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年
Ⅰ 為什麼說中國法治有4000年的歷史
中國的法制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開始，經過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發展，以歷史悠久、沿革清晰、內容豐富、資料充實著稱於世。
最早記載中國法制內容的是夏、商、周：時期的古籍《尚書》。最先使用「法制」一詞的是春秋時期的史籍《左傳》和《國語》。
中國法律起源於傳說時代，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徑有二：一是自黃帝時便日益頻繁的部落戰爭，導致了「刑」的出現，即古人所言「刑出於兵」。這種以軍事首長權威為後盾的「法」是後世刑律之源。二是部落時期的庄嚴的祭禮導致了「禮」的形成與發展。這種以神權為後盾的「法」，其內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國家的典章、家族的規約、民間的習俗，也包括了人們對法的價值的追求，是中國古代法的精神與核心之所在。
中國法律在形成時，特色已然形成。源於戰爭的刑，格外重視法的威懾力，手段也極為殘酷；源於祭祀的禮，則帶有濃厚的血緣親情，手段也較為溫和，融殘忍與溫情為一體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夏代法制
法律和國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國家就要有法律。伴隨著夏王朝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夏朝奴隸製法律也就應運而生了。夏朝法律制度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與軍事活動有關，與刑罰有著密切的聯系。古代有「刑起於兵」和「兵刑同制」之說。「刑起於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說法律的起源與戰爭有關。「
習慣法為主要法律形式，出現了制定法，「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法律制度「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是中國最早的奴隸製法，基本內容如下：
（－）墨、劓、臏、宮、大辟五刑
（二）刑事法律規范
夏刑三千條，因史料缺乏，已難考證，只從片斷記載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
1．「昏、墨、賊」。《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雲：昏、墨、賊，殺。」昏是「惡而掠美」，墨是「貪以敗官」，賊是「殺人不忌」。即搶劫罪、貪污罪、故意殺人罪，昏、墨、賦三罪，都依法當殺。
2．不孝罪。《學經•五刑章》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夏朝是早期奴隸制國家，民族血緣觀念還相當濃厚，崇拜祖先神是人們共同遵守的重要習俗。而提倡孝道的根本用意是忠君。在奴隸主階級看來，不孝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的安定。不忠會危及奴隸主階級政權的鞏固。所以，不孝罪也是處死刑。
3．「威悔五行，怠棄三正」。《尚書•甘暫》記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這是夏啟在甘地發兵時宣布有扈氏犯的兩條大罪。鄭玄註：「五刑，四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所謂「四時」，指春、夏、秋、冬，作泛指天意解釋。所謂「威德」，指美好的品德，意思是啟是有道之國君，執掌朝政乃是上天之意，有扈氏暴亂反對啟，就是不敬天命。「正」古代稱官為正。「三正」即三孤。（其正職稱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副職稱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怠棄」，即怠慢放棄，不服從的意思。不服從夏啟的官吏，就是不從王命。「威侮五行」，就是有扈氏犯了不敬罪和謀逆罪，故「天用剿絕其命。」
4．「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說：*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就是根據歷象之法，對四時節氣，弦、望、晦、溯之計算對節氣進行簡單的講解。孔子說：禹「致孝乎鬼神」、「盡力平溝洫」。即夏代崇拜鬼神和重視農業生產。祭祀鬼神和農田耕種都要求准確地掌握時辰、季節和氣象的變化，早於天時或者晚於天時，都殺無赦。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關於徵收田賦和奪貢的法令。《左傳•哀公七年》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這說明夏朝對被征服的遠方氏族部落的稅收，是採取掠奪貢物的辦法。據《禹貢》記載，夏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實行「咸則王壤，成賦中邦。」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為上中下三等，再按等和收成徵收貢賦。《孟子•滕文公》有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記載。
2．關於保護森林和水產資源的法令。據《逸周書》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就是春天禁止上山砍伐樹木，夏天禁止到湖泊捕撈魚鱉，保護森林，保護水產資源。
3．婚姻與繼承製度。從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里，詳細排列的夏氏家族的血緣世系，充分表明了夏朝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王位世襲制。
（四）軍事法律規范
《尚書•甘誓》記載著啟伐有扈氏時的軍令：「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本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用厚賞重罰激勵和強迫作戰者，服從命令，勇敢殺敵行軍打仗，執行任務時，要求步調一致，嚴守紀律，足見其軍法十分森嚴。
（五）刑事政策和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皋陶曾對舜說：「帝德罔愆（QIANG過失），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弗及嗣，賞延於世，宥（YOU）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震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謂「罰弗及嗣」。即罪責自負施用刑罰僅限本人，不株連子孫。「賞延於世」，賞功要世代不遺。「宥過無大」，過失犯罪，罪雖大，後果嚴重，也可寬宥，從輕處罰。「刑故無小」，故意犯罪，罪雖小，後果不重，也要處刑，不得寬免。「罪疑惟輕」，犯罪事實不清，凡有疑問的，處刑要從輕。「功疑惟重」，對有功者，雖有疑問，也要重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寧肯不按常規辦事，也不能錯殺無罪的人。又據《尚書•胤征》記載，胤侯出征羲和時，對其部眾說。「奸厥渠魁，脅不罔問。」意思是滅其首罪，脅從不問。這些刑事政策和原則，體現了區別對待和謹慎用刑的思想，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夏朝作為早期奴隸制社會，階級斗爭尚不甚尖銳的特點，對於後世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六）贖刑
贖刑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贖罪與賠償，最早見於古籍的是《尚書•舜典》記載的「金作贖刑」，即以銅贖罪。《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引》引《尚書大傳》說：「夏後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撰同，六兩為一饌。《路史•後記》也說。「夏後氏罪疑惟輕，死者千饌*，中罪五百，下罪二百。」《尚書•呂刑•書序》說：「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即西周穆王命令呂候多照夏代的贖刑。制定西周的贖刑。既然是「訓夏贖刑」，就說明夏朝已經有了贖刑，並為後世所沿用。
商代的法律制度
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權法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用「天討」與「天罰」來證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加強其威懾力.
主要法律：《湯刑》、《官刑》、「民居」之法、車服之令。
西周法律制度
(一)西周時期法律概況（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0年）
1．法律指導思想
西周法制的指導思想是在夏、商兩代「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理論。它除了繼續強調天命外，還對統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明德慎罰」實際上就是強調將道德教化與刑罰相結合，即統治者首先要用道德教化去感化民眾，使天下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審慎、寬緩。
2．宗法制度
西周建立起了完整的、以掌握國家和社會最高權力的周天子為核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的、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統治為目的的「宗法制度」。其特徵是：（1）嫡長子繼承；（2）小宗服從大宗、諸弟服從長兄；（3）各級諸侯王、卿大夫和士既是一種家族組織，又各自構成一級國家政權，「家國同構」。
3．法律形式
（1）經「周公制禮」後，「禮」成為法律規范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2）周穆王制定了「呂刑」，又稱「甫刑」；（3）「九刑」是史料中記載的周朝的較完整的刑書，是定罪科刑的依據；（4）「遺訓」及「殷彝」等前代、先王留下的規則、習慣。
(二)禮與刑的關系
1．「禮」的淵源與發展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夏商時代已經存在作為言行規范的「禮」，西周初年「周公制禮」，形成一個龐大的「禮治」體系。夏、商、周的禮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2．周禮的性質
周禮具備現代社會關於「法」的構成要素所必需的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具有法的性質，在國家及社會的行政、司法、宗教、教育、倫理道德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發揮著廣泛的調節作用。
3．禮與刑的關系
「禮」與刑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范。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
4．「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這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一項法律原則。「禮不下庶人」並非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而是強調「禮」是有等級、有差別的，不同等級之間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也並非說大夫以上貴族的犯罪絕對不會適用刑罰，而是指其在一般情況下會受到程度不同的優待。
(三)刑事法律制度
1．主要罪名
(1)不孝不友；(2)犯王命；(3)放弒其君；(4)殺越人於貨；(5)群飲；(6)違背盟誓；(7)失農時。
2．主要刑罰
(1)主體刑罰體系仍為夏、商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2)「圜土之制」：限制受刑人的自由於監獄之內並使之服勞役，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3)「嘉石之制」：將輕微犯罪的人束縛手腳，坐於「嘉石」之上思索，然後在司空的管轄下勞役一段時間後釋放，是一種早期的拘役管制刑；(4)贖刑：用一定數量的財物來折抵刑罰，周穆王呂侯進行法律改革後完備；(5)流刑：大多數時候僅適用於少數上層貴族。
3．主要刑法原則
(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3)罪疑從輕、從赦；(4)寬嚴適中。
4．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即根據具體政治情況、社會環境等因素決定刑罰的寬嚴輕重，其標準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四)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制度
(1)土地和臣民都屬周王所有，其它一些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包括作為物產的奴隸均屬私有。西周中後期出現土地的私人所有權；(2)西周已有「債」的稱謂，出現了因契約和因侵權以及損害賠償而產生的債，(3)民事契約有「質劑」、「傅別」兩種，前者用於買賣關系，後者用於借貸關系。
2．婚姻制度
(1)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遵循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3)解除婚姻的條件與限制：「七出三不去」，決定權掌握在男方家長手中。
3．繼承製度
實行嫡長子繼承的宗祧繼承製度，主要是身份和地位的繼承，財產繼承附屬於內。嫡長子繼承對整個家族的統治，包括對其成員的領導權與其財產的支配權。
(五)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周王掌握最高審判權與裁決權；(2)中央司法官員為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屬官為小司寇；(3)各級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2．主要訴訟制度
(1)區分民事為「訟」，刑事為「獄」；(2)以當事人或受害人自訴為主，繳納「束矢」、「鈞金」作為訴訟費，限制子告父、卑下告尊長；(3)以「五聽」審案：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4)重視圖比、傅別、約劑及盟誓等證據；(5)建立「讀鞫」、「乞鞫」制度，判決當眾宣布，當事人可以要求重審；(6)嚴懲司法官員的「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法律制度的變化
1．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1)鐵制農具得到應用，牛耕出現，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井田制遭到破壞；(2)郡縣製取代分封制；(3)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制開始加速衰落。
2．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動
(1)各國立法：公元前621年，晉國執政趙盾(趙宣子)制事典，新興地主階級用其作為鎮壓舊貴族的工具，公元前513年，晉國的大臣趙鞅、荀寅將其鑄在鐵鼎上，公之於眾；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爭論：鄭國子產鑄刑書，遭到以叔向為代表的晉國舊貴族的反對；晉國趙鞅、荀寅鑄刑鼎時，遭到孔丘的強烈反對。
3．成文法公布的意義
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隸主舊貴族的特權，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壁壘，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建立。它標志著奴隸製法制的瓦解、封建製法制的建立，成為秦漢以降歷代封建法制的濫觴。它有利於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進步，為中華法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戰國時期法律的發展
1．各國的變法與立法運動
(1)魏國李悝的新政：盡地力之教；善平糴；制定《法經》；(2)商鞅相秦後，分別於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進行變法，是戰國時期各國最徹底的變法；(3)楚國吳起的變法：逐漸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明法審令」，推行法治。
2．立法指導思想
(1)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一斷於法；(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3)輕罪重刑。
(三)李悝的《法經》
1．《法經》的主要內容
(1)《法經》分列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法典體系初備；(2)明確宣布「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打擊重點直指反抗專制統治的行為；(3)保護君主專制，維護等級特權。
2．《法經》的歷史意義
《法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它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對後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建立了後來歷代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模式，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之一。
(四)商鞅變法
1．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1)改法為律，明法重刑；(2)取消分封制，建立郡縣制；(3)廢除井田制，確立土地私有；(4)獎勵軍功，獎勵耕織；(5)獎勵告奸，什伍連坐；(6)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
2．商鞅變法的意義
商鞅變法，使秦國大治，推動了秦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為秦國打敗其他各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奠定了基礎。
秦代法律制度
(一)統一後的秦代法制（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由於秦王朝存續時間非常短，再加上史料的限制，我們研究秦代法制，還必須綜合秦統一之前的秦國法制情況。
秦代法制的指導思想其一是法家傳統的重刑主義理論（法網嚴密、輕罪重罰）；其二是統一法律（「法令由一統」）。秦代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實行一統。在政治體制上，秦代在中央設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設諸卿，各司其職；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在經濟方面，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統一文字。
1．秦代主要法律形式
(1)律：即法律條文，是國家正式制定、頒布的成文法典。(2)令：是皇帝針對一時之事而以命令形式發布的法律文件。(3)式：即程式、格式。秦簡中有《封診式》，是關於案件的調查、勘驗及審訊等程序的司法規則和文書程式。(4)法律答問：是官方以答問形式對秦律律文所作的有效解釋，它也是當時司法審判的參考依據。本章絕大部分案例即抽取自秦簡中的《法律答問》。(5)法律文告：是秦代各級官吏在其職權范圍內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但其效力通常僅限於發布者職權所轄的特定地區范圍之內。(6)程:即章程、規章，是對有關部門和具體事項的細則規定。(7)課：是關於檢驗、考核、督課工作人員的專門法規。(8)廷行事：是法庭的判例。秦簡《法律答問》中多有援引廷行事的例子，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律文之外可茲援引的審判依據。
2．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1)刑事法律
包括《法律答問》、《盜律》、《賊律》、《捕亡律》、《捕盜律》等。秦律規定的主要罪名有盜竊罪、賊殺傷罪、誹謗罪、不敬皇帝罪等等。秦代在刑罰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身體刑、勞役刑、恥辱刑、流放刑、身份刑在內的刑罰體系，對後世刑制有較大影響。
①罪名：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嚴的犯罪，如：賊盜、誹謗、妖言、不忠、謀反等。
危害統治秩序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投書、賊殺傷、斗殺傷等。
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如：偶語詩書、以古非今、妄言等。
侵犯封建所有權的犯罪，如：盜徙封、盜竊等。
逃避賦稅及徭役的犯罪，如：擅徙、匿戶、匿田、失期、乏徭等。
軍事上的犯罪，如：降敵、譽敵、不得、不能死等。
官員的職務犯罪，如：犯令、廢令、不勝任、不廉、不直、縱囚、失刑等。
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如：去夫亡、娶人亡妻、棄子逃嫁、棄妻不書、不孝等。
②刑罰：
生命刑，即死刑。秦代執行死刑的方式多達二十餘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族、坑、定殺、具五刑、車裂等等。
身體刑，即肉刑。秦代繼續沿用奴隸制時期的墨（黥）、劓、剕、宮、笞，並把肉刑與勞役刑結合起來使用，如黥劓城旦等等。
勞役刑，即強制犯人勞動的刑罰，相當於後世的徒刑。
財產刑又分為幾種：貲，是判處犯人繳納財物或以勞役作為抵償的刑罰；贖，是允許犯人以交納法定的財物代替已經判處的刑罰。
身份刑，是剝奪犯法者爵位、官職等政治身份的刑罰，其刑名有「奪爵」、「廢」等。
流放刑，在秦代稱為「遷」。
恥辱刑，在秦代主要指髡、耐等象徵肉刑的刑罰。「髡」是剃去頭發和鬢須，「耐」是只剃鬢須。恥辱刑也常常與勞役刑並用，如「耐為城旦」等等。
(2)關於職官管理方面的法律
秦簡中有大量涉及行政法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對於職官的管理，更是細密嚴格，它涉及到管理的任選、調用、考察等各個方面，如《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等。
(3)關於經濟方面的法律
關於農業和土地管理，見於《墾草令》、《田律》。
關於畜牧業與牛馬的管理，見於《廄苑律》、《牛羊課》。
關於手工業的管理，見於《工律》、《工人程》、《均工律》。
關於糧草與府藏，見於《倉律》、《藏律》。
關於貨幣交易，見於《金布律》。
關於關市、貿易，見於《關市律》。
(4)關於軍事方面的法律
關於軍功與封爵的《軍爵律》、《中勞律》。
關於邊防時宜的《戍律》、《敦表律》。
(5)關於司法行政與刑獄方面的法律。這類法規見於《尉雜律》、《封診式》等。
（二）秦代司法制度基本健全
秦的司法官吏體系的建立，不僅表現在組織上配備了一套官吏，同時還表現在建立了一套偵查破案、審訊判決的訴訟制度。秦簡《封診式》中的「治獄」、「訊獄」指明了一般原則和其他式例。
2．主要訴訟制度
(1)訴訟的提出
秦代的訴訟案件一般分為以下兩種方式向司法機關告訴：
①官訴，即官吏糾舉，類似於現代的公訴。
②舉發，即個人向司法機關檢舉、控告，提出訴訟。
(2)案件的審理
主要包括原被告雙方到庭、訊問、調查、作審訊記錄等主要內容。
3．監獄管理制度
秦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的監獄管理制度。例如：對囚犯飲食、衣著的供應標准和服勞役辦法等等都有規定；還形成了一種利用輕罪刑徒來監領重罪刑徒的管理辦法。
4．監察制度
秦已創立御史之制，在中央以御史府（台）為官署，以御史大夫為官長，對地方則派遣監御史。
漢朝後，基本是在秦法的基礎上改進完善。
Ⅱ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Ⅲ 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賴小民受賄、貪污、重婚案這是金融領域一起觸目驚心的腐敗大案，賴小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原董事長，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貪污罪和重婚罪判處賴小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經司法機關最終認定，從2008至2018十年時間里，賴小民收受、索取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7.88億元，是迄今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職務犯罪案件中受賄數額最大的貪官。
賴小民不但受賄數額特別巨大，而且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具有主動向他人索取賄賂等多項依法從重情節，賴小民的絕大部分受賄行為發生在黨的十八大之後，屬於典型的不收斂、不收手，頂風作案，犯罪行為的社會影響特別惡劣。
為了滿足個人的貪欲，賴小民違背國家政策，參與一些明令禁止國有金融機構涉足的項目，最終導致一些巨額投資放債業務出現問題，資金難以收回，對國有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秩序造成嚴重侵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金融風險，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二、侵害英烈名譽、榮譽刑事第一案
中國西部邊陲，喀喇昆侖高原，2020年6月，外軍公然違背雙方協定，悍然越線挑釁。陸軍某邊防團團長祁發寶帶領幾名官兵據理交涉，遭到了對方的暴力攻擊。面對數倍於己的外軍，祁發寶和戰友們與對方展開殊死搏鬥，誓死捍衛祖國領土主權，祁發寶身負重傷，營長陳紅軍以及戰士陳祥榕、肖思遠、王焯冉英勇犧牲、以身殉國。
2月20日，網名「辣筆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對於此類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責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專門增設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標志著我國在英雄烈士名譽、榮譽保護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個層級的規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筆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設立後的全國首案。
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刑庭庭長 楊浩：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人民群眾對於這個行為的反應非常強烈，可謂是群情激憤，我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犯罪構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
一個電話、一條簡訊，或冒充客服退貨退款、或冒充公檢法人員威嚇哄騙、一次「中獎」帶來了一連串陷阱、甜言蜜語背後暗藏著凶險的「殺豬盤」，近年來，電信網路詐騙套路層出不窮，屢打不絕。電詐「毒瘤」、民之公敵；鏟除公害，民之所盼。
猛葯去痾、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審判的從嚴從重、依法嚴懲，有力震懾了電信網路詐騙犯罪，彰顯了司法為民、除「騙」務盡的立場與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這是一起讓人不忍重提卻又難以釋懷的侵害未成年人兇案。廣西欽州靈山縣小學生楊曉燕，遇害時年僅10歲，人們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曉燕獨自在家附近售賣百香果，正當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雙邪惡的眼睛盯住了曉燕。
案發第二天，面對警方的詢問，楊光毅拒不承認自己作案。案發兩天後，楊光毅在其父親的陪同下到靈山縣公安局伯勞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欽州中院以強奸罪一審判處楊光毅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楊光毅不服，提出上訴。2020年3月25日，廣西高院作出二審判決，改判楊光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依據是楊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從輕，改判死緩。
二審改判後，一石激起千層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發公眾熱議，如果惡魔可以因為自首而被法律寬恕，那如何依法保護未成年人？
楊家共有五個孩子，曉燕的父親在她一歲時因見義勇為離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親打零工勉強支撐，喪女之痛與改判結果，讓曉燕的母親無法接受，於是委託律師向廣西高院提起申訴。
正義不可缺席，罪刑終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楊光毅強奸一案調卷審查，經過近6個月的依法審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指令廣西高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原審被告人楊光毅犯罪動機卑劣，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後果特別嚴重，既違國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雖有自首情節，不足以對其從寬處罰。
五、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葯業貨幣資金造假的文章出現在網上，康美葯業股票當天盤中觸及跌停，之後連續三天跌停，市值腰斬，數萬名股民血本無歸、欲哭無淚。
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是證券市場的一顆「毒瘤」，嚴重傷害廣大股民的合法權益，危及市場秩序和金融穩定發展。此前，對於此類行為的行政處罰只能處以幾十萬的頂格罰款，如此惡劣的造假，違法成本卻極低。
但公正不會一直缺席，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財務造假者自己終於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1年11月12日，隨著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的法槌敲響，長達近三年的康美葯業財務造假案當庭宣判，康美葯業等相關被告承擔投資者損失總金額約24.59億元，賠償金額之高創下了國內A股市場同類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險」適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當時70歲的宋某與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園內進行羽毛球三對三比賽，激烈較量當中，周某殺球進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舉拍，防守未果，當場被羽毛球擊中了右眼。
2021年1月1日，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實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這是民法典中「自甘風險」原則首次在庭審實踐中應用，成了公眾高度關注的焦點。
法院經審理認為，宋某自願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對抗性競技比賽，應認定為「自甘風險」的行為，當庭判決，駁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民法典實施一年來，一個個紙面上的法律走進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規范與行為准則，腹中的胎兒是否有繼承權、高空拋物受害者如何維權、見義勇為是否會被訛詐，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彰顯了民法典「民」字當頭，以民為本，正在成為「百姓生活的網路全書」。
七、「人臉識別」第一案
「掃碼」與「刷臉」現在已經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態。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費1360元，購買了一張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暢游365天」的雙人卡，並確定以指紋識別方式入園游覽。同年10月，園方將指紋識別升級為「刷臉」入園，並要求用戶錄入人臉信息，否則將無法入園。「刷臉」認證在大多數人看來就是對著手機點點頭、眨眨眼的事兒，但郭兵認為人臉信息屬於高度敏感個人隱私，野生動物世界無權採集，不接受人臉識別，要求園方退卡。園方則認為，從指紋識別升級為人臉識別，是為了提高效率。雙方協商無果，郭兵一紙訴狀將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2021年4月9日，備受關注的「人臉識別第一案」二審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動物世界賠償郭兵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1038元；刪除郭兵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徵信息，以及指紋識別信息；並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履行完畢。
杭州市中級法院主審法官韓聖超：法院是旗幟鮮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費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經營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而且必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
八、吳春紅申請再審無罪賠償案
2020年4月1日是吳春紅永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被宣告無罪釋放，從開始被羈押服刑到重獲自由之身，已經過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權縣兩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傷，同村村民吳春紅被認定為兇手。在此後的三年時間里，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吳春紅死緩，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開庭判處吳春紅無期徒刑，從此，吳春紅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訴的漫漫長路。
沉冤昭雪，無罪歸來，盡管無妄的牢獄之災已經結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個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為了吳春紅難以癒合的創傷。2020年6月，吳春紅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書》，決定賠償吳春紅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94萬余元，精神損害撫慰金68萬元，並向吳春紅賠禮道歉。
吳春紅認為賠償金額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復議書。在冤錯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傷害來自精神損害，在中國法治進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現會為前路標注下鮮明的路標。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賠25號國家賠償決定，將原來的68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提高至120萬元。
九、種子套牌侵權糾紛案
種子是農業的「晶元」，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事關農業科技自立自強。黨總書記強調，要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
金地公司認為親耕田公司的行為構成侵權，向法院訴請判令親耕田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300萬元。親耕田公司稱其僅是向種子供需雙方提供自留種子信息，由供需雙方自行交易，並未銷售被訴侵權「金粳 818」稻種。
親耕田公司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應認定親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組織者、決策者，構成銷售侵權，對一審法院認定的幫助侵權予以糾正。親耕田公司未獲得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違法銷售「白皮袋」種子，侵權行為情節嚴重，一審法院按照賠償基數的二倍適用懲罰性賠償正確，故判令駁回上訴
Ⅳ 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快車道是什麼時候
黨的十四大以後，國家的法制建設進入「快車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此後，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當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6年2月，江澤民在黨中央舉辦的法制講座上發表講話，把此前「以法治國」的提法改為「依法治國」，指出依法治國是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
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的目標由「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由「法制」到「法治」，雖一字之別，卻包含著不同的實質意義。「法制」只是法治的內容與形式之一，而「法治」則是治國理政的方式與方略。這樣，依法治國就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正式確立下來。
為貫徹這一基本方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把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作為首要任務，制定立法法，修改婚姻法等，頒布實施證券法、合同法等一批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適應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及時修改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多個與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
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這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成果，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Ⅳ 中國法制歷史經過了多少年沒有中斷的發展過程
中國是在世界上法制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如果從夏朝算起來，已經版有了4000多年的法制文明的歷史，權就法律的歷史而言，不僅是經歷了4000多年的發展歷史的過程，而且一直沒有中斷過，中國法律的歷史從未中斷過，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其他文明古國，他們的法律歷史都曾經有過中斷，由於中國法律的歷史沒有中斷，而又經歷了4000多年發展的過程，所以它有著完整的系統性、完整性，還有內在的聯系性、嚴格的清晰性。
Ⅵ 中國自建國後，法治建設進程共計經歷了哪些階段
1、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勸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
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3、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4、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6)中國法治年擴展閱讀
在立法過程中，堅持發揚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時，通過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增強立法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
關系公眾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設立普遍的公民義務的法律、法規草案，還要在新聞媒體上全文公布，徵求全體人民的意見。法律、法規通過後，及時在各級人大及政府公報、政府網站、公眾媒體上公開刊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分別將物權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物業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向社會公布，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還就修改文物保護法、個人所得稅法等，召開論證會和聽證會。
Ⅶ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哪一年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在1996年2月8日提出。
從1996年1999年3月，是依法治國方略的正式提出階段。這一階段的「依法治國」是治國方式的根本轉變，不僅在黨的政治報告中確定下來，而且已載入憲法。
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一次舉辦法律知識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家福講授了《關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規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加強立法、司法、執法、普法工作。堅持改革、發展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繼續制定實施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
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規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加強立法、司法、執法、普法工作。堅持改革、發展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繼續制定實施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勝利召開。會議報告中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在治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田紀雲同志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對於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至此，「依法治國」這一治國基本方略，正式載入憲法，完成了從黨的主張向國家意志的轉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憲法地位的確立，進一步成為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循的根本准則。
Ⅷ 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傳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依法治國實踐的生動體現，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鮮活載體。個案的公正審判更是讓人民群眾切切實實感受到「抽象的法」無處不在，是一堂堂珍貴的法治公開課。1月22日，「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對外公布，獲評的十例案件用司法溫度凝結人民法院智慧，用司法力量回應社會公眾關切，用司法權威堅守法律紅線，用司法故事講述法治中國進程。這些「小縮影」蘊含著「大能量」，唱響了新征程中國法治聲音的新詩篇。
站穩人民立場，始終堅守為民初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每一個司法案例都是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情感紐帶。正義要以人民群眾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判決要經得起人民和時間的檢驗。「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侵害英烈名譽、榮譽刑事第一案」「吳春紅申請再審無罪賠償案」的公正審理，正是司法機關勇於亮劍，嚴明底線，回應人民群眾關心關切，回應社會公眾樸素的正義觀是非觀的有力體現。
順應時代新要求，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黨總書記指出，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理，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及時回應，主動擁抱新形勢、新任務，准確釋法說理，切實發揮「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關鍵作用。「人臉識別第一案」「民法典『自甘風險』適用第一案」的及時審理，順應了新時代要求，切實實現了人民群眾訴求有回應，需求有落實，期待有反饋，為全方位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牢記「國之大者」，服務大局步履堅實。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司法案件的公正審判，是中國新時代發展征程上濃墨重彩的一章。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判，主動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保障「美麗中國」建設行穩致遠。「賴小民貪污、受賄、重婚案」「『10.18』特大電信詐騙案」「種子套牌侵權糾紛案」「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第一案」「綠孔雀預防性保護公益訴訟案」的依法審理，凝聚起強大的司法力量和司法智慧，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讓人民群眾體會到穩穩的幸福。
點滴小案是新時代法治中國航行道路上的微微星光，是推動「中國號」巨輪巍巍前行的不竭動力。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溫度，群眾才能有信心、有遵循、有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應，人民司法要及時有力地介入社會熱點、痛點、難點，讓法治與人心同頻共振，共同唱響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春之贊歌。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朱琳
Ⅸ 關於新中國以來 我國的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
從無到有、從有到全
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最明顯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績。」談起新中國65年的法治進程，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說。
新中國的法治歷程，首先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頒布。5年後，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審議通過。
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國的法治再次啟程。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這一「依法治國」戰略的理論起點，直接催生了大規模的「立法潮」。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部重要法律頒布。之後，1982年新憲法的通過，則為新時期的中國法治打下了堅實基礎。
此後，《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破產法》等一批基礎法律的通過，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構築起了中國法治的框架，使改革開放逐漸「有法可依」。2011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國共有現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時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中。經歷了此前「打地基」、「架樑柱」式的基礎框架立法過程之後，現在的立法與修訂，更加註重食品安全、教育、環保等社會高度關注的立法薄弱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