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城管執法立法

㈠ 急求城管執法相關法律法規知識

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簡稱城管執法）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執法依據是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以及各城市頒布的地方性法規。職責：對市容環境衛生、城市規劃管理（無證違法建設處罰）、道路交通秩序（例如處罰攤販違法佔路）、工商行政管理（無照經營處罰）、市政管理、公用事業管理、城市節水管理、停車管理、園林綠化管理、環境保護管理、施工現場管理（含拆遷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車、黑導游等城市管理的各方面進行綜合行政執法，其中的城市市容市貌、佔道擺攤、亂搭亂建等影響市容的現象整頓治理由於經常引發社會矛盾而引起媒體關注和熱點報道。
因為城管執法涉及許多領域，因此相關法律法規也較多，另外各省市城管管理職能也有一些不同，各地出台了一些《條例》、《規定》、《實施細則》，這些往往是城管執法主要依據。
主要的相關法律法規包括：《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 、《國家賠償法》 以及各地涉及環境衛生、市容、市政等與城管職責相關《條例》。

㈡ 城管執法所依據的是哪部法律謝謝

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是：

1、城管其實是一個專門用來集中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處版罰的部門，他的權力來源權於其他部門的授權。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

3、國務院關於貫徹實施〈行政處罰法〉的通知》進一步明確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結合本地方實際提出調整行政處罰權的意見，報國務院批准後施行。

㈢ 城管執法。。。。

關於城管局的執法權問題。
執法主體有三種：法定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法定機關委託行政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
根據國發〔2002〕17號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各省政府是否給區市城管局授權應當有文件依據，即使授權，區城管局的單位性質為事業單位。不具備授權執法主體資格。

㈣ 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為什麼改怎麼改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城市建設速度不斷加快，市容市貌作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異，城市發展的成果給人們帶來了各種愉悅的體驗，但與之相伴生的諸多問題也困擾著城市管理者。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直接面對城市中最基層民眾，承擔著政府城市管理職能中最艱辛的版塊，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體系尚不完善，經常成為媒體負面關注的曝光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的出台，為深入推進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確定了原則、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關於城市管理與城管執法工作的重要文件。

城管人從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編辦、國務院法制辦於聯合召開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電視電話會議規定，會議明確規定了改革時間節點要求，即：「原則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出台具體方案，6月底前市、縣政府要拿出具體實施方案」基於此，各地躍躍欲試，但改革進程差強人意。截至7月上旬，僅四川涼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溫州等省市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的消息見諸報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見過粗過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見的嫌疑，如：《河北省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大量內容與中央文件重復規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台令人焦慮，筆者認為，要解決城管執法體制症結，在此次改革過程中，以下問題須高度關註：

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徑選擇問題

該問題可具體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層面：上層，立法先行VS基層，摸石頭過河。從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機關設置應堅持職權法定原則，沒有法定依據不得設立行政機關；沒有法定依據，行政機關不得自行放棄、擴大或轉移其職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不能自行設定，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活動。非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為；超出法律授權范圍，行政機關也不享有對有關事務的管理權，否則都屬於行政違法。行政機關作為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者，其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以立法的形式體現，因此，行政機關的認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通過立法方式予以規范。具體到行政機關的職權、職責，具體內容又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由行政法規作必要補充。

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李鉞鋒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綜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執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難題的根本路徑，可以構建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立法先行，才能為此次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二層面：上層，先行一步，標准明晰VS基層，自主嘗試，相互取經。《指導意見》和改革推進會明確了城管執法架構，但對城管部門機構設置、領導體制、服裝標志等細節未定論，至今未公布具體標准，國家《城市管理法》遲遲無法出台，今年以來各地改革進程不一，各地機構名稱莫衷一是，如：溫州將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更名為市綜合行政執法局、北京掛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員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遑論其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應當以法治化、規范化為切入點，著力解決阻礙制度有序運行的諸多問題。中央層面設置明確標准十分迫切。

筆者認為，自下而上則允許從地方至中央的改革模式尊重了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自主權，但此次改革是全國性的，如果頂層設計標准不明確，各地按照緊張的時間節點要求，先行先試，難免「忙中出錯」，出現不一致之處，既影響城管形象，有可能導致二次改革，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改革應以國家《城市管理法》和中央改革明細標准為起點，建立改革強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撐和可參照施行的樣本，自上而下實施，才有利於改革工作有序、徹底推進。中央應及時關注此問題，並盡快公布明確標准，自上而下引導改革進程。

二、管理與執法的關系問題

中央政策倡導推進市縣兩級政府城市管理領域大部門制改革，有條件的市和縣應當建立規劃、建設、管理一體化的行政管理體制，這種模式有助提高城市管理相關職責許可權協調配合的效率，但是不是全國所有城市都要進行管理和執法合一、整合一個部門的模式，

一體化是不是意味著新的城市管理職能集中於一個部門？筆者不敢苟同，若照此推論，必將推出荒唐結論：政府各職能部門「變身古代縣衙」，不必細分職責，則職能合一，一勞永逸，省去協調成本，解除相互推諉之虞。政府機構具有整體性，又因工作業務內容不同、職能的專業性，政府應按照一定的原則和序結成嚴密的系統，彼此之間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據《2015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鄭州市現有956.9萬人，市區總人口475.6萬人，建成區面積437.6平方公里，若按照《指導意見》匡定的管理職責和綜合執法權責事項要求，未來的城管執法行政執法（僅含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權責事項可能已超過900多項，若實施管理和執法合一的模式，在處罰基礎上加上龐雜的管理職能，未來的城管部門是不是顯得過於龐大？管理和執法兩方面會不會顧此失彼？部門工作效能會不會不降反升？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行政管理過程中，決策、執行、監督職能在政府與部門，或部門與部門之間配置不科學的問題眾多。重決策，輕執行；重製定政策，輕抓落實的現象比較突出，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會議貫徹會議，導致出現「決策空轉，人心渙散」的不和諧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要「優化政府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是當前完善權力結構、規范權力運行、防止權力濫用的客觀需要。要通過適當分解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使決策職能、執行職能、監督職能由不同部門相對獨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質的權力既相互制約、相互把關，又分工負責、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因此，要把人大、政府決策的事項落到實處，就必須有相應的政府部門去執行，各部門由過去的集決策、執行、監督於一身的機構，變為純粹的執行機構，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權力分散開來，防止各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馬懷德、王柱國在《城管執法的問題與挑戰》一文中認為「一體化是指城市管理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有效配合、監督制約到位的管理體制，

科學合理地劃分和清理城管綜合執法部門內部之間以及綜合執法部門與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管理許可權和范圍，避免職權交叉重疊現象和執法真空現象的出現」，筆者十分認同，是不是採取一體化？應充分允許地方政府實事求是，根據本地城市發展規模、程度而定，應考慮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向，絕非所有城市管理職能集於一身。

三、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的關系問題

實踐中，很多具備行政執法職能的政府部門多設置執法隊伍，執法隊伍行政隸屬關系方面作為該部門直屬機構，執法隊伍性質為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二者屬於外部上下級關系，並非內部隸屬關系，執法隊伍要履行該部門的行政執法職責，就必須履行行政委託程序。另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則是政府部門與機關科室內部上下級關系，機關科室不具備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資格，對外能直接以該部門名義作出。如：按照《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確認市本級行政強制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3〕1號）和《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公布法定行政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5〕34號）規定，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作為市級行政執法主體，具備城市管理方面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方面等職能，市級雖然是城管執法主體，卻缺少內部隸屬關系的執法隊伍，無法直接開展執法活動，不能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必須採取委託的方式進行。實踐中，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不得不委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監察支隊、市城區河道管理處、市政設施監理所等七個單位開展。受委託單位都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於2012年2月出版的《鄭州市行政機關執法職責綜覽》［2011版］（第三冊）對受委託執法單位進行列舉，環保、建設、房管等很多政府職能部門均採取這種模式開展具體執法工作。城管執法是不是要繼續復制這種模式呢？筆者認為，不能認為凡存在即合理。我們如果仔細探究設置城管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最初目的，就能得出否定答案，該制度是為解決多頭執法、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擾民和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國發〔2002〕17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應作為本級政府直接領導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部門，依法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部門職能配置時僅有執法職能，若不能以自己名義獨立地開展行政執法，反而要藉助第三方的執法力量開展城管執法，將背離《行政處罰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設計初衷，極易導致多頭執法、重復執法、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反彈。《行政強製法》第十七條第一款明確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託，若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為相互獨立的兩個機構，仍沿用委託執法的模式，城管執法行政強制權具體實施將無從談起。此次改革設置執行（執法）機構時，應盡量削減執行的層次和機構，構建扁平化政府行政機構，能由政府部門直接執行的，就不要或盡量不要設置二級機構。未來的執法隊伍應作為執法局內設隊伍，取消其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資格，既符合《行政處罰法》的精神，也能明確城管執法的單位性質，充實其行使行政強制權的資格條件，避免與《行政強製法》產生沖突。

四、執法隊員身份編制問題

之前，國辦發〔2000〕63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國發〔2002〕17號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採取考試、考核等辦法從有關部門和社會符合條件的人員中擇優錄用」，而《指導意見》僅規定「統籌解決好執法人員身份編制問題，在核定的行政編制數額內，具備條件的應當使用行政編制」過於原則，未明確要求執法隊員必須為公務員，要求有所降低，此種規定或許是出於「精兵簡政」的良好初衷，但行政執法任務若允許非公務員或非行政編制人員承擔，將可能為協管、臨時工執法創制「合法」前提。筆者認為，城市發展體量不斷擴大，在可預測的將來，城管執法的職責會更多、任務會更重，在城管隊伍人員編制限制的前提下，「協管人員數量不得超過在編人員」的目標十分困難，協管、臨時工執法問題很難根治。盡管《指導意見》這一原則規定考慮了各地行政編制限額的實際情況，但也應創造條件使用行政編制。基於這種目標，深圳、上海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鑒，《深圳市行政機關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辦法》（深府辦〔2015〕9號）、《2016年上海市公務員管理工作要點》（滬公局發〔2016〕16號）等明確、詳細地規定了城管執法隊員分類管理制度，進行了制度探索，在實踐中取得了效果，有必要推廣城市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優勢有三，一是符合《公務員法》規定。行政執法類公務員主要履行行政監管、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稽查等現場執法職責的工作特點，工作內容具備專業性、特殊性，設置行政執法類職位類別，配套針對性管理、考評體系，符合《公務員法》精神。二是實現控編目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控制機構編制的通知》（廳字〔2011〕22號）規定「各級黨政機關行政編制總額和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的各類專項編制員額都不得突破」，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是政府承諾、是硬指標，這並不等同於剝奪地方政府自主權，反而激勵地方政府在編制核定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城管執法部門工作性質以執法為主，若實施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便於壓縮不必要的管理、工勤等崗位。三是規范城管隊員管理。於相對人而言，行政執法多為損益性的，極易導致相對人不配合和負面評價，社會公眾測評卻是各地政府職能部門考核一項重要指標，但實際管理中因缺少這一類別，缺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專門考核辦法，測評時，城管執法部門與政府職能部門處在同一起跑線，考核成績往往處於末位。長此以往，城管隊伍的積極性將受到影響。明確和規范城管隊員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城管隊員身份關系的明確讓隊員執法資格問題塵埃落定，實現規范管理和制度約束，能解決基層執法部門公務員職業發展空間狹小、職務晉升困難等問題，激勵城管執法公務員更好地履職盡責。

㈤ 推動城市管理發展為什麼需要綜合執法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城市建設速度不斷加快，市容市貌作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異，城市發展的成果給人們帶來了各種愉悅的體驗，但與之相伴生的諸多問題也困擾著城市管理者。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直接面對城市中最基層民眾，承擔著政府城市管理職能中最艱辛的版塊，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體系尚不完善，經常成為媒體負面關注的曝光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的出台，為深入推進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確定了原則、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關於城市管理與城管執法工作的重要文件。城管人從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編、國務院法制於聯合召開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電視電話會議規定，會議明確規定了改革時間節點要求，即：「原則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出台具體方案，6月底前市、縣政府要拿出具體實施方案」基於此，各地躍躍欲試，但改革進程差強人意。截至7月上旬，僅四川涼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溫州等省市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的消息見諸報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見過粗過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見的嫌疑，如：《河北省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大量內容與中央文件重復規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台令人焦慮，筆者認為，要解決城管執法體制症結，在此次改革過程中，以下問題須高度關註：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徑選擇問題該問題可具體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層面：上層，立法先行VS基層，摸石頭過河。從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機關設置應堅持職權法定原則，沒有法定依據不得設立行政機關；沒有法定依據，行政機關不得自行放棄、擴大或轉移其職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不能自行設定，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活動。非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為；超出法律授權范圍，行政機關也不享有對有關事務的管理權，否則都屬於行政違法。行政機關作為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者，其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以立法的形式體現，因此，行政機關的認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通過立法方式予以規范。具體到行政機關的職權、職責，具體內容又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由行政法規作必要補充。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李鉞鋒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綜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執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難題的根本路徑，可以構建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立法先行，才能為此次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第二層面：上層，先行一步，標准明晰VS基層，自主嘗試，相互取經。《指導意見》和改革推進會明確了城管執法架構，但對城管部門機構設置、領導體制、服裝標志等細節未定論，至今未公布具體標准，國家《城市管理法》遲遲無法出台，今年以來各地改革進程不一，各地機構名稱莫衷一是，如：溫州將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更名為市綜合行政執法局、北京掛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員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遑論其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應當以法治化、規范化為切入點，著力解決阻礙制度有序運行的諸多問題。中央層面設置明確標准十分迫切。筆者認為，自下而上則允許從地方至中央的改革模式尊重了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自主權，但此次改革是全國性的，如果頂層設計標准不明確，各地按照緊張的時間節點要求，先行先試，難免「忙中出錯」，出現不一致之處，既影響城管形象，有可能導致二次改革，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改革應以國家《城市管理法》和中央改革明細標准為起點，建立改革強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撐和可參照施行的樣本，自上而下實施，才有利於改革工作有序、徹底推進。中央應及時關注此問題，並盡快公布明確標准，自上而下引導改革進程。二、管理與執法的關系問題中央政策倡導推進市縣兩級政府城市管理領域大部門制改革，有條件的市和縣應當建立規劃、建設、管理一體化的行政管理體制，這種模式有助提高城市管理相關職責許可權協調配合的效率，但是不是全國所有城市都要進行管理和執法合一、整合一個部門的模式，一體化是不是意味著新的城市管理職能集中於一個部門？筆者不敢苟同，若照此推論，必將推出荒唐結論：政府各職能部門「變身古代縣衙」，不必細分職責，則職能合一，一勞永逸，省去協調成本，解除相互推諉之虞。政府機構具有整體性，又因工作業務內容不同、職能的專業性，政府應按照一定的原則和序結成嚴密的系統，彼此之間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據《2015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鄭州市現有956.9萬人，市區總人口475.6萬人，建成區面積437.6平方公里，若按照《指導意見》匡定的管理職責和綜合執法權責事項要求，未來的城管執法行政執法（僅含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權責事項可能已超過900多項，若實施管理和執法合一的模式，在處罰基礎上加上龐雜的管理職能，未來的城管部門是不是顯得過於龐大？管理和執法兩方面會不會顧此失彼？部門工作效能會不會不降反升？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行政管理過程中，決策、執行、監督職能在政府與部門，或部門與部門之間配置不科學的問題眾多。重決策，輕執行；重製定政策，輕抓落實的現象比較突出，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會議貫徹會議，導致出現「決策空轉，人心渙散」的不和諧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要「優化政府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是當前完善權力結構、規范權力運行、防止權力濫用的客觀需要。要通過適當分解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使決策職能、執行職能、監督職能由不同部門相對獨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質的權力既相互制約、相互把關，又分工負責、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因此，要把人大、政府決策的事項落到實處，就必須有相應的政府部門去執行，各部門由過去的集決策、執行、監督於一身的機構，變為純粹的執行機構，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權力分散開來，防止各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馬懷德、王柱國在《城管執法的問題與挑戰》一文中認為「一體化是指城市管理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有效配合、監督制約到位的管理體制，科學合理地劃分和清理城管綜合執法部門內部之間以及綜合執法部門與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管理許可權和范圍，避免職權交叉重疊現象和執法真空現象的出現」，筆者十分認同，是不是採取一體化？應充分允許地方政府實事求是，根據本地城市發展規模、程度而定，應考慮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向，絕非所有城市管理職能集於一身。三、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的關系問題實踐中，很多具備行政執法職能的政府部門多設置執法隊伍，執法隊伍行政隸屬關系方面作為該部門直屬機構，執法隊伍性質為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二者屬於外部上下級關系，並非內部隸屬關系，執法隊伍要履行該部門的行政執法職責，就必須履行行政委託程序。另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則是政府部門與機關科室內部上下級關系，機關科室不具備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資格，對外能直接以該部門名義作出。如：按照《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確認市本級行政強制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3〕1號）和《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公布法定行政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5〕34號）規定，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作為市級行政執法主體，具備城市管理方面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方面等職能，市級雖然是城管執法主體，卻缺少內部隸屬關系的執法隊伍，無法直接開展執法活動，不能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必須採取委託的方式進行。實踐中，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不得不委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監察支隊、市城區河道管理處、市政設施監理所等七個單位開展。受委託單位都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公室於2012年2月出版的《鄭州市行政機關執法職責綜覽》［2011版］（第三冊）對受委託執法單位進行列舉，環保、建設、房管等很多政府職能部門均採取這種模式開展具體執法工作。城管執法是不是要繼續復制這種模式呢？筆者認為，不能認為凡存在即合理。我們如果仔細探究設置城管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最初目的，就能得出否定答案，該制度是為解決多頭執法、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擾民和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國發〔2002〕17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應作為本級政府直接領導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部門，依法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部門職能配置時僅有執法職能，若不能以自己名義獨立地開展行政執法，反而要藉助第三方的執法力量開展城管執法，將背離《行政處罰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設計初衷，極易導致多頭執法、重復執法、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反彈。《行政強製法》第十七條第一款明確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託，若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為相互獨立的兩個機構，仍沿用委託執法的模式，城管執法行政強制權具體實施將無從談起。此次改革設置執行（執法）機構時，應盡量削減執行的層次和機構，構建扁平化政府行政機構，能由政府部門直接執行的，就不要或盡量不要設置二級機構。未來的執法隊伍應作為執法局內設隊伍，取消其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資格，既符合《行政處罰法》的精神，也能明確城管執法的單位性質，充實其行使行政強制權的資格條件，避免與《行政強製法》產生沖突。四、執法隊員身份編制問題之前，國發〔2000〕63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國發〔2002〕17號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採取考試、考核等法從有關部門和社會符合條件的人員中擇優錄用」，而《指導意見》僅規定「統籌解決好執法人員身份編制問題，在核定的行政編制數額內，具備條件的應當使用行政編制」過於原則，未明確要求執法隊員必須為公務員，要求有所降低，此種規定或許是出於「精兵簡政」的良好初衷，但行政執法任務若允許非公務員或非行政編制人員承擔，將可能為協管、臨時工執法創制「合法」前提。筆者認為，城市發展體量不斷擴大，在可預測的將來，城管執法的職責會、任務會更重，在城管隊伍人員編制限制的前提下，「協管人員數量不得超過在編人員」的目標十分困難，協管、臨時工執法問題很難根治。盡管《指導意見》這一原則規定考慮了各地行政編制限額的實際情況，但也應創造條件使用行政編制。基於這種目標，深圳、上海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鑒，《深圳市行政機關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法》（深府〔2015〕9號）、《2016年上海市公務員管理工作要點》（滬公局發〔2016〕16號）等明確、詳細地規定了城管執法隊員分類管理制度，進行了制度探索，在實踐中取得了效果，有必要推廣城市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優勢有三，一是符合《公務員法》規定。行政執法類公務員主要履行行政監管、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稽查等現場執法職責的工作特點，工作內容具備專業性、特殊性，設置行政執法類職位類別，配套針對性管理、考評體系，符合《公務員法》精神。二是實現控編目的。《中共中央公廳國務院公廳關於嚴格控制機構編制的通知》（廳字〔2011〕22號）規定「各級黨政機關行政編制總額和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的各類專項編制員額都不得突破」，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是政府承諾、是硬指標，這並不等同於剝奪地方政府自主權，反而激勵地方政府在編制核定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城管執法部門工作性質以執法為主，若實施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便於壓縮不必要的管理、工勤等崗位。三是規范城管隊員管理。於相對人而言，行政執法多為損益性的，極易導致相對人不配合和負面評價，社會公眾測評卻是各地政府職能部門考核一項重要指標，但實際管理中因缺少這一類別，缺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專門考核法，測評時，城管執法部門與政府職能部門處在同一起跑線，考核成績往往處於末位。長此以往，城管隊伍的積極性將受到影響。明確和規范城管隊員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城管隊員身份關系的明確讓隊員執法資格問題塵埃落定，實現規范管理和制度約束，能解決基層執法部門公務員職業發展空間狹小、職務晉升困難等問題，激勵城管執法公務員更好地履職盡責。

㈥ 城管執法規范細則

法律分析：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規范城市管理執法行為，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法律依據：《城市管理執法行為規范》

第一條 為規范城市管理執法行為，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規范。

第二條 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從事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處罰等執法活動，應當遵守本規范。

第三條 城市管理執法應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行動指南，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堅持執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自覺接受監督。

第四條 城市管理執法人員應當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五條 城市管理執法人員應當愛崗敬業、恪盡職守、團結協作、勇於擔當、服從指揮，自覺維護城市管理執法隊伍的尊嚴和形象。

㈦ 2015年全國兩會會提全國城管執法立法嗎

這個還沒提出，目前城管還沒得到國家認可

㈧ 城管相關法律法規

法律分析：城市管理執法應當遵循以人為本、依法治理、源頭治理、權責一致、協調創新的原則，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國務院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城市管理執法的指導監督協調工作。

法律依據：《城市管理執法辦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城市管理執法工作，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維護城市管理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行政處罰法、行政強製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城市、縣人民政府所在地鎮建成區內的城市管理執法活動以及執法監督活動，適用本辦法。本辦法所稱城市管理執法，是指城市管理執法主管部門在城市管理領域根據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履行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行政執法職責的行為。

㈨ 擬規定城管執法人員不得做什麼事情

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聽取和審議了《陝西省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共六章五十條，重點規范了執法許可權和范圍、執法規范、執法協作、執法監督等內容。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有權對違反城市管理的行為進行勸阻、舉報。

不得使用截留損毀

或擅自處分查封扣押物品

《條例（草案）》規定，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主管部門實施查封、扣押，應當遵守法律、法規規定的條件、程序和期限。對查封、扣押的物品，應妥善保管，依法作出處理，不得使用、截留、損毀和擅自處分；屬非法物品的，移送有關部門處理。

對鮮活物品或者其他不宜保管的物品，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主管部門可以留存證據後依法進行拍賣、變賣或者妥善處理。

在執法規范方面，《條例（草案）》分別就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主管部門的執法信息公開，執法人員從事執法活動儀容儀表、語言行為規范和執法資格等作了規定。其中明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人員從事執法活動，應當著統一制式服裝，配戴統一標志標識，做到儀容嚴整、舉止端莊、語言文明、行為規范；執法人員應具有法律法規規定的執法資格；從事執法活動時，應向當事人出示「陝西省行政執法證」。

協管人員不得從事

具體行政執法工作

對近年來在城市管理中社會關注度較高的協管人員的身份問題，《條例（草案）》對地方政府在協管人員的招錄使用、從事執法輔助事務以及超越輔助事務所產生的法律責任等作了規定。其中明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可以根據實際工作需要，採取招標或者勞務派遣等形式適當配置城市管理執法協管人員，並建立健全協管人員照片、管理、獎懲、退出等制度，協管人員數量不得超過在編人員，並應當隨執法體制改革逐步減少。

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協管人員不得從事具體行政執法工作。協管人員培訓後，可以配合執法人員從事宣傳教育、巡查檢查、信息收集、違法行為勸阻等輔助性事務。

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協管人員從事執法輔助性事務以及超越輔助性事務產生的法律後果，由本級城市綜合執法主管部門承擔。

犯法的人還是應該嚴厲執行。

消息來自鳳凰網，

㈩ 城管的執法依據是什麼

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是：

1、城管其實是一個專門用來集中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處罰的部門，他的權力來源於其他部門的授權。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

3、國務院關於貫徹實施〈行政處罰法〉的通知》進一步明確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結合本地方實際提出調整行政處罰權的意見，報國務院批准後施行。