2． 逐步調整股權結構，推進獨立董事制度的發展
合理的股權結構是優化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英美國家引入獨立董事制度都是在公司經歷了股權革命以後發生的。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是產生「內部人控制」、中小股東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入獨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礙。雖然這一格局在短期內難以徹底改變，但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必須高度重視並逐步加以解決。
3. 培育公司治理文化和誠實信用的基礎環境
❿ 我國司法獨立是指法官和檢察官獨立嗎
一、司法獨立的概念
先看司法的定義，司法就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審判案件的專門活動。從西方理論上來看司法權就是審判權，也就只有審判機關即法院行使司法權，而我國司法權還包含有檢察權，本文暫且從司法權只包括審判權入手分析。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及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依據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司法權。司法獨立作為現代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西方三權分立的產物。17、18世紀針對封建君主大權獨攬，權利異常集中等現象，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三權分立的主張。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鳩認為，國家應該將立法、司法、行政分別由不同的機關行使。西方國家現行政治體制是以三權分立為基礎，司法獨立得到很好的運行。在我國，司法獨立原則在法律上被具體化為「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但這一原則在不同的時期表述並不相同。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誕生。它首次肯定了人民法院的獨立地位。該法第78條、第79條分別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1954年憲法所取得的法制建設成果付諸東流。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法院作為公安機關軍管會下屬的審判組織，根本就沒有獨立地位，司法獨立更是無從談及。而且，這一時期通過的1975年憲法也取消了「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規定。文革結束以後，國家著手恢復法制建設，但直到1982年，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才得以作為法律原則重新確立。1982年3月8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最先對這一原則進行了規定。接著，同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1982年憲法進一步將其上升為憲法原則。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與1954年憲法相比，1982年憲法的規定更為細致、具體，但同時也縮小了人民法院「獨立」的對象范圍。立法機關、檢察機關並不在人民法院「獨立」的對象范圍之列。因此在我國推行司法獨立是有憲法依據的。筆者以為司法獨立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一個法學理論，不具有意識形態和階級性。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只要想實現真正的法治，司法就必然走向獨立!
二、司法獨立的必要性
由於司法不具有獨立性，因此很多案子尤其是有重大影響力的典型案子，得不到法律的公正審理，也出現了很多冤假錯案，從建國後第一起刀下留人的安樂三死刑冤案，到文革時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慘遭迫害致死冤案，忠臣良帥彭德懷蒙冤案，女烈士張志新被殘忍割喉處死冤案，直至改革開放以來的佘祥林殺妻冤案，青年孫志剛被殘害致死冤案，河北聶樹斌強奸殺人執行死刑冤案，雲南滕興善沒有死者的殺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槍殺妻子冤案等等。無不滲透著另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震撼。中國還有很多令人發指的關系案，金錢案，人情案等等。還有很多打著維護大局的旗號，粗暴干預司法， 2010年7月17日，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波羅鎮山東煤礦和波羅鎮樊河村發生了群體性械鬥，這並非一起簡單的斗毆事件，發生在山坳里的這一事件，根源是礦權糾紛，導火索是一起久拖不決的「民告官」案。這起看似並不復雜的礦權糾紛案，經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執行，致使價值數億元的集體財產歸於個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對生效的判決，省國土資源廳召開「判決」性質的協調會，以會議決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決。糾紛最終導致矛盾激化，事態升級。這一切的悲劇都是司法不獨立導致的，因此完善我國的司法獨立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司法獨立的意義
1．從法的運行程序來看司法是最後一道程序，法所倡導與保護的價值都是通過司法來體現與確立的。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證。公正性是司法的精髓，也是司法的生命。沒有公正性，司法就不會有公信力，就不會有權威性。因此為了維護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必須保持獨立。
2．司法獨立還能保證司法的效率。司法也要講究效率，有句法律名言說的好：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而且高效的司法是對資源的有效利用，也節約了當事人的時間。遲遲不出結果的司法還會促使當事人放棄司法救濟，而轉向自力救濟。這樣法院司法的權威性、公信力會大打折扣。而司法獨立能很好的保證司法的效率。當然司法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要在遵循正當程序的基礎上追求效率。
3．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才能真正有效地約束行政權，就現在來看行政權受到的約束還有待加強，尤其是一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政府更是無法無天，以權壓法是常事。就拿拆遷來說，有幾個是真正為了公共利益而拆遷的，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也應該有法院來強制執行啊？現在我們的公民用生命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行政人員依然是置法律於不顧，貿然行事，造成一個個悲劇的發生。尤其在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下，行政權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其權錢交易更容易發生，所以急需一種權力來約束行政權，以維護社會的公正和多數人的利益。司法權的獨立能很好的約束行政權。司法權的獨立運行還能起到支撐中國憲政的作用。賀衛方教授曾做過撐起中國憲政的九大支柱的報告，司法獨立就是其一。憲政對一個國家長期健康持續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被證明正確了的。
四、完善司法獨立的方法
1．筆者以為司法獨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經濟獨立，也就是法院的運轉資金和法官的薪金需要單獨在預算中列出，而不是受困於行政部門。農村有句彥言：吃誰的飯，服誰的管。現在的司法機關的財產來源於行政部門，就會當然受到來自當地政府的壓力，民告官和涉及到當地政府利益之類的案子肯定得不到公正的審判。
2．法院組織獨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具體來說，第一，司法機關必須與行政機關相分離，司法不能隸屬於行政，行政不能領導和代替司法。第二，司法機關在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不受行政機關的干預。各級行政部門的領導不應干預司法審判事務，妨礙司法機關正常行使職權。第三，司法權必須保持統一，而不應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司法機關的經費來源、財政預算、法院院長確定及法官的人選等方面不應當由行政機關控制或由行政機關管理。
3．法官的獨立，法官是行使司法權的具體，每個案子必然由法官作出審判，因此法官獨立對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法律維護的價值也是從法官的判案中得以體現的。培根直言：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法官在法的運行過程中扮演著維護社會公正的最重要角色。因此我們應給法官獨立行使其權利以特權，如法官高薪制，這會保證法官不因別人的財產賄賂而作出有違法律，有違公正的判決。在一些地方法官薪酬太低，這就容易使他們為財枉法。既然法官享有一些特權，那法官的選聘就要嚴格把關。而且對於違反法律的法官還應從嚴處罰，不僅因為他們知法更重要的是他們違法對社會的危害性特大，造成的危害結果也要大於一般人。在推行司法獨立的過程中要保證法官素質，不僅有對法律條文的掌握，還要有其對法理的認識。完善我國司法獨立，應讓全國所有沒有司法考試證的法官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拿到證的才可繼續留任，如果不合格應進行學習，還不合格請下崗！讓類似於山西三盲院長的法官離開崗位。對於法官不能一次合格終生免檢，因為法律在不斷地發展進步，新的法條、解釋在不斷頒布，所以法官應不斷學習，對他們的考核也應是不斷進行的，比如可以每五年進行一次考核，但這個考核可以縮小范圍，刑庭的只考刑事的。如果沒有上述措施，司法的獨立會導致很壞的結果。因為在2002年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前，大批轉業軍人、黨政幹部、教師調入法院系統，他們經過短期的培訓後，即開展審理工作，但其業務水平不能適應案件審理的需要。對於現在法院里的審判委員會應予取消，因為這一委員會會造成審而不判，判而不審的壞局面，也嚴重影響法官的獨立性。
4．群眾基礎，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官本位」「金本位」的觀念根深蒂固，民眾普遍崇尚「青天」「明君」，很少相信法院判案的獨立性。公民對司法獨立既不信賴也不會去自覺維護，因此我們需要對司法獨立進行宣傳，培養公民對司法的信任，對司法獨立的認可與維護。
5．完善律師制度，江平教授曾言：律師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標志，律師興則國家興——只有律師制度發達了，國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夠更加完善，律師制度的成敗關乎國家的興亡。現在律師用當事人的錢賄賂法官，法官用手中的權力為律師謀利益的現象很常見，這就必然導致司法的腐敗。其實這一結果的發生雙方都抱怨，法院說這是律師勾引法院，律師說法官掌握司法權不走後門沒辦法。我認為律師的抱怨應引起我們的重視，也就是律師的地位確實太低，在法官與檢察官面前確實是弱勢群體。律師制度的完善對於司法權的監督效果會很好的，這也回答了司法獨立後無人監督的疑問。
結束語：在我國憲法中也作了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的規定，但現實卻是檢察機關掌有很少的獨立權。最高檢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佔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檢察機關不敢抗訴的很大原因在於其沒有獨立權！而且我國的檢察機關掌握著批捕權，也就是只要檢察機關認為證據不夠充分，就可以不予批捕。這樣的話佘祥林式、趙作海式悲劇就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